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北京局外人

作者: 袁凌

远离乡土,靠着小生意攀附在北京的生活圈边缘,备尝辛苦,却从未能就地扎根。2015年12月7日,雾霾最严重的一天,北京有史以来首次发布红色预警。天色蒙昧时,许世佩已经给三轮车装上蓄电池,载着堆尖冒梢的黑色大塑料袋包着的货物,驶离东五环货运铁路附近的大杂院。他需要在浓厚又含有一丝凛冽的雾霾中骑行七公里,到达朝阳区姚家园附近的一个早市,在马路边出摊售卖服装。像往常一样,他没有戴口罩。

和他一起骑三轮车离开院子的,是分头前往各个早市和路边摊点的小生意部队,天南地北的口音掺和在辚辚轮毂和电流的嘶嘶声中。人流中有不小的一股是许世佩的‌‌“自家人‌‌”:骑三轮车载货的有二弟、大妹夫;和自己一起去姚家园的大妹,以及前往各个小区‌‌“打游击‌‌”的小妹,因为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被称为‌‌“大双‌‌”和‌‌“小双‌‌”;此外,还有坐300路前往方庄市场的大姐和姐夫,以及带着两只大袋子、赶大巴前往三河展销会的三弟,还有其余的远亲近戚。

当三轮车和脚步的杂沓声响消逝后,大杂院安静下来,回到沉闷模样。此时,许世佩和大妹已经骑至姚家园市场外的公路,支好摊子,摆开服装和小货,两兄妹裹得严实地站在路边招徕顾客,不时跺脚走动。

许世佩的心情像天气一样晦涩。近来城管对路边摊查抄更严,下午无处出摊,有限的几个马路早市也面临关闭。尤其是大红门批发市场疏解外迁的消息,让他对自己的来年前景失去了信心,‌‌“回家‌‌”的念头不时涌上心头。这是他到北京二十余年以来少见的。

1993年,许世佩追随姐夫离开安徽老家来京,开始摆摊谋生。五位亲兄妹陆续循踪而至,勾连起远亲近戚。随着大北京的拆迁改造和人口疏解,他们从初到北京的前门,一路撤退到眼下的东五环一间大杂院。其间备尝辛苦,却从未能就地扎根,靠着小生意攀附在北京的生活圈边缘,似局外人那样生存。

如今,他们更可能彻底出局。

大杂院身世

大杂院总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比北京多数小区的作息早得多。

凌晨三点多,最先一拨人起身,他们是卖菜和水果的小贩,需要开车赶到新发地市场批货。一时间到处是面包车和小货车发动的呼呼声,院子东西头的两个大厕所也热闹了起来。小便池前,男人们列队射出的尿液热气和后半夜的严寒相激,凝成一种新鲜、温暖又凛冽的气息,刺激鼻孔。

紧跟着他们起身的是做早点的摊贩,他们拉亮大瓦数的电灯,在院子里炸油条、磨豆浆。各家捅开的煤炉子飘散着青烟,在纵横无序的平房屋顶结成一层薄雾,呛人鼻息。院子的公用水龙头整夜开着,不然会被严寒冻住,哗哗的流水声和豆浆机转动的呼呼声掺和在一起。待一切事毕,人们驾着改装的电动三轮车或面包车前往各个临近市场的路口。

赶路边早市的许世佩和弟妹们,是第三拨。他们出发后,天色才真正亮起来。在这处大杂院里,许世佩已经和五个亲姊妹一同居住了整十年,从开始时的一间房200块房租,涨到现在的每间400块左右。其间,弟妹们结婚、生子,繁衍了两代人口。他们从没喜欢过这里,却也想不到离开。

十年前,许世佩的长子许晓川放暑假和弟弟一起来探亲时,脑子里对首都的想象被大杂院彻底击碎了。

‌‌“很偏,很脏,很挤‌‌”。许晓川回忆。那年兄弟俩从西站坐了几个小时的车才到了大杂院,进门迎面是随处可见的垃圾、大便。父母租住的一间小屋碎砖铺地,要摆货还要生炉子做饭,晚上睡觉,十多平方米要容纳五个人:爸爸和许晓川睡一头,妈妈和弟弟一头,屋里临时支起的一副木板床,睡着爸妈雇的一个帮忙看摊的亲戚,只有一把吊扇驱走人体和气温混合的闷热。

