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中国改革缺乏正义性 已偏离摸着石头过河的初衷

我们在财富创造与分配机制上已出现梗阻,再不治就晚了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考虑到了技术上的方方面面,但对于制度改革却鲜有涉及。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到改革的深水区,如果没有制度进步,技术进步难以成功,局部成功将付出生产率下降、民财耗竭的巨大代价。

第一个制度性难题是地方财政困境。中国的分税制后遗症造成了中央与地方财政、责任之间的不匹配与不均衡,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财政依赖模式,以土地财政为主导,辅之以政府投融资平台向银行借贷,地方政府成为市场主体深入项目。

这一模式业已穷途末路。在严厉的调控政策之下,2010年土地财政收入达到创新高的2.7万亿元人民币
证明土地收入已经达到地方财政的50%以上,土地财政失控。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台高筑,1月14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表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大约
高达10万亿人民币,这批债务主要在2008年之后形成,可能在2011年爆发。这意味着银行将不得不核销债务,最终成本将落在储户和银行股的购买者头
上。

土地财政过于重要尾大不掉,地方政府继续以基建与房地产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惟一的生财之路就是土地财富变现,一些城市已经把每一寸地皮质押融资,房地产与金融机构血脉相连。因此,地方政府不可能真正调控房地产价格,这样做等于地方财政自杀。

如果为财政所胁迫继续依赖土地财政,未来数年,中国经济必然败在土地财政上,改革成果将因为土地掠夺而土崩瓦解。中国的土地是一场改革或者革命的导火索。何去何从,取决于当下的政策。

第二个制度难题,改革缺乏正义性,缺乏理念。

开征房产税是解决土地财政的开端,对于意义如此重大的改革,相关部门的态度却出奇的暧昧,既没有对未来30年改革的路径设计,更没有把房产税与土地财政剥离,没有对推出房产税后进行公共财政等系列改革,向纳税人做出哪怕片语只字的说明与承诺。

这只能证明两种可能:或者,相关部门确实没有明确的理念,改革的关键时刻没有掌舵者;或者,相关部门没有人愿意出面处理此事,试图通过小规模试点以观后效,后果同上。

只有财科所所长贾康对媒体勇敢地表示,东部地区以房产税、西部地区以资源税取代土地财政。很可惜,权威部门至今未发声音,导致民情汹汹,将开征房产税与开征燃油税等同,视为剥夺民财的另一个手段。

不要再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借口替自己盖上遮羞布,要知道,30年前摸着石头过河起码宗旨是明确的,往市场化方向与民众富裕的方向前进。

第三个难题是资源配置问题,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核心资源配置在向国有企业集聚。改革开放30年,如果达成的共识是行政力量主导的进步,这是对中国
亿万人改革努力的亵渎,也是对近在眼前的历史的无耻玩弄。如果“北京共识”只意味着行政强权配置资源的欢呼,我们就该把所谓的共识扔进垃圾堆。

中国30年筚路蓝缕的强大,绝不仅仅是因为行政手段强大,而是一连串有利因素叠加到一起的结果。起码包括如下因素:民间力量开始越来越深地参与市场
配置,吃苦耐劳的公众将钱存在银行,使政府能够轻松地通过银行将资金输血到大企业解决资金死结,土地资本兑现为财政困难买单。一旦上述某个量单出现逆转,
会发生什么可怕的后果——民间财富再也无力负担高房价,银行坏账如2003年之前一样猖獗,中国民营企业再也无法负担高额成本——最后的决堤总是通过一个
小小的、戏剧性的事件爆发。

制度改革的滞后背后就是市场机制的失灵。我们一再看到悖反事实,中国处于高铁大发展阶段,技术进步订单滚滚,但高铁公司的赢利前景却让人担忧,沙特项目的亏损再次提醒我们,高铁大型企业并不遵循普通的商业逻辑;2010年中国银行体系的税后利润会首次超过一万亿元;我国央企的盈利首次达到一万亿,但财政任然捉襟见肘、民生依然艰难,所有的一切提醒我们,在财富创造机制、财富分配机制上已经出现严重的梗阻,再不治,就太晚了。

改革关键时期,需要对真实历史的尊重形成共识,需要对市场的尊重推进市场机制改革,以理智的头脑与对常识的敬仰,向明确而勇敢的决策致敬。物畅其流,民乐其生,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根本。

以此文,迎接即将到来的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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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改革若无法实现民富 将成为洋务运动悲剧的重演

2011年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深化年,中国经济改革与体制改革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投资与出口的兴奋剂逐渐减量,改革进入剧痛期,贫富差距导致的民怨与市场效率低下导致的通胀,将越来越严重。

根据2010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提交的研究报告,劳动者报酬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
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
年的23倍;在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普遍低下的同时,我国的奢侈品消费近两年却年均增长22%,目前,我国已成为排名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
国。

