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无法抢救出境的学术大师们,文革期间一个不剩!

1948年底,国民党输掉大陆已成定局,只好布局退守台湾。国民政府发出训令:“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础,而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求生存、图发展’的目的”。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和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要人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争抢胡适

  由于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影响巨大,共产党方面也加紧了对他的统战工作。早些时候已弃教职出走清华园,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吴晗,指派嫡系找到胡适密谈,劝他留在北大,不要跟着国民党。

  胡适回答:“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并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共高层没有放弃,改为直接向胡适喊话。据时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回忆,“我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撞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夜里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着国民党逃跑。”

  1948年12月14日,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并派专机迎接。胡适临行前,派人劝好友、辅仁大学校长、与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师陈垣同机飞南京,陈垣不从。不但陈垣不从,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这一拒绝让胡适夫妇大为吃惊。

  1941年,胡思杜投奔在美国当大使的父亲胡适进入美国学校读书,1948年回国,成为北图的一名职员。据胡适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回忆说:“当时胡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什么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因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只好随其自便了。(此节内容摘自《南渡北归》一书)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结局

  被誉为南开大学之父的张伯苓没有被忘记。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在重庆的张去台湾或美国,费用不用操心。张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表示谢绝。实际上是周恩来早就托人传来话,要他不要走。张伯苓是周恩来的恩师。1950年5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张伯苓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到北京。

  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机舱座位都被空闲着。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

  蒋介石为“抢救”学人费尽心机。据资料统计,因此,在国民政府1948年3月选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内的81名院士中,有59位选择留下来,只有22位选择了“南去”,其中10人去了台湾,其余远走美欧等国,令蒋介石大失所望。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大陆学人对“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1947年1月,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正欢,《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庆祝了创刊9周年,也无人阻拦,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号角,民主喉舌”。《新华日报》,1939年创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针对允许其自由办报的国民党政府,该报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坚持不懈地骂了近十年,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一起推翻国民党,甚至公开号召国民党军队站出来对政府反戈一击。

留守大陆学人的结局

  那么那些留在大陆的学人们,等待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只摘录部分留在大陆知识分子的结局。

 一代大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要“口头交代”,他说“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香断。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大师吴宓:1966年“文革”中,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戴白纸高帽游街示众,接受造反派的打骂与侮辱。其间,大量日记、文稿、藏书遭到洗劫。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他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陈梦家:新月派诗人,后专心于史学,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曾任教于西南联大、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1951年经历思想改造运动,遭猛烈抨击,1957年被划为右派,是史学界五大右派之一,妻子被批判至精神分裂。文革初遭残酷批斗,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1966年9月3日自缢,年仅55岁。巫宁坤教授曾回忆,1951年,燕京大学被撤前不久的一天,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突然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淡淡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王荣瑸: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失。

漫画大师丰子恺:1975年9月15日,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

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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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
    2016年6月2日10:03 | #1

    知识分子们永远都是这么一股酸气,还好今天全民都识字了,让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酸儒再也没办法回复他们的优越感了

    • 匿名
      2016年6月3日19:34 | #2

      此人引导舆论,即使不是五毛也有做五毛的潜质,好好努力领个五毛证光宗耀祖

  2. 匿名
    2016年6月2日10:12 | #3

    人的选择都会有后果,但愿不愿意接受现实是另一回事,光靠学识达不到这一点。然而就算不想面对,现实还是要朝你碾过来。

    五毛狗也好,共匪也罢,今天的境况与它们害过的人类似。

  3. 匿名
    2016年6月2日10:29 | #4

    多数的所谓学人都是明珠暗投
    他们所学的知识真是值得怀疑

  4. 匿名
    2016年6月2日10:32 | #5

    他们一辈子所学都不如从他们日后付出的代价中学到的多

  5. 匿名
    2016年6月2日10:51 | #6

    那个时候共党还没有撕下伪装,在当时的背景,环境下相信一把,还说的过去.
    问题在于70年过去了,这个土地上的生物却依然一天天的退化

  6. 匿名
    2016年6月2日10:59 | #7

    匿名 :
    知识分子们永远都是这么一股酸气,还好今天全民都识字了,让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酸儒再也没办法回复他们的优越感了

