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0715:粮食问题文集

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

强大的经济源自于强大的教育,而教育的核心是大学。 1806年,普法战争失败后,处于极端贫困中的普鲁士王国下令,斥资创建柏林大学。洪堡等人把大学看作是民族文化最崇高的所在,他认为普鲁士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德国教育的失败。 后来,经过拜默、洪堡等人的努力,致力于“平民化”的柏林大学于1810年秋正式创立,成为现代大学的开端。 虽然德国是两次战败国,但是每次战败后都很快重新强大。 美国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仿效德国教育,并且在后来发展了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教育系统。 在教育系统支持下,美国持续发展壮大,从20世纪初成为世界工农业头号强国后,就一直保持着世界最强国的地位。 日本同样极端重视教育,在战败后缺衣少食的情况下,把最好的资源都留给了学校,成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的大学占据了亚太地区顶尖大学的主要份额。 可以说,不论是“后起之秀”的美国、“屡败屡战”的德国、或者是“弹丸岛国”日本,都通过教育发展起来,成为世界前三位的经济强国。
  
  在大学教育上,更应该关注的是英国。 在2008年《泰晤士报》世界大学前十名的排行榜上,有六家大学是美国的大学,包括哈佛、耶鲁等美国名校;而另外四家都是英国的大学,比如久负盛名的剑桥、牛津等。 到2009年,英国大学在排名上明显下降,但是在世界前100所大学中,仍然占据第二多的位次。 与德国相比,英国的大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优秀的大学更多,综合实力更强。 但是,从两国的经济状况来看,英国反而明显弱于德国。德国人口8200多万,是世界的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GDP为38180亿美元,经济总量位居欧洲首位,且与英法的差距很大。2008年,英国人口将近6100万人,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导致英镑大幅贬值,因此英国的GDP合2.787万亿美元,被法国所超过。 那么,为什么英国的大学教育比德国强很多,但是在经济上却落在德国后面?
  
  从教育的历史文化上,英国的教育偏重于精英式教育。 与德国的“平民化”教育向对比,英国的教育资源主要向社会精英阶层倾斜,也就是“贵/族化教育”。 出身于上流社会的人们,从小受到系统而且严格的教育。 受教育的人们不仅仅要在思想、知识和技能、身体等综合方面得到教育与训练,还需要在着装和行为举止等方面受到规范。 仅仅着装的费用,经常就是中下层民众难以承受的。 这样教育出来的人们自然普遍都比较优秀,但是人数在整个民族中占的比例比较小。 在“日不落帝国”时期,数量很少的精英就可以通过优越的文化和优秀的管理,治理着面积广大的印度半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诞生,这些聪明而英勇的青年精英群体在“身先士卒”的过程中遭受重大伤亡,让英国第一次受到重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属殖民地纷纷独立,大量精英失去“用武之地”,让英国遭受第二次重创。
  
  在英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国的时候,一位美国人在游历了英国之后,总结说英国必然被美国所超过。 因为他在英国看到,当时的贵族仍然有自己的仆人,负责各种家务劳动。 同时,电梯间也有专人负责开电梯。 而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家务劳动被越来越多的家用机器所取代,在电梯里人们也在自己使用电梯。 就这样,大量的英国人在从事着这些低价值或者毫无价值的工作,而美国人则通过各种各样的发明,把人们从这些单调无聊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让人们去做更加有趣、有价值的、对个人潜力提升有明显帮助的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国在“珍妮机”这个偶然的发明和瓦特“蒸汽机”这个个人化发明推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就失去了持续发明的动力。 “接力棒”转到了美国人的手中,大量美国的“平民”技术人员创造出了大量的发明,让美国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成为世界领导者。 而英国在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严重人才损耗之后,又经历了战后的“国有化”运动,让广大民众更加失去了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可以说再次让英国遭受重创。 这样的过程造成了今天的结果,英国的教育虽然非常发达,但是与经济联系并不紧密,因此知识并没有完全转化成经济,导致英国经济逐渐落后。
  
  而对于德国来说,“平民化”教育推动了德国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强大。 德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拥有多所综合性文理科大学,更有大量的应用技术大学、高等专业技术学院、专科学院等,另外很多德国人在高中就进入高级专业学校、职业专门学校和职业学校等专门的技术学校作为自己的未来工作方向。 而且,企业也参与到职业技术教育中,使技术人员和工人能够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这样的结果是,德国保持着强大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队伍,也就形成了强大的工业力量。 那么,这样的工业力量意味着什么呢? 英国有多个世界知名汽车品牌,劳斯莱斯(RR)、宾利(Bentley)、路虎(Land Rover)、捷豹(Jaguar)、迷你(Mini)等。 但是,这些汽车品牌并没有像德国的保时捷、奔驰、宝马、奥迪、大众等品牌那样发展起来,反而是不少被德国汽车生产商所收购,成为德国汽车的子品牌。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可以这样理解,从文化教育上,英国汽车厂商就缺乏“平民化”的发展思路,从人才系统上又缺乏像德国这样完整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培训和发展体系,所以销售日益萎缩,最后只能通过被收购而生存。
  
  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内容,实际上是在表达一个意思:公共教育和科技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平民化”。 广大民众是教育的受众,是科技的受惠者。 在集 /权的社会中,掌控资源的人们缺乏动力去普及公共教育、推动科技发展、推广科技成果。 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雇佣仆人来为自己服务。 如果自己的要求很大,那就雇佣更多的仆人为自己服务。 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皇帝出则“前呼后拥”,御林军保卫;入则“三宫六院数千粉黛”,都在为自己提供最细致、最周到、最体贴的服务。 那么,各种科技发明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劳斯莱斯基于英国的历史文化思维传承,一直就没有想过要持续扩大自己的产量。 而对于雇不起仆人的广大民众来说,科技的意义就太重要了。 民众需要洗衣机,免去自己洗衣的时间和劳苦;需要电冰箱,可以少出去买几次菜,剩菜剩饭不用倒掉;电视机让广大民众看上了本来是权/贵才能看到的演出,等等。 而且,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本来开5年就到处问题的汽车,现在开10年还没什么毛病,节省了太多修车的金钱、时间和精力,而且省了很多买新车的钱。 所以,坚固耐用的西门子和博世冰箱、德国汽车受到广大中国消费者的欢迎。 另外,民众通过受教育,掌握专业技术,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做出好的产品,挣上高工资,过上体面的生活。
  
  还是同样的意思,一个社会的主要特点都要反映到农业上。 而农业是非常讲究实用的产业。 所有关于农业的科学和技术,都是要大范围推广到农业上,这样才能够推动农业的发展,实现农业经济效益,而农业经济效益反过来在支持农业的科技进步。 从这个意义来说,农业科研的推广甚至比研发更加重要。 比如说,转基因技术已经成为世界农业的焦点问题之一。 在中国,一些不知道什么官/员批准转基因主/粮的种植后,人们不是针对批准转基因主粮的人,而是把主要矛头指向孟山都,说孟山都是罪魁祸首,认为这个决策是孟山都的阴谋。 但实际上,孟山都只是巨大的农业产业链条的很微小的一部分,它的综合经济实力很一般,否则它也不会被大公司收购,希望通过“依靠大树”获得自己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这些官/员要批准转基因主粮? 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农业不仅科技研发力量薄弱,农业科技推广系统更是接近于瓦解。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农业的生产缺口越来越大,粮食危机的局面早已经形成。 那么,这些官/员急于希望通过转基因主粮解决粮食危机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对于关心中国农业的人们来说,反对过快、过早种植转基因主粮是必要的;但是,光反对种植转基因主粮没有用,更重要的是找到粮食的低成本增产方式。 而这个方式就是大量推行农民教育和培训,因地制宜借鉴和普及先进农业国家的成功技术和实践经验;另外,增加对先进技术的投资,通过应用先进技术,提升农业生产率。
  
  转基因只是农业科研应用中很小的一部分。 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96%,科技进步是农业的唯一驱动力。 什么是科技进步? 不仅重视农业科研,更加重视农业科学和技术的推广,不是让科技成果束之高阁,而是让科学技术真正成为农业发展的推动力量,这才是真正的科技进步。 以色列农业科技推广投资规模大,各方积极配合,而且推广方法系统合理。以色列全国人均耕地0.0575公顷(合人均0.86亩)。人均耕地面积比中国的还小,而且自然条件恶劣,干旱严重,地下水含盐量高,难以利用。 针对这个问题,以色列的科技推广政策重点突出,化繁为简,确定“缺水”是以色列农业生产的核心问题,所以提出“节约每一滴水”和“给植物灌水,而不是给土壤用水”的简明口号。 以色列的农业研发和推广就是围绕节水展开,并且明确研发和推广的关键方向。 所以,科技研发和推广聚焦于滴灌、喷灌技术,并且严格根据作物生长需求,实行节水灌溉,使水的利用率达到95%,节水50%一70%,而且城市废水回收再利用率达30%以上。 这些措施让曾经死寂的内格夫沙漠逐渐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绿洲,棉花的单产更是超过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以色列建国以后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2倍,但是农业用水量和最初基本相当。 另外,1999年农产品出口总额12亿美元,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出口6988美元。而当年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155.33亿美元,平均每个农业人口18美元。
  
  需要明确的是,在农业科技推广过程中,教育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细分概念。 其中,教育作用于农民,技术作用于土地。 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能够在不改变其它要素的前提下,通过提升农民们的内在素质,达到提升农产品质量、降低农产品成本,也就是提升农业利润的目的。 而在发达国家,农民教育培训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国家资本,由农业专家和广大农民共同决定,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培训课程,以及如何进行教育培训。 技术推广的重点是土地。 通过提升土地其它及相关要素的质量,帮助农民们更容易地提高农业利润。 而从资金来源上考虑,技术推广主要由商业资本参与。 农民通过利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提升农业利润,支付商业资本的销售与利润。在日本,国家为了保护农民们从事农业的积极性,对农民的技术应用提供大量的补助,补助有时候比农民的产出还高,说明日本的国家资本有时候在做着完全亏本的生意。 。
  
  在中国,科技进步的相关数据比较混乱。 有的报道说,中国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仅为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 有的报道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从1949年的20%提升到最近的42%,还有的数字说是47%。 当然,从国家统计局公布2009年房 价上涨1.5%的数据来推演,那么具体中国农业科技进步到底是多少,谁也不敢说自己就是对的。 当然,人毕竟不应当用脚来适应鞋子,而应该让鞋子来适应脚。 那么,如果数据是鞋子的话,我们应当考虑一些具体的情况,抛开鞋子看真实的脚。 那么,什么是具体情况呢? 比如说,以前中国还有农业科技推广体制,但是无法适应社会变化的部分,于是就开始瓦解。据有关统计资料数据显示,我国平均2000多个农业劳动力中只有一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而美国平均每400人就有1名农业科技推广者。从学历结构来看,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员为3万人,仅占职工总数的1/3;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仅占农业科技人员总数的3%,而且,一些地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变成了无办公场地、无试验基地、无试验仪器、无信息设备和无交通工具的“五无”站。
  
  2004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黄大昉跟随一个“科技兴农”调研组在江苏、湖南、贵州调查。 在贵州某地农业科技推广站看到的情景。3月8日晚上,黄大昉向记者描述在贵州某地农业科技推广站看到的情景:“我们走进屋子,里面空空的,连办公桌都没有,有几个柜子,很陈旧,里面也是空荡荡的,基本的资料和档案都没有,看了真让人心酸。用‘网破’、‘线断’、‘人散’来形容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一点也不为过。 有些农技站甚至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一把尺子、一杆秤、两条腿’就是他们基本设备。据贵州省某农技员反映,他所在的农技站只有1/3职工的1/3时间在搞农业技术推广。此外,部分基层农技站高龄、低学历人员多,专业人员很少,人员与知识都难以更新,严重地影响技术服务质量。我们也到了湖南,湖南的基层农技站也一样有很多困难……… 许多农业科研单位科研缺乏必需的基本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创新乏力,后劲不足,处于‘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窘境。因此,尽管国家每年评出省级以上获奖农业科技成果6000余项,但是重大突破性成果很少,农业领域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已经连续7年空缺。技术推广经费的缺乏更直接影响了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目前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仅为4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30%。 ”

  没有针对农民的教育培训,没有足够数量的合格农技人员,解决农业难题都是空话。 比如说,人大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和绿色和/平组织联合发表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农民(尤其是北方地区的农民)使用的化肥量比作物需要量超出40%,这导致每年1000万吨化肥白白流失,而且过度使用化肥已经造成农田效率低下及环境严重污染等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必然是通过农业科研,总结出有效的方法,然后对农民们进行大规模培训,并且通过农技人员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相应指导,教农民用正确的方法施肥,成本低,而且还效果好。比如说,日本农业越来越呈现“有机化”特点,而这个特点与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密不可分的。 日本农林水产省为从技术上援助农户走向“环保生态型农业”时代,日本中央农业研究中心从2001年开始推出了上千项技术情报,涉及病虫害防治、土壤肥料、除草等农业环境保护的全部领域,然后推广给各地的农户。 这些技术不仅有新技术,还有水田放鸭除草防虫等传统方法,将稻田中的杂草和害虫基本清除掉,而且不会损伤禾苗。 而日本农户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用适温的热水取代化学消毒液给稻种消毒,用辣椒粉拌烈酒再稀释喷洒蔬菜的除虫效果毫不逊色于农药,都是通过试验之后进行传播推广,以低成本或者无成本的方法,促进有机农业发展。 现在,日本已采用 “环保生态型农业”耕作法的耕地,已占全部耕地面积的16%以上。 而在中国,因为缺乏大规模系统化的科研推广和因地制宜的使用,所以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危害人们健康的问题很难得到有效缓解。
  
  荷兰则致力于发展农民的“终身教育”。 欧洲属于人多地少,“小农经济”占农业主导地位的地区。 农业竞争力很弱,因此就农业问题长期与美国存在严重的贸易摩擦。 不过,荷兰是个例外,成为现代农业的典范国家。 而其发展的核心,就是通过发达的农业教育培训体系,培养高素质的农民。 荷兰的农业教育当做专门的系统科目,全程覆盖从初级职业教育到大学教育。 而且,随着农业科技进步的加快,荷兰倡导农民的终身教育。 在各个地区,农业教育培训中心完全向社会开放,开设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课程。 而且培训中心学制灵活,还可以在晚间授课。农民为了应对市场波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学习进修的欲望强烈。 而且,大量荷兰农民受过高等教育,还有不少是硕士和博士。 通过科技创新和推广,荷兰从传统的农业弱国发展为现代农业强国。 由于WTO的规则限定,欧盟正在逐步减少农业补贴,这让很多欧盟成员国的农民都非常担心。但是,荷兰农民则相当自信,通过知识型农业应对全球化经济和农业经济波动的考验。
  
