赵国与支那

作者: 王药师

万宝之争:门口的野蛮人,背后的赵家人;快播案:只准赵王梦雪,不许百姓撸管;铜锣湾书店事件:同一个赵国,同一个噩梦;台湾大选:票投赵家代理党,台湾明天变香港……自从鲁迅笔下《阿Q正传》中那一句“你也配姓赵”被有心的网民重新打捞出来,并赋予时代新意后,赵家人、赵王、赵国,一连串与“赵”有关的新词陆续被创造,并广泛运用到对各类时事的评论中。

甚至,北外的乔木老师,也就是著名的“赵三篇”的作者,最近还在网上发起了“赵学研究会”。继汉学(Sinology)和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之后,赵学(Zhaology)似乎正在迅速崛起为社会政治领域一门“显学”。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过,“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来想象的。其实,国家何尝不是这样,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阶层、贫富、族群的差异被一个共同的“中国人”的标签和概念所掩盖,让人无从否定也没法反驳。除非你像部分台湾人或香港人那样,彻底否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问题是,台湾人、香港人之所以能够较为容易,且相对彻底地实现与中国,确切地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切割,首先是因为其在地理上处于中国本部的边陲,易于脱离母体自立。但对于身处大陆的民众来说,这种切割无论在哪个层面上都无法做到。虽然也有人不断撰文,试图从国家与政权的关系和差别的角度加以厘清,但这种论说毕竟过于学理化,并非人人都搞得明白。

这时候,赵国、赵家人等词的横空出世,几乎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实现了对国家内部不同阶层群体在概念修辞上的纵向区分,以聊聊二三字刻画了权贵与百姓泾渭分明之界限、不可逾越之鸿沟以及无法调节之矛盾。但历史地来看,这种智慧并不仅仅属于今天的中国网民,早在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先辈就曾使用过类似的指代称呼,那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支那”。

今天的中国人,听到“支那”这个词或许都会有种本能的反感,觉得它是日本右翼对中国人的蔑称。殊不知,晚清时期的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革命家,对于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不但不生气,还纷纷效仿。

这一方面是因为,“支那”一词最初其实源自梵文对“秦”的音译,本意为“统一、强大”,到了佛经中更多了“文明、睿智”的褒义成分。即便在被引入日本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支那”也是作为对中国汉人的尊敬被使用;另一方面,由于视满清政权为异族统治,许多革命党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转而藉用日本式叫法称中国为“支那”,自己则是“支那人”。

比如,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这里的“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甚至就连立宪派的梁启超,也曾用过“支那少年”为笔名。而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十九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更赋诗自况:“若论女子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在这里,革命者通过“支那”这个词,成功地确立起与“他者”(清国)相对立的“自我”,从而解构掉了清廷一元化的“国家叙事”,为后来的排满革命扫清了概念上的障碍。相比较而言,赵国、赵家人等词汇在解释和限定功能上还只完成了一半,即定义了他者,却没能回答“我们是谁”。如何建立起相对于赵国、赵家人的“二元叙事”,或许是下一步“赵学研究会”应该思考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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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
    2016年1月11日09:39 | #1

    台湾大选:票投赵家代理党,台湾明天变香港……

    支持蔡英文!
    蔡英文冻蒜!

  2. 匿名
    2016年1月11日09:43 | #2

    台灣應從美國學什麼?

    再有五天,台灣將舉行總統大選和立院改選,根據各方資訊和民調,國民黨不僅輸掉總統府,甚至可能失去立法院多數。台灣將首次出現綠營掌控府院的政治局面。

    那麼台灣下一步會怎樣走?是不是應該成為一個正常的獨立國家?

