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记忆——忆1958年“反右斗争”中的父亲王卓如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王小豫 王小鲁

  清明之际,再次整理父亲的遗物,竟发现了一份未曾注意过的文件。“王卓如的申诉书”几个字赫然纸上。文件的落款日期是1962年5月5日,距今已有49个年头。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变得愈发鲜活起来。

父亲的“右派罪行”

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自1955年起,父亲作为常务副省长兼计委主任,主持山东省经济工作。1958年,因反对冒进浮夸,开罪于山东省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反党集团首领”,开除党籍、下放劳动。这是继1957年社会上的反右运动之后,在党内开展的反右运动,叫做“整风补课”,或称“反右补课”。

  许多年来,我们的家庭和个人命运一直随父亲曲折经历而沉浮,可是,作为子女,却并不清楚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具体“罪状”。春之时节,万物生发,阳光和煦,读到的内容却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1957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440亿斤的冒进指标(此前的最高产量是275亿斤)。父亲认为办不到。当时山东农业仍是靠天吃饭,即使经过五年努力,变平年为丰年,至多也只能达到400亿斤。这一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今天查看历史统计,就在打倒了“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随后又打倒了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在“大跃进”高歌猛进的几年中,山东省粮食产量却连年大幅度下降,到1960年降到了166亿斤,竟低于1949年的水平。再加上大规模虚报产量导致的高征购和大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把农民的口粮折腾光了,造成了空前惨重的大饥荒。

  父亲的另一罪状是,他认为“不能将合作社的优越性估计过高,不能什么都交给社办,应当量力而为”,否则“很可能会超越他们的负担能力”。他还在会议上批评了农村销售没有安排好、宣传工作片面、计划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等,导致农村减产减收,引起群众不满,使一些人对合作化的优越性发生怀疑。这些讲话被断章取义改编,在省委的反右材料中变成“王卓如……恶毒地污蔑‘一切恶果都是合作化带来的灾难’”。

  1954年,由于国营商业发展过快,发生了大量挤垮私商的现象,山东也有十几万私商破产。父亲根据当时中央的决定,安排国营商业暂停扩张,让出一部分营业空间,以维持这十几万私商的生活。父亲在1957年还批评过“对市场、对农民限制过多过死”,他说:“不开放自由市场,独家经营,没有竞争者,不会服务得好,……有了竞争,就可以促进国营商业改善经营。”这些事在1958年被翻出来,定罪为“对资本家生活、利润备加关心,颂扬自由竞争、赞扬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仇视国营商业……”。

  在一次会议上,父亲在讲干部民主作风时说:“谁是真理就服从谁”,“人不是天生就是领导”,“关于这个问题倒应该向美国学习,……大选时你没有选上,你就是公民”。这在反右时定性为“极力赞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公开主张要向美国的民主学习”。

  以上种种,成为定性父亲“反对合作化”、反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罪证。

  1958年,一个省计委负责人背着父亲和其他省政府领导,私自整了省计委另一负责人郭士毅的材料,要把他打成右派。在处理此案时,父亲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召开计委党组扩大会议核对事实,进行讨论。会上,只有少数人认为郭是右派,不少人不同意。父亲将这些情况报告了省委,认为根据现有材料,不能证明郭是右派。

  匪夷所思的是,郭本人还未被定成右派,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就在大会上公开指责父亲“包庇右派分子郭士毅”,组织对父亲展开斗争。此后,罪名步步升级,父亲成了“右派反党集团首领”,郭则成了他的“反党集团成员”。

  父亲的罪状还有很多。例如,省委主要领导为提高产量要求农民大种地瓜,父亲指出,有些地方不适宜种地瓜,强迫农民种了,反而导致减产。而且当时全省已经年人均160斤地瓜干,非农业人口不可能吃这么多地瓜,不宜再扩大种植。父亲还引述农民的话,把官方宣传的“万斤地瓜”称为“万筋地瓜”(指只长须根不长重量)。这更坐实了他“反对大跃进”的罪证。

