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周刊:河南天价高速费案详解

2011年1月15日晚9时30分,“偷逃过路费368万”新闻的真正主角、潜藏多日的河南省禹州市农民时军锋,从郑州返回禹州市无梁镇祁王村老家。

  时军锋此番回家,是打算去自首。天很冷,家人用玉米芯生起一堆炉火取暖。烟雾缭绕中,时军锋与家中70岁的老母洒泪道别。临行前,在母亲的叮嘱下,大哥时银锋为其包上一床被子和一套灰色的秋衣。

  20分钟后,闻讯赶来的媒体挤满了无梁镇派出所。在摄像机、闪光灯的聚焦下,时军锋正式向警方投案自首。破晓时分,时军锋被移交给鲁山公安局干警,消失在公众视野。

  但这远不是此案的终局。一条疑涉中原高速公司、武警许昌支队的灰色军车利益链,正在逐步浮现。平顶山当地公、检、法系统,已启动对该案的重新审查。

  本刊记者调查显示,该案若进一步查处,将涉及军用车牌照管理人员和高速公路收费人员的腐败和渎职问题。而案件本身的一波三折,亦折射出民生之痛以及军车利益链的一角。

突然翻供

  2010年11月17日上午,平顶山市中级法院。42岁的禹州农民时建锋孤独地走上被告席,应对国家公诉。他的脚上只穿着一双拖鞋。原本应坐在旁听席上的时家人,此刻尚在赶往法庭的路上。辩护席也空着。时家人曾试图聘请律师,最终却在2万元的代理费前止步。

  当天的庭审中,公诉人指控时建锋犯有诈骗罪,利用两台假军车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多次偷逃高速费,金额高达368万元。令人诧异的是,时建锋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甚至当庭悔罪,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一个月后,时建锋因诈骗罪,被顶格判处法定最高刑——无期徒刑,并处罚金200万元。判决书送达后,时表示不上诉,甘愿伏法。判决随之生效。

  这是迄今为止,在河南省乃至全国对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行为的最严厉刑事判决。该案受害人、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原高速)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信息,称该案判决“打击了不法行为,对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的行为起到了强有力的威慑作用”。

  2011年1月11日,河南《大河报》以“偷逃过路费,换来无期徒刑”为题报道该案后,舆论风向为之一变,质疑声如潮水般涌来:无期徒刑是否过重?368万元通行费是怎么算出来的?

  翌日,平顶山中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该案审判长娄彦伟解释量刑时强调:时建锋诈骗的数额特别巨大,判处无期符合法律规定。而中原高速方面亦出面解释368万元的由来,称时建锋“在假牌照掩饰下有恃无恐”,严重超载又高频率通行。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疯狂地从高速公路不分昼夜、频繁严重超载运送沙石的人。”中原高速平顶山分公司(下称平顶山分公司)总经理席宗明称,如果不是利用这些伪造的证件,这种方式根本不挣钱,因为超载部分的通行费用可能比他的利润还要高很多。

  这些解释并未打消公众的疑惑,该案的蹊跷之处在1月13日得到进一步印证。当天,两批记者在鲁山县看守所见到被告人时建锋。在上午新华社记者的两个小时采访中,时建锋欲言又止,反复向记者表示:“我不是坏人!”

  采访现场,平顶山中院人士对时建锋说:“如果你有冤情,你可以翻供,司法机关会秉公处理,还你清白。”时建锋却说:“我现在翻供等于白翻供,因为在人家的地盘上,翻也翻不出去,在河南省都翻不出去。”

  当天下午,央视《今日说法》栏目再次进入看守所采访。面对镜头,时建锋一改上午的犹豫,直接翻供称:“我进来的时候,我弟弟跟我说的是让我先顶着,有人会在外面跑关系,以后会让我出去的。”在提及高速公路和收费站方面时,时建锋肯定地说,“他们里头有内鬼。”

  在时建锋被羁押的一年时间里,他对自己的“罪行”一直“供认不讳”。现在突然翻供,令平顶山政法系统“很被动”。

  1月13日晚,平顶山政法界高层连夜开会,观看时建锋翻供的采访录像。1月14日凌晨两点,平顶山中院决定,对时建锋案启动再审程序。

“军车是真的”

