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下令重审21年前一名男子被处决的谋杀案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据《CNN》6月9日报道,二十一年前,一名年轻的中国男子被处决。中国最高法院本周三通知他的母亲将重审此案。这起谋杀案在许多人看来象征着中国刑事司法体系的致命缺陷。

中国的最高法院称在1995年对20岁的聂树斌定罪量刑的证据“不可靠、不完整”,并下令“公开、公平地”重新审理该案,但是没有给出审判日期。

法院的声明暗示另一名男子后来供认了(聂树斌案中的)罪行——奸杀了一名妇女,而聂树斌却为此被处决。

“对于这个进展我非常激动”,聂树斌72岁的母亲张焕枝周四通过电话告诉CNN记者说。“我很快就会去他的坟上,告诉他妈妈所有这些年所做的没有白费。”

当CNN记者上一次在她的小村庄见到张焕枝时,这名来自河北省的农民依然在热切地为她儿子的清白而战,她去了河北省省会石家庄无数次。

“我骑自行车去最近的公共汽车站,然后坐两个小时的车,到省的高等法院”,张焕枝当时说。“只要我还能动,我就不会放弃。”

聂树斌是张焕枝唯一的儿子。许多人把张焕枝的苦难视为警方普遍施行酷刑、缺乏正当程序及死刑审判不严的一个突出案例。

多年来,张不停地碰壁,甚至连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2011年9月刊登了一篇严厉的评论文章说:“在有人被明显错判的案子里,为什么纠正起来就如此之难?”

“恢复名誉对于死者毫无意义,但是对于他还活着的亲人以及所有其他的公民,意义重大”,该评论说。

在2013年,当河北高等法院裁决说尽管一名叫王书金的男子认罪,但是他不是聂树斌案中的肇事者时,张深受打击。

当次年最高法院下令另一个省的高等法院审查该案子时,又重新点燃了希望。

去年,张焕枝的律师被允许查看该案的卷宗,并说他们发现了多个伪造的签名,以及发现了河北省当局通过精神和身体折磨给王书金施压,要他翻供的证据。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坚称自己是法治,并强调其司法体系禁止通过酷刑取证,并提高了对死刑的限制。

尽管如此,中国处决的人数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估计这个数字每年在数千人,该数字被中国当局视为国家机密。

许多专家还认为,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更关心的是维稳,普通市民和律师都面临着一个压制性的司法环境,在该环境里,嫌犯不享有沉默的权利。

张焕枝拒绝保持沉默,幸运的是,终于给聂树斌案带来了改变。

她现在把她最宝贵的财富密封在一个塑料袋里:两张旧照片和几个法律文件。

“那时他19岁左右,就是在我们的院子这里被带走的”,五年前她指着一张褪色的彩色照片告诉CNN记者说。照片里,她的儿子羞涩地冲着相机微笑。

照了这些照片不久,聂树斌就被带走拘押,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母亲。

张焕枝说,当地警方几次来搜查房子,对家人问话,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告诉她为什么他们抓走她的儿子。法院的文件说“接到当地居民举报”,但没有详细说明。

当局是闭门审判的聂树斌,禁止他的父母到庭,但是聂树斌告诉他们家聘请的一名律师说他在监狱里的第六天被屈打成招。

他被抓走关押七个月后,政府处决了聂树斌——没有通知他的父母。

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后,张焕枝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痛苦来找到她儿子的骨灰,她曾经有一次试过自杀,没有成功;因为儿子被处决造成的打击,后来她的丈夫变得半瘫痪。

他们靠她丈夫每个月微薄的退休金生活,张焕枝已经学会了自己照顾这个家。

她小心翼翼地把她塑料袋里的东西摆在一张桌子上:一份是对聂树斌的判决书,里面详细叙述了他的“罪行”;一封是2007年在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指示河北省高等法院“处理”她的上诉;最重要的是一份王书金的律师关于王书金认罪的书面声明。

“冷酷的现实并没有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太多的希望。那么,我为什么坚持?”张焕枝当时说。

“我不想追究任何人的责任,我不想要政府补偿,我也不指望法官能让我儿子复活,但有一点我必须得有的,就是他的清白。”

聂案幕后:前省领导催快办,河北王张越阻翻案

  2016年6月6日,因客观证据不足、不排除他人作案可能性等问题,最高法决定对聂树斌案进行提审、重审。
  追寻“真凶“的22年里,这件疑案中的每个人都经历着生死疲劳,人生也就此变轨——年轻人失去生命,伸冤母亲渐渐老去,曝光此事的警官被调离岗位。
  幕后的层层阻力也浮出水面:早年间有省领导批示快杀;知情人称“河北王”张越曾亲自坐镇三天,指挥“真凶”王书金翻供,还在开庭前进行“模拟审判”。
  逝去的生命、老去的年华和那些难以安宁的内心提醒着人们:类似的恐惧和不安,如何能不再重演?

