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新华医院因患者钱不够单方停药两天造成家属伤人

上海“医闹伤人”真相

  “为什么这些家属会闹。是因为,新华医院单方停药停了两天。因为钱不够⋯⋯所以你觉得,他们能不能这样做事?”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 上海报道

  2011年1月31日,农历新年到来前两天,上海市新华医院发生一起突发事件。根据第二天上海市卫生局公开的新闻口径,这是一起“极为恶劣的严重伤害无辜医务人员的事件”。

  新闻迅速见诸各大媒体,根据这些稿件的描述,当日早晨8点,死亡患者家属就在新华医院急诊楼及门口设灵堂、拉横幅,医院报警后,“110”劝说无果。而“更为严重和触目惊心的是”:

  “当天上午10:30,患者刘永华家属约20人,直接冲入该院心胸外科病区,踢开心胸外科主任办公室的门,发现室内无人,转而攻击隔壁办公室的心胸外科副主任,不容分说,凶手连续2刀捅向该医生的左前胸,致其当场重伤倒地,行凶后凶者还将其拖至八楼窗口,企图将他从窗口推下。与此同时,当天在该病区工作的医务人员也被患者家属围殴,有10名医护人员先后受伤,其中6位医生伤情严重住院治疗⋯⋯”

  然而,根据上海市公安局新闻办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说法,卫生局对该案件的口径,包括里面涉及的案情、数据,都是在没有跟警方核实的情况下写出,与真实的情况成了“完全两回事”。这篇已经引起上海市主要领导重视和公众高度关注的新闻稿件,“无非就是新华医院跟卫生局说了一下,也没有经过核实就发出去了。”之后,公安局新闻办与卫生局相关部门沟通,卫生局已经承认他们的口径出错。

  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又是怎样?

  医生的“医闹”说法

  “闹事者”当日冲上8楼要找但没能找到的医生、心胸外科主任梅举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博导;上海交大附属新华医院的主任医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在他的名片背面,罗列着他所擅长的领域:心脏瓣膜手术、房颤治疗;冠状动脉搭桥术;先心病手术和介入治疗⋯⋯

  2月2日上午,在新华医院门诊大楼8楼的办公室里,梅举对《瞭望东方周刊》讲述了他所知道的事情经过:

  安徽阜阳籍的患者刘永华因心脏病在新华医院住院,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于1月28日晚抢救无效死亡,这是属于“很正常的医疗死亡”。就算被质疑是医疗事故,死者家属也没有走任何投诉、鉴定的程序,没有来跟医院谈赔偿什么的,第二天早上,“莫名其妙”地就开始闹事,设灵堂、拉横幅。

  闹事的有二三十个人,绝大多数是职业的“医闹”,家属只有几个,并不是像新闻通稿里说的20个左右都是家属。1月29日、30日闹了两天,31日就出事。出事以后,那些很有经验的职业医闹就全部作鸟兽散跑掉了。

  梅举告诉本刊记者:“他们是几批人,一批人冲到行政楼,‘哗’地把行政楼堵起来,然后另外一批人就到这边来了。他们不高兴就来每个办公室找人,先踢开我的门,我不在,后来又上来一批⋯⋯”

  他说,这些人里面有家属,有“后备军”,还有人在那里拍录像。早在第一天他们开始闹的时候,医院便报过警,但是前两天警察还有劝说,后面就在那里看着。因为他们人多,警察也被分散了,“行凶”的时候,警察都在楼下,一些在行政楼那边,一些在一楼大厅。

  梅举告诉本刊记者,医院周围总有“医闹”,他们可以在太平间门口等着,一旦有死人,他们就会找上家属,说“这个事情我们帮你去搞”,搞到钱之后可以分。而这个行当都有花圈、挽联“一条龙”式的服务。

  他个人猜测,持刀行凶的刘永华之子刘鹏可能“昏了头了”,因为不知道他怎么一下会变得这样,所以觉得刘鹏可能是受了职业医闹的“挑拨煽动”。

  他告诉本刊记者,心胸外科副主任丁芳宝被凶手一刀刺中左胸受伤,还在监护室内治疗。另外还有五位医生受伤住院,视恢复情况会陆续出院。这五人里受伤最重的是一位鼻梁骨被打折的医生,其他几位不严重。

  而当日现场一位“伤情严重住院”的医生在电话里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他们分成两批人上来,具体多少没数过,十几二十个应该是有的,年轻的男的居多,肯定是有组织的。如果是家属情绪激动比较悲痛的话,不会做出这么有组织性的事情来。他们是外地人,也不会有这么多家属在上海⋯⋯”

