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作家徐军谈文革:对文革保持沉默更多是自愿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当年他试图肃清共产党,肃清中国社会的妥协和“资本主义”倾向。那场运动带来了大范围的暴力,其中一些由“红卫兵”牵头。为了贯彻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他们建立了武装组织。在重庆发生了一些格外激烈的战斗,那里有如今中国仅存的成规模的红卫兵墓地,最近还在接受着当地居民的凭吊。

作家徐军(Xujun Eberlein)在重庆长大,现居波士顿,她是关于文革的英文短篇小说集《即将到来的道歉》(Apologies Forthcoming)的作者。在采访中,正在撰写回忆录的徐军回忆了那段时间对她和家人的影响。

问:你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文革的到来对你的家人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我的母亲出生于长江边上的忠县,家里是贫穷的农民。我的父亲是重庆人,是一个孤儿。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统治重庆期间,他们成了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的母亲是一所小学的校长,父亲是共产党的中层干部,我快要读完小学四年级。我目睹了母亲被她的学生们戴上尖帽子游行,我的父亲也被他的同事“批斗”。一开始,他们和自己大多数的好朋友一样,不明白文革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被动乱的时代裹挟向前。

我的姐姐当时上中学,在“八一五”派系斗争中,她成了一名红卫兵。1968年7月,她在纪念毛泽东1966年畅游长江的活动中溺水身亡。文革快结束时,母亲对毛泽东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发生了彻底的动摇。而我的父亲很晚才出现这种变化,很可能是因为他年轻时非常贫穷,他的一切都是地下党给他的,曾经更加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

但是,父亲到晚年也感到幻灭。我这一代人,生活在文革的末尾,当时中国的精神世界已经成为一片荒漠。

问:那么你的父母如何对待失女之痛?你的家人现在还悼念你的姐姐吗?

答:我觉得几句平淡的话无法形容当时的悲痛。我正在写一部回忆录,其中一部分就是文革。我想说的一点是,我的回忆录不会成为受害者文学。我们当时都是参与者,不论你承认与否。

问:你有没有参观过重庆沙坪坝的红卫兵墓园?

答:去过很多次。1968年姐姐去世后,她的同学说,他们会把她的遗体放入红卫兵墓园,但是他们后来没有这样做。我在读姐姐的日记时发现,她和她的同学把红卫兵领袖艾淑全埋在沙坪坝公园墓地,所以2002年我去找艾淑全的坟。没想到竟然能找到。那是清明节过后的几天,到处都是凋谢的花束,但是艾淑全的坟上没有花。姐姐在日记中写道,艾淑全来自天津,所以或许他在重庆没有亲人。我发现他的墓上长满了杂草,当时很想哭。

问:重庆为在文革期间去世的人修的公墓好像曾经还有几座。那些公墓后来怎么样了?

答:我还记得朝天门码头那里有一个墓园,就在港务局办公楼前面的花园里。我记得坟堆上插着花圈,上面是白色的纸花。后来有一天,可能是一两年后,坟堆被夷平,那里重新又成了花园,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当时所有的公墓都是为“八一五派”的成员修的,因为八一五派是当权的一派。和八一五派对立的“反到底派”的成员死后没有墓园。

问:重庆在文革期间的暴力冲突为何这么严重?

答:那里有很多生产武器的工厂,这肯定是重庆发生大规模“武斗”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或许是地方特征。在古代,重庆属于巴国。古书上说巴人“勇猛”、“善战”。

但外部历史专家往往忽略了其他一些重要因素。畅销小说《红岩》是以重庆为背景的。我相信在大陆,这部小说无人不知。以40年代重庆为背景的《红岩》颂扬了地下党员在据说是由美国和国民党合办的“集中营”里进行的英勇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里,“革命英雄主义”一直是毛泽东治下中国的官方教育的重要部分。但在60年代,《红岩》的影响力比任何教科书都大。如果那些年轻男女拼死斗争是因为渴望成为小说里那样的英雄,我一点都不吃惊。

另一个被忽略的因素是1959至1962年间的大饥荒遗留下来的影响。那时候,重庆还属于四川。四川饿死的人是最多的,据估计占全省总人口的七分之一。文革期间的很多愤怒都源自那段令人痛苦的历史。随着红卫兵找出了未公开的党内文件,并把它们写在大字报和传单上,大饥荒的原因突然变得清楚了。

因为没有学上,我很多时候都是在大街上看这些东西。有一次,我看到墙上贴着一张传单,红色标题“特大喜讯”几个字加粗了。传单上说医疗专家已经用科学的方法证明,毛主席会活到130到140岁。几个月后,这张传单被愤怒的评论覆盖了:“特大废话!恶意攻击!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但也有一些事情,如果不是他们发现,我们便无从得知。我还记得父母得知应为那场饥荒负责的是政府——具体说,在四川就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时,他们多么震惊。我们是在文革期间知道这个真相的,但之后出生和长大的人依然不知道这件事。

问:对文革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答:我曾经在美国的一个作家网站上做过一个小调查,问人们对中国红卫兵的看法。所有答案基本上是“很像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另一个极端是,我看到刚到美国来留学的中国年轻人,有高中生也有本科生,他们完全拒绝相信文革期间发生的那些疯狂的事情。他们常见的理由是,“如果是真的,我父母就告诉我了。”

问:即便已经过去50年了,文革这个话题为什么还这么敏感?

答:对文革保持沉默更多的是自愿的,而非被迫的。因为那段记忆会让受害者感到非常痛苦,让施害者觉得羞愧。让人们对文革的感情更加复杂的是,很多人轮流扮演了两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父母不会向孩子讲述那个时期的经历。这个原因,连同教科书对这段历史的留白,造成了年轻一代的无知。这也正是危险的所在:因为后代并未吸取教训,将来这种灾难可能会重演。

两年前,这种集体沉默被短暂地打破过。当时,相当多当过红卫兵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在狂热的青少年时期的所作所为道歉。看上去,就像是我2008年通过“即将到来的道歉”这个书名所作的预测终于成真了一样。但很快,这个愿望就破灭了。道歉的声音很快便消失了,就像一缕青烟,外界再也没听到这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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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2016年4月6日09:01 | #1

    毛泽东掌握了中国人的心里 “反正是别人倒楣 , 轮不到我”
    这就是毛胜过蒋介石的地方 ,
    蒋介石高傲 , 把中国人当普通人看待
    毛泽东则更接地气 , 深知中国人之劣根
    结果蒋的下场就被中国人赶到小岛上
    毛称王 , 蒋成匪

  2. 匿名
    2016年4月6日09:52 | #2

    “如果是真的,我父母就告诉我了。”——典型的鸵鸟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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