    您这话说得也够酸的。

  7. 匿名
    2016年6月2日11:07 | #8

    这篇好文阿
    些知识分子都脑残了
    把共产主义这祸害当作宝 , 死的不冤

  8. 匿名
    2016年6月2日11:46 | #9

    说这种话的,还是人吗? @匿名

  9. 匿名
    2016年6月2日11:47 | #10

    “匿名 :
    知识分子们永远都是这么一股酸气,还好今天全民都识字了,让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酸儒再也没办法回复他们的优越感了 ”

    说这种话的,还是人吗?

  10. 匿名
    2016年6月2日12:00 | #11

    匿名 :
    知识分子们永远都是这么一股酸气,还好今天全民都识字了,让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酸儒再也没办法回复他们的优越感了

    你这口气和当年的红卫兵毫无区别啊!
    完全就是像是祖上三辈子贫农破落户终于有了机会、见了天。

  11. 独眼石人
    2016年6月2日12:08 | #12

    他一直想入共产党,到了1957年,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认为贡献的机会来了,就积极主动的给他所在的院部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没想到这只是“引蛇出洞”,一昔风去突变,他被打成了“右派”。他终于承受不了打击,在1957年9月21日,这一天夜晚,绝望中他上吊自杀了。
    留下一封遗书给胡思孟,满纸辛酸:“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引胡思孟口述)

    ——自己死了还要别人“为社会主义立点功”!这个民族遭受的一切都是罪有应得

  12. 匿名
    2016年6月2日12:38 | #13

    #11楼不必激动,呵呵呵呵。到死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犯了个错误的人太多,这都要气的话,还真气不过来。相当程度上,世界就是由这种群体推动的。

    以股票市场为例,不仅仅是中国的股市,在全世界的股市上,一旦发现价格走向不合自己意,就一定要坚持到市场“纠正”的类型,他们在市场上总人数中的占比永远超过99.99%。总之自己永远没错,错的是别人,是市场,是整个世界……作为一个靠他们的坚持才轻轻松松一直享受着人生的人,咱对他们表示理解与同情。因为要首先承认自己犯错,承担自己的责任,那真的是太难太难太难了。想当年,我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到,那时候我极度紧张,想的全是:“万一错了怎么办?要拉着家里所有人跳楼的!”每天晚上我会醒多少次,自己也数不清楚。天天走路像在梦游,自己都觉得自己非进精神病院不可了。然而迈过那道坎后,到现在为止,再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影响我睡眠的事情和人存在了。

    现在想来,就那么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一件事:承认现实,承认自己,然后在承认的基础上思考,决定行动方向。你错还是会错,但错得更少,错得更小,在错误上停留的时间更短,就算同样只活七十岁,你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也得以延长。

    以为自己永远没错,错的绝对是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的人,连自己是个会犯错的人都没勇气承认。这样的结果就是错得更多,错得更大,错得更久,看看中共这个模范吧。那些永不觉得自己是个会犯错的人的家伙们,请扪心自问,不是人的东西在人类社会能活得好吗?

  13. 匿名
    2016年6月2日13:43 | #14

    不是搞史的,就是弄文的,过世的,在世的,海归的,土生的,这样的”大师“到底之于国家的进步都有什么贡献?!100多年来,为何这社会的德行与体制还在原地踏步!

  14. 匿名
    2016年6月2日13:52 | #15

    国统,军统杀了多少知识分子?

    洗什么地啊?

  15. 匿名
    2016年6月2日13:58 | #16

    @匿名
    国统,军统杀了多少知识分子?
    洗什么地啊?