  层层阻力背后:办案人今何在
  律师李树亭博客中回忆,聂案取证过程中的层层阻力曾让自己绝望,一度通过短期出家调节抑郁。
  最初因没有判决书,聂家的申诉数次被河北高院拒绝——李树亭做工作从死者康某的家人处获得判决书,才得以立案。查阅案卷材料也屡屡碰壁。
  2014年底聂案移交给山东高院异地复查后经历四次延期。 2015年4月底的复查听证会上,河北原办案单位代表对聂家提出的质疑做出全面辩解,称”程序上有瑕疵”,不影响聂树斌的犯罪事实。
  知情者称,那是原河北省政法委书记、”河北王”张越一方”最后的反攻”。
  数个信源称,2013年王书金案在邯郸二审前,河北方面采取强力措施逼王书金翻供。王书金从广平县看守所被转移到磁县看守所,”当时张越直接坐镇邯郸,住了三天,在场外指导王书金二审。”而另一知情者称,开庭前看守所内还曾进行”模拟审判”,让王以新供词串词。
  搜狐聚焦从知情人处了解到,张越插手此案,与一位原省政法系统的老领导有关:21年前,公检法机关曾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聂树斌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要求改判。该领导下令要杀,而且快杀。该领导后来调任北京任职,是张越的”盟友”、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的上级。
  经检索可以发现,当年宣传资料中的几位办案警员,之后基本获得不同的升迁。
  而1995年4月26日,在聂树斌死刑执行命令上签字的河北省高级人民院院长平义杰,在不久后的5月份,因用公款长期租用高级轿车及无偿使用公物,被撤职。
  代理过此案的陈光武律师称,二审期间一位法官问聂树斌,被捕后的9月23日至9月28日期间,是否有过有罪供述。聂树斌回答,没有。
  询问笔录显示,法官没有再继续问下去。比如,他是否遭受过刑讯逼供。
  时间太紧了。
  ”4月20日省高院立案,22号提审他,25号就出了判决书,26号出了死刑命令,27号就杀了。”

  聂树斌:上诉三提“请让我重新做人”
  某种程度上,聂树斌命运的拐点始于一辆山地自行车。
  警方通讯中,他留着平头、长方脸、小眼睛且鬼鬼祟祟。1994年9月,苦于没有石家庄西郊女工康某被杀的线索,警方向周围群众询问可否有“可疑人员”。
  警方抓捕他的依据,是群众所提及的“他骑着一辆蓝色山地车”。据警方通讯稿描述,“经过五天五夜的攻心战,这个狡猾的犯罪分子终于交待了其犯罪事实”。
  8个月后,他被执行死刑,仍有疑点未解。
  多年以后,聂树斌被拘禁后四天的讯问笔录缺失了。死者身上没有检测出他的体液和毛发。他供述的作案时间、地点、工具和抛尸场所,也存在前后矛盾。口供里,他甚至从来没有提过1994年8月5日(作案时间)这个时间。
  家人眼里,聂树斌懦弱内向。家里的鸡腿瘸了,让他杀掉都不敢。他承认“调戏过妇女”,供述中他所谓的强奸却是“将小便放在小便里面”。
  如果没被抓捕,这位某校办工厂实习的电焊工,应该接过父亲的班,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在未来赡养老去的父母。
  但9月下旬的某天,吃过早餐与家人告别后,他再也没能回来。
  自称与聂树斌同监舍的纪某某的证词中称,他曾见到聂树斌被提审回来后,脸经常是肿的,身上有多处紫色斑点,还称如果不签字,早被打死了。聂树斌多次跟他说:“老纪,我肯定是被冤死了。告诉我妈,我是被冤死的。”
  在上诉书中,聂树斌展现出了强烈的求生欲望:“请让我重新做人,重新做人,重新做人。”