    美國是全球唯一超強,這個國家的歷史,對台灣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尤其是1776年美國獨立時走的“五步模式”,幾乎是一種導引:

    第一,獨立建國。

    當年只有兩百多萬人,且武力單薄的美國,面對強盛的大英帝國,勇敢地站起來,要獨立建國。他們不惜拿起武器,為爭取做人的尊嚴,打了一場獨立戰爭。經過那些目標清晰,理念堅定,勇敢熱情、不懈地爭取獨立的殖民地人民的奮鬥,最后美國結束了和英國的隸屬關係,建成了一個新的國家。因此七月四日成為美國的國慶日,美國人更喜歡叫它“獨立日”。

    第二,制定新憲法。

    在宣布獨立之后11年,美國各州的代表,經過慎密的探討,制定了一部體現人民意志、人民願望、人民主權原則,非常“合身合用”的新憲法。正是由于這部新憲法,美國人有了飄逸出自由精神的星條旗,而不是台灣這種黨國一體的國旗;正是由于有了這部新憲法,美國人后來才有了洋溢著愛國情懷、為獨立自由而驕傲的國歌,而不是台灣這種“吾黨所宗”的國歌。美國二百年來,沒有政變,沒有街頭列寧,這部被世界上無數思想家推崇的偉大憲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有了這個堅固的地基,才有了美國后來聳立世界之林的偉岸輝煌。

    第三,不接受一國兩制。

    美國獨立將近一百年后,爆發了南北戰爭。那個時候,也有人提出一國兩制,即保持美國是一個國家,但南方和北方實行兩種制度:林肯總統領導的北方,廢除奴隸制;南方則繼續保持白人莊園主對黑人的奴役。但一國兩制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一個國家只能有一種制度,否則就是兩個國家。最后,美國人又用一場南北戰爭,使美國實行了一國一制,即統一在民主自由的價值之下。

    第四,本土化和民主化。

    美國獨立建國后,雖然使用的還是英國的英語,奉行的主要是英國的文化傳統,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全方位地立足本土,發展出一套成為世界楷模的美國精神。這就像今天86%新加坡人說北京話,但並不妨礙新加坡是獨立國家,那裡的人民視自己是“新加坡人”。而且,推行了本土化的美國,不僅沒有拒絕莎士比亞和洛克,而且還和后來尊重美國人民自由選擇的英國,建立了全世界最堅固的友邦關係。美國不僅脫離了英國,還拒絕了英國的內閣制,而選擇了“總統制”。美國建國二百多年的歷史,已證明了“總統制”的政治優越性。因為這種體制可以避免政治投機、政治分肥和極端小黨對政局的左右。

    第五,國家認同。

    美國是一個移民最多、種族最雜的國家,僅在紐約的地鐵裡,各種膚色和族群的乘客,就可以組成一個小聯合國。但美國人又是世界上最有愛國主義情操,最沒有認同危機,最熱愛那塊土地的人民。美國人對國旗的那份崇敬和愛戴,美國人唱國歌時的那份神聖莊嚴和感恩,是任何其他國家的人所無法比擬的。這一切主要由于美國的主流價值不是“拼盤”(各族群劃地為牢),而是“熔爐”,大家融入美國精神之中,視自己是“美國人”,認同這個國家。

    今天,雖然美國人來自全世界,但絕大多數人都更認同自己是美國人,都把自己當作這塊土地的主人,只有這樣,才能幸福快樂地在這裡生存。而那些不認同這塊土地,卻又要賴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都是心態極不健康的邊緣人;他們永遠是末日到來般地悲觀、憤怒,就因為他們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調整不好自己的心態。

    台灣的前途也在于像美國這樣,只有絕大多數人摆正心態,熱愛自己生活的這塊土地,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是這塊土地的主人,走“熔爐”的方向,而不是還固守“拼盤”,把自己當作“四川火鍋”或“北京烤鴨”,不融入這個社會。

    當年堅決支持美國獨立、曾受到英法兩國迫害的思想家潘恩(英國人,后成為美國公民)在美國獨立建國半年之前發表的《常識》(Common Sense)一書中寫道:“從廣義上來說,美國奮鬥的目標,是人類奮鬥的目標。”他在這裡強調的是,美國這種走出專制、走向獨立、走向自由之路,是人類的方向。

