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医保个人缴费比重提高的辩论

我先回溯一下事情的经过,然后尽量用我中学水平的认识来解答一下:

资料1 国务院前天发出文件,提出了新的医疗保险政策:

国务院:整合城乡居民医保 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例 。

完善筹资动态调整机制。在精算平衡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方承受能力相适应的稳定筹资机制。逐步建立个人缴费标准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衔接的机制。合理划分政府与个人的筹资责任,在提高政府补助标准的同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重。

城乡医保指的是没有稳定工作的那些人,本来是没有医保的。后来经济发达了,允许他们交一点象征性的钱也享受医保。不够的部分由政府出钱补上。现在政府依然要补贴这部分人口,但必须提高个人缴费的比例。

资料2 十天前还有另一个新闻:

退休人员参加医保或缴费

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增长机制,并与缴费贡献密切挂钩。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制,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整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结合新型城镇化,办好乡、村医院,真正建立有序分级诊疗格局。

这个新闻则表明,职工医保这一块也要多收钱了,过去退休的人不用交钱直接享受医保,将来可能也得从退休金里拿出一部分补给医保基金。总而言之,从个人视角来看,享受医疗保险的成本将明显提高。

我能想象普通民众看到这两则新闻的心情。但政府为何要在新年气氛里急着宣布如此煞风景的政策?我对医疗和社保行业都不算内行,下面我用初中算术知识梳理一下逻辑。

首先,建立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忽视退休问题,忽视贫富差距,忽视每个人健康程度的差异,忽视教育和抚养开支,也不考虑医疗开支随年龄而变动。假设社会拿出10%的财富(随便定的)来承担医疗成本,然后达到了平均年龄是60岁的成就(也是随便定的)。同时社会还拿出50%的财富去搞投资,换取一个10%的经济增长率。

这样,从个人视角看过去,如果每个人每年创造的社会财富是100元(算着方便),有50块被国家或企业拿去搞投资,剩下50元用来个人消费。这50元中,又有10元用来支付医疗保险,雇佣医生、购买药品,修建医院大楼,制造救护车,只有40元用来购买其他消费品。这是一个能正常运转的社会。

每年每人50元的投资。如果我们假设投资回报率是20%(一个产业升级很快的社会),那么第二年的社会财富生产就是110元,全社会的经济增长率是10%。在没有贫富差距的社会中,这意味着第二年的人均消费是55元,其中11元用于支付医疗保险。即医疗开支也增加了10%。

医疗开支的增加势必带来平均寿命的增加,我们可以假设这个社会的人均寿命因此增加了1年,平均死亡年龄变成了61岁。于是民众代表和政府一致认为,这是个好事儿,我们应该持续这个趋势。于是提出了一个政治指标:每年必须提高0.5岁的平均年龄。

听起来这是个比较轻松的任务,因为医疗投入年年指数增长,从11元增长到12.1、13.31、14.64……而平均年龄的提高指标却始终不变,所以难度应该不大。

但是,现实不是玩游戏。要注意到前面的模型有一个假设——医疗开支和平均年龄无关,即61岁的人和59岁、30岁的人都需要同样的医疗开支;把平均寿命从60岁提高到61岁,难度和65岁提升到66岁是一样的。这个前提显然和现实偏离甚远。

从生物学来看,人是一种设计寿命只有30多岁的生物,到了中年就频繁出现各种小毛病,60岁以后器官磨损已经不可逆,维持生命所需的成本急剧上升,多少钱都能填进去。到了100岁左右,无条件维持生命的费用已经迅速接近天文数字,可以打败任何固定额度的经济投入。

当然,医疗费用的增长也不含糊,可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指数增加。如果每年的增长率是10%,7年就能翻番,25年就能变成十倍。这种增长能填满医疗投入这个无底洞吗?