  又如,他如实反映财政赤字状况,不同意违反财政制度用预算外资金冲抵账面赤字,被指为“制造假赤字,谎报财政‘三空一赤’,反对省委”。

  不过,父亲至少还有一条重要的“罪证”看来没有列入省委的反右材料。那就是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打算挪用本已紧张的财政资金,修建一座专供领导干部消遣的南郊宾馆,而主管财经工作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财政就像一杯水,有人多喝了,就会有人少喝;并不客气地说:“谁出主意谁拿钱。”此事令某些人极为恼火。

  父亲被打倒后,就在农村发生严重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两个村庄被拆迁,环境优美的南郊宾馆顺利建成,并被称为“打倒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的胜利成果”。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会给父亲罗织了“搞独立王国”“反对省委”“一杯水主义”等罪名。

  就在党内反右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1958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山东视察。当时,山东省委正在搞农业“大跃进”。就在省城附近,他们组织人力把几十亩田里未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集中“密植”到一块地里,制造了一个“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这些拔起来的稻子堆在一起不久就开始发热腐烂,只好在高产田上面搭起防晒的大棚,并用成排的鼓风机吹风降温。主席的座车一出城,马上有人打电话通知,让事先组织好的人力拆除大棚和鼓风机,打扫好现场供主席视察。

  据当时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视察中,省委书记谭启龙向中央主席报告了“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 的罪状。他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搞出了王卓如“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造假账,隐瞒粮食不报省委”等问题。但是,“地方主义头子”、省长赵健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要罪状有“反冒进”、“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等等。中央主席则答道,“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其余的谈话,主要集中在大辩论、鼓干劲上。

  也是在这次谈话中,中央主席提出,“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

泉城记忆

在那种被鼓动起来的政治热情下,人们都会由衷或不由衷地被裹挟进来

  手捧那几张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沧桑、已经发黄变脆的稿纸,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慨袭上心头,那段未曾忘怀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父亲停职审查后,我们全家被逐出省府大院,搬到曲水亭街暂住,以我们当时的年龄,全然不知此后将面临的黑云压境的险恶形势,沉浸在嬉戏淙淙泉水的乐趣中。留在我们儿时记忆中的,除了小溪泉水,还有那个“火红年代”的许多片断:

  街头锣鼓喧天“十五年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的活报剧;

  省府礼堂里上演的老太太歌舞“夸地瓜”,宣传地瓜高产,大力推广让老百姓改种地瓜;

  敲锣打鼓到省府大院报喜的群众队伍,展示他们发明的“万能拖拉机”:就是在拖拉机前面加装了一个皮带轮,因此可以用来抽水磨面;

  墙上的壁画,令我们印象深刻、至今仍感到气魄非凡的画配诗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此后大炼钢铁,作为小学生的我们也义不容辞地参加了这场群众运动,发一副布手套,自备小铁锤,用来砸矿石,供小高炉炼铁用。全民仿佛都被一种情绪鼓舞着,好像这样走下去,前途就一片光明!

  在那种被鼓动起来的政治热情下,人们都会由衷或不由衷地被裹挟进来。有人为邀功请赏而虚报蛮干,而多数普通百姓则带着美好愿望为此添砖加瓦。家家上交废铁支援炼钢,甚至一日三餐用的铁锅也交了,因为农村已经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似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群众运动全民参与,街道两旁都砌满了两尺来高的“土炼铁炉”,堆满了焦炭和矿石。每天人声鼎沸,火光冲天。全家人也想为“大炼钢铁”出一份力,于是,父母领着我们,比照别人的样子,在自己家院子里用砖砌了个小土高炉,而且比街道上砌得还高。一家人兴致勃勃地“炼铁”,而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还是炼铁的“副产品”——烤白薯。当然,到了要“出铁”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谁知根本流不出铁水,得到的只是一堆稍带金属光泽的炉渣。只好请来街道上的“技术人员”会诊,更出乎意料的结论是:“这就是铁呀!比我们炼的质量好多了!”我们才知道了所谓“土法炼铁”炼出来的是什么。