  而澳大利亚则根据“地广人稀”的特点,积极推动农业远程教育。 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是澳大利亚农渔林业部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澳大利亚的农业教育分为三大类:高等农业教育、中等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培训。 其中,国立、州立农学院通过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对农机推广人员及农业从业者进行培训。 另外,政府还通过市场机制,根据农业发展需要,委托不同院校的培训机构对农民进行多种形式和内容的培训。 而澳大利亚最有特色的,就是系统完善的远程教育。 因为澳大利亚的农业区域非常广,每户农民都在管理非常大农牧场,居住非常分散,而且每户的需求差异很大,很难将这些农民聚集起来,进行集中培训。 于是,澳大利亚就利用现代科技,大量推进农业的远程教育。 澳大利亚的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软硬件投资,支持远程教育,并且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技术的优势,推动教育培训的升级。 澳大利亚的远程教育已经形成多层次、多学科、多方式的大规模系统。 能够根据农民的具体需求,采取灵活的方式,提升农民的能力和技术,而且让农民学到的技术很快应用到农业生产中。
  
  在农民教育培训上,以色列是值得反复强调的典范。 所有成功教育都有一个前提:言传身教,只有合格的教育者,才能够培养出合格的被教育者。 用中国话说就是:“名师出高徒,师不高弟子拙”。 以色列进行的是世界上没有先例的工程,是真正创造奇迹的农业系统,在贫瘠、缺水的土地上,创造出高产、高质量的农业成果。 在创造的过程中,必然是最优秀的人通过自身的理论探索,再加上实践经验总结,然后推广给广大的农民们。 以色列有多位世界非常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或者相关专家,而这些科学家或者专家都在自己从事着农业或者相关的经营。 这种方式保证了,他们在探索过程中的每一项突破性技术,都已经被证实是成功的,农民们可以基本上不用走弯路就达到预期的目标。 从数量上,以色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有15.84万,其中50%以上都是希伯来大学农学院或培训班的毕业生。 在质量上,以色列农业部每年都组织20 次以上的高新技术培训班,便于农民及时掌握最先进的技术,而这些著名科学家或者资深专家就是质量的保证。 而且,由于以色列的农民综合素质非常高,他们不满足于仅仅种田获得较高的收入,有一部分人还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新的技术或者新方法。 所以,很多以色列农民既是农业生产者,又是经济管理者,而且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成为政府农业技术部门的顾问或推广人员。 还有的农民就像袁隆平一样,进行杂交品种的培育,改良农业种植和畜牧养殖技术,或者研究市场需求等等,在狭小贫瘠缺水的土地上,创造出最大的知识技术价值。
  
  从农业推广的组织方式来看,早在1949年,以色列国家农业部就成立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局,系统推广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局根据不同的专业领域,设立了14 个专门委员会, 制定并且执行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政策。 而且,还根据不同的不同农业生态区域条件,成立了9 个地区推广服务中心,将农业科技研发、技术推广和地域特点结合起来,推动农业的系统化发展。 推广服务局和地区中心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国家财政拨款,只有10%来自农民的自助型基金,属于典型的国家资本行为。 在这个推广系统中,国家推广中心主要从事信息与管理,包括收集、核查和分析各种来源的农业研究试验成果, 并把这些成果传播到各区域推广中心, 同时管理和监督区域推广中心; 区域推广中心主要负责将总部确定的试验成果传递给农民,并及时向总部反馈推广效果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种反馈机制能够让农业科研部门更及时地了解农民们面临的问题,并且及时通过研发,解决农民的问题,创造出科研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农业科研成果推广与农民教育,不是在房间里“纸上谈兵”,而且直接到农牧场演示、分析和解决问题。 这样演示的意义在于,能够非常直观地把问题讲清楚。 尤其是以色列的新移民,他们虽然知识水平比较高,但是很多人在最初并不从事农业,而且对于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等方面都需要一个过程,而农业推广技术人员的现场演示和解决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这些“新”农民们的困难。以色列国家农科院园艺所所长布鲁蒙费尔德博士就办有私人示范基地,基地中种有优质芒果、柿子、柑橘等品种,其科研成果以最快、最直观、最可信、最有效的形式直接被农民所认识,让农民认为这些技术他们值得去引用、去合作。因此,以色列每一项农业新成果、新技术都能以最快的速度得到应用和普及。
  
  从农业推广的时间进程来看,以色列农业推广体现出“波浪式推进”的特征。 以色列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与研发系统的衔接非常密切。 每当农业研发系统发展出新技术,技术推广服务人员便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出版实用技术手册、新技术光盘等传播手段,向广大农民普及最新的技术。 而且,专业推广服务人员则利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网络系统回答或现场解决问题。 另外,政府主管部门、研究机构和农户共同出资建立的农业技术推广站,主要任务是推广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由于技术推广站部分由农民出资,所以农民就把自己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到推广站,要求推广站解决,因此推广站能够更快捷地解决农民们的问题。 而且,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和推广站经常举办各类新技术培训班, 从而使农民能较快掌握农业新技术。 就这样,通过一波一波关于市场知识、种植新技术、作物新品种的培训,持续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和市场知识,更快地推动新技术应用,推进优良品种更新换代等等,让以色列的正农业保持着领先地位,维护以色列农业显著的国际竞争力。
  
  从国家的长期粮食安全角度,农业教育应当是“从娃娃抓起”的教育。 日本的农业经济虽然相对萎缩,但是在中小学教育中,保证最基本的农业教育内容的比例。 如果出现粮食危机,日本一些高素质、高知识的人口可以很快转向农业,创造出类似于以色列农业的效果,保证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安全。 前几天,我跟同学聊天,他不知道我正在写农业方面的帖子,但是主动说起中国的农村问题。他用“毛/骨悚/然”四个字形容在农村看到的景象。 他的结论是,根子出在农业教育上。 他当时是这么表达的,在每一个比较大村子里都设置小学校,让儿童们在下学之后和假期里,帮着家里人干农活,这样能够让孩子从小就知道如何种地。 但是,现在的农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只留下老年人种粮,年轻人根本就不会当农民。 而现在撤掉乡村的小学,在城镇设立中心校,让孩子住校。 很多家长也跟着,在城镇中心校附近租房子。 这样的结果是,孩子从小就脱离了农业。 那么,以后中国就没有会种粮食的人了,而如果没有具有知识和经验的农民,中国这么多的人口和这么少的土地,吃饭都会出大问题。
  
  我后来也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农民教育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断代”现象。 由于中国不是一个“平民化”的社会,因此产生一系列问题。 首先,农民是一种身份。 在中国,农民虽然在口头和纸面上被重视,但在真实世界里是一个卑微的身份。 而在“平民化”社会中,农民是一种职业。 而把农民看作职业,那么就应当有职业教育、在科技迅猛进步的环境中,应该确立像荷兰、以色列这样的终身职业教育。 而且,就如同巴菲特几岁开始就是“财迷”、比尔 盖茨十几岁就最先接触电脑,农民也应当从小就开始在生活中进行“职业教育”。 其次,国家缺乏大力推广农业科技的动力。 从小生活在锦衣玉食环境中的人们,是能够问出来“为什么不吃肉”的问题的。 当一个富豪买了一整座山,种植有机农作物,自然放养家禽家畜的时候,他想的不会是掏出大量的金钱,进行农业科研,或者在广大农村推广农业科技成果。 他想的是在北京的“黄金地段”弄个四合院,在西/山弄个别墅,买豪车,搜集古玩,然后显著更大的投资,获取更高的收益。 第三,对于年轻人来说,农村的问题更是文化的问题,不仅仅是农民的身份问题。 做农活的时候又苦又累,农村生活单调枯燥。 尤其是很多到了大城市的农村女青年,脱离了农村繁杂的家务劳动,享受到现代城市生活的便捷,感觉很难再回到农村。 本来,根据经济学的“溢出效应”,学校不仅仅可以教孩子,还可以成为对成人进行教育培训的文化场所,成为让农民安居乐业的一个重要文化载体。 但是,学校消失后,很多农村更进入文化荒芜的状态。 这对于接触了大城市文化,希望持续接受新鲜事物的年轻人来说,更是难以忍受的。
  
  当一个社会都在“向上看、向钱看”的时候,农业总是首先被人忽视的领域。 在农业被人忽视的时候,不仅仅反映在农民教育培训上,还反映在农业技术产品的推广上。 集 /权社会的主要标志特征就是盖房子,坐八抬、十六抬“大/轿”。 中国出现过晋商、徽商、浙商等大商帮,也出现了十三行、胡雪岩等“富甲一方”的个体商人,还有去美国打工致富的人们。 但是,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有了钱之后,斥巨资建豪宅。 而当时的豪宅是真正的豪宅,现在的所谓“豪宅”不能望其项背。 他们本来可以把这些钱用于周边农民教育,改善农民的耕种工具。 而在山西,晋商本来更可以利用极为雄厚的财力,通过植树种草,改变当地的气候、水源和耕作条件。 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做? 从文化上来说,他们跟西方的资产阶级根本不搭界,他们只是清政/府的附庸工具而已。 现在,每年数以吨的钢材、十数以吨的水泥,5亿多重量箱的平板玻璃、大量的电子产品都主要“倾倒”在大中城市,据说全世界70%的工程建设机械忙碌在中国的城市,建立钢筋水泥丛林;同时,无数的先进计算机系统设备用于青少年打游戏。

  而这些大量的钢铁、水泥、玻璃、塑料、铜铝等材料,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农业水利设施、生产农业技术产品,但是却变成了很多黑夜中黑洞洞的空置房屋,过剩的家电,消耗青少年青春的器具。 在农村,大家随处可见的是农田水利基本设施老化、破坏现象比较普遍。 而且,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户家庭经营变成了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对以集体劳动方式修建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只使用不维护的现象比较普遍。 而国家资本缺少投入,所以基本设施年久失修,疏于管理,破坏严重,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十五”时期,我国有效灌溉面积比“九五”的增长幅度下降,增幅徘徊在1%以内。而作为水资源缺乏、气象灾害频繁的国家,我国的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44%左右,对于粮食及其它农作物生长的安全保障严重不足。 在中国的农村,我们仍然在很多地方可见极为简陋的播种设备,或者干脆就是人力播种,还有牛拉人推的耕作方式,人力收割采摘的收获方式,跟2000年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样的状况意味着什么? 丝毫没有国际竞争力。
  
  而在发达国家,钢铁、水泥、玻璃、电子产品、计算机等材料和产品大量应用在农业上。 美国的农业机械化作业世界闻名。 在一个典型的美国农民的仓库里,放置着全套的农业机械,比如说联合收割机、四轮驱动拖拉机、风钻机、农用轨道拖车、捆草机、播种机等等。每一种农业机械都有特定用途,把广大农民从繁重的日常农业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 这样,农民可以更加关注市场变化,根据市场需求生产农产品。 而且,农民们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学习经济管理知识、学习和了解最新科技动向,提升自己的农场竞争力。 现在,美国很多中等规模的农场和几乎所有大型农场都已经安装了GPS定位系统,很多农民们已经用上了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大型拖拉机,拖拉机由电脑控制作业,无需人工操作,而且耕地质量高。另外,已经有20%的美国农场开始用直升机进行耕作管理。而在美国的牛奶牧场,农民拥有现代化的挤奶设备,在牛身下的地上铺满了细沙,因为对牛的身体有好处。 每个牛的脚上都安装了一个机器,计算牛走路的频率,以此能知道牛的身体状况,如是否有疾病、是否想交配,等等。
  
  日本同属于“小农经济”,但是高科技设备支持的小农运作。 由于日本多山、土地分散的特点,日本的大型拖拉机拥有量只相当于法国的70%,英国的80%。不过,在国家巨额补贴支持下,日本的小型拖拉机却相当于法国的35倍、英国的80倍。每台拖拉机负担的耕地面积在2公顷左右,大大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而且,展望未来,日本农业科技产品更加先进。 日本北海道大学研制成功无人驾驶拖拉机,从车库到耕作地点全部无人操作,行走路线可与田埂平行,同时也能转圈耕作。由于无人驾驶拖拉机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卫星信息系统和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行走路线一旦设定,误差只有两厘米,耕耘速度每小时2000 平方米,而且质量比人工操作要高得多。 在插秧方面,日本中央农业综合研究所开发成功无人插秧机。这种插秧机同样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实际应用时,确定土地四角位置之后,插秧机便可自动工作,启动和停止时速度较慢,中间可高速行走,22分钟可插秧1000平方米,并可自动补充秧苗,和市场现有的插秧机相比,可缩短80%的时间。无人插秧机计划今年推向市场。在收获方面,京都大学开发出康拜因群管理系统,一人可以操作好几台收割机,这些收割机在无线电的指挥下能自动保持距离,各自确定自己的位置,收割速度快,质量高,价格也相对便宜。
  
  另外,日本工业界积极参与农业的工业化发展。 比如说,日本开发的“植物工厂”,采用了完全工业化和自动化的方式生产农作物。 “植物工厂”有一个很大的厂房,如同普通工厂,但房顶是由透明玻璃构成的,阳光可以照射进来。蔬菜种在一个个托盘上,基本是无土栽培,用营养液代替土壤。从种植到收获全部是自动化,由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人可根据蔬菜生长的需要调节湿度和光照。在“植物工厂”里,种植不受季节影响,一年四季可以按照市场的需求向人们提供各种新鲜蔬菜。蔬菜生产周期比露天栽培要短得多,比如生菜从种植到收获只用20天时间。由于全部是室内作业,所以病虫害较少,基本上不用农药。工人只要会操作电脑,没有任何农业知识也能生产。
  
  日本的这些技术成果,跟以色列相比仍然逊色很多。以色列对现代化科技进行最大限度地综合应用,形成农业解决方案。 以色列集中工程学家、材料学家、机械学家、农学家、光学家、电子学家、经济学家和工人、农民的集体智慧,通过计算机系统控制温室、滴灌、高产作物、节能、肥料、病虫害防治等等系统工艺。比如说,以色列的滴灌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微压滴灌和山地补偿式滴灌等技术,实现了农业水肥高效利用的技术飞跃,光热网膜技术,使农业生产在极为炎热干旱的夏季也能正常进行。塑料薄膜是温室的主要覆盖物,以色列十分重视薄膜的开发利用,使塑料薄膜更加经久耐用,而且可以抗除虫剂中硫化物的腐蚀,还能挡住阳光中对植物有害的部分光谱,像过滤器一样,让需要的紫外线进来,将最有效的光线,最大限度地分配给植物。最近,以色列研发出一种新的薄膜,害虫一触就会死亡,完全解决了病虫害问题。而另一种薄膜明显地防止紫外线,减少病虫活动并防止玫瑰花瓣变黑。 高产种养技术,通过动植物育种技术、高产栽培和养殖技术、高效营养液技术等等,以色列的西红柿和甜椒种子技术在国际市场居于领先地位。 另外,利用各种光合传感器(信息搜集)和计算机系统(信息处理)的整体信息控制系统,对作物生长实现全程监控,随时获得植物生长的相关数据,实现最优化种植。 以色列的温室农业从80年代的1.35万亩发展到现在4.5万多亩,更新了三代。温室结构非常坚固,能够抵御强风的袭击,利用电脑自动控制水、肥和气候,自动调温、调湿、调气、调光,包括窗帘和天窗,以及对阳光的自动反射系统,6-8亩一个,像工厂的车间一样。特别是新一代温室结构更趋先进,高度达5米,更适宜果树和爬篱的农作物。由于温室的投入较大,农民们一般用于种植高产值作物上。近几年,这种温室大棚也用于鸡、鱼等家禽和水产的饲养。
  