很遗憾,不能,因为在所有医疗开支中,人力成本占用的比例极高。

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各系统之间的作用至今不能用标准化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所以诊断、治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生的经验。手术虽然引进了一定的机械化、电子化辅助,但也依然需要复杂训练的外科医生和护士亲自操作。最后的配药、用药也需要药剂师把关,护士操作,不能完全信赖机器。一个老医生凭直觉做出的判断,往往要比年轻医生借助仪器达成的结果更准确。一个成熟的卫生系统,可能会有一半的成本是医生-护士-药剂师的工资。从我的日常体验来看,患者们也承认医疗系统的核心是人,否则名医和大医院的门前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排队求诊了。

医生和护士也是普通的社会成员。如果全社会的工资以指数增长,他们的收入也必须同步增长。在前面的模型中,医疗投入虽然每年增长10%,但社会平均工资也每年增长10%,即能雇佣的医护人员总量保持不变。换句话说,指数增长的医疗投入不能明显提高医疗服务的数量,更高的医疗需求必须靠医生自身素质的提高来拉动。如果一定要短期内迅速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就必须在收入增长的同时雇佣更多的医务人员。中国每年做统计年鉴,社会服务方面一个重要参数就是每千人的医生比例。建国初期这个数字只有0.6-0.7,现在逐步上升到1.7左右,这这也必然意味着医疗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即让所有人都觉得“看病越来越贵”。

既然医生的收入也要指数增长,那么在平均寿命增长导致医疗需求上升的时候,等比例的医疗开支肯定无法完全填平这个大坑(除非像当前政策这样压制医护合法收入)。有了这个结论,我们回到最初的模型,回顾一下那个貌似轻松的目标:

【这样,从个人视角看过去,如果每个人每年创造的社会财富是100元(也是我随便写的),有50块被国家或企业拿去搞投资,剩下50元用来个人消费。这50元中,又有10元用来支付医疗保险,雇佣医生、购买药品,修建医院大楼,制造救护车,只有40元用来购买其他消费品。这是一个能正常运转的社会。

……政治指标:每年必须提高0.5岁的平均年龄。】

这个指标如果是全社会的政治指标,在遇到障碍时就必须牺牲其他方面来完成。现在医疗开支占个人消费的20%,全社会总开支的10%。如果大家不愿意削减其他方面的消费,不愿意把20%的消费比例提高到25%……30%,那就只能在用于全社会投资的那50%里面打主意了。比如说,过去50%的财富用来投资,现在降低到40%,用于医疗的投资就能凭空翻一番,而不影响日常消费。

当然,人无近虑必有远忧,日常消费没有变,医疗水平提高了,必然有某些利益受到了损害。具体到这个问题,就是经济增速被压低了。如果投资回报率保持20%不变,投资率从50%降低到40%,经济增长率就从10%下降到8%。

10%和8%有什么区别?从短期内看几乎没区别。但从长期来看,医疗费用的增速也会跟着经济总量下降。但这个“长期”还是很长的。从同样的起点出发,如果采用10%经济增长、10%医疗开支比例的方案,要将近40年才能追平8%经济增长、20%医疗开支比例的方案。这个周期几乎可以和人的生命相比了,要知道40年前还是文革年代呢。所以,一旦提高医疗水平这个福利指标被上升为政治任务,政府和民众都很容易选择降低投资来换取眼前的高水平医疗服务。至于几十年后的事情……谁在乎呢?

但中等收入陷阱不会因为眼前的安逸而放过你。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掉进去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搞错了福利的本质。福利是经济增长的赠品,而不是社会调控的直接目标。一旦福利增长成为不可置疑的政治目标,就会逐渐侵蚀社会的发展潜力。而经济增速越下降,民众对福利的诉求就越高,政府发福利维稳的压力也越大,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耗尽社会的增长动力,把经济拖入停滞。

正如前面所说,医疗福利和其他福利不同,非常依赖于人力,很难因为经济的指数增长而显著提升。所以,随人均寿命提高而增长的医疗需求非常“危险”,是所有福利中最容易压低投资率的一项。中国的现状是不是如此呢?

