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帝国的选择题

其实我和仙人兄说的本后有几层意思。几层意思都是在说,目的是什么。我分层来说说吧。这些层就是我最近文字经常涉及的组织、架构、系统和法则。我们前面涉及的话题都是组织。而如何解决组织的问题,我想对管理有所了解的都会最终从企业的制度来调整组织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这个制度你可以看成我这个话题里涉及的架构。而架构之上的系统是什么。对应中央国企这个共和国长子就是这个央企的运营模式。而什么是法则,就是央企运营的大前提与基本指导思想。

而对应到国家层面的组织,架构,系统和法则。回到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从什么大前提(法则),来安排国家政策的基本方针。进而根据基本的国政,改组国家系统,再进一步到各个主管部门这个架构,最后才是作为基础执行者的组织——央企和各级国企。而如果进一步探讨税收在其中的作用。我和仙人讨论的与担心的话题就不难理解了。

税收不仅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工具,更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通过税收在市场经济的时代调整社会资源的分配。

总结上面的话就是,什么样的内外环境——》什么样的基本国策——》什么样的各级政府职能——》社会具体各个组织的运行方式。如果说这样还难理解,我直接点说。建国三十年,国政的大前提就是国家安全与独立,在一切服务随时可能面对的外来侵略战备经济。这个时期,民生尤其是服务于国民基本生活的投入少,服务于战备经济投入多。甚至直接点说就是,压缩前者服务后者。而邓公的改革三十年,启动的大前提就是世界大战至少20年里打不起来,要抓住战略机遇发展民生。所以,一面裁军,一面把对于战备经济倾斜的各种资源释放到民间。这在短期里迅速改善了民生。但是,到冷战已结束。中国既无力对抗美国霸权,又无力迅速转回战备经济状态。所以,在邓公南巡之后走出了更大胆的重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路的经济体质改革。这样的改革说明白点就是,一个国家各级组织按照各自的权力大小权力层层寻租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各级权力部门动用的资源之一,就是他们在社会上征收的各种直接与间接的税收。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很难厘清。这个税收最终服务于国家还是服务于利益集体或者具体某个人。对于这样的乱状或者说不清,国家在08危机前的基本态度就是,只要这些资本与资源最终始终在国内运转。迟早有利于个国家和民族。有利于社会。或者说有益于社会组织与每个人。所以,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个乱状和例子说明各种问题。也会有很多人举出更多的三十年来社会改善的有力证据。在这样的争论中,如果说我们过去赖以发展的大环境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争论最多也就是个闲聊的话题。或者说这样见仁见智的话题我是不怎么会参与的,因为这只是个人价值观的选择。为什么现在我想说我担心。因为我们改革以来赖以发展的这个战略机遇期发生了本质变化。我吃完早饭回来说,我会说的具体点。联系现在的在论坛上谁的中国的问题。说为什么我尊重他的个人价值选择,却反对他极力赞同的某种倾向。

如果说,我们改革的战略机遇期,来自于20年里世界大战不会爆发这个前提。那么更直接点说,我们改革开放赢得的利益循环实际来自70年代末英美主导的全球资本自由化所带来的机遇。这个机遇我插一句的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相互投资占他们直接投资80%的情况下还能维持长达30多年的市场繁荣。这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发达国家通过源源不断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给世界带来了理论上无穷尽的信用资本。这些信用资本你可以把他们看作是泡沫,但是这些泡沫到了我们手上换来了我们赖以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各种物资与资源。同时也利用美国霸权主导的下的资本全球化也就是资本无国界这个大原则下的世界产业链条下的这个系统的漏洞,一步步从产业链条末端一步步向上侵蚀。如今已经到了发达国家不能不重视的地步。不管你从什么角度看这个,08危机之后。强调资本无疆界的激进全球华时代的终结,随之而来的是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崛起。并且,各国垄断利益集团借助极右翼势力鼓噪民族主义情绪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在危机中受冲击。(实际点说就是反对他们虚弱的时候外来资本“廉价”收购)这样的势头已经越来越明显,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本次胡总访问之中会在联合公告中重点提在WTO框架内云云。那很直接的说是出于对于,在WTO新谈判陷入困境之后,各国迅速以FTA逐渐绕开与规避WTO框架而针对的。不管我们怎么看待这些,过去那种跟在大国的脚印后面埋头发展迅速做大蛋糕的时代过去了。人家美其名曰: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世界大国的责任。