  至于当日到底是哪些人打了他,这位年轻医生也说因“场面太混乱”想不起来。虽然行医时间并不长,但他已经在新华医院见识过好几次“医闹”事件,这一次最严重。他告诉本刊记者,对于医闹问题,现在是没有什么办法。这一次虽然没有出人命,但,“再这样闹下去,迟早是要出人命的。”

  “伤情严重”的医生没在病房内

  与医生的说法有不同的是,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其他患者家属介绍,当日心胸外科病区发生的并不是“一群人不容分说围殴医生”的状况,而是因医患纠纷先吵起来,后双方都动手的“打群架”事件。

  刘永华家属也并不是“无缘无故”地闹——这家人为给老父亲治病,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欠了医院的治疗费。刘永华之子已经向医生哀求宽限时日,一定还钱的情况下,医院单方面停止治疗,停药两天以后,刘永华不治而亡,因此家属才会怒向医院讨说法。因为医院态度冷漠,而当日出面的副主任医师丁芳宝也没说好听的话,双方才会吵架进而打起来。先是丁医生被围,有家属动刀,他被刺后怒喊“给我打”,旁边几位年轻的男医生才围上去打起来,也是“场面很混乱”。

  他们说,在“群殴”之前,刘永华之子抱着受伤的丁芳宝冲到8楼窗台前,说:“你们这样对待我们,那我们就一起跳下去!”此情此景跟新闻里说的“行凶后凶者将其拖至8楼窗口,企图将他从窗口推下”有些出入。

  同时,他们也对后来新闻里讲的“10位医护人员受伤,6位伤情严重住院”的情况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怀疑。

  2月2日从上午10点左右一直到下午5点,本刊记者一直等在新华医院外科楼特需一病区。而尚未办理出院手续的5位“伤情严重”的医生也一直外出没有在病房内。

  这一病区的护士们先是告知,伤员医生们大概是去做检查了,都不在;到傍晚交班的时候,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今天都“不会回来了”。

  本刊记者于是联系新华医院宣传科长罗玲,协调采访受伤医生,被告知,昨天就有记者提出要采访受伤的医生,但医院考虑这些医生不仅身体上受了伤害,心理上也受到了伤害,所以出于保护医生的角度考虑,不方便让他们接受采访。

  接着,特需病区的护士在联系值班院领导之后,向本刊记者转达副院长邵新华“不接待一切媒体”的要求。

  特需病区的护士长则更明确地告诉本刊记者说:“你不用等了,他们也不会接受采访的。”

  而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的其中一位受伤的医生称,院方再度打电话通知了,要求医生在未经宣传部许可的条件下不得接受采访。

  2月3日,本刊记者来到上海市卫生局。卫生局负责大年初一值班的规财处干部翁泽文在请示该局领导后告诉本刊记者,卫生局这时候不方便接受采访。

  他说:“这个是刑事案件,不是属于公共卫生案件。如果是集体中毒,我们是要处理的。这种事情我们值班不处理。”

  他告诉本刊记者,这件事已经由警方接手,卫生局负责善后的同志也不过是处理些安抚工作。打人伤人,这属于治安问题,不是医疗上的问题,归公安管,因此建议本刊记者去公安部门采访。

  上海公安的三个“明确答复”

  1月31日突发事件发生以后,对公安质疑的情绪不仅在新华医院许多医护人员之间,也在公众之间蔓延。

  几位医护人员和民众告诉本刊记者,他们“搞不懂”,为什么头两天医院就报警了,警察来了却没能把场面控制住,有警察就守在医院,可还是发生这样的伤人事件?

  另外,为什么事情会演变得这么大,会有这么多人受伤,是不是有“职业医闹”策划和参与?

  最后,为什么通报出来是有20名家属“围殴”无辜医生,但是最后只抓了6个人?

  对于公众的质疑,上海市公安局新闻办给本刊记者的明确答复是:

  第一, 没有医闹,那些人都是家属。

  第二, 我们警方接到报警之后,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我们在了解情况之后,并没有采取非常激烈的强制措施,是因为我们发现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一开始我们起到的作用也只能劝阻、调解。家属不是“无缘无故”地去闹,他们也是老百姓,我们得考虑双方的立场,人性化执法。

  第三, 到底造成什么样的伤害结果,最简单的,可以去看我们的验伤记录。根本没有像他们说得那样严重。

  公安局新闻办一位警官对本刊记者说:“可能我这话说得不太客气:新华医院应该从自身找原因:为什么家属会做这么极端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白衣天使的话,别人感谢你都来不及,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家属有他极端的情绪在里面,做这个事情不太理性,但是,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他透露:“平时,医院跟公安关系不错,有没有必要我们公安在这个事情上不作为,有意看你们新华医院的热闹?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不知道新华医院有没跟你介绍过,为什么这些家属会闹。是因为,新华医院单方停药停了两天。因为钱不够⋯⋯所以你觉得,他们能不能这样做事?”