就我的回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周围大多数老人(其实也只是60多岁)的死因往往是模糊的“吐血”、“摔坏了”、“喝酒死了”、“一口气没上来”……而不是明确的“肺癌”、“脑溢血”、“肝硬化”。到了90年代依然如此,直到21世纪,县城和乡镇上的老人才逐渐有了明确死因,乃至在去世前数年就开始知道自己的病情,有针对性的治疗或缓解。这反应的就是中国经济总量的提升,以及医疗费用占GDP比例从3%逐步上升到5.2%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正规医疗的支持,人均寿命从60多岁逐步上升到70多岁。尤其是在上一届领导执政后期,随着城乡医保和新农合的全面推行,中国90%以上的家庭都敢于走进现代化医院的大门(虽然还需要一定的决心),拒绝在70岁的年纪等死。

然而,就我对周围普通中国人的观察,大多数人一方面并没有意识到医疗开支相对提升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认为预期寿命的提升理所当然的要持续。虽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70多岁,但许多有能力、有良好医保的家庭会在老人70多岁生病的时候依然不采取保守疗法,而是信心十足地动手术,做积极治疗。当然,这并不耽误他们抱怨医疗费用(自行负担的很少一部分)太高,在涌向少数大城市医院的同时,想方设法逃避医疗费用。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进步,但人道主义如果被当成一个必须实现的政治目标,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成果,就不可能持续。2010年之后的福利扩张,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增长和工业繁荣,是政府单方面推动的结果。政府的高比例补贴暂时支撑了福利,提高了医疗消费需求,却没有让民众意识到这是用之于民取之于民的负担。就在很多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支撑福利开支的同时,房价的上涨也饱受诟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福利,乃至完全免除普通人的医疗支出。

“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低保、城乡医保和新农合保险全面铺开的头几年,一方面居民还没有习惯于使用自己的福利,另一方面经济形势很好,增速保持在两位数上下,足以用增长来掩盖问题。等到货币刺激政策效果逐渐退潮,房地产业和实体经济一起停滞,在过去10年间快速扩张的福利经费就逐渐滑向寅吃卯粮的境地:

经济参考网 – 医保基金支出增幅大于收入增幅

【基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支出增长速度的倾向从2011年开始逐渐显现。2011全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5539亿元,支出443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8.6%和25.2%。收入略高于支出。2012全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6939亿元,支出554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5.3%和25.1%,两者基本持平。截至2013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8248亿元,支出680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8.9%和22.7%,收入增幅开始低于支出增幅。

收支增速水平的变化必然影响基金的可持续性,对此《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2014》预测,2017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现象,到2024年就将出现基金累计结余亏空7353亿元的严重赤字。】

而这并不是最紧张的日子,因为从人均年龄和就医习惯来说,中国大多数人并没有充分利用医保系统赋予自己的福利。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中国的医院之所以还没有瘫痪,只能说中国老百姓还是太淳朴(无知)了。可以预计,接下来几年,中国的医保开支还会急剧上升。医保和社保基金的破产可能比预计的日期更早到来。

怎么办?

钱不够花,就要从其他地方挪过来。有人说加税,也有人说划拨国企股权,用分红填补社会福利这个大坑。但无论哪一种选择,本质上都是减少长期投资来维持福利:

山东国企改革探索:30%股权划社保

【该省将山东能源集团(Shandong Energy Group)、山东机场有限公司(Shandong Airport Ltd)以及山东盐业集团(Shandong Salt)三家国企30%的股权——总价值33亿元人民币(合5.32亿美元)——划转到了省社保基金。省政府表示,最终将计划对所有471家省属国企进行类似的股权划拨。】

这样的手段作为暂时的调控可以考虑,如果成为长期国策……中等收入陷阱在向我们招手。实际上,考虑到医疗保险和退休金的双重黑洞,可以说中国已经一只脚踏进中等收入陷阱了。

我们再回到最初的模型:

