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桦:活在真实中

曾在内地被扣查的铜锣湾书店店员林荣基,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讲述了他过去七个月内被软禁拘押、不得联络家人和律师,并被要求交出书店读者订书资料的事,等于完全推翻中共官方的原有剧本和台词。这无疑是一颗真实的巨大炸弹,炸开了独裁政权的谎言,也在香港人心中炸开了一个真实的领域。

当仍受著“保释候查”威胁的林荣基,手持铜锣湾书店的读者订书资料,踏上火车准备回到大陆,把这些资料上缴给权力机关时,心中是转过了怎样的念头,才让他毅然折返,向世界公开他的经历?他眼前必然曾经存在一个世界,一条权威的路径,他本来是沿著那路径的指示回港,向警方销案,对传媒不发一言。他本来几乎要选择向权力屈服,活在那个布满谎言然而可能保住自身平安的世界里。他回港两晚都没睡好;但他仍有足够意志,选择了另一个光明的世界,把话说出来,与香港人站在一起。

“不义比死亡更能毁灭人”

香港人,不熟识中共式权力斗争,几曾识干戈?然而近年我们都感受到谎言的威力,那就是巨大的疲累与虚无。看禁书的港人其实没有很多,但确实很多人关怀过铜锣湾书店五子,做出过游行、联署、撰文、行为艺术、网上逐格比照电视认罪的穿崩位等等行动,连政府的新街道在脸书招名字,都有人留言“铜锣湾五子响边道”,获逾千赞好。港人与国际的关注下,其中数人得以回港,但他们回港后都明显处于一种谎言的系统中,港人心知肚明,但是不禁黯然,我们想保护的人,被极权阻隔开来,咫尺天涯。汉娜鄂兰说过,极权最恐怖之处,就是让人们处于孤立隔绝的状况,认定自己无力对抗。所以林荣基的抉择,分外让我们感到,“站在一起”是多么困难的抉择,而正因其困难,它又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

乱世来临,每个人都将遭遇巨大的抉择难题,正义与邪恶,生与死,不再是电影中的虚构情节。林荣基当然已经领受过死亡的威胁。好生恶死本乃人之天性;而历史上,人性确曾一再达到“舍生取义”的高度——“真正困难的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避免做不义之事;不义之事比死亡更难逃避。不义比死亡更能毁灭人。”这是苏格拉底在死亡面前的最后自辩。苏格拉底以死亡去捍卫自己对真理的追求。而在是次事件里,把读者资料给予权力特务机关,显然是不义的;参与巩固整个集团被失踪的谎言剧本,显然是不义的。而林荣基,一位书店业者,被屈颖妍嘲弄为“书业偏门”的禁书书商,一个年届六十的灰发叔叔,就此达到了苏格拉底的高度:他拒绝了政权的谎言,也就是拒绝了不义的毁灭;保住了自己的人格,也保住了香港的光明。

林荣基的所为,恰如捷克前诗人总统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所描述的:“他撕开一切,而颠覆了权力的结构。他证明了活在谎言中,就是活在谎言中。他从高耸的正面直接打穿体制,让权力的真实基础脱然于世。”仅仅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可以动摇整个体制,因为“他向大家显示,在真实中生活是可能的。”

活在真实中

香港身处极权社会与自由社会的交界水域,总有人相信可以周旋在极权与民主的规则之间存活,懂得揣摩生存之道,自诩为聪明人,社会上谓之“sophisticated”,是一种褒赞。对于林荣基的行动,陈云就评为幼稚不堪一哂,嫌他没有和美帝结盟,没有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才开口。是呀,林荣基竟然没有先逃出香港到安全的地方才发言,竟然说视香港为家没有打算离开,真是天真得令人吃惊。他竟然相信,香港可以保护他?还是他认为,即使无人可以保护他,他都要把话说出来?但正是因为这天真、这不顾自身,才引发这么多香港人血性上涌,认为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他。香港人就是不想再要那种sophisticated的明哲保身。所谓觉醒,就是发现,勇气,才是存在感的根源。

这么多香港人为林荣基的勇气激动,是因为林荣基以一个活生生的平凡人,具体呈现了香港人的集体欲望:在真实中生活。在真实中生活,本是平常的;是因为遭遇极权,它才成为这样巨大的欲望。这种欲望是希望可以展示生命的本质,即朝向多元、多样、独立的自我建构与自我组织,亦即朝向人类自身的自由之完善;拒绝极权所要求的服从、统一、纪律。极权与自由的欲望天然冲突——因此抱持这种欲望的人必然涉及真正的政治,但他们多对政治权力的争夺不感兴趣。

关于极权的谎言,韩国电影《逆权大状》中有一段简单而极端的展现:特务机关要把大学生屈打成招为共产主义份子,那些也是“几曾识干戈”的大学生,根本不懂得答出极权想要的答案。及至于屈服,与其它受刑的同伴一起对口供,却是怎么都对不起来,因为那是虚构的谎言,就如要在身体强行植入一个外来的器官,自然出现排斥反应——而痛苦的是谎言必须通过集体来完成结构。当它结构完成之时,极权就已渗入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在每个细节都要求谎言的供奉。

