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茁:为什么人总是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依赖于:

人广义的“well-being”与人“相信什么”有着直接的联系;
人有一定的控制自己相信什么的能力。
下面展开说:

首先,人的信念是可以直接影响福祉的,无论我们怎么定义“福祉”这个语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医生发现病人患有绝症命不久矣的时候,通常不会将这个残酷的事实告诉病人,而是一般会选择告诉亲属,因为“相信自己还能够活很久”本身就是对健康的恢复和奇迹的创造有益的事情,尽管这个信念可能完全是错的。

通常来说人对两类信念有着明显的需求:

第一类是乐观积极的信念,大量研究表明,人们系统性地过度乐观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自己的危险。比如,行为经济学家发现过一些很有趣的现象,超过 50% 的人认为自己在一部分被社会认为是“好”的属性上位居前 50%。根据 1970 年代的调查,有超过 85% 的人认为自己在与他人和睦相处方面位于所有人的前 50%,认为自己属于最优秀的 1% 的人占到了 25%。其他属性方面,认为自己领导能力在前 50% 的人有 70%,而认为自己驾驶技术在 50% 的人有 93%。当然,这个结果在后来的接近五十年里面因为样本中多是 WEIRD 被试而被许多人诟病,我们发现人种、文化、年龄、性别、财富、教育背景都对这个结果有影响。但总的来说,认为自己在前 50% 的人还是多于 50%,行为经济学家将其称之为 better-than-average bias。

事实上,研究主观幸福感的行为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证实,人的幸福感并不仅仅取决于自己拥有什么,还取决于自己对未来是否感到乐观,其中最经典的是 Diener & Diener (1995) 对超过一万三千名大学生的研究。虽然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有着非常大的问题(我这里主要指的是用问卷直接让被试给自己的幸福感打分这种方法),但是可以发现,人的财富积累到某个水平之后,幸福感就与金钱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个结论叫做伊斯特林悖论),但是否对未来感到乐观确实是影响幸福感的非常关键的因素。在物质普遍繁荣的现代社会,焦虑感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关系极高。Scheier, Carver & Bridges (2001) 的实验证明,是否相信自己精通某种技艺、是否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目标(自我效能感)、是否相信命运可以被控制、是否有自尊心、是否相信事情可以被“归因”、以及对不确定事物是否感到乐观这六种信念的得分几乎可以准确地预测一个人的焦虑水平。

积极乐观的信念不但能提高人主观的幸福感,还可能对一些客观的福利指标有所助益。比如健康,Baumeister 等人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的文章罗列了关于健康和自尊心之间关系的几方面的观点,其中争议最大的还是因果识别问题,到底是不健康的人自尊心差还是自尊心差的人不健康,这个因果关系在统计上识别是非常难的,有人用诸如缺失数据等等方法做过,但是结果并不明确。

第二类需求体现在对信念之间的一致性的需求,这涉及到了 Festinger 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人会因为同时抱有两种相互冲突的信念而感到直接的痛苦。最好的例子就是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的故事,当狐狸同时认为“葡萄很好吃”和“我吃不到葡萄”时,这种痛苦就发生了。认知失调可以解释人的大多数负面情感,比如懊悔可以解释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和“我其实做的不好”之间的 认知失调,等等。

不过,认知失调与主观幸福感和健康之间的影响的研究我没有见过,所以就不展开了。

当然,人也会有时候需要悲观信念的时候,这是因为人们害怕自己失望,不多说,大家自己去想那些中学时代考完了试之后默默哭泣发了成绩之后破涕为笑的小姑娘们吧。然而,如果人们的信念是一个决策的外生变量,无论人喜欢什么样的信念,都只能接受自己时下的信念,那么也就不会产生“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这种事情了。上面的 better-than-average 的例子证明,人确实有某种对自己进行预期管理的能力,而且还挺成功。比如:

9f356e982ffe6e28bc80fa5a97e0314f_b

我不太清楚心理学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凭我非常粗浅的了解,这种“自我欺骗”多少与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神经元之间的单向联系给自我欺骗留下了空间。

在行为经济学领域,人至少有三种方式控制自己的信念:

第一种就是简单的自我说服,这可能(我瞎猜的)与记忆的选择性提取有关。这一方法的显著特点是,在没有任何新的信息输入的前提下直接把信念当成最大化问题的一个解了,这种方法在经济学建模中也有应用,比如 Akerlof & Dickens (1982) 和 Brunnermeier & Parker (2005),都是发在 AER 上的。在上面的酸葡萄的例子中,狐狸发现自己够不到葡萄,于是通过自我说服的方法,狐狸对葡萄味道的信念直接从甜转变成了酸,而不需要任何关于葡萄口味的信息。

第二种叫 selective exposure,人可以选择性地把自己暴露在信息面前。比如,一项 1970 年代的研究发现,在美国的一家化工工厂,工人们每天都需要与非常危险的苯打交道,工人们被要求穿着能够检测苯摄入量的特殊装备,但大多数人拒绝了:人们不想知道自己有多危险。Sicherman 等人 2013 年一篇叫做 Financial attention 的论文,比较了股指上涨和下跌时人们登录自己 401(k)账户的频率,发现上涨时人们明显更愿意登录账户查看自己 portfolio 的收益情况。这一种是我的研究领域,所以我得控制字数……

第三种就是对规范的概率学习方法的扭曲,人们正确的概率学习的方法是所谓的贝叶斯学习,但是贝叶斯学习常常因为不同信念之间的偏好排序不同而被朝着各个方向发生扭曲。 @Sarah Li 和 @Nash Lew 的答案中提到的 confirmation bias(确认偏误)就属于此类,人对与已有信念矛盾的信息有非常强的抗拒心。根据贝叶斯学习,两个开始观点非常不一样的人,只要随着信息不停地补充,他们的信念会收敛,但 confirmation bias(确认偏误)出现时,会导致 belief polarizing(信念极端化),因为每一个人对信息的解读都是偏向自己已有的信念的。可以证明,confirmation bias 可以直接从认知失调厌恶当中推导出来。Yariv (2002) 年一篇叫做“I will see it when I believe it”的文章中就采用了这个思想,信息输入时,人们根据输入信息后新的信念被偏爱的程度决定信息是否可信。就比如当有人说我们好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说的特真诚,当有人说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只是故意气我们,当然,这是在比较单纯的情况下。

最后,我猜可能有人会问,如果一个人事先就很悲观,那么一个积极的信息,一方面产生认知失调,另一方面却让我们更乐观,两种力量是矛盾的,哪一个对人影响更大呢?Eil & Rao (2011)用实验告诉我们,把自己弄乐观,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这个答案里面我很努力地在避免引用心理学方面的文献,主要还是对自己把握心理学结论的能力有点不自信。更多更全更好的心理学方面的例子,大家可以看 Tali Sharot 写的《乐观的偏见》或者他的 TED 演讲。当然,这本儿书放在我书架上很久了我也没腾出功夫来看,为了写这个答案专门翻了一下,写的还是非常好的。

就酱~

(作者陈茁,经济学博士在读,行为经济学。)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分类: 资料 标签: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评论.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 trackbacks 和 pingb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