  住在曲水亭时,父亲上班其实就是去挨批,任别人往他身上倒脏水,连辩驳的权利也被剥夺。他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回想起来,我们家大部分时间竟是和谐愉快的,父亲从不让自己的事情影响家庭气氛。不知道父母怎样做到这点,但今天才知道这多么不容易,那需要怎样的胸怀和气度!感谢父母在那样严峻的时期,给了我们欢乐的童年。

  我们家虽是慈父严母,却和当时的多数家庭不同,非常民主。每天傍晚,饭桌上的时间是最愉快的,因为那是全家一起谈天说地的聚会。我们说话自由,常常口无遮拦,直到成年总也学不会说“官话”。

  家里的气氛也不总是愉快的。记得一次父亲在被批判后回家,我们在门外听到他和母亲谈话时不禁痛哭失声。后来,母亲找来一本叫《党证》的苏联小说给父亲看。书里讲的是一个苏联红军军官受命化装潜入敌后,完成任务后却被红军游击队当做白军奸细抓获。他在解释无效、就要被枪毙的时候,脱下自己的靴子留给没鞋穿的游击队员,却意外地从靴子里掉出了撕毁的党证碎片,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母亲的用意很明显,是鼓励父亲坦然面对莫须有的罪名。

  其实,更让父亲伤心的是“墙倒众人推”。在多年共事的亲密同志和下级干部中,有些人见风使舵,无中生有、落井下石;更多的人在压力下随声附和,揭发批判;会下遇到了,形同陌路。我们做儿女的在学校,也深切感受到了什么叫歧视。

  很快,父亲的结论下来了:开除党籍、撤职下放。带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帽子,发配到淄博市博山电机厂劳动改造。1958年秋天,我们举家搬迁。

  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的“右派反党集团”一案,牵连了另一位副省长袁子扬和省委财贸部、省计委、财政厅的数位负责干部,以及全省一百多位县级以上干部。他们有的被撤职、开除党籍,有的下放劳动,有的甚至被逮捕监禁。随后,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两位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成为当时山东三大案件。至此,山东党内的反右斗争大获全胜。

  195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山东农业生产的落后局面是怎样改变的》的文章。文中说,山东省“集中地揭发批判了山东党内地方主义、资本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以王卓如、袁子扬为首的反党右派分子,……从省委书记、常委委员,到地、县、乡、社、队干部,共拔掉白旗、灰旗干部近四万人。在菏泽专区搞的比较彻底,在县级干部中,反掉了近20%”,从而“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飞速发展”。

  文章还说,在此大好形势下,“山东今年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跃进。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八百亿斤左右,……棉花总产量可达一千二百万担”,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和伟大的胜利”。 很久以后才搞清楚,1958年山东省实际粮食产量还不到800亿斤的三分之一,只有245亿斤;棉花产量不是1200万担,而是424万担。

信念守望者

可惜的是,多少万在饥荒中失去生命的农民,再也听不到道歉的声音了。

  父母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经历了长期复杂的考验。父亲读中学时参加革命,领导家乡农民与欺压乡里的官衙劣绅斗争,抗苛捐杂税、反贪官污吏、建农民协会。抗日战争时期,他辗转在华北平原组织武装斗争,做过地方领导工作,也曾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民运部长。

  1942年,他临危受命,前往在日寇“大扫荡”中损失严重的冀鲁边区担任党委书记、军区政委。面对日军的重兵围剿,他们部队化整为零,干部深入乡村,在群众掩护下坚持抗日斗争;在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叛变投敌的严重形势下,父亲依靠边区军民,粉碎叛变阴谋,稳固了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他从事的渤海区根据地建设、发展生产、恢复民生和支前工作有声有色。

  父亲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的勇气,不仅源于他坦荡的襟怀,和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信念,还源于他在长期地方工作中建立起来的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和心中那份对劳苦大众的天然眷恋。