对此,我们应该再认真读哈维尔的《无权力者的权力》。哈维尔所称的“在真实中生活”,包括任何个人或群体以任何形式反叛于操控:“从知识份子的抗议信到工人的罢工抗争、从摇滚音乐会到学生示威、从拒绝参加选举闹剧中的投票到在官方会议上发表公开演说,或者甚至绝食抗议等。”正因为极权的操纵意图压制我们生活中每一个自我完善的目的,那么反过来证明了生活中每一个自由言论,都在政治上对极权体制造成间接的威胁。每一个不同领域的多元实践,都在挖走极权高墙的一块砖,因此写作、唱歌、游行、绝食、暴动都不应被斥为无用。归根究柢,最重要的信念是,相信真实生活中的公共、开放、流动、多元可以渗透社会,让我们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政治,而非政治权力的更替。真实的力量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哈维尔精确地指出,极权社会意图毁灭人们的道德感与责任感;因此我们亦不可抹煞自己内心的道德感与责任感之呼声,并应以自身的行为去呼应:林荣基已经负起了他的道德责任去揭穿极权的谎言,那我们又该做什么来与他同行?

“我都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

活在真实中,与极权和谎言对抗,需要付出代价。犹记得程翔先生说过,共产党最坏的地方就是让你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自己的家人;评论人长平就因家人被公安胁迫而选择与家人断绝关系,令人感佩悚然。在极权的蔓延中,面向公共与真实,也同时会导致个体与家庭或社群的割裂。林荣基也一样。在如此关口仍以林氏家庭与情感状况转移视线的人,与极权行为同等可耻。

香港人的痛苦,在于我们尚保有些许光明的记忆,而现正目击黑暗的覆临。官员长期指鹿为马,并用主流媒体与官方渠道去播放粗劣犯驳的谎言,真实的声音常被淹没,你感觉到自己将要活在不义之中,然而身边好像还有许多人对此根本不闻不问。愤怒、厌倦、无力,又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如何可以得到胜利。但林荣基说,他回港后翻看新闻,见有6000人游行支持自己,这成为了他说真话的力量。这已经明确显示了,虽然游行后我们不得不回家,不肯定自己的行动可以争取到什么,但一切付出,却有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的时机,激发出惊天动地的另一些事物,动摇极权的根基。我们必须相信,只能以勇气激发勇气,呼召同道者,如同诗人廖伟棠写过的,“每一只蚂蚁/都在传递一片叫喊的木炭”。

看到青年网络作家将林荣基的行动描述为传递了绝望的讯息,因为一国两制已经不存在。其实鲁迅一早说过,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绝望与希望都是人意识的反映,一切是靠行动去模塑实在的结果。绝望是有力量的,如果它可启动义无反顾的绝地反击;但我们应坚拒以绝望作为“不作为”的借口,因为那就是在敌人动手前先从内在杀死自己。说到底,关于绝望,林荣基已经回答了:“我都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

林荣基的形象有特殊的时代意义。他是个书店营运的失败者(2014年因财政营收问题把铜锣湾书店业权出让予巨流媒体),无疑是不够精明和sophisticated,但恰因此,他能够拒绝与极权妥协,显现人性的光辉。因此林荣基的行动也包含一种更世故的感动:他不是香港社会现时最受落的“素人”,相反他比一般港人更了解中共,更有害怕的理由;他已经被迫说过谎,身上有经历与伤痕,包括家庭情爱的失败,包括极权的拘捕威吓——有了这些经历,还依然可以做出反抗,这里面有莫大的希望,像是说明生命依然有无穷的可能与力量,恐怖与折磨不能销毁人的意志、道德、责任感。的确还不能说“我们都是林荣基”,因为林荣基做的、承受的,比我们都多——他仅仅标示了真实的高大,指向了一种提升的可能,其力量可比於坦克前的王维林、为身边的人挡子弹的六四民众。在这个分裂式政治抬头的年代,“我都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发出一种跨世代、跨背景与跨政治阵营的吁求,指向了“共同的政治”。香港人得以用行动,再连结为一个希望的共同体。“我都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是林荣基留给香港人的最大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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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
    2016年6月19日15:41 | #1

    香港人的痛苦,在于我们尚保有些许光明的记忆,而现正目击黑暗的覆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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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飞鸽
    2016年6月19日19:07 | #2

    他妈的自己回大陆投案会去韶关图书馆打工?这本来就是他自己设的一个局,为了以后更好的被人外国势力服务,让自己回大陆来一个“受害“的经历,不然书店倒闭,他吃喝靠什么?

  3. 匿名
    2016年6月20日05:12 | #4

    这个叫飞鸽的是毛左,不要和猪一般见识,不要被五毛转移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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