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寡头政治:古代中国的最大陷阱

普通人眼里的中国历史,就是几千年皇权专制,其实不然。

中国还有过寡头们垄断政权的时代,他们联合起来架空皇权,确保自己的家族特权代代相传,变成“贵族”世家,动辄延续上百年。

这种局面甚至发生过不止一次:春秋、魏晋、民国,乃至……贵族寡头一直在和皇权做跷跷板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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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孔子的雇主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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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贵族寡头们当权的时代,是春秋。

春秋有三百年时间。我们拿春秋末年的孔子当坐标,看看那时寡头政治的特征。

孔子是鲁国人。从春秋中期开始,鲁国的政治就让三大家族给垄断了,这三大家族的始祖,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按照长幼排行,依次是孟孙氏(也叫仲孙)、叔孙氏、季孙氏。因为出自桓公,又合称“三桓”家族。鲁国的政局,其实是这三个家族的联合统治。到孔子在世时,三家专权已经一百多年了。

这三家的政治地位,却是倒过来排行的:季孙氏最厉害,叔孙氏次之,孟孙氏最末。

那时中原列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叫“卿”,各国习惯不同,数量在从三个到十来个之间,他们组成最高国务会议,类似后世的宰相,或今天“常委”的职能。

鲁国的“卿”都是三桓家族祖传。史书对此记载不太明确,大概是季孙家世代当司徒(也叫“正卿”,意为首相,类似今天的国务院总理),叔孙家世代当司马(国防兼外交部长),孟孙家世代当司空(国土、资源、水利、建设部长)……还有一个三桓之外的臧孙家,可能是世代当司寇(管公检法司,类似政法委)。这个臧孙家族来历更老,但势力不如三桓。

鲁国的国土,也基本让三桓家族瓜分完了。他们在自己的封地了收税、执法(其实那时也没法律,就是管理农奴而已),组建家族军队,还建造了坚固的城池,派自己最得力的管家管理。历代鲁国国君都被三桓家族架空,没什么实权。间或有位国君不甘当傀儡,要除掉三桓家族,但都失败,被赶到国王当寓公,一辈子不能回国。三桓再继续扶植一个傀儡国君。

再说孔子。孔子出身小贵族,前半辈子都在教书做学问,本来没机会挤到鲁国政治最高层。到他五十来岁时,机会忽然来了。

原来,这时三桓的前两家是季桓子和叔孙武叔,这两人都是少年继位,没能力掌握局面,只有一个成年的孟懿子,独力难支。而当时鲁国政局又很乱,阳虎,一个和孔子长得一模一样的小贵族(其实很可能和孔子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两人都没挑明这一层),一度篡夺了季孙家的权力,想除掉三桓家族,后来失败逃到国外,还在策动政变。

此时鲁国内忧外困,三桓应付不了,急需个社会声望高的人来维持局面,过渡一下。孔子家族又曾长期给孟氏服务,孔子就这么有了当官的机会。

至于孔子,他主张的是“周礼”,就是国君和贵族都有存在的价值,应当和衷共济。他掌权之后推行“堕三都”,就是劝三桓家族把自己封邑的城墙拆掉,不要和国君做对。不过孔子嘴上说的,是防止再出现阳虎那样的叛臣。三桓拆了两座城,才醒过味来。这时季桓子和叔孙武叔也都长大了,根基已固,孔子就被迫辞职,周游列国去了。

春秋列国里,和鲁国政治比较像的,是郑国。不过郑国世代掌权的家族不是三个,而是七个:罕、驷、丰、国、游、良、印。它们比三桓家族出现稍微晚一点儿,也是由一位国君的儿子们繁衍出来的。这位国君是郑穆公,所以七家合称“七穆”,和鲁国的“三桓”得名的原则一样。

郑国“卿”的编制有六个,必须来自七穆家族,外人不得染指(其实“染指”这个典故也和七穆家族有点关系)。但和鲁国不一样,郑国这七家是“轮流做庄”,按资历和能力相结合的标准,轮流当首席执政轮。从孔子幼时,郑国是罕、国、游、驷四家依次执政。孔子很崇拜的政治人物子产,就出自国氏家族,他是孔子爷爷那辈的人,长期主政郑国,以贤明、忍让著称,善于调节七家内部的关系。至于国君,完全是这七家操纵的傀儡。如果引起七穆家族不满,会被杀死换人。

