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我们要感谢“文革”的五条理由

今天是“四·五运动”40周年纪念日,虽然中国持续十年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的结束,是以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为标志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四·五运动”是“文革”结束的一个先声。

今年是中国重大事件“双纪念”的特殊年份——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50周年纪念,和正式结束文化大革命40周年纪念。虽然在“文革”发动和结束的核心地区,这两大纪念日都被历史虚无主义扫荡得罕见踪影,在全球其它地区,却有层出不穷的中文外文评论发表。这些文章的史料价值和评判立场各各有异,但似乎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客观评价“文革”的巨大正面后果,这里的“客观”是指避免极左的或极右的立场。

笔者在此整理出几条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衷心感谢“文革”,依据的是历史长时段的冷静回顾,主要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全中国上下各级的反省,那是最真切和丰富的时段。以下的罗列顺序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并不意味着前面的一条理由就比后面的几条更重要。

至少有五条重要的理由

我们要衷心感谢“文革”的第一条理由,是它让绝大多数中国人终于明白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蕴含的伦理道德,不能否定得太彻底。中国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从十九世纪末起就一波波不间断,但只有1949年以后,才进到由强大的国家政权动员组织全民来批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且任何人为之辩护都可能被打成政治犯的崭新阶段。否则,“文革”期间子女公开批斗乃至肉体折磨父母的事不会那么普遍。到此地步,社会不再是人间世界,而是倒退至“人对人像狼一样”的野蛮状态。

近年来中国官方大力推动恢复传统文化,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里,人们对本民族的传统都会有适度的尊崇和扬弃。彻底否定本民族传统的异常行为,只能发生在政治极端主义体制下。只要政府不去强力干涉,民间一定会有多种多样承继、发扬、转换传统文化的智慧和途径。

我们要衷心感谢“文革”的第二条理由,是它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明白了,铲除资本主义等于是经济自杀。194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政策是步步压制资本主义活动的空间,到了“文革”就进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最后阶段。1976年以后凡是出访外国的中共领导人,都震惊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更让他们难受的,是同为华人社会的港台新加坡,都比中国大陆富裕许多倍,而且多半是在“文革”期间经济腾飞的,尽管它们那时也不是议会民主的政体。过去二三十年里演化出的所谓“政治权力垄断+经济自由半开”的中国模式,就是这么受启发而源起的,成为中国官方喉舌向海外推展的“中国特色”核心板块(参阅丁学良:《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增订版第2章)。

我们要衷心感谢“文革”的第三条理由,是它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明白了,滚动式的互相揭发、无情斗争等于是政治上的集体自杀。“文革”中被残酷批斗的干部和党团员,大部分都是以前历次运动中无情揭发批斗别人的积极分子。他们本以为自己过去当过革命打手,就戴上了“铁帽子”永远受保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革过去革过别人命的人的命!”林彪这句精确无比的话,讲明了不断革命、永远革命的动力学。轮番迫害过他人的人,被更多的他人轮番迫害,终于把90%以上的人统统弄成了程度不等的受害者。于是,1976年后,听到下一轮迫害的动员令,越来越难以形成“上面一呼,下面百应!”“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林彪语)的红潮。

我们要衷心感谢“文革”的第四条理由,是它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明白了,中国不能自绝于世界文明主流,关起门来胡乱瞎搞。近代中国本是对外交流逐渐宽松,得此之便,全人类文明的多样元素涓涓细流侵润华夏,从沿海到内地。这个大门在“文革”前已经狭窄异常,1966年起就完全关闭。于是多元、宽容、隐私、人道、人权、法治等等的现代文明要素,统统被塞进“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箩筐扫进垃圾堆。正是在这种“革命原教旨主义”的大环境里,不但学习外语、阅读外国书籍是思想犯罪,而且对思想犯判死刑、不注射麻药就生生割喉也成为顺理成章的“革命措施”(陈少京:“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的秘密”,《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第10版)。多亏了“文革”对无数人施加的非人待遇,才使得人道主义、人权、法治这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共推的价值,从官方的黑名单上解放出来,纳入中国的法律和文件。尽管落实起来步步艰难,至少今天它们不再是官媒每日大批判的靶子。

