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中共違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承諾的唯物解釋

特區政府不愧是分離意識的最佳宣傳員。為要追緝「本土民主前線」的年輕精神領隊黃台仰,「本民前」這3個字在媒體不脛而走;為要打擊本民前行動主角梁天琦的新界東補選工作,拒絕替他向55萬名新界東選民免費派送選舉單張。結果,媒體一報道,梁天琦單張裏被禁的文字如「自治」、「自主」、「自決」、「勇武」等等,忽然都變成700多萬人家傳戶曉的言辭,在在提醒人們特府那手政治打壓言論自由的做法,無異元、清兩代異族統治中國之時採用的慣技卻進而有所發展。

中共違背對港承諾:兩種解釋

97之前,中共與聯合王國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在國際社會面前莊嚴承諾香港回歸祖國之後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然而,主權易手未久,即有特府2003年企圖強行通過「二十三條」具體立法限制港人政治自由的劣行;其後的或明或暗逐步加碼,到了梁振英上台,「一國兩制」的說法已是明日黃花,代之而興的是政策層面上的「港陸融合」。

出現這樣前言不對後語、行動違反承諾,一個解釋是中共的嗜權的專制本性使然:在馬列特色大一統思想底下,以體現《中英聯合聲明》、限制中央權力為要 旨的《基本法》,當然要遭受逐步蠶食、最後完全推翻,甚或過程愈短、達標愈早便愈好。這個解釋簡單明瞭,符合一般人對中共長期以來的認識。在背信棄義的過程中,京港統治集團使出的各種手段,包括統戰策略、韜晦計謀、文宣與行動互補、銀彈與子彈齊飛,都是幾十年來的那一套,人們熟悉不過。

事實上,任何香港人,只要對上世紀國共鬥爭史實有點認識,便完全可以在八九十年代便預知中共今天背信棄義的大方向和關鍵細節,例如先是花言巧語吸納 社會上最開明的知識分子替其開路,最後卻藉機對他們做最殘酷的無情批鬥。大家知道,中共與陳文敏在《基本法》制訂過程裏緊密合作過,後來卻視他如仇敵,手法跟1949年前後對待「民主人士」所用的如出一轍。

因此,訴諸「中共本性」及其意識形態以解釋其背信棄義,有其堅實基礎;然而,這個解釋未能說明為什麼背信棄義之事集中在最近幾年出現,我們也不一定能夠以之推測今後香港局勢的發展,特別是當權者使用的專政手段會惡劣到什麼程度。因此,在這個訴諸意識形態的解釋之外,筆者提出一個基於政治經濟學的解釋,與之相輔相成。

紅色資本的急促累積

大陸紅色資本過去十多年急促累積,已經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對香港這個「中國的」第一金融中心更具決定性作用。這裏說的紅色資本包 括三類,一是國企資本(含港人熟知的紅籌和H股),一是大陸名義上的「私企」資本(例如阿里巴巴),還有就是筆者說的「灰錢」,指的是大陸權貴及其家族或代理人在海外特別是香港以不上市形式營運的純粹私人資本。至於在大陸範圍以內運作的資本,不在本文考慮之列,雖然那也是和上述三類紅色資本息息相關的。

表面看,國企資本和私企資本都是「正當的」,但國企在大陸完全受黨政權貴操控,而私企資本沒有那些權貴的「政治入股」提供蔭庇和替之開路,也根本無法壯大;因此,儘管國企和私企名義上不屬於權貴,骨子裏卻與權貴有着直接關係,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只不過所擁利益和操控能力不如對「灰錢」的那麼完全、直接。因此,主導紅色資本在香港的運作以及透過黨政人脈關係影響香港政治的,主要是「灰錢」,儘管這類紅色資本的規模估計不及前兩類。

大家記得,2013/14年彭博和《紐約時報》夥同無國界新聞工作者挖掘出不少非江派家族所擁的海外資本訊息,在大陸政圈引發深層震盪,以致該兩份刊物和網站被禁,溫家寶還得勞煩本地一位老左派為他寫文開脫,而後來發生的《明報》前老總劉進圖遇刺事件,亦可能與此有關。「灰錢」的力量,誰敢看輕?

