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对话许纪霖

激进化趋势会让思想界更加撕裂 技术让意见领袖与偏激的声音占主流

周志兴:我同意你的观点,很多声音有气势,代表了一定程度的激进化,代表着撕裂更加厉害。而温和的声音却出不来声音。

许纪霖:现在中国的思想界,各家各派都有激进化趋势,而且激进的声音最容易浮出水面,在网络上释放出来。

自从网络出现以后,特别是博客和微博、微信出现以后,思想界的格局改变了。过去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基本上还是学者型的知识分子最有影响,现在他们在网络上已经退居二线了。如今在网络上最活跃的,对公众最有影响的,是那些网络大V,或者说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这个词非常好,意味着他不一定要说理,只须有意见、有看法,但无须论证。意见不需要论证,要么附和,要么反对,是一个立场问题。

台湾也是这样,在80年代“解严”前后,许倬云、林毓生、胡佛等大知识分子经常在《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上,整版整版的发表自己的观点,背后还有一大套学理论证。他们到大学演讲,下面坐着黑压压一大片听众。而现在台湾则成为名嘴的天下,这个名嘴,与我们的意见领袖差不多。而过去的大知识分子再到台大去演讲,下面也就最多稀稀落落坐几十号人,不复当年情景。我过去认为大陆实现了民主化之后才会出现台湾的现象,而如今有了微博以后,学者在媒体被边缘化的现象已经提前来临了。在微博微信这个场域里,谁的立场坚定、话语偏激、更有修辞感、戏剧化效果,就更能吸引眼球,粉丝就越多,越能成为网络大V。微博这种技术形式决定了偏激的声音是占主流的。

现在演艺人士、社会人士、媒体人和企业家的影响在微博上远远超过学者。特别是媒体人,你很难想象90后的小孩子对经常在镜头前出现的媒体人的那种痴迷和狂热。因为媒体人特别擅长表达,有一种修辞和表演的魅力。

反而各家各派温和的声音如今都已经被边缘化了。我曾经说过,不要感觉太好,以为还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样的士大夫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学者们大都已经被边缘化了。学者们的影响基本在学院里面,是对一些有公共关怀的学生们,以及一小部分有知识关怀的白领。不过,学者也有学者的影响,意见领袖影响现实,学者影响未来,因为他们在学院传播的价值观念,等到学生们进入社会之中,那些价值观念就会发酵,影响新的一代人的行动。

极端的声音最能俘获庸众的拥护和欢呼 平和理性的声音却很小

周志兴:其实,我跟很多学者说,我不主张你们开微博,一开微博容易被粉丝绑架,除非你非常理性能够把握住自己。确实有很多的学者开了微博后,特别是有了几百万上千万粉丝后,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粉丝的影响,发声也没那么理性了。

许纪霖:有 你们这个共识网挺好的,现在毕竟还有一批读者愿意看共识网的长文章。我在新浪微博上,是一个只有二十六万粉丝的小V,但我告诫自己每天上网时间要控制在二个小时之内,留下大量时间要读书。在微博上呆久了,会发现自己的思路越来越短平快,即刻反应很快,值得回味的东西少。而真正的大思想,深刻的东西都是反复回味出来的,不是即刻反应出来的。意见领袖都是即刻反应,看者很过瘾,但也就发泄而已。你会去看第二遍吗?不会的,又被新的、更刺激的声音吸引过去了。

周志兴:是 个交流的渠道,但是如果把握不好就会不理性。因为现在是注意力经济时代,而容易引起注意的,是冒尖的东西。孙立平举过一个例子,像一个盛菜的大盘子,有两个耳朵是方便端盘子的,菜是盛在盘子里的,那才是主体,但是,人们往往只注意了那两个耳朵,忽视了主体。现在的社会思潮也有这样的现象,主体部分是平和的理性的,但是,声音很小,极端的意见容易引起关注。

许纪霖:现 在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就希望各派吵架,最好天天有韩寒与方舟子干架,沙老太婆和阿庆嫂打起来,那就好看嘛。而中庸、理性一点的声音,是很难在媒体特别是微博上释放出来的。看微博,别说年轻人,我自己都很有体会,没耐心看140字以外的任何一个字,你给他做个链接,弄个长微博,但大部分没有耐心看,只看那摘出来的140个字。由此立马下结论,自觉站队。标题党,指的不仅是博主,而且也是受众。