眼下,许世佩夫妻的居住环境有所改善,在众多亲戚中算是最好的:增加了一间小屋供鼾声太猛的许世佩单独住,以及两个儿子偶尔来探望时过夜;床是买的,不像几个弟妹家用砖头垫起一块板;安了空调,添置了冰箱;最重要的是,他们花一千多元安装了简易暖气,给门外的煤球炉子加装一个管道装置,通到两间屋内的暖气片,生火做饭烧水时,屋里连带暖和起来。这是几家弟妹都没有的,许世佩说是自己‌‌“会享受‌‌”。

去年南皋一带的大杂院发生煤气中毒,死了一对小贩姐妹,派出所防范煤气中毒,以往在室内取暖的炉子被禁止了,每家屋里还有一个统一购买安装的煤气报警器。没有安装自制暖气的几户弟妹,屋中顿时近于冰窖,石棉瓦和牛毛毡屋顶以及碎砖墙皮,几乎没有保温作用。

比较好一些的大姐和姐夫、二弟和小妹家用电热毯,小妹还有一个对象送的电暖器,实在太冷时用一会儿。三弟和大妹两家夫妻则是硬扛着,晚上靠大被子御寒。2016年初的‌‌“世纪寒潮‌‌”里,院子里的水龙头周围堆结了半人高的冰柱,积雪压满了屋顶,化雪时家家漏水,在砖墙形成雨迹,只好在屋顶下加一层塑料布。但露水仍旧渗入,在塑料布缝隙处结成冰凌,一条条地垂挂。家里不能剩水,不管是洗脸盆还是毛巾的纤维里,水分都会结成冰块,毛巾像折叠的石板无法打开。罐子里的煤气也会冻住,需要在地上滚动敲打才能流到二手气灶里。入户排查煤炉的派出所警察感到吃惊,问大姐夫:你们不冷吗?

傍晚独自‌‌“打游击‌‌”的小妹回到家里,早上煮稀饭溢出的米汤已经结成薄冰,从桌子上揭下来。她没有打开电暖器——这里的电线是老板私人拉的,收费比居民电高得多,一度达到1.5元,仅仅充电瓶,每月就需要支出一百七八十元。给东家收电费的‌‌“小四川‌‌”是个抠门鬼,一有赊欠就断电。

她不想装暖气,她单身一人,家里人少,这临时栖身的大杂院不知道明年是否还存在。

大杂院像一个外来户一样身世不清白。它的地皮从前属于北京市电机厂,起初的房东是河北人,拿钱买下了倒闭的电机厂地皮30年产权,打了一口机井,建起了几排平房和一幢三层简易楼房对外出租,容纳了200多租户。近年电机厂又把所有地皮卖给了798艺术区,这块地皮的身份因此悬而未决。

建造大杂院的房东已于十余年前过世,继承产业的儿子委托岳父‌‌“小四川‌‌”打理日常,自己则忙于应付和各个部门的关系,在首都维稳和拆违的夹缝中寻求大杂院的生机。大杂院遭遇过封闭出路、断水断电,平房砖墙上刷上过醒目的‌‌“拆‌‌”字,但一次次奇怪地存活了下来。

前一段,大杂院遭遇了最近一次严重危机,断电一周,因为一些卖小吃地摊户在院中做点心,街道办认为有火灾隐患。断电后,靠电机从深井中抽取的自来水也停了,徐国能只好开着三轮车从农贸市场厕所拉水,或者向大杂院外边的街坊邻居借水,洗脸的次数减到一道,喝水都省着买,家里点上了蜡烛,三轮车的蓄电池也到亲戚熟人家交钱去充。都以为这次住不成了,不料房东到底打通了关节,恢复了水电,代价则是十几家做早点的摊贩被赶走,其余的人又有了‌‌“住一天算一天‌‌”的机会。

即使不遭取缔,一旦无生意可做的商户离开,大杂院也将失去生机。和许多北京五环与六环之间的‌‌“外来村‌‌”一样,它也像是一副随地铺开的摊子,依附在北京的边缘,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查抄收走。