以香港作營運基地的「灰錢」到底有多少很難說,但據筆者的一位金融界朋友推算,單是資本額在10億至20億美元或以上的太子黨私募基金就有兩打以上;較小的及不以私募基金形式運作的資本組合則不計其數(大陸近年有所謂的「小官巨貪」,一個村官貪一個億人仔被揭發的,時有所聞)。這些「灰錢」總額約佔在港上市紅色資本市值的3%至4%左右,而且近兩三年的增長至為急促。

「灰錢」國際出路受阻,倒流香港

「灰錢」是不義之財,在大陸運作會受政敵打擊侵佔,風險極高;有機會的話,必定盡快外逃,「薄谷事件」讓人窺見的那些海外運作,不過是冰山一角。但是,自美歐國家開始重視金融反恐之後,大陸「灰錢」外流就不是那麼容易。西方國家知道這些「灰錢」與恐怖主義無關,但是緊盯大額資金的國際流動的結果之一,就是知道了大陸「灰錢」的來龍去脈;抓住「灰錢」的海外名義擁有者,西方國家就抓住了大陸黨政高層的不少把柄,可以進行各種政治敲詐;薄瓜瓜和令完成在美國得到的優厚殊遇,明顯與此攸關。

另一方面,就算不是「灰錢」,紅色資本帶着大陸的劣質企業文化在海外運作,也出了很多問題,常常給外國監管機構檢控;外國投資者經過好幾年的「中國熱」之後,頭腦開始清醒了,對大陸國企私企的股票需求降溫。2012年以來,不少已在美國等地上市的紅色企業重新私有化,從海外撤回;一些回到上海深圳的 股市掛牌,另一些則流進香港金融市場;當中的灰色部分,當然不會選擇回流大陸【註】。

「灰錢」選擇香港,除了因為在西方遇到麻煩退而思其「次」,但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對他們的擁有者而言也絕對不是沒有好處,而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駕 馭本地的統治階級;這種駕馭,就算不是現在完成時,也至少是現在進行時,更會是未來完成時。而且,這些「灰錢」的入侵,有勢力龐大的帶路黨。

有人會問,隸屬不同敵對派系的「灰錢」入侵香港,會不會把大陸的派系鬥爭引進香港的金融市場, 以致破壞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美譽?對此,筆者審慎樂觀。不同派系的「灰錢」都要利用香港繼續發財,不會在此大事興風作浪,因此會在很多方面尋求一種「恐怖和諧」;現今的大陸當權派不會在香港特別打擊落難的一派(如向媒體提供不利對方「灰錢」的黑材料),因為難保哪年哪月自己的一派變成落難派。用博弈論的術 語講:各派「灰錢」在香港採取某程度的妥協策略,是一個多回合動態博弈的納殊平衡,而且這個平衡還是相當穩定的。

香港還不是「灰錢」理想國,須大幅「改造」

紅色資本十分喜歡香港,十年來大幅進駐,佔了近來香港股市總市值的四至六成。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當中,以市值排名最前面的20隻股,經常有15隻以 上是屬於紅色資本的。然而,大陸國企私企在西方金融市場「水土不服」,在香港也就不見得全然適應,遑論在大陸橫行霸道的太子黨直接操控的「灰錢」,因為香港的監管環境很多方面都不比西方差。因此,「灰錢」在香港運作,絕對談不上稱心如意,反而會覺得有諸多制肘需要去除,更有不少欠缺了的東西需要建立。

「灰錢」不僅是不義之財,還是專制霸道之財。因此,在香港,一切獨立的司法、透明的規管、民主的立法、民選的行政首長、受法律保護的採訪自由、評論 自由、揭露不法行為的權利、學術界進行深入而尖銳研究包括市場研究的權利,以及發表有關的研究成果的自由(簡單地說就是《基本法》裏保障了的優良制度和權利),都上了「灰錢」心目中應該被打倒之列。

所有大家好幾年以來目睹的制度衰退和政策偏差,包括普選特首和立會去功能組別議席的無限期拖延,廉署的政治性檢控和不檢控,警察行為的選擇性暴力和 不暴力,大學最高管理層內的任命和不任命,中小學裏的禁粵語、普教中、學殘體,對媒體的打壓收編,對電視牌照的嚴苛或寬鬆,等等,無一不是符合「灰錢」在港的需要而提出或通過的。

