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醉汉:稀里糊涂,文革已有半世纪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重要文章。

当时,全国的正常人,都能在这篇文章里感受到一种不祥和冷气。

但均无可奈何。

因为自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领后,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服从权力。对真理和正义,抱着肉颈脖碰不过钢刀的现实,委曲忍耐不追求。对高层的强词夺理,人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姚文元此文杀气腾腾,虎视眈眈,充满敌意。完全不是一篇剧评,而是一种占有权势制高点的政治讨伐。

事实上,这篇文章,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奏。

现在已知,这篇文章是江青秘密策划的。

江青背后,当然是她的丈夫,也是她的亲密战友毛泽东。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内容涉及中央领导层,及他们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通篇文章,与剧情以及戏剧艺术探讨,毫无关系。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大报纸尚有良知,拒绝转载。

这也证明,当时的官方报纸,还有点是非原则,并不是一家姓。

面对《人民日报》和北京各大报纸拒绝转载此文的举动,毛泽东对此愤然言道,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他老人家对自己的专制、独裁,毫无自省。

事实上,毛泽东是觉得只要跟他有不同意见,都是反革命,都是要搞独立王国。

毛泽东自己,具有强烈的独断专行欲望和习惯,却反对任何人有独立的思想和意志。

这叫什么道理?

对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毛泽东还点题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这就直接将吴晗的历史剧,和前几年的庐山会议挂上钩,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作品,是为彭德怀被罢官而鸣冤叫屈。

对此,文艺界,尤其是文化艺术领域理论界的许多人不服,但面对淫威,人们只能噤若寒蝉。

早在一九六四年夏,毛泽东就提议成立一个五人小组,负责领导学术批判活动。

这个小组叫“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

一九六六年二月,面对批判《海瑞罢官》事件以来,理论界、文化界的思想多元,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主持,召开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参加的扩大会议。

彭真在会上说:已经查实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没有关系。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对待。

许立群、姚溱根据讨论结果,整理成《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上报中央。

二月五日,刘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央政局常委,讨论予以通过。并于二月七日,电告在武汉的毛泽东。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赞成或反对意见。

于是在二月十一日,彭真在武汉代表中央起草、转发该提纲的批语。次日晨连同提纲,一一电传中央。

此件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目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由其文出台的时间而得名。

提纲实事求是,努力将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圈定在学术范围讨论。

但《二月提纲》受到毛泽东严厉批判。

后来,《二月提纲》成为彭真反对毛泽东的直接罪状。

在权力不受约束的前提下,谈何正义?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到底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历史已经作出定论。

但历史并未对文革的罪魁祸首毛泽东作出定论。

文革结束,在党的重要文件上,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分错误。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即使他是九分错误,也只能说是三分错误。

否则,让“伟大领袖”这一称号情以何堪?

毛泽东独裁之心绝非一日,只是他在一九五八年热衷大搞的大跃进失败的太惨,只好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出来收拾大量饿死人的局面。尽管一九五九年毛泽东滥用权力,蛮横地将彭德怀打成反革命,施展了一下威风。但他自己自知理亏,后来多年退居二线。

文革前,经过几年学雷锋、当毛主席好战士的宣传,经过提倡阶级斗争的宣传,军队经过突出政治的宣传,毛泽东东山再起的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先拿吴晗祭刀,接着,他就要对他的战友们,和一大批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追随者们,痛下杀手了。

作为毛泽东的打手江青,早已磨刀霍霍。

一九六六年五月初,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一文,在《解放军报》发表。

化名何明,实则是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在《光明日报》同时发表。

上述两报联合刊载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材料摘编”,并加了煽动性的编者按。

毛泽东明确表示“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

五月十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著名文章《评“三家村”》,副标题是“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断章摘句,无限上纲地将其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叫嚷“将上有帅”,要揪出他们的“黑后台”。

阴风习习来眼底,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居心,已露端倪。

十年浩劫,即将开始。

各色人物,粉墨登场。

历史,像是开了一个大玩笑。

十年文革终于结束,熬过浩劫痛彻心扉的人们,本期望执政者会对文革会有个清晰的结论,但权势者一句对文革的评价“宜粗不宜细”,就将评论文革、研究文革划入禁区。

回避评价文革,是对历史的极其不负责任。

回避评价毛泽东,后患无穷。

反胡风,反右派、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饿死人、庐山会议、四清,直至十年文革,这么多庞大持久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就被“三分错误”取代了。

这不是笑话吗?

骗谁啊?

今天,文革开始五十年的今天,我们客观、公正、理智地总结一下文革的起因、成因、恶果和教训,难道不是好事情吗?

虽然中央对文革有“浩劫的定论”,但如今,人们谴责文革的有之,歌颂文革的有之,对文革不了解、冷漠的有之。

不纪念文革五十年,不总结一下文革的起因、成因、恶果和教训,文革一定会卷土重来。

回避纪念、研讨文革,是自欺欺人。

对此,人们总要问一下:为什么?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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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
    2016年4月5日09:04 | #1

    搞文化大革命是需要读过点书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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