【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忽视退休问题,忽视贫富差距,忽视每个人健康程度的差异,忽视教育和抚养开支,也不考虑医疗开支随年龄而变动。假设社会拿出10%的财富(我随便定的)来承担医疗成本,然后达到了平均年龄是60岁的成就(也是随便定的)。同时社会还拿出50%的财富去搞投资,换取一个10%的经济增长率。】

我们前面的讨论仅仅考虑了医疗开支随年龄而变动的问题,就已经模拟了现在的医保危机。解释了第一则新闻的背景:整合城乡居民医保 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例 。但现实生活中还有退休问题。从全社会的角度考虑,60岁退休,不再参与财富生产,这意味着之后的医保投入只有投入没有“回报”。老人身体健康,对亲人来说当然是个慰藉,对全社会来说却是一个有进无出的财务“黑洞”。

更要命的是,退休医保开支具有“自我提升”的性质。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许多福利给一次就够了,唯独花在退休医保上的每一块钱,都在为将来制造更大的开支”——延长退休者的寿命意味着付出更多的退休金,付出更多的医疗开支。就算用医疗手段根除了某项疾病,减少了眼下的护理开支,自然规律也一定会在10年后或更久的未来重新把类似的开支带回来。所以,一旦把退休问题引入我们的模型,问题只会更严重。所以我们看到了财政部长新年伊始的的另一个表态:楼继伟透露退休人员参加医保或缴费。

当然,我完全能想象普通中国人对政府此举的愤怒心态。两则新闻下面的网友表态是这样的:

整合城乡居民医保 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例

退休人员参加医保或缴费

国家控制财政支出,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局部政策调整为何会遇到如此之大的阻力?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为网友短视、自私。毕竟寿命的延长也意味着他们50年后还会生活在这个国家,没理由他们会希望长期的经济增长减速。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必须引入前面那个模型中忽视的另一个参数:贫富差距。

【忽视退休问题,忽视贫富差距,忽视每个人健康程度的差异,忽视教育和抚养开支,也不考虑医疗开支随年龄而变动。假设社会拿出10%的财富(我随便定的)来承担医疗成本,然后达到了平均年龄是60岁的成就(也是随便定的)。同时社会还拿出50%的财富去搞投资,换取一个10%的经济增长率】

在一个贫富差距很低,政府廉洁高效、公民参政路线清晰的社会里。社会保险的功能仅限于平摊风险和储蓄。每个人都可能遇到重大疾病,每个人都会衰老,所以我们平时就要存起一些财富用于全社会投资,需要时再取出。即社保本质上是每个人自己的钱,只是在时间和概率上出现了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人均寿命越长,普通人会越理智地考虑社保政策,支持全社会的长期投资。不会随便要求提高眼前的福利标准。至少政府可以通过解释和科普来避免政策遭到全面抵制。

但是,如果贫富差距明显,统一的国家社保和医疗保险就将同时具备“劫富济贫”的作用。一方面社保会通过税收从企业和国家获得支持,另一方面社保对于富人和穷人的性价比完全不一样。富人缴纳5倍的社保,获得的回报可能只有穷人的2-3倍。在这种情况下,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会认为削减福利是给富人减负,给穷人增压,从而激烈反对任何降低社保(包括医保)标准的政策。政府为了避免政治动荡,或是减少换届风险,只能年年调高社保标准,直到财政崩溃。欧洲经济停滞,希腊、委内瑞拉国家破产,都是类似的原因,中国的情况如何呢?