我们要衷心感谢“文革”的第五条理由,是它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明白了,领袖的权力不能是毫无限制、随意滥用的。中国的民众、知识分子、官员,绝大多数历来对最高统治者的权力照单接受,并且还常为其作合理化的辩护(参阅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9-111页)。毛泽东的特别权力自1943年中共政治局“三月会议”期间初步确立后,一旦遇到党内同志的质疑,就以“革命需要”的理由顺利过关通行。一直通行到“文革”中,把当年推举毛为“党皇帝”、对毛进行个人崇拜的团队(刘少奇、彭真为首)碾碎为止,党内高层才猛然醒悟;1967年“二月逆流”中陈毅的牢骚就是因此而发的(《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129页)。你只要读读1976年后众多中共老干部的谈话和回忆录,就会感受,他们是如何的痛切反省——他们是自己拼命卖力“造神”运动的可悲牺牲品。

全国达成共识的基础

以上五条在笔者亲身参与和观察的视野里,是构成1976年以后十多年期间中国上下共识的基础。若缺少了这些普遍分享的可贵认知,中国不可能从政经皆近乎崩溃的边缘,那么快就跨过深渊,迈入开放改革的复兴正道。那个时段,中国有几条不成文的“禁忌”,上下都不愿意悍然打破,它们涵括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社会管理、教育、文化、对外交往诸领域,生怕一打破又回到“文革”的深渊——那是几乎所有官民的共同地狱,他们都还记忆犹新,不用提醒。

假如上述共识的内容被写进普通学校的教科书,纳入党校的训练大纲,编成公民读物,当今中国的很多难题,都不至于在这么低的水平上模糊出题、反复争吵。因为当今惑人和争吵的诸多问题,当年大体上已经弄清楚了。可惜自1990年代初以来,以上共识所依赖的苦痛经验和反思,被持续地淡化和火化,以至于到了近些年里,中国内地一些说法和做法,似乎依然没有吸取十年“文革”的教训。

物极必反,绝地易道

读了本篇评论,可以预见有些读者的反驳会很猛烈:为了以上那样的共识也要衷心感谢“文革”?那些只不过是现代社会的普通常识,难道不搞十年“文革”,人们就达不到那样水平的认识吗?

对此我只能回答:确实,它们不过是现代社会的普通常识。可是在那个时代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如果不是最高领袖带领一帮人折腾多年,一直把那条起初有着最美好许诺的路子走到底,穷尽其一切的可能,最终殃及到绝大部分掌权者和普通百姓的根本利益,全国上下就达不到那样强烈的共识。在1966年之前的中国社会里,早就有少数人具有那种洞见,可惜社会条件并没有提供给他们常规的平台和渠道去传播。只有让“文革”期间每日每时的残酷现实当教员,才能启蒙亿万干部和群众。在正常的社会里可以通过正常程序及渠道主动展示的政治经济常识,在不正常的社会里,只能通过不正常的过程来被动展示。为此,我们要否定“文革”,又要感谢“文革”。没有“文革”导致那些神话的无法掩盖的公然破产,也许我们中国人连今天这样有限富裕和有限自由的生活都过不上。

“文革”的诸多正面积极后果,归结为一点,就是告诉全中国的干部和民众,那条政治经济极端主义和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的道路,无人可以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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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
    2016年4月5日10:09 | #1

    习大就是不信邪

  2. 匿名
    2016年4月5日11:03 | #2

    好文

  3. 林夕
    2016年4月5日11:36 | #3

    什么屁话?!!!照这个论点,我们还要感谢的是希特勒,感谢的是撒旦,感谢的曾经压迫欺辱的那些奴隶主,虐待狂们。等等等等。。。。。

  4. 自由民
    2016年4月5日12:21 | #4

    林夕 :
    什么屁话?!!!照这个论点,我们还要感谢的是希特勒,感谢的是撒旦,感谢的曾经压迫欺辱的那些奴隶主,虐待狂们。等等等等。。。。。

    看不懂文章就开口乱喷粪,果然是深得文革粪便“洗礼”的当代粪坑红。

  5. 匿名
    2016年4月5日12:31 | #5

    用文革的思路,整整习近平海外藏财富的事,斗一斗嘛!
    王岐山,你别睁眼瞎,就习近平这个事,看你管不管!

