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塌前传:理财平台为何接连挤兑

  【财新网】(记者 韩祎 蒋飞 张榆 见习记者 朱亮韬)多米诺骨牌已经推倒,只是不确定谁会是下一家。

  自e租宝的惊天骗局揭露之后,监管明显收紧,一轮针对互联网P2P平台和线下理财公司的全面治理山雨欲来。投资者趋于谨慎,在业内十分普遍、与非法集资无实质性区别的资金池模式摇摇欲坠。一些激进的平台资金链紧绷,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但尚有资产可变现。另一些则是彻头彻尾骗局,只能由公安机关紧急介入。

  3月底,快鹿集团陷入兑付危机。目前快鹿集团旗下的理财产品销售平台已经停止吸收资金,公司全力追债和变现资产。

  4月7日,上海经侦部门宣布就“中晋系”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诈骗立案侦查,并控制多名高管。

  此外,融宜宝、易乾财富、望洲集团等理财平台也在近期陆续爆发兑付危机。但尚未有公安部门介入调查。

  目前出现问题的把理财平台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纯骗局,实质就是非法集资甚至集资诈骗;另一类是由信息中介蜕变为信用中介,明明没有牌照却做着和银行一样的吸储业务。

  财新记者获悉,各地在处置非法理财平台风险时进行了区别对待。恶意的集资诈骗坚决取缔,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在商业模式上“走偏了”,实质上构成资金池,但尚有资产可供处置的,则督促其尽快变现资产,回收资金用于兑付;但是今后要坚决杜绝资金池。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和“P2P”概念的兴起,许多公司原本从事的就是古老的民间借贷,它们借着创新概念的外衣和政策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宽松,在短短几年内疯狂扩张,不仅跨越了地域限制,还游离在监管体系之外。

  较为正规的P2P平台极力和e租宝等非法平台划清界限。金杜律师事务所陈府申对财新记者表示,出问题的理财平台和互联网金融并非同一概念,不应混为一谈。但是,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上升,较规范的P2P同样身处多米诺牌局之中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理财平台作为信用中介很难获得比银行更优质的资产。监管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高收益的资产必然伴随着高风险,一些知名P2P平台坏账率也在抬升,“解决零散的小额的资金与资产撮合,是P2P唯一的意义。”

  监管行动姗姗来迟,但若能亡羊补牢,形成多层次、成体系、全覆盖的监管架构,仍有望助力互联网金融和民间金融回归普惠金融的本源。

  理财平台崩塌的信用已经对千万投资者,甚至是信用体系带来长久的损害。线上林林总总、线下从闹市开到小区的理财平台,何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又在更短时间内急速崩溃?一切都要回到出发点——信息中介在监管废弛的真空中几乎无一例外的蜕变为信用中介。

  普遍的资金池——致命诱惑

  事实一再证明,无论是线上线下,只要理财平台每天留有大量沉淀资金,甚至成为了资金、信用中介,平台极易发生道德风险。近期爆发风险的理财平台,无一例外的存在资金池,无法做到资金与资产的一一对应;区别仅在于是否有真实资产。

  按照监管要求,平台不能经手资金,一分钱都不能在平台自有账户上停留;所有的钱只能是从客户的账户直接打到项目的借款人的账户上,平台赚取的撮合的佣金,绝对不该是任何利息收入。

  根据《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不得设立资金池,不得非法集资。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指出,理财平台蜕化为信用中介之后,面临三重风险:第一是信用风险。银行贷款尚且存在这个风险,“这些平台的原始债权很难比银行的优质”,信用风险不可避免。

  第二是流动性风险。普通的平台即使对接正常标的也必须考虑流动性风险,即兑付危机。

  第三是道德风险。现在的理财信用中介并非持牌机构,也并非像银行一样具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保护措施,风险防控能力和规避道德风险的几率都令人质疑。

  将平台的客户资金和自有资金分开,并存管到第三方账户上,是有效避免资金池形成的基础。一位业内人士对财新记者解释,现在资金存管是由银行为P2P平台设立总账户,再在总账户下为平台上每一位出借人和借款人设置虚拟子账户,以此来记录虚拟子账户的资金流水,并监测平台大额资金的异动情况。

  “银行托管的要求更严格”,点融网创始人郭宇航曾对财新记者解释,资金划转必须基于一笔有合同依据的真实交易,同时保证交易两端账户和交易内容与合同规定一致,才算实质性审查。前述业内人士谈到,即使是银行托管也无法避免伪造借款合同、制造虚假标的情况,但信息披露要求约高,必然会增加这些平台造假成本。