    你的五毛蛆逻辑总结一下就是:因为毛泽东饿死整死几千万中国人,所以东条英机纪念堂应该在南京落地,还应该大日本皇军怀旧旅游项目多赚点外汇。

    弱智之所以弱智,就在于它们以为:往粪坑旁边多對几座粪山,粪坑就变成米仓了。

  16. 匿名
    2016年6月2日14:18 | #17

    匿名 :
    不是搞史的,就是弄文的,过世的,在世的,海归的,土生的,这样的”大师“到底之于国家的进步都有什么贡献?!100多年来,为何这社会的德行与体制还在原地踏步!

    社会成员普遍尊重智识,是一个社会走向开放和进步的前提要件。
    而中国,正是因为你这样无知又狂妄的人太多。所以这个社会一直在原地踏步,甚至后退轮回。

  17. 匿名
    2016年6月2日14:41 | #18

    @匿名

    可能您不认识字,我再贴一遍内容帮您认一下,还不认识的话那就是脑子的毛病了,再投胎吧。

    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18. 匿名
    2016年6月2日15:14 | #19

    在西方生活久一点的人会观察到,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等,都倾心于平等、均贫富等乌托邦理念,倾向大政府、高福利的社会主义。美国的大学老师中(尤其是文科),90%以上注册为民主党;主要媒体的编辑记者,只有20%注册为共和党。

    犹太人的知识分子比例高,自然左倾的就多。这不是犹太人的问题,绝不是那个种族的问题,而是整体知识分子的问题。知识分子天生就有三个倾向∶

    第一是脱离大众,脱离中产阶级的commonsense(常识),倾向于精英主义,醉心于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热衷于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整全化思维”。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中把这种“整全化”(整体主义,历史主义,本质主义)等斥为“威胁开放社会的伪科学”。

    哈耶克在“知识分子和社会至上主义”中更具体说∶“与那些旨在一点一滴地渐进现存秩序的更实际的认识和考虑相比,思辨全盘重建社会的方案,更合乎知识分子的口味。”“出于自己的本性,知识分子向来就不关心技术性细节或现实的困难,能够令他动心的,就是广阔的前景┅┅”这种“乌托邦倾向”就是不顾现实,不管真实,不计常识,只相信脑中憧憬的虚幻的美丽。结果就是实实在在的灾难。

    第二个是倾向扮演为劳苦大众请命的救世主角色,于是自然就倾向均贫富、要平等,所谓代表穷人、代表被压迫者讲话。

    要为穷人争“平等”是知识分子的特征,也是重要的奋斗目标。但人和人的能力、性情、气质都不一样,可谓千差万别,怎麽可能千篇一律地像“机器人”那样整齐划一而“平等”呢?在这些前提都不平等的情况下,财富怎麽可能均等呢?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违背人类本性,违背常识逻辑,违背社会真实。但一代代的知识分子,就是要追求这个乌托邦。结果,强求平等(尤其是财富平等)的结果,一定造成社会上很多人的财产(它是权利的直接体现)被剥夺,最后整个社会朝向极权主义。

    要平等,就要有个“群体”决定财富谁多谁少,怎样才是平等;然后还要由这个“群体”重新分配财产。这个过程不仅会官僚横行、效率低下,更重要的是,一定会形成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即主宰“均分财产”的特权阶层——不仅剥夺了个体的自由,更人为地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

    “平等”与“自由”哪个价值为先,哪个更为重要,这是左、右派的主要分歧点。

    把“平等”视为最高价值,必然导致反对、甚至仇视资本主义,因为以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为核心特征(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定会带来贫富差距。所以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知识分子往往激烈反对资本主义。

    上述哈耶克著作中有专节“犹太人的反资本主义心态”探讨这个问题,据他的观察,“过去一百年来,犹太人一直是反对资本主义精神状态的大本营。从马克思到托洛斯基,到马尔库塞,汗牛充栋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文献,大都出自犹太人之手。在所有国家的左翼激进政党中,包括俄国的共产党,以及目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左翼激进政党,在组建/领导政党的人士中,犹太人的比例总是异乎寻常地高┅┅”哈耶克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犹太人先天有倾心左派的心态”。实质是,文化人先天有倾心左派的心态。

    第三个是很多知识分子热衷“政治正确”。即倾向显摆自己高尚、占据道德高地,尤其体现在所谓“保护弱势群体”上。知识人的文明意识固然可贵,但是,知识人同时又是最虚荣的一个群体,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表现”自己是“品德高尚的、关心弱势群体的人”比真正去“改变”弱者的生存状态更感兴趣。表现欲导致了虚伪,虚伪就是虚假,虚假就是欺骗。

    在人类数不清的欺骗行为中,最高段数是“伪善”。伪善带来的罪恶和灾难超出了一切其他的欺骗。我甚至认为∶伪善是万恶之最!