如今的粉丝争夺战,其实都不是向敌对阵营争夺粉丝,粉丝早已板块化、固态化了,敌对阵营的一定不会来粉你,来的话也一定是踢馆、开骂的。真正的粉丝争夺,都在自家阵营内部,争夺帮派的老大。于是广场效应就出现了:谁的声音最极端、立场最坚定,越是能够获得本阵营庸众的拥护和欢呼。骂人也好,打耳光也好,其实都是做给自己人看的,显示自己旗帜多么鲜明,立场多么坚定,勇气何其十足,斗争何其果断,以此在本阵营的基本教义派面前,显示自己才是真正的老大,真正的勇士。

玩过微博的都知道,一个大V的跟帖评论之中,来了一个异己,不用你自己,你的粉丝就会把他骂走,最后团结在你周围的,都是铁杆脑残粉,因此玩微博的人自我感觉都很好,都觉得自己代表民意,代表民众大多数,他不屑于去了解异己的声音。微博的这种特性会让不少大V自我膨胀,感觉自己代表民意。这种膨胀感非常强。今天中国这个社会,完全被撕裂了,每个人都有一种幻觉感,感觉自己代表人民,代表民意的大多数,到处都在抢占道德制高点,而能够超脱出来,具有自我反思的人不多。

我个人对这点比较警惕,常常注意倾听不同的声音,以此获得自己相对独立的立场和观点。我每天既看共识网,也看观察者网。我一直相信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的看法,真理是多元的,不可能被哪家所独占。在不同的声音里面,首先你应该保持良好的平衡,不会滑向某个极端,其次你了解了对方的立场和理由,也有助于自我反思,更好地守住自己的立场,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未来不能操纵于各家激进派手中 多交流,要共识,先认识

周志兴:我认为,这才是理性的态度。我的主张一直是要多交流,甚至要认识成为能够交流的朋友。要共识,先认识,这是我的一贯主张。

许纪霖:温和派通常都会被误解,觉得是骑墙派,甚至是投降派。我记得王元化先生在世时自称是蝙蝠。蝙蝠的命运是两头不认他,哺乳动物开会,蝙蝠去了,被赶出来,说你是鸟类;去参加鸟类大会,又被赶出来,说你是哺乳动物。但王先生还是很坚定地愿意做一只蝙蝠,用他的话说,我愿意做单干户,不加入互助组,更不用说合作社、人民公社了。这是陈寅恪先生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最好继承。

我也是一头独立的蝙蝠,虽然更偏向自由派,却是左翼的自由派,同时对基督教和儒家都有某种亲和性。我们家族长辈当中有一位五四时期著名的调和派人物叫杜亚泉,他在激进主义如排山倒海之势来临的时候,坚守调适的立场,提倡“接续主义”,要将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接续”起来,加以调适。当年被陈独秀狂批,被傅斯年嘲笑为半新半旧、不新不旧的过气人物。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发现还是杜亚泉对。国家要有未来,一定不能一派独大,而是各种价值、各种派别、各种力量的妥协与调和,任何一家极端派占据上风,都会带来动荡,而各派中间的温和势力如果能够携手合作,那么就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明天。

周志兴:新媒体的发展,扩大的是音量,在观点方面,特别是经过认真思考和研究得出的观点方面,已经成了凤毛麟角。学者在这方面任重道远。

许纪霖:今天这个时代,新媒体的形式决定了各派激进的声音都被放大,反而是温和、理性的声音在那个空间里没有市场。为什么一些学者搞起来的牛津共识论坛有一定意义 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方式释放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和神学研究中比较温和的声音,让社会了解原来还有一批愿意对话与和解的人。中国的未来不能操纵于各家激进派手中,那势必是整个中国被撕裂,左右撕裂、上下撕裂、朝野撕裂。如果要实现和平的制度转型,恰恰不是通过激进派的对抗,而是各家中温和派占据主流,实现有原则、有共识的妥协、和解。

有一点非常清楚,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是多元了,思想的多元、利益的多元、社会的多元,甚至政治的多元,你不可能再回到某家某派的一统。多元不是撕裂、不是对抗,而是要创造一些空间,让多元的利益、价值能够获得基本的共识,和平相处。我认为你们共识网就在创造这样的空间,让各种声音都能够在这个空间里获得表达。

在宪政创立之前人是最重要的 伟人与魔鬼有时是一体两面

周志兴:关于制度和人,这个观点我觉得挺重要的。但是说到这里,我想,可以看到人的作用非常大。你说西班牙是因为有佛朗哥,有卡洛斯,还有苏亚雷斯,包括美国宪法制定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人,有华盛顿在那儿。