鲁、郑两国的贵族寡头政治相对稳定,它的特点,是几个寡头家族有共同的始祖(鲁桓公和郑穆公),所以他们容易结成利益共同体,对付共同的威胁。

对三桓、七穆的威胁,主要来自和他们出身类似的贵族,先朝国君的后人们。比如,在鲁桓公之前国君的后人,可以叫“老贵族”;而鲁桓公之后的历代国君,也会生很多公子,繁衍成“新贵族”。新老贵族不甘心资源都被三桓七穆垄断,经常发生内战。三桓、七穆的寡头统治,就是建立在取代老贵族、并不断战胜新贵族的基础之上。

春秋的其他中原列国,也都是贵族寡头专权,但不如鲁、郑这么整齐,往往是老贵族、新贵族兼有。比如齐国,孔子时候还保存着三四百年的老贵族世家:国氏和高氏(此国氏和郑国七穆的国氏没有亲缘关系),此外是一些产生较晚的贵族,甚至有外国迁来的贵族,比如来自陈国的田氏。后来,这个田氏家族就篡夺了齐国的君权,成为战国时候的齐国。

卫国、宋国也和齐国类似,新、老贵族并存,内斗起来也显得没规律。南方的楚国,则君权一直没旁落,历代国君都重用新贵族,就是自己的兄弟、叔伯,这些人的血缘总比老贵族近一些。但老贵族也没消失,只是比较边缘而已。比如战国诗人屈原,就出自很老牌的屈氏家族,政治地位并不算高。

二 春秋贵族的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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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些,回头再看孔子。他周游列国,四处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一直没人采用。道理很简单,孔子政治理念的核心是“仁”,希望统治者实行仁政,对底层老百姓好一点,不要盘剥太厉害,这跟孔子少年经历过贫贱有关,也是为了统治者的长远利益。

但对列国的贵族寡头们来说,搞让步的仁政完全是不着调,因为寡头之间永远有争夺,不是铁板一块,没人愿意为了抽象的“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牺牲自己的家族利益。所以他们连样子戏都懒得做。

只有到了皇权专制时代,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产业,他才会考虑自己和子孙的长期利益,约束一下自己和大臣们的欲望,儒学才成了官方意识形态。孔子自己来不及看到这一幕了。

春秋的贵族寡头政治是怎么终结的?

首先,是贵族之间的内斗太厉害,一直难以形成稳定的统治秩序。即使像三桓、七穆家族那样勉强能控制局面,但搞得国家越来越衰弱,最终树倒猢狲散,被大国吞并了。
有人会联想到欧洲的中世纪,他们也是世袭贵族社会,为什么就能很稳定地维持一千多年,而春秋贵族就不行?

这后面有个大家都没关注的因素:婚姻制度。欧洲是一夫一妻制,贵族们生的孩子少,争夺也就没那么激烈。欧洲贵族没儿子,女儿可以当继承人;儿女都无,就找别的亲戚继承。看似人丁不兴旺,其实正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贵族都一夫多妻,儿子一堆,资源却有限,难免厮杀内讧。

其次,欧洲有古罗马的法制传统,很多问题都通过法制和契约解决。比如长子继承制,大儿子继承全部家当,其余的自己出去闯天下,这样就没有“三桓”一类的问题。

所以欧洲的贵族社会比较稳定,能实现贵族们的“共和”。中国却只能靠寡头们维持局面。

春秋贵族政治终结,第二个原因是国际竞争。

春秋时蛮夷色彩很强的外围国家,比如秦、楚、吴等,贵族传统比较弱,君权一直强大,他们对中原老牌国家形成很大威胁。

此外,春秋最大的超级大国是晋国,而晋国有一项特殊的国策,就是太子之外,公子王孙们不准在国内立足(这是晋献公搞的特殊政策,知道晋献公的人不多,但他儿子晋文公很著名)。所以在晋国长期掌权的,是十来个和国君没有亲缘关系的外姓家族。这些家族斗得更厉害,到春秋末年只剩了三家,就是韩、赵、魏,他们瓜分了晋国,变成了战国七雄里面的三个。

战国初年,韩、赵、魏、楚、齐(已经是被田氏篡权的那个齐国了)、秦等主要国家纷纷“变法”,核心就是加强专制王权,打击王亲国戚、贵族世家,王权要越过贵族阶层,直接统治老百姓。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在国际战争中取得优势。