  而本刊记者从直接处理该案件的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治安支队获悉,参与闹事的家属也“绝对没有那么多”。

  根据杨浦分局治安支队内保科一直在现场进行调解工作的民警邱勇讲,从头到尾,出现过的家属,包括出面去跟院方谈判的,最多不超过十二三个。

  而根据新华医院门口的监控录像,以及讯问笔录等证据,家属中参与闹事的,就只有6个人。这6个人,有两个是死者的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弟弟,一个外甥,一个妹妹。其中儿子刘鹏被刑拘,余下5人,3人被行政拘留,2人被警告。

  警方眼中的“弱势群体”

  该案件的办案民警,杨浦分局治安支队治安管理行动中队的高俊在与本刊记者谈到案情时,三次用“弱势群体”来形容被他所审讯的刘永华家属。

  他告诉本刊记者,死者的次子刘明是在阜阳开一家小餐馆的。老父亲有时候也在那里帮他们端端盘子洗洗碗。但这次为了给父亲看这个病,老家的房子该卖的都卖掉了,大概已经花进去30多万,一家人可谓是倾家荡产。

  被刑拘的那个儿子刘鹏,从在安徽住院的时候,就天天陪着父亲,先是请新华医院的梅举医生到安徽去给他父亲做手术,没做好,又到新华医院来继续住院,继续动手术。刘鹏也是天天陪着,可是到最后,连病危通知书都没收到一张,最后一面也没见着,父亲就走了。

  “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也能体谅他们当时的心情,父亲刚刚走,一时受不了。作为他们来说呢,不一定能理解这件事是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包括法律渠道来解决的。案件审理好以后,我们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也说,他们什么都不懂,但只懂父亲没了。我们跟他们说:你们跟医院比起来,你们是弱势群体。你们要知道怎么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应该怎样走正常的程序去解决问题。他们就哭,就说不知道怎么保护,只知道出于‘孝心’⋯⋯”

  据这些家属所说,他们只是想为父亲讨要一个说法,但是院方不接待,找主治医生,也找不着。

  1月31日上午10点半左右,他们先是上去4个人找医生,后来吵起来,这时候又有2个人上去,发生捅人事件后,他们也没有逃跑,而是跑到控江路上,把马路堵了。两个人拉横幅,两个人堵马路,一个儿子抱着遗像跪在马路上,另外一个女儿腿受伤了,跪也跪不下去。

  “这些都有监控录像的。”高俊说,“在你最绝望的时候还没人理你的话,那心情是可以理解。但我们教育过他们,心情可以理解,但处事方式有问题。我们办案也是依据事实,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他成年人应该承担应负的责任。治安这块,也都处理完毕了。刑事那一块,必定也会有个说法。”

  “摄像头坏了”吗

  治安支队治安管理行动中队的队长陈泓告诉本刊记者,当日在江浦路派出所开会的时候,警方要求院方提供事发医院内的监控录像资料,但是院方却说没有了,“摄像头坏了”,最终没能提供。他们说,如果当时的监控录像有的话,事情就简单了。没有的话,就只能凭嘴说,说也说不清楚。

  “当时场面很混乱,谁打谁都搞不清楚。做笔录的时候,家属方也有受伤的。问他,谁打他,他也搞不清楚。”

  陈泓对本刊记者说:“一开始报警,我们警察去并不是抓人的,而是作为医患双方纠纷的调解方。”

  他告诉本刊记者,这种事情很常见,就他所接触到的案例,医患纠纷,患者家属去闹是很常见的事,但发展到伤人的事件并不多。在他值班的时候,经手过新华医院的同类事件有好几次。但是,“都是家属,都不涉及医闹,人也不多”。

  对于职业医闹,他相信可能有这样的群体,但是他自己没有碰到过。

  一位处理过多次医患纠纷的派出所民警告诉本刊记者,现在缺乏独立的仲裁机构,医患纠纷是医院和患者的矛盾,但仲裁方是卫生局,鉴定专家都是一个系统的人,都是他们说了算。没有独立的第三方仲裁机构。这相当于爸爸管儿子,很难确保公正。

