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中共文艺界二元老声明支持杜导正 拒绝《炎黄春秋》被接管

中共文艺界二元老声明支持《炎黄春秋》杂志原领导班子杜导正和胡德华, 拒绝该杂志被接管。分析人士指出,《炎黄春秋》杂志被整肃的背后显示出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声音遭到越来越严厉的禁锢。

据海外的【博闻社】报道,中共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被官方中国艺术研究院强行夺权清洗事件,仍然未了。中国知名老一辈作家邵燕祥7月30日发出《给文化部艺研院的公开信》,宣布拒绝被夺权,支持杜导正等原班子。公开信说:

“作为原《炎黄春秋》编委,对于七月中的以来贵院针对原杂志社所造成的系列事态,从网上断续获知后,乃于七月二十八日通过互 联网发表个人声明,支持老社长杜导正的《停刊声明》,并表示我的编委名义相应自然终止;今后如有以《炎黄春秋》冠名的出版物及相关活动,一概与我无关。”

邵燕祥的公开信还说:“另一编委袁鹰同志决定采取同一态度,他因老病不便,委托我一并代为卢明。今发现仍有挂牌“炎黄春秋”的网站,据闻为贵院所办,竟继续挂出原《炎黄春秋》顾 问和编委名单。现我郑重要求贵院即日起从上述编委名单中撤除邵燕祥和袁鹰的名字。我们将依法维护个人的姓名权,对今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必当依法问责。”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对此表示,邵燕祥和袁鹰的这封公开信代表了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声音,

“《炎黄春秋》是中国境内唯一敢于说真话的刊物,它敢于记录中共一些不光彩的事情。”

邵燕祥是著名诗人,散文家,评论家, 1933年出生在北京。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

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至1993年在《诗刊》工作,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曾任中国作协第三、第四届理事,第四届主席团委员。

袁鹰,当代著名作家、诗人、散文家,政治家。曾担任《解放日报》文教组组长,《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散文世界》主编。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指出,《炎黄春秋》杂志事件继续发酵反映出中共对媒体控制更加严格,

“《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都是记录中共历史上的大事,代表了党内改革派的声音,可以被保守派看作是妄议中央。“

夏明说,《炎黄春秋》原领导班子被清洗是要对党内的改革派送去一个信号,

“党内的改革派的声音不再被容忍,党内倾向于政治改革的太子党们最好死了这条心。”

夏明指出,《炎黄春秋》事件也在给党外人士传达一个信息,

“那些期望中共内部发起政治改革的民众和海外人士,那是白日作梦!”

邵燕祥和袁鹰发表公开信之后,《炎黄春秋》原领导班子再次表态:拒绝无声退场。针对法院不立案的案外因素,原班人马表示要维权到底。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分类: 新闻 标签: ,
  1. ,
    2016年8月3日09:47 | #1

    包子就是复辟狂!

  2. 匿名
    2016年8月3日11:06 | #2

    毛澤東與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

    作者: 尹曙生

    本文原載《炎黃春秋》2014年第5期第1~5頁

    ●中共史料顯示:鎮反運動,全國大規模殺人,
    就是毛在1950 年雙十那天一夜制定文件,
    然後各地按毛的指令開展殺人比賽。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公安部一共召開過十四次全國公安會議。這些會議大都是在毛澤東親​自關心、指導下召開的。尤其是1951年五月十日至十五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更是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召開的,傾​注了他非常大的精力。會議通過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初稿是由彭真、羅瑞卿主​持起草,但是毛澤東看了以後很不滿意,親自修改了四遍,把原稿改得面目全非,所以這個​決議實際上是毛澤東親自寫的。

    公安部原來計畫於一九五一年六、七月間召開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匯報、總結自「雙十」指​示下達以來,全國各地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情況,總結、交流經 驗,佈置第二階段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的任務。但是,在五月初,毛澤東把羅瑞卿叫去,明​確告訴他,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必須馬上緊急召開,不能等到六、七月份。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會議提前於五月十日召開了,會議通過了《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決議,要求「全黨全軍均必須堅決地完全地照此實行」。

    一九五八年,羅瑞卿在第九次全國公安會議上,總結建國以來九年公安工作時說:「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是我們公安工作歷史上一次有重要意義的會議,也是我 們黨的歷史上一次有重要意義的會議。因為這次會議對於鞏固第一次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成績,防止和及時糾正錯誤,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而且對於整個肅反鬥爭來說,我們​所以能在短時間內,相當徹底地肅清了反革命殘餘勢力,而又沒有犯擴大化錯誤,這次會議​也是一個決定的關鍵」。