  每一套以色列的先进系统,都凝聚了以色列农民的智慧。 比如说,阿夫基姆(Afkim)基布兹开发的牛奶场管理系统,能把所有的管理细致到对每头奶牛的步伐进行测量,提供完全个性化的喂养管理方案,使每头奶牛始终都处于最佳状态,一头奶牛年产奶量能达到10吨。这套管理系统已经卖到了世界5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 地处沙漠的以色列,还进行渔业养殖。 充分利用海水和非饮用水,使用科学手段,采取精细养殖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每立方米水域,使水产品产量达到最高水平,鱼的年产量达到每立方米20公斤。 淡水养鱼主要利用水库进行,水在鱼塘和水库之间循环,水库中安装了生物过滤器,达到水循环利用的目的。鱼塘中鱼的密度很高,水产养殖户往水中注氧,并投放富含蛋白质的饲料。以色列的水产养殖户还用塑料泡沫材料覆盖鱼塘,塑料泡沫材料可以吸收阳光中的热量,将热量传入水中,使鱼塘具有温室效果,加快鱼类生长。 由于缺乏淡水资源,以色列还大力发展海水养殖,在海滨挖鱼塘,还在近海和远海设置网箱,用锚稳定。不论是种植还是养殖,以色列都投入大量的人、财、物, 进行人工环境建设,达到资源的最优化利用。
  
  中国并不是没有实用的农业技术。 比如说,在土壤保持方面,云南省环科所科技产业部与清华大学合作,把一些细菌经过技术强化处理后使之成为能够固化土壤、保持营养物质的生物细菌肥料。 这种菌肥不会像传统化肥给环境带来污染,而且可以为植物提供均衡全面的营养,使植物长得更健壮,品质明显改善,病虫害发生的机率也大为降低。 这些细菌能够较好地固化空气和土壤中的氮,同时具有分解磷和钾的特性。氮磷钾是植物生长必需的营养物质,也是污染水质的主要物质,经过分解后的氮磷钾对水的污染会降得很低。 而且,菌肥能持续供给养分,还可以把固态氮转化为易吸收的离子态的氮,这使板结的土壤变得柔软。中国的许多地方已经限制使用化肥和农药。江苏省明确规定了太湖沿湖地区农田单位面积化肥的使用量,云南省今年也采取强制措施,把往年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减少20%。 问题在于,由于缺乏完整的科技推广系统,广大农民接受这些先进技术的过程就变得相当漫长,对于土壤和农作物有益的有机复合肥的快速推广就成了难题。
  
  在农业科技产品领域,是商业资本“大显身手”的领域。 在人们开始关心的农产品育种领域,商业资本不仅仅在推动新技术的开发,更是在推动引导新技术了解市场需求,并且强化市场推广,通过先进技术和周到服务的结合,获得市场份额和利润。 比如说,在日本,为适应上班族带饭团的需要,作物研究机构就特别研究出一种新品种米,其含糖量非常低,做成饭团冷却后,不会变硬还能保持良好的口感。 这种新的大米的研发和上市推广,本身就意味着利润,所以人们有充分的动力去研发和持续改进这种大米品种。 而在市场推广上,美国的先锋公司在中国树立了典范。 仅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先锋的一个玉米种子就打败了东北地区多年的众多国产品种,农民提前半年进行订购。 为什么? 根据先锋公司相关人员的解释,一方面是产品质量,中国的种子行业质量标准比较低,按照国家标准,玉米种子芽率只要高于85%就算合格,而先锋公司内部的标准却是95%。表面看,只是10%的差距,但从农民角度看,却是3倍的差距,即播种100粒种子,先玉335只有5粒不出苗,而国内种子可能有15粒不出苗。这就意味着,用国内种子,每穴需要播3粒,而用先玉335,可以实现单粒播种。从近年来先锋公司的种子种植情况看看,先玉335出苗率高于95%,几乎达到100%出苗。单粒播种不仅为农民节省了种子,节约了种植成本,更让农民省去了间苗的人工。 另一方面是售后服务。 先锋公司去玉米产区、销区的粮库、玉米加工厂、饲料厂等企业,帮助农民推销该品种商品玉米。 因为在中国,科研单位只搞科研,种子生产企业只生产和销售环节,没有考虑推广以及种子下游产业。 而先锋根据国际已经形成的惯例,实施“研发、育种、生产、推广、服务、加工”一条龙服务。 农民买种子不仅仅是买种子,而且希望获得好的经济收入。 更贴近农民,掌握农民需求,为农民服务,让先锋迅速占领了市场。
  
  在具体营销服务做法上,先锋公司采取一年召开苗期现场会、田间现场会和脱粒现场会的“三会”方式。苗期现场会即玉米出苗后,带农民去田里参观。刚开始农民对先锋公司的单粒播种技术不认可,通过苗期现场会,农民看到单粒播种能保证全苗,才慢慢接受这个新型播种方式。田间现场会一般在收获之前带着农民去地里面看,这个国内企业也在做。先锋公司的创新在于脱粒现场会,就是在玉米收获后,由工作人员带着脱粒机免费为农民脱粒,让先锋公司的产品和其他品种现场比单产,让农民亲身感受产品的优点。 通过“三会”,先锋公司可以与农民近距离接触,向农民推广公司的技术和产品。 这样的售后服务就需要农业公司建立营销与服务系统。 其实,先锋的营销方式也很简陋,但是比中国企业整体上想的周到,这就成了竞争优势。
  
  纵观整个农业生产系统,中国农民缺乏教育培训支持,缺乏现代设备支持,缺乏国产土壤肥料支持,缺乏农产品种子支持,因此处于越来越艰难的境地。 从文化角度来说,农民缺乏应有的社会地位,也难以从职业化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定位。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弱势地位,让年轻人纷纷离开农村,去城市寻求发展机会,进一步增强的城市的强势地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啃污泥。 现在,农业已经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这样的结果是农民只能通过掠夺土地资源的潜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机。但是,“强”与“弱”经常是相互转化的。 随着中国水危机、土地危机、市场危机的全面深化,农业的“临界点”正在逼近中国,而这个危机的结果就是粮食危机,粮食危机再引发食品危机。

现代农业的源头——农业研发投入
  
  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说,中国人一直处于“被阴谋”当中。 100年前,洛克菲勒集团曾经向中国的民众免费赠送煤油灯。 煤油灯比蜡烛便宜,而且使用效果好,所以很多人用上了煤油灯,黑暗的夜晚开始明亮起来。 而实际上,这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洛克菲勒的“阴谋”。 因为,如果中国人有了煤油灯,就要买煤油。 当时,煤油生产还属于“高科技”,基本上由洛克菲勒独家供应。 另外,洛克菲勒还对使用它的煤油灯的用户打折,让用户对它产生忠诚度。 数十年前,爱迪生发明的电力系统在一些中国的大城市得以应用,替代了一些煤油灯,照亮了大城市的夜晚。 但实际上,这也是GE的“阴谋”,通过垄断电力系统,垄断了中国用户在晚上获得光明的方式。 到今天,很多国外的农业科技成果应用在中国的农业中,开始决定中国农业和食品行业的发展方向。 比如说,大家普遍忽略的是,农民多数在使用国际企业培育的蔬菜种子,生产出产量更高、质量更好的蔬菜,供应中国城乡,并出口到国外。 而大家普遍关注的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问题,最近成为社会焦点问题之一。 而对于“阴谋论”来说,这也是外国人的“阴谋”。 那么,中国人到底是如何“被阴谋”的呢?
  
  有一次,爱迪生发明了“爱迪生普用印刷机”。他把这台印刷机献给华尔街一家大公司的经理,本想索价5000美元,但又缺乏勇气说出口。 于是,他让经理给个价钱,而经理给了4万美元。爱迪生用这笔钱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沃德街建了一座工厂,专门制造各种电气机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他培养出许多能干的助手。 在纽瓦克,他做出了诸如蜡纸、油印机等的发明,从1872至1875年,爱迪生先后发明了二重、四重电报机,还协助别人搞成了世界上第一架英文打字机。 1876年春天,爱迪生又一次迁居,这次他迁到了新泽西州的“门罗公园”。他在这里建造了第一所“发明工厂”,它“标志着集体研究的开端”。1877年,爱迪生改进了早期由贝尔发明的电话,并使之投入了实际使用。他还发明了他心爱的一个项目——留声机。电话和电报“是扩展人类感官功能的一次革命”;留声机是改变人们生活的三大发明之一。到这个时候,人们都称他为“门罗公园的魔术师”。 而“门罗公园”的工作模式,成为现代社会研发模式的范本。 而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样的研发模式形成的创新科技成果,持续推动社会的发展前进。
  
  陈景润,世界知名数学家。 1953年,陈景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然后留校。 尽管时间紧张,他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数学科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系统地阅读了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有关数学的专著。 陈景润为了能直接阅读外国资料,掌握最新信息,在继续学习英语的同时,又攻读了俄语、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1957年,陈景润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工作。用一支笔,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居然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 (1+ 1)只是一步之遥的辉煌。他证明了“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使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结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征引。陈景润于1978年和1982年两次收到国际数学家大会请他作45分钟报告的邀请。当时他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 他成为改革开放之后,无数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现在,陈景润这个名字似乎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 年轻人在大学毕业之后,主要考虑的买房结婚,为住房压弯了腰,失去了学习进取的动力。 而按照现在的标准,陈景润是个失败者。 在当时宣传陈景润的时候,有个关键的细节被反复提及。 那就是,在不足6平米的小屋里,陈景润借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潜心研究、进行计算。 6平米意味着什么? 还不如现在很多公寓里的洗手间大,除了一张床之外,基本上放不了什么东西,所以陈景润只能伏在床板上做研究。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思想似乎一直都很怪、很偏激。 我现在还清清楚楚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看着有关陈景润的宣传材料就在想,为什么陈景润只能住在6平米的房屋里?难道这些科学研究人员就不能得到好点的研究环境吗? 难道真的让他们处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才符合艰苦奋斗的精神吗?
  
  爱迪生与陈景润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都知道,一百多年来,爱迪生仍然是享誉世界的“发明大王”,他的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 作为发明家、企业家、科学家,爱迪生是无数人学习的榜样! 但是在美国,国家并没有号召人们学习爱迪生。 而虽然国家不号召,但是无数人像爱迪生一样,在积极进行着自己的发明,出现了众多的发明家。 在这些发明家的推动下,年轻的美国发明了大多数现代科技产品,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构建者。而且,很多人都知道,爱迪生不仅仅是卓越的发明家,而且后来成为精明、甚至“狡猾”的进取型企业家。 而美国也依靠无数的发明,依靠着发明者的精明建立企业,把企业发展到世界各地,保持着世界“超级大国”的位置。 与之相对比,虽然在中国,国家号召人们学习陈景润,而陈景润也成为当时无数人的“偶像”,但是中国没有出来第二个“陈景润”。为什么中国出不来第二个“陈景润”呢? 那么,为什么美国不号召,反而仿效的人多;而中国号召,反而仿效的人少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驱动社会民众行为的不是所谓的号召,而是利益机制。 在利益机制的作用下,一个社会的表面现象经常与社会现实相反。 而社会现实可以通过文化作品表现出来,人们可以对比不同社会的文化作品,思考社会现实。
  
  美国是个专业化的社会,这从其影视作品中就能够看出来。 比如说,在热播的电视剧中,《24小时》说的是CTU(专业反恐机构),《The West Wing(白宫群英)》描述白宫新闻发言机制,就连《The Desperate Housewives (绝望主妇)》都是说一些专业家庭妇女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电视连续剧《CSI(犯罪现场调查)》,描写拉斯维加斯警察局犯罪调查科的一群优秀技术人员进行犯罪鉴定的故事。 后来,《CSI》又拍了迈阿密篇、纽约篇,形成了一个“集群式连续剧”。 在《CSI》中,不仅描述了犯罪鉴定科的人们如何进行犯罪鉴定,而且描述了他们的生活。 在生活中,他们同样充满七情六欲,同样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为很多事情而发愁。另外,到了法庭上,他们成为关系到是否对某人定罪的关键性因素。 所以,这些技术精英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水平,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还要培养辩论能力,在法庭上从容应对律师的刁难性质问。 那么,这群技术精英有很大烦恼、很多问题。 但是,他们共同不需要为一个事情而烦恼:钱。 所以在剧情中,钱和与钱相关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并不被人所提及。 这是因为,他们虽然不是巨富或者高薪的高级管理人员,但是他们凭借自己的技术,获得稳定而且收入较高的工作。 这让他们能够专心于自己的研究分析工作,不让真正的罪犯逃脱,更不能让无罪者被冤枉,让正义得到伸张。 当然,让正义伸张还需要经过审判这一关。 另外,美国还有一个著名的电视连续剧《波士顿法律》,主要讲的是一个律师事务所发生的事情。 在这里,知名律师成为主角,通过亦正亦邪的角色扮演,尤其是在凶杀案中与检察官进行对峙,通过“唇枪舌剑”的往来,主导案件的结果。 在这个剧情中,钱同样不是问题。 因为,高水平的职业律师通过自己对人性的洞察以及专业技能,影响陪审团的判决结果,经常会决定一个人有罪或者无罪,生存或者死亡。 所以,就像有钱的重病病人去找最好的大夫一样,有钱的刑事案件当事人也会找最好的辩护律师。 这样的机制让年轻但是优秀的律师能够脱颖而出,让脱颖而出的律师能够获得丰厚的收入。
  
  在中国,专业化基本上没有生存的空间。 在美国的《24小时》和《CSI》热播之后,中国也有人模仿弄出了中国版的《24小时》和《CSI》。 但是,这种“山寨版”的电视连续剧存在两个质量问题: 1、国外这些电视连续剧的剧本编写都是由资深专业人士参与,或者直接由资深专业人士主笔的,所以才能够部分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工作状况,尤其是细致入微地刻画人们的心理波动。 所以,即使像《24小时》这样的“天方夜谭”,因为其整体逻辑的严密、各个人物性格和心理表现真实,所以给人们很强的真实感,使其具有了非常强的可观赏性。 而在中国,往往都是一些外行拼凑的剧本,让人一看就觉得剧情逻辑和人物描写都太“假”了,缺乏往下看的动力;2、所有的剧情发生,都必然有其社会环境和硬件环境做支持。 《CSI》能够具有强大的犯罪分析能力,不仅仅需要专业分析人员的精湛技术,更需要强大的分析仪器的支持。 可以说,研究仪器的进步,支持着犯罪专业分析人员揭开犯罪“疑云”的进步,让罪犯更难逃脱法网,让无辜者更容易被排除。 而中国“山寨版”《CSI》中,只要看看他们使用的仪器,就让人失去了继续往下看的兴趣。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都不懂,其它的都只可能是无聊的幻想了,跟小孩子幻想着“过家家”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中国,有个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叫《奋斗》,演员文章是其中的主要配角。 《奋斗》讲的是几个80后大学生,在毕业之后几年的人生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80后的心理迷茫。 在毕业一段时间之后,跟“富二代”女友分了手的男主角,突然发现自己也是“富二代”,而且是“外资富二代”。 在资本家的生父和为官的养父的背景之下,男主角开始在房地产行业“大展宏图”。 很快,男主角有了奥迪A4,有了豪宅,但是因为自己失去女友而矫情。 而遭遇困难之后,男主角又回到“一无所有”的状态。 不过大家都能看出来,他就是再“一无所有”,仍然是“富二代”。 演员文章作为主要配角,演绎了一个视野和感情上相当失败的悲情角色。 虽然他在外表形象上似乎不比男主角差,虽然他在学习上不比男主角差,虽然他可能更加努力,但是生活的结果却是“天壤之别”。 当男主角已经成为社会的“弄潮儿”,在“为了理想而奋斗”的时候,文章扮演的小角色仍然在“立足现实而奋斗”,为了他的奥拓和房屋贷款的费用而挣扎。 在大家经历了奋斗与颓废、矛盾与和解、聚合与分散之后,《奋斗》结束了,剧情似乎在无意之间,揭示了人们的结局:“富二代”奋斗的结果是“富二代”,“房虫”的孩子奋斗的结果是小店店主,城市平民的孩子奋斗的结果是城市平民,“外地人”奋斗的结果仍然是“外地人”。 除了女主角出国之后从事专业工作之外,剧中似乎没有一个年轻人奋斗成为专业人士,更不要说专业高手了。 而文章饰演的角色虽然是在公司里工作,但只是一个做销售的,主要的工作是和喝酒与客户拉关系,似乎跟专业搭不上边。
  