许纪霖:在一个宪政社会之中,人不是不重要,但制度比人更重要。而在宪政创立之前,人是最重要的。因为旧制度无法自动产生新制度,只有具有高瞻远瞩眼光、又有成熟政治智慧、政治理想与现实感有良好平衡的人,才能担当制度转型的大任。而这个人,必须超越各种党派、各种意识形态、任何利益集团之上,能够力排众议,拿出一个能够让各种利益都包容在里面的方案,让大家都有安全感,同意在新制度里面博弈,不让任何一派溢出体制之外,去搞政变或者暴动。

周志兴:我觉得也许需要两种人,一种是你说的有高瞻远瞩目光的人,他可以提出很多很卓越的见解,制定出制度来。还有一种是要有能执行的人,这个执行的人,也许就是你说的和稀泥的人。

许纪霖:都要有。

周志兴:要不然的话,你光有一个高瞻远瞩的人,可能执行能力就差,大家也都不听他的,还把他的威望消费完了。所以,这几方面的人都要有才行。

许纪霖:卡洛斯国王就是一个有高瞻远瞩的国王,当时军方要发动政变,卡洛斯国王说,除非你们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国王有权威,但是他没有权力,你说的两种人都要有,我的理解是,既要有权威的人,超越于任何党派和利益集团之上的德高望重者,同时要有执行力和行政掌控能力的人,借助成熟的政治智慧去运作,这个转型才能完成。

周志兴:如果有人既想做有权威的人又想做有权力的人,这两种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结合在一起,但是从现在来看,还是很难的,是会互相抵消的。

许纪霖:在现代政治之中,权威和权力是分离的,用中国传统的话说,圣是权威者,而王是权力者。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圣和王从来没有合一过,秦始皇、汉武帝,宋太祖、明太祖,康熙、雍正、乾隆权力大得不得了,但他们并没有权威。所谓权威,就是代表天道和天理的道统,政统在皇帝手里,但道统却在孔夫子以及他的徒子徒孙士大夫那里,道统与正统是分离的。但是民国之后,从孙中山直到毛泽东,不仅想成王,而且还想成圣,圣王合一。这就很可怕了,为什么可怕?一个圣王合一的人,既能大善,也能大恶。但人不是神,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一旦犯错,就是国家的错误,纠正也难。

周志兴:其实可以这么理解,你要是王,你去执行的话,一定会犯错误,你犯了错误,你就成不了圣。

许纪霖:很多美好的理想,应该由圣人去勾画,但由另外一批有现实感的权力者去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之中,适度地将理想与现实调和。圣者和王者遵循的伦理原则是不一样的。马克思·韦伯提出两种伦理原则,一种是叫意图伦理,还有一种是责任伦理,这两种伦理是不一样的,圣者,有权威的人遵循的是意图伦理,他主要对自己的动机负责,但王者,有权力的政治家遵循的是责任伦理,他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有充分的预见,对行为的结果负责。圣者与王者,理想家与政治家必须是两拨人,有适度的制衡,而圣王合一者,只按照自己满脑子的乌托邦理想直接就去干,恰恰权力又太大了,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在所不惜,死几千万人又算得了什么。

毛泽东实现了历史上最大的圣王合一,他打下了新中国,又毁了新中国。大跃进、文革的初衷都有神圣、理想的一面,大跃进为了中国迅速实现富强,文革为了解决官僚机构脱离人民群众的问题,但他没有现代的责任伦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最后适得其反,给国家带来了灾难。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容易引起分歧的敏感话题,有人将他神话为伟人,有人将他丑化为魔鬼。然而,伟人与魔鬼有时候就是一体两面,我称之为神魔二元性,一个不受制约的圣王,既有可能成圣,也有可能变魔。毛既有神的一面,也有魔的一面。今天因为在公共领域不让谈毛,所以,我们对毛魔的一面反思得不够,对其神的另一面也理解得太肤浅。

各种各种声音都有是好事 调和是一种最高的智慧

周志兴:说到文革,在那之前和之中,中国都主张声音的一致性,基本上没有杂音,但是,现在各种各种声音都有,是好事,但是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就是思想领域的日趋激进化。

许纪霖:比如新儒家,现在也开始分化,过去我们以为蒋庆很激进,但现在有几位年轻的儒家更激进。你有没有听说有一本小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当代儒家论普世价值》,是上海一批年轻的儒家学者几个内部会议的记录,其中关起门来讲的话,几乎一字不删都公开出版了,我看了以后真是吓了一跳,比如里面这样讲:“当前儒家首要任务,就是把左、右两派都踹出去,……自己的家,凭什么让外人来做主呢!”他们要辟异端,一个是“当代的墨家”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当代的杨朱”自由主义。