那些贵族寡头势力一直很强大、没法搞变法的老牌中原国家,如郑、卫、鲁、宋等等,就逐渐衰落下去,最终亡国了。贵族寡头政治也随之消失,新崛起的是专治王权,从秦、汉开始成为历史主流。提倡仁政的儒学也随之光大起来。

不靠贵族的话,皇权靠什么统治国家?靠文官制度,也叫官僚制。

“官僚”这个词现在含义不太好,但作为和“贵族”相对的政治制度时,它是一种进步。官僚制的原则是:1,官员择优录取,不考虑家族门第;2,官员靠工作的薪水养活自己,不像贵族,靠祖传的封邑收入;3,有一套监督和考评体制,防止徇私舞弊,按工作能力或工龄晋升,职位不能被某些人垄断。

战国时候列国搞变法,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用官僚制取代世袭贵族。

三 汉魏皇权的衰微

从秦到汉都是皇权独尊。到汉代,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官僚制度。所有官员都要从基层小吏干起,靠绩效升迁,通过考试进入正式官员序列——不要以为从隋唐的科举制才有考试,汉代当公务员也是要考试的,所谓“儒生试经法,文吏课笺奏”。这样,所有官僚都是皇帝的雇员,必须为皇帝服务,而不是给自己家族牟利。

汉初时候,皇帝也分封了很多亲属为王,他们有自己的封国,类似春秋的贵族甚至小国君。但当这些人威胁皇权时,他们立刻被剥夺了政治和经济特权。到汉文帝时候,诸侯王就没什么权势了。

汉朝还非常警惕民间的家族势力。各地都会有一些非常富裕的大家族,汉代人给他们叫“豪强”。他们的子弟有条件接受文化教育,进入地方政府担任小吏,逐渐升迁。但他们不能随意扩张势力。汉代地方官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抑制、打击那些势力过大、为害乡里的豪强家族。这种打击有时十分血腥:一个大家族的数百名成员被全部逮捕,成年男人被处死,女子和儿童成为苦役犯,家产被充公。在汉代,勇于“搏击豪强”是地方官的重要政绩。

战国秦汉的集权政治持续了五六百年。但汉朝衰亡之后,新一轮贵族政治开始抬头了。

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各地官员纷纷拥兵自立,互相混战。这些动乱是地方豪强扩大影响的好机会。他们有大量宗族成员和家丁奴婢,宅墙高大坚固,粮储丰富,可以组织自己的小规模武装,在乱兵中自保。门户单薄的百姓,只能向豪强献出自己的土地和人身权,换取他们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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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郡的地方官们(正在形成的军阀)也需要豪强支持,来建立地方武装。活动在中原的曹操、袁绍、刘备,南方的孙策、刘璋等军阀,都要拉拢豪强。
曹操在混战中统一北方,努力将支持过自己的豪强大族和官僚机构结合起来,承认一些他们的特权,同时希望他们服从自己的权威。大族成员相继进入了中央政权,成为高级官员。
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两人,一度想打压豪门的势力,重塑皇权,但他们执政的时间太短。司马懿乘机夺权,到他的孙子司马炎终于废黜魏朝、建立西晋。
和曹魏相似,西晋改朝换代也是权臣篡位,采用和平“禅让”的形式:早已被架空的先朝皇帝被迫宣布,自己的王朝天命已去,应该仿效尧、舜、禹相继让贤的方式,交给众望所归的贤人建立新朝。
但和曹家战场上打出来的天下不同,西晋是靠“和平演变”,司马氏之心路人皆知,他们需要群臣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就承诺了更多的特权。这些高官们已经足够富裕,只有靠世袭特权收买他们,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正好可以利用。
“九品中正制”是将尚未做官的人分为九个等级,这决定他起步官职的高低。第一品最高,理论上属于圣人,永远空缺。第二品是事实上的最高一级。再以下的各品之间,是量的区别;它们和二品,则是质的区别。
司马炎的收买措施是:每一个官员家族的“品”都固定下来,他们的子孙后代,将永远属于这一品,享有做官和提升的各种便利。家族等级就这样被法律认可了。“士族”由此产生,意指凭借门第可以世代做官的阶层。真正的士族都是二品家族。一个原本低于二品的士人想进入这一等级,需要获得皇帝的赏识,或者士族官僚队伍的一致认可,近乎凤毛麟角。
二品家族的确定标准,除了照顾所有当朝高官外,还要按照地域原则,每郡有几个二品名额,分配给最有势力的家族。数百个家族由此垄断了从朝廷到地方的整个官僚队伍。因为品第和地域的联系,他们很重视自己的籍贯,习惯将家乡郡名放在自己姓氏之前,这就是“郡望”。即使已经在京城定居数代,他们依旧认为自己是博陵人、陇西人或者陈郡人。
西晋朝数十年间,皇室、宗王和士族官僚在奢靡腐败中堕落,集体投身到瓜分天下财富的狂欢中。曹魏时期的国有资产很多,主要是类似国有农场的屯田。司马氏掌权后,国有屯田、包括耕种它的农民,都被权贵们瓜分一空,屯田农民成为权贵的私家奴婢。历史上很著名的石崇、王恺斗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时。
分赃不均带来争斗。司马炎的继承人晋惠帝是个傻子,他在位时,外戚和宗王开始打内战,原本臣服的北方民族乘机起兵,两位西晋皇帝相继被匈奴人俘虏、杀死。中原落入匈奴、羯、鲜卑等少数族的统治下。北方士族纷纷南下避难,他们在江南拥立了一个西晋宗室,建立起偏安朝廷:东晋。
经过这一番动荡,皇帝和宗王权力大大削弱,朝廷和各州政权都落入了士族高门之手。如果说西晋士族得到了皇权的纵容,那么,东晋的士族则架空和瓜分了皇权。

