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如何抗拒自己被体制化的

作者: 叶宇婷

曾经因为没有完成交警罚款任务,领导要扣钱,一级警司吴幼明写下《交警为什么都热爱罚款》实名披露到网上,引发轰动。这是十年前的事情,谁也没想到,吴幼明又突然成了‌‌“网红‌‌”。今年5月,人大硕士雷洋死亡事件后,吴幼明回忆当年‌‌“抓嫖‌‌”的文章被广泛转载,他也接受采访再度回忆当年的从警经历。

一级警司吴幼明的所作所为被人称作‌‌“体制里的行为艺术‌‌”,他将体制内的潜规则公布到网上,每一步都尝试去触碰底线,他说自己要去试一下体制的弹性在哪里。

最终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吴幼明被辞退了。响应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反映公安截访问题的提案,写了《基层民警向两会进一言:政府行为中应该禁止截访行为》一文。‌‌“两会‌‌”结束当天,他就接到了辞退通知。吴幼明知道自己是碰到底线了。

不过,这已是9年前的事了。2007年3月,吴幼明接到辞退通知,原因是所办民刊《水沫》被认定为非法刊物,而这本文学杂志曾在当地被当作正面典型广泛宣传过。被辞退后15天,吴幼明跟妻子周丽从湖北黄石到北京宋庄,过上了‌‌“无所事事‌‌”的艺术家日子,远离了体制。

谁也没想到,吴幼明又突然成了‌‌“网红‌‌”。今年5月,人大硕士雷洋死亡事件后,吴幼明回忆当年‌‌“抓嫖‌‌”的文章被广泛转载,他也接受采访再度回忆当年的从警经历。

吴幼明被辞退后,自费印刷了25万字的《从警十三年》非虚构叙事著作,回忆了自己做城管、巡警、民警、交警的职业生涯,里面记录了他‌‌“抓嫖‌‌”‌‌“刑讯逼供‌‌”的经历,以及他个人的反思,每一篇都直指公安的弊病。出版社觉得内容特别好,但都怕风险不敢出版。雷洋死亡事件后,不断有人加他微信要求买书,书很快卖完,需要再版。

媒体人石扉客在其个人公号透露,他曾给《从警十三年》写序《维稳年代的警队纪实,文艺警察的沐火记忆》,想发在一个专栏上,但被编辑压了下来,后来发到个人公号上,不久公号被封了。

近些年,不断有人从体制内离开,但始终没有人向吴幼明一样实名记录下曾经的经历,尤其是警察。

吴幼明从1994年参警,到2007年被辞退,他自称这是一个不断自我觉醒的过程,也是一个抗拒环境对自己体制化的过程。

20岁出头的吴幼明特别盲从,参警是父亲的意愿,觉得公务员福利好。入职后,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领导打电话要见一个黑社会头子,对方拒绝了,后来这人被强制抓了,吴幼明拿着警棍劈头盖脸地打。也曾因为‌‌“抓嫖‌‌”罚款罚得多成为了‌‌“骨干‌‌”。

转折发生在1996年,吴幼明跟人在湖北师范学院合开了‌‌“水沫书屋‌‌”,在校园里贴宣传海报,在80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后,校园成为了敏感地带。吴幼明被认为‌‌“政治上不成熟‌‌”,工作被调离。4年后,他办了文学刊物《水沫》,给文化圈、艺术圈的名人寄杂志,结识了不少名人,他们让吴幼明在权利意识上开始觉醒。

在被调到交警队后,吴幼明开始不愿意完成罚款任务,他认为‌‌“这是对弱者的剥夺‌‌”。他们在会上通知过哪些车牌号不能开罚单,即便开了最后也会找到支队长签字作废,有能力的人罚不了,罚的都是无权无势的人。

不服扣钱,吴幼明问领导要收据,准备找上级部门投诉,国家明确禁止给交警下达罚款任务。吴幼明试图在体制内部解决问题,但最终他发现根本解决不了。吴幼明开始在网上写文章,披露体制内的弊端,网友给他发短信、打电话表示支持,在体制外,吴幼明获得了支持。

吴幼明说自己的同事们在体制内都很分裂,有几个同事‌‌“疯了‌‌”,只是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情况下慢慢妥协了,‌‌“离开体制需要勇气‌‌”。

吴幼明在抗拒环境对自己体制化的过程中反而获得了勇气。父母曾担心吴幼明太过书生气,离开安稳的体制无法生存。被辞退后,母亲抱着吴幼明大哭一场。吴幼明和妻子到宋庄时曾协定,3年内如果没有收入来源,花光积蓄就回老家。没多久,一位南京的交警买了他们的第一幅画,在宋庄的日子这样一过就是9年。[page]

