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人如何巴结权要:“万般皆下品,只有奉承高“

澎湃新闻

朱元璋夺得天下后,就开始着手建立与新王朝相适应的尊卑体系,这不仅表现于权力与财产的重新分配,他还要求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出尊卑等级的秩序。什么人可以穿什么样的衣服,袖子可以有多长他要管;酒杯能用玉的、金的、银的还是瓷的,他有规定;什么级别的人能住几间房,大门的颜色如何,门环是什么样的兽形,他也有条例明确划分。郎瑛的《七修类稿》还介绍说,朱元璋甚至连世间书信往来的格式也要过问。他规定,写信给尊长者,一律用“端肃奉书”,回信是“端肃奉复”;平辈交往是“奉书”与“奉复”;尊长者对下,则是“书寄”与“书答”,他还禁止使用“顿首再拜”、“百拜”之类阿谀而不实的套语。叶梦珠在《阅世编》中也说,当时只有对尊长者才可以使用卑谦的自称,如“侍生”、“晚生”之类,而且使用时也有区别。如果自己比对方迟中进士三科至六科,则应自称“侍生”,若迟了七科以上,才可以自称“晚生”。

可是自嘉靖朝以后,社会风气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原先官员之间的互相称呼还比较简单,这时有些人为了对高级官僚溜须拍马,会面时便以“某某翁”相称。现已不清楚首创之功该归于谁,但听的人感到很受用却可确定无疑。最初,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员才能享受到被人称“翁”的待遇,但不久后此风又逐渐下延,人们想巴结某个官员时,便恭维地以“翁”相称,根本不去考虑他的官位等级。由于每个官员多少都有点权势,总是有人前来奉承,因此到了最后,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被称作“翁”了。王世贞的《觚不觚录》叙及这种风气时斥之为“诌谈闻冗,流秽人目”,可他的气愤又怎能抵挡风气的蔓延?王应奎《柳南随笔》提及的情况与此相类:原先只有九卿、翰林与外任司道以上的官员才能被称为“老爷”,由于和上面同样的原因,“老爷”逐渐成了所有官员的代称之一,至于知府、知县等地方官,因为他们直接掌握当地百姓的命运,因此更被人尊奉为“太老爷”。

这时,原先迟七科以上才可以自称“晚生”的规定也被搞乱了。何良俊是嘉靖年间的名士,在士林间颇有声望,但他仕途蹭蹬,官位不显,老大年龄了还只是南京翰林院的孔目,他的上司却要年轻得多。元旦时,大家照例要给上司投送名刺表示祝贺新年,可是何良俊的名刺却被退回,原因是他的落款未署“晚生”,上司认为此人对自己不尊重。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里愤愤不平地记载了此事:“岂有白头一老儒,向新进小生处称‘晚生’耶?”不过他转念一想,“既在仕途,不宜得罪于当事者”,于是只好再重送署“晚生”的名刺。其实,何良俊的委屈与愤怒大可不必,周围早已是不管新进、后进、年长、年幼地都自称晚生,他想按旧例行事反倒成了怪物。后来,就连张居正也向太监冯保自称晚生哩!论年龄,张居正要大十八岁,论地位,他是内阁首辅,位极人臣,连万历小皇帝都是他的学生,可是面对冯保,却还是得摆出卑谦的模样,因为冯保正任司礼监掌印太监,他不仅操纵宫中大小事务,还提督京营与东厂。更重要的是,按当时的政治制度,皇帝批阅文件或颁布圣旨,都由内阁先写好底稿,即“票拟”之权在内阁,但能否正式生效,还得有皇帝的书面意见,这叫“批红”。明代的皇帝经常让司礼监的太监代行权力,万历皇帝年幼,“批红”之权便在冯保手中。张居正要把持朝政,要推行一条鞭法,都必须得到冯保的支持,为了达到笼络的目的,对冯保自称“晚生”又有何妨?那时期宦官得势,许多官员与之交往时不得不忍受退让。有次一太监问某官员何时中的进士,知道年份后那太监高兴地说,我就是那年净身入宫的,咱俩原来是“同年”。在封建时代,同一年登第者才可称同年,如今太监竟将何等荣耀的金榜题名与净身入宫等而视之,那位官员的愤怒可想而知,同时他又知道太监得罪不起,于是只好硬着头皮认下这位“年兄”。

