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红二代”的意志

薄熙来是可以比肩《封神榜》里那些呼风唤雨的人物,他把重庆拉回另一个时空,通过长长的时光隧道,那儿重返红色中国时代。这一次直辖市的整体漂移,世人瞩目。他率先垂范的“思想改造”激起了轩然大波,左派视之为延安重生,右派惊呼曰陪都沦陷。

在被新政权统治近一个甲子的重庆实行新政,精神的提振,是必经的一课,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导向,其实是颇费思量的。以“开明”著称的薄熙来,毅然决然祭出红色法宝,是有自己老道的考量的。保持与革命传统的一致,既可认祖归宗,获得遗产继承权,让老一代成为自己的支撑,又可以断了反对派的念想,让寄希望于他的和平演变化为泡影。他如此完成了“红色接班人”的自我塑造。

这是一次超级“跳跳虎”式的行为艺术。他似乎是一个逆潮流而动的莽汉,普世价值乃世界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此刻,薄熙来公然标榜另一种普世价值——通过不断的革命而非公民运动,达成社会主义的“公平”与“正义”。这儿的核心是控制:我让你拥有你应该拥有的东西。看得见的手掌控一切,把社会当成线性关系的流水线,给一个推动力就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对麻木而渴盼救星的大众而言,这种自信和铁的逻辑的混合物,竟然有迷醉般的魅力。

丧失了精神寄托的民众,在舆论持之以恒的洗脑下,患上了“民主恐惧症”,他们害怕那种“乱”,当下社会的风险尽管巨大,但似乎是他们可以接受的——至少,他们不以为会有一个自己无法承受的后果。而秩序重整,长治久安社会的建设,需要耐心和毅力,这不是他们所具有的品质。“一厘米的未来”,使他们易受制于蛊惑,感动于眼见为实的事迹。

如果只有唱红,他们不会认可薄熙来的,打黑,使他们隐约看见了社会主义的妩媚。

一个脑袋替代所有脑袋的独裁社会主义,培养服从的臣民,他们宛如婴儿般纯粹,全然按照那个强有力的意志指令行事。速度,效率,整齐划一,看上去赏心悦目,充满了“好”的秩序,但实际上,是一个泯灭个性、无社会的社会,因为强权消灭了多样性、创造性,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窒息着人的生命。那是一个死寂的社会,一个不真实的戏剧场景。人们被迫变成了演员,伪装出一种革命所需要的本性,进而丧失本性。

薄熙来扶植的红色传统,集歌舞、故事、箴言、毛泽东话语于一身,呈现的是覆盖一切的强人意志。红色文化本质上是诗性的,他对社会和人性的理解基于某种线性逻辑:饲喂一个因,必得一个果。一个美好而苍凉的白痴社会。尽管许多人已经不相信这个,但薄熙来相信,很多官员相信,在社会面前在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总是那样异常自信和乐观。自由知识分子对红色重庆的抵触,基于中国前三十年的残酷事实,他们惧怕重回阉割精神禁锢思想的日子,那段日子在老鬼的《血与铁》和徐干生的《复归的素人》里都有惊心动魄的记录。

重庆沦陷,是右派痛心疾首的说法,但重庆人并不痛苦,他们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们所在的城市也被评为最有幸福感的城市。右派们一厢情愿了。在生存困境面前,秩序才是最重要的,强人薄熙来建立了这种秩序。因秩序而有归属感,唱红把重庆人奇妙地连接起来了:可以各怀鬼胎,但我们是一体。这难道不是神圣的宗教感吗?

他们不会在意“老大哥”的存在,甚至隐约喜欢这个“老大哥”。在社会自治阙如的情状下,下意识的心理恐惧促使人们无障碍地亲近“老大哥”。

在宗教缺失的情况下,薄熙来企图以思想改造替代信仰迷失,实行新式“政教合一”。他及其同路人执意不走世俗国家的路线,红色文明要建立一个集体化的服从社会,自由和快乐由掌控者供给,定性,定量。

薄熙来走的是一条重回社会主义的“大道”:在剔除毛泽东式的个人专制外,是否真的存在一条光明之路?这个路的诱惑力已经足够大了,在经济上起飞之后,中国似乎已经有选择走自己道路的自信了。薄熙来的实践证明,红色中国是可行的。即使再一次失败,“红二代”也有能力控制中国不落入敌手。事实上,对红色的执着,并非仅仅存在于共产党内,也广泛存在于底层民众之间,他们倾向于善意看待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改变,他们“自发”地认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共产党来处理。

回顾薄熙来的大连实践,只能说他是聪明的,他的“开明”依然是老式共产党员的开明,是“中体西用”,而非一厢情愿者所奢望的西化先锋。他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改革家。

天真的人说,我们要观察,他在如愿以偿拥有更大权力之后,会不会华丽转身,毅然踏上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有人担心,这个局部社会主义盆景可能会有可怕的后果。他们认为,红色重庆实验成就了一个枭雄,留下一个随时起爆的火药桶。如果转向公民社会,必然经受巨大的震荡,比直接转向要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事实上,这只是沙盘推演。在被折腾了多年之后,重庆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不会有两样,他们知道什么是演戏,什么才是真的生活和命运。红色所能覆盖的只是视觉面积:报纸、杂志、电视荧屏、手机屏幕、公交车、户外广告等等,无论如何进入不了心灵。亢奋的革命话语,是可以让年轻人热血沸腾的,但在世故的中老年那里不会激起多少涟漪。

薄熙来唯一担心的是,革命所激起的亢奋,如果不能变成石块砸向“罪人”,必然反过来危及发动者的政治性命。在一个人人都不干净的社会,就业、平安、住房等民生工程只能暂时平息无产者的愤怒,却抑制不了他们渴望公平的终极诉求。如果不能清算权贵富豪阶层的原罪,那些委屈了多年的心怎能安静下来——我们怎么就变得一无所有?

延缓了清算的进程,并不能阻止清算的到来。

从维稳的角度看,薄熙来重庆实践的价值或许更大。他制止了局部恶化,给予民众一丝希望。在普遍性的溃烂中露出迷人的粉红。中国高层对他的貌似“冷漠”的旁观,只是惊异于他的大胆,担心舆论反弹才没有及时表态,在执政三周年之际,李长春、习近平等人的视察与表态,可视为按了确认键。这似乎透露出十八大的政治取向,近些年被刻意虚化的社会主义旗帜,终于要迎风飘扬了,我以为是神州大地采用重庆模式的先兆。由此,薄熙来孤独率意的政治实践,一变而为摸石头的勇士载入史册。独尊红色,罢黜百色,也宣告其他途径政治治理的终结。

遂了左派的愿,灭了右派的念想。重庆是一个试探球,现在,大家应该看清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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