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败落真相:黑社会化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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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必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管理手段,如楼下说: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学徒要7年。之所以举票号的例子还是想说明,无论当时或曾经多强大,如果不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展,企业、行业都有 走到头儿的时候

—100年后,富商巨贾云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留下了一座座销金窟,供后人参观凭吊。可是,山西票号的神话,留下的不应只是这一堆堆华丽的废墟。我们许多人还在继续编造、装饰这个泡沫般的商业神话,去寻找历史的真相更有现实意义–山西票号因何而起,因何而败?那些神话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一个如此美丽的故事,为何有这样悲惨的结局。

票号管理的高度自闭、严密控制,已经产生了某种”黑社会化”倾向。它实在太不像一个企业了,更像一支秘密军队、一个地下帮派。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像晋商一样幸运,凭着天时、地利,迅速爬上了财富的神话巅峰;孰不知,也很少有人像山西票号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天赐良机,以狂热的执著去抱残守缺,以天才的精明来糊涂犯傻。

100年后,当年富商巨贾云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留下了一座座销金窟,供后人参观凭吊。可是,山西票号的神话,留下的不应只是这一堆堆华丽的废墟。我们许多人还在继续编造、装饰这个泡沫般的商业神话,在电视和小说的幻象中,圆一个”祖上曾经阔过”的大梦;或许,去寻找历史的真相更有现实意义–山西票号因何而起,因何而败?那些神话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一个如此美丽的故事,为何有这样悲惨的结局。今天的人们,如何才能不让票号的悲剧重演?

“黑社会化”管理的两面

晋商不等于票号,但晋商最辉煌、最突出的,却是票号。其他行业的商人,与徽商、浙商相比,并无明显的过人之处,因此,谈晋商,往往就是谈票号。在关于票号起源的争论中,有一个传说广为流传:顾炎武创立票号。

徐珂在《清稗类钞》里说,票号乃是顾炎武所创。顾炎武与傅青主,为了反清复明,在山西一带开设票号。为什么在山西开票号?反清复明需要大量金钱,用票号来汇集、操纵资金最好不过;山西离北京近,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直捣黄龙;票号运银子要找大批人马护镖,这正是他们秘密练兵的最佳掩饰。

传说不同于历史,可是,传说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见诸文字的历史真实。很多时候,传说比官方编修、白纸黑字的”史实”更史实。

票号管理的高度自闭、严密控制,已经产生了某种”黑社会化”倾向。它实在太不像一个企业了,更像一支秘密军队、一个地下帮派。很多人不相信是商人构建了这个复杂严密组织,宁愿将之归功于顾炎武–这个当时中国最有声望、学问和抱负的头脑。正是这种”黑社会化”的管理,给票号带来的短暂大繁荣,更注定了它的毁灭之路。这几年的帮闲文人总结的”儒商”、”诚信”、”创新”、”仁义”等,与票号的真相其实相距太远。

在中国历史上,能在残酷斗争中活下来,还能打垮对手的组织,往往都有”黑社会化”的过程。翻开历史,历次政变、谋反的枭雄,帮派、团队、教派的组织,都有极强的”黑社会化”特征。

现在的公司、工厂,只对员工拥有八小时的支配权,八小时之外,员工去跳舞、读书、打架、恋爱,那是私生活,公司无权干涉。黑社会不同。它要拥有你的全部时间,甚至生命。”只要进入社团一天,就永远是社团的人”。它不但要控制你的工作,还要控制你的娱乐、你的生活、你的家庭,甚至你的兴趣爱好和思想。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大德通票号规定,员工派驻外地的时间,一般是三年。员工去外地之前,所携带的所有的衣物,都要在总部一一登记;三年之后回总部时,逐一核对。三年期满,从外地回到总部时,不能直接回家,必须先回票号;凡是在外地买的东西,即使是家里用的,也要先寄到总部,总部验过货之后,才能给家里,”以免生疑”。这是防止职工和家里商量”小算盘”,损公肥私。

所有的职工,一律不准给总公司写信,如果是公事,必须由指定的老大写给指定的人。如果是私事,也只能写开口信,不能写封口信。这是防止地方诸侯和”朝中大员”拉帮结派,干出让老大不高兴的事。

在严密控制的组织中,不光有高压的手段,也有温暖的关怀。员工去外地上班的差旅费由票号出,这比朝廷强。朝廷官员上任,差旅费得自己掏,票号就经常借路费给这些官员。外地的票号职工,如果生病,除了人参鹿茸等补品,医药费全部报销。

黑社会有黑话、学术圈有术语、理论界有模型公式,票号里也有他们的暗号和密码。票号”认票不认人”,防伪的手法层出不穷,极为保密,外界难以得知。后来盛宣怀办中国通商银行,拼命挖山西票号的熟手;袁世凯开办银行学堂,也从山西招了六十个票号学徒。这些黑话式的手法,除了防伪的作用,还是不让其他商人沾手这门生意的”护城河”。