直到中午,卖小吃的和一部分下午不出摊的摊贩归来,院子里才恢复了一些人气。傍晚,各家窗户陆续亮起灯光,封了一天的煤炉子再次捅开,飘散炒菜的气味和纷杂声响,还有翻倒煤气罐出气的响动,结冰的屋顶冒出水汽。

到了九点多钟,大多数人已经入睡。它不是老北京胡同里热闹的四合院,倒近于传说中远在燕郊和三河的‌‌“睡城‌‌”,只是还够不上单元房的层次。

摊在街边的生意

许世佩摊子上的货是各种外套、碎花棉袄、裤子。妹妹的则是手套、护膝、围巾这样的‌‌“小货‌‌”。每件货的毛利大约是40%左右,顾客砍价到三成以下,就只好作罢。

早上许世佩只卖了200多块钱的衣服,不到平时一半,‌‌“雾霾天,出来的人少‌‌”,许世佩说。旁边卖手套、护膝之类小货的大妹,生意倒要略好一些。大妹20岁那年来北京就是帮许世佩看摊,以后许世佩一直带着大妹设摊,两人的货配着卖。

好在这处早市是合法的,许世佩缴纳了每月800块两个摊位费,就可以放心摆摊。七点左右,早市和附近的农贸市场大约同步开张,一小时后,两位穿黑色大衣的男人过来收钱,一些临时摆摊的小贩,按日缴纳每天20块钱的散摊费用。相比起妹妹,这些人卖的是更小的货,从镜子、刮胡刀到小收音机之类。光顾这处早市的,既有老北京,也有外地打工族。临十二点关张之前,最后照顾许世佩生意的,是一对骑电动车的环卫工人夫妻,买了一件35元的碎花袄子。

雾霾天的好处是天气不是顶冷,冷的时候,‌‌“零下十度照样摆‌‌”。大姐夫李国胜双手双脚都长冻疮,溃烂流水,人只能不断地跺脚来暖和一点和止痒。遇到下雨,货物遮上塑料布,人披个雨衣站着,夏天则靠一把遮阳伞、一把大蒲扇,迟一些出摊,晚上到十点来钟才收。

上午十点半左右,早市收摊,许世佩和大妹收车回大杂院。旁边的安徽阜阳摊主下午去另一处马路市场,那里似乎没被城管盯上,但许世佩和大妹在那儿没有位置。他们以往下午摆摊的地点,在从住处往北走的京旺家园小区路边,但从2016年元旦开始,城管查得更紧,他们不敢再去。

本来周末城管不查,但上周日新来一个卖包小贩,想抢一个卖玩具的老摊户地盘,两人打起来,新来的小贩主动打电话向城管举报,大家只好赶紧撤退,出了摊却没做成生意。

‌‌“这两年,城管查得越来越紧,做不下去了。‌‌”许世佩抱怨。他连车带货被查抄过两次,每次都是交了罚款才取出来。去年APEC会议期间,妻子陈根娣一辆新电动摩托车被交警没收,1600元打了水漂。在老式小区里‌‌“打游击‌‌”的‌‌“小双‌‌”,前两年丈夫刚过世,一次连车带货被抄走,托了关系,过了一周才取出来。其他的兄弟姊妹也大多被抄过。

‌‌“城管来抄,‌‌‘群防’打头阵。‌‌”许世佩总结说,‌‌“群防‌‌”总在前面,负责锁定目标,城管再适时出场。‌‌“群防‌‌”看起来是近乎社会混子的年轻人,难于防范。

要小心应付的不仅是城管。许世佩每日骑三轮车往返十几公里,路过货运铁道的一截,车辆拥堵,车上货物堆得过高,为了防止翻车和撞车,许世佩只能下车推行过铁轨。他的上一辆车,就在前年一次交通事故中报废了。

那是许世佩第一次触碰到生死边界。当时他骑着三轮车在芍药居附近路上逆行,和一辆转弯避让面包车的大公交相撞,许世佩飞了出去,坠在马路上的一刻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但回过神来只是手破了皮,撒了一地的货物垫住了他的背。交警到场没收了三轮车,前来收购的人却嫌轱辘扭成麻花的车太破放弃了,许世佩得以拆下车上有用的蓄电池,装在了眼下这辆车上。公交车司机还给了许世佩200块医疗费,但许世佩觉得自己并没有伤,不想去医院,把钱退还给了司机。