  按照征求意见稿的监管基调,今后P2P公司要由银行进行资金存管。不过银行担心信用背书的风险,所以挑选P2P平台的标准十分严格。前述银行人士透露,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意见落地之前会非常谨慎地选择资金存管对象,尤其是面对线下业务为主的平台时,只敢考虑单个标的为小额的平台。

  其实平台也十分清楚资金安全的重要性,会在这方面想方设法地增信。例如快鹿集团相关的理财平台——上海当天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当天金融)和上海金鹿财行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金鹿财行)——都曾对外宣称与广发银行存在合作,具有风险备用金等风险控制手段,经过财新记者确认这一说法存在疑点。

  广发银行对财新记者回应称,该行曾在2015年7月与上海金鹿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签订风险备用金托管协议,但实际上,上海金鹿公司风险备付金账户自开立起未发生任何一笔资金进账,广发银行无法履行托管人职责,所以在2015年四季度主动发起终止合作流程,并于今年2月终止该合作,3月份相关的销户工作也已经完成。

  据了解,广发银行和当天金融在去年5月签订了风险备付金托管协议。财新记者从第三方知情人士获悉,广发银行于下半年发起终止合作的流程,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该协议于今年2月解除,同时并未与其签订过资金托管协议。当天金融自始至终只存入过1000万元风险备用金,这笔资金也已从广发银行转出,其账户销户工作也已全部完成。

  那么快鹿集团等理财平台实际上怎样运作资金呢?财新记者调查发现,快鹿系的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形成的债权资产并不足以支撑上百亿的理财产品销售。真实情况是,小贷公司将债权转让给一个虚拟的资产管理公司(比如“上海毓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笔债权经常反复转让和放大,包装成大量理财产品,再由快鹿系旗下的理财平台如金鹿财行和当天财富销售,募集资金通过资管公司流入快鹿集团的资金池。这些资金最终由快鹿集团下属的投资平台进行投资。由于债权资产并不真实存在,理财产品实际上成为吸储的工具。

  一家银行的互联网金融业务负责人向财新记者出示了金鹿财行当时提交的自我评估材料,金鹿财行自称月交易量在18亿元左右,从公司成立到2015年6月,营业额总计达70余亿元,但是平台没有风险准备金,项目增信措施由资产出让方及专业担保机构提供。

  “没有银行的牌照,干了银行的事情。”快鹿集团一位高管对财新记者承认。

  一则“董事长神秘失联、卷款10亿”的消息,或许可以向外界展示理财平台实际控制人面对的诱惑。该平台员工向财新记者介绍,望洲集团奇怪的地方在于并没有集团董事会等齐备的治理机构,所有的资金由董事长杨卫国一人调配,虽然子集团是独立运行但是要靠望洲集团拨款,收入也会再归集到总集团。员工在要求财务人员支付绩效提成时,才发现公司账面上只有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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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错配——快鹿系崩溃的前奏

  作为上海快鹿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的施建祥,还拥有一连串头衔,但这些都改变不了底层出身的印记。

  施建祥1964年出生,上海长兴岛人,少年家贫。后经营民间借贷生意,因有一些守信之名,结识了一些人脉,生意逐渐扩大,先后涉足实业和影视。但施建祥并无外界以为的深厚背景;做高利贷自然需要催收,这又让他需要面对涉黑的传言。当施建祥的快鹿集团逐渐做大,开始涉足正规金融领域时,他的“土豪”做派也总是引人背后指点。

  快鹿集团一位高管对财新记者评价施建祥时说:“他心很大,但是在金融方面自己没有专业能力,用人也有很大问题。”

  2014年,P2P的勃然兴起让施建祥看到了机会。2014年3月,金鹿财行在上海市区繁华地带开设了第一家店,装修极其豪华。金鹿财行的总裁张伯伟此前只是上海地区另一家P2P平台的团队经理,并没有专业金融背景。不过,这种情形在当时P2P遍地开花,管理团队时常出走另立门户的背景下并不罕见。

