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每日金融-第4544期

〖分析专栏〗

【摆脱全球“流动性陷阱”须加强财政政策】

〖优选信息〗

【形势要点:市场对人民币汇率走势存在分歧】
【形势要点:国内去杠杆应关注杠杆的速率和结构】
【形势要点: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双升是民间投资放缓的主因】
【形势要点:中国对亚投行主导的问题上应讲究策略】
【形势要点:商业银行摆脱“规模依赖”的三个途径】
【形势要点:CIPS可成为打击离岸人民币空头的有力工具】
【形势要点:做好征管环节是环保税能否落地的关键】
【形势要点:多因素导致国内P2P走出去进展缓慢】
【形势要点:机构认为3个迹象显示企业杠杆正在见顶】
【形势要点:广州严格限制事业单位的对外投资】
【形势要点:额度紧张导致QDII借用成本大涨】
【形势要点:摩根认为人民币有望九月止跌】
【形势要点:互联网发展可能使万达的影院投资风险加大】
【形势要点:台湾拯救股市的新政策遭质疑】
【学界观点:警惕欧洲银行业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形势要点:市场对安倍新刺激政策效果并不乐观】

〖调整和修正〗

【调整和修正】

〖每日数据〗

【每日数据】

〖分析专栏〗

【摆脱全球“流动性陷阱”须加强财政政策】
自从金本位制度被弃用后,随着信用扩张持续扩张,全球逐渐陷入“流动性陷阱”。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央行放水,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各国无论是降低利率还是增加货币供应,都很难再有效刺激经济增长,资金始终不愿意进行投资。
花旗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近40年来全球呈现了“利率不断刷新低位、债务不断累积”的趋势,但债务并没有投向新投资,而是大规模流入房地产或者消费领域的存量资产。结果就是经济衰退刺激决策者不断削减实际利率,进而鼓励杠杆,这反过来带动了提前消费或投资,让问题更加恶化。花旗认为,如果储蓄资金依然在追寻存量资产或者消费,而不是进行投资或者产能扩张,那么全球经济的大蛋糕迟早要萎缩或者停滞。
在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花旗银行的报告再次提醒人们全球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的严峻程度。而这一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一些环球重要经济体身上,表现的尤其突出。
以美国为例,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国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但其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在1999-2006年间其人均GDP平均增速仅有2.4%左右,到了2014、15年的这一增速更是降到0.5%和0.3%。同时,美国从历次经济危机中复苏所需要的时间也越来越长,2008年金融海啸后将近10年,美国经济才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复苏,但复苏根基仍显不稳。会如此,企业不断减少对设备及研发创新的投资,进而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是主要原因。很多企业宁可将资金用于股票回购以提升股价,也不太愿意投入到扩大生产中去。
另一个例子则是我们中国。20多年来,在“宽货币、扩信贷,促投资”政策的作用下,我国的整体信用规模不断膨胀,超发的货币大规模流入了传统制造业、房地产以及资本市场,引发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和其他各类资产泡沫。特别是近几年,经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传统制造业和出口不断萎缩,对经济的带动力不断弱化,而新的增长动力则迟迟无法形成。这几年,国企杠杆率更是不断攀升,民企则投资意愿不断下降并忙于去杠杆。国内流动性泛滥的同时,资金的经济产出效率则大幅下滑,国内GDP要达到1元人民币的增长,就需要5元人民币以上的新增信贷,这甚至高过了2009年时的水平。
事实上,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以及流动性过剩下的资产泡沫,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注意和担忧,开始探讨应对之策。各国逐渐意识到有必要协调立场和政策,联起手来打破这种局面,并渐渐达成共识,就是全球政府要加强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包括G20会议在内的多个国际经济会议,也都强调了这点的重要。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也在《颠覆世界的城市化》一书中指出,要化解资本泛滥引发的危机,还是需要各国政府携手进行财政扩张,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对于中国来说,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不仅对于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说必不可少,更是在发挥引导作用、创造更健康的投资环境、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方面起着扮演关键角色。我们认为,下半年我国的财政政策肯定将更加积极,基建等相关投资有望进一步扩大规模。同时,中国也有必要利用G20峰会呼吁更多国家加强财政扩张,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推进结构改革,而不要仅仅在货币政策上打转。
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要扩大有效投资、减轻对出口和房地产经济的依赖,根本还是在于增强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切实降低民企的融资成本,降低行业门槛,减轻税费负担,实行市场化改革为民间投资和公共部门投资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只有这样,最终才能恢复实体经济的活力,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全球经济已经陷入严重的流动性陷阱,各国应该尽量争取协调一致,来打破这种局面。为此需要各国政府加强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推动经济结构转型,而不是仅仅在货币政策上打转。(AZJX)