日常的辛苦不值一提。夫妻各自出摊的时候,午饭都只能将就,一屉小笼包令爱吃肉的许世佩心满意足,相邻摆摊的一个河南小伙子,不断在数落小摊炸油条和肉包子不能吃,‌‌“里面的肉不知道哪里来的,想到恶心‌‌”,许世佩并不接话。傍晚收摊回家,两口子才能做顿像样的饭。有时候煤炉子没封好,火熄了,还要重新生火,饭到嘴时快睡觉了。

早年他一个人在北京,更是两头忙活。摆摊的中间,从来也不去上厕所,也不敢多喝水。被城管撵的时候,许世佩感觉自己‌‌“跟个乞丐差不多‌‌”。

除了早市和路边‌‌“打游击‌‌”,许世佩近来卖货的另一去处,是每逢周三、周日的集日,在朝阳区金盏乡的亿宏达农贸市场摆散摊。这是北京周边保留下来的少数集市之一,二弟夫妇和两个妹妹也去这里。

2015年底最后一个周日,亿宏达市场人群熙攘,生意多少好于路边早市,缴20块钱摊位费,一上午能卖三四百块钱。但在这个大集上,许世佩的生意仍旧低迷,倒是小妹的小货摊子有些忙不过来。头天她刚去了大红门进货,路太远没法骑电动车,提着几个黑色大塑料袋,跑了好几个市场,手上越来越重,回来搭的公交车上不仅多交三个人钱,还得领受旁人的白眼,好在集市的生意弥补了辛苦。

唯一没有来赶集的,是三弟夫妇,他们在三河县跑展销会。展销会由一个大老板发起,租下一块场地,招徕一二百家商户缴纳摊位租金,打出一个某某展销会的大牌子,名头响亮,周期十天半月。一般在北京的远郊区,有时也去到郊县和天津的地盘,一个地方结束了,再换地方,一拨人结伙跟着走。

展销会近年越来越少,展位费由一两千元上升到5000多元一期,几乎吃尽了商户利润,夫妻俩的两个展位缩成一个。前年,他们被小舅子拉下水卷入河南襄县的一场传销,一共交了十余万会费,相当于一年多都生意白做。不过他们对此深信不疑,为了拉亲戚入会,和许世佩还有别的亲戚都吵翻了,到眼下仍不大来往,成了众兄妹中游离的一家。

从天安门到五环

23年前,许世佩第一次到北京投奔姐夫时,姐夫的摊点挂在北京的中心地带大栅栏路口,正对着天安门。

‌‌“租主人家一个门脸,东西都挂在墙上,天黑了寄存在房东家里。‌‌”李国胜说,那个地方是个十字路口,人流很大,但因为太拥挤,能站下来看货的不多。由于消防隐患,这种壁挂式摊点后来被取缔了。

大妹妹也在前门摆过摊,她进纪念堂去看过毛主席,‌‌“脸黄黄的,化着妆‌‌”,人太多走不动,穿着高跟鞋的她脚起泡了,回来时脱鞋赤脚走回家。2002年她离开前门时,大栅栏拆迁的风声已经很紧了。

许世佩的起步看起来更高端,在雅宝路做服装批发生意。他在市场里的摊位挂着服装样品,有人买货时就让小妹妹看摊,自己到天坛东门的红桥市场去赊购,批发给顾客后再还款。顾客大多是俄罗斯人,‌‌“我还学了几句俄语‌‌”。这种生意的利润比较高,但不稳定,可能很久不开张,需要本钱厚实。唯恐坐吃山空的许世佩只干了半年,不乏遗憾,‌‌“要有本钱,从浙江服装厂家直接搞货来卖,能发大财‌‌”。

从雅宝路离开后,许世佩转入‌‌“地下‌‌”,在地铁军博站站台上摆摊卖百货,这也是重复大姐夫以前在西单和前门地铁的路数。来北京过暑假的许晓川常跟着父母在地铁站台上玩,‌‌“在摊点中间窜,看地铁跑过去,一阵凉风刮过来,觉得很有意思。‌‌”大妹结婚后返京,也追随许世佩辗转各地铁站台,此外,还有经营失败回乡后再次来京、在五棵松地铁卖货的二弟和弟媳,以及晚了四五年最迟出来的三弟和弟媳,直到2004年6月,地铁站台摊点被市政府禁止。