  几年过去了,文章再次当上了主要配角。 虽然文章在《奋斗》中饰演的角色没有做专业工作,但是他在另外一个电视连续剧中饰演了另外一个主要配角,这个配角被赋予了IT程序员这个专业职位,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做《蜗居》。 在《奋斗》中,文章饰演的配角还有一点点希望,还有优秀的女孩喜欢他,前妻还愿意跟他复婚,让他还有选择的空间,也很有一点男人的自尊。 几年过去了,在《蜗居》中,文章饰演的配角虽然个人条件看上去好了不少,但是人生却变成了绝望。 一个老男人轻松地就把他的女朋友(也就是女主角)抢走了,起因是女主角的姐姐需要钱买房子。 女主角的姐姐姐夫都是工作多年的专业人员,而且即使姐夫是企业的技术骨干,仍然买不起房子。 最后,女主角想起了男主角,跟男主角借钱,而这男主角的身份是市长秘书。 而男主角不仅借给女主角几万元钱,后来还借给女主角豪华公寓、别墅,让女主角的姐姐姐夫低价买到房子等等。 因此,文章饰演的小程序员只能作为失败者消失,专业“完败”于权力。 而男主角“东窗事发”的原因也不是警察的专业化侦缉,检察院的专业化起诉、律师的专业化辩护、法院的专业化判决;而是市委书记派出的某个人的私下行动。 不论《奋斗》还是《蜗居》,专业人员都是毫无地位的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 而根据社会反映,《奋斗》中的“富二代”年轻男主角和《蜗居》中的“市长秘书”老男主角,都是广大观众们最喜欢的角色。

  在美国,大量电影电视剧描写专业人员,细致刻画专业人员的心理活动,是因为美国社会认为专业人员值钱。 爱迪生作为专业人员的代表,在早期发展的“门罗公园”,就已经拥有了好几个足球场大的研发实验室。 后来,在大规模商业资本的改组下,GE开始建立“企业帝国”。虽然,爱迪生股权相对较小,但是作为创始人,仍然领导着GE“企业帝国”的发展。 而在中国,号召人们学习陈景润,是因为实际上陈景润“一钱不值”;而《奋斗》和《蜗居》也在告诉人们,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一钱不值”。 或者说,从1949年开始,科学在中国人的眼里变得一钱不值。 虽然陈景润的内在价值不可估量,但是不值钱。 而且在当时,做出杰出贡献的陈景润,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是有价值、有尊严的人。 中国科学院的不少人都知道,因为房子被逼急了的陈景润曾经说,如果不解决房子问题,自己就要跳楼。 这种反应表现出,在陈景润成名后,仍然把自己的价值看的连一个简陋的房子都不如。 这位1933年出生、20岁就大学毕业、在当时极其稀缺的大学生、后来的世界杰出数学家,中科院的学部委员(院士),曾经长期生活在6平米的小屋里,根本挤不下两个人。 所以,看看他的物质条件,可以说他连结婚的机会都没有。也有人说,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中国真的艰苦到给陈景润找不到连一个15-20平米的房子吗? 如果没有这样的房屋,不能给陈景润专门盖一个吗? 现在有不少描述当时军队大院子弟生活的电影电视剧,其中不少家庭住的都是二层楼,一个孩子可以住十几平米的屋子。 那么,在大院子弟都能单独住十几平米房子的时候,为什么陈景润这位数学家只能住6平米? 很简单,因为在别人眼里,他一钱不值,给他一口饭吃,让他有一个地方睡觉就已经不错了。
  
  陈景润的遭遇具有普遍性。 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很少引言获罪,也不再随便就受到批斗、体罚,各种待遇比头三十年好了。 但是,即使在中科院这个中国最高学术机构,即使是院士也经常也遇到各种困难,或者说刁难。 在1990年代,有的院士年逾古稀,生活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因此需要额外的照顾。 但是,当这些一辈子埋头钻研的中国最高级知识分子,在生活需要帮助,去找居委会,有时候不仅得不到照顾,还可能被刁难。 我的一位阿姨(她是归国华侨、一位知名院士的儿媳)退休后曾做过中科院某小区的居委会主任,她热心帮助中科院的退休知识分子,并且把给居委会的拨款都花在这些老知识分子身上。 结果,她和另外一个朋友(副主任)受到居委会其他人的冷言冷语,嫌她们给这些老知识分子花钱。 最近一些年,中科院院士变成了知识权威的象征,也有了比较大的资金的处置权。 不过,这又引来新的问题,新增选的院士绝大多数是由具有行政职务的人“转行”而来,染指这个“有利可图”的领域。 这样的结果是,专业人员又失去了专业级别上升的空间。 所以,绝望的不仅仅是在工业、IT等商业领域的专业人员,包括中科院这些最顶尖的科研机构里年富力强、硕果累累、最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专业人才。
  
  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要反映到农业上。 陈景润能够当上院士,总的来说还算受到国家的认可。 还有个“老农民”,虽然对整个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长期连个院士都混不上,他就是袁隆平。袁隆平,出生于1930年,1949年8月考入了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主修遗传育种学。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 1960年,中国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他看到被饿死的骨瘦如柴的尸体,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决心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经过5年的研究与实践,彻底推翻由传统经典理论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并推论水稻亦有杂交优势。通过培育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和雄性不育恢复系的三系法途径来培育杂交水稻,可以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1966年,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上,是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而这一刊《科学通报》却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刊。文化大革/命冲击了袁隆平的研究,其实验稻田育种甚至被人恶意破坏拔除。 但是,袁隆平仍坚持试验。为了增加试验效果,每年冬天,其与助手还去海南三亚进行水稻育种,甚至在路上把种子绑在身上,利用体温育种催芽。
  
  今天,依靠爱迪生的发明和他创造的研发模式,通用电气公司仍然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企业之一,爱迪生的“集体研发”模式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而他的发明创造精神得到发扬光大。 但是,袁隆平名字命名的上市公司“隆平高科”,实际上并不是袁隆平的企业,跟袁隆平没有太大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2007年05月23日的CCTV新闻联播中这样介绍袁隆平:“杂交结束了水稻7000年来不能增产的历史,而世界上60%的人口依赖水稻生存,就是这样一项发明,袁隆平没有索取一分钱。很多人都说袁隆平很亏,但袁隆平说,他要不吃亏,8亿中国人就得挨饿。 1987年,袁隆平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给他的1万多美元拿出来设立了杂交水稻奖励基金,后来,他将10几次得奖的100万全部投入到这个基金会,1997年读袁隆平的博士的邓启云,正好赶上这个好时候,他的团队研究经费大都来自这笔基金,在袁隆平的指导下,短短5、6年的时间,亩产800公斤的超级稻就诞生了。 有人说,袁隆平你傻啊,拿钱给别人做研究。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每年光增产的部分,就能养活7000万人,而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上每年出生人口的总量。他失去的是金钱换回的却是全人类的幸福。” 那么,袁隆平也是发明家,他跟爱迪生的差别在哪里呢? 在美国,爱迪生的发明能够赚钱、赚大钱,然后让更多的研发人员跟着他的轨迹赚大钱;而袁隆平的发明不能赚钱,甚至在自己往里面贴钱,所以没什么人会跟着他干。 于是,清华北大的学生们纷纷流向国外。 因为,他们自己的父母含辛茹苦,花了巨资供自己上大学,首先要把这个投资收回来,然后还要养儿育女。 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总不能像陈景润或者袁隆平那样,连个人基本的生存尊严都无法保障。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CCTV对袁隆平的介绍引发出两个问题: 1、为什么袁隆平不能赚钱,为什么他非得吃亏? 美国的资本家没有让爱迪生吃亏,反而让爱迪生大大地“占了便宜”,结果促成了GE和现代研发模式,促进了美国社会发展。 那么,袁隆平不吃亏,难道中国人就真的得挨饿吗? 比如说,让袁隆平从他做出来的杂交水稻上,每斤收取2分钱的费用,然后国家把粮食收购价提高2分钱,难道不可以吗? 2、国家的农业科研经费在哪里? 邓启云赶上了这个“好时候”:正好袁隆平有了外国人给的钱,而且袁隆平给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在中国也受到了奖励。 于是,袁隆平有了钱。 这时候,袁隆平又体现出“高风亮节”的精神,自己节衣缩食,然后给他的研究团队基金。于是,邓启云成功了,亩产800公斤的超级稻诞生了。 也就是说,如果袁隆平不是恰好获得这些钱,袁隆平没有“高风亮节”,邓启云的时间就要浪费掉了,读博士的就等于白读了。 因为,如果没袁隆平的钱搞科研,读博士就等于是瞎耽误工夫。 那么,关键问题在于:中国的国家农业研发在哪里呢? 说到这里,问题又回到了国家资本和商业资本的问题上。
  
  在欧美日等国家,国家资本大规模对农业科研系统进行投入,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 美国农业科技的资金投入力度既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国内非农业部门科技投入的平均水平。 如果算上联邦预算和各州预算,农业开支是仅次于军费开支的第二大开支。而在农业开支中,农业科技研发投入是关键性开支。从1958年开始,美国国家对农业科技投资额保持了年均8%的增长率。资金来源主要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提供。 联邦政府农业研究经费通过农业部进行分类划拨。 美国农业部的农业研发投资,重点主要集中于没有直接经济效益但关系到未来农业科技发展的基础研究领域,比如说农业研究局等科研部门、各州的基础农业研究、大学与学院的研究和推广项目、各州的重点项目、独立的基础性研究项目等等。 另外,各州则根据相应的州预算拨款,主要投向州农业实验站,支持农业实验站应用性研发和基础性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 在资金来源方面,农业部系统科研经费以联邦财政拨款为主,国家科学基金及其他机构也提供少量资金支持尖端技术研究,还从企业及销售产品、技术服务等获得比例非常小的资金。
  
  在庞大的农业研发投入基础上,美国拥有庞大农业科研网络系统。 美国的农业科研系统由国立、州立、私立三个主要部分构成。 其中,美国农业部的农业研究服务局(ARS)是美国农业研究的主力,其按照农业区域特点和行政区划,把全美划分成八大区域。 然后,在每个区域设置了由农业研究服务局直接领导的科研服务机构,每个机构根据本区特点下设不同数量和规模的试验站、示范点或研究所。主要研究提供解决广泛的技术性农业问题和国家急需项目所需要的新知识、新技术,以保证优质食物和农产品的充足生产,满足美国消费者的营养需要,促进粮食和农业经济持续发展,以及保持优良的环境条件和自然资源基础等。 农业研究服务局侧重于纯理论性基础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新知识或解决长期性、全国性重大战略问题,对全国农业研究起着领导和促进作用。 另外,全美建有56个州农业试验站。州农业试验站依托于当地的大学,与州政/府进行合作。 它们在联邦农业研究服务局的统一协调和分工下,主要承担影响本州农业生产的重大技术难题的攻关研究工作,侧重于地方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目的在于解决本州的地方性农业发展问题。
  
  那么,在农业领域,什么是解决长期性、全国性的重大战略问题? 从资金运用上,这样的战略问题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持续性的农业科技研发,比如说农业生物安全问题。据美国农业部统计,仅因为外来植物病虫草的入侵,每年给美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约1370亿美元。为了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生物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美国联邦政府从立法、投入、机构、管理、应急预案、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农业生物安全问题做了系统部署,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国家战略。 鉴于农业生物安全研究的长期性、公益性和复杂性,在联邦政府的科学技术年度财政预算中,用于农业生物安全的费用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从所有生物类科研项目中按2%进行分割。这种长期稳定的立法投入可以确保农业生物安全研究队伍的稳定,研究设施的建设与及时更新,相关研究工作得以长期持续开展。而且,联邦政府从1983年起就设立了专项研究基金和专门研究机构,对转基因生物基因流、农田生态系统结构、生物资源与环境影响以及医药和工业用转基因生物安全等研究给予持续、重点的研究支持。此外,美国国会还通过联邦财政的预算应急机制,设立专门的“生物安全应急行动基金”以应对农业生物安全突发事件,仅2000年年度预算就增拨2 880万美元基金用作抵御外来入侵物种的应急处理。 另外,联邦政/府对农业生物安全研究机构布局及其基础条件设施建设等高度重视,建设形成了以国家中心为核心支撑、专业分中心为框架的分层式网络布局。 另一种是项目性的农业科技研发,2006年,美国农业部投入500万美元,用于确定和改善大麦的基因组成,以达到提高产量和改良品质的目的。 这项新的研究计划由美国农业部资助,来自全国19个不同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参与了这项研究活动。科学家希望绘出大麦遗传“路线图”,鉴别能够控制大麦产量和品质以及抗病性的基因。 这个研究项目可以帮助大麦的种植者获得更高产量、更佳品质的大麦,从而增强他们的竞争力。 而且,美国农业部继续加强长久以来在农业研究投入方面的努力,把这项研究的成果提供给科学家、种植者以及相关产业的从业者。
  
  在日本,农林水产省根据专业和地域的不同划分,设立“条块结合”的不同功能的农业研发机构,其组织结构类似于企业的“矩阵式”组织形式。 在专业方面,农林水产省设立多个独立行政法人的专业研究机构,包括农业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森林综合研究所、水产综合研究所等,主要从事基础、长远和重大或应急的科学研究。 在区域上,日本农林水产省根据自然、生态条件不同,进行了综合农业区划,按照日本的四大块地理划分,划分了不同自然生态区域,建立区域研究中心。 各个研究中心针对区域主要问题,确立了各自的研究方向,覆盖了整个日本农业主产区。 同时,根据这样的区域划分,日本的专业农业研究机构再按照自然资源特点,依据专业化分工,成立区域研究中心,并且在农业主产区建立为数众多的支所、实验地。 这种专业和地域相结合的方式,有助于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充分发挥科研创新能力,促进区域农业的均衡发展,提高日本的农业综合竞争力。
  