  金鹿财行随后开启了疯狂扩张模式,至风险爆发时仅在上海地区就有20家门店。单店的装修、租金、市场推广、礼品购买和佣金提成都是巨额开销。快鹿集团高管告诉财新记者,由于快鹿对金鹿财行没有明面上的股权关系,这些运营资金全部是快鹿集团以借款的方式打给金鹿财行,两年下来高达7亿元。今年3月底兑付风险发生后,张伯伟一度失联。

  “这些运营管理费用里面到底有多少猫腻,我们现在也顾不上调查了。可以肯定说的是,不少门店的租金要比市场价贵一倍。”快鹿留守高管对财新记者说。

  稍晚成立的当天财富扩张更加迅速,在全国40个城市设立了24家分公司、95家支行,一线销售顾问达2300余名。加上玖玖金服、魔环金融、东融在线三个较小的平台,整个快鹿系拥有万名员工,两年时间吸收的资金高达140亿元,涉及投资者20万人。由于几个平台对外销售的产品以短期产品为主(主要是半年期),老产品到期后又滚动投资,实际的交易量更大,仅金鹿财行一年就有100亿元,并且在去年11月间达到峰值。

  140亿元,这些资金输送进快鹿集团的体系之后必须投资产生收益,以覆盖高昂的利息成本和经营费用。施建祥自己对投资并无经验,他主要倚重的是两个人——他的下属、快鹿投资集团总裁孙晔,以及合作伙伴、巨力集团董事长杨子;前者主攻快鹿系的资本运作,后者则对快鹿在影视领域的拓展起到关键作用。

  从结果来看,快鹿系的资本运作目前还很难说取得成功,且都属于长线投资,与快鹿系的高成本短期债务资金存在严重错配。

  孙晔有多家上市公司任职经历,主要负责快鹿集团的资本运作。快鹿系的资本版图包括A股上市公司神开股份(002278.SZ);香港上市公司十方控股(1831.HK)、大中华金融(0431.HK)、明华科技(8301.HK);以及新三板挂牌的九鼎集团(430719.OC)和中科招商(832168.OC)两家PE公司的相当数量股份。另外,快鹿集团还于2015年初投资1.44亿元参股了第二家获批的民营银行华瑞银行,可能是快鹿集团最拿得上台面的一笔投资。

  十方控股是一家与快鹿集团和金鹿财行有着密切合作的上市公司。除了快鹿集团实际控制人曾任十方控股董事会主席外,十方控股还于2月23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拟以不超过20亿港币向金鹿财行注资,届时持有金鹿财行15%的股份。

  在2015年9月的一次股权转让中,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业祥投资)通过直接控股和表决权委托的间接持有方式,总共占到神开股份总股本的23%。而业祥投资是快鹿集团全资子公司。

  2015年,快鹿集团通过旗下的中海投金控参与九鼎集团和中科招商的定向增发,分别投资10亿元和3亿元。其中投资九鼎集团时通过券商发行的结构化资管计划,引入了银行资金加了杠杆,快鹿的资金认购劣后级。

  上述股权不同程度的存在变现困难。其中神开股份停牌;三家香港上市公司受快鹿兑付危机影响股价大跌;九鼎集团和中科招商两家新三板公司长期缺乏足够流动性,交易成本巨大,且投资九鼎的资管计划存在锁定期,需要不断支付利息成本。

  快鹿集团的影视投资则可以用一败涂地来形容,并且《叶问3》票房严重造假被揭露之后,直接引发了舆论对相关影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质疑,进而引爆了整个快鹿系的兑付危机。

  上述快鹿高管称,施建祥在影视投资方面并无经验,因而依靠在影视圈名人杨子。同样为了避免外界质疑,快鹿系与杨子合作的几个与影视有关的公司,均是以提供借款的方式成立,快鹿系不直接持股;总的借款金额为7亿元。其中最主要的平台是“火传媒”(曾名火娱乐)。

  2015年成立的火传媒,从成立之时起就明确是从《叶问3》的宣发工作开始起步,其后还会为快鹿系投资的《大轰炸》、《上海王》、《枪过境》等其它几部电影做宣发。

  火传媒的员工告诉财新记者,杨子在全体员工会议上申明,他在火传媒的股份是干股,是快鹿集团出资让其组建火传媒,目的就是做快鹿系电影的宣发工作。“杨子不止一次在公司会议上说,《叶问3》的目标是做到票房30亿,如果做不到,我们的一切都没有了,”他说。

  《叶问3》在3月初被曝出票房造假事件之后,火传媒的相关公司业务就暂停了,300多名员工大部分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