  6. 匿名
    2016年4月5日12:39 | #6

    苦难的记忆是珍贵的遗产,可对那些随便修改历史书洗娃娃脑的赵氏猪头们就是催命符了。

  7. 林夕
    2016年4月5日17:21 | #7

    a href=”#comment-532241″>@自由民
    ““文革”的诸多正面积极后果,归结为一点,就是告诉全中国的干部和民众,那条政治经济极端主义和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的道路,无人可以走通。”
    呵呵,在罪恶中寻出好来?!相当于在屎中寻出营养来。我真看不懂这样的文章逻辑。抱歉,我的水平不够看懂这样的逻辑。

  8. 自由民
    2016年4月6日02:06 | #8

    林夕 :
    a href=”#comment-532241″>@自由民
    ““文革”的诸多正面积极后果,归结为一点,就是告诉全中国的干部和民众,那条政治经济极端主义和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的道路,无人可以走通。”
    呵呵,在罪恶中寻出好来?!相当于在屎中寻出营养来。我真看不懂这样的文章逻辑。抱歉,我的水平不够看懂这样的逻辑。

    丁学良教授不是说的很清楚么,在非正常国家就是要通过非正常的方式来教育民众,这还不懂?

  9. dr. xlding
    2018年3月18日13:05 | #9

    这是笔者应邀为《香港信报月刊》写的一个系列,讨论的是全球华人和部分老外及其关心的问题。

    第一篇写于2018年1月初,发表于该刊1月底专号。 第二篇写于2018年2月初,发表于2月底。

    《毛泽东之“梦”:复活的氛围》 (上)

    丁学良

    在去年年尾至今年年首的数月里,如果阁下有机会到中国内地周游一圈,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私下交流,便会有一个沉重的话题不断被提及:眼下的大陆越来越有一些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气味,文革是不是真的要再回潮一次?
    笔者自从1993年夏时隔十年第一次返回内地以来,已经有过三次听到人们议论文革是否会再来的忧虑,比如1999年下令发动全国各地扫荡法轮功的高峰阶段,更记忆犹新的是薄熙来任职重庆搞得红红火火的那段时期里。可是,像眼下有那么多不同背景的人都在作此议论,而且举出好几条颇有份量的证据,却不能不令笔者严肃对待,不敢一笑置之。毕竟,这些人举例的内容是众人目睹的鲜活事件,不仅规模可观,同时蕴涵深厚。
    几大事例隔代呼应
    北京市政府从去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驱赶外地“低端人口”的举措,就非常类似于1968年发起的驱赶城镇居民下乡的运动。该年9月底,兼任《甘肃日报》军管会组长的一位部队高官,组织采访的报道里引用了会宁县老农王秀兰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的一句话:“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突出这句豪言壮语的报道随后在《甘肃日报》头版发表,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该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转登了这篇报道,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的“市”字,是毛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参阅《老年生活报》2006年11月27日张友琴短文)。于是,全国城镇马上把千百万无常规职业的居民,连同红卫兵一道,驱赶至乡下种田。时隔49年的两大清理运动的原因都是政府把城市的包袱一脚踢走,拒绝承受对“低端人口”的就业和福利负担——北京市政府表示,全市2170万居民中有810万外来人口,造成了巨大压力——,但都是借用光明堂皇的理由,都是运用强制手段剥夺民众的基本人权(张淑伶:“回顾半世纪前中国人口大移动”,中央社驻上海特派员专稿,2017年12月27日)。

    也是在去年年尾,内地党组织和很多机关特别是学校,发通知告诫党政干部乃至严词命令学生群体不要欢庆圣诞节,“不参与宗教活动、抵制腐朽文化”。刚好时逢“毛诞”即毛泽东生日,于是乎是“崇洋”还是“崇毛”,是 庆“圣诞”还是庆“毛诞”,上纲成政治态度和文化认同的选择。这又使内地知识界回想起文革中“破旧立新、过革命化春节”的红色风潮。