〖优选信息〗

【形势要点:市场对人民币汇率走势存在分歧】
近两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让市场揪心,为时不断的持续贬值,让市场关注人民币的未来趋势。摩根大通策略师许长泰日前表示,在人民币再下跌0.5%到1%以后,其跌势有望止步,因为中国政府希望在G20会议和人民币正式纳入SDR等重大事件前保持市场的信心。他认为,随着美元在美联储鸽味渐浓后可能见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保持稳定,而兑一篮子货币汇率会可能走弱。而看空派投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尚不明朗(如此前公布的6月财新综合PMI达4个月来最低),再加上英国公投退欧事件带给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人民币可能继续走弱。法兴银行分析师FRANCES CHEUNG称,包括二季度GDP在内的核心数据的下行风险将可能导致离岸人民币抛售,离岸人民币或跌破今年一月低点6.7128。即使数据稍好,也不大可能改变人民币的中期走弱的趋势。瑞信分析师陶冬称,中国允许人民币逐步甚至可预测的贬值,以抵销国际收支赤字,预计本年末美元/人民币将达6.84,于2017年达到7.11。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依然不乐观,并且越来越依靠国企和政府支出,预测第四季度GDP增速将下降至6.2%。央行可能会在下半年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00个基点;如果美联储保持鸽派,将可能下调利率25个基点。野村控股赵扬认为,6月中国外汇储备回升可能因贸易顺差较大所致,而下半年预计人民币仍会继续贬值,资本流出可能重新加速。预计年末人民币兑美元贬至6.94元,稍微下调了预测,因英国退欧事件对金融市场带来影响和不确定性,人民币面临压力。渣打分析师KELVIN LAU和张敬勤称,中国央行留出了外汇储备,以应对人民币弱势可能造成更广泛的市场担忧,市场开始“勉强接受”人民币的进一步贬值。(RHJ)

【形势要点:国内去杠杆应关注杠杆的速率和结构】
近日,中国金融论坛课题组提出了《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化解高杠杆债务风险》的报告初稿。《报告》将杠杆率分解成了微观杠杆率和宏观杠杆率。微观主体的杠杆率一般为权益资本与总资产的比率,能够反映微观主体的还款能力,而为了与宏观杠杆率的讨论一致,通常用资产负债率(总债务/总资产)作为微观杠杆率的替代指标。在宏观层面,杠杆率即前述的债务收入比,一般用总债务与GDP之比作为衡量指标。课题组发现,我国宏观层面的杠杆率自2008年起一直在上升,但微观杠杆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自2008年后就一直在下降,到今年一季度才有所反弹。两者出现了有趣的背离。课题主持人、央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纪敏解释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背离?我们觉得可以从资产收益率下降这个角度切入分析。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有复苏扩张、繁荣高涨、停滞衰退和萧条崩溃四个阶段。理论上,在经济由繁荣高涨进入停滞衰退时,微观杠杆率下降,但由于资产价格高涨,非理性企业和市场投资者负债下降的过程缓慢,产出下降的速度可能远远快于负债下降的速度,宏观杠杆率仍然是上升的。”杠杆率是否适度?课题组在《报告》中指出,高而稳定的杠杆率水平并不意味着高风险,但快速增长的杠杆率则应该引起投资者和监管者的注意。国际上著名的“5-30”魔咒,是由野村证券于2013年提出的,即在5年的时间内,以国内信贷规模与一国GDP之比为代表的杠杆水平增长幅度超过30个百分点,之后该国就会迎来一轮金融危机。日本在1985年至1989年、欧洲在2006年至2010年落入了“5-30”魔咒,而美国则分别于1995年至1999年和2003年至2007年两度满足“5-30”规则后陷入危机。按照BIS的数据,中国的杠杆率由2010年的187.7%上升到2015年的254.8%。中国社科院的数据则显示,中国全社会的杠杆率由2010年的190%左右上升到2015年的249%。除了速率,还应该分析杠杆率的结构。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殷剑峰认为,从一些发生了金融危机国家的案例来看,其实杠杆率并不高,但结构出现了问题。以美国为例,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企业的杠杆率最高,其次是政府,家庭最低,但2000年后家庭部门的杠杆率上升过快。财新莫尼塔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分析了杠杆率的结构后,认为非金融企业的杠杆主要分布在国企。而国企由于是政府财政刺激的载体,在地方政府稳增长诉求的推动下,扩张债务,导致杠杆率上升,但投资回报率又在下降,借新还旧的需求在增加。这样一来,投资回报率的下滑和杠杆率的攀升,成了一个彼此强化的恶性循环。(RDLG)