例如,日升昌的票号,有一个”昌”字的水印;写银票的笔迹上也有暗号,某个字的拐弯可能内藏玄机,横与竖、撇和捺都有暗记;在银票的某个角落,扎一个针眼;老百姓是看不懂银票的,因为上面全是密码:”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个字,是12个月的代号,”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30个字,是一个月中30天的代号。”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其实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国宝流通”,其实是”万千百十”。这些密码过一段时间就要更换,外人无从破译。汇票只要一兑付,立即销毁。至今为止,只有一张日升昌票号1860年的汇票存世。这些作法的神秘性,远远超过了同时期摩根、巴林银行,有人因此说,山西票号比摩根、巴林银行”聪明”。可是,说这话的人忘了,聪明绝不等于智慧。

要想实施有力的控制,必须等级森严,赏罚分明。票号里70%的职工是小喽罗,他们在学徒期间,只管饭,不给钱;学徒期满后,一年工资是几两、一二十两。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累,睡得比狗晚,赚的只是零头中的零头。一份协成乾票号光绪32年的工资单显示,该票号14%的职员是没有工资的学徒。还有30%属于白领、金领,有的甚至是钻石领。协成乾的工资有36个等级,一个聪明勤奋的小伙子,从学徒开始熬,一步步爬过这36级台阶,即使每年升一级,等他爬到顶上时,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了。一旦爬到拥有”顶身股”的级别,相当于在华尔街成为”合伙人”,那就不光是赚工资了。

顶身股是山西票号最为人称道的创举。票号的股本有两种,银股和身股。银股是东家拿出的钱,身股是员工的人力资本入股。票号里的顶身股由少到多,在光绪32 年协成乾有工资的职工中,33%的职工有顶身股。一开始,银股比身股多,身股只相当于银股的一半左右,到后来,身股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银股。1906年,协成乾票号身股的数量,达到银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号身股的数量是银股的120%,这一年,郝荃、高钰、吕永和三人的身股,达到了每人一股。

当时票号的一股,在财富上不同于现在上市公司的一股。1908年,大德通的银股总共才20股。1908年的大德通每股分红是2万两。2万两是什么概念?清朝一个亲王,每年的俸银是1万两左右,一品文官的年薪才180两银子。由于工资低开销大,清朝公务员屡次以养廉银的形式加薪,一个总督的养廉银,达到了 13000-20000两之多,巡抚的有10000-15000两,知府的是几千两,都还赶不上大德通掌柜的分红。

不光活着的时候能够分红,死了也能赚钱。大德通的职工死后,可以享受几年的分红待遇:身股一到三厘的,三年;四五厘的,四年,如果是郝荃、高钰这种高管,可以在死后享受七年的”活人”待遇。这个制度的设计者,的确是个天才:他的目的就是让人承认:为票号卖命,值!

然而,人的贪欲是无穷的。票号的激励机制,并不能杜绝内部的贪污腐败,作奸犯科。在辛亥革命后的票号的兵败如山倒中,那些享有票号优越待遇、拥有身股的经理、掌柜们,照样卷款潜逃、弃职回家。

光绪初年,山西发生严重旱灾,巡抚曾国荃设立晋捐局,筹集各省的赈灾款,往来款项,均由山西票号经手汇兑。四年之后,爆出大案,巨兴源票号的贾世源、车跃龙二人,勾结官府的书吏,隐匿侵吞赈灾款,被查出万两银子的窟窿。

不但挖国家的墙脚,还挖票号自己墙脚。在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中,有一个叫”余庆昌”的秘密账号长期存在,进行放贷营利。余庆昌是有身股的白领、金领的秘密小金库,相当于今天的”老鼠仓”,它的存在,捅破了票号”科学管理”的泡沫。

票号有很多美丽动听的号规,被学者、文人们热情讴歌、津津乐道。禁止亲友浮借、上不准偏袒、下不准放肆、不准奢侈浪费、不准私分厚道、禁食鸦片、不准赌博游娼……然而,这些规定的落实真相,令人怀疑。1907年11月,营口的大榨油商东盛和五联号倒闭,这个大商号共欠山西票号200多万两银子,清算时连一半都没能收回来。就在这个事件里,发现了票号的职员与东盛和勾结的丑闻。而东家和掌柜带头沉溺于吞云吐雾的鸦片烟,更是票号后来暮气沉沉的原因之一。

日升昌的雷履泰晚年,大权独揽,不可一世。一些趋炎附势的手下,提议给他在总号建一座纪念楼,楼中间得挂一块匾,有人建议写”经营有方”,有人建议写”日增月盛”,这些都不中雷履泰的意。有个年轻的伙友,提议写”拔乎其萃”四字,雷履泰正中下怀,哈哈大笑。不久,雷履泰给了这个提出”拔乎其萃”的伙友身股两厘。曾经号称山西票号”独门武器”的身股制度,照样沦落为领导者个人喜好的玩物了。

一个严密控制的组织,必然导致自闭,而这种自闭将给它带来灾难。例如,最初制定三年不准回家的规定,是受交通条件限制的无奈之举。可是,后来火车、轮船方便了,票号总部不顾各地员工的苦苦请求,仍然固守这一陈规,导致人才的大量流失。