    由于知识分子是最虚荣的一个群体,所以这个群体中伪善者最多;而犹太人中知识分子比例最高,所以犹太人中出的伪善者也最多。结论∶犹太人的左倾问题,实质上是知识分子的问题,从更本质上来说,是整体人类的问题。

    《圣经》说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且不谈是否信仰上帝,《圣经》是犹太人的历史则无可置疑,所以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这麽看,犹太人以其在哲学、思想领域的领先探讨,在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代表著advanced(超前的、先进的)人类。在当代社会,随著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教育越来越普及,导致文化人越来越多。这本应该是非常好的事,但整体人类中文化人/知识分子越多,社会就越朝向犹太人群体的方向。这是整个西方越来越迈向大政府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原因。

    而要遏止并扭转这个灾难的方向,首先要靠右翼知识分子去跟左派拼思想/意识形态的阵地。只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才有可能扭转世界往左转的趋势。而在这个阵地上,冲著最前面的、最有影响力、最主导右翼思想风潮的,也是犹太人——

    最早(在德国、奥地利等西方国家刚开始往社会主义方向迈步的时候)、最清晰明确痛批社会主义、强烈捍卫资本主义、被视为当代市场经济理论鼻祖的米塞斯是犹太人;他的学生哈耶克有犹太血缘;捍卫开放社会的波普尔是犹太人;最直接影响了当代美国经济并向美国大众普及了自由经济理论的弗里德曼等等,都是犹太人。更不要说,在美国大众中最有影响力,最强调个体权利,最提倡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资本主义价值的哲学家、小说家安兰德(Ayn Rand)也是犹太人。

    当今美国知名的保守派政论刊物《评论》(Commentary)就是犹太人办的,不仅反映右翼保守派的观点,而且属于最坚定、最清晰的一类右派。颇有影响力的《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也是犹太人办的。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右翼政治评论家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港译柯翰默) 也是犹太人。当然,他们在犹太人中绝对属于少数,就像右翼知识分子在人类整体知识分子中绝对属于少数一样。

    所以,无论犹太人中有多少左派,无论犹太人身上有多少毛病,它们都只是人类(尤其知识分子)的一个集中缩影而已。毫无疑问,反犹,反对犹太这个种族是绝对错误的。以种族和血缘来划分人类,是最落后、最动物化的原始部落观点,它不仅错误,也是非常愚蠢的,更对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没有一丝一毫正向意义。

    中俄民族都变态地崇拜农民的粗鄙性格和痞子做派,尤其是俄国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

    中共一向以“农民党”自居,把农民讴歌为纯朴善良的典型,毛泽东的名言“最干净的还是贫下中农,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要干净多了。”他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更是把农民的胡来说成是“好的很”。

    在俄国,别林斯基的战友中,赫尔岑是最独特的一位,他曾重视个体自由,察觉到“巴牲玳酗@种地道的非人的性质”,俄国知识分子是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但晚年的赫尔岑仍回到斯拉夫主义。

    在俄国出生、后在英国任教的以赛亚.伯林在其《俄国思想家》一书中说,“在俄国,赫尔岑几乎单枪匹马创造了有系统地鼓动革命的传统和意识形态,他是革命运动的先驱。”编辑了该书、并写了导论的英国学者艾莉.凯利(Aileen Kelly)则说,赫尔岑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和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