  母亲生在福建侨乡,因为不满社会黑暗毅然投身革命,被派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央内部交通员。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她和狱友们数次绝食,拒不低头,高歌岳飞的“满江红”顽强抗争,并用发卡在牢房铁门上刻下了“深固难徙”四个大字。直至国共合作被营救出狱。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和部队遭受严重挫折的形势下,母亲与父亲一起前往冀鲁边区工作。我们的一个哥哥出生后就被留在老乡家里,却在日寇扫荡造成的饥荒中饿死。

  不久,母亲经历了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刺杀副司令员黄骅等多名领导干部,策动部队叛变投敌的严重事变。危急关头,她挺身而出,冒死冲出日军和叛徒的数道封锁向边区党委报告情况,使区党委及时粉碎叛变阴谋,挽救了边区,避免了更大的牺牲。记得母亲后来提起此事,曾说那晚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发!

  长期的地下工作、严酷的狱中生活和艰苦的抗战,严重损伤了母亲的身体,她那原本就不健壮的瘦小身躯越发虚弱了。幼年的我们无法懂得,母亲为什么会常常晕倒呢?

  父母都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顽强地守望着自己的信念和良知,绝不为官位利禄出卖他们心中的真理。父亲被发配到淄博前,省委找母亲谈话,要她和父亲划清界限,留在省城。母亲非常淡定地说:王卓如去哪,我去哪!父亲在数年中背负着反党右派的罪名,能够坚持下来,离不开母亲义无反顾的支持。

  父亲下放的电机厂坐落在一片河边低洼处,沿坡上行,便是工厂宿舍区。我们全家六口人安顿在三间狭小的平房里,二十几户人共用一个露天水龙头,在此一住就是四年。

  全家只有三张床,白天掀起被褥,就是做作业的桌子,也是做饭的案板。记忆最深的是除夕包饺子,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

  父亲被开除党籍,但所在的工厂是部属企业,不归山东省领导,给了父亲一个副厂长职务。他到厂后,就到最脏最累的翻砂车间干活,也和工人一起上夜班。起初,工人并不接受他,有时还故意和他为难,但这个快五十岁的右派副厂长并不在意,不仅实实在在干活,向工人请教,还下功夫学习他不熟悉的电学、机械技术,很快从外行变成了内行。他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全厂工人干部的信任与尊重。工人们或称他“厂长”,或叫他“老王”,都带着几分亲切,不再有歧视与隔阂。厂党组织后来甚至冒着政治风险,给他办了重新入党。

  当时,一般百姓对于政治狂潮的追随及参与远没有到“文化大革命”时的程度,判断是非主要还凭自己的眼睛,因此,父亲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开始真正参与厂里的管理工作,也常有厂里干部来家里找他商量事情,讨主意。记得父亲还主抓过厂里的技术革新,可惜他做的事情,我们所知有限。

  由于他在各地都有许多熟悉的老同志,后来被厂里安排分管供销,经常出差去为厂里寻找紧缺的原材料。一次在上海突发“气胸”,急诊后住进医院。我们不知母亲是否焦虑,只记得父亲回来后轻描淡写地笑说,检查过后,护士抬着担架满处找他这个重症病人时,他还在过道里溜达。

  那时,人们的精神和生命都很顽强。无论有多少冤屈,受到多么不公的待遇,却很少自哀自怜,更多的是在逆境中扎根,重新鼓起人生的勇气。

  母亲到淄博后降职做了厂工会主席。她并不介意,一心一意扑在厂工会工作上,很快成为工人们信任的“朱主席”,人们家里遇到困难,都来找她想办法。无论家里吃饭还是休息,常常有人上门倾诉,我们这些孩子都很怕遇到这种情况,可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和他们娓娓交谈。

  记得有两个上海来的工人,他们的母亲年轻时曾做过妓女,苦苦抚养儿子成人。儿子结婚后,她们却被歧视冷落甚至虐待。母亲听了十分气愤,狠狠地批评了那两个工人和他们的老婆,又替他们的母亲找到一些零活贴补家用。

  相信以前少有人这样直言和真心地进入这些普通家庭,真诚地帮他们解决问题。因此,母亲成了很多工人及其家庭的贴心人。母亲也从中得到了满足,记得听到过父母的感慨:还是和工人们好相处;你真心对他们,他们就会真心对你。

