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改革

梁山108将聚义后,众好汉座次排定,待遇按月发放,日子过得倒也安稳舒心。

一日宋江的妈妈找到宋江说,你哥哥宋清在家闲的慌,你是山寨的一把手,好赖给你哥哥找个事做。宋江面露难色,旁边的吴用说哥哥这有什么难的,军械库刚好少个保管员,宋江说这个……。吴用不待宋江把话说完,接着说就这么定了,明天宋清哥哥来上班就是了,薪水为步军头领待遇。

那宋清到任后,只是看管枪械,清闲自在待遇又高,天长日久,众头领不免生出不平之意,特别是李逵嘴无遮挡,醉酒之后常常发牢骚,质疑宋清的步兵头领待遇!

话说潘金莲看到武大整天在外忙碌,一天到晚早出晚归,也挣不了几个钱,心想既然宋清能谋个好差事,何不找找在梁山主管后勤的武松,也给武大找个活干。武松得知后心想,既然宋清能干得军械库保管员,武大哥哥不能做火房的炊事员吗?于是便向宋江请示,宋江说这事随后再议吧,再说山寨也不缺人手。武松沉下脸来,说山寨火房里缺少一名炊事员,武大又烧的一手好炊饼,再说宋清哥哥也……。宋江的脸由红变黑,无奈地只有答应了。于是武大到了山寨作一名炊事员,专职为大伙作炊饼,薪水也按步兵头领待遇发放。

时间不长,此事迅速传遍整个梁山泊。众头领纷纷找到宋江,有为内弟找活干的,有为妻姐找工作的。鲁智深本没有亲属,但原来在相国寺看菜园时认得的几个地疲无赖不知从那里得到消息,常来烦扰智深,无奈只有找到宋江,也为他们几个谋了闲差。吴用更是提出了让他70岁的老丈人到山寨看门,待遇嘛按副步兵头领标准。宋江本来不想答应,可想想宋清的事,便咬咬牙点了点头。于是3年之内,众头领均安排亲属在山寨上班。

3年后的梁山财政收入没有增加,工职人员却迅速增加到800余人,吃财政饭远远不至108将了,财政危机日渐严重,且新增人员大都素质低下,遇有宋军来剿,不但不能参战,反而成了累赘。宋江深为忧虑,召开会议讨论此事,众头领都认为这样下去必将危害到梁山的前程,以精减人员为目的的改革势在必行,决定成立以宋江为组长,吴用等为副组长的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用二个月的时间进行改革,目标最少精减人员百分之二十以上。

可究竟怎么个减法呢,众头领争议不休,让谁的亲属下岗都不合适,最后宋江拍板定案考试,只有考试最公平,众头领都表示同意。吴用心想自己的老丈人老眼昏花,考试如何是年轻人的对手,就提出要以年龄加分,一岁加一分。武松心想哥哥武大从小不识字,如何过得了关,但武大在烧饼大赛中夺得过金奖,于是提出每个荣誉证书加5分。接着其它头领也都提出了有利自己亲属的考试加分条件,众头领碍于面子,谁也不好反驳别人,都表示同意。

会议结束后,主管人事工作的杨志到家屁股还没坐稳,史进就打来电话,说小姨子年龄小文化浅,没有其它得分优势,请千万帮忙给改一下人事档案,多加几岁,并说呆会他小姨子将登门拜访。还没等杨志说什么,史进就挂了电话。不一会就听甜美的女声叫门,杨志说什么也不开,那人从门缝塞进一张卡来,杨志一看是梁山超市购物券。杨志暗想这不是受贿吗?拿人家的手短啊,这可怎么办?正在苦恼间,又有人叫门,杨志一听是好友林冲的声音,忙开门相迎。杨志和林冲交情非浅,便把刚才史进小姨子的事和盘托出,请林冲帮忙出个主意。

林冲听后哈哈大笑,说杨志贤弟真是不开窍,都什么年月了,还学包青天呢,这是人家送上门的礼品,收下吧,你没张嘴要,这在梁山都已经是好官了!

