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如何杀死一份报纸

生死存亡之际,《明报》的读者和作者,可以从《南方周末》之死得到怎样的启示?

《明报》的命运,是否会跟《南方周末》一样?——本来一班记者编辑因为一股精神力量支撑着,主编换了几轮都守住了底线;但终抵不住一次又一次忠良骨干被戕害,人才四散,新闻与理想,皆名存而实亡。内地没得选,在香港读者自可罢看罢买,一纸风行随时变成一张废纸。生死存亡之际,《明报》的读者和作者,可以从《南方周末》之死得到怎样的启示?

风骨与剑气

《南方周末》发行量高达130万份的时候,正是互联网兴起的1990年代末,彼时在读大学的我,被其清爽可读的版面和栏目吸引,新经济、新文化、新生活,都呼应着当时网络初开吹向民间的清风。《南周》的报头题字由鲁迅书法字体组合而成,特立迥异于《人民日报》毛泽东的手迹,暗含风骨与剑气的报格,昭示一派新启蒙的气象格局。

吊诡的是,鲁迅跟毛泽东在历史长河的相遇,被记述在《南方周末》的一篇历史钩沉文章。当事人回忆,毛被问及倘鲁迅尚在人世,命运将会如何,他毫不客气地直白回答:要么乖乖听话,要么坐在牢里。何等霸道,何等残暴。原来红色的革命“大旗”不过是被利用的文化“棋子”而已。《南周》能刊登此等文章,可见其文化格局之大,绝不止于揭露时弊,报导真相。

用小说家、亦曾是《南周》专栏作家王小波的话说,是要建设“精神的家园”。王小波的小说和随笔,以特立独行之姿态,批判中国历尽政治浩劫后可悲的精神贫乏和无趣。可惜他在盛年早逝,这亦是当年短暂的网络开放及思想自由、民间办报一枝独秀的命数。中国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网络小阳春,以今日情势观之,简直是80年代以降的黄金时代。

2001年,笔者以网络BBS活跃分子的身份只身进京,被延揽至一家谋求市场化转型、亟需新生力量的日报工作,误打误撞开始了自己的传媒生涯。该报大胆重用网络舆论领袖,一半以上采编人员皆来自网络世界,于是一度先锋人物汇聚,创出新颖报导及评论格局。

那年刚好北京申奥成功,消息传出,一班同仁正在京城鬼街宵夜,站立狂欢人群中,评论部主事却慨叹:“好日子到头了!”甚为悲壮。果真,主办零八奥运和中国加入WTO,带来毫不费力的生意机会和大量订单,改革从此失去原动力与合法性。多年后大家见证了这一预见之精准。申奥成功后的一年,我坐着夜班火车南下广州,就职《南方周末》。

《南周》何以不姓党?

在《南周》的第一件工作,不是听训新闻理想或入职考试,而是拆看、拣选读者来信,刊登于“百姓茶坊”、“百姓记事”。两个整版,隔周刊登,由后来创办《南方人物周刊》、评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榜单的徐列创办、主持;徐列非常重视这两个版面。后来人物周刊让人肃然起敬的,由平民所写的亲人讣闻版,也是延续这份平民精神。这份工非同小可,一做三个月,于我却是特别踏实的采编训练。

《南周》虽以改革开放后第一份成功的市场化周报著称,但在中国八九后肃杀的一片萧条中,办报为民呐喊,与民同悲苦,《南周》却是在精神上,延续80年代的人道精神与自由思想的佼佼者。无论大小记者、编辑,都看重阅读与思想,历史与人文情怀,在《南周》人人珍而重之。

之后我转入评论部及社论小组,兼做思想访谈与人物访问。当年在评论版开设转摘网络舆论的“网眼”栏目,改版面名字为“众议”,都是受网络自由表达和《南周》平民精神的影响至深。

我所撰写的社评中印象尤深的一篇,题目叫《网络声音值得认真对待》,评论2003年初一篇网络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呙中校被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接见的事件。官员与网民的这一次会面,被视为广纳批评意见、重视网络言论表达的象征,几乎是中国空前绝后的公共事件,是改革前沿阵地广东省能否深入改革、思想解放的标志事件。不过,后来于幼军并未受重用,某种程度也象征着改革派的失势。

而呙中校后来与我在明报集团下属杂志《亚洲周刊》做了同事,再后来,2014年5月,他因参与编辑香港政论杂志而在深圳被捕,以非法经营罪遭起诉,至今两年仍未有判决。同年9月,曾在1990年代任新闻部主任七年,后创办21世纪经济报系的《南周》功臣沈颢被捕,不久之后,他在电视认罪,声称自己以负面报导向企业收取“保护费”,最后以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职务侵占罪,被判刑4年。

物是人非两萧瑟,却都构成历史真实的纹理,时代残忍的见证。

我并非要回忆个人传媒生涯,也无意为过往时代做总结,只想说说自己亲历的《南周》之死,来观察和应对如今香港传媒所遭遇的沉沦。以上是不得不交代的背景,否则,无从解释南方报业集团的党媒之下,为何可以出现不姓党的《南方周末》这样的异数,也难以进而比较两地迥异的媒体生态。简单说,因为关注民间疾苦的缘故,因为网络兴起带来的思想解放,才成就了《南方周末》的一纸风行。