离开地铁的许世佩,正赶上北京大面积拆迁路旁违章建筑,索性带着大妹和妹夫卖起了‌‌“拆迁货‌‌”,打听到哪里要拆迁,就去租一个门面,卖上十天半月,打着‌‌“拆迁甩货‌‌”的名义,销量比平时能翻倍,‌‌“这是心理作用,实际价格和平时差不多。‌‌”到卖不动的时候,房子也到了拆迁期限,于是换下一个地点继续‌‌“甩货‌‌”。那几年是许世佩生意的黄金时期,每年能存下三四万元,供养了两个孩子上大学。二弟和弟媳则辗转北京站和西直门公交站台,直到这两处也被拆迁,也干脆卖开了‌‌“拆迁货‌‌”。

随着北京沿街的违章建筑基本上被拆光,拆迁货无处可甩,许世佩又和弟妹们分头跑开了展销会,一干三四年。起初展销会可以在前门、地坛这样的核心城区开办,后来整顿市容渐渐被禁止,撤离到沙河、大山子、顺义远郊。许世佩去得最远的一次是到河北涿州和三河,夏天和妻子一起摊张席子睡在展销大棚下,省了旅馆费。

2008年奥运会之后的几年里,展销会逐渐外迁,早市却多了起来,一般是和农贸市场搭配经营,许世佩从2008年开始在芍药居赶早市,一直到2015年,市场被拆迁,换到了五环附近的姚家园早市。妻子则从2010年开始在大山子早市摆摊,直到2015年9月市场关闭,一时无处可去。几个弟妹也大体经历着类似许世佩的外迁经历,离开天安门越来越远。

积累更早、又饱受地摊风霜之苦的大姐夫有段时间离京回乡,但未能觅得机会,回来后到天桥继续摆摊,从动物园批发市场进货,直到2005年天桥市场拆迁,搬到方庄市场稳定下来。

在方庄落脚后,大姐夫曾经和二弟合资,进驻新秀水市场出手一搏。新秀水市场利润达到60%,但门槛比路边摊高得多,进场费5万元,三年租金15万元,另外需10万元押金,一下就要拿出三十万资金,三年后价格涨到每月上万元。大姐夫和二弟先是卖品牌童装,生意滞销后改卖玩具,又赶上秀水调整格局,玩具市场迁往三楼,多方窘困之下,两家被迫退出了秀水。二弟夫妇步许世佩后尘,改跑展销会和机场附近的早市。

事后看来,两人都觉得自己没有魄力,不敢放手扩大规模,错过了唯一一次‌‌“做上去‌‌”的机会。‌‌“借钱,就可以做大一些,做精品品牌‌‌”。挫败感的来源是本家一个侄子,大胆借二十万元包下万通新世界市场的专柜,做上规模之后在北京买了靠近二环的房子,眼下涨到400多万,又买了车,彻底脱离了亲戚们的地摊层次。但这样的人在芸芸商贩中实属凤毛麟角,也不乏经营失败负债离京的铩羽者,更多则是像许世佩和李国胜这样抛物线式地下滑,与首都渐行渐远。

和经营地点的不断边缘同步,许世佩和弟妹们的住处也经历了外迁,从前门四合院到大山子的平房区,再到眼下这所大杂院。与他一起在京旺家园摆路边摊的一位河南摊贩,则由西坝河搬到东辛店,再搬到环行铁道附近的平房,‌‌“走哪拆哪‌‌”。眼下最迫近的威胁,是北京近期公布的大红门周边批发市场拆迁规划。根据政府的规划,2017年底前大红门将完成疏解升级,一部分市场关闭。大红门的几十家各类市场,是各个早市进货的来源。一旦分流到燕郊、三河等县,意味着许世佩们的生意将难以为继。

‌‌“要是被赶到燕郊,宁愿不去,回老家‌‌”。这是大姐夫和许世佩共同的想法。年轻些的人们却有些无从选择。‌‌“这里拆了,就赶远处的集。‌‌”一同去早市卖小货的安徽阜阳老乡说,他最远赶过廊坊的集市。