为了巴结权要,人们翻寻出最奉承的称呼,相应地,在交往中需要自称时,却又尽量贬抑自己,竭力拉开两种称谓间的距离,以此表示自己的恭敬。这风气也蔓延到民间。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写到,施复原是勉强糊口度日的织户,后来他发财了,周围的邻居便认为再叫他的本名已不相宜,“里中遂庆个号儿叫做施润泽”,“施复”二字再也无人提起。在该书另一则故事里,张权原是被人瞧不起的木匠,等他发财开了大布店,家事“日盛一日”后,世人对他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见张权恁般热闹,把张木匠三字不提,都称为张仰亭。” 冯梦龙在另一部小说集《古今小说》中提及此类事时,还将大家熟悉的古诗改了两个字:“万般皆下品,只有奉承高。”

古人于本名之外另有字与号是常有的事,但一般都是风雅的文人才以别号相称,这几乎是士人的专利。明末的商品经济大潮搅乱了原有的尊卑秩序,于是便有了诸如施复、张权发了财,人们就不呼本名而只称雅号的事例。到后来,人们感到有个雅号到底可显得身价不凡,于是市井细民也都纷纷给自己取个别号了,大家相互以号相称,好不风雅。这股风很快蔓延开,冯梦龙《醒世恒言》说,“苏州风俗,不论大家小家,都有个外号,彼此相称”,如宋敦叫做“宋玉峰”之类。顾起元《客座赘语》说,南京在嘉靖末年时,雅号已普及到“奴仆、舆隶、俳犹,无不有之”。山东的《博平县志》甚至说,那儿已是“别号下延于乞丐”。至于江西,祝允明《枝山前闻》有个小故事足以说明那儿的情状:某强盗受审时对云:“守愚不敢。”知县大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问了左右的胥役,方才知道“守愚”原来是这个强盗的号,他大吃一惊:“强盗也有号吗?”市井细民文学功底有限,取号也只是相互模仿,全没个意蕴讲究,祝允明就曾讥笑他们的庸浅与狂怪:“兰、桂、泉、石之类,此据彼占”,“兄山则弟必水,伯松则仲叔必竹梅”,有的甚至是“父此物,则子孙引此物于不已”。他得出的结论是“狠琐之人,何必妄自标榜”。

有些人也知道自己取不出什么雅号,便设法去请文人代劳,能请到名士代拟则更佳。褚人获《坚瓠集》戊集记载,苏州有个开铁铺的人因巧于经营而发了家,从此在乡里挺胸腆肚、趾高气扬,还不让人提起他过去的打铁生涯。发家后自然要取个号,他自恃有钱,竟去请杨循吉为自己代劳。杨循吉是著名的清高孤介之士,他不愿与昏庸贪鄙的官员为伍,三十一岁时就辞去礼部主事一职回乡。人们都以为杨循吉会断然拒绝那位暴发户的请求,谁知他却是欣然命笔,赠以“酉斋”二字。暴发户庆幸有名士题号,他也不管是何含义,便制成匾额挂在屋前。看到的人都弄不明白是什么意义,后来有人实在忍不住便去问杨循吉。杨循吉笑着说:“此人忌讳提他过去是打铁出身,我就取个号让大家都不忘记。那个‘酉’字,竖看是打铁用的铁墩,而横看不正是个烧火的风箱吗?”钱泳《履园丛话》中也有则类似的故事:太仓东门有个姓王的人原是皮匠,他发家后成了一方巨富,并造起高楼请吴伟业取号题匾,得到了“阑玻楼”三字。人们都以为这必有深奥的出典,谁知吴伟业笑着说:“此无他意,不过道其实,东门王皮匠耳。”这则故事同样讽刺得很巧妙,但钱泳关于发生的年代与事主却是误载。其实,明人浮白斋主人早在《雅谑》中就记叙了此事,万历末冯梦龙所编的《古今谭概》又作了转录,因此故事发生的年代并不是清初,而是商贾势力暴长的明代中后叶。文人几乎是本能地厌恶那些浑身散发着铜臭气的暴发户,对他们类似侵犯专利式也要取号极为反感,但所能做的,也只是宣泄一下胸中近乎恶毒的快感,但对原有的尊卑秩序被尊崇金钱与权势的风尚搅得七零八落,实是只能徒唤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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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黎明在望
    2016年5月31日09:54 | #1

    今人就不那么麻烦,直接喊大叫麻就是了,因为“狠琐之人,何必妄自标榜”。

  2. xxx
    2016年5月31日11:09 | #2

    如今各阶层的共匪官僚们还不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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