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mang:瞎扯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我们又循环到庆历年代了。

所谓庆历新政就是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与富弼提出的: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简单说改革重点是干部制度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要点是反腐倡廉,加强政府官员监督力度,取消政府官员随心所欲权力)。

1、庆历新政要点

(1)、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

改革前,官员升迁只讲资历、年限、出身、背景和廉洁程度,导致官吏因循苟且,磨洋工和消极怠工,无所作为,靠背景、站队、资历和苦劳升迁。

改革提出新的考核政绩标准,对不作为和乱作为的官员撤换。

实际上以是否是自己一头的为标准,例如规定京朝官及郡县官吏,有人保举在三年任期届满即与升迁。

(2)、抑侥幸(限制官僚滥进)

改革前以恩荫制度(出生背景)和科举通路为当官主要道路(还有买官道路),所以甚至出现不读书不看报,只会打扑克飞速上升的,造成官僚滥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例如通过恩荫,有的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

改革提出: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和特殊背景的团团伙伙垄断官位;减少科举当官名额,减少买官名额。

(3)、精贡举(严密科举取士)

改革前考进士考公务员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只看学历不看能力,只看背景不看经历,把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

改革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要求有一定实战能力和案例分析能力,让学生有真才实学。

(4)、择长官(慎选地方长官)

改革前州县两级官磨洋工,消极怠工,不称职者十居八九。

改革要求: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奖励能员,罢免不才,并主张由各级长官保荐下属(为搞团团伙伙开方便之门)。

(5)、均公田

改革前官员腐败严重,土地兼并,收受贿赂严重。

改革要求: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对顶风作案的人严惩不贷。

(6)、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农桑立法,命令全国各路转运使(各省经济负责官员)及其所管辖的乡县真正重农桑,奖农桑,使农业的好坏作为考察官吏、官吏黜陟的重要内容。

(7)、减徭役

改革前赋税残酷、力役烦苛,赋税、徭役迫使贫苦农民纷纷破产,也激起农民起义反抗。

改革要求:合并户口稀少的县邑,以减其地人民的傜役,节用、节俭,裁减统治者的奢侈耗费,做到均赋税,宽徭役,减轻人民负担。

(8)、修武备(整治军备)

改革建议恢复府兵制,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此项方案未能通过,因为会导致皇帝军权失控)。

(9)、重命令(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

改革前政令不通,不出京城,朝廷颁布的法令“烦而无信”。

改革要求:朝廷今后颁行条令事先必须详议,“删去繁冗”,审定成熟后再颁行天下,一旦颁行,必须遵守,不得随意更改,否则要受到惩处。

(10)、推恩信(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

宋代皇帝三年一次大赦天下,免除百姓多年积欠的赋税,但在基层基本都是摆设,未彻底施行。

改革要求:取信于民,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并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防止发生阻隔皇恩的现象。

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

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决定:

★加强政绩考核(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

★减少官员世袭权力(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

★要求官员清廉(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等于公务员涨工资);

★官员资格不再限于考试,缺乏实际能力的团团伙伙不能随便上台(改变科举法);

★进行减免税负(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

但一年四个月后,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2、改革的背景

(1)、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政治上中央高度集权(依靠中书门下,也叫政事堂办事,也随时设各种领导小组来解决临时问题),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权,并用一些小组成员(参知政事)限制宰相权力;

★军事上废除唐代原来体系,建立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增设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由”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为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又在中央设枢密院,掌控调兵权。

★财政上设置三司(盐铁、 度支、户部),三司使由皇帝亲信担任,掌控财政大权。

(2)、高度集权的后果

★官员多贪恋权位,行政效率低下,普遍消极怠工和磨洋工,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庸官冗员问题突出(宋代的州县官、财务官、巡检使等低、中级差遣,大部分由恩荫出身者担任。这种等同于官僚世袭的制度,使官僚机构中充满了坐食禄米的权势子弟,导致了“荫序之人,塞于仕路”,“权贵之子,鲜离上国”,例如湖北钟祥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了,要两个人搀扶着办公。3年下来,州政荒芜衰败。替换他的刘依,已经70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的名字都不知道)。

★为稳定社会秩序,维持稳定,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奉行养兵之策,至仁宗时,军队总人数已达140万,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形成冗兵,军队的战斗力不堪一击。“西戎已叛,屡丧边兵;北虏愈强,且增岁币。国用殚竭,民力空虚,官吏猥滥,人民疾苦,未尝省察”。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同时对西夏和辽实行赎买政策,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