大山子早市拆迁后,院子里卖早餐的东北老王一家,已经被迫离开,迁去遥远的广西。听说南宁那边是新建的城区,不赶人,‌‌“至少图个暖和,摆摊不用穿这么多‌‌”。

老家有多远

几年前,妻子陈根娣开始念叨,想回老家乡下养牲口。以前在老家,她可以养鸡赶鸭喂猪。老家的房子还在,不像大姐夫家的已经塌了。

这么多年,陈根娣一直想念家乡,‌‌“空气也好一点,这里就是挣点小钱。‌‌”她从来没有真正习惯过北京,尽管她努力把在农村的生活搬到大杂院里:买坛子腌酸菜,像喂养鸡鸭那样,用卖鱼摊贩丢弃的鱼鳃喂一大群流浪猫,还买来葡萄自己酿酒。两口子用半生积蓄买的房子,在省城合肥,多少也算是家乡,‌‌“可以两头儿呆呆‌‌”。

往年两人会回家过年,今年许世佩不愿回乡,陈根娣却忍不住赶在过年前自己回了趟老家。虽说父母都不在了,还有几户姊妹家走走,人比在外边亲热。住在大杂院里,看似众多亲戚在一处,但各自早出晚归,见面都少。

许家大姐也想家,家里的老人还在,身体还好,每个礼拜她会给老母亲打个电话。这么多年,除了今年春天回乡给公公奔丧,她只在北京‌‌“非典‌‌”那年回去过一次。那一次,北京城空了,没有人敢上街买货,李国胜夫妻俩放下生意跑回老家,呆了一个多月才出来。那是最长的一次回乡,长久不住人,家里的土房子也塌了,他们只能寄居在亲戚处。夫妻俩在巢湖买了房子,离家乡更近,也是个投资。没料到近两年巢湖撤市,房子跌价,又打算在省城合肥买。

许世佩也在合肥花八十万买了房子,几个弟妹大都在合肥买了房,不算高的房价和不算远的离家距离使他们如此选择,花掉了多年做生意的大部分积蓄,至于在北京买房扎根,‌‌“想都没想过‌‌”。

除了老人,故乡最牵念的自然是孩子。孩子一般是老人带,只有春节前回去看看,往往还为了多赚点钱,又在过年前匆匆赶回北京卖庙会。

陈根娣并不认同小妹妹如此,说起当年撂下孩子,她有些后悔,‌‌“其实我不该上这儿。要是现在,我就不出来。‌‌”

她记得有年春节前,下着好大的雪,两口子要赶火车回北京,小儿子许超扯着手臂不肯放,满脸的愤怒盖不住眼底的悲伤。少年的许晓川对父亲出门印象不深,母亲离家时,才意识到从此是一个人了。有次他在家里哭起来,弟弟问为什么,‌‌“我说想爸妈了。弟弟也哭起来‌‌”。

许家弟妹们在大院添了孩子,但在北京拿不到准生证,只能回家乡去生下来。出生之后在北京养上两年,要上小学了又送回去,这边上学难,又没人照顾。老三的孩子许飞出生后来京,五岁的时候被送回家乡。

在北京的时候,许飞上过幼儿园,那是他童年的金色记忆,‌‌“做游戏、吃饭和睡觉‌‌”。回乡之初,许飞很不适应,因为家乡无幼儿园,只好提前放到一年级,上了三个一年级,彻底打消了他对于上学的兴致。小学时他学习一度还算可以,上了初中一落千丈——外公再也看不懂他的作业,给了他偷懒打游戏机的便利。

五妹家的女孩子汪静一岁多被带回老家,由外公外婆抚养。父母回家的时候,她一直不肯喊妈,跟着表姐把自己母亲喊‌‌“四姨‌‌”。‌‌“‌‌‘妈’这个字我喊不出口。‌‌”回家呆上一段,刚刚习惯了,要喊出口了,爹妈又要走了,再度生分下来。

