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终结的开始

一个时代的终结……

我把2008-2010年的“中国国家大事密集期”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剖析。北京奥运、中国建国60周年大庆、上海世博、广州亚运……现在回过头看,那是中华复兴或中国崛起的时段。

安全第一,效率第二,公平第三,人权第四。

这样总结,应该没错。

这些年来经常向我表达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与观点之赞同的一位中国公安干部唉声叹气:“这三年以来,我国逐渐成为警察国家,”并表示了辞职的意愿,与我商量。

我说,“还是不了吧。”

他不高兴:“为什么啊?”

我劝告:“大哥还能干什么?辞职后到哪里上班啊?”

他认为,中国今后必须跟着国际标准走,发扬法治与民主。

据我观察,这段时间,为了使得那些盛事圆满“成功”,中国当局不惜一切手段“遏制”了来自民间和底层的不满因素,对“广场”和“网络”这两个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代表加强了管制。

在基础教育普及到社会各角落的今天,中国老百姓的知识面已经丰富到政府无法控制的程度;在高等教育逐步普及的当代,中国精英的英文水平和国际视野已经成熟到政府无法左右的地步。中国人发明了自己的微博,自己收集信息,成为公民记者。

2011年,中国站在历史的拐点上。“十二・五”元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百周年……这些都不重要。中国人要告别以宣扬的方式掩盖问题或以庆祝的方式浪费资源的治国范式。时间不会逆流,时机不会等待。

2012年,将是中国的“政治季节”。若不发生意外,新的国家领导人将诞生,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发生一些变化。2011年从政治意义上看意味着过
渡期。这也不重要。原因很清楚,与衰落中的邻居——日本不同,中国维稳的是政局,而不是政治。不管它叫过渡还是转折,保守化还是右倾化,重要的是具体的改
革进程是否是在缓慢还是滞后。世上没有无代价的改革,它必然不和谐,假如被和谐,等于不健康。

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人,有关“中国风险(China
Risk)”的检讨将继续。之所以说“拐点”,在国家大事密集期已过去的此刻,怎么也保住安全第一,发展第一,自由、公平、人权、民主等有意无意中变成
“再说”的时代再也不存在。我说的“那样的时代再也不存在”是客观意义上的,而不是主观意义上的。时代已经到了这边,而没有停留在那边。政府也好,民间也
好,中国人不要误会,要澄清基本逻辑:不是你们创造了历史,而是历史选择了你们。

中国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策倡导的方针有三: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及和谐发展。简单明了,中共至少在名义上追求的是“公平”、“公开”和“公正”。假如
中国党和政府从客观形势的需求出发,试图把名义转换成实际,那么,管制也好,限制也好,遏制也好,各种主观上的“制”都将趋于缓和。我对中国的未来很乐
观,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经济已彻底与世界接轨,基本不可能重新闭国;二是中国人民的想象力和智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弹性。

否则的话,在经济指标下滑而造成民众失去了信心,或者,突发性公共群体事件发生造成社会失去了稳定,之后,商业化的媒体煽动民意,党和政府有可能只能依靠所谓“体制优势”采取“休克疗法”。它解决不了问题的根子,不少中央领导跟我讲过。

中国再也不是红色的,革命的方向往绿色转变着。中共再也不是不惜流血的追求乌托邦的革命党,而已经变成了追求经济上、社会上及政治上“软着陆(Soft-landing)”的执政党。

出于环保与节能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输入到领导人的大脑和国家的目标上面。去年11月,我出席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度中国高峰论坛“2020:
中国和世界的新纪元”,并主持了圆桌论坛“智慧民企:小巨人,绿巨人”。回答我提问的所有民企老板,不管是制造业,咨询业,创投业的,都清一色主张“虽然
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存在差距,但政府都以有形无形的方式鼓励民企展开考虑到绿色因素的商业活动,并从政策的侧面提供支持”。相信,在“政府对民企的行政与
技术支持”议题上,肯定不少有关人士对上面的清一色表示反对,持有不同意见。不过,我个人感受是,中国经济逐步迎来“从绿到金”,甚至“因绿而金”的商业
环境。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府把“使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放在政策目标上的核心位置。“老百姓不一定欢迎国家”已从公开秘密变成公然事实之
后,国进民退也好,国富民穷也好,“悬殊问题”将是未来十年党政府务必认真解决的命题,而不是问题。为此,就像领导人说得那样,人民的党是需要干净的,为
此,人民的官员是需要接受监督的,因此,国家需要的是法治与民主。这是中国发展的逻辑。所有中国人都明白,我就不具体说了。我则不太知道或不够明白的是,
所有人都知道问题在哪里,明白要往哪个方向变化的情况下,找不到“引力”的原因是什么。是国家机器太庞大,还是人民意志太堕落?

中国问题到底复杂到什么程度……


受着13亿以上人口的国家正处于高速经济增长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邓小平提出来的,史无前例的政治经济体制依然被坚持,在可预测的未来中,还将坚
持下去。共产党领导人谦虚强调“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家和80后则微笑叹气“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客观形势迫使政府和人民以具体行动回答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选择题,也不是按需分配还是按劳分配哪一钟更好的价值题。甚至中国的教科书主张
“姓社”还是“姓资”已经不是本质问题。在社会公平日益薄弱,贫富悬殊逐渐加大的情况下,怀念文革的言论,基于“中国复杂和特殊”寻找发展逻辑,规避民主
的言论日益显而易见,从而造成民众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和政府封闭性的迎合主义正在快速蔓延。

资本家和年轻人欧便抱有的信仰则是“犬儒主义”,还有“拜金主义”。他们盲目指责国家的体制,不承认既成制度的存在意义和合理性。“不能信任何人,反正这样嘛,就好好赚钱,尽快移民到海外去”。这似乎是当今精英们的“谋生主义”。

2008-2010和2011-2015之间也能寻找一种连贯性。后者将继承前者的是国际政治理论上著名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我预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的激烈竞争将在折腾中持续下去。来自上面N个监视、管制和来自下面N个对权力、自由的追求之间形成碰撞。
其均衡意味着战略稳定,其失衡则意味着战略突破。哪一个更妥,让历史去说。

均衡还是失衡?我想,决定前者还是后者的关键有二:一是共
产党的统治能力,二是因特网的普及。中共的统治方式早就摆脱了个人崇拜或极权主义,而逐步走向集团指导的官僚体制。正因如此,其统治力必将下降。我们外国
人不要以为中共领导人是什么都能控制的,“反日游行”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什么的。

中国的网络人口已超过4.5亿,对他们来说,网络才是现实的政治,能发挥人民话语权的舞台。据我所知,当去年“反日游行”在全国各地发生的时候,各
地方公安部门是把情报渠道依赖给网络上,从BBS、微博等搜集信息的。只有政府掌握着信息,人民则一无所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或许,“下有政策,上有对
策”的局面即将到来。

未来网络人口一定增加为5亿、7亿、10亿……国民“掌握”的信息量超过国家“掌控”的信息量之后,将发生什么?可想而知,国民替国家经营政治,主导其社会。这是人民的政治。

一个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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