  在农业研发的组织上,日本同样设立三级机构,而且中央和地方各有侧重,明确分工,保障科研机构综合效能的良好发挥。 在国家层面,日本农林水产省所属农业科研机构规模大,汇集了日本的顶尖农业科学家,而且专业学科设置齐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 所以,各个国家级研究所主要从事方向性、基础性的重大课题研究。 而且,通过建立完善的推广普及制度和组织,中央研究机构或大学的科学试验成果,要在各地方的农业试验场进行试验,决定是否推广。 在各个地区层面,各地区研究中心主要应用国家级研究中心的重大研究成果,对各自的地区性农业环境进行研究,通过对重大研究成果进行应用型研发,产生适合当地环境的研究成果。 在地方层面,由于日本农业强调“精细农业”发展,甚至进行“一村一品”的农业和食品发展。 那么,大量的地方农业研究所为了满足这些农村需求,通过应用地区研究中心的成果,并且研发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品种,灵活地针对当地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解决。 而这些地方农业研究所的具体研究成果,可能成为解决地区性农业难题的成功典范。 就这样,通过不同级别的合理分工,更加符合研究机构特点和农业需求,提高农业研发效率,加快农业研发成果的应用。 而且,农林水产省根据国内及世界农业变化的趋势,不断调整农业科研院所布局,保持和提高日本国家级农业科研院所的科研效率。
  
  以色列在国家农业部设立首席科学家。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起草农业科研和发展政策草案,报全国农业科技管理委员会批准,并且由管理委员会进行统一管理,首席科学办公室具体负责监控科研项目的执行情况。 以色列农业科研机构主要由独立的公益性研究机构、农业科教机构和公司类社会研究机构组成。 公益性研究机构主要有农业研究组织(ARO) 、韦斯曼科学研究院以及与农业有关的专业研究所。 其中,ARO 是以色列最负盛名的政府农业科研机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解决全国农业科技的关键问题, 并对农业的未来发展进行前瞻性的基础研究。 设有大田与园艺作物、园艺、畜牧科学、植物保护、土壤水利与环境科学、农产品加工与储存、农业工程等7 个研究所, 4 个区域性研究站, 1 个种子基因库。该组织现有职工2700 余人, 其中科学家300 人, 技术人员500 人。其运行经费的50%来自于政府资助,其他收入来源于农业生产者组织、农业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国际合作基金和技术成果转让。 韦斯曼科学研究院是世界一流水平的综合性研究院之一。它主要从事基础研究, 其中有5 个涉农研究中心, 即营养与植物研究中心、小麦科学中心、农业与植物科学中心、农业与应用生物学研究所、生物学部植物遗传系。该研究院聚集了2500多名科学家, 其中农业方面的专家有800 多名。以色列涉农高校主要有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农学院和以色列技术学院。其中希伯来大学农学院共有7 个系, 即农业生物化学系, 动物科学系,农业植物学系, 昆虫学系, 大田作物、蔬菜与遗传学系, 园艺与观赏园艺系, 植物病理与微生物学系, 还设有2 个专门的研究中心———综合治虫研究中心和土壤水分科学中心。以色列技术学院是以色列工程方面的重要教育科研机构, 涉农有食品工程与生物技术、农业工程2 个系及其所属的水与土壤农业工程研究中心、农业机械研究中心、环境与水资源工程研究中心、食品工业研究发展中心、以色列技术学院研究与开发基金会5个研究机构, 科研人员180 多人。
  
  以色列政府每年的农业科研专项经费有上亿美元, 占农业产值的3%。 而在国家农业部的农业科研经费中,有50%是定向拨给国家农业研究组织, 剩余50%和政府其他农业科研基金按分类管理, 统称为“竞争性基金”: 1、首席科学家基金,资金总额约1000 万美元, 资助对象为研究所和大学单个项目的自由申请。 2、农业销售税基金:主要用于资助经济效益比较明显、针对性较强的技术开发项目。 3、国际基金; 4、农业科研基金资助。5、基础性研究基金,每年3000 万美元以上。 在以色列农业科研经费的投资构成中,约有10%用于基础研究, 70%~75%用于应用研究, 15%~20%用于农业科研成果的开发和推广。 在这些经费中,农业部的投入约占60%, 主要用于应用性研究; 科技部与教育部约占20%, 主要用于基础性研究;企业约占10%, 主要用于资助技术开发。 通过基金化管理模式,以色列的农业科研资金管理鼓励学术研究的平等竞争,促进优胜劣汰。而且,通过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的执行机制,推行严格的项目追踪式过程管理监督和评估, 大大提高了科研投资效益。

  而在中国,农业科研则是另外一个情形。1999年,农业科技总投入(包括政府财政支出和研究机构的创收支出)为63.68亿元。与之相对比,新 CCTV大楼的投资则超过100亿元。 在2009年其配楼发生大火后,这个100亿元的庞然大物到现在为止仍未起用。 200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雷茂良研究员在《农业科技投入和农业科研机制改革的问题思考》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总结:“我国农业科研投入近年来虽呈上升趋势,但增幅不大,从1997年的37.51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70.91亿元,增长了0.89倍,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农业科研投入占农业GDP的比重)相应从0.264%增至0.411%。 据国际粮农组织报告指出:‘8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农业研究投资占农业总产比重的平均值约为1%,而发达国家一般为2%,北美等国家高达3%。’一般认为,只有当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左右时,才能使为一个国家的农业持续稳定增长获得可靠的科学技术支撑,并使农业与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发展相协调,而我国目前的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却仅为0.411%,与上述要求仍相去甚远。在农业科研投资构成中,发达国家政府投入一般在40%~50%,发展中国家主要以政府投入为主。如印度、泰国、阿根廷、巴西等国家政府投资比重分别为86%、87.3%、94.3%、87.4%。而我国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资比重 2003年为64.8%,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从投资强度上看,在80年代,发达国家政府对农业研究的投资强度为2.23%,进入90年代这一比重提高到2.37%。1997年后我国农业科研政府投资强度有所增加,2002年达到0.339%,但2003年又下降到0.312%。不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低于30个最低收入水平国家农业科研投资强度0.37%的加权平均水平。”
  
  那么,中国农业科技投入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农业科技人员“一钱不值”。 雷茂良研究员的《思考》中提到:“在基本事业费支出方面,以农业部直属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热带作物科学院(以下简称“三院”)为例,从2002年以来,国家财政对“三院”事业费基本支出拨款一直维持零增长。2001年至2003年,国家财政事业费基本支出拨款13.02亿元,年均 4.34亿元,人均事业费基本支出1.91万元。(其中中国农科院仅为1.7万元)。而同期“三院”基本支出实际发生额为33. 95亿元,年均11.32亿元,人均4.98万元。财政基本支出拨款仅占实际支出的38%。其中用于离退休人员开支(工资、医疗费、房补等)年均约3亿元,占基本支出拨款70%以上,不少离退休人员比例较大的大所、老所,国家财政事业费基本支出拨款已经不能满足离退休人员的开支。在职人员的工资和维持单位基本运行的费用已经没有正常的渠道解决。基本支出拨款的概念对于农业科研单位来说已经名存实亡。” 也就是说,即使农业部直属的几个科学院,即使是研究员,在国家眼里也是“一钱不值”,只能自己出去找饭吃。 在这样的环境下,研究人员即使有心去做关系到国家农业发展的基础性研究,也没有能力去做。 因为,自己都养活不了,去考虑养活全国人的事情,似乎就显得太遥远了。 农业科研系统留不住人也顺理成章,需要人们自己去外面找活干才能发工资的单位,还叫做事业单位吗? 由于高等院校和中科院系统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远远高于农业科研单位,所以科技骨干纷纷跳槽。 而很多农业科研人才滞留海外也很正常,因为这些顶尖人才是美国最为欢迎的。 如果连中国农业科学院这样的单位,都留不住骨干技术人才,那也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建立起来像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国的农业研发系统。
  
  一个钻石随着克拉以算术级数增长的时候,价格也在进行着几何级数的提升。 而一个农业科研系统的价值,也是按照个人、组织、系统网络的从小到大的规模“钻石价格”创造价值的。 随着个人到组织、组织到网络的算术级数的增值,农业系统建设难度也在以几何级数升级,而对于农业的贡献和全社会的价值也是以几何级数升级。 读过金庸武侠小说的人们,往往会赞美书中描写的大小,也有人幻想着自己成为书中的大侠。 但是,在中国农业技术研发领域,中国并不需要大侠,因为大侠总是在“单打独斗”。 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正规军”,而且是“海陆空”联军。 在一个大国中,出现袁隆平这样的人不难。 难的是形成一个可以持续运营的组织,将袁隆平的事业和创新精神传承下去,并且持久地生存。 GE、IBM、3M、HP、强生、默克制药等企业,都是通过持续的大胆创新,经过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的历史,仍然保持着生存的企业。 而难上加难的是,建立像美国那样的强大农业科研网络,美国农业部、农业大学等不同部门相互之间密切合作,承担起从基础研究、区域性研究和推广、特定项目研究和推广等不同的领域。
  
  一个杰出科学家实现的是“结果”,某些零星的、片面的成果,不具有可持续性,自然也就缺乏全球化市场竞争能力。 一个组织则实现了升级,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持续研发新的产品,满足市场不断提升的要求。 而对于一个网络系统来说,重点则是培育组织的能力,保持现有组织的市场服务能力,并且持续孵化出新的更具独特竞争能力的组织。 在网络系统中,多个组织的相互沟通,通过组织之间规则的确立,以及长期的时间磨合,实现竞争淘汰,又相互合作的“集群效应”。 在农业研发机制上,中国与美国的差别在于:中国仍然保持着专业人才“一钱不值”的工作环境,所以中国的机制留不住人,更不用说建立农业研发系统了;同时,美国则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资本投入,形成了完善有效的覆盖全国的研发网络,这个研发网络在推动美国农业发展,保持自身的生存基础上,支持了大量私营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而这个网络持续吸引优秀人才加盟,支持美国农业的发展。
  
  美国的农业研发网络,在基本机制上就像硅谷。 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以南圣克拉拉县帕洛阿尔托到圣荷塞市之间,长约50公里,宽约16公里,共70余平方公里的一个谷地。因这里的半导体工业特别发达,而半导体的主要材料是硅,故称为“硅谷”。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高技术区。 通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硅谷开创的高技术区已成为高技术研究开发的一种重要形式,被称作硅谷模式。 硅谷的起点是斯坦福大学。 近几十年以来,主要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的系统知识资源支持下,硅谷模式以大学或科研机构为中心,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或商品,形成高技术综合体。 它是继科学技术的个人研究、研究单位集体研究、国家组织的大规模项目研究之后,人类研究发展科学技术的又一种重要方式,是当代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成功方式。这种方式是一种自组织系统。
  
  在高技术领域,技术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表现为物化的科学知识,它越来越要求科学、技术与生产趋于同步。硅谷模式正是这种最新趋势的集中体现。 在硅谷,大量学生利用自己的发明创造,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自办高科技企业。就像Google的两个创始人,通过自己的教授认识了风险投资者。 就这样,大学、研究机构、知识型创业者和风险企业聚集在一起,风险资本家不仅向有发展前途的高技术公司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而且还提供管理和技术方面的咨询。 在硅谷成功的企业中,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占有极大的比例和地位,他们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将自己的高技术发明商品化。 硅谷的各个企业依托硅谷而发展企业,而硅谷则主要依托公益性的斯坦福和加州大学而发展。 虽然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创造的销售和利润远远超过斯坦福和加州大学的经济预算,但是如果没有斯坦福和加州大学的基础支持,硅谷和它的高科技企业会很快衰落。
  
  在发达国家,农业的商业资本跟硅谷的企业非常类似。 美国拥有世界上树立最多、实力最强的私人农业企业。 就像硅谷高科技公司和大学的关系,美国的农业私人企业能够发展起来,跟美国联邦和各州对美国国家和各州的公共研发机构的系统性和庞大基础密不可分。 比如说,现在美国私人企业投入农业科研的力量非常大,其投资规模已经占到整个美国农业研发投资规模的一半多。 而且,全国有数百家与农业有关的厂商从事研究工作,比如说规模较大的种子公司、农业机械公司、农业化学公司和食品公司,大都设有研究中心、实验室或试验站,主要从事技术开发、新产品试制方面的研究。 这些私人企业的科研机构,有着优越的工作条件、先进的仪器设备和较多科研经费,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从事技术开发、新产品试制方面的研究。
  

  这些私人企业对美国农业科技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些企业大规模进行商业资本投入,进行农业研发。 由于企业的唯一目的是赚钱,因此研发机构就要研发出直接可以卖钱的农产品成果,比如说杂交玉米、转基因蔬菜种子等。比如说,美国农业部的ARS 和大学是知识的提供者,主要分析和说明农产品的内在工作机理。 比如说,杂交玉米的知识来源于ARS 和大学,但ARS 和大学只进行玉米遗传、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 然后,这些知识就进入企业研发机构,进行应用型开发,所有杂交玉米育种都在私人企业进行。 国家资本和商业资本不仅对种子等农产品基本材料进行研发的,而且也在持续开发适应国内农业所需的农业设备。当然,这些机械设备的最初的设计理念可能也都来自于ARS 或大学的研究成果。 另外,私人企业自己也会进行从初期的研发到后期的应用型研发的“全程研发”,最后变成适合农户需求的产品。 从农业经济角度来说,这些企业拉动了农业科技的需求,大约社会上60%的农业科研成果被这些企业吸收,并显著地提升了社会农业生产力。
  
  在私人商业资本的农业研发投入上,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迅猛发展的转基因农作物。 1983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宣布成功将卡那霉素抗性基因导入烟草细胞,以及同年4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宣布成功将大豆基因转入向日葵共同标志着植物转基因技术的诞生。 1985年,第一批抗病毒、抗虫害和抗细菌病的转基因植物进入田间试验,同年,美国专利局宣布转基因植物受专利保护。1986年,美国环保署允许世界第一例转基因作物——抗除草剂烟草进行种植。1994年,美国的转基因延熟保鲜番茄——“FlavrSavr”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批准进入市场销售,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许进行销售的转基因食品。1996年,美国的转基因作物开始大量商业化种植。此后,随着大量具有各种优良特性的转基因作物不断研制开发成功并获批投放市场,美国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面积和经济效益迅速扩大。 很快,这场发源于美国的新型农业技术,成为了席卷全球的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的革命,而美国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转基因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美国种子公司的市场格局。 在植物转基因技术诞生后,很多种子公司看到了转基因农产品的发展潮流。 这就像当时的互联网热潮,大家都认为转基因技术能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回报。 而且,美国农业部在《植物品种保护法》(PVP)中规定,他人可以出于研究目的使用受专利保护的新品种的优良特性,这更加大了投资者的兴趣。于是,大量的私有资金投入到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当中,私人种子公司成为美国转基因作物研发的主要力量。美国农业部对1996―2000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全美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的新技术专利共4200个,其中75%是来自于私人种子公司。 不过,因为转基因研发的过程漫长,导致成本高昂,时间周期过长。 所以,在转基因技术的竞争发展过程中,大多数种子公司发现转基因技术不但不能给他们带来高额利润,而且企业因为越来越高的转基因研发投入,已经面临明显的生存危机。 于是,很多规模小的种子公司因为承受不住巨大的经济压力,只好纷纷倒闭破产,大的种子公司也纷纷开始合并或被其他企业并购。 转基因农产品整合成了关键的行为。 到1997年,美国的3大种子公司就占据了种子的研发培育及生产销售的很大部分。
  