谋杀一份报纸的品格

从2002年开始,我在《南周》工作五年。前两年,是钱钢等一批老报人刚离开、亟待整装重发的时期,这一阶段遭遇沙士(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和孙志刚事件,可谓依旧处于正常新闻阶段,虽然因揭黑报导得罪利益集团,《南周》采编部门曾被要求尽量不做外地负面报导,但不时亦会出现具爆炸性的深度调查报导,题材逐渐由社会问题转向民生和经济。这个阶段的过渡,犹如张健波交班给刘进图、姜国元,采编元气未伤,新闻理想仍在。

每年的年终特刊是重头戏,当中有时政、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长篇年度观察稿,也有向传媒同行出色报导致敬的榜单,而一年来累积的失落与无奈则在年终致辞的深情词句中尽情展露。北方报人将之视为“南周腔”,认为是卖弄感性文辞多于指出实质问题。

对这一倾向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当广东省委宣传部官员被指派担任《南周》总编之后,感性文字就越来越多只是煽情辞藻,越来越不痛不痒。

这位主编现在已经升任南方报业的社长。他就任《南周》主编的第一年,每一位记者编辑都亲自跟他交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采编工作变成了劝服工作。大家慨叹之余一厢情愿地以为,他只是屁股决定脑袋,人是厚道人,因而是可以被争取,被启蒙的。可既然是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还谈何自己的决定权,还能有什么新闻原则的追求。

“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这是《南周》创办人左方先生定下的新闻采编原则,无论面对多少次打压、撤换主编或内部人事动荡,这一立报理念始终被奉为圭臬,让《南周》在党媒天下的大染缸之中保有了相对的新闻尊严。在《南周》来了一位宣传部领导之后不久,他日日要挑战的就是这一条原则,因违反禁令或政治理由而删改词句已成平常,而更令人愕然的是增加他自己的解读和意图。这是绝不能接受的,挑战所有采编人员的基本底线。

于是正常的采编工作变成了句子保卫战,常常因为要保留一些段落或词句,或是拒绝主编的“个人创作”而与他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采编人员虽然疲惫不堪,但依然乐此不疲。有编辑保存删改的版面大样以做历史的纪录。

大家以为这是最坏的情形了,没想到在我离开《南周》后的几年里,这套审查方法被名正言顺地制度化、常规化、恒常化,增设“阅评员”专做内部的自我政治审查,直接听命于主编。2013年的“新年致辞事件”,即是采编人员集体抗议蛮横撤掉原有稿件、换上未经编辑部同意的稿子,正是最后的大决战。这一事件中有民间的声援、国际的关注,但最终都无济于事。

可以说,在2013年之后,《南方周末》几乎是被“棒杀”的。原本退无可退的新闻工作,在“报格已死”的情形下,终于决堤崩塌。《南周》之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社会防线的崩溃

杀死《南周》报格的工作并不容易,工作难度可以说是超乎想像,花费的时间甚至可谓是旷日持久。从2003年至2013年的十年期间,重大整治行动包括:调走分管领导、撤换主编、压制骨干采编人员、增设阅评员等等。其中,江艺平曾是《南周》内部长期的核心支撑力,无论她的知人善任、新闻理念,还是春风化雨的亲和力与笔触,后来虽升职仍一度分管《南周》,在她主管时期,《南周》的发展始终像有了主心骨和护身符。可惜,她最终被调离,丝毫不得插手《南周》事宜,最后准点退休,不再留任续聘。

他们最终胜利了,用严格的内部自我审查制度,杀死了记者编辑的良知和新闻行业的尊严;新闻最后的底线“不说假话”也被突破了。之后,看到《南周》直接转载官方文章,读到许多高高在上的荒唐评论,已经一点不值得惊奇了。

《南周》之死的演进,伴随互联网管制的不断渗透,由被动防范变为主动出击,网络五毛党和水军出现了,每个网站内部也都必须设置专门的审查部门。这些如今已都不是什么秘密。对比我读大学第一次读到《南方周末》时的自由网络环境,真是天差地别,传媒与网络的共生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只有在所谓“全网封杀”的时代,才能杀死一份报纸。

那么,作为一份市场化、依然追求公信力的报纸,与《南方周末》一样,在近年遭遇不断整治的《明报》,是否可能还残留一线生机?读者和作者是否应该就此离弃《明报》?对此我无法给出结论,事态的发展也难以预料。但是,无论放弃《明报》与否,《明报》同仁的抗争,应该得到全社会的支持与声援,因为,杀死一份报纸的代价,并不是只有新闻采编人员,而是由全社会一起承受。当新闻底线一再被推后,社会的防卫线其实就被一起下拉。

但愿香港的新闻前线人员可以守住自己的岗位、自己的前线。无论是来自资本或宣传系统,他们都有着同样强悍的资源与手段,如今他们甚至可以彼此共享经验。新闻自由的敌人前所未有的强大。

在新闻界奋力抵抗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为整个社会抵抗,抗衡恐惧真相、意图箝制自由的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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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新闻 标签:
  1. 不民主不統一
    2016年4月29日05:18 | #1

    習皇帝是當之無愧的人民公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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