    赫尔岑这句对俄国农民的歌颂,典型地代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无论革新派还是复古派)的整体倾向∶对农民的盲目崇拜,把俄国农民视为最纯正、最敦厚、最原始(没被现代意识和西方文化“污染”)的拯救俄罗斯的力量,甚至吹捧成世界的救星(挽救“腐朽没落”的西方文明)。正是这种对俄国农民的民粹主义的高歌,为后来列宁高举均贫富大旗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所以后来列宁在“纪念赫尔岑”的专文中赞美说,赫尔岑“在俄国革命的准备期起了伟大作用,具有真正的历史地位。”并承认,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太多得益于民粹主义。因为前者的群体主义,为后者的极权主义奠定了基础。

    俄国知识分子中的复古派,对别林斯基等左翼极为反感。托尔斯泰把他们称为“方向错误,智力薄弱,而妄图大成之流”;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说,“赫尔岑的想法和生活模式,几乎一无是处”。

    但复古派开出的药方,却是俄罗斯至上的斯拉夫主义,认为只有俄国的东正教才能拯救西方的没落文明。在普希金铜像落成典礼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致辞说,普希金代表俄国的民族特征、俄国灵魂、俄国人最有能力实现人类一体的理想;斥责西方资本主义是“压榨”,西方的自然科学不足取,西方社会根基脆弱,崩溃在即;只有俄罗斯才是最伟大的,“灵魂圆融、精神统一、活力清新”,才能拯救世界。这种种族主义论调,跟后来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最优秀、德国才能拯救世界,没有本质不同。

    索尔仁尼琴是“最邪门的魔鬼”

    当时俄国的这两大派知识分子,互相敌视,但根本点却很一致,不仅都崇拜农民,认为俄罗斯至上,视平等高于一切,同时都反对西方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甚至拒绝议会制民主,向往社会主义,要建成以农民为代表的强大俄罗斯,以拯救世界。

    即使后来亲身体验共产暴政的索尔仁尼琴也完全是这种思路。索氏写出《古拉格群岛》揭露共产铁幕,并坚定反共。但他开出的药方,仍是万变不离斯拉夫、俄罗斯至上。这位狂热的东正教徒在1973年《致苏共领导人信》中,痛斥美国民主是“荒唐胡闹”,西方科技是“罪恶之源”,流行音乐是“污水”,西方文明“陷入绝境”;提出俄国应该“实行比共产主义更为民主的专制政治”。

    同样在俄国出生,后到美国的知名哲学家、畅销书作家安兰德(Ayn Rand)痛斥说,索尔仁尼琴“反西方,诋毁西方文明,他是古老的沙文主义回响——斯拉夫主义。”索尔仁尼琴想要的,“是用东正教取代马克思主义,把俄国拉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状态”。“索尔仁尼琴是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者”,“从意识形态角度,他比苏联的当政者还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邪门的那种公开魔鬼”,“是个人主义和理性的最大敌人”。

    但即使对索氏如此怒斥,1982年去世的安兰德,也不会想像到,一生致力反共、批判斯大林暴政的索尔仁尼琴,晚年(1994)回到俄国后,竟写小说歌颂斯大林是“伟人”,因为那个独裁者曾建立“使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与西方抗衡的“强大俄国”。

    中国应不计代价,避免俄国覆辙

    以安兰德在《致新知识分子》中的分类,别林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都是误人子弟、伤人害命的“巫医”。别林斯基虽然在中国大名鼎鼎,但在西方,按以赛亚伯林的说法,别氏“默默无闻”。不要说对别林斯基,对那个时代的整体俄国知识分子,西方都“乏人留意”。伯林认为,因为俄国知识分子没有向世界提供什么价值。只有总结人类教训时,才会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群魔》。安兰德甚至对她的出生地痛斥到如此地步∶“俄国是一个偶然的文明污水坑(Russia is an accidental cesspool of civilization)。”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想要强国,甚至超美,其根本之路,应是借鉴英美式的重视个人、保护个体权利的思想价值和经验,也就是信奉古典自由主义,以“个体主义”价值为核心!而最不应该的是效仿斯拉夫至上式的民族主义、群体主义、甚至东正教专制的所谓“俄罗斯道路”。正如艾琳.凯利在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导论“复杂的慧见”中所说,“俄国如有任何有益世界的教训,那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免其覆辙”。