我国的初次分配大成问题,劳动者薪资不到企业成本的10%,最近两年有大幅上升,但企业并没有为实体经济减负;再分配同样不公平,典型的就是个人所
得税,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中,近2/3来源于“起征点”之上的中低收入家庭。换句话说,如果提高个税起征点,会有千亿的税收损失。三次分配更成问题,慈
善成为垄断市场。

内需提振乏力与奢侈品消费超前,就是中国贫富差距的写照。

不要责怪中国居民不消费,而要问政府是否给了居民放心消费的环境;不要对尽力消费的居民实行减存款利率等刺激疗法,而应出台培育有效消费群体的政策;不要把经济把消费绑定在车市、楼市上,而应该发展参差多态的服务消费品种。

消费数据还可以骗人。2009年7月29日,中国社科院发布当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报告,研究显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有66%来自政府和企业
的贡献,而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只能够解释剩下的34%。因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年18%左右的增速,大多数由政府和企业贡献。中国不是没有人消费,
而更多的是政府在消费,是企业在消费。

提振内需,要靠新一轮城市化过程中的民富与民有,而不是荒唐地以政府消费代替民众消费,以税费刺激政策鼓励民众超前消费,甚至以畸形的奢侈品消费掩饰普遍的消费不足。

2009年由于税费刺激政策,使楼市与车市消费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短期兴奋剂不可能有长期疗效,负作用巨大,如果刺激政策退出,车市将大幅下滑,而楼市泡沫居高不下增加了中国经济高处不胜寒的风险。

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与有效消费群体是正确选择。关心中国经济的人不难发现,近两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逐步倾向农村——从免除农业税费到浙江等地正在试验的农地入市流转,而中国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把农业人口的转移、从城镇就业到落户等制度的配套改革作为改革的重点。

我国城市化率已达46%左右,处于走向城市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率在30%-60%间,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黄金时期,因此,未来
5-10年,将是我国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时期,城市化率有望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达到55%-60%。如果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打工者能够从候鸟变
成定居者,中国的消费完全可以上升10个百分点以上,未来消费拓展大有空间。

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由资本圈地让农民上楼,可能形成新的城市赤贫阶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一再强调新一轮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民的剥夺。

如果无法提振普遍的居民消费,中国的内需只能靠进口与投资拉动,目前已经出现跛脚迹象。

我国的民需如果不是由民富推动,而由投资与进口推动,那么,再过数年,居民消费将大幅下降,而政府的债务将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税费还将节节上升。

民众不富、民间资金无处可去,在与垄断企业的碰撞中败下阵来。民间市场萎缩,垄断与资本时代必然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既得利益阶层在包括个税改
革、房产税改革、退休制度改革等各个方面游说,使得中国的税收、福利制度改革不能解决现有的分配失衡问题,反而成为通胀的同义语,每年获得上千元保障的低
收入阶层,有可能支付更大的代价,每天提着菜篮子发愁,提振内需成为一句空话。

如果改革依然无法在民富、民资使用方面取得突破,中国此轮改革会成为洋务运动悲剧的重演。检验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很简单,不是看GDP,不是看财政收支,而是看居民消费与物价,如果居民消费下降而物价居高不下,说明改革失败,反之,说明改革成功。

中国提振内需的天敌是对民财的剥夺,从古至今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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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改革30年财富分配无变化 不同阶层之间如隔天壤

经济开始局部停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伪市场化取代真正的市场共识。中国未来10年改革需要的是公共财政、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简而言之,是以前10年中失落的部分

中国经济面临转折关头,从全球化坦途流入风急浪高的三峡。

所有的改革都是倒逼的结果,维持原有经济发展路径的成本越来越高、高到无法承受时,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1978年是如此,2011年也是如此。

2001年之后的10年,中国经济的动力是全球化,2010年,金融危机救市大致告一段落,在全球金融危机粉碎原有增长通道后,中国经济被迫开始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型。

敏感的证券市场淋漓尽致地反映出出口导向型的高增长成果,就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夜的2007年上半年,沪综指上探6124点,不料这并非憧憬万点的起
点,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美国潜藏的次贷危机隐患与中国的低人工、低价格、掠夺性开采资源的加工模式走到了尽头。此后,中国股市一直在低位徘徊,与中国
大型企业一样,股市的成果主要表现在规模扩大而非效率的提升。

过去10年,中国经济大部分时间是美妙的,高增长低通胀,GDP总量大幅上升。正是从2001年开始,政府财政收入呈几何级数上升,高房价与社会矛
盾被高速增长掩盖。过去30年间,世界贸易额的增长速度是经济产出的两倍,而经济增长最快的正是那些贸易额名列前茅的经济体;中国在2001年加入
WTO,经济规模仅仅5年时间就增加了近一倍,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两万亿美元,每年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在开放声中,中国成为贸易强国、能源大国、汽车大国、世界制造业中心……到2010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汽车产销国、外汇储备达到令人瞠目的2.8万亿美元。