  张焕枝:那个倔强的母亲老了
  那是母子俩的最后一面。
  1995年3月一审庭审后,张焕枝在法院二楼的小屋里看到了儿子。听到呼唤,捂脸大哭的聂树斌回过头,喊了一声:“妈!”
  后来去监狱送衣服,老人才得知儿子执行了死刑。
  接下来的十年,张焕枝似乎认命。村民常这样教育后生,“如果不学好,下场就像聂家的小子”。
  变化发生在2005年,河南商报的记者范友峰找上门来,告诉她出现了“另一个凶手”。
  她开始漫长的上访之路。2005年开始她去了十多次北京。每月都要去两三次石家庄中院——步行到车站需要半个多小时,坐车又要两个多小时。
  接待她的法官总会说:再等等。
  2014年年底,内蒙古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收到了内蒙古高院的无罪判决书。这对老姐妹,隔着电话痛哭,尚爱云告诉她:要坚持、坚持、坚持。
  十一年来,张焕枝从一个目不识丁农村妇女,达到别人口中“两年级法律专科生”的知识水平。时常有伸冤者找上门来诉苦,她倾听之余还能出点主意。
  丈夫聂学生因儿子事情的打击吞安眠药自杀未遂,如今行动不便,她上访之余把家中拾掇的井井有条——只不过餐桌前,除了喵喵叫着寻食的小猫,略显冷清。
  2016年6月7日前往异地复查此案的山东高院之前,她意识到“快有个头了”,一整夜都处于忐忑之中,甚至半夜找律师商量:如果对咱不利该怎么办?
  接到最高院提审、重审此案通知书之后,这位母亲足足愣了十多秒,随后老泪纵横。
  21年过去,那个泼辣、强硬得像块石头的“老太太”,已经73岁了。

  王书金:有时像个动物,但还有人味
  一个接触过“真凶”王书金的知情人称,“他有时候就像个动物”。
  2005年落网后,他交代犯下6起强奸案并杀害4人,包括“1994年8月5日,强奸一名38岁液压厂女工后将其杀害”——但此案的“凶手”聂树斌已被枪决了。
  14岁时王书金曾强奸一名8岁女童。因为贫困他曾以4000元卖掉自己的孩子。某次在岳父家拜年,他突然拽着媳妇去另一个屋子要做“那事儿”,骂都不管用。1995年强奸村中妇女并将其掐死后,他开始10年的逃亡。
  2006年4月,王书金案一审被判死刑。他以“检方未起诉石家庄西郊女工强奸杀人案”为由上诉。他曾表示:“我不能让别人背黑锅,是我杀的就是我杀的。”
  王书金因此苦头。其中一点便是频繁更换看守所,“犯人最害怕的就是换看守所,换一个看守所,犯人也得揍你。”
  他曾告诉律师,2013年二审前夕自己曾遭受河北方面的过刑讯逼供:对方称,只要不说石家庄这案子,老婆孩子都能给办低保。一位知情者称,对方还拿宽木头板子猛打他的脚心,他撑不住,“你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多年过后王书金胖了,也表达过对聂家人的歉意。
  当年回老家指认现场,村民纷纷砸东西骂他。无论酷暑严冬,哥哥和嫂子没有给他送过衣服。
  因为聂树斌案,他多活了10年。知情人称,“王书金快吃枪子了”。

  郑成月:不能把犯人不当人
  王书金唯一的“亲人”或许只有郑成月了。
  这位老警察挺着啤酒肚,常年的糖尿病导致他走路一瘸一拐。除说说做刑警时的事迹,他更多时候像个落魄英雄——他已经离岗很多年。
  2005年王书金落网后,这位河北邯郸市广平县公安局原副局长(10年前因一强奸杀人案,曾追捕王书金未果)发现了“一案两凶”的情况。他数次联系办理此案的石家庄警方,屡屡石沉大海。他意识到“麻烦了”。
  他暗里将线索提供给媒体——“一案两兄,谁是真凶”的报道,引发舆论哗然。
  当年向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刘金国汇报的会议上,他还记得有人说聂案没错,是铁案。
  当时他指出,王书金对现场一串死者的死钥匙有过详细供述,但聂树斌从没提到过。一下子会议室里“呼气的声音都能听到”。
  接下来的数年此案陷入僵局。但郑成月将王书金的一些关键供述进行了录像,并保存在“非常安全的地方”。
  他说自己的工作也受到此案的影响。7年前,49岁的郑成月提前离岗,不再担任县公安局副局长。
  他不是个心软的人。面对一个扬言报复的死刑犯,他曾笑道:“老弟,我跟枪手说,不能一枪打死你,打三枪。”
  王书金却想认他当哥。押解时候,郑成月给他烧鸡吃,入狱后还安排送去换季衣服。
  一次王书金被某个新来的囚犯打了,想报复,“反正老子身上背着这么多人命,不缺这一个”。郑成月赶到,上去就给打人者一巴掌:“他妈的,敢打我兄弟!”随即给两人换了监号。
  “95年在政法大学上课时,我常听江平老先生讲执法的合法化和人性化。”他回忆,“你不能把犯人不当人。”
  得知最高院重审聂案的消息,他在电话里数次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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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
    2016年6月12日10:12 | #1

    人都死了,恢复个名声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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