号规中写着要”勤俭朴素”,可是早已如同虚设。日升昌开封分号的经理邱泰基,能说会道,善于应酬,与开封的巡抚、藩司结为拜把兄弟,出入衙门如同自己家里。有一年,他从开封回平遥总号,从河南起身,坐的是绿围四抬大轿,前面派一人骑马,一路耀武扬威,如同大官。到了平遥的洪善驿站时,驿站的人以为是大官来了,连忙报告平遥知县,知县带着三班衙役出城门迎接,一看才知道是日升昌的一个分号经理而已。这位邱经理,并没有受到所谓号规的任何处罚,还从开封调到了上海当经理。

“黑社会化”的管理,往往立竿见影,马到功成。领导人的魄力充分体现,一呼百应,哪怕刀山火海、枪林弹雨也要上;下属们也充分沐浴在领导的英明和恩泽中,”把信送给加西亚”。然而,”黑社会化”往往有效果,却没有效率;有速度,却常常弄错方向。晋商后来的历史表明,正是这种”黑社会化”的”高效”、集权、统一领导,使得凭着大掌柜的一句话,就可以否决无数部属的正确提议。例如,在1908年蔚泰厚各地分号的少壮派,纷纷上书谏言顺应时机开办银行,大掌柜毛鸿翰认为这是有人想借机夺权,断然拒绝,断送了票号的活路。

山西票号的”东掌关系”,更是广为传颂的优点。东家全权委托给掌柜,掌柜不能过问业务。这种”东掌关系”居然是公认”优点”,这实在是巨大的黑色幽默。一个不尊重股东、一个惟经理是重的企业,也许会有短期的辉煌,但绝对不会长远的生命,这是整个西方管理学的根基和”天条”,谁违反这个”天条”,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冒牌的”中国华尔街”

有一位以写游记闻名的作家,曾经在他关于晋商的名作中,写过一段动情的话:

翻阅宋氏三姐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霭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于是知道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写的那本传记中说:”霭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我初读这本传记时也一定会在这些段落间稍稍停留,却也没有进一步去琢磨让宋霭龄这样的人物吃惊、被美国传记作家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意味着什么。

这段话被诸多研究晋商的人反复引用,”中国的华尔街”也成了山西票号总部的深宅大院的代名词。可是,对华尔街稍有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错误实在太离谱了。这个所谓的”中国华尔街”,是个不折不扣的冒牌货。

是不是有钱人多、银行多的地方,就是华尔街?不是。当年波士顿聚集着美国早期移民中的富人,那些大家族手上的钱,要比纽约的银行家多,但波士顿没有产生华尔街。华尔街的秘密和自豪就在于,它给美国一百多年的工商业腾飞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被龚自珍称为”海内最富”的晋商,却始终在汇兑、拆借的领域内画地为牢。历史给了他们机遇,也给了他们责任,他们”聪明地”放弃了。他们一直是资金市场的活跃者,但却在资本市场里畏首畏尾。

票号的钱,往往并不是直接借给企业的,大多数都借给钱庄,由钱庄再借出去。当时清朝的商人从票号借到的钱,大多数只是周转资金,不能用作长期投资;而华尔街给美国企业家的,往往是股权投资,那才是真正的”本钱”。两者之间,存在云泥之别。也有人认为,票号的选择,乃是时势所迫,当时兵荒马乱,不敢做长期投资,无可奈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老实说,相对于当时中国的其他企业来讲,票号的运气并不太坏。票号总部都地处山西,易守难攻,直到1937年之前,几乎没有遇到过战乱。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当时的中部经济中心汉口、东部的苏州、杭州的工商业,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八国联军进北京,对于北京的银号、当铺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票号尽管也有波及,但根基未动。票号业商人当时自己也称,八国联军对票号的损失不大,”庚子之乱,受伤者不过直鲁两省”,只是”肢体之伤”,而非”心腹之害”。

而票号在几次大的战乱后得到的商业利益,更是远大于战乱造成的损失。而长三角的浙江、江苏商圈在20世纪的卓越表现,在当时就已经注定。苏南、杭嘉湖平原的民间企业,在几经战火摧毁之后屡仆屡起,这种创业精神,实为山西票号所不及。

必须指出的是,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清朝的政治经济一度出现”中兴”的局面,大批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洋务运动也带来大量商机,然而,在对这些企业的股权投资中,山西票号的参与很少,与其当时掌握的庞大资金极不相称。经济史专家张国辉就曾遗憾地称,”回顾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中国近代企业处在发动时期,人们始终不曾发现票号与近代企业之间有什么金融联系的事例。”

而后来对近代民族企业支持较大的,也是当时势力较弱的”南帮”票号。而当时的南帮票号,比如严信厚的源丰润、胡雪岩的阜康、王炽的天顺祥等,都对实业有大量的投资。比如,云南的天顺祥票号经理王炽,就受巡抚唐炯的委托,为云南铜矿承担招股业务,”分赴川、广、汉口、宁波、上海等地招股”。这已经初具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雏形了。上海的源丰润的实业投资也比较广,如对汉冶萍公司投资近13000两、对宁波通久源纱厂投资84000两、对宁波海口商轮投资7400 两,对通州大生纱厂投资9000两,对宁波通利原油厂投资2200两,对海州海丰面粉公司投资19000两。在源丰润投资的这些企业中,有不少发展极为成功。