上述三个问题,总结起来,就是仁宗宝元二年(1039),时任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的宋祁提出“三冗三费”论:“何谓三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从为国。何谓三费?一曰道场斋醮,无日不有。二曰京师寺观或多设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粮所给,三倍它处。帐幄谓之供养,田产谓之常住,不徭不役,坐蠢齐民。而又别饰神祠,争修塔庙。三曰使相、节度,不隶藩要,贪取公用,以济私家”。

★官员权力过大,无法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贫富悬殊极大。人民的负担极重,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还有支移和折变等负担。在两税之外,还有丁口赋、各种杂变之税、徭役和差役。这是赋税之外的又一项沉重的负担。

(3)、大火上房不得不跳烟囱

★社会矛盾积累压力无法缓解,民怨沸腾。993年,王小波在四川暴动,12月,李顺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暴动。

★由于政治腐败和军队战斗力太差,无法抵御外敌的侵扰。

宝元二年(1039年),党项人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朝野震惊;康定二年(1041年),党项人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党项人再次进攻,宋军大败,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党项人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契丹也趁火打劫,于1042年遣使求关南之地,并且聚兵幽燕,声言南下 。宋仁宗不得不遣富弼为使,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求和。

★面对危机,君臣必须寻找出路。欧阳修上书要求改革吏治;尹洙在上书中指出“因循不改,弊坏日甚”;宋仁宗“遂欲更天下弊事”。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执马上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

3、改革过程

(1)、首先是人事调整,把自己一头的人安排在重要岗位上

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朝廷任命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邀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施昌言为河东都转运按察使。在选择诸路转运按察使时,范仲淹翻阅班簿,发现不称职的一笔勾去,毫不留情。富弼曾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2)、其次是组织变革

十月二十八日,仁宗下诏,施行磨勘新法。新法实行后,明黜陟也就见之于行动。

十一月十九日,朝廷对恩荫制度,作出新规定。

十一月二十三日,下任子诏,增加恩荫的年龄限制和恩荫范围,但对但对高、中级官僚的子孙及期亲、尊属仍用旧制,没有任何限制。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十三日,颁布贡举新法,加强儒家经典在科举中的比重,并允许州县立学。

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范仲淹与韩琦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

(3)、改革失败过程

从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新政实施开始,受到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影响的人开始毁谤新政,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仁宗开始产生怀疑,范仲淹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欧阳修也撰写《朋党论》一文上奏仁宗。

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夏竦令人依照石介笔迹,诬蔑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废立诏草。仁宗虽不相信,但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时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仍保有参知政事的头衔。八月,富弼亦以枢密副使离京,出为河北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第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

庆历五年(1045年)二月初四,罢磨勘新法和任子新法。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 知扬州。至此, 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 全被逐出朝廷。二十三日,废除科举新法,恢复旧制。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

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4、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1)、当时官员普遍反对

★当时普遍评价改革是“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改革措施“太猛”、“更张无渐”等等。

也即改革派是口水党,必要性优先于可行性,例如改革措施的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会导致90%的官员丢官,而这些裁汰还需要丢官的人来执行,也即自己枪毙自己,这就是异想天开了 。

★“任子恩薄磨勘法密, 侥幸者不便, 于是谤毁浸盛, 而朋党之论, 滋不可解”。

也即损害别人利益,不共戴天之仇。改革措施实际上对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还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宋代科举取士名额出奇的多,是唐代的5倍,是元代的30倍,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官员数量大大增加)。

也即改革损害了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

所以改革的反对者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和读书人及其家庭,而读书人是统治的阶级基础(宋代政策是抑制武将,重用文人,甚至为了中央集权利益牺牲国防)。

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这是一个杀手锏(例如王安石就批评范仲淹的用人是“好广名誉, 结游士, 以为党助, 甚坏风俗”,反对新政的更指责范仲淹等“凡所推荐, 多挟朋党, 心所爱者尽意主张, 不附己者力加排斥, 倾朝共畏” )。因为搞团团伙伙会威胁集权统治,所以必然引起仁宗的反感与猜忌。其实庆历新政失败就是因为改革派搞团团伙伙而失败。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搞团团伙伙而失败。

(2)、改革派是口水党

改革派一厢情愿,以为自己只要登高一呼,就随者群丛,把别人都当成自己的包衣奴才,不给利益也得干,让你干是给你的恩赐。凭什么?