‌‌“以后我有了孩子,绝对不会把他丢家里‌‌”。汪静说。

陈根娣后悔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儿子许晓川在家吃了不少苦。爷爷脾气暴躁,许晓川时常挨揍,曾经罚他不准吃晚饭和归家,只能在屋前檐下过夜。当她第一年春节回家时,看到许晓川在大冬天放一群鹅,手背全部皲裂了,‌‌“脸上冻红得像猴屁股似的。‌‌”许晓川回忆,他有一次挨了揍,一路走回上锁的自家老屋,坐在门前哭了一天,想不通爹娘为何不回来。

弟弟许超由姥姥抚养,姥姥比较疼外孙,让许晓川心生羡慕。他常年做相同的梦:一条大河岸边,外婆带着弟弟上了一条船,划走了,他在岸上拼命喊叫,他们的船却越划越远,他因为过于伤心从梦中醒来,好半天仍饮泣不止。

第一次来北京,许晓川觉得人特别多,‌‌“不停有人挤我‌‌”。父亲在路边摊上买了一个一块钱的汉堡给他,他一直以为汉堡会很好吃,可吃到嘴里却觉得‌‌“很恶心‌‌”。对于北京,他一直不了解,直到上大学出来。相比于身为‌‌“北漂‌‌”的自己,他感觉父母离家乡同样遥远,‌‌“父亲干不动田里的活儿,也呆不惯乡下了‌‌”。

许世佩有自己的打算。他的生意细胞是家乡的田园培育的,小时候在田里抓鳝鱼卖,十七岁跟父亲去南通贩米;成年后和大姐夫李国胜一道收购遍布丘陵的木材,运到长江南岸去卖。现在回去,‌‌“就算下不了田,摆个摊总可以‌‌”。

今年许世佩没有回去过年的原因是,两个孩子娶媳妇不太顺利,让他没有面子。在心里,他期待着明年能修好房子,两个孩子带上儿媳妇,‌‌“衣锦还乡‌‌”。不管在北京呆了多少年,那里才是归宿。

怀着这种念想,许世佩不太认可小妹现在谈的对象。小妹夫是家乡一个镇子的人,前几年在北京发现肝癌,在北京的医院里躺了几个月化疗,实在不行了还是转回合肥,一路回到县医院,最后转回老屋,小妹妹回去侍候了几个月,在家乡过世落土。在北京,人落不了土,只能烧掉。

小妹新近找的对象是理发师,人看上去还周正,但许世佩一直不满意,原因是男方是甘肃人。一旦哪天要离开北京,小妹妹去向哪里呢?‌‌“还是找个老乡妥当。‌‌”

‌‌“大院子弟‌‌”

许晓川从没有想到自己有天会托庇在大杂院的屋檐下。三年前大学毕业,他曾一度工作不稳定,带着女朋友回到大杂院,在父母的平房里度过了半年。

母亲专门请人修葺了许晓川住的平房:吊了顶,贴了墙纸,买了四脚落地的新床,换掉了以前砖垒的木板床,还在床头挂上了自己绣的‌‌“家和万事兴‌‌”十字绣,这是她在摆摊清闲时用两个月绣出来的。如今这间屋依旧留着‌‌“新房‌‌”的依稀痕迹。

冬天来临,屋子没有暖气,许晓川才和女友离开了这里。以后他找到了新工作,也和女友分了手。在许家下一代次第成家从业的背景下,他时常变动的工作和不稳定的婚姻,成了父母的心病。两年之后,弟弟任大学生村官期满一时没有工作,又来到大杂院,在哥哥这里住了将近一年。

在许家的子弟中,像许晓川和弟弟这样考上大学来京是例外,大多数是初中毕业后延续父母当年的道路,到北京做生意或者打工。

‌‌“非典‌‌”那年疫情过去,大姐夫李国胜一家从家乡再度来京,带上了刚初中毕业的大女儿,帮着盯天桥的摊,大姐夫就有了偷闲的时间。以后搬到方庄,大姐夫和二弟在秀水街合伙的生意,又由大女儿和舅舅一起打理,直到七年后撤出秀水,大女儿也在家乡找了女婿。女婿是手艺人,来京后不适应,一定要回乡,大女儿也随之离京,以后夫妻又去福建打工。小女儿2005年来京,帮着在方庄看摊,和相邻做生意的一个甘肃年轻人结婚。由于这里的生意不挣钱,一家三口离开了北京,远赴青海格尔木投奔男方的亲戚,帮亲戚打理商场。