被扣钱向领导索要发票

记者:最近因为雷洋案,你又火了一把。

吴幼明:很多微信公众号转发我以前写的帖子,很多人把这些转给我,很多都是我不认识的人。

记者:有个公号提到了你写自费印刷的《从警十三年》,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吴幼明:2005年底2006年初开始写的。我写了两万字以后,开始在天涯实名连载,但在天涯发了不长时间,他们就把我的帖子锁了,不能跟帖。我第一篇写的《黑社会的逃兵》,写的做城管时的事。

写这本书有一些契机,我在交警队时,领导定的有罚款任务,我完不成他要扣我的百分考勤。百分考勤说是奖金也行,说补助也行,是对交警工作量的一个考核。当时规定的罚款是每月九千块,完不成就按比例扣。

刚开始扣的时候我也没找他,扣了半年,领导觉得扣钱对我没有反应,我影响了大队罚款任务的积极性,他觉得对我没有办法了,把我调到交管科,这相当于调进了机关,是个肥缺,普通民警可能向领导行贿个四五万也进不了交管科。

进交管科都得有背景或者有实力的人,领导把我调过去在交警队引起了轰动,有人投诉我说,他每个月在路面罚款好几万,吴幼明不罚款居然进了交管科,太不公平了这个世界。领导不可能把我安排在交管科办公室,因为这里会有人行贿送礼,把我安排去做路面设施管理,每天带着一帮工人出去,他们刷斑马线,我在旁边维护交通秩序就行了,很清闲。别人觉得自己种瓜得豆,而我是种豆得瓜了,这影响了整个交警队的生态平衡。

关键在于,我去了交管科没有对领导感激涕零,相反去找我们大队长说,你看半年时间扣了我800多块,你应该把这个钱还给我,不还也可以,给我一张收据,我要去投诉你。领导很无语,见了我就跑,我也不是追着领导跑的人,我就给政治处写行政复议的法律文书,要求他们告诉我是什么事,不能回避我。支队长、政委、政治处主任、纪委书记统统在办公室围着我说,怎么不应该啊。

我们交管科科长私下跟我说,800多块钱算个屁,让我现在去开张吃喝的发票,给我报销。我当然不同意,说一码事是一码事。他们没有处理这个事的经验,也没有见过我这样的人,他们习惯了利用潜规则去解决。如果把钱退给我,那所有人都可以不完成罚款任务了,体制的奖惩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当时整个公安局都是非常不规范的,经常突然宣布因为某个敏感事件我们要放弃休假,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剥夺我们休息的权利,事后也没有补休或者奖金,香港的警察都有休息的权利,我们领导还振振有词,说警察不受劳动法保护,去告没有用,劳动仲裁部门不会受理。这种时候我偏偏要提出质疑。

记者:你的这种行事方式跟性格有关系吗?或者为什么会跟体制内的人行事不一样?

吴幼明:我刚参警是20岁,很盲从,领导叫我朝东我必须朝东,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阅读、结交人、办杂志,会了解各种思想,别的人的生活方式在不断冲击你,你会反过头来看,做一个走狗是彻底没有个人意志的。2005年我都31岁了,古人说三十而立,得有自己的方向、独立思考和自己的生活了,如果再像20岁的小孩一样是不能原谅自己的。

‌‌“有人说他哥是检察院的,我就拿警棍狂打‌‌”

记者:你身边的同事跟你一样吗?

吴幼明:他们是分裂的,他们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高兴,不愿意做一个罚款机,也会有很多抱怨,但是他们会想到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去挑战这个体制。挑战这个体制的结局就是你会死得很惨,会丢饭碗,他们会缺乏这个勇气。体制内觉得自己有能力的人会辞职,你看辞职的人多了。

辞职的人那么多,但没有一个人去写职业生涯,因为体制内有太多的潜规则,即便愿意离开那个地,他们也觉得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可能就会受到体制的报复。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必须得按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如果想说什么东西,永远不让你说,你可能放弃了作为一个人的责任。当然这个责任是自我对自我的要求,人家可以放弃,可以觉得上班领导让我干嘛就干嘛,下班打打麻将、喝喝酒,也是挺好的一个事。

体制对人有巨大的伤害,我书里写了有4个同事成了精神病人,有个是我巡警队的同事,当时没疯,到交警队时疯了,另一个到派出所疯了,跟领导说去了趟九华山想出家当和尚,喝了酒从5楼跳下去没死,后来给办了病退。

体制内的人很容易爆发,我有个体制内的朋友,在派出所时说民警对他态度很差,你对我耍流氓,我也对你们耍流氓,等你们下班了等着什么的,结果民警上来就打,小宇宙爆发了一样。当时我也是这样的,我抓吸毒的,有人说他哥是检察院的,你给我等着,我就拿警棍狂打。当时我带队,见我都打了,旁边联防队员能不打吗,劈头盖脸的,混乱中我都挨了一警棍。‌‌“抓嫖‌‌”时有任务,嫖客不承认就直接用手铐吊起来,懒得跟你废话,然后用电击。

记者:你反抗体制的勇气来自哪里?

