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禁摩限电:懒政与腐败的变奏?

近日深圳“禁摩限电”专项行动招致广泛批评。当地政府查扣了1万多辆电动自行车,最初10天就拘留了874人。在这场执法风暴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可以不必拘留、扣车罚款了事的,但在“拘一人奖500元”的执法奖励之下,执法行动有扩大化趋势。尽管媒体持续关注了一周多,深圳当局依然我行我素。

“禁摩限电”不是一个新词,近十年来,陆陆续续有不少二三线城市在推行这项政策,基本上也都怨声载道。但由于很多地方媒体并不发达,抗议往往止于基层,没有机会升级为全国性的议题。通常,地方媒体还不得不充当政府部门的传声筒,无法公正客观全面地反映这项民生问题。在电商井喷式发展的今天,电动车是连接新经济与民生的“最后一公里”。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网购零售交易额达3.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33%,跃居全球第一位,快递的繁荣也在倒逼城市给电动车的身份正名。是禁行还是疏导,考验城市管理的智慧和良心。

据中新网报道,2010年福州“限摩限电”,有市民向福州市政府网站递交诉求信问“可否骑马上班”,其中写道:“正好老家有一匹马闲置在家,不知道政府部门有没有禁马?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把马牵来平时上下班用,如果交警部门认为马跑得太快了,那我想把马换成骆驼行不行?”这当然是一个笑中带泪的行为艺术。最后诉求信被隐藏不能查阅。

此次深圳“禁摩限电”,如果不是因为有霹雳式执法的偏颇,可能也仅是“茶杯里的风波”,引不起轩然大波。有个小伙被执法后怒砸爱车,痛斥“土匪”,砸完他对执法者说“你们扣吧”。这是令人心酸的自残式抗议,使我想起在上海钓鱼执法中被栽赃陷害的孙中界。

同样是交通执法,当时18岁青年孙中界蒙冤。感到极度委属的孙中界想死的心都有,用刀砍向了自己的手腕,所幸同事制止,砍断一根小手指。后来上海的有关部门因为钓鱼执法被追责。在雾霾时代,消费者掏钱从合法经营的商店购买了较为环保的电动车,有关部门有没有权力没收这样的私有财产,是“没收”还是“征收”,不应该没有商榷的空间。进一步说,如果消费者买了电动车在车管所办不出证件,有关部门又以无证为由查车和拘留车主,还出台文件对这种拘留进行鼓励,这就可能构成了一种制度性的伤害。

4月4日,深圳交警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发布了《深圳交警“禁摩限电”答疑》,解释“禁摩限电”的三点原因:深圳道路交通没有设计摩的、电动车的道路;国家无标准,行驶无牌照,上路无依据;摩的、电动车事故多发,隐患重重。这相当于有关部门变相承认,电动车的尴尬境遇绝非消费者的责任,而是城市管理失范的苦果。

不妨条分缕析,“禁摩限电”的“三点原因”其实反映了城市管理者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道路规划建设之初就遵循了一套歧视原则,使得自行车、电动车和行人在路权分配中处于明显劣势。第二,长期以来有关部门漠视并且坐视路权歧视的恶化,没有根据时势的变化,对规划建设的偏颇进行纠正,也没有在制度层面考量电动车的行驶权,使之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第三,鉴于前两个制度规范的缺失,执法者面对所谓的交通乱象,错误归因,从重从快,把交通责任归咎于电动车主,在“政府麻烦最小化”和“执法者收益最大化”原则的共同指导下,把事实上行驶多年的电动车一夜之间打入另册,好像这样就可以掩饰其制度与现实层面的谬误。仔细思量,不难看出有关部门欲盖弥彰的思维逻辑。

必须追问,管理者真的把握不住问题的根源、提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吗?恐怕未必,不应小看一些地方政府的智商。把整个行业和监管责任转嫁给消费者,以禁代管,往轻了说是懒政,严肃讲还是权力太任性。

然而也要看到,深圳之所以成为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田,就是因为有一鼓敢想敢干的任性,其中也颇不乏权力的任性——敢为天下先,勇闯禁区。应该说,当年的很多改革措施,如果拿到当时的媒体版面上,确实也可能要被喷死——其情状不会亚于今日媒体批评“禁摩限电”。回头去看,那些在当时可能要被喷死的改革举措,从今天的眼光看却代表着一种进步的趋势。