  所以许多患者只有通过摆花圈、堵大门等手段来与医院抗争。职业的“医闹”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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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医院改革阻力不是来自外部

  拿什么应对这场“内部考核和外部评估相结合”的“期中考试”?目前试点城市的改革动力和改革信心均不足,中期评估恐不容乐观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武 | 北京、上海、成都、马鞍山报道

  作为医改难点、重点的公立医院改革,正处重要的时间节点。

  公立医院改革“仍然停留在试点层面上或者说纸上谈兵层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茂东说。2010年12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期间举行联组会议,就国务院的医改工作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2011年是新一轮医改前3年安排的完成之年。公立医院占据绝大多数医疗资源,它的改革推进程度,决定新医改成败。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应询时说,16个国家联系的试点城市,以及各省市确定的31个试点城市在重大体制机制改革探索上,“还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已经产生了一些经验。”

  对于公立医院改革的进展,各相关部门的表述并不一致乐观。

  就在2010年12月22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医改工作报告中坦言,“虽有进展,但距离社会各界的期待尚有较大差距。”

  目前,距2010年2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已有一年。公立医院试点改革进展究竟如何?本刊记者走访若干试点城市进行了调查。

  基层不叫好

  “我感觉公立医院改革进展并不明显,与医改方案及配套文件设定的改革目标相比,差距明显。”1月底,安徽省马鞍山市公立医院集团总院长何少锋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欲言又止:“有时甚至感觉改革已经出现偏离,渐行渐远。”

  “改革的顶层设计还不够,改革缺少其他方面的支撑,步子更不敢迈大。”何少锋如此分析自己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惑。

  “顶层设计”是什么?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2010年第24期《求是》杂志中撰文说,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顶层设计即是《指导意见》中提出的“一个目标、三个领域、九项任务”。

  马晓伟认为,该顶层设计“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完整的公立医院改革政策框架,既坚持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和主导地位,也给各地留下了广阔的探索空间。”

  但在试点城市,感觉无所适从的并不鲜见。2010年4月,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城市工作会议在镇江召开。会议通报的16个试点城市进展情况显示,只有镇江、芜湖和鞍山3个城市启动了试点工作,宝鸡、七台河、深圳等城市对改革资金需求进行了前期测算,研究落实试点补助经费和工作经费。

  “有的地方,不管是院长还是政府部门,公立医院改革是什么回事都不知道,因此对如何制定本地区的试点方案一头雾水。”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一篇博客透露,“开会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大部分试点城市的进度和我们差不多,大多没有实质性进展,这让我的压力小了很多。”

  卫生部随后发布的信息也表明,试点城市的改革动力和改革信心均不容乐观。有些地区、部门和医务人员对推进此项改革还在畏难观望。比如,担心改革会明显增加财政支出,担心工作压力太大、部门协调太难,医务人员担心医学技术发展受影响和个人待遇降低等情况。

  顾虑重重,是基层试点单位的普遍情绪。

  2010年下半年,卫生部网站上隔三差五地便发布一条部领导到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调研的信息:陈竺视察⋯⋯张茂视察北京、上海,马晓伟视察⋯⋯

  在2010年11月、12月举行的多次公开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副部长马晓伟等经常以开展预约诊疗和分时段就诊、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开展儿童白血病和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医疗保障试点工作、开展临床路径管理试点、开展电子病历试点、开展大医院和基层医院间对口协作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来支撑“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开局良好、进展顺利”的观点。

  然而有人认为,即便目前在缓解“看病难”方面取得一点成果,但对解决“看病贵”问题几乎没有作用,归根结底,公立医院仍然受困在补偿机制。

  在镇江会议上,马晓伟强调:“公立医院改革更为迫切的任务是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内部管理,必要的花钱也是为了买机制、建机制。”

  必须直面群众的关切

  对下一步的工作,“的的确确要更多地回答群众直接的关切”。2010年12月24日上午,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回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询问时表示:“一定要在重大的体制机制问题上取得突破。”

  前期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以单项改革诸多,一般选择的是操作相对容易、见效快、受环境制约因素小的任务进行推进。

  马晓伟在《求是》发表的文章中曾对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启动近一年来的成效和经验做过较细致介绍。在“完善服务体系”领域,试点城市在完善公立医院规划布局方面出现组建医疗集团、建立公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上下联动分工协作等尝试。