    更敏感的比较,涉关“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变迁。毛从1960年代初开始,日益表现出对于“中央一线(刘少奇邓小平)和二线(毛)领导”安排的不满,最后演变成文革的翻盘斗争,一举废弃了高层权力相对分工的体制,全力锻造“一元化”的极端集权架构。用林彪最生动的语言表达,就是:“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要一元化。…… 我们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林副主席讲话》,无出版机构,第50-51页)。邓小平自1978年开始,反复批评这种体制,然后才有了党政分工、政企分家等一系列的重要革新。可是,近来北京越来越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包括日常的经济事务管理。内地知识界如今人人耳熟的一句毛语录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细考毛泽东之“梦”

    因此之故,无论诸位的观点如何,都不能不正视内地知识界的沉重提问:“文革再来一次的气氛日浓,这意味着什么?”此一提问对香港同样含义沉重,因为如今的香港和1966-1976年间的香港大不一样了,与内地之间不再有政治上“井水不犯河水”的截然分隔。笔者基于对文革的教学研究(在香港就教研了十几年),外加亲身经历的感受,从两组要素及其延续和演变来试图回应上述提问。

    第一组要素是中国最高层领导的愿景,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梦”——既关乎中国本身应该怎样,也关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应该怎样。这组要素的延续和演变是把毛时代的梦对比于本时代的梦。明白了二者的深层异同,也就明白了“文革再来一次”问题的大半。众所周知,毛这位超级革命家平生最后的梦和他排除万难大搞文革一脉相承,笔者整理了毛的文革梦内容,包含以下的关键点。

    第一点,毛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究竟是哪些?这个问题旨在让大家尽可能把毛的个人权力至上考虑、个性里的偏执狂和被谋害恐惧心理这类动机,与那些看起来更合理的动机作综合平衡的分析,诸如: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的忧心重重,因为苏联共产党已经“背叛革命”了;对中国社会里的商品经济元素和市场力量增生(即毛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译自 bourgeois rights)的高度警戒等。

    第二点,毛文革中号召群众批斗党政干部、“吐故纳新”即大规模整党,显示出他对执政党的革命意志日益衰退极度不满。毛的思路和做法,是否也受到了1949年撤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推行的改造老朽国民党做法的影响?这个问题旨在把现代中国最主要的两大政党的命运作比较,以深化对政治权力与政治衰败之间关系的透视。败退的国民党甚至提出了“毁党造党”的激进口号,终于体认到在大陆执政期间该党的自身素质越来越差丢了天下。假如撤到孤岛后再不大力整顿自己,很可能连台湾也掌控不住,那就是“死无退路”了(蒋介石语)。蒋领导层提出“毁党造党”的口号,目的是“永葆党国”,这和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的“毁党救国”、“毁党建国”有本质区别(“胡适致雷震”,载万丽鹃编注:《万山不许一溪奔》,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出版,2001年版第115-116页)。但公平而论,若无1950年代发动的“毁党造党”运动,国民党继续像在大陆时那样松松垮垮、懒懒瘫瘫,它对台湾的统治绝不会那么稳固有效。终身密切关注国民党军政作为的毛,对此一定不会没有联想、毫无触动。

    和商业都市成反比的蓝图

    第三点,毛心目中理想的中国社会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反复探索的意义丰富的社会科学和伦理学大课题,至今不衰,尤其是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社会改革家群体里面。中国的文革研究者都知道毛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同志的信”即简称的“五七指示”,里面毛对他所期望在中国建成的好社会有比较明白的表述(详见《人民日报》刊载的文本,1966年8月1日第1版)。毛的兼职秘书李锐在多篇评论和回忆录里,对毛的乡土版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有生动描述。笔者在明太祖的治军治国措施里,也看到诸多极可能被毛借用了的要素(参阅聂作平:“安顺屯堡:在这里,发现明朝”,广州:《同舟共进》,2017年第9期第72-76页)。人们皆知毛平生以秦始皇为样板,其实毛对朱元璋的学习和继承也是多面且深入的。

    毛“五七指示”描画的社会蓝图经常被海内外华人研究者回溯到中国传统中的“五斗米道”、“大同书”、太平天国之类的农民社会主义愿景。正如R. A. Stein的历史性考察所显示的,自从汉朝以降,中国历代的“政治宗教运动,都曾试图依据‘太平’的原则,在新的世界秩序之中实现往古的理想社会”(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95-796页)。毛的文革当然不例外,文革结束后内地知识界一再把毛的社会蓝图贬称为“小农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毛派理论家对此异常恼火。