讨论深圳“禁摩限电”,如果用一套历史温情的眼光去打量,或许能找到许多理由,比如深圳的道路应该干干净净,而且已经积极地在改建自行车绿道,城市越来越拥挤,交通方式当然应该更新换代,取消了电动车,发展地铁、公交、自行车、约租车等方式,仍算完备。然而哪怕如此,执法行为也还是需要规范和分级分步开展,一刀切一步到位式的执法,让人难以接受。

与深圳可堪对比的是,中国台湾地区并不“禁摩限电”,交通秩序也没有乱。这是因为有较好的管理制度,而且哪个市长敢禁摩,他的政治生命就该结束了。早在2011年6月,深圳也有过一次禁摩风暴,当时中国媒体人白岩松在央视上说:“台湾给摩托车专门划出通道,你想台北才260万人,但是有100万辆摩托车,而且摩托车过红绿灯的时候,他的道口都是提前的,可以保证他快速通过,而且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

即便如此,台北市长柯文哲近期也打算采取措施“减少北市机车族数量”,认为机车过多是交通大打结的原因,被媒体抨击“不知民间疾苦”。交通治理不力,台北和深圳不约而同地选择让低收入者割肉,暴露了执政者管理思维的势利和管理能力的低下。

在4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要抢占新一轮流通业革命的先机。物流与生产密不可分。没有百姓便利的生活条件,大城市就会萎缩,流通业发展就失去根基。政府必须要提高规划、管理能力,决不能光图省事,一禁了之。说难听点,这不就是懒政嘛!”深圳的执法当局听到这段话会感到羞愧吗?我看未必。李克强曾经说过,“为政不廉是腐败,为官不为也是变相腐败”。懒政与腐败是天生一对的小伙伴,这一点我们仍然可以从深圳“禁摩限电”一窥端倪。

而且,深圳在《关于调整交通综合整治奖励项目及标准的通知》中明确“悬赏”:加装铁甲的非法营运三轮车每查处一辆奖励600元,普通三轮摩托车、三轮电动车每辆奖励100元,对无证驾驶、妨碍执法当事人实施行政拘留的,拘留一人奖励500元。

过去“悬赏”一般给协助政府办案的老百姓的,没想到,现在政府部门针对老百姓的查车和拘人,也可以明目张胆地领赏。执法人员已经享有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为什么一次正常的出勤执法需要加增这么多执法赏金?此次行动中,深圳核发了多少赏金,应该信息公开。乱发奖金有没有涉及中共中央坚决反对的四风问题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当地及上级纪委也可予以审察。“悬赏”任性增加政府开支不说,还把执法做成了生意。无论悬赏是要激励作为、防止懒政还是要扩大打击处罚面,恐怕都于法无据。

几年前央视财经频道有一则“禁摩限电”的相关报道《电动车偷卖疑云》,让人遐想若隐若现的腐败链条。彼时,网上很多卖家公然叫卖“扣车场无票电动自行车低价处理”,卖家说“没有发票,(电动车在扣车场)人家放满40天才能拿出来”,在深圳更有不少实体店在销售来自扣车场的电动车零部件,店主说“最近没有那么多货,要再等20天左右,可以带进扣车场挑车,货源稳定,量大,价格从优”。这虽然是几年前的事实背景,但今天仍不免让人怀疑,查车大行动与这样的买卖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无论从制度问责还是利益计算来看,深圳执法当局都更倾向于“禁摩限电”。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懒政如水之就下,勤政善政犹如攀登;二是,懒政开启腐败空间,而勤政善政往往廉洁自律,清汤寡水。深圳“禁摩限电”究竟是不是懒政与腐败的双重变奏,还须更多利益相关者勇于举报,更待上级监察机关严肃审察,不妨拭目以待。

不过,舆论中也有一派支持“禁摩限电”。《中国青年报》4月7日刊登李方先生的文章《为什么说电动自行车是占了大家的便宜》,为深圳“禁摩限电”点赞,认为低价的快递实际上消耗了公共安全的成本,电商低价让公共道路陷入了“公地悲剧”。此论似高实谬,不顾电动车、自行车、行人在路权分配之初受到的严重歧视,以及电动车生产销售整条产业链的失控,单单指责电动车、自行车对路权的揩油,有失公平。

究竟是电动自行车占了大家的便宜,还是懒政与腐败齐飞的政府部门占了大家的便宜,答案是一目了然的。不过李方先生要求摩电车主考驾照、上保险和定期年检,都称得上好建议。然而这也不该是无条件的,应该询问的是,在制度建立健全以后,车主把全套手续办齐了,我们的交管部门能一碗水端平、保证管好交通秩序吗?如果城市管理缺乏科学决策的远见和人性考量的良心,老百姓恐怕永远是那个被占便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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