  但是,公立医院改革所取得的成果相对集中在“完善服务体系”这一领域,而在“体制机制创新”和“内部管理”两大领域,改革相对较小、较少。

  在体制问题上,试点城市内部已然出现争议声。

  比如在医院管理方面,出现成立医院管理局,公立医疗集团等4种形式,其中部分形式在试点之前就已经在上海、无锡等地出现,且一些城市的具体做法在是否践行“管办分开”问题上也一直存在争议。

  补偿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则是政府多部门协作才有取得突破的可能。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杨湛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公立医院能做的我们都在做,比如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工作效率。一旦涉及补偿机制、监管机制改革等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医院都没法做,因为超出医院能力范围。”

  有时也会遇到意料之外的阻力。如云南省在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等启动了药房托管试点。“效果非常好,政府没有投一分钱,药品让利给群众7%,医院的药品收入没有损失。”云南省卫生厅厅长陈觉民说:“最终没有推广开来, 阻力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内部。”

  即便加强内部管理、提高运行绩效也非易事。中国医院协会医院经济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说,公立医院绩效管理要逐步走向岗位绩效管理,但“由于基础薄弱,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同时,绩效管理又需要清晰的岗位梳理、准确的岗位评价和强大的信息化等关键支撑”。

  此外,目前我国医院院长职业化改革的条件尚有欠缺,绝大多数医院院长都是医疗专家型院长,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管理教育。一项对全国21个省市的调查表明,96% 的医院管理人员都认为需要相关培训,却仅有28% 的医院管理者接受过短期的专业岗位培训。

  2010年12月中旬,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医改政策建议》中认为,训练高素质的医院管理骨干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医改现实尤为重要,然而“完成这项工作,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同时需要有政策支持,进而确保医院管理工作能够吸引具备必要技能、才能和经验的人才”。

  由于体制机制创新、医院内部管理两大领域改革创新不明显,与此同时公众又热切期盼公立医院改革,也就令人产生改革力度不大,效果不明显,甚至离目标渐行渐远的印象。

  “就目前来看,单一方面的改革已经很难持续,必须要有综合配套措施的改革。”陈竺说。

  拿什么迎接“期中考试”

  在2010年12月22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表示,在2011年年初国家将采取内部考核和外部评估相结合的办法,对医改三年实施方案落实情况进行中期评估。

  有卫生界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由于医改年度是从4月1日开始的,因此医改的中期评估可能要到今年4月份才开始,评估报告最终公布的时间则更不好预计。”

  由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承担的“我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若干重大问题跟踪研究”项目也已经于1月份开题。课题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课题组将在16个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和部分省级试点城市选取几十家公立医院作为调查样本,对改革试点进行第三方独立评估,今年3月下旬将正式启动调研。

  拿什么应对这场“内部考核和外部评估相结合”的“期中考试”?如果按照目前公立医院改革的情况,中期评估恐将不容乐观。医改相关责任部门也开始紧张起来。

  马晓伟曾表示,近期拟重点推进七项工作:优化公立医院结构布局,建立公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长期稳定的分工协作机制,改革医院收费方式,优先建设发展县级医院,改善医院管理和服务,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推进医院信息化和远程医疗系统建设。

  多元化办医争议

  加快推进多元化办医格局是《指导意见》确定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九项任务之一,近期在一些城市取得一定突破。国家联系试点城市中,昆明对多元化办医体制的改革探索最多,步子也最大。

  云南省卫生厅厅长陈觉民介绍说,云南省采取8种方式兴办医院,大力发展民办医院,截至2009年年底,全省共有民营医疗机构7362个,占全省医疗机构数的79.4%,民营医疗机构床位2万余张,占全省医疗机构床位数17.6%。

  据悉,北京市也已经启动社会资本办医制度改革,鼓励社会资金办医政策也将出台。政策将引导民营医院打造高端服务平台,逐渐减少公立医院目前特需服务所占的比例。

  本刊记者了解到,除内地民营资本以外,台资、港资都对在内地举办医疗机构兴趣渐浓,随着改革深入这部分社会资金或将迅速进入。此外,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医疗发达国家的资本也一直对在中国办医饶有兴趣。

  虽然推行多元化办医被写入医改文件,但是对于“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办医,从而形成竞争机制”的想法,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杨湛给予批判:“从根本出发点就是错误的。医疗行业是应该没有竞争只有合作的,医疗不具有竞争性,因为老百姓没有能力判断哪个医疗产品更具性价比。只有提供服务方相互合作,形成分级医疗模式,才能增强供应链的服务效率。”