杨志一阵沉默。林冲说贤弟不是外人,哥哥我就直说了,我也是想让你给内弟改改档案,增加几年工龄。杨志心想档案可不是乱改的,可林冲与我多年的老朋友,也轻易不开口这如何是好啊?林冲看出了杨志的心思,说贤弟啊,趁我在山寨任办公室主任,也给小红弄几个荣誉证书,让她也加点分。别傻了听哥哥这句话吧,你以为别的头领都像你啊,告诉你吧!现在没有找我要荣誉证书的只剩你一个了。

小红是杨志在青楼认识的小情人,人长得年轻漂亮,没多少文化,前几年杨志通过关系把她调到山寨招待所任部门经理,这次机构改革杨志正为她的事发愁呢。林冲的话正点在了杨志的命门上。看到杨志的表情,林冲知道这事办的八九不离十了,于是撂下一个红信封,说哥哥的事被有劳贤弟了,起身告辞了。

林冲走后,杨志四处打听,得知林冲所言不虚,梁山现在乱成一团,到处都是找理由加分的,连山角下的小文印店生意也出奇的好,一天之内就能卖出荣誉证书上百本之多。杨志长叹一声罢罢罢,举世皆浊岂能独清,举世皆醉岂能独醒,于是凡有求必应制造假档案不提。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梁山机构改革考试终于开始了,众考生入场后,各显其能,有抄小纸条的,有大胆照书抄的,更有甚者满场飞到处抄的。监考的霹雳火秦明想加以制止,鲁智深手下的那几个地痞无赖,瞪大双眼说,哥哥非把兄弟的饭碗砸了吗,兄弟没饭吃到哥哥家吃啊!秦明心想,这些人是智深哥哥介绍来的,真把他们惹毛了,智深面子上不好看,干脆不得罪这人算了,压压霹雳火睁只眼闭只眼吧。

一个月后,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公布了考试成绩,排在后200名的解除公职,自谋职业。宋江、吴用、杨志等梁山实权派人物的亲属全部留用,而智深认识的那些无赖、武大、及李逵的好友李鬼被告知要卷铺盖走人。消息一出,梁山顿时炸了锅,李逵抓起大板斧,嚷嚷着要砍了聚义厅前的大旗。智深则收拾行装要重上二龙山,彻底离开梁山这伤心地。武松更是过激,当面质疑宋江这次考试的公正性,非要武大和宋清再考试一次不可,否则,扬言谁都别想安生。其它的好汉也不依不饶,在聚义厅吵个不停,梁山好汉大有一拍即散之势。

后果之严重让宋江也没有料到,忙找到吴用商量对策,无论如何不能让梁山散伙。吴用真不愧为智多星,他爬在宋江耳边如此这般这般。

第二天,在梁山政务公开档内一张红红的公告赫然醒目,上书:接探马来报,宋军近期来犯,机构改革暂停,所有人等各复其职,一切照旧。梁山上下应紧密团结在以宋江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周围,建设新梁山,开创新业绩。

第二十天后,在梁山政务公开档内又一张红红的公告使众人欢呼雀跃,上书:发展是当今梁山第一要务,发展需要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人才,现根据需要向梁山内外招募英雄,力争三年内梁山英雄好汉达一千零八将……

之后,宋江等梁山实权派人物家里,白天人声沸腾,夜晚狗叫不停。梁山泊酒店生意异常火爆,众头领经常红光满面,梁山一片祥和的气氛。

二年后,梁山召开了“一千零八将聚义大会”,会上宋江作了题为《人多力量大齐心共建新梁山》的讲话,吴用宣读关于表彰在招募英雄行动中先进个人的决定。最后,会议在梁山山歌“梁也还是那道梁,山也还是那座山”中庄重闭幕。

N年后,梁山山秃难见飞鸟,水泊泊干不见游鱼,梁山改革至此全面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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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
    2016年7月4日16:26 | #1

    作者也是闲着蛋疼,显摆知识渊博啊!

  2. Mobile Guest
    2016年7月4日08:32 | #2

    精辟!

  3. 匿名
    2016年7月4日16:54 | #3

    宋清是宋江的哥哥?

  4. Fuck ccp
    2016年7月4日19:09 | #4

    映射得好啊。共匪也有经济资源用尽的那天,其经济资源用尽之时也就是它垮台之时

  5. 匿名
    2016年7月4日23:54 | #5

    中国政府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来源:
    中国经济学人
    作者:
    陈志武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帝制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个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财政税收之外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总共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了?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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