換句話說,紅色資本既已成為香港的「經濟基礎」的主要部分,就必須對香港的「上層建築」進行改造,在文化、政治、體制等方面破壞、去除一些原有的東 西,樹立、培植一些本來沒有的東西,按紅色資本特別是「灰錢」的面目和性質進行一項又一項的適應性工程。大家眼見的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歪曲和蠶 食,不僅僅是因為當權者意識形態和大家不一樣,而更是紅色資本意志的顯露和落實。既然如此,一個有趣的問題是,本地社運的主要針對對象,到底是特區政府還 是入侵的紅色資本?答案很可能是後者,而一眾特府高官,都不過是紅色資本的台前傀儡。

紅色資本與本土華資的關係

上世紀80年代,英資從香港撤退,本土華資上升成為一哥,但好景不常,90年代紅色資本開始入侵香港,本地華資一哥地位很快就失去了。資本本來就帶有壟斷傾向,紅色資本當然更甚,挾舉國資源和中央的政治影響力在香港運作,本地華資哪裏是對手?結果必然產生多極分化,一部分本地華資趁勢靠攏不同派別的 紅色資本;視乎哪個派別在北京得勢,靠攏的本地華資也將榮辱互見。一部分負隅頑抗或謀後路撤退海外,但這部分以中小企業居多;大企業樹大招風,靠攏與否顯而易見,若在政治上行差踏錯,政權的報復就不是等閒,起碼小股東就受不了,後果嚴重。這個分化現象,早在政商界浮現。

值得留意的是,受紅色資本所壓卻不選擇靠攏的中小企業主,其中一部分或可成為本土民主抗赤運動的支持者,哪怕只是極少數。對資源匱乏的抗爭者而言,渴時一滴如甘露,點滴的人力物力支撐,亦彌足珍貴!

紅色資本的帝國主義屬性和理性

胡耀邦曾指中共在西藏的統治好比殖民主義,一語道盡「和平解放」了的「自治區」實況;然而,中共近幾年在香港的作為,卻更像列寧在《帝國主義:資本 君臨的最高階段》一書中描繪的英國金融資本侵佔、壟斷一地之時所表現出的政經態勢。該書第四章這樣說:「在資本君臨的最高階段裏,資本的來源是壟斷的,完 全操控在資本出口者手裏。……英國金融資本的主要出口對象就是她的殖民地。」在面對洶湧而來的紅色資本,對這幾句話最有體會的,無異是受到前者排擠的本土華資。

資本貪婪,然而卻有某程度的理性,指的是能夠比較冷靜面對危機,做出對自身最大利益的選擇。紅色資本,甚至「灰錢」,於此也不例外,一樣會追求穩定 的逐利環境。它們的擁有者之所以選擇香港,因為作為投資者,他們知道香港經濟金融體制的優勝處;作為常住者,他們更知道香港比大陸宜居。因此,在肆意要 「改造」香港的多方面可貴獨特性之餘,他們和極端的反港意識形態論者不同,不會主張完全的港陸融合;理由很簡單,因為那樣融合了,香港對他們就失去經濟價值和政治保護價值。

此外,在香港的「統獨問題」上,紅色資本當然是統派,但不會是完全的統派。獨派若造反,紅色資本當然會支持政府用各種手段鎮壓,但只要不太危及香港金融中心所需的穩定,骨子裏卻不見得一定同意出動防暴隊解放軍再來一次天安門式的大屠殺,除非是牽涉到他們根本利益的生死對決。如果二十三條立法會令香港 社會再一次大反轉,他們也不一定支持,亦即是在此問題上可能還沒有像劉兆佳教授那種香港人那麼「有原則」。歸根到底,這是因為外逃資本的擁有者本來就不是 「真愛國」。如此,就有可能為香港的所有抗爭派別騰出一定的行動空間;故只要拿捏得宜,往後的社運抗爭不見得沒有空間。當然,這是一個很大膽的推論;是否 正確,還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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