    潘恩的這部著作和傑佛遜起草的美國獨立宣言相呼應,成為美國獨立建國之路上的一盞明燈。但願今天的台灣人民也被這種美國精神照亮,邁向美國式的獨立建國之路。

  3. 匿名
    2016年1月11日09:48 | #3

    劉真真:我的台獨路程

    作者:劉真真(西雅圖)

    自從日本戰敗之后我的台獨思想已經確定,1945年那時我只有九歲,我就決定我們應該自己當家作主,做台灣的主人,不要做日本人,也不要做中國人。

    開啟我這個思想的是我的父親,他是美國留學的醫學博士,他由中學就到日本同志社念書,大學到美國的South Dakota,得了學士學位之后,到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念醫學院,畢業后到上海擔任輔旦大學的醫學院生物系主任,后來又到北京協和醫院研究寄生蟲學,所以他對日本,美國,和中國的社會、文化都相當的了解。

    日本宣布戰敗之后他就主張台灣應該由聯合國托管,我雖然不知道聯合國是什麼,但是每天聽他講就心裡有非常深的印像,等看到中國兵進入台灣之后更深深相信這絕對不是我希望的社會和國家。

    中國兵在台灣的行為惡劣,殺人強姦搶劫,又經過228,我親眼看到台南市一位受尊敬的律師(湯德章)被綁在卡車上,背后掛一個牌子,寫“土匪叛徒”后游街示眾,並沿路打鼓,號召市民到公園見證叛亂者的下場。士兵叫湯先生在公園大樹下跪地,他不肯,士兵就以槍托打他,以腳踢他,然后當場開槍,並且三天不准親屬收屍,用以示眾,達到殺雞警猴的效果。這種野蠻不人道的行為讓我痛恨入骨,正如電影上早年野蠻國家的做法,竟然在我的童年的廿世紀親自看到了。

    我父親和母親共同在青年路開一個青峰醫院,母親是東京女子醫學院畢業的,醫院的大門從來沒有關,不論外面有沒有人,因為病人隨時都會進來看病。但自從國民黨來了之后,店裡的東西一件一件遺失,后來連牆上的電燈泡也不見了,這是日本時代從來沒有發生的事情。國民黨統治下小偷何其多,治安壞到頂點。

    有一天父親憤怒的從外面回來說“今天真衰,遇到一個中國兵,把我的自行車,手表,和鋼筆都搶走了”,那支Parker的鋼筆是Indiana University畢業時學校送的紀念品,我父親非常珍惜它,從不離身,也不讓我們碰。他的心愛的鋼筆就這樣被一個爛兵搶去了,他的心有多痛。

    之后有一天半夜警察來到我家,說是要戶口檢查,就把我的爸爸和祖父從夢中叫醒,馬上帶走,不准他們換掉睡衣,直接就往台北去,經過幾天的詢問才知道他們被關在台北監獄,是什麼罪名也不清楚。消息傳來說只要拿兩條黃金來就可以放高齡的阿公,我媽媽到處去向親戚借錢,這時就有里長帶當地的軍頭來我家,要求看我們的房子,軍頭還一間一間房間點頭稱讚,說“這間房間正適合我的兒子,這間給我女兒用,這間我們夫婦用最好”,好像馬上要搬進來。我的媽媽一個女人帶了七個小孩,一直哀求,也無動于衷,軍頭以戰勝者的姿態掦長離去。

    我的阿公是台南有名富豪,父親又是留美的醫師,我們的房子是依據他在美國的樣式設計的,很大而且適服,裡面有抽水馬桶,是一九三零年代台南市唯一的設備,所以是台南有名的豪宅。那個軍頭一定看了我家很久,很想占有,知道我的父親和阿公被捕之后,馬上叫里長帶他來,準備要搬進來。所幸我有一個阿姑是中國嶺南大學畢業,姑丈是她同班同學的中國人,在台北認識了一些大官,開始找門路,同時我媽媽也借到了錢,交了二條黃金之后,阿公就被放出來了,經過幾個禮拜,交了更多的金條,我爸爸也回來了,軍頭也沒有再來找我們麻煩。

