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涛:奶粉,针头和疫苗

近日有媒体报道:山东警方破获案值5.7亿元非法疫苗案,疫苗问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财新网重发了2013年的深度报道《疫苗之殇》。

看着那些被病痛折磨的孩子的照片,眼泪夺眶而出。

又三年了!悲剧依旧在上演。

而三鹿奶粉事件,8年了!

这些年里,那3千万受毒奶粉影响的孩子是如何成长的?那些为结石宝宝维权而被抓被判的家长们现状如何?

似乎已经没有多少人去关心了。

2009年和2010年,作为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我一直在做三鹿奶粉事件的追踪报道,发表了近10篇文章。

比如这篇写“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被刑拘的。

不断有受害儿童的家长发来了孩子的照片,有躺在病床上,身体插着管子的,有做了手术,腹部留下醒目疤痕的……令人锥心的疼。

写过那么多稿子,帮助到他们了么?

我的感觉是:没有,真的没有。

没有为他们争来天经地义的赔偿,缝补不了孩子们受损的身心,也未能为那些因维权而入狱的家长们讨来实质的公道。

赵连海服刑回家后,在有关方面的高压下,这位当年冲冠一怒的热血汉子,不复活跃于网络空间。

不少网友因公开讨论三鹿事件,一度被剥夺了发言的资格。

专栏作家贾葭愤怒于这种言论打压,写了一篇文章——《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宣布退出新浪微博,并很冲动地要“抵制一切新浪的产品”。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2010年3月30日上午,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先生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在大兴法院一审,我在新浪微博上转发了几张现场的照片。新浪微博编辑打电话过来,请求我不要继续转发。在我以为,一位父亲为了孩子的一杯奶而身陷囹圄之时,我虽然不能亲至声援,但我至少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在这里,为了一杯干净的奶,是要付出多么艰难的代价,乃至要付出自由。

后来才知道,在我追踪采访三鹿奶粉事件的同时,中国青年报的一位同行在做山西问题疫苗的深度调查。

他叫刘万永,中国新闻学院的同学。刘学的是国内新闻,我学国际新闻,虽然课基本上不到一块儿,但宿舍却住在了斜对面。

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国内班”宿舍的门框上,一度贴着对联: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呵呵。呵呵。呵呵。

山西问题疫苗事件,因官商勾结,最后不了了之。

……………

说了问题奶粉和问题疫苗,再看看那些污染针头。

而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的同胞,又有多少,他们的生活究竟怎样?

喜梅,河南新蔡人。因生父母女儿多,出生即成弃婴,至今不知生日。小时头发被卷入机器,头皮整个扯下,养父裹着这团血葫芦求医,因输血感染艾滋病,亦因神经损伤,右臂右腿残疾。

喜梅曾在摄像机前讲述过她的故事。

这段讲述,得翻墙才能看到,而百度“喜梅”,您能找到小说的名字,古代的诗歌,河南的香烟,就是找不到这个活生生的人。

喜梅有自己的推特账号,去年她在推上公布了结婚的囍讯,收到了好多好多的祝福。

可这样快乐温暖的时刻,实在是太少了。

我想万永兄们的当年情怀,跟我的差不多了吧:已被残酷的现实打击得七零八落。

没有多少人间不平事再能让人激荡难平了,痛感是越来越少,麻木的时候却越来越多。

赵连海案在大兴法院开庭前后,我去采访赵的家属,他家所在的团河某小区的单元楼,里外都站着人——政府的人。

3、40口儿是肯定有的,大阵仗。

卫生部等国家机关,经常会有问题疫苗或者污染针头的受害者和家属们,在上访、静坐或者打横幅。

但其诉求能被实现的,实在是罕见到几近于零。

在政府机构的眼里,与其说他们是 victims, 还不如说是 trouble makers。

受害者的苦楚和加害者的逍遥,就是这样在光天化日下对立着。

大约是在2010年,我曾写了一幅对联:

毒奶 毒针 毒疫苗 三聚

向党 向国 向政府 请安

附:2013年写过一篇关于特供的小杂文,或因某些原因,没能见报。

特供奶那点事儿

2013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说他四个月大的孙儿也吃香港奶粉,要靠同事为他从香港带回内地,他家也是“限奶令”的受害者。

这条新闻在网路上疯传,有趣的是,大部分网友认为王主任在卖萌,像他那样级别的干部都搞不到放心奶?

人们更愿意相信,只要特供制度或明或暗地存在,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是感受不到民间对食品安全的恐惧的。

特供体系由来已久。建政之初,当局即从“老大哥”那里引进了这一制度,实施之后,颇符合中国大陆国情,多年来一直以各种名目和方式存在着。

1960年,中央拟订了《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 便是所谓“特需供应”的行动指南。

公安部曾设食品专供站——中南海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起初是处级单位,下设四科一室,并管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者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等副食品。

巨山农场的特殊使命至今仍存在。据报道,这个农场因一直保持极度低调,以致当地一些居民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 其员工称,与其它有机农场不同的是,巨山的产品只供应中央政府部门,普通顾客是买不到的。

南方周末报道称,2007年,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曾撰文回忆,过去为保证绝对安全,涉及“特供”事务的业务干部与职工可由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上是否可靠,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是审查所考虑的因素。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的需求喜好。

洛杉矶时报 曾以“In China, what you eat tells who you are(在中国,能吃到啥你就是啥)”为标题写过特供。

报道披露了位于顺义的“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其实就是一个特供基地,不允许外人进入。“官员们不会真正关心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问题,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有条件吃到这些特供食品”。

除了官员,至少还有“两员”亦是特供的受益者——飞向太空的航天员和参加奥运的运动员。

“航天员特供奶”的出产过程听起来像神话:除了要选择天然的野生草场作为养殖场,让这些散养的牛羊吃的都是天然野草,更会在航天员到达发射基地的头三个月,选出“航天员特供奶”的备选健康奶牛隔离饲养,此后,“特供奶”奶牛还将有一个月的休药期,以便把体内的药物成分排掉。

那些普通人能买到的奶品,大多有高端产品为特供服务。北京商报2008年就刊文称“三元极品”具有“为人民大会堂供应特品奶、为中南海提供特供奶品这样的高端市场背景。”

不少奶品企业曾以“特供”、“专供”、“人民大会堂宴会用”等噱头打广告。消费者的心态挺纠结的:能跻身“特供”,说明品质有官方背书,但“特供”的性质又让人生厌。

与反腐一样,对于“特供”的打击也是运动式,但收效甚微。

2011年整顿过一次特供。媒体报道,超市里出售的三元奶品在原标有“人民大会堂宴会用乳制品”字样的地方也多出了一层粘纸,改成“中国驰名商标” 。

2013年3月底,因为采访的机会进入了东北某省政府大院,出于好奇参观了下他们的内部超市,大开眼界:专供白酒,专供冰酒,专供大米,专供鲜奶等。

尽管,是年3月底中央五部门刚刚联合下发《关于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专供”等标识的通知》。

也许得益于特供制度,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平均寿命保持在90岁以上,为提高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预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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