所以思想动员不够,配套措施不到位,对罢黜官员的安置没有着落,农民没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

其实中国历史证明,不管什么改革,说得再美好,包装再高大上,明星效应再足(范仲淹在改革前被全国称为圣人),只要短期内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好处,就不会有人支持改革。

一厢情愿是书生最大的问题。《尚书》说得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为惠之怀。老百姓都是白眼狼,只看眼前利益来决定你是好人或坏人。

事实上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 往往议论多, 而实际行事少, 有的甚至好标奇立异, 发空论, 言行不检。例如石介, 连拥护新政的欧阳修也觉得他“自许太高, 低时太过, 好异以取高”。

(3)、改革派心胸狭隘

例如对当时的宰相吕夷简以为“范仲淹迂阔而不可信,徒有虚名而已”的言论,改革派进行了猛烈的反击,甚至到了人身攻击地步:

范仲淹言吕夷简专权徇私,阴窃入主之柄。

谏官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范仲淹一派之人也纷纷上疏对吕夷简进行弹劾,其中以欧阳修的言论最为激烈:“吕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邡多垒,百姓内困,贤愚倒置,纪纲大隳,二十余年间,坏乱天下。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夷简罪恶满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败亡者,盖其在位之日,专夺主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不敢发遍。及其疾病,天下臣庶共喜奸邪难去之人且得已为天废”。

又谓:“风闻吕夷简近日频有密奏,仍闻自乞于御药院暗入文字,不知实有此事否?但外人相传,上下疑惧。臣谓夷简身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为陛下外弭兵革,内安百姓,致得二敌交结,中国忧危,兵民疲劳,上下困乏,贤愚失序,刑赏不中,凡百纪纲,几至大坏。筋力已衰,神识昏耗,岂能更与国家事?据夷简当此病废,即合杜门自守,不交人事。纵有未忘报国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见当国政之臣,共拟可否,岂可暗入文书,眩惑天听?况夷简患瘫风,手足不能举动,凡有奏疏,必难自写;其子弟辈又不肖,须防作伪,或恐漏泄,于体尤为不便u虽陛下至圣至明,苟夷简奸谋邪说,必不听纳,但外人见夷简密入文书,恐非公论,若误国计,为患不轻。夷简所入文字,伏乞明赐止绝。”

其实吕夷简是北宋少有的执行能力比较强的宰相,“二敌交怨”亦非他所致,当时的国史列传以为:“自上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内外无间,天下晏然,夷简之功为多。其后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师出数败,契丹乘之,遣使求关南地,颇赖夷简计画,选一时有名之臣,报契丹、经略西夏,二边以宁。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
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卒配食庙廷,为世名相”。

欧阳修的上述奏疏中,不仅将吕夷简的一生全盘加以否定,将朝廷一切弊政都委避于他,而且还带有人身攻击的味道,这就有失公允,反映了朋党习气。

改革派这种类似议论极多,不但不能说服仁宗,还会让仁宗对他们产生改革派是团团伙伙和心胸狭隘的疑虑,当然更会引起稍微公正一点官员的不满。

所以吕夷简去世后,仁宗对他十分怀念,至有“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的评价。因而欧阳修之言,反而会引起仁宗反感。

而且改革派也不许别人非议甚至质疑其政策。

(4)、庆历新政失败主要原因还是一厢情愿

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宋人已有所论及。李焘在《长编》卷一五O,庆历四年六月壬子条中说:“始,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两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侵盛,而朋党之说,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

上面这段话总结一下就是:

★改革派操之过急,新政有些措置失当

刚开始范仲淹对改革尚抱慎重态度,例如当仁宗向他“数问当世事”时,范仲淹对人说:“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

可是,一旦开始新政,他与改革派的其他一些官员就急躁起来,不顾当时是否具备条件,大量颁布改革法令,可谓百事更张,甚至提出减少后宫,改革到了皇帝的头上。而且经常抽风,制定什么三个月初见成效,一年大见成效,每月必须出台多少改革政策之类的不切实际方案,并大肆宣传。