  “杨子在火传媒召开了员工会议,自愿离职的员工,额外给一个月工资作为补偿,”上述火传媒前员工说,杨子承诺员工补偿的资金已经在公司的账上,离职后一周内员工可以拿到补偿款。于是,在3月14日,火传媒有七八十个员工签署了自愿离职协议。

  “4月5日,杨子把已经离职的员工都召集回来,召开全体员工会议,宣布火传媒解散,”上述员工说,杨子表示此前公司账上的资金已经被快鹿集团要回去了,集团不会给钱了,工资和补偿金都落空了,“杨子说会带着我们一起去和集团协商,看怎么处理”。

  作为新组建的宣发公司,火传媒从格瓦拉、猫眼招聘线上票务运营的人员,此后推出了一款售票的APP,“总共也就卖了几张票,杨子以前还挺生气,觉得做无用功。”上述火传媒员工说。

  快鹿高管对财新记者表示,快鹿系共投资了20多部电影,这些资金的回收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有人曾经建议施建祥下决心转型,停止销售高息的理财产品,转而发行规范的影视资金,把资金周期拉长,以匹配投资端。但是老板下不了这个决定,即便下决心,他那个时候也已经无法回头,因为下面融资和投资两端都有既得利益。”上述快鹿高管说。

  巨大的付息和短期产品兑付压力,投资端的错配,加上e租宝事件之后平台“入金”日益减少,三重压力之下快鹿系的资金链已经不堪重负。3月4日叶问票房造假成了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导致快鹿系于今年3月10日发生兑付缺口,先是几百万,接着是几千万,到15日迅速扩大到上亿元。据测算,由于去年11月是金鹿财行和当天金融的销售峰值,且大量产品是半年期,今年4月和5月每个月都要面对近18亿元的兑付压力。

  财新记者获悉,重压之下的施建祥于3月18日前后前往香港,名义上是设法将香港上市公司股票变现筹集资金。在他的遥控之下,入职仅几个月的徐琪升任快鹿集团总裁,并全权处理危机。

  4月6日快鹿集团就近期出现的多家合作平台发生兑付逾期及后续兑付处理事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即刻启动对金鹿财行、当天财富等平台的全资并购及重组工作,对原合作中出现逾期的全线产品进行全资兜底。

  上述快鹿集团高管解释称,收购金鹿财行和当天财富,是明确承认这两家吸收的资金为快鹿集团所用,“在这一点上,企业肯定是违法了,现在也不需要再遮掩”。

  随后,快鹿集团还向金鹿财行等客户提供了兑付时间表,但是有些投资者不予接受,要求集团出具更详细的兑付计划,还有部分员工及投资者在发布会当天拦住高管,试图要回自己的投资额和工资。

  近日流出一张快鹿集团80亿元的资产列表,徐琪向财新记者确认过,数额和资产项目基本属实。徐琪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尽快确定会计师事务所认可的50亿资产,进行第一批处置,但是处置资产需要时间。为了争取时间,快鹿集团采取的策略是与客户签订一对一的延期支付协议。

  另一方面,以徐琪为首的留守高管想尽一切办法处置资产、追讨债务,包括为华瑞银行的股权寻找买家。但在短期内,买家难觅,也很难有金融机构为交易提供支持。

  虚假投资标的——向犯罪滑落

  快鹿集团的资金池模式事实上已经构成非法集资,但尚有资产可处置。另一些平台如e租宝和中晋集团则不但非法集资,募集资金也没有真实投向,是彻头彻尾的骗局。

  e租宝事件的办案民警向官方媒体表示,“钰诚系”相关犯罪嫌疑人以高额利息为诱饵,虚构融资租赁项目,持续采用借新还旧、自我担保等方式大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

  上海警方4月6日通报称,中晋系公司先后在上海和其他省份注册50余家子公司,控制100余家有限合伙企业,利用虚假业务、关联交易、虚增业绩等方式骗取投资人信任。

  在前期金鹿财行被爆出兑付危机后,财新记者曾走访其合同上的公司。财新记者获得的两份合同,债务方分别是上海政惠贸易有限公司和上海宏储实业有限公司。财新记者于4月4日来到两家公司在工商注册系统登记的地址处查看,发现所在地址并没有这两家公司。