    除此之外,笔者还注意到毛的好社会蓝图其实也有某些和犹太教 –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古老文化中的社团(香港称为“信徒团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类似的元素 (罗伦培登:《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 . 路德传记》,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 – 254 页)。而对工作在香港这样的国际商业都市的人们来说更有启发意义的是,中世纪穆斯林军队征服巴尔干半岛以后,有意损毁那里的城市此前作为国际商业和文化中心的发达自由多元功能,仅仅把城市变成统治集团官员的居住地和军事堡垒,由此导致那些原本繁荣的城市后来没有发挥资本主义兴起的巨大作用。意大利的几个城市恰恰起到了这种划时代的作用,于是文艺复兴和近代资本主义就从意大利起步了(W. S. Vucivich: “The Nature of Balkan Society under Ottoman Rule”, Slavic Review, December 1962, pp. 603-614; 参阅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卷第8章)。这个情形和文革中毛下令的反都市化政策很有可比之处,更是与后文将重墨点评的香港和“文革再来一次”的疑问挂钩(未完)。

    2018/ 02/06
    《毛泽东之“梦”:复活的氛围》 (中)

    丁学良

    整理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呈现出的他本人之“梦”的内容,需要关注的第四个问题是,毛的“五七指示”里有他的“未来社会愿景”,但并没有讲到新型政治权力的详细安排。有很多的文革经历者和毛主义分子一直声称,毛发动文革是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实行巴黎公社一样的劳动阶级自己管理自己的普遍民权,较为接近于香港最著名的民主主义者之一“长毛”梁国雄所提倡的那种彻底摆脱官僚统治的草根直接自治类型。最核心的证明毛确实具有“民权初衷”的文献,就是1966年8月8日毛亲自主持通过的中共中央指导文革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确规定:文革中的新型政治权力机关“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然而,当上海市于1967年“一月革命”中创建按照毛设想的新型权力机关“上海公社”的时刻,宣言草案中重复以上的规则,却被毛指令直接负责控制上海文革进程的张春桥统统删去,随后毛拍板允准改过的宣言里,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顿时烟消云散(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上卷第809 -812 页)。所以,普选制在当代中国,从来就是海市蜃楼。如果我们以毛亲自指导下成立的上海革命委员会作为他“梦”里的新型政权模式,那就不得不基本上接受当时苏联共产党中央(其意识形态主导是Mikhail A. Suslov苏斯洛夫)为之选定的标号——“军事官僚专政”。
    第五个问题,毛泽东究竟想选择谁作为他的接班人?这件大事在所有文革研究里,都是头等眩惑的疑问,因为毛搞文革的首要目的,便是废除集体领导制,把个人拍板制推向顶峰。理解这个问题,必须把个人独裁体制中最高权力交替的超级难度和风险,放在比较政治社会学的宽广视野里考察。从斯大林和他挑选接班人的警示开始(即毛文革前和文革中反复告诫的“赫鲁晓夫教训”),继而把目光集中到毛和刘少奇、高岗的关系上——这些是文革的序曲——,然后是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甚至延伸到江青和毛远新(Minnie Chan, “Shock Waves from Lin Biao Plane Crash Still Echo in Lead-up t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Reshuffle”, SCMP, 12 September 2016)。因为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可轻视的解释:毛晚年的安排是为了一步一步地、曲曲折折地铺垫到毛自己家的成员最终接自己的班。这在东亚是屡见不鲜的操作,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还是中间派的政权体系。蒋(介石)家、李(光耀)家、金(日成)家都成功地做到了,毛家为什么不能努力试着做?