对这种急功近利,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李觏在《寄上范参政书》劝说范仲淹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不要一下把毯子铺的太开: “然塞孟津者,非捧土可足;治膏盲者,非苦口不宜;遗阙之原,岂是渺小?若曰患更张之难,以因循为便,扬汤止沸,日甚一日。则士林称颂,不复得如司谏、待制时亦。此所谓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也”。

★改革派不熟悉政治,把政治当成办家家

改革派对改革看得过分容易和乐观,如欧阳修以为:“去冗官,则不过期月,民受其赐……今若尽去冗滥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过期月,民必受赐,此臣所谓及民速、于事切者也。”

做事情没有秩序,没有逻辑,想起一出是一出,“席未暧于紫荆,剑已及于寝门,议磨勘矣,覆仁子矣,均公田矣,皇皇然若旦不及夕,而一得当以为厚”。

而且把改革这种要死人的行为当成做游戏,例如当时范仲淹坐在京城里,选派几个精明的转运使,到地方上澄清吏治,范仲淹则根据各方面的报告,翻开花名册,对不称职者,“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既得人,则委逐路自择知州。公权则通判人。”然后就新任知州自择知县。这样整顿吏治,是达不到他们想的“若然,则官修政举,则天下无事矣”的效果的。

★由于无知,所以措置失当的地方极多

首先是将整顿吏治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将发展生产放在第一位,是一个重大的失策。

支持改革的官员苏舜钦在给范仲淹信中说:“但闻论议之众,皆云:教训医工,更改磨勘,复职田,定赎刑之类,皆非当今至切之务。譬如倒悬者馈之以食,大馁者饮之以浆,徒益人之忿耳。某受阁下非常之知,日思所报,欲阁下之誉复如当年,念之无他术焉,必取众议而用之,则皆厌然而服,不复有所诋訾矣”。

庆历新政的重点是澄清吏治,改良政治,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发展生产,也没有使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因此不仅遭到地主、官僚的反对,也得不到农民的支持,阶级斗争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比以前更加尖锐,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其实历史上中国的任何改革,只要不能在短期内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老百姓认为都是耍流氓,不管你把改革理由包装得多么高大上。

又如恢复府兵制,更是迂阔之举,因臣僚的反对而未行。

再如规定士人必须在学三百日,才能参加发解试,曾应举者须百日,也脱离实际情况,不容易做到。

★改革损害了大贵族、大官僚的利益

使他们联合起来加以反对。

如新政要求大幅度削减任子待遇,势必招致大部分中高级官员的强烈反对。尤对地方官的整顿,更是触犯了许多官员的切身利益。范仲淹为使吏治清明,提出往备路选派按察使,让他们前去考察各路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再由转运、提刑选拔好的知州,再由知州选拔好的知县。结果是一厢情愿,哪有用人靠隔山打牛或看面相的做法。只能为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创造条件。而且往往是酷吏,不择手段的人上位。

例如范仲淹提拔的江南东路转运按察使杨绂在赴任前就声称:“不法之人不可贷,如使肆贪残于一郡一邑,害良民千万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尔。”贪官污吏听到后,“望风解去,或及期不敢之官”。

不过这种酷吏的下场并不好,历史记载杨绂“竞坐苛刻下迁”。

★缺乏统一战线能力

改革派不能团结大多数人,四面树敌,导致就算有一些同情改革的官员,也对新政的好坏不发一言,实际上是坐等其败。

例如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庆历中,富郑公、韩魏公俱少年执政,颇务兴作,章郇公(得象)位丞相,终日默然如不能言。或问郇公:“富、韩勇于事为何如?”曰:“得象每见小儿跳踯戏剧,不可诃止,俟其抵触墙壁自退耳。方锐于跳踯时,势难遏也”。

再例如晏殊是范仲淹的恩师、富弼的岳父,但此人对新政只作壁上观,既不反对,也不支持。

★宋仁宗不再支持改革

仁宗后来放弃对改革派支持,主要原因是新政近一年来效果尚未见到,统治集团内部却引起一片混乱,以及范仲淹等人的“朋党”,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这是触犯政治高压线。

宋代皇帝最害怕大臣结成朋党,搞团团伙伙危及自己权威,架空自己。

张居正其实是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为辅,两手硬,但是经济改革更侧重。

而且实行的考成法本身涉及面不大,影响很小,只是加强对官员的考评,要求全国各个衙门分置账簿,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是为底册。底册一式三份,一份本衙门留存,一份送各科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逾期未办理的,该科上奏候旨,一份送内阁考察,作为官员升降任免的依据。月有稽,岁有考,提高了各衙门的办事效率;中央到地方的政令畅通,整理了全国税捐,数年的积欠得以收缴,国库收入增加。并没有要大量官员乌纱帽。

而实行的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却是玩真的,使纳税土地从四百多万顷回升到七百万顷以上,政府的财政明显改善。这是不增加普通百姓的负担改善财政状况,并抑制土地兼并。

范仲淹这种口水党怎么能够与张居正这种大人物相提并论?