【形势要点: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双升是民间投资放缓的主因】
中金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分析师易峘认为,除了诸如民企贷款难度较大、行业对民企准入门槛较高等因素外,今年以来民间投资之所以急剧放缓,重要原因可能在于私有企业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溢价双双上升。他们认为,2016年加权平均贷款利率并未继续下降,表明年初至今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力度有限;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变得更加积极。这些可能会推高民企的有效贷款利率,从而“挤出”民间投资。至于民间投资风险溢价的攀升风险,中金公司的理由是:一方面,不论是周期性调控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信号都不连贯不明确。另一方面,去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不确定性也推高了投资风险溢价。民间投资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传统行业的投资回报率疲软依然,新兴行业的投资门槛高而且交易成本也高。中金公司建议,降低民间投资的融资成本、准入门槛及实际税负,将有助于民间投资利润率的修复,并提振民间投资增速。这些相关政策包括:实行市场化改革为民间投资和公共部门投资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切实有效降低税负与社保缴费等形式的财政宽松。此外,更加协调、连贯且透明的政策制定及执行将有助于稳定民间投资的信心,并降低其投资风险溢价。(RZJX)

【形势要点:中国对亚投行主导的问题上应讲究策略】
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是中国当前的一件大事。搞“一带一路”少不了金融的参与,中国为此已动员了很多的金融资源。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国有投资公司都参与其中,而最新成立的亚投行也被认为是为“一带一路”战略保驾护航的金融工具。不过,日前,亚投行(AIIB)副行长丹尼•亚历山大在香港演讲时表示,“亚投行是国际金融机构,并非中国的的银行。不要与一带一路构想混为一谈”。丹尼•亚历山大列举了“促进多国之间的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援”“活用民间资本”这三点作为选定融资对象的基准,并强调了与世界银行等既存金融机构的合作的必要性。丹尼•亚历山大曾经是英国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家,历经财务副大臣等职,从二月开始在北京工作。客观来看,丹尼•亚历山大说的有道理,这实际上反映出亚投行成员国的普遍想法。在我们看来,中国不要去过度强化亚投行的“中国特色”,不能公开视之为“一带一路”的钱柜。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世界银行的主导者是美国,亚洲开发银行的背后是日本。中国主导亚投行,肯定会有利于“一带一路”,但作为一个多边参与的国际金融机构,不用在口头上标榜,“保持低调、讲究策略”方为上策。(NLEQ)