周志兴:按道理,儒家应该稍微温和一点。

许纪霖:私下说的话都会比较极端一点,这可以理解。但一旦公开发表,成为公共话语,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说现在各家各派都在激进化,连儒家都是这样。

周志兴:我也一直看到各派都在激进化,而且在这个社会里,各派的激进化也带来整个社会的撕裂,可是从我们微博这一个小的角度来看,不激进的语言拉不来粉丝。

许纪霖:关键就在这儿。

周志兴:我那天跟几个学者吃饭,有一个学者说我现在只有几万粉丝,在场的一个体制内学者马上就说,说明你是一个很中性、温和的人,你不说极端的话,他说的的确是存在的情况。

许纪霖:民族宪政国家之所以政治上比较稳定,其实秘密就是中间大,两边小,左右的激进势力都处于边缘,而中间的温和派互相接近、靠拢,形成国家的重心。最近好几家媒体都在谈德国成功的经验。在欧洲经济一片萧条之中,德国如今是一枝独秀,成为欧盟的火车头。其中功劳最大的是总理默克尔。她刚上台的时候,没有人看好她,认为她没有特点,立场不鲜明,是过渡人物。但默克尔执政八年,两次连任成功,如今威望如日中天,无人可匹敌。她的执政智慧,就是善于把人家的长处智慧全部吸收进来,化为自己的智慧,最后将敌手化解掉。这是一种最高的智慧,用李大钊先生在五四时期的一篇文章的话说,叫做“调和之美”,无论是宇宙自然,还是人类政治,皆以调和为美之最高境界。

说“中国模式”最好是夜郎自大 将意识形态当口饭是没有未来的

周志兴:说到这个话题我就在想,我们现在对世界各国的学习还是比较差的,而且现在越来越有这种夜郎自大的感觉了,觉得中国模式最好,西方的不值得借鉴,越来越有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去了一趟韩国,我觉得韩国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韩国原来也是一个军事专制的国家,就通过短短几十年时间人家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去年我去维也纳,我觉得那个地方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许纪霖:我们现在一谈到西方,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大多都是指的是美国,而且以美国为尺度,把西方一体化、板块化、整体化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整齐划一的“西方”。英美与欧陆的差别,莱茵河模式与英美模式之间的差别,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亚于东方与西方的差别。美国的确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但欧洲就不是。德国的成功,除了吸收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外来传统之外,还结合了自身的路德新教传统和近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即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德国可以说成功地实现了“通三统”,将自由主义、路德新教和马克思主义三种传统打通了。

甘阳在前几年提出要“通三统”,在原则上是对的,中国如今所面临的三个传统,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是现实的存在,背后都有它强大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一个是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启蒙传统,第二个是近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传统,第三个是儒家所核心的中国文化传统。问题只是在于:这三种传统,都很伟大,内部也很复杂。所谓“通三统”,究竟是取其中的什么样的传统?一个方案是将中国传统中的法家、启蒙中的寻求富强、社会主义传统中的集权结合起来,这样的“通三统”似乎如今已经实现了,但大家都不满意。另一方案是将儒家中的民本思想、启蒙中的自由民主宪政、社会主义中的平等理想加以融合,这个方案正有待于实践。当然,也有更多的其他方案。

美国与中国从历史传统和现实体制来说差别太大,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认为,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对方都自己来说都是一个例外。比如,美国在历史上没有贵族,也缺乏社会主义传统。中美之间反差强烈,可以作为互补的学习榜样,但作为现实的借鉴,欧洲似乎与中国更有可比较性。中国像法国那样,有绝对专制主义的传统,也有发达的官僚制度,中国与德国也很相似,都曾经是落后国家,面临着外来文明的压力和迅速崛起的迫切感。而欧洲与中国一样,有悠久的社会主义传统,但区别在于一个是西马,另一个是东马。

周志兴:刚才你说还有西班牙。

许纪霖:西班牙是转型国家的成功典范,成功地从佛朗哥的威权体制转向现代民主宪政。这是一个转型当中的经验,当然俄国和东欧也有更值得我们借鉴的转型经验。

周志兴:但是你注意到人民日报海外版最近发的一篇文章吗?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能走苏联被人瓦解的道路,说苏联人民现在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许纪霖:关键写这些文章的人,这些国家都没去过,如果去过的话,大概也是走马观花,好好在那里待一年半载,真正了解了人家的国家和社会,他们的观点会变的。中国现在写那些文章的人基本是鸵鸟式的,根本没去考察过,就是凭着僵化的教条。