  一天之内,风云突变,戏剧般的天价高速费案,大幕才刚刚开启。

  2011年1月15日下午,在郑州的某个角落,关注着哥哥案情进展的39岁禹州农民时军锋,做出了去自首的决定,并在当晚付诸实施。

  在郑州市淮海路附近一家网吧,时军锋读完“天价高速费案”全部媒体报道——舆论的高度关注对他十分有利。时军锋决定直面媒体,公布所有证据,然后向警方投案。“这个事情我敢说出来,就是因为我和我哥哥,都不是主犯。”时军锋称,他们兄弟都只是一条利益链的末端,而被扣的两台“假军车”,“其实就是真的”。

  时军锋回忆:2007年底,经中间人介绍,他联系上自称是武警许昌支队车管股工作人员的李金良。李称,可以给时军锋的货车发放军车牌照,事成之后,时军锋需定期向李金良支付酬金。

  此前,时军锋有一位好友,在河南当地经营沙石生意,早年亦靠运营“军车”起家,后致身价千万。时军锋家人怀疑,此人可能就是时军锋走上经营“军车”生意之路的中介人。

  在时军锋酝酿用军牌车经营运沙生意的2007年底,各地建筑业红火,沙子等建筑材料需求旺盛。2008年春节刚过,时军锋即向山东济南的生产厂家预订两台“斯太尔”牌后八轮自卸货车,并通过亲友担保,向建设银行贷款。两车首付共计46万元,每月按揭1.6万元。

  两台应要求被喷成标准军绿色的货车,于当年4月交付使用。在离时军锋老家祁王村一公里外,公路边一家占地三亩左右的小预制板厂,亦被改造完毕,由时军锋承包30年。“时风沙场”正式开业。

  自2008年5月4日起,几乎每天,都有两辆满载着沙子的军绿色大货车,从鲁山的下汤收费站,缓缓驶上车辆稀少的郑石高速公路,行驶110.6公里后,再由长葛西收费站驶下高速,沿325省道向西北方向行驶两三公里,抵达“时风沙场”卸货。

  两辆大货车常常超载,载货量一般近四五十吨,运营极为规律:每天往返于下汤和长葛西之间的高速公路,满载而去,空车驶回。上午、下午加上夜晚,每天往返三趟。

  两辆“军车”的驾驶员均着迷彩服,持有武警部队的驾驶证、车辆行驶证、士兵证以及派车单。凭此“三证一单”,两车在收费站窗口顺利领取免费通行卡,由警军专用通道,驶上郑石高速。

  于2007年底刚建成通车的郑石高速公路(现称郑尧高速),日常行驶其间的货运车辆极少,两辆军绿色超载运送沙子的大货车行驶其上,分外惹眼。在许昌、平顶山一带颇为有名的“下汤沙”,由此源源不断地从下汤镇运送到时风沙场,再流向各个建筑工地。

  随着“军车”生意正常运转,时军锋陆续给家中添置了空调、冰箱等家用电器,给自己换了辆本田雅阁。据禹州当地人士介绍,2008年5月至2008年底的八个月里,按照每趟1000元的利润计算,时军锋赚利润在140万元左右。

  但时军锋称,他的收入并非如外界想象那般可观。为拿到两块军车牌,前期即花去近30万元。近八个月时间里,他仅赚20余万元,其余利润均被用于打点各方面关系。

  时军锋反复强调,在那条长长的军车利益链条中,他只是末端,分享最少的一杯羹。军车运营的利益,究竟流向了何方?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两台“军车”为何能够畅通无阻?