【形势要点:商业银行摆脱“规模依赖”的三个途径】
日前,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了2016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行榜,17家中资银行跻身前100名。按照一级资本排序,全球前10大银行里中资银行占据4席,中国工商银行更是连续四年蝉联榜首。但对比2015年和2016年榜单,可发现跻身10强的中资银行一级资本增速均大幅放缓:排名第一的工行从19.7%降至10.4%,排名第二的建行从16.2%降至8.9%,排名第四的中行从23%降至7.5%,排名第五的农行从22%降至10.7%。对商业银行来说,一级资本是银行缓释风险的核心屏障,一级和二级资本一同构成了银行的总资本,而资本的核心功能就是吸收损失,保护正常经营。现行监管规定明确要求,我国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6%,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方式主要是内源补充,即留存利润。数据显示,中资银行一级资本增速放缓的直接原因是净利润增速下滑。从2011年到2015年,随着我国GDP增速从9.5%降至6.9%,银行业净利润增速也从39.3%大幅下降至2.3%。下滑的原因有二:一是近年来不良贷款余额持续上升,银行核销不良贷款消耗了一部分利润;二是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仍旧依赖经济增长带来的规模扩张,业务模式推崇“规模至上”,差异化、特色化不足,逆周期管理水平有待提升。令人担忧的是,当下不少银行的“速度情结”并未消减,拼规模、垒大户做法普遍,占地盘、扩网点的冲动仍然存在。这种做法不仅会使中资银行错过转型升级机遇,还会埋下诸多信用风险隐患。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该如何摆脱“规模依赖”,实现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呢?有市场人士给出了3个建议,包括1)、减少息差依赖,打造多点支撑的盈利格局;2)探索差异化、特色化业务模式,打造自己的核心金融产品,培育核心客户群;3)尽快扭转过于重视规模扩张而忽视盈利能力、风险抵御能力的绩效考核体系,加快完善成本管理、资本分配、资金定价和风险处置机制,提升逆周期经营管理水平。(RZJX)

【形势要点:CIPS可成为打击离岸人民币空头的有力工具】
人民币近期大幅贬值,离岸市场空头再度蠢蠢欲动。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开发银行发起成立的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建议,中国应该通过新成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调节人民币供应,来实现对做空行为的打击。通过跨境人民币结算系统,央行不仅可以监测人民币跨境资金的一举一动,还可以通过合理调控这一流量,通过掌握支付系统的“闸口”,游刃有余地“关闸放水,调剂余缺”,调控海外流动性,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CIPS上线之后,离岸市场流动性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个系统实现供给。去年10月,CIPS一期上线运行,首批直接参与机构包括工商银行与汇丰银行(中国)等19家境内的中外资银行。在最新报道中,彭博援引CIPS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上海)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欣称,第二批8家新增直接参与者银行已于7月11日接入CIPS系统。8家银行包括中信银行、广发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金融时报》称,离岸金融中心人民币存量少,很大一部分流动性需要通过跨境支付系统这个管道来实现,做空者要么事先借入人民币,然后在离岸市场上卖掉;要么先卖空,然后再拆入人民币以便交收,这便为央行通过“关闸放水,调剂余缺”、合理调控离岸汇率提供了现实渠道。若投机者在离岸市场恶意做空人民币,导致离岸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跌,需要借入人民币用以交割。这时,人民银行可通过大幅缩减对跨境支付系统参与银行的人民币跨境流动性供给,抬升离岸市场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利率,实现对投机势力的精准、有力打击。不过这种方法仅在离岸市场人民币规模还比较有限时奏效,当离岸市场人民币规模很大时,则应更多地采用市场化的价格调控手段,通过提高在岸同业拆借利率进而提高CIPS直接参与者的拆借成本来控制流动性,这是稳定汇率更为现实的选择。对于这种建议,《华尔街日报》援引央行回应称,央行利用CIPS调节离岸市场流动性的说法不实,将让市场起更大的决定性作用,并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改进人民币汇率机制。(RZJX)

【形势要点:做好征管环节是环保税能否落地的关键】
据报道,酝酿近十年后,环境保护税法草案有望在8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如果进程顺利,环保税法可望年内出台。“费改税”之后,征税范围、税率是税制设计中最受关注的核心内容。业内专家指出,征税总体范围和税率下限都与之前排污费制度相一致,征收范围是以主要污染物排放行为作为对象。不过,2015年6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对税率只设置了“下限”而没有设置“上限”,将上限授权给地方政府,省级人民政府可以统筹考虑本地区环境承载能力、污染排放现状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在规定的税额标准上适当上浮应税污染物的适用税额,并报国务院备案。在草案中,对“上限”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即三倍以上须报国务院批准,三倍以内采用备案制。业内人士指出,不明确设置上线可以为未来预留空间,同时不给地方太多的权限。此外,草案中对征管环节作了进一步的完善,进一步明确了税务部门和环保部门双方的关系,即纳税人所有的申报、征收等都直接面对税务部门,税务部门将纳税人的申报资料传递给环保部门,待环保部门出具复核意见之后,依照意见再调整。多位财税法领域的专家一致认为,环保税法能否真正落地还要看征管问题能否解决,以及环保税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协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许文指出,实践表明设计再完善的税收制度,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税收征管进行保障,将难以实现该税收的目标。而由于征管的特殊性,环保税的征收风险更为突出。在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看来,做好征管工作,明晰管理各方法律责任是环保税法能否顺利得到贯彻落实的关键。特别是出现纳税争议时,纳税人该向哪个部门寻求有效的法律救济,以及税务机关与环保部门分别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急需明确。(RZJX)