  “我们总是拿美国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中国比,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放开市场发展非营利性医院,这是根本性的误导。”杨湛说,“美国等西方法治国家,资产一旦投入非营利性机构就变成社会资产进行管理,而我国往往出现挂着非营利性幌子却想尽办法谋取私利。比如,民营资本投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时候,他可能会寻求卖设备、卖药品给你。资本是一只潜藏的老虎,一旦醒过来是要吃人的。所以一定要保持公立医疗机构和真正的非营利性机构为主体的医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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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者仁心》:戏里戏外的医患撕裂

  刘敏受人尊敬、近乎完美,从收红包走入不归路,将医院的血浆和白蛋白卖给血贩子。遗书说:“如果这个世界是有是非,有正义, 那么我们的奉献是崇高的,否则就是受罪⋯⋯好好待我们的女儿,千万别让她做护士,千万别让。”

  震惊之余,医院副院长武明训一夜顿悟,来到卫生局,向局长进行一番长篇谈话,“说说我们医生的委屈”。

  这番以卫生部长口吻进行的自省,内容多有震撼之处:“很多人在享受了先进的技术治疗的同时,却不能接受高昂的费用,这是不对的。”“我整天考虑的是怎么让我们的医生和护士心理上平衡,光凭信念,没法团结队伍⋯⋯我武明训不爱钱,不贪不沾,可是我凭什么要求我的几千员工跟我一样,我拿什么补偿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辛苦?”

  上述故事发生在《医者仁心》第29、30集,堪称高潮。这部由卫生部新闻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邓海华担任总监制的33集电视连续剧,是中国第一部医疗剧,在电视传播领域“首次正面直击中国医疗界困境与压力”。剧中,红包、回扣、医闹、医疗事故、天价医疗费等,几乎所有医患矛盾中的关键问题都有涉及。

  正如《蜗居》直面房价飙升的现实,《医者仁心》则首次触碰“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症结。2010年12月20日,该剧在中央8套播完最后一集。

  《医者仁心》引起全国观众,尤其是卫生界高度关注,卫生部部长陈竺给予其极高评价,认为它将有力推进医改,并表示要“斗胆给国务院主要领导送一送”。

  一些人则质疑,这部为医务人员进行社会性辩护(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王一方语)的电视剧,到底多大程度上取得了医患关系的平衡?

  同样来自于《医者仁心》的一句台词也打动了很多观众:“医生都开始保护自己了,谁来保护患者呢?”

  剧里剧外都揪心

  “创作剧本的时候,最开始写好的就是刘敏的遗书,以及武明训和卫生局长的对话。”《医者仁心》编剧徐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就是我想要说的事情。”

  “我就是要刺痛这个社会,刺痛医疗行业⋯⋯全国780万医务工作者即使再烂,也都是社会离不开的。”“我们社会忽略这780万人太久了,他们被集体沙漠化,妖魔化,由于职业因素,他们本身身处白色巨塔中,已经没有倾诉的欲望。我一直坚信,破冰的时期已经到了。”

  “这是有目标,有纲领的创作,直指靶心,这个靶心就是人心。”徐萌为此剧写作费时5年。

  《医者仁心》全剧始终穿插了医患纠纷,甚至不止一次地出现医闹,观者揪心。

  心脏病发作的低钾妇女姚淑云被送到医院,输液间隙护士长刘敏因换衣服离开,病人最后死在医院,病人家属对刘敏大打出手。医院给予死者家属20万元的人道主义支持。这起来源于北京某三甲医院的案例,在徐萌2002年开题之时刚开完庭。

  王欢二次换肾后却死于多脏器功能衰竭导致的爆发性肝炎,一场医患纠纷纠缠数月。个体户钱宽父亲手术成功但仍旧撒手人寰,面临天价医疗费的钱宽与医院发生纠纷,与医闹合作。由于心外医生王冬的过错,导致患者苏教授死亡,引来一场医患纠纷⋯⋯

  钱宽的案例来自于哈尔滨天价医药费案,王欢、苏教授的案例也同样来自于现实生活。“剧中所有的医患纠纷案例都是现实中找得到的,甚至有的手术细节都是相似的。”徐萌说,“我不敢瞎编。”

  医患关系崩溃

  现实中,“医生戴头盔”“请警察当副院长”等新闻屡见不鲜。2009年6月,发生在福建南平市第一医院的一场医患纠纷“南平医闹”最终演变成一场群体性事件。

  为什么医者和患者会走向敌对的两面,大打出手?