过完2016年春节,开张的头天傍晚,准备买盒饭的李国胜夫妻接到了百度外卖的电话,原来是小女儿在网上为父母叫了晚餐。‌‌“我在格尔木订外卖,比你们自己出市场去买还方便。‌‌”

这是眼下的趋势:新一代来京的徐家子女,大都不习惯父母摆路边摊的方式,更想把自己的人生愿景搬迁到网络上。

在大杂院长到快两岁回乡的汪静,初中还没毕业就来到北京,不习惯跟着父母摆路边摊,在大红门批发市场当了半年导购,招徕客人进店购服装,每月可以挣到4500元。半年后,她仍旧嫌这份工作抛头露面,自己开起了一家淘宝店,专卖加肥加大码的男装。生意并不很兴旺,但她也没打算回到早市,改行到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当文员,同时兼职开网店。为了方便有订单后从市场就近拿货快递,她在大红门市场附近租了房子,只是偶尔回大杂院来。

眼下在开网店的除了汪静,还有李国胜的大儿子李立。李立来京后也在大杂院栖身过一段,三年前成家后搬走,妻子以前是卖手机的,现在家带孩子。李立报名参加了北大青鸟电脑培训班,近来在网上开店,卖和父母类似的小货,由于刚起步没有打开局面,仍然需要父母补贴。李国胜提到儿子告诉他的信息:‌‌“网上的市场比现实中大得多,‌‌‘双十一’天猫卖出900多亿。一个塘里捞,有人捞到鱼,有人捞到水‌‌”。

许家子弟从大杂院向网络的迁徙已经延伸到第三代。许晓川表姐的孩子汪小成眼下在永定门附近的一家天猫店做销售。初中毕业后他上了南昌一家铁路技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地铁10号线呼家楼站上班,担任站务助理,工作单调,地铁公司又规定上班期间不能玩手机,汪小成只能‌‌“抱着膀子看着手表指针一秒一秒地走‌‌”,两月之后,实在无法忍受而辞职。低谷中的汪小成被朋友介绍到天猫店当库房配货员,在地下室工作。

为时不久,运营人员的临时出缺给了汪小成‌‌“上楼‌‌”的机会,他的表现让自己站稳了脚跟,主要从事用各种办法刷单、优化产品文案的任务,‌‌“总能让我们的产品出现在搜索榜单第一页‌‌”。天猫店包吃住,工资3500元,但过于繁忙的工作节奏让汪小成有些想跳槽,‌‌“工资还不如客服,想找个有双休日的工作。‌‌”

偶尔回到多年生活过的大杂院,汪静和汪小成都有一种回到昨天的感觉,父辈们早出晚归的路边摊模式,日渐难以为继。最近的一次职业调查显示,线下零售已经成为最被看低的职业。

但他们自己,虽说已经迁徙到网上,仍然依附于现实中的批发市场,并无自足的体系。一旦大红门市场分流拆迁,他们起步之初的网店和父辈的路边摊一样,面临生存危机。

前几年,汪静还很喜欢大杂院,现在却有点疏远了,‌‌“人多,不安全,又冷‌‌”。在记忆中,她和弟弟都保存着大杂院的温暖一隅:当初大杂院的周围有大片成荫的树林,一直延伸到货运铁路之外,夏天下午天气过于炎热,不出摊的大人们在树下摆桌子打麻将,小孩子们就在一旁土里挖洞找知了的蛹,挖出来后装在瓶子里。

对于许晓川,这段孩提旧梦已趋模糊,偶尔回大杂院也越来越步履沉重。今年春节,他把父母接到了弟弟和自己租住的六里桥单元房里过团圆年,母亲觉得这样也好,‌‌“用热水洗菜方便,不用在大杂院里洗冷水受冻。‌‌”年夜饭气氛还算和平,但父亲仍旧提起了‌‌“抱孙子‌‌”的话头,许晓川无言以对。

初三回到大杂院,许世佩少见的没有和几家弟妹们打过年小麻将,当天就顶着雾霾出车了。在北京一天,先做一天的生意。‌‌“衣锦还乡‌‌”的愿望,看起来还很渺茫。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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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
    2016年4月3日09:32 | #1

    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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