  到淄博后,哥哥姐姐都离开普通中学,进了厂办技校,他们的口粮按国家规定要高一些,好像是每月30斤,这使得母亲常常能挤出家里一点粮票去接济那些断粮的工人家庭。虽是杯水车薪,但对他们也无疑是雪中送炭了。对经济困难的职工,父母也把自己的工资“借”给他们,却从不要偿还。

  父母关心别人,我们的家庭也没有自顾自的人。苦难见真情。多年后,母亲仍回忆道:技校食堂难得吃一回包子,你们的哥哥舍不得吃拿回来,一掰两半,一手递给弟弟,一手递给妹妹……

  “大跃进”的后期,饥荒降临,山东成了重灾区。饥饿成了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利剑,我们也尝到了腹中空空的滋味。

  由于营养不良,大人们开始浮肿。我们也觉得体力不支,爬个土坡都气喘吁吁。父母都浮肿了,厂部医务室给浮肿病人开的药是几片“康复饼”,一种用麸子、黄豆、一点枣子做的小饼。这常常被误称为“糠麸饼”,倒也名副其实,但还是弥足珍贵。爸妈都舍不得吃,成了我们孩子们最好的点心。后来,从东北运来了大麦和红薯面,因为沿途雨淋发了霉。一段时间里,这些带刺鼻霉味的大麦红薯馒头就是我们的主食。

  偶尔工厂食堂也有烤玉米面饼子,那是我们上好的食品。好歹我们还是吃公粮的,再难总还有饭吃。农民的日子究竟怎样我们不敢说,但经常听到饿死人的传闻。

  我们上学途中那片洼地边上,有片坟场。困难时期几乎天天有埋人的。有的农村幼儿死了,埋都不埋,草席一卷就丢在了坟场。可想而知那时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一块庄稼地、菜地收获完了,总会涌来一大群人,反复在地里或拣或刨,希望有些意外收获。

  为了安慰人们的辘辘饥肠,工厂食堂推广了“增量法”和“草淀粉法”。

  “增量法”其实就是在食堂和面蒸干粮时多放水;“草淀粉”就是晒干磨碎的草,掺在粮食里,结果可想而知。记得有个同班的孩子,因为吃草淀粉便秘痛苦不堪,披头散发在班里哭泣不止,老师和同学们束手无策地看着,想不出任何安慰她的办法。

  上中学后,每天都要上晚自习。在摸黑回家的路上,最恐怖的是要经过那片坟场,几乎每天都看到新增的坟堆,月光下纸幡泛着白光,在风中刷刷作响。

  今天,我们把那几年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到底饿死了几千万人,有不少争论。

  据官方“山东历史大事记”记载:1958年后,全省大放高产卫星,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全省供应紧张,济宁地区(含菏泽)尤甚,从1958年1月开始,每天有上万农民外逃行乞,最多时一天竟达5.7万余人。4月,省委通知:去冬以来,全省不少县社发生营养缺乏性水肿病,仅济宁地区就达54万人之多。其实,更大规模的饥荒,是发生在1959至1960年。

  1960年10月,山东省委举行扩大会议,报告了山东农业的严重问题,根据中央指示撤销了舒同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会议认为:山东的农村工作违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破坏了生产力、破坏了党的正常的组织原则,以至“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越刮越凶。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党内清醒的声音占了上风。父亲的冤案在中央组织部干预下终于得以平反,调离淄博,进京工作。在中央工作组征求父亲工作意见时,他说,除了回济南,去哪都可以。几年来心中的压抑,也就说了这几个字。

  我们全家离开工厂时,正是中午下班的时间,沿途工人们热情招呼、恋恋不舍,有不少职工一直送父母和我们全家到车站,洒泪作别。这个印象伴随我们从小到大,至今难忘。

  途经省府济南时,原省委第一书记向父亲道歉。可惜的是,多少万在饥荒中失去生命的农民,再也听不到道歉的声音了。

“申诉书”的启示

期盼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执政党能记取过去的教训,让这一切不该发生的事情成为永远的过去。