  在接受《生命时报》访问时,徐萌道出了医务人员的心声:“2002年,最高法院出台了‘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指除非医务人员能提供相反证据,否则就推定该诊疗行为与患者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当时在人民医院,亲眼看见,一夜之间医患关系就变了。检察院有人来给大家作讲座,医院请人来培训医生,指导怎么写病历。

  有个带教老师跟我说:‘过去是1%的希望都要救,现在是没有100%的把握就不敢救。’这个行业一下子从救死扶伤变成自我保护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衍生出‘医闹’的职业,开始有一句话叫‘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大夫’。”

  “这10年,我们为这个规定付出了太沉重的代价。医生这个行业的心被伤透了,同时这个行业也堕落了,医院为了保护自己,底线后撤,从道德撤到了法律。一下子把医患对立起来了。

  这实际上是美国行医的一套体制,但美国一开始就把医生当成个赚钱的职业,走的是法律体系,而我们的医生受到的教育是‘医患一家’、‘医者父母心’,走的是道德(医学伦理)体系,完全不是一码事。而且美国是诉讼社会,医生有社会保险体系来支付高额的诉讼成本,我们没有。从救死扶伤一下子变成医患之间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肯定要防卫过当。包括患者和医生,全部防卫过当。”

  “医务人员冷漠,其实心地却都很好。我和一些大夫朋友一起相处时经常发现,如果谁对患者出言不逊,他们往往都会纠正你。甚至告诫你:患者也不容易。”徐萌以自身体验生活期间的经历对本刊记者表示,“只是他们很难有沟通或倾诉的欲望。”

  2010年12月28日,在卫生部召开的《医者仁心》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王一方说:“《医者仁心》通过王欢、钱宽这种鲜活案例,建构我们社会对话的一种机制。这种对话不是我们平常讲的医患沟通,而是六百万医务人员和13亿人之间的心灵对话,通过这种对话来实现一种相互心理松绑,通过这种对话走出过去那种零和博弈的怪圈。”

  “这部戏帮助我们潜入医改深水区,深水区就是重拾承诺,直指医疗观和生死观的重建。”

  举证责任变迁

  被医护人员在“心声”里强烈指责的“举证责任倒置”,真的这么罪大恶极吗?当然不是!它的出台,本身就是大量医疗纠纷中面对医疗机构毫无自我保护能力的患者及家属血泪呼唤的结果。“举证责任倒置”并非毫无来由,其本意是为了更好保护举证相对困难的一方权益。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医疗纠纷和诉讼开始增多。可是,根据1987年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及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法院不予受理。

  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前,医疗机构没有义务提供病历,而患者几乎要承担医疗诉讼中的全部举证责任,这对患者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介绍当时医疗诉讼的情景时说:“卫生部门接到患者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申请后,首先让医院出具针对患者申请内容的书面意见,但并未规定意见提交时间。无体制监管的情况下,一些傲慢的医疗机构迟迟不出意见,大量医疗诉讼在这个漫长而无望的过程中流产。”

  于是,媒体上大量充斥各类患者的“血泪控诉”。

  2001年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使得医疗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这一变换又使得患方能够方便地将医院或者医务人员告上法院。徐萌所叙述的“防卫过当”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过度医疗等防御性医疗行为大量出现。

  2009年12月26日,《侵权责任法》正式出台,明确了在医疗侵权中,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举证责任倒置规定有所改变,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有条件的过错推定。对于医务人员来说,这如愿以偿,然而,紧张的医患关系并没有因此而缓和下来。

  贵与不贵的论争

  不少患者仍抨击医方冷漠、唯利是图。医方则指责患方不宽容。

  比如《医者仁心》中,武明训说:“我们的医生整天要跟那些外行的家属解释这个药是怎么回事儿、那个药是怎么回事儿,说错一句话都会惹来太多的麻烦。⋯⋯中国的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最辛劳的群体,其实在全世界当医生都是一样的辛劳,但是中国的医生承受得更多一些。”

  类似的台词还包括:“一个好的医生,是需要病人的宽容,才能够成长的。”“我没有工夫管那些死的人,那些活着的患者已经让我们忙得焦头烂额了,我是医生不是牧师,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不负责安慰死者的灵魂。”

  医患矛盾依然尖锐的原因,各有各的解读。

  在《医者仁心》中,作为全剧核心立意,武明训与卫生局长的对话得到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一次会议上的高度肯定,认为道出了问题的最根本所在。