关于票号与工商企业的关系,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票号一蹶不振、全面没落的时代,正是民族工商业在辛亥革命后的大发展时代。如果播种得当,票号本来应该在这一时期收获丰硕的果实。

在美国的投资银行中,绝大多数银行家如摩根、高盛、雷曼兄弟、科恩·洛布,都凭着为工商业融资而发家。翻开每家投资银行的历史,都可以看到他们扶持起来的赫赫有名的大公司、企业家。然而,在山西票号的历史上,很难找到他们对民族资本的支持。尽管他们也为了博取利差,进行”北存南放”,但他们对工商业的作用太小了,著名票号史专家黄鉴晖也承认,”南帮(山西以外的南方票号)票号资本家,对于近代工业发展胜于西帮(山西)票号资本家。”

票号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以汇兑为其主业。第一家票号的前身是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它之所以在1824年左右转型为票号,也是因为大掌柜雷履泰从大量的异地汇款需求中,发现了这个商机。雷履泰是伟大的,配得上他70寿辰时平遥绅商送的”拔乎其萃”金匾。然而,票号的后人们,始终停留在雷履泰开创日升昌时的境界,他们应该说一句”抱愧雷履泰”。

尽管票号也做存贷款,然而,存贷款绝不是票号的特色,更不值得拿出来炫耀。在日升昌票号开业之前,早就已经有账局,账局正是以存款和工商业放款为主。 1852年,太平天国北伐军逼近北京,账局收账跑回山西,原先靠账局提供流动资金的北京市面,顿时一片萧条。这种只提供流动资金,在有动乱时一跑了之的作风,被后来的山西票号经理们很好地”继承”了。

相比之下,当年华尔街的摩根银行,在美国还没有中央银行时,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时,为市场提供了最珍贵的流动资金,客观上承担了”中央银行”的义务和责任。一个溜之大吉,一个独撑危局。两种风格、两种境界、两种魄力、已经预示了以后的两种命运。

战乱与票号的关系,并非简单的负面影响。山西票号的几次大发展,可以说都是间接来自于战乱。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出现,就和白莲教起义阻断运银道路有关。太平天国起义,使得南方各省向北京运银子的道路也断了,票号因此取得了汇兑官款的大生意,原来的现银装鞘(鞘是运银的容器),改成了票号汇兑。各地的汇费不同,每100两银子,票号收取的手续费多则八九两,少则二三两,油水很大。尽管后来清政府曾经下旨禁止票号汇兑官款,然而,这道命令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为了支付《辛丑条约》的赔款,清政府更是离不开票号汇兑。正是汇这些赔款,把票号的生意带上了巅峰。

对于票号来说,汇兑官款的手续费,只是好处之一;更大的好处在于,汇兑官款的时候,可以将汇兑的官款,借出去赚利息,这项收入带来的利润更大。那几年,滚滚而来的银子,叫东家和掌柜们数得手软,然而,他们忘了自己一直在悬崖边走钢丝,这种”聪明”的手法,正在为几年之后的票号大溃败埋下伏笔。

山西票号虽然以保守著称,但并不稳健。票号对外贷款的数量,一直超过存款数量的20%以上,而今天的银行,存贷比很少超过75%。票号它们不但将所有的存款都拿来放贷,而且还把汇兑的”在途款项”用来放贷,这也是它们对于汇兑官款看得如此之重的原因。

而且,当时的在华外资银行,纷纷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但山西票号凭着对自己经验、眼光的自信、出于对利润的贪婪渴求,坚持做信用贷款。这种运营模式的繁荣,无异于在军火库中举办篝火晚会,注定在狂欢中粉身碎骨。一旦遇到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票号根本无法应对如潮的挤兑,从脆弱的钢丝绳上坠入深渊。辛亥革命之后,票号在一片挤兑潮中纷纷倒闭,为以往的辉煌和聪明,付出了最昂贵的代价。

有人为山西票号辩解称,山西票号的失败,是因为其时运不济,遇上了内战引起的金融恐慌。乍一听此论有理,其实大谬不然。金融企业的运作,要害就在管理风险。任何一个金融企业的成长史上,都会遇上金融危机、战乱、不幸,那些寄希望于好运气、总想”有风驶尽帆”的企业,总是捱不过混沌的市场风暴。

清亡票号亡的真正原因

晚清末年,票号之盛,一时无两。然而,有一个被山西票号研究者们回避的问题:为什么号称有着种种优秀基因的票号,其生命力居然如此脆弱,竟然在满清灭亡之后,全面分崩离析?为何当时实力不如票号的钱庄,后来能够一步步地壮大,直至成为银行业的主力军?这不得不从票号与满清政府的关系说起。