报告称中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产

【近30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80年代初的0.3左右上升到现在的0.45以上。而据PS2012资料估算,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约为0.49,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财产不平等的程度更加严重。估算结果显示,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这就是新的社保政策招来一片骂声的原因。

进一步说,贫富差距大、政府腐败,意味着平民不信任富人和政府主导的投资,不相信这些投资会在长期改善全社会的福利。虽然大多数富人的财富的确被用用于投资而不是奢侈消费,虽然政府也的确能把大多数税款用于修建基础设施,但从平民的视角看来,富人的奢侈消费、官员的腐败和特权都说明他们投资的的不可信。与其让他们积攒财富进行投资,还不如眼下就尽可能多切分一些社会财富发福利。再加上中国并没有非常清晰的参政路线,官方文宣机构水平极其低下,平民根本不会相信政府和企业说的“长期发展战略”,只会对眼下增加福利感兴趣。

这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无论你对平等和效率的关系怎么看,眼前的事实已经证明,没有平等就无法通过激进政策来提高效率;无论你认为是否有必要让平民参与政治讨论,政府和平民之间的疏离感已经在消耗国家的潜力了。当然我不是说大锅饭最好,民粹主义万岁,但中国唯一的选择是在21世纪重建新型的平等社会结构,以及更清晰、更合理的平民参政体制。否则现代化之路一定会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通往一个貌似温馨的中等收入陷阱。

放下中国当前的问题不谈,如果没有这些政治性障碍,社保政策可以做出怎样的调整呢?作为一个财政学的外行,让我批判一下现行政策还凑合,让我提方案……我只能说几条直观的看法。

首先,延迟退休势在必行。随着人均寿命的增长,随着平均教育年限的增加,60岁退休可能意味着劳动时间在整个寿命中低于一半。既然劳动是财富的最终来源,那么锁定退休年龄反而是破坏了人类社会的旧规则——人生的主要任务是劳动。所以,可以根据财政测算,设定一个人均寿命和退休年龄之间的公式,每当人均寿命增加,就按照一定比例延后退休年龄。当然,为了增加选择自由,也不妨采取弹性退休年龄,即在一定年龄后,越晚退休拿到的退休金比例越高,从而鼓励有劳动能力的人积极创造财富。

其次,医保也可以采取弹性政策,在提高个人自付比例的同时,让不同的人购买不同层次的保险。毕竟不同的人对人生的态度可能大相径庭,有人认为年轻时自在一些很值得,有人觉得寿命长一些更重要。有的人可能希望用余生换一次浪漫的旅游,有的人或许愿意在养老院的走廊里聊天到90岁。如果采取统一的医保政策,在同一个基金下提供卫生服务,很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人非自愿地补贴另外一些人,也不利于公平和效率。所以,不妨在提供托底政府医保的同时,提供多种医保套餐供选择。用市场规律来控制医保的无限制增长。

本次国务院提出的医保改革意见在建议增加个人缴费额的同时,也提到了引入多种商业保险:

国务院发文:整合城乡居民医保 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例

【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要把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纳入全民医保体系发展和深化医改全局,统筹安排,合理规划,突出医保、医疗、医药三医联动,加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商业健康保险等衔接,强化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当然,我觉得完全可以由国有公司提供多种商业保险。

不过,在提供更多医保选择的同时,对医疗市场本身倒要加强管制。因为这是一个不透明的市场,购买者并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东西(这一点和菜市场完全不同),更无法分辨各种产品的质量。给予患者太多的自由,必然会导致少数大医院爆满,普通医院无人问津;给予医院和医生太多的自由,势必会出现过度消费和强买强卖。为了避免赵本山卖拐成为医疗市场的典型案例,应该对医疗广告、医药代表、患者的就医意愿给予行政管制,成立专门的政府医疗中介以审查所有医疗交易。现在这种少数主任级医生年入数百万(源于医药代表),大多数普通医生拿低工资苦捱岁月的现象必须得到有效制止。

还有,现在中国负责全民健身工作的机构是国家体育总局,负责卫生工作的是卫生部,但实际上,这本来是同一份工作才对。全民健身意味着给国家,给医保基金省钱,与之相比,商业体育的少许利润根本就是九牛一毛。群众体育工作和卫生工作拆分进行,结果就是体育界醉心于商业体育,鼓励十万个需要锻炼的人坐着看,22个需要休息的人拼命跑(还没跑好);而卫生部门只在医院上下功夫,潜意识里觉得患者(用户)多了是好事儿。或许可以把两个部门合二为一,甚至让医保基金的管理方负责全民健身运动,举办基层体育竞赛,为优胜者减免保险费来鼓励全民健身。由于大多数需要锻炼的人正处于工作年龄,全民健身的意义可不仅仅限于节约医保开支。