  这段对话出现在第30集:“我觉得我们的医疗行业实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进步了,物质极大地丰富了,但是人们的整体人文素质并没有同步地进步。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的保障,往大了说,是第二国防,但是这个行业并没有同步地进步,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自己对我们医学的成就和成果总结熟悉得不够;二是国家对医疗的投入没有同步地增加。”

  “中国现在人均GDP已经达到了一千两百美元,这是一个温饱到小康的转型时代。所有发达国家的成长史都是一样的,一个社会在转型期,医疗用度的增加,用于诊断和看病费用的增加,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其间的逻辑无外乎两句话:国家投入不足、老百姓看病贵是应该的。

  这种逻辑在卫生部主导的准官方《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中也得到呼应。报告说:“1986年,中国各级政府财政卫生拨款122.23亿元,占当年中国卫生总费用的38.69%。

  2003年,中国卫生总费用6584.10亿元,按照1986年的比例,政府财政拨款应该是2547.38亿元,实际是1116.94亿元,卫生部门为政府节省了1430.44亿元。卫生部门的钱从何处来?就是‘不能给钱给政策’,从病人那里收来的。人均(收取)卫生费用110元,占当年人均卫生费用509.50元的21.61%。看病哪能不贵?”

  作为中国财政卫生投入不足的依据,这种被反复引用的数据和计算方法,遭到朱幼棣的批判:不过是“为各地医院多年来广开财源、自谋财路找到了维持心理平衡特别充足的理由” 。

  朱幼棣曾为国务院研究室司级干部,在2011年1月出版的《大国医改》中,他质疑说:为什么不拿改革开放发轫的1979年,或者更后一些的 1996年?撷取1986年的这两个数字说事,有什么统计学上特别的“定位”意义?“文中最后几句近乎勒索式的直白,把歪理讲得挺顺溜,向病人高收费乱收费有理,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对趋利产生的激情和无耻,已经置救死扶伤和人道主义不顾了。”

  朱幼棣认为,这个“歪理”的前提,也经不起推敲。相隔17年,统计的口径不同,当时社会卫生总费用低,因为许多企业职工在企业内就医,费用计算在企业成本支出中。

  另外,财政拨款占卫生总费用38.69%是最合理的吗?低于这个比例,就是卫生部门为政府节省的吗?卫生部门不是政府部门吗?

  2007年,国家财政总收入5万亿元,约为1986年的20倍。卫生的总投入2217亿元(包括财政对医保的投入),也接近1986年的20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财政对卫生的投入并没有特别减少,而是随着财政收入增加不断增加。“但不幸的是,今天看病确实比1986年贵,也比1986年难了,已经成了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

  朱幼棣认为,中国的医改有回归计划经济的迹象,而这种趋势“为行政寻租、集中收权和扩张行政权力铺道”。

  有媒体报道说,国家经贸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于明德,看过《大国医改》后不由得感叹:“自新医改方案公布一年多来,以建房子、买设备为代表的增量改革进展较快,而作为医疗资源主体的公立医院在体制、机制改革进展缓慢,以药养医的局面依然故我。”

  《医者仁心》得到卫生部的高度肯定。

  担任本剧总监制的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说,在剧本创作和实际拍摄阶段,卫生部新闻办公室、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和重庆市卫生局参与了许多具体的工作,在拍摄完成以后卫生部组织有关专家对完成片进行了审看,卫生部部长陈竺、党组书记张茅观看了全部样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不过,徐萌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这并非一个“命题作文”:“医生从来没有人给我洗脑。

  他们潜在地告诉我一句话:我们是很专业的,我们很忙。体验生活的时候,医生没有巴结你,就看你能不能爬不爬得上那辆车⋯⋯”

  “2008年3月份第一稿直接送到卫生部,送完剧本出来那一天就是5.12地震,我站在马路边都要哭了,觉得第一次能够有人呼应我了。”

  徐萌说,邓海华看到剧本后,甚至对她说:“你能不能别把医生写得这么好,你不能够把患者写得那么不明事理。”

  “卫生部没有过多的干涉,他们改动的都是很细的地方,比如某某画面将巴比妥喊成了阿托品。

  有一些都是在维护患者,都是善意的。倒有一处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一套房子多少钱⋯⋯怎么没说贵呢?怎么看病就说贵呢?’卫生部的修改意见中建议我删掉。我没删,我保留了。再比如,抢救民工那集,用鸡毛扫喉催吐,部里认为太土,我没删,因为我为了表现特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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