票号的经理和掌柜们,与满清的达官显贵的关系,不是一般的铁。

《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是个有傲骨的读书人,可是,在历史上,乔家的大德通,恰恰是最善于走上层路线的,和朝廷的关系,不是好,而是很好,好到连最长袖善舞的胡雪岩,都难以望其项背。大德通的掌柜高钰,在大德通干了50年,其中有20多年是当老大,以善于与高官交际出名。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大德通对于朝廷和战局的一举一动,掌握得十分清楚,甚至很多官吏要通过大德通,来了解朝廷和战局的动向。

在慈禧西逃期间,高钰和随驾的内阁学士桂月亭联系紧密。有一天,桂月亭告诉高钰一个绝密的信息:”銮驾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如此绝密的军情信息,高钰预先知闻,可见他与朝廷大员的关系有多铁。而大德通与朝廷关系的登峰造极,就是慈禧下榻在大德通票号,随驾的董福祥等大臣,则住在协同庆票号。到了1949年土地改革的时候,大德通票号的东家、祁县乔家堡的乔家女主人,还保存着慈禧在大德通住的时候,随手所赐的金钗。假如乔家与朝廷的关系,真的象《乔家大院》中所写的那样,闹得要生死相见,慈禧还会、还敢住在乔家吗?

在乔家堡住过的大人物,不止是慈禧。湖广总督端方,也曾经在乔家堡的中堂住过。大德通的高钰,与赵尔巽的关系非同寻常。赵尔巽去什么地方当巡抚、总督,高钰常常跟上,人称”二督抚”。合盛元票号的汉口经理史锦刚,是湖广总督的干儿子,总督府的办事人员,都不敢直呼其名,叫他”三少”。袁世凯当年还是政坛新星的时候,想巴结当时的朝廷柱石李鸿章,多次求见未成,最后还是请三晋源票号的老板,引他在票号的账号见到了李鸿章。

有了朝中达官显贵做靠山,票号的钱很好赚。因此,它离现代投资银行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对朝廷大生意的依赖,就像吸毒一样日益上瘾。普通商人、老百姓的小额存款,它是不办的。他们看中的是朝廷官府、官僚、大商人的存款。然而,时代变了。

以”小银行的大掌门”的美誉,在中国金融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陈光甫,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作风就大不相同。与自闭的山西票号相比,两者的出手判若云泥。陈光甫的起点低,1915年,在上海宁波路开了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当时门面小,本钱少,名义上说是10万银元,其实只有东拼西凑的7万银元,只有7个人。

陈光甫自兼营业,拉存款、跑工厂、放贷款,晚上还得回到行里培训员工。然而,在美国的经历和见识让他知道怎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当时,小额存款,银行是看不上的,陈光甫偏偏独树一帜,把眼光投向了这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决策,他还一度遭到同行业的耻笑。当然,他选择小额存款,一方面是出于无奈,大企业和官僚根本看不上这间新出生的小银行,另一方面,他也是看准了其中潜藏的商机,小额储蓄存款,稳定性比企业存款强,趁着同业不屑一顾,正好人弃我取。陈光甫提出”一元即可开户”的口号,那些没人理睬的老百姓,见到居然有银行肯给自己的小钱开户头,纷至沓来。有人刁难嘲弄陈光甫,拿了100银元,要求上海银行给他开100个存折,上海银行照开不误,赢得了民心。

不光赢了民心,陈光甫还赢了商机。1915年,银行的储蓄存款仅有1.8万元,简直是微不足道,而到1921年,已经有116万元,到了1932年,更是达到2300万元。而此时,曾经不可一世、不屑于这种小额储蓄,只将眼光高高盯着官僚的山西票号,早已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破败不堪。

上海银行,这家陈光甫创办的新生草根银行,不光吸收存款的方式不同,发放贷款的战略,也和山西票号大不一样。同样是在中国,处在相近的时代,作出的选择大不相同。这里面,比的是眼界、是信息、是胸怀、是胆魄。山西票号紧挨着朝廷融资,上海银行却是草根阶层,出生之初,和这些达官贵人根本搭不上边。

在美国见识过现代银行业的陈光甫,主动地向民族工商业伸出了手。”敬远官僚,亲交商人”,是陈光甫的经营路线,这句口号可能会让如日中天时的山西票号笑掉大牙。山西票号称雄海内外数十年,却几乎没有扶植出什么了不起的大企业。陈光甫则不同。他的上海银行虽然小,却和两个近代史上最了不起的企业家–荣氏家族的荣宗敬、状元企业家张謇并肩成长。同时受到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两面夹击,让他对荣宗敬的”上天不令中国人做第一等人”悲愤之叹深有同感,1934年,当汇丰银行想要拍卖陷入困境的申新纱厂(荣家的产业)时,陈光甫竭力奔走,促使南京国民党财政部出面设法挽救。