【形势要点:多因素导致国内P2P走出去进展缓慢】
去年底以来,一些国内P2P网贷平台开始布局海外市场。点融网在去年年底宣布与韩华集团合作,麦子金服在美国波士顿成立分公司;今年4月,麦麦提在美国洛杉矶成立子公司。据报道,国内P2P网贷平台在开拓海外市场时,基本都选择与海外机构合作,以设立合资公司的形式进行海外市场扩张。此外,平台也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推动业务开发。业内人士认为,目前,P2P网贷行业在国内发展尚未成熟,此时选择进军海外市场的平台需要具备独特资源。这些资源有些是合作方带来的,有些是平台自身的资本实力、技术实力。分析称,“在开拓海外市场时,国内的P2P网贷平台面临许多风险。”首先,海外市场环境复杂。以东南亚来说,互联网金融企业配套设施落后,缺乏网贷系统开发平台、完善的征信体系等;其次,对于合规要求提高,需要同时协调国内及海外市场对于P2P网贷平台的监管要求,尤其需要关注政策风险、法律风险,规范发展;第三,受制于外汇管理制度。因此,现在的国内P2P网贷平台开拓海外市场还处于初期,业务开展广度和深度都极为有限,跨国投融资进展缓慢。(RWX)

【形势要点:机构认为3个迹象显示企业杠杆正在见顶】
对于再度引发市场关注的中国企业债问题,花旗首席策略师孙贤兵表示,中国企业杠杆率正在见顶,债务风险仍然可控,不可能出现地雷式崩盘。他指出,中国企业债风险主要来自工业上游企业,其中涉及的坏账规模,占整个银行体系借贷的10%左右。孙贤兵表示,上半年企业债占GDP比例高达178%,是G20成员国中最高的。不过,有三个迹象表明,中国企业杠杆正在见顶,一是5月企业新增银行贷款按年升幅已放缓至4%,低于名义GDP增长;二是工业企业计息债务增长率收窄至个位数;三是沪深300和摩根史丹利中国指数中,非金融类企业的计息债务增长率也放缓至个位数。(BZJX)

【形势要点:广州严格限制事业单位的对外投资】
今年1月份,财政部出台相关措施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而广州的政策收得更紧。据报道,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新修订的《广州市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其中重点对行政事业单位自用资产、对外投资资产和出租出借资产等三方面进行了规范。《办法》在国家规定基础上将管理范围扩大至“行政单位和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即:行政单位和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举办经济实体和从事经营活动。同时新增规定,事业单位应在保证单位正常运转和事业发展的前提下,严格控制货币性资金对外投资,不得从事股票、期货、基金、企业债券等投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加强非货币性资产(含无形资产)对外投资管理,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应聘请有资质的社会中介进行资产评估,合理确定对外投资价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办法》还根据事业单位不同投资额调整了审批权限。其中,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单项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下(含100万)的,由主管部门进行审批;单项投资额100万元以上的,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报市政府审批。而且,除了财政资金外,上级补助收入及结余资金也禁止用于对外投资。据了解,中央级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的对外投资是以800万元为审批限额,800万元以上(含800万元)的,需要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财政部审批。广东省属事业单位则以500万元为审批限额,即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就要财政厅审批。(RWX)