军车利益链

  决定投案自首后的那个下午,时军锋动手整理关于军车利益链条的所有文字、录音资料,并注册了一个名为“368万天价过路费”的微博账户,将部分关键证据发布。

  其中,一份揭示军车利益流向的协议,尤为引人注目。这份签订于2008年9月的协议显示,包括两名自称武警许昌支队军官的张新田和李金良,以及郑石高速公路下汤收费站的正、副站长,均能分享军车运营的利益分成。

  协议明确:为保障“军车”顺利运行,时军锋每年需向李金良和张新田支付120万元“协调关系费”,该费用需先预支24万元,剩下的96万元按每月8万元支付。此外,时军锋还要向下汤收费站正、副站长支付“月工资5000元”。

  这种合作在协议签订前早已开始。2008年4月底的一天,平顶山市郑石高速公路下汤收费站,来了三位“不速之客”。领头者着一杠三星军装,两个随从男子,其一军装,另一便装。下汤收费站副站长李占峰出面接待,领头的军人告诉李占峰,他叫李金良,供职许昌武警支队。

  在出示军官证后,李金良向李占峰提供了一份证明文件,文件称:“因我支队搞营区建设,为节约成本,土建工程由我支队承建,我支队派遣两辆斯太尔(WJ19-30056、WJ19-30055)到平顶山鲁山运输沙土,敬请协助。”证明文件的落款为武警许昌支队,时间是2008年4月26日。

  接洽完毕后,下汤收费站站长王欢、副站长李占峰两人,接受了李金良等三人的邀请,在下汤镇上共进午餐,一同饮酒并相谈甚欢。

  此后,时军锋和他的“军车”生意伙伴们,开始了一段“蜜月”般的合作。按照时军锋和李金良的协议约定:只要车辆在指定区域内,即郑石高速长葛西站至下汤收费站路段,以及长葛市辖区和禹州市辖区,均可确保无事。

  协议所言不虚。自当年9月签订协议后,时的“军车”在郑石高速上畅通无阻,即便偶尔被拦下一两次,经李金良出面交涉,马上顺利放行。在此期间,下汤收费站副站长李占峰曾两次应约赴许昌,与李金良聚餐。时建锋称,其间,他本人也与李占峰等人打过交道,彼此相安无事。

  “好日子”在2009年1月1日戛然而止。当天中午,时军锋的两台“军车”在郑石高速上行驶不到半小时,即被河南省武警总队的军检部门查扣,时向阳等两名司机亦被扣。时军锋像往常一样拨通了李金良的电话,李亲自赶来交涉,无果,两车被带回郑州接受处理。当晚,张新田亲自出马协调此事,司机被放,车仍被扣。

  按照平顶山分公司的说法,时军锋的两辆车被查并不意外。从2008年下半年起,他们就已对这两辆“军车”的真实性产生怀疑,随即逐级上报到河南省“治超办”,由其与河南省武警总队进行了协调。随即,省武警总队派出军检部门工作人员,于2009年元旦,在郑石高速下汤段,将时军锋的两台车连司机全部带走。

案发源自举报

  吊诡的是,时军锋早在2008年12月底就接到电话和短信,被告诫元旦后停止出车,以防被查。提醒短信原文为:“公司发现那辆半挂军车套牌使用了,可能要派省军事检查人员来这检查了,时间是下星期一至五,晚间。55和56估计也查。”

  “55和56”,即时军锋两辆“军车”的车牌尾号。但他并未重视这一提醒,照常通知司机出车。“军车”被查后,才多方疏通,但无功而返。

  为何原本通畅的“军车”突然被查?来自时军锋的解释是:这次意外被扣源于时任下汤收费站副站长李占峰的“贼喊捉贼”。他称,李占峰自己也入股了一台挂解放军牌照的100多吨半挂大货车,他想和时建锋一样,通过李金良获取类似的武警车辆牌照,但未获成功,李心怀不满,故举报时军锋的车。

  上述说法遭到李占峰的否认。李称,自己从未经营过货车,时军锋针对他的指控,只因他是时家兄弟“诈骗案”的举报人,他与李金良、时军锋之间并无利益输送。

  值得一提的是,李占峰向上级举报“军车”,和向公安方面举报诈骗,相隔整整半年。这半年时间里,时军锋发动所有社会关系,试图取出被扣的车辆。一位中间人告诉时军锋,要取出被扣的车辆,需要10多万元“打点”中原高速方面,此外,还需要“摆平”河南省武警总队和河南省“治超办”方面。时军锋累计花去40多万,却再也未能见到那两台军绿色“斯太尔”货车。