现在的问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不少学者,都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真诚的、切实的研究,把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整成僵化的新教条。为什么?因为缺乏真诚的信仰,只是将意识形态当一口饭吃。有些从事意识形态的学者最近很兴奋地说,我们的机会来了!可以拿大课题了!他们首先把这看成是一口饭,看成是自我牟利的工具,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真诚的信仰和刻苦的研究。他们有没有认真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至少是选集?问这个问题我是有底气的,我读大学的时候,本科是政治教育专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是一本本精读过的,一句话、一句话抠过的,列宁的著作读的还是俄文原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是烂熟于胸。现在搞意识形态的,认真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很伟大的传统,特别是他早期的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启蒙传统不仅不冲突,而且有很强的亲和性,毕竟马克思主义是启蒙的产物嘛。有了马克思主义,才有德国、法国和北欧的今天,才有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对欧洲的贡献一点也不亚于自由主义。我很尊重那些真正的左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但对于那些将意识形态当口饭的,只有鄙视。

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可能了 现代政治的最高艺术就是妥协

周志兴:说到现代政治,也要用与时俱进的思路去看待。各种声音并存,有的时候它们是可以互相消解掉的。现在如果有人还是希望恢复到一统天下,经济上不可能了,现在民营经济,集体的、全民的都有了,在舆论环境上也是不可能了,应当面对这一现实。

许纪霖:问题是统不了,你不可能再统了,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

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很肤浅,我们用一种军事的头脑理解政治,军事是你死我活的,一定是决出胜负、决出雌雄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国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都是通过暴烈的动乱、农民起义的方式决出胜负,决出枭雄,以成败论英雄。当朝也是在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帮”以后建立的。所以,很多人以为政治就是你死我活,就是残酷的阶级斗争。

但是现代政治不是,现代政治是你活我也活。因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不一样的就是多元,你不得不承认多元的合理性,不可能某家独大,不容分享。现代政治的最高艺术就是妥协,你活我也活,所以才需要自由,才需要民主,才需要宪法和在宪法框架内的各种法律和行政举措。

既要限制公权力又要提防民粹 需要制度化的制约

许纪霖: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对政治的理解,我非常赞成中央党校蔡霞教授的说法,现在两股力量都是需要提防的,一个是公权力的无限扩张,另外就是无组织、破坏一切的民粹。而这两股力量互为前提,公权力越是肆无忌惮,民粹越是激烈。这一年我一直在谈一个看法,可能很多人不一定接受得了,就是“要将老虎与猴子都关在笼子里”。现在流行的是“要把老虎关在笼子里面”,这是非常对的,“老虎”指的是公权力,没有笼子束缚的公权力是非常可怕的,首先要用笼子里来规范。这个笼子就是按照宪法行政,但是,这个制度化的笼子,不仅用来对付公权力,也用来规范各种社会参与的力量。这就是“也要把猴子关在笼子里”。

现在有些人口头上承认要按照宪法行政,但是实际上并不接受,老是觉得这个东西一搞,公权力就受到限制了。但是要知道,宪法本身不是特别针对某种权力,而是针对所有的权力,包括公权力,也包括各种社会力量。等于是制定了一个游戏规则,大家都按照这个规则来从事政治,在制度的框架内来博弈、交换利益,达成妥协。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受到两种戕害,一种是皇帝的权力太大,碰到昏君和暴君就天下倒霉。另一种是制度没有办法解决昏君和暴君的问题,于是只能到体制外面去寻求革命,各种社会力量揭竿而起,一哄而上。各自都觉得自己代表天命,,形成大乱。加拿大有一个教授陈志让,写过一册《军绅政权》,讲的是民国初年的军阀乱局,他说,中国人不讲“合法”,只讲“有道”,最后都自以为代表“天道”,以“有道”伐“无道”,而法统统统丢在一边,有用的时候才拿出来利用一把,却不是最高的原则。

为什么需要一套规则,需要宪法?实际上是不仅把老虎,而且也把猴子关进笼子里,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多重制约。没有制度化的制约,中国就会永远在专制和革命之间来回震荡。革命的力量起来以后,一开始就不守规矩,执政之后也形成了不守规矩的陋习,成为新的专制者。因此,我常常说,专制最令人可怕的,是以自己的方式塑造了它的敌人。要打破这一循环,只有通过依照宪法行政这一条道路。