吴幼明:我的阅读和思考让我去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我不想做一个太分裂的人,我已经意识到不能天天活在这种无聊的生活里,去接受领导的罚款任务,而这个罚款也是非常不公平的行为,比如说有背景的人你罚不了,你给他开了罚单,回头领导一签字就作废了,有钱有势的人闯红灯跟没闯一样,黄石前一百号的车是免于交警处罚的,这是我们内部的潜规则,罚得都是公交司机、货车司机,底层那些无权无势的人,这种做法在我看来,完全属于权力对于底层的一种剥削。罚款是全世界通用的有效管理手段,不能否认罚款的意义,但要有一个公平的执法环境,到了中国就变成了凌弱的东西,强权永远不受约束。

我1999年调到交警,到了2003年开始特别反感这种东西,觉得太没有意义了。当时思想觉醒了但还没有开始行动,已经开始消极怠工了,对罚款不积极。

记者:你的行为有效果吗?

吴幼明:还是有效的,好过不提出来。我们整个大队有50多人,每个月罚款只有28万,太少了,别的大队30多个人,每月能罚80、90万,这个体制是靠罚款运行的。我领导不敢扣我的钱,也不敢扣其他同事的钱,所有同事都很高兴,他们也不想罚款,因为你罚人家别人会骂你。[page]

体制内有非常多的随意性

记者:罚款交警有提成吗?

吴幼明:1999年我刚调到交警队的时候没有提成,后来换了一个领导他就给提成,鼓励你多罚,开始给10%,一个人一个月罚5万块,他能拿5千块,太高了,就给5%。后来管理越来越规范,就不给提成了,不给提成交警就没有罚款积极性。

记者:罚款需要上缴国家吗?

吴幼明:理论上需要,但实际上我们的财务制度是,财政局跟交警队分成,具体比例我不知道,交警队留了很大一部分归自己用。有一年财政局就想让交警队把所有罚款上缴,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再打报告,那样公款旅游吃喝就走不了这条路,结果领导为了对抗财政局,弄了一个人性化执法,违章不罚款,写了一个通知单,让保证以后不违法。理论上这个通知单给你相当于罚你,但实际上没有上网,有人拿一百张单子也不会罚款。

财政局每个月20号都会核实交警队的罚款,连以前的1%都不到,结果不到半年,财政局又恢复了罚钱按比例分。

行政太随意了,随意到什么程度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书里写的,当时摩托车驾驶人不戴头盔,国家规定罚5块,对交警来说,5块钱没有什么意义,领导就直接把罚款变成200,按什么重大交通安全隐患的名义罚,还让别人写检讨,哪一条法律规定违章驾驶员必须写检讨?

体制内有非常非常多的随意性,利用彼此的信息不对称,体制内有好多的创造,比如我在巡警队‌‌“抓嫖‌‌”,当时‌‌“嫖娼‌‌”规定罚款5千块,我们就直接跟那个男的说你交一万,让那个小姐给你写个5千块的借条。你不给可以,不给就拘留15天,你去那里讲理去。90年代的法律不像现在,又没有网络,也没有那么多媒体。那时公安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比如我看你不顺眼,直接可以把你带到派出所,直接写一个审批,某某某最近出手阔绰,老在餐馆吃饭,又没有合法收入来源,怀疑有盗窃嫌疑,所长签字就可以把人关进去。

当时有一个人被民警关进去了,然后民警把案件放在抽屉里忘记了。看守所的人今天这个被提审,明天那个被提审,这个人跟常青树一样呆在看守所里不走,关了十几个月也没有人问他,后来有人问这个民警,他翻抽屉才发现人是他送进去的,为什么送进去忘了。

那时候我们跟人吵架,对方再啰嗦两句直接关进去,先关上个月再说。本地有个黑社会,跟我们所长关系很好,所里过年没有钱,领导给他打电话,送点钱来发工资,这都是潜规则。后来我们新调了一个指导员,我也是新调去的,指导员给黑社会头头打电话,让他去派出所一趟,这人觉得跟所长熟悉,说没时间去。我们领导一听,直接去拷了起来,拖着就走,拿警棍一顿暴打。

记者:你20多岁的时候还做过业务骨干,这是表明你曾积极去融入体制吗?