    第六个问题,文革是否开辟了一条在中国整治贪腐的有效途径?这个问题自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每年——至少直到两三年之前为止——都激起公众的浓烈兴趣,因为内地的贪污腐败与时俱进,表现形态和涉案金额都是日新月异。大家必须把文革之前和文革式的反贪腐做法,和20世纪中期以后其它方式的整治贪污腐败作对比,包括议会民主制度下、军事独裁制度下、政教合一制度下、传统君主制度下,殖民主义制度下,等等,看看各种方式的成本代价及其短时段和中长期的效果。凭借这个背景,我们才可能对当今中国内地的其它反贪腐方式,有冷静的观察和鉴别。
    第七个问题,中共文献以前一直用“十年浩劫”来界定文革,时过境迁,站在目前的高度上回顾反思加展望,人们是不是认为文革在造成巨大灾难的过程中,也有其正面的影响和后果?如果有,是哪些? 笔者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和1968年法国学生造反运动的一位观念导师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反思出于同一个逻辑。也是被称为“文化革命”的法国学生运动结束11年之后,马尔库塞大声对媒体说:“把1968年事件说成一场失败是愚蠢的”,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法国事件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采访发表于刊物 Match, 23 March 1979)。而笔者提出此一问题是基于很多研究者和文革的积极参与者一再争辩: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有其主观的目标,但是一旦全民被发动起来以后,文革的进程就往往不是完全掌控在最高领袖的手里,于是有些元素就发挥了“钻空子”、“打着红旗反红旗”,或“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这类歪打正着的非预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经常被提及的政治领域里归功于文革的正面元素和后果包括:青年人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大增,民众的自组织和自动员能力提升,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按照民主原则做事的经验提升;还有经济和社会层面的(这些更具争议性),比如上山下乡带来的偏远农村地区教育的改善,农民医疗得益于赤脚医生,乡镇开始发展初级加工业,等等。这些元素和人们当今焦虑的“文革再来一次?”内在密切相关。
    第八个问题,能不能说“没有十年文革,就没有改革开放”?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得益于比较社会主义体制的观察研究。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有些外国学者就论说:邓小平那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大彻大悟(今天看起来更显得是如此),决定性的来自于他们本人及家属在文革中的苦痛遭遇。若无文革把中共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那些体制和政策折腾得乱七八糟,也许中国就和苏联一样,在传统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一步步延续下来。可是十年文革这种翻天覆地的冲击,令那套传统体制没办法照常规支撑下去,改革开放于是就成为高层的明智选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全世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率先走出一条不同于它的姊妹国家的半资本主义道路、主动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功不可没——物极必反。
    第九个问题,缺乏强韧法治体系的政党或政权内部进行严酷的清洗——不论用什么术语去称谓,比如说“吐故纳新”、“党内斗争”、“争权夺利”、“窝里斗”等等,并不是中国的独家传统。仅仅就执政的共产党体制的范围里看,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红色高棉短短的几年在台上、朝鲜自从1940年代后期至今,皆有类似现象。但是,用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来进行这样的清洗,至今唯有在毛泽东统治的最后期。那么,这些中外党政军体系内部的“吐故纳新”的相同和相异是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这个问题是所有以上诸问题的精髓。

    以上的九个大问题都是浓缩过的,每一个都包括了两个或更多的子问题,而且大多数都没有确定无疑的答案,包括笔者本人也无法解答很多读者和文革课堂里学生们提出的相关探问。香港的大学生们十几年来,每年都抱怨上笔者的文革课程要读那么多的中外文书籍和数码资料库文件(即是由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发行的全套资料库),还有好多具体问题解答不了。首要的原因是至今有关中国文革的最核心原始资料,一直没有对外开放。海内外众多中文报刊杂志在 2008 年 11 月底,兴奋地报道了“北京的文革档案将于今年底向公众开放”。大约一个月以后,在香港注册但可以在中国内地发行的《凤凰周刊》,宣告“中国大陆文革档案暂缓开放”。当时笔者在北京,研讨会上学者们感叹,“暂缓”到何年何月,只有天知道!到了如今,更没有丝毫迹象会发生这样的公开档案的大好事。

    香港虽然几十年里一直是全球有关文革的中文资料的出版发行重镇,然而至今我们也没有见到,文革最重要的领导者、牺牲者和幸存者——毛泽东、刘少奇、彭真、周恩来、林彪、邓小平、江青、康生、张春桥——,曾经发表过文革的回忆录。但所有这些不足之处,并不影响我们把以上整理的毛泽东之“梦”的大致内容,作为对照的一面镜子,再把当今的“中国梦”之官方版呈现的内容,作为另一面镜子,仔细看看这两面镜子之间,互相反光折射到了何种细微的程度。正如在本专栏上一篇评论里所说的,经过这样的对照,从两组要素(两面镜子)及其延续和演变,我们才可能理性地回应那个“文革是否再来一次?”的沉重提问(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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