  宏储实业的注册地址是上海市青浦区练塘工业园区,其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家公司。政惠贸易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实际上是另一家公司,其门卫表示他们公司已经在这个地址11年了,就在2016年2月份有几个人驱车前往这个地址向他询问政惠公司的所在却无功而返。而网上搜索到的信息寥寥无几,留存的电话也无法拨通。

  中晋系则更是利用注册公司便利,以虚假业务、关联交易、虚增业绩等方式骗取投资人信任。

  上海警方4月6日的通报称,中晋系公司先后在上海和其他省份注册50余家子公司,控制100余家有限合伙企业,涉及虚假业务、关联交易、虚增业绩等。包括实际控制人徐勤在内的20多位高管,涉嫌非法吸储和集资诈骗已被警方控制。

  财新记者曾来到中晋系旗下多家“现代服务业”和“实业投资”企业,发现多为不见踪影的皮包公司。

  工商信息显示,上海皇佳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康爻食品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均为中晋旗下注册地址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路235号的企业。然而,该地址是一片出租工厂区,区内并无上述企业的踪影。在此工作十来年的厂区保安称,从未见过、听过中晋的这些企业入驻。他还表示,3月底时,浦东新区公安局警员也曾前来调查过关于中晋的线索。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市徐汇区沪闵路9818号。这是中晋旗下上海兆太酒店管理公司、上海淘趣玩具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的注册地址。然而,该地址之上是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的体检中心,并无上述企业的影子。

  但有熟悉公司登记流程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注册公司实际并不难,明确主营业务、法人、认缴金额等即可。通常注册公司所填的注册资金,工商局也不会进行验资,可以自行填写。

  另据财新记者了解,在上海,不同区县的招商部门都会设置一个虚拟地址供企业注册,但难以实现对每家企业的严格调查或后期监督。财新记者曾报道,此前有一家在虹口区政府批准的集中登记地注册的企业卷款携逃,而投资人通过工商资料所获得的办公室地址并不存在,在后期立案中存在诸多阻碍。

  针对这一问题,上海市政府也紧急颁布了一份文件,明确各区(县)政府要密切关注投资理财、网络借贷等风险高发重点领域,辖区主要商务楼宇、科技园区、招商中心等要明确“谁引进、谁负责”的招商原则,落实源头防控。

  在这份《本市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实施意见》中,上海市政府要求工商部门要切实加强对非法集资风险高发行业的登记管理,严格把握准入标准,重点关注企业股东背景、信用状况、经营团队、运营方案、风控措施等,做好风险评估;同时对广告咨询管理、非法集资风险专项排查等都做了更严格的规定。

  “投资金融产品一定要理解穿透原则,了解钱到底投向哪儿,是否真实存在。‘钱生钱’是不可能的。”有基金公司高层对财新记者表示。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投资人往往认为有担保公司担保的产品也可以杜绝风险,但实际上这些担保公司的增信作用并没有那么大。“且不论这些担保公司是否与平台有关联关系,即使是正规的金融公司要想真正做到规避风险也是很难的。”有担保公司高层对财新记者表示。

  他表示,首先互联网金融平台针对的标的通常非常分散,担保机构很难民对面一家一家做详细的调查;第二即使是银行如此严格的风控下也坏账率也越来越高,而互联网金融平台对接的中小企业坏账率平均值更高,风险水平更高。而一旦出事,担保公司利润本身就很有限,很难起到代为偿付的作用。

  宣传增信——背书总是必要的

  在宣传费用上,线上线下理财平台都显得极为大方。

  以最近被调查的中晋系为例,其独家冠名了上海老牌节目《相约星期六》,有电视台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一年费用为800多万元。

  除此之外,中晋还冠名了上海国际帆船赛、与东方航空达成合作协议、聘请“九球天后”潘晓婷成为 “中晋合伙人”代言人等。并在人民广场来福士、和平影都等多处设立了户外广告、霓虹灯;在沪渝高速、浦东川沙、唐镇等告诉路段设立大型双面广告。

  从去年的趋势看,上电视做广告也已成为诸多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首选。据公开资料统计,2014年开始至今有多家互联网金融平台斥巨资在央视投放广告,包括信和财富、恒昌财富、翼龙贷、金银猫、银谷财富、金信网、善林金融、中投全球、中赢金融等等。玖富旗下“悟空理财”投放了3800万到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第三季;宜信普惠、国诚金融、晋商贷登上了高铁列车。