陈光甫的上海银行,与民族工商业同气连枝,可是,他并不像山西票号一样,盲目地搞”万两银子一句话”的信用贷款,而是以抵押贷款为主。一位当年陈光甫的手下,在解放后回忆,上海银行当时既不像票号一样,可以做全国各地的汇兑,又不像钱庄,可以做银元银两兑换的生意,更不敢像《子夜》里的老赵一样,做公债库券的投机。上海银行当时的贷款,主要是堆栈押款、货物押汇、厂家押款、往来透支,这些属于”对物信用”,基本都有抵押,虽然麻烦,但是,却比”万两银子一句话”的做法可靠安全。上海银行虽然是新生的小银行,却在对民族工商业贷款方面,异军突起。在江苏、上海、浙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史上,确实应该给陈光甫的上海银行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山西票号也有不少为人称道的善举,然而,上海银行的善举,更具有现代意义。陈光甫首创了农业贷款,他提出,”此种贷款不特时短,具有流动性,数量零星,甚为稳妥,而且对繁荣农村、辅助农业经济之发展有很重要意义。”章士钊曾送给陈光甫一副对联,上书”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正是陈光甫及其上海银行的写照。

不少研究山西票号的专家,在谈到票号在清亡后的悲惨命运时都说,为何票号一蹶不振,而南方的钱庄却能够在演变为银行之后生生不息,令人遗憾。陈光甫喝了洋墨水回来,独辟蹊径,尚有”特殊原因”,可是,浙江兴业银行的成功,却与山西票号的发展,形成了最鲜明的对照,凸现出山西票号灭亡的根本原因。

浙江兴业银行,是浙江反抗外资入侵,发起保路运动的产物。1907年10月5日,以”振兴实业”为宗旨的浙江兴业银行成立。这正是山西票号的李宏龄等人,酝酿发起成立晋省汇业银行的前不久。尽管浙江兴业也与官僚资本过往甚密,其股东中,更有当时赫赫有名的南浔”四象八牛”家族子孙,可是,它诞生之后,就把和民族工商业携手发展,作为自身之基,发家之本。当然,我们不得不说,山西票号紧靠清政府,上海银行、兴业银行联袂民间企业,”利”都是其根本的出发点。然而,眼光和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了两者的取向不同,命运不同,更造成对社会和历史的贡献不同。

号称”中国第一实业家”的张謇,1899年所办的大生纱厂开工,所有的本钱,都用来投资固定资产,手头没有周转资金,先前别人答应的投资又无法兑现,他” 仰天俯地,一筹莫展”。这时,刚刚成立并不宽裕的浙江兴业银行,给张謇解了燃眉之急。从此之后,浙江兴业银行与张謇的大生企业结成秦晋之好,张謇终生感激不尽。

“火柴大王”刘鸿生,也颇得浙江兴业银行之助。由于日本火柴业的侵入,刘鸿生的工厂一度资金紧张,外界风传他即将倒闭。刘鸿生只得去找当时号称”中国摩根”的宋子文,希望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主要是股票)抵押给宋子文掌控的中国银行。宋子文哈哈大笑,”O.S.(刘鸿生名字的英文缩写)的股票,现在连草纸都不如了!”这时,还是浙江兴业银行毅然出手,向刘鸿生贷款250万元。

与浙江兴业银行相助成长的企业,有名的还有聂璐生的上海恒丰纱厂、陈万运和沈九成办的三友实业社、商务印书馆以及杭州的胡庆余堂国药号等。浙江兴业银行还主动出资100万元,承担了钱江大桥一半的贷款,它对钱江大桥的贡献至今为人所称道。

致命的资本洁癖

管理上”黑社会化”的自闭、业务上在汇兑和拆借上踩钢丝,并不是山西票号最致命的弱点。管理可以改革、业务可以变更,这些只是皮相,不是本原。山西票号和同样疲惫不堪的清王朝一样,似乎只需要一次维新变法,就可以重振雄风。历史的确曾经把”维新变法”的机会,摆在了山西票号面前。

然而,在稍纵即逝的天赐良机面前,他们以和满清政府相似的思维、雷同的理由、同样的武断和固执,将”维新变法”扼杀在摇篮之中。这种悲剧的根源,就在于山西票号对于资本的致命洁癖,对于独占权力的病态痴迷。

终结票号辉煌的,是银行。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办银行设想的,是太平天国的干王、写《资政新篇》的洪仁鞘?1859年。山西票号在当时,不知道或者不认同开银行的主张,没能够”先知先觉”,确实情有可原。可是,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一浪一浪风起云涌,山西票号的东家和大掌柜们,仍然浑然不觉,就相当地说不过去了。容闳、郑观应、汪康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唐廷枢、李鸿章、马建忠这些当时著名的洋务派人物,都曾经建议、甚至着手做过开办银行的努力。真正推动了第一家银行创立的,是盛宣怀。1896年,盛宣怀向朝廷上了”请设银行片”,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到1911年,已经有30家银行,而在此期间,票号毫无动作,坐以待毙。