在这轮全球制造业大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所谓受益,即中国东部地区建立起全球罕见的产业链条,方圆百里之内汽车、五金、电子
配件一应俱全,美国的设计隔天就可以在珠三角拿到现货,中国制造工厂的地位不可动摇。2006年,我国接近入世保护期终点线,各方盘点GDP增速、出口总
量增幅等硬指标此起彼伏,WTO总干事拉米给中国入世后的成绩打出A+的高分,贸易对手们承认中国在开放上确有长足进步。

所谓受害,指GDP与外汇储备高涨,狂欢纷至沓来,外向型经济的成果延宕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时间。

在过去的10年,中国经济是一个不断自我复制、自我强化的生产体系,由越来越多的资金推波助澜,经济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不断创造产值、换取货币,成为各国、各企业、各个消费者的债主。

一股潜流在狂欢合奏中发出刺耳的尖啸,2005年前后的国有资产流失大讨论、央行从2003年开始警告房地产过热,越来越多的人反思中国出口拿到美
元后干什么?出口难道仅仅是为了糊口,为了把钱借给消费国消费?而后透支本国接近枯竭的资源、人力,维持本国的低水平人口循环?

全球化金光闪闪的硬币反面冰冷无情,10年间,强拆现象越来越多,说明政府收入的增加没有成为民间财富积累,反而不断以低价掠夺最重要的土地资源,
至今仍在以土地兑换民间的真实财富。结石宝宝、血铅儿童等案例,警示歧视消费者的制度规则、摇摇欲坠的环境已经难以支撑现行发展模式。南水北调等前所未有
的浩大工程,显示对资源的调动已经达到极致,中国所有重要的河流上筑起大坝、断成数截,一切为了资源。即便将所有的水流切断,按照2001年以后的发展模
式,也无法满足经济需求。2001年以后的经济发展模式边际效应越来越低,总有一天会变成负值。已有初步迹象,2009年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应的GDP,
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超过3的水平下降到1.5,说明国内资金使用效率每况愈下。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惊醒中美两大经济体:美国宽松货币、金融衍生品烘托下的房地产盛况不再,建立在一家一套房产上的美国梦土崩瓦解;中
国人蓦然回首,惊觉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与低通胀是外向型经济的红利,内部经济结构从未有过大的调整。改革30年,财富生成机制与分配机制没有根本变化,不同
社会阶层之间如隔天壤,公务员群体之间存在的隐性世袭加剧社会的不公平感……“机器们”开始思考,透支环境高价进口资源仅为糊口是否值得,透支后代的生存
空间就是犯罪,10年间制度改革的滞后说明在GDP追求中,丧失了市场经济最起码的风险与成本考量,说明了制度性的怠墮与掠夺。

2010年开始、2011年大举推进的改革,目标是拉动内需,建立强大而具备基础共识的经济体。无论是城市化、人民币国际化,一连串的改革政策出台无不围绕内需目标而行。

拉动内需是经济发展模式与财富分配模式的重新塑造,绝不会轻易成功。

1994年分税制后以房地产和汽车拉动内需非常成功,最终却异化为对大多数普通民众财富的一次洗劫。对于中国而言,如果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畸形的
收入分配体系不改变,那么,由政府强令提高最低工资就会演变成一场通胀下财富重新分配的数字游戏,由于资本市场的控制权与分配能力极高,最终最低工资制会
经由资本市场等通道重新回到富人的手中。除了最近两年,农民工过去10年上涨的工资,刨去通胀后,并未真正上涨。

资产泡沫是流动性过剩的另类反映。被称为房地产市场有史以来最最严厉调控的2010年,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创出新高。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相当于同期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到2.7万亿元,占据了地方财政收入50%以上,中国财政、城市化进程被房地产“绑架”。

为了提振改革士气,有关方面举出银行赢利超万亿、国企赢利超万亿等数据,2010年,纳入本月报统计范围的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效益指标创历
史新高,营业总收入、实现利润和上交税费三大指标比“十五”末期均实现翻番。但这一数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企的资源集聚能力,与超市场的定价能力。

经济开始局部停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伪市场化取代真正的市场共识。中国未来10年改革需要的是公共财政、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简而言之,是以前10年中失落的部分。

建立公共财政,需要从财政收支细节的公开做起,在这方面广州市财政局曾经做出表率,但枪打出头鸟使改革半途而废;建立市场经济规则,是政府不再圈定
而是由市场决定重点产业,让市场资金通过股权、建立实体企业等方式寻找赢利增长点;而法治社会则必须从尊重民法、物权法开始,不尊重物权的社会不可能奠定
市场经济的根基。

如果不能顺利渡过难关,中国经济未来将面临失去的30年,与日本失去的20年并肩,成为新一轮世界经济转型成本的支付者;如果能够同心协力闯过难
关,建立独立的货币体制、以法治主导的市场规则扫除权贵机制,赋予普通国民发展机会均等“中国梦”,那么,中国不仅将有持续发展的30年,还将有持续健康
发展百年的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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