回到前面提及谁的中国的问题。这里很实际的说,就是在过去能不断迅速做大蛋糕之下的各种矛盾与利益在冲突中最终都能顾全大局埋头挣钱的时代结束后。既得利益在危机之后的实际表现已经说明,要他们现在顾全所谓大局从组织的角度为架构和系统的现状多支付代价实际是不可能的了。进而说,他们试图在自己权限内继续做大蛋糕的速度,一旦超过了我们做大蛋糕整体的速度,那么这样的即得利益做大蛋糕肯定要从别人的蛋糕中切下来划到自己的份子里。这个份子划分的方式,各种利益团体势必是从改革以来形成的层层权力再寻租的优势中获取。而这样的或许,是不可避免要通过各种直接与间接税收的手段来实现的。而前文说到的,地方政府在燃油税通过后,把很多已经收回成本并超过法定收费条件规定的公路及桥梁继续维持原来收费这样的现象。就是我前面说道的从别人蛋糕里划出来的典型例子。或者说在改革中形成的既有分配体系这样的事情难以避免。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多数人都会意识到现在的分配与再分配方式已经束缚了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如果说生产力这个话太空,我不妨借用我朋友的话来解释:在海外做投资的朋友在去年回国参加金融会议的时候这样担心的对我说。他家族中很多人即使把生意做到了世界范围内份额最大(国家定义中高新技术商品而且是国家产业规划的重点产品之一),也不愿意继续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因为,他在2007年在海南投资的地皮,到2010年收益近30倍。并且因为这个经历,他收缩的资本都拿出来投资内地的大酒店。(实际就是借造酒店的名义圈地)这样的事例起码在我朋友圈子里不是孤例。这里也是西西河很多人自诩的那种代表资本的自由与意志。而我前面给仙人回复的一句话:今年货币政策的前提是,土地问题与之前货币政策没有关系,这里实际的博弈,就是我前面说的层层权力寻租的结果,或者说博弈中的共议。

但是,我们自己扪心自问。这样的共议,这样的没有关系即使在理论上是成立的。那也意味着,我们现在的体制里,对飞奔的楼市股市以及物价实际是一个漠视的态度。而我在给仙人的另一个回复里点一下的——维稳开支超过了军费。意思就是,这样的状态显然是非常态的。但是这仅仅是个开始,或者说为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一些问题不去面对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在现在还在默许甚至是放纵。说白了,还是回到层层权力寻租的话题更容易解释——换届在即。权力寻租的重新安排即将开始,上上下下都在求稳定。但是求稳定是我们普通人都希望的,那为什么又会出现谁的中国这样的争论。这里我的解释就是政改。因为法则或者外部环境出现变化改变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前提的基本前提出现变化后。怎么调整系统就是政改,而政改最终出击的架构与组织的改变,就是对分蛋糕的方式方法的改变。改变既然不可避免,但是什么时间改变,与怎么改变吗,则是争论与税收话题背后最实际的博弈与较量。

这样的博弈与较量首先是来自基本判断的,既形成于改革三十年来的基本利益分配要不要改也就是要不要再分配。这个争论在西西河曾经以江浙模式或者代工模式以及小而松散的小出口加工企业能否继续成为我们国家和出口的主力表现过。随着危机后,这样的争论,从经济转型,到经济转型必须体质转型最后以政改为定论。在我看来,这个就是系统运转的大前提变化后,系统、架构乃至组织不能不应对的必然转变。这个如果你不能主动应对,那么职能被动的去应对。这样的被动,既有全球气候大会相关协议传回国内后,各个业界就蛋糕切割的一片哗然。也有,象尼日尔政变后,上台军政府公然对中国提出要修改前政府与中国签署的所有合同的蛮横。没办法,既然冷战红利结束了。很多事情的变化,即使我们不情愿,但是主动权始终不在我们手里。这个世界游戏规则变化,不是我们说不变就不变的。