    后來開始實行地方自治,我的堂叔叔想參加市長選舉,警察常常到他家去威脅,叫他不要參選,最后他就放棄了。

    我爸爸的一個葉姓朋友想參加市長選舉,爸爸借給他二萬元,被政府知道了,國民黨要阻止他參選,沒有成,他們就來找我爸爸麻煩。不久有兩個操外省口音的白衣人到我家來要找我爸爸,爸爸躲起來不敢見他們,他們就要我們一定要轉告爸爸次日到火車站對面的西湖冰果店見面,借機會要向我爸爸揩油。

    大學畢業后我的未婚夫因為生病無法服兵役,兵役科幾個月就來一次召集令。有一個軍官自己推薦要幫忙,每一次見面一定要在飯館並且要他拿錢去付款,這種貪瀆的事讓他下決心,要離開這種黑暗的國家。

    中國官,由大到小,由法官到軍官,到小兵,能貪就貪,能搶就搶,他們自己說“法院是國民黨開的”,根本沒有法治的精神,也沒有公平正義。

    我天生喜歡仗義執言,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一定會打抱不平,最不能忍受中國那種說一套做一套的社會。在台灣受到中學大學的教育,看透虛偽文化的毒害,來到美國看到這種開放的社會真是如魚得水,馬上就加入了台灣人的集會,積極參加推翻國民黨的活動。凡有反對國民黨的遊行我們一家五口一定參加,從小孩還不會走路就背在身上參加遊行,由紐約,到華府,到匹茲堡,到溫哥華及西雅圖,我們都沒有缺席。

    由各地來的反對黨人士都是我們家的常客,主客在一起總是討論促進台灣的民主化,使台灣更進步,社會更公平,因此我們也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先生在匹茲堡當教授時認識了陳文成博士,他是我們同郷會的成員,幾次一起開車去華府遊行,也在校園裡參加研討會,舉辦演講會等活動。有一次许信良要來演講,因為美麗島事件發生,他臨時不能來,我們因為通知已經發出去,只好按時間集會,其間陳文成的一些言論都被打小報告回去了,他說了很多國民黨的惡行,並且批評政府。于是在1981年,當他帶妻子和剛才出生的孩子去台灣見阿公阿嫲時,就被警方拘捕並且拷刑致死,丟屍在他的母校台大圖書館前面。

    那時我們已經離開匹茲堡搬到西雅圖,文成兄還打電話來說他要回台灣看父母,我們勸他小心一點還是不要回去,他說他沒有做錯事情,不會怕;而且他的父母很想看看這個新岀生的孫子,他為了完成老人家的期望就決定回去了。

    他說在台灣時有一次坐公交車,有人想把他推下車,旁邊正好有一輛車快速開過,如果他被推下車一定會被快車壓死,幸好他身體強壯沒有被推下。國民黨在製造意外事件失敗后,就派警察到家找他去約談,從此一去不回。

    他的死引起很大的震撼,國民黨政府一直說他是畏罪自殺,他在美國任教的大學,卡那基美隆,也請美國專家去驗屍,結論是他殺。而且一個剛剛做爸爸,年輕有為的教授怎麼可能會自殺呢?政府就是不想破案也不去捉嫌犯,三十五年后的今天還是一個懸案。

    我的先生很熱心同鄉會的事情,每到一個地方就被推為同鄉會的會長,又參加台獨聯盟及台灣公共事務會、人權會等反對國民黨的組織,國民黨早把他看作眼中釘,所以早就被列入黑名單。

    1977年他的母親在台大醫院進入加護病房的時候,他的妹妹從台北打越洋電話來,叫他趕快回去,國民黨卻拒絕給他簽證,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回台灣看他母親最后一面。

    當時聽到電話我們馬上開幾小時的車子去芝加哥辦事處申請簽證,處長出來談話要我們寫悔過書,我們問他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要悔過,我先生在醫學院當教授,做事光明正大,為什麼要悔過呢,處長說“你自己做什麼事情你應該知道,自己招來。”我的先生說“我做了很多事,哪裡知道哪一件事不中你們的意。”