  商业资本在“羽翼渐丰”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市场扩张。 在中国,外国的蔬菜种子占领了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50%以上的份额。寿光市具有种子经营资格的经营业户285家,其中经营的茄果类蔬菜大部分是国外品种。国外品种在寿光种子市场占有率,长茄在90%以上,番茄60%以上,辣椒60%以上,彩椒近100%,并且在大葱、胡萝卜、苦瓜、菠菜品种的市场占有率呈快速上升势头。国产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只有在密刺黄瓜、芸豆、苦瓜等种植规模较小的品种占有一定市场份额。 随着外资的深入和对一些品种的垄断,一些国家厂商就开始了涨价的过程。 寿光曾经番茄爆发黄化曲叶病毒,这种病害爆发后,我国企业、科研单位一筹莫展,没有一家民族企业能拿出抗病毒品种,而国外公司9月份就拿出了抗病毒的种苗。这种抗病毒种苗价格一开始为每株0.42元,但随着农民用种量的扩大,很快上涨到每株0.87元。 而从农民的角度来说,因为中国缺乏相应质量的种子,所以只好接受高价的外国种子。
  
  那么,中国的蔬菜种子在哪里呢?专门研究蔬菜遗传育种的中国农业大学苗锦山博士说,一个蔬菜品种的培育需要从各地选取材料,通过不断杂交对其后代进行遴选,除了靠大量的准备工作和研究外,还需要在不同地区进行多年试种,此后才能向农民推广,这个周期大概需要七年时间,无数次试种、筛选等实验需要相应的资金支持。但是,中国的国家农业科研投入,连农业部直属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员工工资都没有的时候,更不可能投入如此大的资金去改善民生。 而从私人资本的生存环境来看,没有大规模、成系统的财政投资做基础,基本上不可能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人农业企业。 而且,即使出现了袁隆平这样有潜力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明者,但是一句话就完全剥夺了袁隆平通过科技创新而获利的可能性。 如果袁隆平这样做出贡献的人都赚不到钱,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中国私人农业企业能够通过新产品研发,与国际的强者进行竞争呢? 所以,当前专门从事蔬菜种子研发的机构主要集中在科研机构和院校,也有一些专门的种子公司,但规模多数不够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种子市场比较混乱,甚至有些假种子流入市场,使农民对本土蔬菜种子更加不信任。
  
  100年前,洛克菲勒给中国无数家庭的夜晚带来了价格更低、效果更好的光明,如果洛克菲勒有“阴谋”的话,那也是因为中国人自己缺乏技术水平,做不出本土的煤油。 几十年前,爱迪生创立的GE给中国大城市的夜晚带来了光明,如果他有“阴谋”,也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能力发明自己的电力系统。 今天,无数农民主动选择高价的外国蔬菜种子,因为这些种子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收成和更好的经济效益,如果这些外国企业有“阴谋”的话,也是因为中国农业企业自己研发不出来质量类似的蔬菜种子。 那么,中国如何研发出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蔬菜种子呢? 通过大量的国家农业研发投入,让农业研发人员“值钱”,并且吸引最优秀的农业科技人才,逐步建立覆盖全国的农业基础研发系统。 同时,鼓励私人企业发展,参与市场竞争,并且让私营企业赚到钱。 如果这些做不到的话,那么相信广大的农民仍然宁愿让外资“阴谋”自己,谁叫外资的蔬菜种子质量好、产量高呢?

资本的思路 — 农产品价格博弈

  金融期货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部分,是其它市场的“指向标”。 2006-2008年,原油价格在商业资本的轮番炒作下,价格屡创新高,最后达到让人瞠目的147美元/桶。 在120元/桶以上的位置,陷入恐慌的中国企业购入了大量的石油期货,进行“套期保值”。 没想到,2008年下半年,石油价格“飞流直下”,让这些中国企业在期货上损失惨重。 当然,这些损失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算不了什么。 因为他们背靠着中国大市场,只要把损失转嫁到中国消费者身上就行了。 同时,抛出“美国阴谋论”,说是美国想要整垮中国经济,转移大家的视线。 结果,很多中国人就相信了。 很多中国人不思考美国作为世界上主要石油进口国之一,是石油涨价最大的受害者,石油输出国组织才是最大受益者。 而且,石油涨价让美国民众怨声载道,最后美国国会进行听证会,调查石油价格上涨的原因。 但是,相信阴谋论的中国人并不睁开眼看看,到底谁在石油涨价中受益。 另外,很多中国人不会去想,除了中国,没有人会以“自损一千,杀敌一百”的方式打击敌人,美国更加不可能。 所以,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的“阴谋”导致石油价格暴涨,“卡住”中国经济发展的“脖子”,让中国人损失惨重。
  
  一件事情被证明有效,就会被重复使用。 从一本关于金融的拙劣幻想小说问世,引发全国购买热潮后,“阴谋论”被证明忽悠很多中国人是有效的。 于是,“阴谋论”被用来解释几乎所有的涉外经济金融领域。 因为华尔街的“阴谋”,中国企业投资次贷债券而损失惨重;还是因为华尔街的“阴谋”,中国企业投资欧洲和美国金融机构的股票损失惨重; 因为美国的阴谋,中国的车主们“享受”着高价的汽柴油;因为美国的阴谋,中国人一次次在国际粮食市场,高级购买粮食;因为美国的阴谋,中国的粮食和食油价格被其他人所操纵;因为澳大利亚的阴谋,中国铁矿石总是以最昂贵的价格进口。 华尔街的资本还阴谋控制中国的各个产业,而且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食品等产业。 不仅如此,就连一个小小的孟山都公司都有阴谋,要控制中国的粮食生产,让中国人成为转基因食品的“小白鼠”。 看来,生活在处处“阴谋”之中的中国人,正在成为“阴谋”的牺牲品。
  
  这时候就有了两个问题: 为什么总是外国人在“阴谋”中国人,让中国人损失惨重? 同时,中国人似乎却没有一次去“阴谋”外国人,让外国人损失惨重? 这两个问题可以总结为一个问题:为什么只见外国人“阴谋”中国人,不见中国人“阴谋”外国人? 中国人的权谋文化已经延续了两三千年,应该已经达到“博大精深”的水平。 再看看美国人,一个个傻得要命,说话直来直去,不会有太多的拐弯,而且经常很轻易就相信别人。 他们跟中国人打交道经常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中国人的权谋能力到了国际市场上就变成了“零”,连孟山都这样一个小小的企业都能“阴谋”整个中国? 中国人总说自己聪明,但是为什么所谓5000年文化的结果就是到了世界上总是“被阴谋”? 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人为什么总是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
  
  虽然时代在发展和进步,中国也加入了WTO,并且成为世界的加工大国,但是中国人的智商并没有得到明显提升。从“阴谋论”盛行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在 2000年代和1990年代相比,系统智力反而明显退化。 1990年代,中国在国际期货市场上也亏了很多钱,但是当时没有人认为自己是被阴谋的。 因为,进入金融期货市场“搏杀”,必须要认识到“商场如战场”。 所以,赚钱的时候要有冷静的头脑,赔钱的时候“认赌服输”。在当时,有个流行词汇叫做“下海”,就是离开国有企业到市场里去生存。 当时,很多人贸然“下海”之后,体会到了生存的艰辛之后,感慨自己要学会“游泳”。 但是,在中国“不惜一切代价”,主动跳到WTO的全球市场的“大海”中之后,发现自己从呛水到“大口大口喝水”的时候,不思考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反而去埋怨“水太深”。 这样的情绪就像当年义和团一样,不承认自己落后,反而说外国人在搞“妖术”。而从智力的角度来说,自己落后的时候,认识到自己的落后,承认自己“技不如人”,虽然从心理上非常痛苦,但是仍然有成长的希望;而自己落后的时候,不承认自己落后,这就变成了愚昧。 而从整个社会来说,中国的民智正在向愚昧退化。
  
  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是民智的提升,关键的标志也是民智的提升。 而民智可以解释为农民的智力。 因为,即使在发达国家,农民也是属于一个社会中,智力水平中等偏下的群体。 那么,一个国家农民的智力水平能够反映出国民智力的整体水平。 比如说,以色列的农民接近一半都是大学毕业,在荒漠之地都能想办法让自己生存下来,并且获得非常高的农业收入,这在其它国家是很难相像的。 而以色列的农民智力水平极高的状况,反映出以色列的国民智力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不论美国还是以色列,都通过大量推广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应用,支持农业生产,重振农业经济,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提升。 而作为农民,其智力水平反映在使用先进的计算机和其它耕作技术,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同时,通过使用互联网,合理利用期货市场,种植市场需要的农产品,并且在市场上卖出最高的价格,实现自己收入的提升。与之相对比,新华网2004年4月12日发布消息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近在济南公布的《2003年山东省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山东有627万网民,其中高居榜首的是学生,接近1/5。另外几个比较集中的群体有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教师、国家机关和党群组织工作人员,所占比例均在1/10以上。甚至无业人员也占到了4.4%。 但是,农民由于上网用户过少竟然被忽略不计。 山东属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民上网都是问题,那么中西部农民上网更是无从谈起。这种上网的差异,就是“数字鸿沟”,是决定中国农民与中国城市人口经济差异、决定中国农民与美国以色列农民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数字鸿沟”反映的是“民智鸿沟”。 克林顿上台后,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宏大计划,通过互联网主导国家战略实现美国的复兴。 1998年,克林顿提出了“closing digital divide”(消除数字鸿沟)的发展目标,消除因为“数字鸿沟”而导致的贫富悬殊扩大的问题。 但是,克林顿这个项目目标却没有达成。 人们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互联网只是一个工具,并不能替代人们自身的智力水平。 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持续的知识积累,提升自己智力的人们,通过更好的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同时,在生活中缺乏知识积累和智力训练的人,由于缺乏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使用能力,反而在互联网经济中,更加缺乏市场竞争力。 反映到具体经济表现上,沃尔玛发射自己的商用卫星,来降低物流仓储成本,保证店面的商品供应,现在开始推广射频条码技术,进一步降低物流仓储和人工成本。 而美国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再加上市场经济,全面改造美国的农业,在保持水土和降低农产品价格的同时,提高美国农民的收入。 但是在中国,大学门口成排的网吧,高端的计算机配置和高速网络不是用来创造生产价格的,而是大学生们用来逃避无聊无用的课程,kill time耗费生命的。 更不要说,虽然中国网民人数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是大多数农民仍然不知道如何使用互联网。
  
  那么,中国民智退化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 中国民智的退化与市场经济退化密切相关。 而中国市场经济的退化,又集中反映到了期货市场上。 1993-1994年,期货行业在中国兴起,成为最“火”的词汇之一。 最初,数百家期货经纪公司很快建立起来,这些期货经纪公司主要代理国际期货品种。 当时,有些做生意赚了钱的人们,开始接触这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 很多中国人的“赌性”很浓,而恰恰有些“赌性”很浓的人在当时富了起来。 而且,“赌”期货比去赌场赌博来得更加刺激,需要更高的智商。 所以在广东,很多人用编织袋拎上现金去期货公司开户。 因为商品期货主要是美盘,在晚上交易,而外汇是“全天候”,在晚上的时候因为欧美市场开盘也更加活跃,所以期货公司里面的人“黑白颠倒”,越到晚上越热闹。 一年多的“火爆”之后,人们发现在期货市场能够生存下来的寥寥无几,能够赚钱则几乎没有。 而从当时的新闻舆论导向来看,据说当时一年人们因为期货交易亏损,导致中国资金的外流达到数亿美元。 很快,朱看到这个情况后,一纸禁令就停止了人们做外盘期货。 虽然从局部来看,这个政策每年少外流资金几亿美元。 但是,导致了后来中国经济整体上,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期货交易和其它现货交易损失。 更主要的是,关闭境外期货可以说是民智倒退的一个重要开端。
  
  期货市场起源于农产品期货。 而且,农产品期货到今天仍然在期货市场占据着关键位置。 农产品期货是农产品市场的最高形式,主导着世界农产品的价格走势。 欧美期货市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们进行“搏杀”的场所,商业资本通过对未来市场的价格预判,调动资金做多或者做空,形成剧烈的价格波动,并且乘机获利。 食品加工企业在粮食价格较低的时候,大量进行买入的“套期保值”;而农民们则在价格被炒高时,进行卖出的“套期保值”。 而美国通过严厉的期货监管法律制度,保障市场以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进行交易。 早期参与外盘期货炒作的人们,必须首先学习这些期货市场规则机制,学习市场基本面信息,学习技术面内容,并且学会制定投资策略。 而最初人们炒作期货的过程,虽然是个赔钱的过程,但是在市场的“大海”里学习“游泳”的过程。 每个人都必须持续地学习和思考,了解投资理论和经验,思考前人赚钱或者赔钱的经验,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中生存下去。 而且,当时的期货市场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优秀人才,参与到市场中来,学习和锻炼在市场中的“搏杀技能”。虽然当时资金流出数亿美元,但是对于吸引优秀人才,锻炼优秀人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潜在的价值远远要超过这几亿美元。
  
  但是,着眼于“蝇头小利”的政策掐断了这个在国际市场中学习的过程。 当时,一些国内的期货交易所也建立起来,被期货吸引的资金无法参与外盘炒作之后,纷纷转向国内期货炒作。 不过,此“国内期货”已经非彼国外期货,看上去类似,但是在本质上有了不同。 国外期货市场源于现货市场,由现货商人发起建立,主要用于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套期保值占了主要部分。 但是,国内的期货市场则是相关利益部门建立起来的,主要希望通过期货市场获利。 那么,获利的来源主要是成交量,通过成交量把投资建立期货交易所的钱赚回来。 而且,内盘期货运作早期的早期,期货市场上交易的多为小品种农产品,而且期货品种从开始就设计的合理,相关的期货法律法规更是无从谈起。 除了金属等少数期货品种,大都是在缺乏现货生产和交易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再加上缺乏公平的规则,整个期货市场就像是“空中楼阁”。 而且,从最初的建设基因里,期货市场就缺乏成交量的支持。 而为了能够达到赚钱的目的,期货交易所就吸引投机资金进行炒作。 而投机资金也要赚钱,那么不是通过“搏杀”的方式赚钱,而是以“博傻”的方式赚钱。
  