医疗技术的发展也必须优先考虑全社会角度的“开源节流”,优先发展那些能提高劳动能力、增加残疾人工作机会的技术。那些仅仅能延长生命,不能增加全社会劳动力供应的技术,那些罕见病的治疗技术固然也有用,但在政府补贴的排行榜上必须靠后站。否则早晚政府会掏不出任何钱补贴卫生部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尽快用新技术分担医生的工作。正如前面所说,只要不改变诊断依然靠经验,治疗靠双手的手工劳作现状,医疗福利增长将永远滞后于其他福利。必须用专家系统减轻专家的脑力劳动,用精密器械减少外科医生的培训时间,用机器人替代护士,才能让医疗服务像其他行业那样跟上经济的指数增长。从根本上解决医保相对短板的问题。当然,这依赖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技术进步,不是医疗部门能独立作出的产业升级。同时患者也必须在心理上接受新技术,相信科学而不是“传统”,才能培育出卫生部门的产业革命。

回过头来看前面的几个观点,貌似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相当重合。比如说弹性退休金制度、自由选择医保不搞一刀切、增加个人的医保缴费比例,都的确和新自由主义有类似之处。但根本的区别在于,我认为实施这些激烈改革的前提是大幅减少贫富差距,消灭或减少阶级矛盾,然后才可以考虑为公民提供选择自由、促进全社会效率的问题。新自由主义鼓吹自由选择却忽视了平等前提,这既是我和他们的差异,也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落入社保陷阱的重要原因。

可能还会有人质疑我上述观点的道德性,比如驱使60岁以上的老人劳动,比如说减少对罕见病的国家补贴,提高社保个人缴费额度等等。但道德本来就不是为一个变化的世界设计的,许多道德的形成时期和今天的现实大相径庭,与其等着这些“道德”拖垮社会保险体系文明沦丧,不如我们早点修订一下这些所谓的道德原则。

比如说,大多数古代民族固然不依赖老人的劳动,但自古以来,也从未有过今天这种十亿人可以活到七八十岁的太平盛世,没有60岁老人普遍行动自如的社会健康水准。如果把生命的最后七分之一算作老年,60岁的健康人本来也只能算中年人,当然应该参加劳动去创造财富,促进社会发展和医疗技术进步,把“老年”的标准进一步向后推。既然大多数人类活到原始人的几倍寿命已经打破了“自然状态”,就不要指望我们可以通过因循守旧过的更好。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变规则的话,就是“天道酬勤”——崇拜劳动永远不会错。

任冲昊 201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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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新闻, 观点 标签:
  1. 匿名
    2016年1月18日13:37 | #1

    说缴费之前先说清楚以前的钱去哪了。

  2. 匿名
    2016年1月18日13:40 | #2

    那些所谓老干部,子女搜刮了万亿家产,老不死每天十几万的吊命钱还要P民出。

  3. Mobile Guest
    2016年1月18日08:40 | #3

    说了那么多好像 晚退休 多交钱都是好事???

  4. ll
    2016年1月18日19:53 | #4

    多么明智和逻辑清晰的推理在不明晰的权和利的前提下都是沙滩上的高楼,所以基本可以忽略。所以说经济增长的盛世带来的寿命延长与养老资源的矛盾实际上是逐渐形成的个人权利意识与资源独占的某些模式的矛盾。

  5. 匿名
    2016年1月19日10:00 | #5

    一堆废话

  6. 匿名
    2016年1月19日23:39 | #6

    辩个鸡巴毛!!!

    自己去印金圆券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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