    談判很久都沒有結果,后來處長做一個下台階,就說“大概是你交了壞朋友吧。”我先生說“我交了很多朋友,我哪裡知道哪一個是你們所謂的壞人,你說出來吧。”處長也說不出一個名字來,完全違反法治的精神。他要控告我們卻拿不出證據,最后還是不肯給我們簽證。等我們回家之后他才打電話來說可以給我們簽證,叫我們去拿,那時他母親已經過世,趕回台北已經太遲了,這種沒有人性的做法實在可惡。

    1983年,他父親在台北去世,也沒有辦法拿到簽證,仍然是由我代理回台處理后事。當時我因為要照顧小孩,沒有時間去做檯面上的政治活動,所以沒有被國民黨的特務發現,才沒有被列入黑名單。

    當“世台會”(世界台灣人大會)第一次在台灣舉行的時候,我們全家五口人都想去參加,但是只有我和兩個小兒子有簽證,我先生從一九六五年到達美國就被列入黑名單,沒有過回台加簽或入境簽證的许可,從那時候開始就是有家歸不得的人了。但是沒想到剛剛進大學一年級的大兒子David高高興興地拿了美國護照到西雅圖辦事處申請簽證,辦事處處長問他:”Are you going to attend World Taiwanese Conference?” 他回答”may be”。處長聽到他可能去參加“世台會”,父親又是台獨份子,就拒絕了他的申請。對一個在自由國家長大的孩子真的不敢相信有這樣不公不義的政府,也讓他體會到國民黨政權的獨裁及無法無理無情。

    那一年夏天我只有帶兩個小孩子去台灣參加世台會,本來可以全家高高興興一起去渡假、並且拜訪親戚朋友的機會,卻變成一家分二處的遺憾。在台灣的阿公、阿嬤也沒有機會看到他們日夜思念的兒子及長孫。

    1988年,我的幾個朋友的丈夫都被列入黑名單,我們幾個太太都還有簽證,所以我們就決定一起回去台灣。其中吳秀惠醫師簽證有些問題,她也比較出名,是檯面上的人物。我們五個人一起搭同一班飛機,到達台北機場之后吳醫師被攔下來,在機場被盤問幾小時之后,被留在機場過一夜,第二天頭一班飛機就被送出去,不准她進入台灣境內。這種完全沒有人權的惡行只有國民黨才做得出來。

    在還沒有離開美國的時候我就跟幾個朋友交代,並且寫保證書交給她們存著,說我絕對不會自殺,如果遇到什麼意外,請一定要向美國官方通報,調查死因,為的是不要像陳文成一様,死得不明不白,又被國民黨宣傳說是畏罪自殺。那時的國民黨為了保持政權連林義雄的母親和幼兒都會殺,什麼事情他們做不出來,殘酷無情到了極點。

    我們四個比較沒有名氣的就安全入境,張丁蘭,毛清芬,葉明霞和我,被當地的同鄉接到家裡去,一路上都被跟蹤,在他家外也有人二十四小時監視。自由派的報上登載有四位台獨女將代夫出征的消息,很多團體都請我們去演講。我們起初不敢答應,因為我們都是家庭主婦,只會照顧家庭,不會演講也沒有上過台。但是負責的人向我們保證,我們根本不必演講,只要站在台上讓民眾看看就可以了。事后證明果然如此,民眾想看的是哪一種人會公開反對國民黨,主張台灣獨立。

    在我的故鄉台南市,演講會就在台南神學院的大禮堂,全場坐得滿滿,我在初中的一位老師到處問劉真真在哪裡,他專程來看我,記憶中的我是十幾歲,是他的幾百個學生之一,他竟然還記得我的名字。他當然不會認得我這個五十歲的婦人,等找到我時他熱烈地握住我的手,感謝我對台獨運動的付出,使我非常感動。演講會之后很多郷親來對我們說,原來台獨份子都是這麼高雅文彬,不像國民黨宣傳的那種青面獠牙的恐怖份子。對很多同鄉來說這是第一次接觸到的台獨份子吧,和他們的想像差很大,可見國民黨政權欺騙大眾的技倆。