  什么是“博傻”? 比如说,天然橡胶的市场价格本来不到12000元,而且现货价格还在持续下跌。 按道理来说,应该继续打压橡胶价格。 但是,投机资金进来之后,不能继续打压,因为没有持仓量,赚不了钱。 那么,投机资金就决定把价格抬起来,从12000元一直抬到16000元。 这样的方式似乎很傻,但是“傻”的背后是精明。 投机资金早已跟期货交易所打好招呼,或者说就是跟期货交易所“合营”。 投机资金通过抬拉价格,吸引空头进入,因为空头会认为现货价格正在下跌,所以期货价格也要下跌。 而等持仓量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投机资金就开始猛烈的“逼空”,让无数做空的人赔钱。 那么,人们就要问,把价格抬到16000元,不会引发大量的现货“套期保值”的抛售吗? 答案是:不会。 因为,当时投机资金已经跟交易所“沟通”好了,不准现货入库。 也就是说,即使你有现货,也进行不了“套期保值”,到最后也只能认赔出场。 到时候,不仅亏了钱,而且还亏了货。 在欧美发达国家,期货交易所早就通过法律法规,防止这种操纵市场的“逼仓”行为,并且优先保证套期保值者的利益;而在国内,期货交易所与市场操纵者勾结起来,通过不让现货入库的方式,保证投机资金的利益。 这就是外盘和内盘的本质区别。 那么,被“逼仓”的交易者怎么办? 赔钱、赔大钱。 没有保护这些交易者的规则么? 没有! 《期货法》早就被呼吁,但是从来没有被出台。 所以,当时的期货市场就是操纵者的“天堂”,也是按照规范思想进行交易的投资者的地狱。
  
  那么,这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整个社会利益严重受损、农民利益的严重受损。 首先,在价格下跌的过程中,这种“逼空”炒作扭曲了市场价格,导致了中国大量的“高价进口”。 在胶合板“逼空”的时候,当时正好是胶合板处于高位。 那么,空头就在高价上大量进口胶合板,推高了国际胶合板的行情,也让国内产生过量的胶合板库存。 等“逼空”行情结束后,国际胶合板价格大幅下滑,国内胶合板更是无人问津。 天然橡胶逼空的时候,引发了大量天然橡胶进口,支持了国际天然橡胶价格,同样让国内形成过量的天然橡胶库存。 等“逼空”结束后,国家天然橡胶价格大幅下滑,国内天然橡胶同样无人问津,天然胶价从12000直接跌到8000多。 这些“博傻”和“逼空”的结果,就是造成的外汇损失远远超出参与炒作外盘的外汇损失。 另外,红豆、绿豆这些产量很小的小期货品种的“逼空”行情直接导致当时现货价格涨到“天价”,误导了农民的种植方向。 因为这些豆子的“需求”都是交易所的库存,是“逼仓”的筹码,而不是市场上真实消费的反映;就像现在的房地产是“资金”的筹码,而不是真实消费反映一样。 而农民并不知道这个情况,看着豆价涨到天上,都开始加紧种植。 没想到,当年的“逼空”行情结束,第二年不再“逼仓”。 不仅新种植出来的豆子超出人们的预期,而且过去一年的陈豆以极为便宜的价格倾销,让种豆子的农民又是损失惨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向厌恶所谓“金融投机”的朱又有了清理的借口。 本来,期货应该在法治规范的轨道上,进行系统的发展,并且形成国际期货与中国期货的“联动”,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 但是,这个方向并没有被采纳,而是通过投机资金和交易所联合“操纵逼仓”而保持交易量。 这个问题出现之后,还没有进行法治规范,而是根据中央要求,监管部门进一步整顿、撤并期交所,仅保留了上海、郑州和大连3家交易所,然后将当时的35个交易品种压缩为12个。 到1999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随后中国证监会出台了《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高级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和《期货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等四个规定。 这些规定仍然不是以法治来规范市场,而只是国务院随时可以修改的条例,毫无法律效力。 另外也明确,通过随时可以修改的条例,压制期货市场这个市场经济的核心部分。 可以说,期货市场在朱的系统措施执行,从投机导致的低迷走向压制导致的萧条,大量人才流失,交易量快速下降。 尽管有12个交易品种,但实际有交易量的只有大豆、铜、铝、小麦、橡胶、豆泊等7个品种。资料表明,1995年全国期货市场合计成交量达10万亿元,到 1999年只有2.2万亿元,也就是说,在4年时间交易量年均递减30%。曾经极为火爆的期货市场,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逐步打压期货市场只是朱采取的政策的一个方面,重新让国有机制垄断粮食流通是更主要的一方面。 在美国,期货市场是引导农民们按照市场规律安排自己的生产,并且获得机会收益的关键场所,那么在中国就成为可能误导农民的错误“方向标”。但是到后来,连纠正错误的机会都失去了。 另外,美国国家资本结合市场机制,大量对农民进行补贴,减少农民们的机会风险和机会成本。而在中国,则通过粮食垄断增加农民的机会成本和机会风险。 1998年,国家重新垄断粮食流通的政策开始执行后,曾经“法办”过一些进行粮食流通的小贩,私人粮商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当时在河南,比如说市场上一斤小麦的价格是0.55-0.56元,那么小贩就可能用0.5元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粮食,然后每斤赚取0.05-0.06元的差价。 而让小贩消失后,国家粮食部门据说在名义上按照0.55元的“平价收购”农民的粮食,然后国家财政对粮食部门进行大量的“粮食补贴”。 但是,河南当地粮食部门出价0.38元收购农民粮食,农民爱卖不卖。 而因为粮食垄断,再加上前几年粮食连年丰收,据当时粮食部门的人说,粮库都装不下了,所以农民们只能卖给粮食部门。 在当时,农民还必须得交农业税等各种税费,而且必须自己承受因为天气等因素导致的歉收等损失。 所以,在所谓的粮食改革中,农民不仅享受不到发达国家农民应该享受到的补贴,更增加了一层压榨机构。
  
  期货市场萧条和粮食流通国家垄断,让中国在加入WTO之前,失去最后提升民智的机会。 当期货进行萧条之后,期货行业的人员并没有消亡,很自然的流入了股市这个期货市场的“孪生兄弟”里。 从1996年之后,尤其是1999年开始的上涨行情来看,股市表现与1995年之前相比,涨跌更加凶猛强悍,资金操控思路清晰缜密,操作纪律更加严格,与期货市场的资金操控方式非常接近,非常像期货资金操控风格。 但是,这对于股市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因为,这种操控方式在市场缺乏严密监管、操纵市场行为无法受到严厉惩罚的股市中,危害则更大。 因为,这种与国际市场规则“背道而驰”的运作模式和文化氛围,腐蚀着大多数参与股市的人们。 在期货市场中,参与者主要都是专业人士,即使是农民或者用户这些非专业参与者,也是受到专业人士的技术支持,所以“操纵市场”的行为不会被认可。 但是,参与到股市中的散户们,很多都是对股市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很容易认为操纵市场是正常的。 尤其是2007年“全民炒股”之后,大量对股市一无所知的股民涌入股市,更以为中国股市和外国股市一样,想当然认为欧美金融市场也像中国股市一样暗箱操作、资金和上市公司联合操纵股价。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相信“阴谋论”也就很正常了。
  
  “操纵”市场的结果就是市场智力退化。 外盘期货被禁止,内盘期货被操纵到被压制后,一般的人们也就很难了解外面的世界。 在外盘期货时期,各经纪公司大量雇佣懂英语、学经济的大学生,翻译市场信息,研究市场走势,帮助客户了解国际市场状况与趋势。 在内盘期货时期,人们仍然要了解国际市场状况,分析国际期货行情,对内盘期货有所指导。 到了期货陷入萧条,研究国际市场的人们大量流失。 再加上粮食被国有机构垄断,价格研究就显得更加“多余”。 于是,整个市场从开放走向封闭,从敏锐感知市场到市场停滞。 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市场的专业人士都寥寥无几,更不要说能够把握国际市场、指导客户进行国际期货市场操作的资深投资分析员了。 同时,国有垄断的“好处”就是,在国内市场通过操控市场获得丰厚的利润,即使在国际市场亏了钱也不在乎。 如果真的像石油“套期保值”这样亏很多的话,也可以在国内进行提价,让广大民众“共同消化”掉这些亏损。 另外,在固定价格机制下,农民们也没有主动了解市场的必要,所以上网只不过是一种奢侈行为,农民们仍然保持着“小农”式的思路。
  
  加入WTO之后,中国面临的民智退化的问题更加严峻。 在“不惜一切代价”加入WTO之后,高端的金融期货行业并没有开放,而放开的主要是低等出口产业,仍然是从眼前利益出发的政策兴旺。 低等出口产业的兴旺吸引了大量人才进入低等产业,产生了与世界可以发展升级相反的经济方向。 而与世界“背道而驰”的股市同样无法培养出能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金融期货投资人才群体。 同时,低等出口的结果是,大大加快了国内资源损耗的进程,让本来已经资源匮乏的中国,“跑步进入”资源枯竭的状态。 于是,中国必须大量进口粮食和食品、矿石和金属、木材、石油和天然气等等大宗商品。 在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资源枯竭的综合作用下,虽然农民们收入很低,但是中国的多种粮食价格与国外相比,已经显得昂贵。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粮食危机早已经露出苗头,而人们则沉浸于低等加工出口带来的收益而狂喜不已,忽略了农民们面临的困境。 而当人们只考虑自己,不关注其他人的时候,尤其是把供给自己衣食原材料的农民忘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巨大的粮食风险已经近在眼前了。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7月25日文章《粮农丰收惜售背后 收入分配改革令农民利益受损》。河北、山东等大部分粮食产区出现惜售现象。国家统计局18日公布的数据说,当年中国夏粮总产量达到1138亿公斤,增产74亿公斤,但粮食生产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0.6%,其中,谷物下降0.5%,小麦下降4.0%。数据显示,上半年,在这样农产品价格状况,让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797元。 而且,在通过膨胀状况比较明显的环境下,作为占低收入者最大比重的农民却面临着农业收入缩水的反向趋势。 所以,"几乎没有人卖掉刚收的麦子,至少涨到8毛钱一斤才能和去年持平,而政府收购价才7毛钱"。 而且,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上升和通货膨胀加剧,中国在粮食种植方面的劳动力优势正在成为劣势。 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农业竞争力远远低于土地和资本集约的美国。"但是,根据在加入WTO时所作的承诺,中国成为世界上农业最开放的国家之一。2006年,中国在加入WTO所争取的农业过渡期结束,"农产品关税将由2001年的23.2%下降到2005年的15.35%,远远低于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62%的水平,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总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更主要的是,美国政府每公顷农地补贴100-150美元,欧盟则是300-350美元,中国每公顷补贴才200元人民币,大约25美元。而在税费改革前,中国每年在每公顷农地上不是补贴而是收取100-200美元的各种税费。" 相关农业专家秦庆武感觉仍有政策提升的空间--虽然目前取消了农业税费,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局面。比如地方政府低价征用农民手里耕地5万元一亩,转手时高达每亩100万元,中国每年大约有3000多万亩被征用。"
  
  与粮食生产危机相匹配的,是粮食储备的潜在风险。 在美国,农户和商业资金进行粮食储备, 而这些储备数据都要经过国家的验证,确保美国的粮食安全。 一旦美国粮食接近粮食安全“警戒线”,美国资本就会立即行动,通过支持农户扩大储备粮种植面积,促使农民们进行粮食储备的粮食生产与储存。 但是在中国,本来私人可进行储粮的地方,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被人们丢弃了。在2000年代早期,因为通货膨胀等因素,农民们越来越不愿意种植主要粮食作物。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柏乡粮食储备库主任尚金锁建议,在目前中央、省、市三级粮食储备制度基础上,建立完善中央、省、市、县、农户、用粮企业六级储备制度。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每户都存2至3年的粮食,现在农村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再存粮,只有一些老人还存半年或一年的粮食。但是如果倡导推进农民存粮,按照一家三口每年的消费量,每个农户能存500公斤粮食,那么全国农民将存粮1000亿公斤粮食。“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量,将大大减轻国家粮食储备的投入。 他的总结说,”“如果粮食安全出问题,将比金融危机还要厉害!”
  
  2009年4月至8月,国家开展了全国范围的粮食库存清查工作,清查结果表明,2009年3月末全国国有粮食企业粮食总库存4508亿斤(原粮),账实相符率为99.7%,质量总体良好,质量合格率为97.1%,宜存率为99.1%。总库存中超过一半以上的粮食为2008年收获的新粮,库存品种结构更加合理,区域布局进一步改善。。2009年4月至8月,国家开展了全国范围的粮食库存清查工作,目前已顺利结束。清查结果表明,2009年3月末全国国有粮食企业粮食总库存4508亿斤(原粮),账实相符率为99.7%,质量总体良好,质量合格率为97.1%,宜存率为99.1%。但是,根据网友们的回复,大家都不相信这个数字,认为这个数字是虚假的。 当然,如果这个数字在真实世界中被抢救过来还好,如果这个数字有问题,通货膨胀也就会把粮食危机的问题显著放大。
  
  农民种粮积极性进一步降低。 假如储存数量是真的,那么可能还对商品、经济产生一定的支撑。 而如果储存数量存在较多的水分,加上大多数人们的家里已经不储粮了,那么粮食危机会快速出现。 而且,大规模的粮食危机可以已经快开始了。 粮食危机可以说“迫在眉睫”了。 到时候,很多人可能会像58年high过之后,没想到一下子会饿死几千万人。 虽然中国已经进入WTO ,粮食进口会缓解可能道到来的粮食危机。 但是,如果粮食危机比较严重,民众面对没饭吃的局面,往往会面临很大的心理波动。 那么,人们有可能面对缺乏食物的困境。
  
  随着货币印刷越来越多,农民们也开始面临两难的境地。 在通货膨胀的状态下,如果粮食价格不涨,那么农民会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当农民们开始因为货币贬值的因素,更加不愿意种粮食的话,那么粮食危机大致会很快发生。 那么,如果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国家如果认为农民需要提升收入,让粮价涨起来。 那么,粮价的上涨会进一步刺激其它社会产品的价格,增加社会成本,引发更大程度的通货膨胀。 那么,这次通货膨胀的结果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来,粮价上涨似乎已经成相当必然的一个结果。 那么,面对这样的形势,对于有能力储存粮食的人们来说,在主要的粮食价格还没有明显上涨之前,去买粮食“换大米”。

两个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与劳动力分析

粮食产业链安全问题成为忽悠人们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生活中,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哪些问题是我们需要担心的,哪些问题是我们不需要担心的。 如果我们被他人忽悠了,去担心我们不需要担心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忘记了我们应该担心的问题。 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把各种资源浪费在不需要担心的问题上,同时需要担心的问题去因为缺乏资源而得不到解决,最终导致我们的失败。 这个问题发生在世界各地,在食品和农业上同样存在。 现在,一些人忽悠大家说,美国人操控了中国的粮食产业链,而且会进而控制中国经济。 这些人把这个问题当做粮食产业链安全问题,让很多人非常担心。 但实际上,大家大可不必担心这样的问题。 或者可以说,这样的思路仍然是封闭经济时期的小农式经营思路。 但是,就是这些出于狭隘的小农思维的鼓吹,正好迎合了很多中国人潜意识里的小农意识,让大家非常担心农业和粮食问题,导致自己失去了真正的方向,忘记了自己该干什么。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我们个人并不需要考虑谁控制了我们的粮食产业链,那是zf需要关心的事情,那是zf的责任。