  2009年7月1日,李占峰代表平顶山分公司,向鲁山县公安局报案,称两辆假军车牌照的货车在郑石高速等地,骗免通行费300余万元。7月8日,鲁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对该案立案侦查。又过了半年,2009年12月18日,时风沙场“临时工”——时军锋的二哥时建锋,在沙场被鲁山县公安局干警抓捕,羁押于鲁山县看守所。时军锋则因逃债前往郑州,隐姓埋名在某单位任班车司机,月工资不足千元。

  闻讯而来的债主们,查扣了时军锋的资产。由于欠沙场附近一家加油站老板六七万元油费,加油站将沙场收走。时家的衣柜、沙发等后来添置的家具,陆续被债主们拖走抵债。至2010年开春,连挂在时家外墙上的空调亦未能幸免,被卸下运走。

  平顶山方面的政法机关对此案的查办按程序运转。但政法机构内部也认为该案疑点重重。检方审查发现:该案犯罪数额计算,只有平顶山分公司提供的数据,缺乏其他证据印证。此外,卷宗中没有关于李金良的相关资料,检方认为应继续侦查,查明李金良的身份和在该案的作用。

  此后,该案案卷被检方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最后,检方认为,“不能排除还存在共同犯罪的可能性,但现有证据已能够证实时建锋参与了犯罪事实”,遂对其“先行起诉”。

  2010年11月17日,平顶山中院公开审理此案。时家人于当天上午才收到平顶山中院的开庭通知,立即乘车赶往平顶山。抵达法院时,已近中午1点,庭审已结束。家属们买了些衣物送往鲁山县看守所,悻悻离去。

重审尚不是终局

  事实上,由于对该案拿捏不准,经请示河南省高级法院,平顶山中院曾对该案延期审理一月,方才下达判决。时建锋被判无期徒刑,舆论哗然。

  1月16日下午,河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田立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平顶山中院在审理时建锋诈骗一案时,存在“审查不细、把握不严”等问题:时建锋是否参与犯罪,是否与他人共同犯罪,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均存在事实不清的问题。

  该院副院长孙振民也提到,军车牌照、士兵证等证件,以及向收费站出示的车辆通行手续,均来源不清,时建锋用他人身份证购买车辆的原因也未查清。由此,平顶山中院自院长以下到具体承办法官,均得到不同程度的追责。

  同日,平顶山市检察院召开检察长会议,决定对时建锋案撤回起诉,退回鲁山县公安局补充侦查。继法院系统问责后,平顶山市检方亦承认,该案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均存在失误和瑕疵,该院将向有关办案人员问责。

  对于舆论热议的“内鬼”一说,中原高速平顶山分公司方面表示,该公司已展开初查,目前“尚未发现”有员工涉及时军锋的军车生意。1月17日,河南省武警总队有关工作人员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该单位目前已在调查关于张新田、李金良两人的情况。

  截至目前,惟一对此案保持缄默的是平顶山市警方。2010年1月17日,本刊记者赴平顶山市公安局采访,欲了解时建锋一案最初的侦办过程。该局以案件正在侦办期间为由,拒绝了采访。此前,外界曾怀疑警方的立案与侦查,源于高速公路方面的压力,此一情节,目前尚无法获求证。

  长达一年半时间里,时建锋案悄然走完了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全部程序,又在媒体和舆论聚焦之下,历经翻供、自首、法院重审、检方撤诉、公安重新侦查等种种戏剧性变化,回到原点。

  法院方面称,该案何日开庭重审,尚无时间表。惟一可以确定的是,若重返法庭,时建锋将不再是一个人。但除已经自首的时军锋,是否还会包括围绕“军车利益链”的其他各色人等,则不得而知。

  平顶山当地一位阎姓律师已接受时家属委托,将在下一次庭审中,出庭为时建锋辩护。时家大哥时银锋这样向媒体表达对未来的预期:“相信法律的公正,相信媒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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