然而在我们国内对应这个的判断,即使以政改来宣誓变与不变的选择。但是怎么变带来的更多的问题就是,如何变什么时候变,哪里先变哪里后变。这里实际就是谁先切掉自己的部门满足调整后的需要。眼下这些还是在微妙的平衡下形成的为了稳定不惜代价的漠然。但是,实际在此时。各种能参与利益的博弈都在走最短的直线实现短期利益的最大化。目的只是在改变的博弈开幕前最大的积蓄自己的力量。简单点说,现在什么超过军费的开支,是微妙平衡下的无奈,并不是各方维持的最后选择。这样的平衡,是以一些老人的离开为结束信号的。直接点说,现在不惜一切代价的平衡是有时间限制的。

而在这个时候各派力量,为了自己的主张释放出的各种信号。就包括J20带来的后续效应。直接点说,我能说的最容易被西西河大众理解的解读就是。未来的财政倾斜,是面包黄油多一点还是飞机大炮多一点。实际点说,征税的本质,是实权各个派系宁肯加速冬天的到来为短期实力的增加而博弈也不愿意为缓和社会问题矛盾的冲突而支付所谓额外的代价。而说到这里,我实际在为激增的税收做一种倾向性解释。简单点说,现在的增加,很大程度是为后面各派博弈而做的储蓄。很多数普通人没有多少实际利益关系。这个就是我和仙人担心的。

为什么担心,我和仙人的讨论我这样说过。我去年被劝去看美国六十年代福利社会改革的资料。并分析相关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美国在转型期间社会矛盾不断激增。到1992年,美国社会各种暴利事件与案件增加到1400万起。(这个数字来自尼克松文选。)当时要我分析的是,美国流失年代福利社会转型的利弊。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和现实相关的细节,不外呼大量廉租房建设的影响,以及正在开始的医改尝试的加拿大模式。以及,在转型中怎么处理与分析社会内卷化的问题。(内卷化实际就是陈经表述的阶层固定)

在直接点说,现在分歧的两头。主要在,我们转型是要继续邓公时代所谓的韬光养晦,让一个上层利益分配固定,并代代传承的社会定型,并接受处于食物链上游国家盘剥勉强维持表面现状。(陈经判定的印度好,就是社会再多问题哪怕国家三分之二是游击队,经济继续增长,股票好地产好就是好模式是包含在别人反对的他的中国之中的)另外一种,主张是把社会利益再分配过程中比以往给普通人更多的利益来补偿改革三十年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亏欠。以此赢得社会稳定和多数离不开的人的拥护。这样的拥护,对应的是对于自己在世界利益分配中更强硬的措施与手段。对应的就是帝国主义式的扩张。而这样的扩张背后是一种不好的前景。很多人把我们帝国的未来建立在中华文明的理性与中庸上。这个在我看来是无稽之谈。这也是马前卒等人反对陈经的祖国文字中我认为的实际意思。(不过我个人以为这个是误中副车,陈经不主张一个民族主义外皮扩张与穷兵黩武的中国,在我看来他更倾向于一个顺从或者忍耐国际现状的印度前景的中国)不管那种前途,我文字的表述委婉的方式,要么多数人成为干电池,要么成为炮灰。当然,世界文明发展到现在。我们还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但是无论什么选择,很快我们就知道答案了。无论好坏我们都无从选择不是么。这个就是我说的,在这此之前无论什么结果。我们不妨自己放松下,每个人有选择自己相信什么的权力。这个是我给仙人的话。而现在普通人做相关应对,实际有点晚了,这个是我说他们有自己自得其乐的权力另一层意思——既然无法选也有点来不及,何苦争。

(全文完)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分类: 新闻, 政治 标签: ,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评论.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 trackbacks 和 pingb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