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我们作为个人需要争取的,是直接关系的我们切身利益的东西。 比如是,我们作为粮食的消费者,需要确保我们摄入的粮食和蔬菜是相对安全的,而且是价格相对便宜的。 只要达到这个目标,谁为我们生产粮食并不是非常重要。 就像现在很多中国的家长,并不需要关心中国的乳业如何,中国乳业是zf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家长需要关心的是自己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让自己的孩子获得安全可靠的国外奶粉。 只有中国本土乳业生产的奶粉真正让人放心可靠了,家长才会考虑选择中国奶粉。 如果中国乳业整个就是害人的一个行业,那还不如直接关掉,让外资完全控制中国的乳业,通过外资企业来保障中国婴幼儿奶粉的健康营养。 同理,美国大豆进入中国市场,控制中国的大豆价格问题,并不是我们个体需要关心的问题。 保护中国的大豆产量,保护中国农民的利益,是zf的责任,也是农民自身需要争取的利益。 而我们作为个体,真正需要关心的是粮食安全问题是,粮食和蔬菜污染、转基因、农民收入和粮食价格平衡等真正涉及到粮食本身的问题。 我们每个消费者首先要为了我们的消费者权益去奋斗,然后与为自己权益而奋斗的农民共同努力,共同推动农业的整体发展,才是这个社会应该有的常态。 作为一个消费者,不去担心自己日常的粮食蔬菜安全,不积极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食品安全与个人健康,却担心中国粮食产业链是否被美国控制,这不是思维正常的人的思考方式。

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下,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粮食自给是个次要问题。 即使粮食不能自给,即使大部分粮食依靠进口,但是并不意味着国家就面临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 比如说,日本是一个人口接近1.3亿的人口大国,但是日本的粮食自给率相当低。 日本人多地少,而且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 根据数据显示,日本的耕地面积从1965年的600万公顷减少到2005年469万公顷,减少了22%,而且耕地面积的减少是逐阶段增强,愈演愈烈之。 同时,农业就业人口不断减少,1965年日本农业就业人口为1151万,到2005年减至335万,减少了71%;农业一线耕作者,从1965年的894 万减至2005年的224万,减少了75%;总农家户数从1965年的566万户减至2005年的285万户,减少了50%。另外,农业从业人员高龄化, 65岁以上的农业从业者,1985年为19.5%,1995年为39.4%,2005年达到了57.4%,目前已经在59%以上。 这样的结果导致,日本进口的农产品品种越来越多,且加工的成品半成品比例大幅度增加。日本进口的多种农产品,对外依赖程度非常高,玉米几乎是100%依赖进口;大豆、小麦进口率在90%左右;水果和肉类进口率也增长很快,由1965年的约10%,增至2005年的50%左右。

那么,日本面临粮食危机吗? 日本的农业并不存在真正的危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日本的人均收入非常高,同时由于日本的农业属于小农经济,导致农业收入比较低,年轻人根本不愿意从事农业。 那么,日本通过高附加值工业产品的出口,换取大量的外汇,成为世界的有钱人,然后用少量的钱购买各种农林牧渔业产品,是非常划算的。 而美国、中国等国家的农民,为了从日本市场赚取较高的利润,就需要按照日本的质量标准生产各种农产品,以达到日本市场的需求。 打个比方,人们天天在吃肉,但是很少有人去养猪和杀猪。 人们吃猪的时候,只需要去十常侍买猪肉就行,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选择合适自己的消费特点的猪肉。 这时候,人们不会去想,养猪的农户或者屠宰场操控了自己的生活,因为这就是社会分工的问题。 而日本的人们也是具有相同的想法。 本来自己在高科技上很强,可以有很大的发展前途。 但是,如果以狭隘的“农业产业链安全”的思维看待农产品市场,那么就会浪费自己的优势,然后重新回到过去的贫穷的小农经济状态。 这就是所谓“农业产业链安全”的荒唐结果。 当然,日本人不傻,所以大家都心安理得地进口农产品,然后通过出口高科技赚更多的钱。

再多说几句,日本大量粮食进口,并不意味着日本农业不行了。 恰恰相反,日本通过大量的农业相关投资,仍然保持农业强国的地位。 日本消费者非常重视食品的环保和安全,对不用农药化肥的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 在日本民众的推动下,日本zf高度重视利用农业科技、生物技术。发展高科技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日本农业面临的问题,促使zf制定”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质量、保护环境”三位一体目标,并且加大对农业的各种资金和政策的支持。日本农业信息化进程与美国等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缓慢,农业中计算机的利用水平远落后于其他产业。于是,日本农林水产省于2000年12月制定了关于农业和农村信息化战略,总的战略目标是缩小农村与城市的信息化差距,使农村充满活力。除此之外,日本政府重视在农业中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开发和普及,并对农作物的品种改良及栽培方法的改进、农用机械的利用以及生产环境的改善进行综合的试验研究。日本政府在全国设置604个农业改良普及所,迅速地将科研成果推广普及。由于土地分散,日本农业中大量使用小型拖拉机。日本的大型拖拉机拥有量只相当于法国的70%,英国的80%,而小型拖拉机却相当于法国的35倍、英国的80倍。每台拖拉机负担的耕地面积在2公顷左右,大大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 另外,日本的农业大学共有42所,让知识传授和农业生产紧密结合,大力培养应用型的农业技术人才。除此之外,还有农业职业学校434所,政府还在全国各地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短训班,向青年农民传授科学技术知识。

通过这些措施投入,尤其是对农业人才的投入,让日本具有高度的食品安全保障。 首先,日本农业实现精细化、高端化发展。 日本大米、蔬菜、水果、牛肉等质量多数优于国外品牌,日本大米、神户牛等品牌驰名世界,而其质优的结果是价高,支持了日本农户的高收入。 另外,日本开展“一村一品”运动,“因地制宜,发挥优势”, 根据地域特色,积极培育优势农产品。“一村一品”运动从日本相对落后的农业县大分县开始,推动了当地经济的显著发展,并且培养了香菇种植、烧酒酿造等一批知名品牌。 而且,“一村一品”在日本推广后,在日本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后,推广到许多发展中国家。 另外,日本海外屯田计划,也不是日本本国农民去进行耕种,而且雇佣当地人,然后派日本农业技术人员进行指导,既保障了日本的粮食安全,又促进了当地就业。 即使某天世界真的粮食奇缺,日本无法从世界粮食市场购买到粮食,那么日本还可以将较为年轻的人们重新安排回农田,通过国内的“精耕细作”和海外的屯田,也能够让日本人吃上安全可靠的产品。

在迈克尔 波特的“竞争战略”中,总结了企业的三种一般性战略: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及专一化战略。 其中,“总成本领先战略”就是规模经济。要求企业必须建立起高效、规模化的生产设施,全力以赴地降低成本,严格控制成本、管理费用及研发、服务、推销、广告等方面的成本费用。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企业需要在管理方面对成本给予高度的重视,从各个层面降低成本,并且通过“价格战”击垮对手。 这样的企业包括像格兰仕微波炉、沃尔玛等等。 而“差异化战略”也就是通过不断的创新,实现精品化、特色化,销量少但是利润高,就像苹果、LV等。“专一化战略”就是主攻某个特殊的顾客群、某产品线的一个细分区段或某一地区市场。比如说,四季酒店主要就是面对世界上很少的富人群体,提供独特的高端酒店服务。 这三种一般性战略明确了企业的发展方向,给企业制定可以持续的竞争战略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导。

日本保持着农业上的竞争优势。 日本在农业上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根据其自身的特点,采取了符合其国际经济竞争地位的行为,也就具有可持续性。波特的三种一般性战略,在农业领域也同样适用。 世界农业强国的农业竞争格局,也是按照三种不同战略模式而分布的。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典型的“总成本领先”型农业。 比如说,美国不仅是世界上工业和服务业的最强国,而且是农业的最强国。 那么,作为世界粮食的最大出口国,美国农业通过规模化经营的方式,保持其在世界上的竞争优势。 而且,美国还在不断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持续提高单位产量,在能源和资源涨价的压力下,仍然保持较为良好的经济状态。 同时,日本通过农业“精品化”的各种措施;以色列克服荒漠缺水的恶劣自然环境,在沙漠中创造出大片绿洲,并且实现农业贸易的顺差;而荷兰则利用自身的历史传统、土地和气候资源优势,实现高附加值的农业产出,这个国家都是通过“差异化战略”,实现自身的特色化经营。 虽然他们不一定实现了粮食的自给,但是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新西兰作为一个农业小国,其农业主要依靠畜牧业,甚至国家经济也主要依靠畜牧业,通过畜牧业的“专一化战略”,实现了新西兰在世界食品业中的独特地位。 新西兰的奶粉是多个世界知名婴幼儿奶粉企业的原料供应者。

不同国家的农业形态,是土地和劳动力进行不同组合的结果。 大致来说,“总成本领先”,“差异化”,“专一化”的不同,是源于土地和劳动力的资源配比方式不同。 总成本领先的特点是,单位农业耕地面积大,劳动人口少,实现规模化经营。比如说,澳大利亚农业机械化程度高,除各种先进的联合收割机、采摘机、施肥机等通用农业机械外,使用飞机播种、喷药和监测农作物生长情况已很普遍,农民人均耕种的能力已达到5000公顷。2001-2002年度,澳大利亚每个农业劳动力人均生产小麦65吨;农业劳动力人均GDP高达63150澳元,劳动生产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当单位耕地面积较小,农业劳动人口多的时候,就需要进行“差异化、精品化”的作业模式。 以色列的粮食同样不能自给,但是保持着相当高的农业顺差。 在以色列,培育良种与温室大棚相结合的现代生产模式成果显著。 以色列农业经营者在温室中创造了每季每公顷收获300万枝玫瑰花的奇迹,而其优质大棚西红柿每季每公顷的平均产量达到200-300吨,有的甚至达到 500吨,可以说也是令人吃惊的产量。以色列的大田作物也同样优质高产。如棉花,每亩可产优质皮棉0.37吨,可制成0.12吨纤维,每个劳动力每年生产价值10万美元的棉花。再如柑橘,30年中,换种达80%以上,近5年内挂果园产量从每亩1.3吨增长到3.3吨,最高产量每亩4-5.3吨。 独特的气候和土地条件,造就“单一性”农业的模式。新西兰是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国土总面积26.75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6900公里。全境多山,平原狭小。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平均气温夏季20度,冬季12度。 这样的地理特点决定了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农场耕作。 而其气候温和湿润,创造出得天独厚的畜牧环境,植物茂盛。牲畜可以一年四季在牧场吃草,而不需要在冬天或者旱季吃干草或者其它饲料。与厩养的乳牛相比,放养的乳牛身体健壮,生病几率大大降低,不用喂养饲料,所产牛奶是最为天然的。而且,新西兰的畜牧业是国家最重要的产业,是经济的基础。

不论三种模式中任何一种方式,如果想持续有效地进行实施,都需要一个共同的劳动力前提,就是专业化的农民,或者专业化农场主。 只有知识化、专业化农民,才能够有效地管理和运营相关的农牧业项目,实现农业的高价值运营。 对于美加澳等国的农场规模化经营来说,一个家庭农场就等于一个市场化的农业经营企业,家庭农场必须拥有综合的技术和市场能力。 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全国40%以上的农民具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农业科技、经营方面的专家、教授,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高达 70%至80%,而且49%以上的农牧场拥有电脑。 同样,以色列的教育非常发达,国民受教育程度很高。农民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到47%,其他至少是高中文化程度。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为学习、运用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技术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而且,以色列的农业专家、农业方面的大学教授不是坐在书桌旁或者仅仅站在讲台上,他们往往也在经营着属于自己的土地,自己也算是农民。 通过他们自身的探索和实践,他们创造出多项世界领先的技术,并且把他们的技术传授给其他农民。

不论在哪个领域,教育都是至关重要的。 而犹太人能够以很少的人数,操控着大量的金钱,影响着世界上的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都与他们的教育密不可分。 我在北美读书的大学,法学院和商学院比较有名。 犹太人占当的人口可能2-3%,不超过5%。 但是,我上学的时候,犹太人占法学院学生总人数的将近50%,占商学院MBA学生总人数的1/3。 而且,学校要在犹太人的节日放假,据说因为犹太人的老师太多,没有他们的话上不了课。 我以前并不了解犹太人,但是知道我们学校的这些数据后,我对犹太人肃然起敬,感慨他们真是上帝的选民,真是“兵不在多,而在精”。 中东一直是粮食缺乏的地区,因为缺少足够的水源。 以色列建国之初其农业生产的条件是十分恶劣的,发展农业生产的两大基本要素土地和水都不具备。而以色列人仅用短短的50年时间,就在大部分是荒漠的土地上奇迹般地创造了一片片绿洲。 无不令世人叹服。 而且,这还是犹太人多次打仗,抵御准备消灭犹太人的人多势众的阿拉伯人的进攻,并且建立起沙漠大棚温室、节水滴、渗灌技术,沙漠菜田等创造多个“奇迹”。 可以说,现在以色列的农业成果,就是人们辛勤努力和聪明智慧的结晶。

在中国,气候、地理条件和地形地貌的差别非常大。 而且,有的地方适合较大规模的整体运营,有的地方则只能通过“精耕细作”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而且还有很多地方适合于专一化经营。 但是,多年以来,“小农经济”在各地都一直是整个农业的运作模式,很多地区农业的技术水平跟2000多年前的差距不大。 并没有根据各地的土地和气候情况,选择相应的农业经营运作模式。 这样的结果是,农业长期以来以非常低效的方式进行着耕作,农民的收入无法得到提升。 更重要的是,农民是“城乡剪刀差”里被牺牲的群体,农民除了无偿上缴公粮、按照过低的价格销售自己的农产品,还要上缴各种费用,并且不得不购买高价的工业品,让农民长期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中。 而且,农村教育一直是最为薄弱的环节。 农村的孩子上学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自己得出钱凑份子,才恩能上了学。 而且,学校的老师水平要比城市差很多。 就这样,农村的孩子从小就输在了“起跑线”,即使有一些优秀的农村孩子上了大学,往往也留在了城市。 到了1980年代后,大量年轻的农民外出打工,很多农村失去了主要的劳动力,让农业更加难以发展。 总而言之,当国外大量补助农民,支持农民的素质和能力提升,让农民越来越高知识化,高技术化的时候,中国农村仍然是承担各种义务,但是几乎享受不到权/利的群体,而且农民的素质长期难以得到提升。 各种因素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今天的中国这样的农业生产经营状况。 可以说,这样的生产经营是亏本的,让农民难以为继。 而农民难以为继的状况,也就意味着农业整个难以为继,更不要说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获得自身的发展了。

    而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也就意味着,中国粮食危机的问题随时存在。 而且,随着水污染、土壤污染、耕地被占等各方面的因素,“小农经济”越来越无法适应中国现在的农业要求,随时可能因为“小农经济”的全面萎缩,导致粮食危机的出现。 总之,中国农业的运营方式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状况,而且需要尽快通过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尽快进行改革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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