四 东晋门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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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士族高门之间,既有合作,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重点是军权。

为防范北方的威胁,东晋形成了两大军区:长江中上游的荆州(两湖、四川,有时包括江西),和长江下游的扬州(江苏、浙江、安徽,也包括京城建康)。最显赫的家族控制朝廷和扬州,但荆州统帅也不甘人后。荆扬二州之争,贯穿了东晋百余年的历史。

“旧时王谢堂前燕”,出自琅琊的王敦、王导家族,出自陈郡的谢万、谢安家族,相继控制过荆州和扬州。此外还有颍川庾氏、谯国桓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等等,构成了东晋的贵族寡头集团。

这种垄断政权的东晋士族,当时也叫“门阀”。阀的本意也是门。街道两侧都有半掩的院门,门内是宅院家庭,家庭的职能是繁衍子孙后代。世代相承的特权家族,便是当时的门阀。

和春秋的三桓七穆不同,东晋的士族高门较少世袭某个职位的特权,要通过和其他高门的竞争、妥协,才能成为最显赫的军区都督、丞相。但他们成功垄断了所有高层官职,近百年里,政治上层再没有新面孔出现。

士族政治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社会底层,而是士族高门内部。总有个别野心家不甘于人臣身份,梦想为帝独尊。最早的野心家王敦,他是丞相王导的堂兄弟,长期控制荆州军权,还一度带兵占领京师。控制其他各州的豪门联合起兵反对,王导为了自己的利益袖手旁观,王敦还没失败就病死了。

第二个野心家是桓温。他也在荆州崛起,而且借口“北伐”,逐渐侵夺下游。虽然他的北伐败多胜少,最终还是成功控制了京师。桓温晚年准备仿效曹丕、司马炎,暗示朝廷“禅让”给自己。此时控制朝廷的是晚辈士族王坦之、谢安(都做过桓温的下属),他们百般拖延,桓温没有等到禅让便病死了。

二十多年后,桓温的幼子桓玄已经长大,他以荆州为根据地,再次兵临京师,而且废黜掉有名无实的晋帝,自己登上皇位。但数月之后,一群下层军官发动兵变,击败了桓玄。为首的军官刘裕最终取代东晋,建立了南朝第一个政权,刘宋。

南朝宋、齐、梁、陈都是军人政权。此时北方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北魏王朝,如果南方还是萎靡的士族当政,恐怕早已被北魏统一了。南朝时,士族门阀已经退居次要,但还保留了担任最高级文官的特权。因为军人都没文化,需要士族做点缀。虽然权势有所下降,南朝士族更加在意自己的身份,他们不和身份低的人通婚,甚至不肯一起就坐、交谈。
东晋南北朝时,中国南北分裂,士族政治的大本营在南方,但北方也一度有士族崛起的趋势,这是北魏的孝文帝改革时期。

