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从雷洋案开始,让第三方权威机制进场

2003年孙志刚事件,因涉事警员被处理,广东警队一度变相罢工,折射警界抱团意识之强。这也是此次雷洋事件案发后,警界新媒体一边倒地为涉事警员开脱的原因。

而此次雷洋事件被卷入的,不是寻常警队,而是北京警队。局势之严峻,不难想象。高层不敢小觑,不惜拿政治纪律做杀手锏,严控警界新媒体,防止反弹。但即便如此,涉事警员所属的海淀警方,仍一度以官方微博曲笔表达其不平之鸣。可见警愤之暗潮汹涌。

雷洋事件极其恶劣,激怒整个的主流社会,不分体制内外,同声讨伐。不处理不能平民愤。但问题是,不得不处理,却不可避免地要激起警愤,尤其皇城根下的北京警队之愤。左右都是难题,左右都是险境。

就目前局势来看,高层可能早下决心,不惜冒犯警愤,也不能冒犯民愤。6月1日,北京检方宣布,对雷洋案五名涉事警员立案侦查。这显然出自高层的铁腕推动。在民愤跟警愤的较量中,民愤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但这不值得欢呼,因为这是危险的胜利。它只靠高层铁腕,即高层的政治决定。必须等到民愤翻江倒海,局势到了危急时刻,政治决定才能启动,民愤才暂时压倒警愤。这整个过程中,看不到作为第三方的北京检方的主动介入,看不到法治力量的主动介入。整个过程都是政治过程,不是法治过程,法治始终沉睡。即便现在启动所谓法律程序,也无非最高权力的直接驱动,实际上仍是政治,而非法治。这才是最大危险所在。

任何国家都有社会和政治冲突,区别只在于应对机制。在正常国家,一旦爆发社会和政治冲突,程序化的第三方权威机制会自动启动,保证公平公正地处理。早在2008年陕西虎照事件中,我就谈到过这样的机制,尤其是独立调查制度。我举了两个经典案例,一个是水门事件,其水落石出不仅靠检察官考克斯个人的大智大勇,更靠参议院任命的独立检察官制度,以屏蔽来自白宫的干预。另一个是9·11事件,不管白宫如何反对,都不能妨碍参议院授权一个独立委员会,对事件前后美国政府的情报失误进行广泛调查,更无力阻止两院联合委员会就此举行系列听证会。至于类似雷洋事件的警方执法过程中的非正常死亡,也有第三方权威机制来应对,保证不枉不纵。

第三方权威机制在正常国家早就是惯例,但是,它们固然至为重要,却不是孤立的存在。由上述案例可见,所谓第三方,所谓法治,莫不牢牢镶嵌于宏大的宪政机制之中,属于宪政机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里所谓宪政,无非分权制衡之谓。分权制衡保证了它们的超然独立、公平公正,从而保证了它们的公共性和权威性。有这样的公共权威做仲裁,就既无惧于所谓民愤,也无惧于所谓警愤,就可以天下归心,一切问题都可以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没有应对不了的公共事件。

但是,所谓第三方权威机制,如果没有宪政机制的宏大背景,显然无从谈起。而如果所谓第三方权威机制徒托空言,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有它必须有的超然独立的公共权威。政治就会覆盖一切,权力就会统治一切。权力总是偏私的,没有强力制衡,其滥用更属必然,以至权力本身往往成为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制造者,或沦为社会和政治冲突中的当事方。这种官民冲突古今中外屡见不鲜,而在当下中国尤其普遍。

雷洋事件属于典型的官民冲突。在没有第三方权威机制的中国,类似冲突一旦发生,大致有两种可能的走向:一种是,如果当事一方是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则纵然舆论喧嚣,最终仍会办成“铁案”,警方完胜。另一种是警方运气不好,碰到的对手有身份,属于主流社会的一分子,这时情况就要起变化了。主流社会的集体愤怒,会导致民愤井喷,而警界也会被激发起来,同仇敌忾,形成两大对峙的集团。因为不能诉诸公共程序,没有超然独立的公共权威来仲裁,也就没有任何缓冲空间。民愤和警愤就会直接相撞,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直至最后一刻,终于惊动最高权力。最高权力面对无可挽回的民意,不得不妥协,铁腕弹压负有直接责任的基层警员,平息事态。但纵然事态侥幸平息,这时已经消耗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这方面最早的案例,是十三年前广州的孙志刚事件。被警方强制收容的孙志刚如果是一个普通民工,大概会死无葬身之地。但不幸中的万幸是,他是一个大学生,这就激怒了整个主流社会,巨大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由高层出面摆平,惩办了几个涉事警员,同时宣布废除早已人神共愤的收容遣送制度。今天的雷洋事件,其爆发机制与孙志刚事件如出一辙。足见十三年过去,中国法治毫无进步。