尤其是户部银行成立以后,作为清政府的官办银行,它当仁不让地垄断了几乎全部的官款汇兑业务,这对于一靠官款汇兑赚手续费、二靠官款汇兑的现金流放贷的山西票号来讲,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山西票号这块招牌,当年还是挺亮的。盛宣怀开办中国通商银行时,就曾说”平遥有一巨手”,极力聘请他来。如果这人实在请不来,也再三托人找山西票号中的高手。”如此人不能来,弟亦决定要用西帮(山西票号),但访求殊不易得。公于都中各西号多熟识,望再费神代为切而求之。”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时,想成立天津官银号(也就是后来的直隶银行),请山西票号入股,票号没理睬;户部银行(即后来票号最大的对手大清银行),主动挨家挨户敦促票号入股,票号也不干。

为什么不干?晋商的这些东家和大掌柜们,希望永远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惟我独尊,一旦引入外资,而且是强大的官方或者外商资本,必将受到牵制。原本丰厚的盈利可以自己独享,现在也被迫与人分享。关起门来做大王,这正是票号总部那些深宅大院的建筑文化,也是日后阎锡山统治山西的战略。正是这种”不容任何外人染指参与”的资本洁癖,使得山西票号错过了一次次天赐良机。”山西人办事虽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看清了票号的这一不治之症。

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山西总部的东家和大掌柜,还沉醉在繁华梦中之时,在前线的将士们,已经在战火中看清了局势的危急,1908年,他们发起了一次筹组银行的维新变法运动。山西票号这次维新变法的主张,是为了应对当时盛宣怀的中国通商银行、朝廷的户部银行(即大清银行)、外资银行,以及交通银行、四明商业银行等的竞争,各大票号联合出资成立一家大银行,拟定了晋省汇业银行的名号。按计划,各票号集股五百万两,每个月收千分之四的股息。以当时票号极盛时期的实力,各家集股五百万两,并不困难。

这次票号维新的主要倡导者,是蔚丰厚票号的北京经理李宏龄,他们推举渠本翘为成立后的晋省汇业银行领袖。渠是晋商中为数不多的读书人,真正考出来的进士,有身份、有学识;当过驻外国领事,有眼界;领导山西赎矿运动,有威望;又创办了山西第一家近代民族工业”双福火柴公司”,有资历。

这一维新变法曾经徘徊在成功的边缘。1903年,清政府就颁布了《奖励华商公司章程》20条,规定官商绅民投资兴办公司,凡能集股50万以上者,按集股数额的多少,给予不同的奖赏;1904年,颁布《试办银行章程》,对银行设立经营的方方面面作了规定,大多是仿照西方银行的榜样;1906年,又颁布《奖给商勋章程》。这就是说,成立股份制银行,并不是什么异想天开的创新之举,而是当时”响应国家号召”、”贯彻中央精神”的时髦举动。媒体也纷纷为这一举动造势,认为可以使”他族(外国)银行顿失其利。此不独晋人之愿,又岂非我全国人之所愿哉。” 当时,各地分号的经理全部向山西总部请命,认为”时不可失,机会难再,宜早不宜缓也,宜速不宜迟也。”这些在前线打拼的票号中坚力量,最深切地感受到时局的变化,对于变法一事,群情振奋。

如果李宏龄等人的设想得以实现,还将使票号的东家们免于几年之后的破产。山西票号一直实行无限责任制。票号出现亏损、倒闭,东家要用自己的全副身家来赔偿。某报纸就以此动员票号,”一旦有事,祸出不测,各码头同时败坏,大局莫支,各省官绅富商均向号东索取存款,此数年后必有之事。是票号与东家关系甚大,办银行与东家绝无后患也。”

然而,票号实行的是总经理负责制,东家不可以过问票号的事务,这种”东掌关系”直到今天仍然被一些糊涂人津津乐道。当时蔚泰厚的总经理,是在票号界举足轻重的毛鸿瀚。他的心态,与慈禧等人在戊戌变法中的心态,如出一辙。他既认识到竞争变化的威胁,又不能下定决心改弦更张,更对推动改革的李宏龄心怀猜忌。最终,毛鸿瀚做出了断送整个山西票号业前途的决定:”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高阁可也。”他认定,李宏龄的上下奔走,正是为了夺他的权,企图成为山西票号业的首领,必须粉碎李宏龄的”夺权阴谋”。

在这场票号业的维新变法中,其他票号的东家、大掌柜的态度,没有更多的史料记载。从一些蛛丝马迹判断,他们的心态和毛鸿瀚类似:一旦票号的资本上联手合作,成立银行,尽管有诸多好处,但有一项无法忍受的”缺点”–他们将从此失去往日对票号的绝对控制权。侥幸心理和鼠目寸光,让他们扼杀了这场维新变法。

万般无奈之中,李宏龄曾苦劝在山西深宅大院里的东家掌柜们出来”走一走”,他的急信中写道:”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然而,曾经让山西票号迅速崛起的中央集权、自闭高压的”黑社会化”管理,使得下属的”串联”被迅速镇压。辛亥革命后回到乡下开杂货铺为生的李宏龄,将筹组银行流产前后的信件反复研究后,哀叹晋商之败并非”天数”,其实乃是”人事”之祸。100年后,仍然有人将山西票号的败落,归咎于时代的不幸,李宏龄九泉有知,必定再次心寒不已。