  “宣传投入很大,基本上属于预算不上限的。一般在一两百万左右的广告费是很容易批复的。”一家出事平台的公关人员对财新记者表示。另一家出事平台公司员工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感觉公司没有什么是付不起的。”

  相较于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一掷千金,传统的基金公司则“节俭”很多。“现在的规定是专户产品不可以公开宣传,但公募产品没有要求,可以通过报纸、广播、互联网等方式宣传,但很少通过电视因为很贵,基金都是小本经营,用不起。”有基金公司高层对财新记者表示,公募基金公司每年的宣传推广费用仅在百万元级别。

  根据各家上市公司披露的旗下基金公司2015年净利润,最高的为易方达基金,但2015年也仅实现了11.9亿元净利润。相较之下,央视2016年“标王”翼龙贷光广告就重金砸下3.7亿元。

  事实上,广告原本不具备背书作用,但在诸多投资人看来,这一方面体现了平台资金实力的雄厚,另一方面是电视台或活动厂商的支持,在他们最后购买产品的决定中无疑起到了“增信”作用。

  而这些平台也深谙投资人的这一心理,除赞助节目,冠名各类活动,互联网金融平台还“积极”与各政府部门、银行等机构“合作”,不断扩大其影响同时起到新增作用。

  同样以中晋为例,根据其官方宣传材料,国太控股集团与中国建设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中国银行等都签署了银企共建协议。并多次获得银行担保授信。

  2015年6月,在上海市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委员会纪念建党94周年表彰大会上,中晋系母公司国太控股董事长陈佳菁获得“优秀党建之友”荣誉称号。8月,中晋系成员企业受邀参加第十四届中国互联网大会,成为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金融工作委员会会员单位。

  在办公地点的选择上,各家平台也均设立在寸土寸金之地。中晋系金融公司办公室都设立上海黄金地段,比如浦东陆家嘴环球中心、金茂大厦、国金中心,浦西外滩金融街、静安寺会德丰等,并且多为价格较高的高层区。

  有写字楼出租公司工作人员向财新记者介绍,目前上海环球金融中心70层价格在20元每平米每天,一般一层面积为2800平米,也就是说中晋这一办公室每个月的租金就高达150万元,而中晋资产位于陆家嘴国金中心47层租金更是高达每月205万元。

  全方位的包装下,“中晋系”向投资人展现了“雄厚”的实力。

  更早前出现兑付危机的快鹿集团也同样善于包装。参与《叶问3》项目使快鹿集团声名鹊起,但也是因为随后爆出的大量票房作假直接导致其曝光在闪光灯下并最终陷入兑付危机。

  同行对快鹿集团旗下金鹿财行的评价是:“虽然他们的门店不多,但是每一家都很大,装修也很豪华。”据财新记者了解,“快鹿系”在各类广告及品牌推广活动所用资金非常大,一位“快鹿系”高层承认,管理混乱导致推广费用过高,另外门店的扩张到后期也处在失控状态。

  对于投资人的奖励,各家平台也毫不吝啬。有与中晋同一办公楼的人士表示,经常看到不少中老年人提着油或者大米从中晋办公室走出,“常常满电梯都是拿着这些东西的投资人。”

  更早前被爆出兑付危机的大大集团会在投资者签署合同后给予客户适当的“好处”,开出的条件是投资300万元赠送一辆汽车;投资50万元则获赠70克金条,价值1万余元。

  这一类的宣传往往未有效提示风险,投资者在“无风险”及各种好处的利益诱惑前,又自动选择性忽视常识性问题。

  但据财新记者了解,由于互联网金融风险事件频发,4月中旬,专项整治工作也正式拉开了帷幕,相关企业及产品的广告将成为重点整治对象。

  财新记者从权威人士处获悉,整治广告的工作由工商总局主要负责。4月13日,工商总局等十七个部委出台有关互联网金融广告的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将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抓紧制定金融广告发布的市场准入清单,研究制定禁止发布的负面清单和已发设立的金融广告发布事前审查制度。

  这意味着,不管是高铁还是地铁公交车站牌,不管是体育赛事还是各大卫视,所有的互联网金融企业都不能随意投放广告,而将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审核和用词约束。耗资近3.7亿成为央视2016年“标王”的翼龙贷,现在就会面临尴尬境地。

  “要明确发布广告的金融及类金融机构是否具有合法合规的金融业务资格,可以从事何种具体的金融业务。”一位知情人士对财新记者透露,这将成为互联网金融广告的硬性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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