要依宪行政 中国才会获得长治久安

周志兴:你说的这个,因为我们有的人就是怕猴子乱闹,所以要先把猴子关到笼子里。

许纪霖:现在关猴子的笼子,不是依宪行政,而是专政。依宪行政与专政不同,专政是一部分人针对另一部人的,而依宪行政是针对所有人的。

我们要有这样的理解,中国才会获得根本性的、制度性的长治久安。我这半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叫“革命后的第二天”。有些人对现实产生了绝望,说变一变就好了。但你看中国近代以后革命了多少次,从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中共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了?鲁迅提出过“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出走很容易,但出走以后怎么办?革命很容易,但革命之后怎么办?因此要考虑到革命后的第二天。革命虽然是破坏,但革命与动乱不同,动乱是无目的的破坏,而革命是有目的的破坏,是建设性的破坏,这个建设,就是要建立现代政治,现代政治既然是你活我也活,那么大家都要守规矩,不容许任何人、任何派别在规矩之上,这就是依宪行政的意义。

最近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民国纪事本末》,读过的人无不称奇,可谓奇人奇书。作者是一个年轻的学者,武汉大学世界史的博士生刘仲敬。他翻译了休谟的《英国史》,是研究欧洲中世纪史的。但是这个刘仲敬精通古今中西,有难得的大见识。他以宪政的视野考察1911-1949年中华民国的历史,发现当时的各家各派、从袁世凯到孙中山、从革命党到立宪派都不守规矩。最后到了毛泽东那里,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过去我们讲民国初年的历史,都归罪于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但是谁给了袁世凯以专制乃至称帝的机会?可以说是革命派和立宪派给的,两派从清末在东京流亡开始吵架,一直吵到民国建立,到北京的国会里面继续吵架,互相不信任,以压制对方为目的,最后给了袁世凯渔翁获利的机会。没有宪政制约的党争,最后一定是两败俱伤,让旧势力有卷土重来的空间。今天的埃及也是这样,世俗的自由派与穆士林兄弟会联手推翻了穆巴拉克,但革命之后,世俗派与穆斯林形同水火,无法获得和解与共识,在广场上大打出手,最后让军方旧势力以恢复秩序的名义,重新上台。

好几年之前,大约在2006年左右,吴敬琏先生就向我推荐林达写的《西班牙旅行笔记》,我一直没有机会读,去年到西班牙,带了这本书,途中看了,感触良多。西班牙在佛朗哥强人死了以后,面临着重新分裂的危险,保守派军人、共产党人极端对立,还有历史的血债,民族分离也很尖锐。当时国际上都不看好西班牙,认为难免有动荡。但是西班牙在短短几年,就从威权政体和平地转型为民主宪政政体。个中究竟有什么成功之处?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40年的独裁者佛朗哥终于去世。作为在佛朗哥的监督下培养起来的国王候选人,胡安·卡洛斯一世完全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会是什么。

首先是西班牙人从自己的历史教训中懂得了,只有全民族的和解,才会有国家的未来。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血流成河,最后换来的是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独裁统治。佛朗哥这个大专制者,在死之前做了一件对未来非常有影响的事,就是把西班牙国王请回来,恢复了君主制,这是非常重要的。国王超脱于任何政治势力之上,可以成为国家的象征,平衡各种冲突的能量。而卡洛斯国王又非常有现实感,他知道,西班牙的未来一定不是某派独大,而是各派和解,因此他选择的首相苏亚雷斯是一个旧体制中的人物,同时也与体制外的各派反对势力有良好的关系。苏亚雷斯可以说是一个和稀泥式的人物,没有明确立场的政治家,但在转型时代,恰恰最需要的是这样的调和大师。他一方面说服军方保守派默许温和的改革,也说服左翼的社会党和共产党放弃体制外的罢工、暴动,到体制内合法活动。林达指出,苏亚雷斯亚的过人之处是,在常人认为“不可能处”看到“可能性”。他与死板的教条主义者不一样,始终认为现实政治需要智慧、需要妥协。经过无数次面对面的谈判,苏亚雷斯在国王的支持下,终于让本来是互相对立的党派坐到一起,签订了蒙克罗阿盟约,继而制定了宪法,成功转型为君主立宪制。

周志兴:中国现在在转型期,在我看来,转型期的时间很长,但是,最近几年非常关键,这开始的方向错了,离目的地就越来越越远,所以,在摸索道路的同时,要有理论支撑,这就对中国的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谢谢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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