1913年,已经风光不再、奄奄一息的山西票号,为了求得活命,终于被迫决定筹办汇通实业银行。然而,此时他们已经拿不出筹办银行的资本金。向政府伸手求援无人理睬,只得向美国银行团借款500万元银洋。可是,哪怕到了这时,山西票号仍然不愿意让出股份,又不能提供美国银行所要求的抵押,美国银行认为,” 不能于借款所办之实业内,得有相等之利益”,又缺乏抵押的保障,所以不同意借款,居间牵线的财政部也已经厌倦,表示”本部不与问此事”。

山西票号的东家们的心态,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其实也曾经历过。继续维持无限责任的合伙人制,还是转成有限公司制,甚至公开上市?这个问题曾经困挠华尔街的几代投资银行人。

雷履泰1824年左右成立日升昌票号的时候,美国的华尔街,还远远没有实现今天的规模。请看一个美国投资银行业的大佬们的发展时间表,可以发现,在国际金融史上被大书特书,甚至现在仍然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银行大腕们,起步并不比山西票号早。1818年,约翰·布朗商号成立;1838年,德雷克塞尔商号成立;1848年,雷达飞瑞商号成立;1858年,雷曼兄弟商号成立;1864年,乔治·皮伯第商号改名为J·S·摩根商号; 1869年,高盛成立;1894年,J·S·摩根商号更名为J·P·摩根商号;1910年,所罗门兄弟商号成立; 而直到辛亥革命之后票号分崩离析之时,美林才在1914年成立。

从更广泛的视野中看,当山西票号沉醉在自己的安乐梦中时,世界的银行业正天翻地覆。1824年,荷兰商业银行成立;1826年,英国允许创办股份银行;1841年,希腊国家银行成立;1856年,瑞士信贷银行成立;1863年,法国里昂信贷银行成立;1865年,汇丰银行成立;1872年,日本第一银行成立;1913年,美国建立联邦储备体系。

20世纪经济的大发展,在使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大爆发的同时,对银行的资本金要求不断提高提高了,而且破产清算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他们做股票承销、债券承销、企业并购顾问,以前凭的只是人脉、头脑和手腕,可是,在后来的股票、债券承销中,随时可能要包销卖不出去的部分,并且给企业垫资;做并购顾问时,还要帮别人进行融资服务。进入80年代以后,这些投资银行越来越多地扮演”当事人”角色,不再只是为客户提供投资建议,还要亲自披挂上阵。这些新生意需要的资本金越来越大,合伙人已经无力支撑,亲自参与交易的风险,远远大于作为顾问的风险,万一失手,这些人将从华尔街的天堂掉入贫民窟。

他们所面临的选择,与几十年前山西票号东家们极其相似,然而,他们作出了明智的选择。继美林于1971年率先上市之后,华尔街昔日的国王–摩根士丹利也与时俱进。1986年,摩根士丹利拿出20%的股份对公众出售。最后坚守着合伙制的高盛,也在1999年宣布上市融资。他们从高高在上的王座中走下凡尘,放弃了隐私、权力、独享,赢得了世界和未来。

山西票号走下神坛、跌入地狱已将近100年。然而,今天仍有众多的所谓学者、文人、专家,他们出于种种目的,回避事实、掩饰真相、篡改历史,误导大众。他们将山西票号常年累月走钢丝的冒险经营、在汇兑和透支拆借中乐不思蜀的真相掩盖;将导致其僵化迟钝、自闭固执的”黑社会化”管理,美化成所谓儒商的”科学管理”;他们虚构出”中国华尔街”的幻象;将导致票号最终覆亡的资本洁癖,描绘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骨气”。当谎言以影视、文学的方式一再重复,已经无限接近”真理”。这些伪真理如果大行其道,比山西票号惨痛一百倍的故事,将在中国企业重演。 这才可能是真正的悲剧。

因为前些年国内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很多人都为山西票号的败落而惋惜。这篇文章使得后人有机会能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审视票号消失过程中的必然成分。他们从高高在上的王座中走下凡尘,放弃了隐私、权力、独享,赢得了世界和未来。

山西票号走下神坛、跌入地狱已将近100年。然而,今天仍有众多的所谓学者、文人、专家,他们出于种种目的,回避事实、掩饰真相、篡改历史,误导大众。他们将山西票号常年累月走钢丝的冒险经营、在汇兑和透支拆借中乐不思蜀的真相掩盖;将导致其僵化迟钝、自闭固执的”黑社会化”管理,美化成所谓儒商的”科学管理”;他们虚构出”中国华尔街”的幻象;将导致票号最终覆亡的资本洁癖,描绘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骨气”。当谎言以影视、文学的方式一再重复,已经无限接近”真理”。这些伪真理如果大行其道,比山西票号惨痛一百倍的故事,将在中国企业重演。 这才可能是真正的悲剧。

因为前些年国内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很多人都为山西票号的败落而惋惜。这篇文章使得后人有机会能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审视票号消失过程中的必然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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