【形势要点:额度紧张导致QDII借用成本大涨】
由于国内居民海外配置资产需求强烈,QDII额度十分紧张,不少基金暂停申购。Wind数据显示,2016年二季度以来,已经有6只(A、C份额分别计算,下同)QDII债基暂停申购,17只暂停大额申购,在全部QDII债基中比例高达76.67%;从单日申购的上限设定在1.5万元~500万元之间,绝大多数上限设定为20万元。据彭博新闻社报12日报道,不愿具名知情人士称,由于中国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去年以来就缺乏新增额度,国内机构之间借用QDII额度进行投资所支付的渠道费用已大幅提高。其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无QDII额度的机构借用额度的成本目前最高已达一年3%,而去年底时该费用不足1%。另一位知情人士称,部分机构要求支付2%费用。澳大利亚联邦银行(CBA)外汇策略师Andy Ji对此表示,国内机构对于配置境外资产的需求大幅上升,明显反映出短期内人民币有贬值预期,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境内客户长期投资多元化的需求。这也和国内经济的周期性放缓压低国内金融产品的回报率有关。(LWX)

【形势要点:摩根认为人民币有望九月止跌】
摩根资产管理亚洲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认为,人民币自2014年底已经历5波贬值,每一波都是跌3%至4%就止步,相信此轮跌势差不多接近尾声,再跌就会加剧资金出逃;况且在9月召开G20会议和10月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之前,中国需要做些“门面功夫”,预料人民币贬值将会放缓,有望在9月止跌。不过,许长泰也指出,长远而言人民币仍有少许贬值压力,因为相对一篮子贸易货币仍然太强。对央行来说,最理想是如今年4、5月的情况,人民币兑美元不变,但兑一篮子货币下跌,这可稳定外界信心,同时增强竞争力。他还表示,年初有些国内外企业都预计人民币今年会贬值10%至20%,但近期已纷纷修订预测为跌2%至3%,在市场忧虑降温之下,走资情况已趋稳。(BZJX)

【形势要点:互联网发展可能使万达的影院投资风险加大】
万达集团旗下美国AMC院线宣布以9.21亿英镑并购欧洲第一大院线—— Odeon & UCI,这是AMC继宣布并购美国卡迈克院线之后的又一大动作。Odeon & UCI院线是欧洲最大电影院线,拥有242家影院2236块银幕,绝大多数影城位于欧洲各大城市黄金地段。近12个月收入约11.56亿美元,占据欧洲约20%的市场份额,在欧洲主要大国电影市场份额排名第一。万达并购Odeon & UCI院线始于3年前,中间经过多轮艰苦谈判,因为价格原因一直未达成一致。由于英国退欧公投,带来新的机遇,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曾指出,万达文化产业的目标是进入世界前十,光靠自身发展达不到5年内千亿的目标,主要途径是并购。在先后收购美国AMC影院公司、澳洲第二大院线公司Hoyts、美国连锁院线Starplex Cinemas、美国第四大院线卡麦克(Carmike)之后,万达此番终于将并购计划延伸至欧洲。AMC并购Odeon & UCI院线一旦获得欧盟批准,万达将形成全球院线布局。在北美、中国、欧洲世界三大电影市场,万达都占据市场领先地位,成为具有绝对优势的全球最大院线运营商。3年前,万达曾提出到2020年占据全球电影票房20%的目标,并购Odeon & UCI院线使万达朝这一目标迈进了一大步。包括这些债务在内,此项交易价值约13.28亿英镑。在并购后万达将增加对Odeon & UCI院线投入,进行影城设备更新,有效帮助Odeon & UCI院线提升观影体验和经营业绩,增加当地就业和税收。万达构建全球电影院线市场的雄心虽然可嘉,但在互联网消费时代,万达集团大手笔投资电影院线的策略也面临风险。如果未来通过更便利的互联网条件来个性化看电影成为重要的电影消费方式,王健林大手笔收购的全球电影院线是否会价值打折呢?有人也许对此并不担心,但在互联网时代,一切皆存在可能。(NHJ)