北方政权本来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汉人士族地位非常边缘。但魏孝文帝非常推崇东晋南朝的士族文化,他的改革也要模仿士族政治:诏书划定了几个汉人高门士族,如博陵崔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等,他们有各种做官特权,也和北魏皇族密切通婚。

北魏士族没发展到威胁皇权的程度,王朝就因腐化而分崩离析了。随之兴起的是两个鲜卑血统的军人政权,其中的北周统一了北方。

隋、唐皇室家族,也是出身北周上层的军人。他们并不认可士族的高贵地位。随着隋朝统一中国,专制皇权重新开始整合社会,士族的特权都被取缔,田产强制充公,官僚制再次确立,从政不再有门第限制。王谢旧宅的主人都变成了平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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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贵族寡头、专制皇权与底层民众

贵族寡头政治的特点,是架空帝王,家族分肥。和土地一样,平民百姓也被们瓜分,成为贵族寡头们的私家农奴,他们成为贵族的私产,不再由国家登记户口,不给国家纳税、服兵役,不受国家法律管辖。春秋贵族的产业是封邑,两晋士族则是大田庄。

和贵族身份一样,农奴身份也世代相传,不能改变。这是政治层面。而在经济层面,依附于贵族寡头的这些农奴,生活境遇到底如何?史书几乎完全没有记载。

这很容易理解:在专制皇权之下,文人士大夫是国家的雇员,他们的法律地位和农民没有太大差别,有义务和良知去反映民生艰难。但在贵族寡头政治下,上层社会根本不会关心农奴的境况,如果有人敢这么做,就是与整个贵族阶级为敌。所以我们会看到,反应民生疾苦的那些作品,像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杜甫的“三吏”“三别”,都是皇权时代的产物(据说孔子倒有“苛政猛于虎”的说法,但真伪很难考证了)。

但底层农奴也有选择的机会。当皇权振兴,开始打压贵族集团时,底层农奴就是专制皇权的合作者。做专制国家的编户齐民,毕竟比做贵族寡头的农奴更好过:除了经济上少受剥削,专制国家的农民还有通过读书或军功做官,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所以,如果没有底层民众这个天然同盟军,专制皇权不可能获胜。

古罗马共和国转向帝国的历程,也和中国专制王权的振兴类似。罗马共和国来自部落民主制,但随着共和国的扩张壮大,元老院贵族阶级急剧膨胀,攫取了最多的利益。底层社会不甘心这种局面,于是全力支持内战中崛起的军人将领凯撒、屋大维,他们的联盟压倒了元老院贵族派,最终形成罗马帝国。当(西)罗马帝国覆亡后,西欧进入中世纪,又开始了贵族时代。

和欧洲不同,中国贵族寡头政治缺乏法治基因,内耗极大,所以更为低效、萎靡。除了压制底层民众,中国寡头们在重大问题上都难以达成一致,没有任何政治改良的可能。一句民间俗语说得贴切:“九龙治水”——龙多了,反倒不会下雨了。贵族寡头当政的春秋时代、两晋时代,政治分裂,外忧频频,政治局面最颓废。

而反过来,当专制皇权刚刚战胜贵族寡头政治、完成社会整合时,中国政治也最富有进取性。

从战国到秦、西汉,政府的行政效率空前强大,社会经济和人口大量增长,中国的版图也急剧扩张;魏晋南北朝之后的隋唐王朝,也几乎是秦与西汉的重演。

当然,刚刚完成集权的皇权,空前强大而无所顾忌,往往成为暴君滥用民力的试验田,秦和隋的暴亡也根源于此。

对比一下西欧的历程,也会发现相似之处。西欧中世纪整整一千年,是典型的贵族政治。但进入十五世纪,专制王权开始兴起,封建贵族被压制,王权统治力深入底层社会。同时,西欧也开启了全球扩张的“大航海时代”,全球历史进入近代和现代。

当然,西欧的专制王权时代并不长。近代工商业阶层的崛起,加上古希腊的民主、古罗马的法制传统,中世纪贵族的协商“共和”习俗,使欧洲的专制王权并不绝对,而是要接受民主的制约。早期是有钱人的民主,十九世纪工人阶级运动和全社会民权运动,又造成了民主的普及,直到今天的局面。