  19. 匿名
    2016年6月2日15:16 | #20

    只能说自作自受,为恶魔做贡献就要有这样的下场。

  20. 匿名
    2016年6月2日15:50 | #21

    匿名 :
    只能说自作自受,为恶魔做贡献就要有这样的下场。

    说话要考虑到历史背景,
    共产党的邪恶面目是一点一点的张开的。
    这一种制度性的邪恶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当时大部分的这些知识分子都只看到他积极、温情的一面。恐怕没有人想到要主动为虎作伥。

  21. Mobile Guest
    2016年6月2日07:53 | #22

    陈寅恪说“我如在死囚牢中”,当今依然!

  22. 匿名
    2016年6月2日16:05 | #23

    夹边沟的尸骨,养了一大批的野狗。不信你看,这些野狗的残渣余孽,现在都跑到在这里撒野了。

  23. xxx
    2016年6月2日16:33 | #24

    胡适有远见,坚决离开大陆,于是以后的日子就活得滋润。那些拒不离开大陆的学者就惨了。
    “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这句话太经典了,胡适不愧为高瞻远瞩之人。

  24. 匿名
    2016年6月2日16:55 | #25

    @匿名

    就这样毛粪还觉得原子弹是腊肉的功劳,其实没有华夏五千年第一汉奸毛腊肉,原子弹只会更早地被造出来。——deng9

  25. 匿名
    2016年6月2日17:27 | #26

    这些文章的人能把智商秀的再彻底点吗!

  26. 匿名
    2016年6月2日17:40 | #27

    匿名 :
    @匿名
    就这样毛粪还觉得原子弹是腊肉的功劳,其实没有华夏五千年第一汉奸毛腊肉,原子弹只会更早地被造出来。——deng9

    宁愿饿死人也要搞原子弹,所以的确是腊肉的功劳!~
    朝鲜现在不也是!~

    只是原子弹将来用在什么地方就难说了!~
    毕竟是解放军是党卫军!~保护党的政权的!~
    所以朝鲜可以用勒索中国,韩国,日本!~
    而中国呢?
    个人认为砸在中国人头上比砸在外国土地的机会大多了!~

  27. 匿名
    2016年6月2日19:16 | #28

    第一, 忘记哪个牛人说道, 不要羡慕民国范儿。 好多大知识人大学者脑子不清楚,飞蛾扑火似的从欧美回国”报效祖国”, 爱国当然好,可是自己和家人落得死无葬身之地, 还谈啥个发挥专长,贡献祖国? 自己留国外倒是替祖国保护了人才, 也可以钻研学问。

    第二, 大家不要忘记坏事也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人干的, 打人,虐杀,折磨, 甚至食用人肉人内脏的, 是那一大波40后50 后, 人家少说有几十万人,才能弄死几百万人, 人家都 没受刑事处罚, 好多还都活的好好的。 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 在小区里跳广敞舞,肯德基里插队, 在公关交通工具上 要人让座, 不让? 就抽你嘴巴, 或一屁股坐女孩子大腿上撒泼放刁。 80 90 后还真不是对手呢, 人家天天盼望文革重来, 老大妈们想去你家搬空东西, 老头们 想边虐待爆打你女朋友边睡她们。

  28. 匿名
    2016年6月2日22:56 | #29

    学富五车,但是不能对社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何用?或者真的学富五车吗?