其实286的改革一直是经济改革的原因就在于此:做加法不做减法,增加大家既得利益(虽然分配不均,但是好歹都有一点好处),换取各行各业支持改革。而不是把大家盘子里的肉拿走,现在拿走肉最多的是基层官员,所以就消极怠工和磨洋工了,不合作了,不玩命了,不当炮灰了。

忙总,目前反腐的力度已经到了官僚集团完全没有肉了吗?

不一定吧,也得看岗位和级别吧。

的确没有了,现在不过是一个党同伐异工具而已。
你没在官僚集团混过,你不知道游戏规则。
现在经常是被厂卫脱光衣服搜身的。
再说待遇问题,例如目前全国省部级官员的副食品特供待遇都取消了;食堂吃饭待遇都下降到不如自己到街上吃碗刀削面了;本人去北京,接送专车没了,都得自己打车去机场或打车去宾馆了,宾馆也从五星降低到3星以下,也不能随便签单等等。。。。。

现在做点事情难啊,说起来都是泪。
为党国干活儿,搞不好还要被搞进去,所以安全第一,大家都磨洋工算了。图什么啊~~~
磨洋工,早点回家给娃辅导作业,有空弹弹钢琴、看看书,挺好的。
干嘛非得做事?被人当贼防着,吃力不讨好。什么时候风头不对了,查起来就里外不是人。何苦呢~~~

去年4月份有领导让我接一个烂摊子,我就问事成后有什么好处,他就说:小老弟,现在情况你又不是不明白,还能提什么条件,给你干,就是给你最好的报酬了,是看得起你,是恩赐你了。
我说:某某几人也挺适合的,为什么找我。
他说:其他几个人想安全退休了,你还早。
我说:我也想安全退休。

无人可用,有实战经验的,在旁边袖手旁观,跃跃欲试的,大多是没实战经验的口水党。
当把大家都当奴才包衣,理所当然认为你必须为我玩命,怎么样怎么样,而不提你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退路,你觉得聪明人会怎么选择?对了,就是:关我屁事!

改革是增加利益,而不是减少利益——振聋发聩啊。
以一个公司来说,如果改革的结果是让人工资降低了,还要以公司为家什么的,带来的结果就是忍得住的就混日子,忍不住的就走人。大到一个国家,也许走人不行,混日子肯定的。
作为普通人,身边的很多亲戚朋友都在说生意不好做,什么都不好搞,只是为了生活而不得已的坚持找门路,怨言较多。
经济改革现阶段似乎也找不到地方可以下手了,房地产高库存,制造业产能过剩,服务业不能容纳那么多的劳动力,农业也不行了(大量农村农田荒废,种地亏本)……
忙总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关注这些的原因只是想着找个社会平稳向上发展,慢慢一步一步的向上走,总会越来越好。要是出乱子,对谁都不好。
保持“大家都有饭吃,凭什么我没饭吃;大家都没饭吃,凭什么我有饭吃”的心态,过好当下日子了。少折腾是道理啊。

以史为鉴,感觉这次改革药丸啊。
(1)、当时官员普遍反对 ———现在反腐反得官不聊生。
(2)、改革派是口水党 思想动员不够,配套措施不到位,对罢黜官员的安置没有着落,农民没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 ——–好像到现在也没有那个阶层得到了好处。
(3)、改革派心胸狭隘 ———有某些大佬把奴才当人才,把人才当奴才?
(4)、庆历新政失败主要原因还是一厢情愿
★改革派操之过急,新政有些措置失当 ————-比如说熔断各种短命政策。
首先是将整顿吏治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将发展生产放在第一位,是一个重大的失策。——————经济下行,谁来背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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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
    2016年3月4日21:43 | #1

    文国师居然也跳出来了,想抢在煤山之前送个钟?

  2. 匿名
    2016年3月8日15:16 | #2

    蛤蛤蛤蛤蛤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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