但雷洋事件与孙志刚事件相似的只是爆发机制,事态的后续发展,却未必能像当年孙志刚事件那么平顺。原因很简单,今天的警方早不是十三年前的警方,因为十三年前没有今天这么强悍的维稳,当局对维稳的依赖远不如今天这么大。这就注定了今天警方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远非十三年前可比。其次,北京警队政治上的强势,也非当年广东警队可比。事实上,官媒披露的消息,也印证了高层在铁腕推动的同时,确实特别审慎,比如反复强调不能因雷洋个案而对整个警界负面评价,不能因雷洋个案牵涉警察体制,等等,显然都是安抚。足见高层如何小心翼翼地维护警界的自尊,防止其过度反弹。

这就是一元体制的困境。没有第三方权威机制来仲裁,权力是唯一的仲裁者,一般官民冲突还可以应付,但当雷洋这样的极端事件,超出主流社会的容忍极限时,权力仲裁就必然险状环生:主流社会众怒难犯,不得不让步。但体制内同样众怒难犯,而高层的权力基础主要就在体制内,如果对主流社会实质让步,则必然遭遇体制内反弹,损害高层在体制内的权力基础。这其实就是权力体系内部的互相绑架。绑架之下,彼此都对对方负有义务,下层对高层负有效忠的义务,高层对下层负有保护的义务。在这种反向制约之下,高层再怎么铁腕,其选择空间其实也是不多的,纵然以法律之名,实质上也还是属于舆情应对,属于维稳策略,归根结底属于政治,跟法治没有太大关系。因而也就难有公平公正,对社会难有说服力。

这就是说,没有第三方权威机制的规范,任何公共事件都可能变成烈马,给整个社会,直至给最高权力本身,带去巨大风险。正常国家的重大公共事件也是烈马,譬如美国也会因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民众暴动。但他们不怕烈马,因为所有的烈马都会被套上缰绳,拽回到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这缰绳就是整套的第三方权威机制。但中国相反,不仅所谓群体性事件高发,频率及烈度均举世罕见,更重要的分别在于,几乎所有重大公共事件,最后都一定会变成脱缰的烈马,把整个社会、直至最后把最高权力也带上过山车。

这就是雷洋事件后续处置最大的风险。因为高层的铁腕,涉事警员被立案侦查,固然暂时平抑了民愤,局势暂时缓和下来,但实际上仍有太多悬念,仍在莫测之中。因为一切是政治决定,而政治的社会信用有限,所以民愤并没有退场,只是留在原处观望。警愤也没有因为高层的强力管控退场,而是在积蓄之中。后续处置稍有闪失,都可能打破目前的相对均衡,整个社会乃至最高权力,就又可能走一趟过山车。

要告别这样的危局,唯一的选择,可能还是老生常谈的法治,及一整套的第三方权威机制。这里的法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当下,一是长远。就当下言,法治即意味着:法律程序一经启动,则必须完全独立运行,杜绝一切政治干预。即从政治过程转变为法律过程,求得法律上的最大透明,最大公正。这点坊间已经有很多人谈到,已经有很多人呼吁,对被立案侦查的五名涉事警员,也要充分维护其应有权利,尤其要充分尊重其辩护权。唯其如此,始能避免更大争议,在民愤和警愤之间求得均衡。就长远言,本义的法治,无疑依托于整个的宪政机制。

如前所述,基于宪政的法治,基于分权制衡的法治,以及一整套第三方权威机制,是社会和政治冲突最公平公正、最稳健最安全、也最低成本的应对机制。这应该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最大需求,也是最大的国家利益。要真爱国,要求得真正的长治久安,就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即朝着宪政努力,朝着分权制衡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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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新闻, 观点 标签:
  1. 自由民
    2016年6月6日13:40 | #1

    以习近平的能力和智识,加上他自己制造出来的国内外情势,现在改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他肯定死无丧生之地。还是那句话,国家一旦进入权贵资本主义的轨道,要想变道,非经过血腥暴力的冲突不可,我们可以继续观察。政治干预最终有失效的那天。

    ——————————–不忘六四,共匪必亡,冒充偶ID的垃圾必死

  2. 匿名
    2016年6月6日14:30 | #2

    写文章真累 ,看文章更累

  3. 自由民
    2016年6月6日15:34 | #3

    “但体制内同样众怒难犯”
    煞笔,计生的都可以下课
    搞几个警察当替罪羊又何其简单

  4. 匿名
    2016年6月6日17:13 | #4

    连昌平和海淀都分不清,就在开黑了?!

  5. 匿名
    2016年6月6日17:33 | #5

    说来说去没什么新意,开的药方也忒简单化了,就像感冒了多喝水,人人都会说啊!

  6. 匿名
    2016年6月6日17:35 | #6

    @自由民
    反对暴力,希望走台湾道路

  7. 匿名
    2016年6月6日18:14 | #7

    匿名 :
    @自由民
    反对暴力,希望走台湾道路

    历史事实证明,这样很难,没有任何利益集团会主动放弃到手的利益,尤其是窑洞土匪党这样靠暴力夺取的政权,基本不会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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