  29. Mobile Guest
    2016年6月2日15:59 | #30

    學文的離開的多,學理的離開的少。 學文不著相,看的透。 學理看不透,容易被利用。 多學文,多學問。

  30. 匿名
    2016年6月3日02:38 | #31

    @匿名
    蠢的跟猪一样。毫不奇怪,天朝屁民被洗脑太深。以前都重视知识,可是毛把知识分子定义为臭老九,彻底打翻,许多文盲以为自己也能当主人了。后来的半路出家的许多伪知识分子根本不能称为知识分子,只不过读了几本烂书而已。天朝需要三十年后,等毛时代的那批50-70后全部死光才有希望。

  31. 匿名
    2016年6月3日02:40 | #32

    匿名 :
    知识分子们永远都是这么一股酸气,还好今天全民都识字了,让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酸儒再也没办法回复他们的优越感了

    蠢的跟猪一样。毫不奇怪,天朝屁民被洗脑太深。以前都重视知识,可是毛把知识分子定义为臭老九,彻底打翻,许多文盲以为自己也能当主人了。后来的半路出家的许多伪知识分子根本不能称为知识分子,只不过读了几本烂书而已。天朝需要三十年后,等毛时代的那批50-70后全部死光才有希望。

  32. 匿名
    2016年6月3日06:40 | #33

    有知识无智慧,无生活智慧
    大多数的理工科的都是有这个问题

  33. 匿名
    2016年6月3日08:50 | #34

    金正恩也是80后,80后更狡猾

  34. 匿名
    2016年6月3日14:45 | #35

    所有五毛和毛粪们,老子爆草你们全家年轻女性,老子要把你们家女人一个一个日死,劳资送你们这些蠢猪们下地狱去陪你们的毛贼东主子。

  35. 匿名
    2016年6月3日15:08 | #36

    匿名 :
    所有五毛和毛粪们,老子爆草你们全家年轻女性,老子要把你们家女人一个一个日死,劳资送你们这些蠢猪们下地狱去陪你们的毛贼东主子。

    哈哈, 楼上的要是能把“年轻”两字去掉,我就更加刮目相看了~~

  36. 匿名
    2016年6月4日19:03 | #37

    就算是自杀,也得先喊声社会主义万岁,毛煮稀万岁,才能死!~
    不然就算是自绝于人民,还活着的亲友都得受连累!~

  37. 汤润芝
    2016年6月5日17:15 | #38

    汤飞凡
    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是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中国人。他对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胜利后两次重建中国最早的生物制品机构——中央防疫处,并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抗生素生产研究机构和第一个实验动物饲养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主持组建了中国最早的生物制品质量管理机构——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

    1958年9月30日在北京自尽。

    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被称为“衣原体之父”。
    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由于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IOAT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
    希望能够得到他的通讯地址,以便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
    可是IOAT不知道,他们预备推荐申报诺贝尔奖的学者,被以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早已不在人世了。今天国际上最权威的微 生物学教科书Bacterial infections of humans: epidemiology and control ( Alfred S. Evans, Philip S. Brachman 编著),病理学教科书 Robbins and Corton Pathologic Basis of Disease, Professional Edition, 8th ed (Kumar 等编著),任何关于衣原体的综述,都写到 Dr. Tang, 一个必须写在世界医学史上的中国人。

  38. 汤润芝
    2016年6月5日17:19 | #39

    匿名 :
    不是搞史的,就是弄文的,过世的,在世的,海归的,土生的,这样的”大师“到底之于国家的进步都有什么贡献?!100多年来,为何这社会的德行与体制还在原地踏步!

    长大你的眼睛,看下里面有没有理科专家。这只是九牛一毛,还有很多理科科学家。
    另外,不要轻视文科,中国就是因为轻视了文科,导致法律、民主、社会科学一直落后,一直是个专制国家。

  39. 不要理无毛,那是分散注意力
    2016年6月13日16:44 | #40

    美国人来了,美国更多面包更多自由,苏联人来了,俄国更多面包更少自由,至于中国人,无论什么人来了永远没面包,也没自由。

  40. 匿名
    2016年6月22日09:46 | #41

    独眼石人 :
    他一直想入共产党,到了1957年,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认为贡献的机会来了,就积极主动的给他所在的院部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没想到这只是“引蛇出洞”,一昔风去突变,他被打成了“右派”。他终于承受不了打击,在1957年9月21日,这一天夜晚,绝望中他上吊自杀了。
    留下一封遗书给胡思孟,满纸辛酸:“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引胡思孟口述)
    ——自己死了还要别人“为社会主义立点功”!这个民族遭受的一切都是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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