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换汤不换药

本文原载于Foreign Affairs
编译/一颗马 & 雨山

2015年,中国钢铁总产量超过8亿吨,几乎是同年美国钢产量的8倍,也超过了1995年世界钢产量的总和。各界普遍认为,这一数据反映了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的大型钢铁公司正逐渐转向海外市场以消化过剩产出,但受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与内需减少的影响,2015年仍亏损近100亿美元。

中国并非只有钢铁产业受困于产能过剩,煤炭、铝以及铜线制造业均陷入了相似的境地。

值得称赞的是,中国政府已意识到缩小第二产业规模的必要。1月,中国政府承诺每年钢产量将会削减1到1.5亿吨。2月,当局又宣布计划在该行业减少约50万个岗位。而在煤炭行业,减产裁员的规模将会比钢铁行业还要大。

对中国政府而言,缩减过剩工业产能的主要方式是改革大型国有企业,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政府便一直大力推动这一改革。20世纪80年代,通过将企业财务与国家财政分离单独编制财务报表等举措,中国政府力图让各国营工厂实现自负盈亏。到了90年代,官方尝试将历史遗留的供销社转型为现代企业。在本世纪的头十年里,当局建立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将国企的监督管理权集中到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为首的各级国资委手中。

改革过程中,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掌控国企的顶层管理,通过国企支持官方政策,甚至调派政府官僚出任企业领导(这些人在国企的薪酬通常远远高于其政府职位的工资)。但最近,由于许多行业的国企都遭受巨额亏损,政府的这种控制已没之前那么有效。过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维持对盈利大型国企掌控的同时,关停或将较小的国企私有化——即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政府实行的“抓大放小”改革。

如今,至少在采矿、制造等亏损重工业部门,中国政府正考虑通过进一步的私有化改革放松对企业的管控。理论上,私有化的企业将拥有职业的管理层与独立的董事会。然而,没有人知道实际情况将会是怎样,甚至中国政府都未必明了。

可以确定的是改革浪潮会造成大量产业工人失业——仅煤炭和钢铁两个行业失业人数便预计可达180万。中国政府已承诺每年拨款150亿美元以减轻改革对工人的影响,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和安置工作,省级政府也将拨出同等金额的款项,以缓解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的影响。但这些资金也可能转而被用来吸引私营企业接管长期亏损的国企,这可能最终导致这些国企的倒闭。

东北模式

从近十年东北工业基地的严酷转型或许可以看出最近国企改革浪潮的模式。黑龙江、吉林、辽宁这三个省,也就是历史上的满洲地区,正在形成中国的“锈带”(译者注:工厂废弃机器的铁锈,指工业衰退的地区)。长期以来,东三省都没有受到主要市场化改革的冲击,但本世纪初以来,他们成为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原爆点。数以百计的矿井和工厂关闭,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企业也纷纷关张,将土地出让给房地产。工厂关闭未能刺激地区的经济,但至少减少了政府对经营不善的国企的补贴支出。由于中国的财政预算越发捉襟见肘,中央政府可能觉得东北的经济改革模式值得借鉴,因此或许已准备把这一模式推广到全国。

在2004年甚至更早,中国政府便对东北地区的国企启动了这一轮减产裁员。该年,王珉担任吉林省省长(后升任省委书记)。到2005年底,王已审批800多家国有企业的售卖,多数显然拍卖给了私人,其中大部分的私有化交易都未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2009年,通化钢铁厂工人因反对工厂私有化改制爆发骚乱事件,执行裁员安排的总经理被殴打致死,至此,吉林国企改制方才进入国际新闻界的视野。(吉林国企的私有化仍继续向前迈进,这一插曲也并未影响王的仕途:次年他调任辽宁省委书记,该省经济体量远远大于吉林。此次人事调动,王珉或许仍肩负中央继续推进国企精简的指示。)

作为江泽民曾经的门徒以及“上海帮”成员,王珉自习近平上台后似乎便不再受宠。 3月初,王因涉嫌贪腐接受调查并被剥夺公职。但在中国东北,国企私有改制仍在进行。东北最大的煤矿公司——龙煤集团的精简便是例证。此前,得知公司计划解雇10万员工,龙煤集团大批工人游行抗议,面对抗议群众,黑龙江省长陆昊承认该企业已经拖欠工人数月的工资,但并未就最终解雇40%员工的目标表示歉意。

简而言之,无论付出多大的政治或人力成本,中国政府似乎已下定决心要拿亏损的国企开刀,削减过剩的工业产能。这种结构调整并非只针对东北各省,同样也针对诸如山东、山西等较为贫困省份的相关行业。当广东、上海等富裕省市的盈利国企也开始私有化,我们便可知中国政府是真真切切要对国企进行市场化改革了,而非仅仅为了甩掉产能过剩行业亏损的包袱。

关张大吉

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总体规模,目前尚未有相关的官方数据,但大多数非官方数据显示,国有企业占据中国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经济份额。虽然不是所有的国企都是行业巨头,但其中许多都盈利颇丰。尽管2015年国企的利润有所下降,但利润总额仍达到大约3500亿美元。此外,一些国企还跻身世界最大公司行列。

中共并不打算在盈利的国企推行私有化。实际上,中央政府去年9月发布的改革指导意见提出,中共将直接参与国企管理层的任命,党组成员将在企业的关键位置轮岗,各企业董事会由企业党委书记主持。这些要求理所当然让人们有必要思考改革后的企业管理层将会实现多大的职业化与独立性?对外国观察家而言,这一计划似乎并不是真正的改革,而更接近俄罗斯模式——通过私有化让党的权贵阶层(译者注:来自俄语“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本意是干部职务名称表,后泛指这些国家的要职人员或权贵阶层)瓜分国家经济。

但中国的领导层明显不会重蹈俄罗斯在90年代的覆辙。他们心中有一个更清廉的裙带资本主义模范——新加坡。2014年《经济学人》发布的世界“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排行中,新加坡位列第5名,但这并不妨碍其国营公司继续广受推崇并普遍盈利。然而,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人口数量,中国都比新加坡大上好几个数量级,几个国企的收益就超过了新加坡的国民生产总值,因此中国似乎无法复制新加坡的成功。

中国当局更有可能推行已在东北工业基地经过试验的国企改革模式。亏损的企业会被贱卖关停,而盈利的企业则会继续掌控在这个党国手中。政治上站队正确的企业领导会收获惊人的财富,而站错队的则会因被控贪污而落马。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看起来可能很像其改革开放前的样子,只是多了管理更加良好的公司以及许多新晋亿万富豪。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分类: 新闻, 译者系列 标签: ,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评论.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 trackbacks 和 pingb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