  有资料说:1958年山东省的“整风补课”,省直机关中受到“重点补课”的厅局级干部占21%、处级干部占14%、县委委员一级12.9%、共打右派34800人、开除党籍11900人。这还不包括后来在1959年“反右倾”中被批斗的大批干部。

  两位省委书记、一小批反右积极分子,整倒了省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和一大批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层、基层干部。这一非常事件并不偶然。与山东同样的党内反右斗争,1958年前后也发生在全国很多省份,只是现在少为人所知。

  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干部2.3万人打成右派。

  在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常委杨效椿、委员李锐、陈仁刚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1959年又有副省长张恺帆、陆学斌被打成反党联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甘肃,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省委委员梁大钧等被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在浙江,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彭瑞林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在辽宁,省委第二书记王铮、省长杜者蘅、副省长李涛等人因“反党宗派活动”的罪名被撤职。

  在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副省长冯白驹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在广西,副省长陈再励、省委常委王梦周等多人被打成右派集团。

  在云南,省委常委郑敦、王镜如等被打成反党集团。

  在青海,省长孙作宾等人被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在西藏,自治区工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范明被打成右派,大批干部被牵连。

  ……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后,全国又有一大批干部被打倒。

  有资料统计,仅1958年“反右补课”运动中,党内十三级以上高级干部划为“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有252个案件,包括省部级干部一百多人,其中39个案件是“右派反党集团”一类的集团案。

  从查到的资料看,这一大批重要党政干部被整倒,基本都是因为主张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虚报、反对损害群众利益,或者主张民主理政、反对“一言堂”。可悲的是,他们在“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摧残下,不断消亡。

  可以看到,那几年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基本上也是跃进牛皮吹得最大、反右整人最狠的省份。

  据官方人口统计,山东省在1959-1960两年中,人口净减少234万(据内部数据,山东省共有300万人饿死)。人口减幅特别大的省份还有河南、安徽、湖南、贵州、甘肃、青海,它们在1960-1961两年中净减少人口1053万;四川省在1959-1961这三年净减人口少595万。八省合计,净减少人口1882万。

  但这并不代表饥荒的全部后果,因为正常情况下,人口每年有2%以上的增长。这一增一减之间的巨大差距说明什么,不言自明。

  父亲的申诉书是在1962年写给中央组织部的。他在申诉书的最后说道:“这次斗争,对我做了另一面的考验。我还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了自己本来没有犯过的错误,虽然当时不承认不行,但那也是不应该的。”

  父亲当时主管一省经济工作,对5400万人的生活乃至生存负有直接责任,讨论工作时发表不同意见,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全国上下只允许用一种声音说话,因此浮夸之风盛行, 虚报和整人皆可邀功,百姓的利益乃至生死都可以置之不顾。不随声附和者,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可置你于死地。

  而这个过程,可能就是你的上级、同事、下级甚至亲朋好友共同参与的。沉渣泛起,刚直者必然倒下。今天回首历史,可曾想到,我们的社会道德底线是否早已在一次次政治斗争和高压下的屈服、逢迎、背叛、出卖中丢失?

  如果说社会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消失,那么,此后党内反右的结果,则是一批有民主意识和求实精神的中共高级干部的集体消失。这场以恶劣手段进行的反右,使党外监督销声匿迹,党内民主荡然无存;彻底破坏了最基本的民主原则,违背了建党立国的初衷。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是执政党踏上否定自身道路的转折点。

  在国家经济力量日益强盛的今天,回忆那段遥远的往事,期盼的是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执政党能记取过去的教训,洗清身上的污泥,让这一切不该发生的事情成为永远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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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
    2016年6月3日09:52 | #1

    不错,说了实话!

  2. 汤润芝
    2016年6月5日16:56 | #2

    可惜了这些好干部。

  3. 匿名
    2016年6月11日00:53 | #3

    列宁式政党这种组织体制就是极权和独裁的,自然要把一些所谓地的还有民主意识的干部淘汰出去。可怜的是老百姓,为什么要遭这些人犯下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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