【形势要点:台湾拯救股市的新政策遭质疑】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金管会主委”丁克华11日赴财委会,针对如何振兴台股市场提出8大措施,但遭到多名“立委”质疑。据报道,对于振兴台股市场,台“金管会”提出包括建构多层次架构特色市场、推动特色产业挂牌、推动公司治理及落实社会责任、提供多元化ETF金融商品提升法人机构投资、办理海外引资说明会、研议开放陆客投资台股基金、检讨保险业风险资本额制度、人才培训等8项措施。对此,“立委”费鸿泰质疑,“‘金管会’提出这八点不会很心虚吗?我们没有看到一项是新的,都是老生常谈,要怎么去提振股市,台股就像有心脏病,这几点措施根本就像维他命般,要怎么治?”国民党“立委”赖士葆也批评,“金管会”提的8项救市措施太过空泛,其中一项是开放陆客买台股基金,政策已经讲了很久,究竟何时开放?丁克华则响应,目前已依照程序洽询相关部会意见,会开放陆客买台股基金或ETF,但不能买个股,这样可有效与公司所有权阻隔,至于何时开放仍未有时间表。(BWX)

【学界观点:警惕欧洲银行业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英国脱欧公投把欧盟银行业捅了个大窟窿。近期,意大利银行业急转直下,德国、瑞士银行业也风雨飘摇,欧盟银行业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酿成银行业危机的概率正在激增。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明认为,意大利银行业面临风险,与意大利经济有关。欧债危机爆发以来,身为“欧猪四国”之一的意大利经济持续低迷。2016年第一季度,意大利GDP同比增速仅为1.0%。2016年2月起至6月,意大利已连续五个月处于CPI同比增速为负的通缩状况。截至2016年5月,意大利的失业率仍高达11.5%。2015年底,意大利政府债务占GDP比率高达132.7%。这显示未来意大利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已非常狭窄。此外,意大利银行业的坏账率高达17%(是美国银行不良率的10倍),坏账高达3600亿欧元,不良贷款规模占到欧元区银行业坏账的三分之一,以及欧元区上市银行坏账的一半。意大利第三大银行西耶那银行的坏账高达469亿欧元。雪上加霜的是,意大利伦齐政府提出了一个400亿欧元的银行重组基金方案,但遭到了德国与欧盟的断然拒绝。全球市场对于意大利银行业的担忧,进一步扩展至整个欧盟的银行业,以及全球银行业。来自FactSet的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全球20家顶尖银行损失了4650亿美元市值,相当于全部市值的四分之一。德意志银行是一个风险焦点。德银股票在过去一年已经下跌了60%,目前市值不到200亿欧元,仅为净资产的三分之一。来自CDS市场的价格显示,德银违约概率超过30%。作为德国最大的商业银行,目前德银的总资产高达1.64万亿欧元,但净资产仅为600亿欧元。如此高的杠杆率,意味着只要负债方出现小幅损失,德银的资本金就可能告罄。张明认为,目前,欧盟银行业风险仍在发酵,是否会酿成一场系统性银行危机,取决于欧盟成员国能否在迅速救助银行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并迅速采取集体行动。(DHJ)

【形势要点:市场对安倍新刺激政策效果并不乐观】
据日媒报道,7月1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内阁会议,考虑采取10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措施,并可能在四年来首次发行新的日本国债,建立21世纪基础设施,为地区旅游业建立基础设施;此外,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安倍表示,最大程度地利用零利率环境,进一步实施劳动力改革。安倍表示,将于7月12日下令筹划经济刺激措施,并从现在开始考虑经济措施的规模,这也旨在尽快使日本摆脱通缩。市场分析认为,尽管市场和IMF都期待着日本政府再度“三箭齐发”,但是硬性障碍已经显现。首先,财政政策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停滞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早已债台高筑,需要削减支出,从而降低目前难以维持的政府债务水平。更令人悲观的可能仍是货币政策。眼下,庞大的QQE规模已经使得日本央行目前持有约1/3的日本国债,在ETF市场上占据半壁江山,并已经成为日经225指数中的200多家公司的前十大股东。资产价格也由于央行的购买行为被显著拉升。在此框架下的发展会导致日本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扭曲程度继续加剧。招商证券(香港)宏观经济研究部副总裁宋林表示:“此前,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在政策推行的初期获得了显著的成效: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双重刺激使日本经济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增长,然而其结构性改革措施的不全面和不彻底,注定了改革初期的短期经济增长难以维持。”(R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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