    我們在台灣的時候正好遇到法院開庭審判台獨案的许曹德及蔡有全,我們四人到法庭就坐在旁聽席的最前面,當法官說台獨有罪時我們四個人都站起來,大聲地說“我們也主張台獨,請把我們抓起來”,法官一時錯愕,不知所措。后來只好說“你們到對面警察局去自首好了”。他明明知道台獨思想本來就沒有罪,可是國民黨要他演這場戱,他也只好配合演出,所以他也不敢把我們當現行犯抓起來。

    和我們同時回台的還有陳翠玉女士,她是台大護理學校的創辦人及首任的校長,退休出國之后就被列入黑名單,她跑到美國和加拿大的幾個城市的辦事處都得不到簽證,最后跑到新加坡才得到。已七十幾歲的她跑了半個地球回到故鄉,就病倒了。我們聽到消息馬上去台大醫院看她,在她病房外面有人監視,每一個訪客都被監視,國民黨對于一個手無寸鐵的護理之母這樣的對待實在太殘酷了,在我們探望的第三天她就去世了。

    我們在台灣各城市跑了七、八天,讓便衣忙了一陣子,在我們離開的時候他們也鬆了一口氣吧。等我們出海關的時候我們四人所有的護照簽證部分都用大大的印章盖上“取消”,”cancel”,我們回家的路也就從此斷了。那時我高齡的母親還在台灣,每想到此就熱泪滿面,為了自己的理想和持著,有故鄉回不得,有母親見不得,對蔣政權來說這算什麼,他們把老兵帶到台灣來不也是同樣撕裂千萬家庭嗎?

    之后我又幾次到西雅圖辦事處去申請簽證,他們都不肯給我。一個出生在台灣比國民黨還早在台灣居住的人,竟然被排除在外,這種乞丐趕廟公的行為實在令人氣憤。有一次我去申請被拒絕之后,氣憤之下把辦事處牆上的青天白日國旗撕下來踏在地上,這種影相全部被錄下來,當時辦事處大廰都有一個錄像機專門在監視反動分子。所以我就變成西雅圖的頭號黑名單人士了,每個新來的處長都會得到有關我的簡報,之后他們換了一個有玻璃框的國旗,掛得很高,我也沒有辦法再拉下來了。

    有一次我們參加旅游,船上正有退任卡特總統一家人參加,總統辦一個公開演講會,我就問他對于國民黨政府這種沒有人道的作法,不讓我回去我的故鄉看我的母親,他能不能幫助我。他只說這是各國的內政問題他沒有辦法干涉,會場有一些聽眾也很同情,跑來安慰我。

    幾年之后阿扁總統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來西雅圖,我把黑名單的事情告訴他。他就問辦事處處長關于這件事,他指著我們問處長:“你認為陳醫師和他太太是恐怖份子嗎?你有什麼證據嗎?”處長答非所問地推卻責任,說是國內的問題。陳水扁立委答應要去立法院詢問,黑名單的問題才被國內重視。我們很榮幸能夠有機會招待立委全家並且安排他的兒子陳致中去參覌製造飛機的工廠,他當時是十幾歲的男孩子,對于飛機非常有興趣,我那時正在波音公司就職當工程師。

    在美國居住五十幾年中除了關心美國之外,大部分的時間是在關心台灣的政治,主要是因為台灣的政治太黑暗,社會太不公平。依我這種愛打抱不平的個性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一定會跳出來,可以安慰的是台灣年輕的一代已經跳出來了,不像上一代的菁英都被國民黨殺光。這一代的年輕人會為自己爭取權利,這是讓我非常安慰的地方。

    台灣這幾十年的民主運動中我也很高興地能參與,雖然貢獻不多,但也沒有袖手旁觀。夢想的台灣共和國還沒有實現,我相信不久的將來,台灣人民一定會建立自己的國家,而把中華民國這個爛國家丟進歷史!

    劉真真

    2015年12月7日于西雅圖

  4. 匿名
    2016年1月11日16:20 | #4

    只准赵王梦雪,不许百姓撸管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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