六 民国贵族寡头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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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隋唐之后,虽然科举制确立了职业化官僚体系,但贵族政治并未完全消失。在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比如辽、金、蒙元、满清,统治者会重用本民族的贵族,由此形成和汉人官僚体系的制衡。但这并未架空皇权,也形不成贵族寡头政治。

进入二十世纪,满清覆亡,民国肇建,旧的皇权—科举体系终结,民主制度尚未建立,给少数家族固化权力、垄断资源提供了机会,中国社会一度有贵族寡头化的趋势。国民党确立统治之后,少数家族垄断政治和经济资源的趋势更明显。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就是代表。有个美国人写过一本《宋家王朝》,如今的果粉们很少提及,其实正反映了民国上层的家族特征。在民国时,蒋介石的权威还达不到专制帝王的程度,而更像最大的寡头之一。

贵族寡头政治最重要的是控制政权,其次是经济特权。和春秋、东晋相比,二十世纪的贵族寡头们也有新特点,就是经济特权不再以封地、庄园为主,而是控制垄断暴利行业,比如四大家族控制的银行、能源矿山、垄断专卖权。

从政治、经济上,贵族寡头政治都是反动的,但在文化方面,却颇有建树。因为贵族们衣食无忧,又垄断了文化。春秋贵族们有周礼,有诗经,魏晋更有士族风流、琴棋书画。他们的言行举止,都写在了《左传》和《世说新语》里。贵族是个小圈子,大家都认识,有点什么矫情做派,很容易传扬和记录下来。前几年流行民国文人热,也和魏晋的情况类似:民国的文化人少,就那么几家,小圈子很明显。

国民党贵族寡头化的进程并不长,刚开始出现第二代,就被赶到台湾去了。如果能延续到第三、第四代人,就能建立起真正的贵族寡头政治。农民革命推翻国民党,也是历史的再一次重演,而且是加速版。毕竟,进入近代之后,历史进程也大大加速了,不像古代那么节奏缓慢。

而偏安台湾之后,蒋介石痛定思痛,一方面搞集权,铲除高层异己,一方面推行社会改革,也扭转了寡头化进程,使自己更像个专制帝王。蒋氏父子的专权逐渐过渡到今日之台湾。

三千年国史盘点下来,贵族寡头政治的发展规律,似乎是总要被专制集权取代,如果是“开明专制”的话,或者能过渡到民主社会。寡头政治没法直接通向民主。至于如何确保专制的“开明”,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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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资料, 历史 标签:
  1. 匿名
    2016年3月5日11:11 | #1

    天朝贵族概况 : 七常委八大开国元勋家族

  2. 蛤蛤
    2016年3月5日16:21 | #2

    烂文!

  3. 匿名
    2016年3月5日16:22 | #3

    “九龙治水”——龙多了,反倒不会下雨了。贵族寡头当政的春秋时代、两晋时代,政治分裂,外忧频频,政治局面最颓废。而反过来,当专制皇权刚刚战胜贵族寡头政治、完成社会整合时,中国政治也最富有进取性。从战国到秦、西汉,政府的行政效率空前强大,社会经济和人口大量增长,中国的版图也急剧扩张;魏晋南北朝之后的隋唐王朝,也几乎是秦与西汉的重演。

    呵呵!

  4. 匿名
    2016年3月5日16:23 | #4

    匿名 :“九龙治水”——龙多了,反倒不会下雨了。贵族寡头当政的春秋时代、两晋时代,政治分裂,外忧频频,政治局面最颓废。而反过来,当专制皇权刚刚战胜贵族寡头政治、完成社会整合时,中国政治也最富有进取性。从战国到秦、西汉,政府的行政效率空前强大,社会经济和人口大量增长,中国的版图也急剧扩张;魏晋南北朝之后的隋唐王朝,也几乎是秦与西汉的重演。

    可以去领赏了!

  5. 自由民
    2016年3月5日17:30 | #5

    “中国贵族都一夫多妻,儿子一堆,资源却有限,难免厮杀内讧”
    作者就是他妈的纯sb,中国古代是一夫一妻多妾,嫡长子继承
    古代的宗法都搞不清楚还写你妈逼的文章,不过骗sb够了

  6. 2016年3月6日17:12 | #6

    孔子的奴才思想毒害了几千年,是权贵用来洗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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