吴幼明:在巡警队时还不算积极,调到肖铺乡派出所后也不积极,到了老下陆派出所就比较积极了。

老下陆派出所民警和领导发生了矛盾,他们觉得领导一个月定4、5千块的罚款任务太高了,完不成,直接按兵不动,说就不罚款,要扣钱就扣,总不能把所有钱都扣光。领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从别的派出所抽调3个人过去,把鲶鱼放在沙丁鱼里搅动,我们新去的不知情,有罚款任务就得想办法完成,我一完成了就成了业务骨干。真是在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当了骨干。

记者:你把给黄石市公安局长的信放在网上后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吴幼明:我没想过发到网上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响,一时间帖遍了所有网站。第二天领导找我谈话了,很荒诞,他们都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帖子,连帖子都没看,他们关心的是我说的是不是当时的工作,我说不是,是关于交警的。当时领导也不知道我发了什么,他不上网,只是上面领导让他找我谈话,他就奉命找我谈话,一听是关于交警的事,就很高兴,一下子放松了。

大家都认为我会有麻烦,但其实一点麻烦都没有,媒体采访我时都大吃一惊,怎么可能一点麻烦都没有。大概因为我在帖子里写的那些事大家都没法否认,所以整个黄石公安局都是沉默的。

记者:这件事鼓舞了你继续在网上发帖?

吴幼明:对,大家的转帖支持让我产生了想法,原来体制是那么的不透明,我写那么一点东西就能引发那么大的关注,那我是不是有义务继续向大家公开政府的行为,去为推动体制的透明尽自己的力量。我开始在天涯上写连载文章,一个月后就被封帖了。那时我也停了,不是说不让我连载我马上换个地方,我觉得再等等。过了一段时间我写了户口问题。

‌‌“体制可以不敞开,但我要给你敞开‌‌”

记者:你在不断试探这个体制底线的时候,想过后果吗?

吴幼明:我做好了被辞退的准备。如果连辞退都没有想过,只能用二百五来形容了,但具体什么时候被辞退我肯定不知道。这么发展下去,肯定被辞退,因为格格不入了。

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有意愿主动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了,不对体制有什么留恋,爱咋地就咋地,要辞退就辞退吧。人不一定要把自己束缚在一个单位里面,束缚在一个工作里面,可以做一些创造性的东西,或者也可以无所事事,就是消磨光阴,可能会贫穷一点,但你的身心可以达到别的程度的自由。自由是很昂贵的,需要付出代价,我愿意付出砸饭碗的代价,不想成为一个圈里养的猪,或者农民养的鸡,趁着年轻,还有活力的时候去看看外面美好的世界。

2000年办杂志的时候这种意识就开始觉醒了,办杂志过程中需要寻找稿件,接触各种人,与不同人聊天,不同的价值观冲击着我,不同的生活方式冲击着我,人是可以体验多种形式的生活形式,就是不要在公安局这种高度压制、半军事化的单位做非常反人类的事。

我试图在体制内实现我个人的言论自由,我不能瞎说,瞎说没有意义,我说要让这个体制变得透明,需要把我做了什么全部告诉你,包括警察打人骂我没有道德优势,我是从一个怎么样的人逐渐觉醒。我觉得你(体制)可以不敞开,但是我要给你敞开,你怎么对我,那是你的事。

记者:所以有人把你的行为称为‌‌“体制内的行为艺术‌‌”。

吴幼明:德国艺术家博伊斯说过,人都是艺术家,社会是我们共同的雕塑。

记者:你觉得个人有能力跟体制博弈吗?

吴幼明:不可为而为之。其实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不可能改变体制,但是所有人都在说自己无能为力时,是不是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我为什么不能现身说法?我得去试那个底线在哪里,弹性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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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汤润芝
    2016年5月27日22:56 | #1

    致敬!如果有微信公众号,想给他捐款。

  2. Mobile Guest
    2016年5月28日03:54 | #2

    不作恶是底线

  3. 匿名
    2016年5月28日12:58 | #3

    希姆莱:“你会变成一个纳粹,否则我们打爆你的头。”

    戈培尔:“要么你成为我们的一员,日耳曼民族的一部分,要么你就不存在。”

  4. Mobile Guest
    2016年5月28日15:10 | #4

    向吴幼明先生致敬!很想看看《从警十三年》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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