    羅瑞卿如此高度評價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是因為和毛澤東親自起草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下稱「決議」)的內容直接有關。下面讓我們來看看「決議」的主要內容,就能​一目了然。

    決議要求控制殺人比例

    「決議」明確要求:將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緊急加以收縮、休整,在四個月時間之內,除​進行現行破壞活動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及時捕、辦外,暫停捕人、殺人;殺反革命分子的數量​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內,即占總人口千分之零點五至千分之一左右,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二;將捕人批准權由縣一級,收歸到地委、專署一級;將殺人批准權由地委、專署一級收回​到省、自治區、直轄市一級;並且規定,今後捕人、殺人要遵照以下原則:凡是界在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錯誤;凡是界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殺反革命的原則是:對於有血債或有其他嚴重的罪行(如強姦婦女等)非​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和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必須堅決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於沒有血​債、民憤不大和雖然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但尚未達到最嚴重的程度,而又罪該處死者,應當​採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決議」特別要求對於在共產​黨內,在人民政府系統內,在人民解放軍系統內,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內清理出來的應當判處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處決十分之一、二為​原則,其餘十分之八、九均應採取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決議」還​佈置了清理積案,組織對罪犯勞動改造,為國家創造財富等其他內容。

    「決議」為什麼要對正在轟轟烈烈進行的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緊急剎車呢?那是因為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展以來,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就已經逮捕了二百多萬人,殺了五十多萬人。進​入五月份,大規模捕人、殺人還在繼續進行,其勢頭沒有絲毫減弱的跡象,而領導鎮反運動​的各級黨、政、軍幹部中,特別是地專和縣以下幹部,普遍彌漫著多捕、多殺的情緒,草率​捕人、殺人,不少地方已經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殺了一些可殺可不殺的人(據調查均​約占三分之一左右),甚至錯捕、錯殺了一些人。如不緊急剎車,將會有更多的人被錯捕、錯​殺,後果將不堪設想。

    ●這是近幾年才流出的鎮反行刑照片。毛一手操縱的鎮反完全是違反國際公法的超
    級大屠殺,國共內戰雙方總共也沒有死70 萬人!是虐殺俘虜,也是濫殺無辜。

    鎮反四個月殺人五十萬

    關於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捕人、殺人資料,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在一個報告中說:鎮反運動以來,全國共捕了262萬餘名,其中殺掉反革命分子71.2萬餘名,關了129萬餘名,先後管制了120萬人,教育釋放3.8萬餘名。徐子榮說的是第一次大規模鎮反運動中 捕人、殺人總的資料。而第一次大規模鎮反運動進行了3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50-10至1951-9;第二階段為1951-10至1952-9;第三階段為1952-10至1953年底。根據公安部門統計,第一階段殺人數量約占整個鎮反運動中殺人量的75%,按71.2萬人計算,即有54.3萬多人,主要是在一九五一年二、三、四、五幾個月內被處決的。因為鎮壓反革命運動從「雙​十」指示(1950-10-10)下發起,實際執行時間是從1951年1月開始,而高潮在二、三、四、五四個月,六至九四個月是收縮、休整期,要求暫停捕人、殺​人(現行除外)。所以在鎮反運動開始在短短幾個月時間裡就殺了五十多萬人,超過國、共​雙方在內戰中三大戰役(遼沈、平津和淮海戰役)中在戰場上戰死的人數總和,實在令人震​驚(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記載,解放戰爭四年間,我軍陣亡約三十萬,國民黨軍隊陣​亡四十萬,國共相加大約七十萬。其中遼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戰役,國 共雙方戰死人數為四十多萬)。

    當時全國黨、政、軍領導都在忙著殺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殺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當天就被槍斃,夜裡被抓,白天槍斃,如果繼續這樣搞下去,將會出大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在指揮鎮反運動的黨、政、軍各級領導幹部中,普遍彌漫著左的情緒,要求多捕​人,多殺人,如果不及時糾正這種思想傾向,鎮壓反革命運動就會走向邪路。毛澤東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明確指出:「殺人不能太多,殺得太多了,喪失社會同情,喪失了勞動力」​。

    鎮反大批殺人風源於毛澤東

    那麼,草率從事,大捕、大殺,錯捕、錯殺這一股風是怎麼刮起來的呢?從根本上講是中央。在​鎮壓反革命運動初期一些領導人束手束腳,對反革命現行破壞活動打擊不力,毛澤東批評了「寬​大無邊」這一傾向。中共中央在《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中明確指出:「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在解放後甚至在​經過寬大處理後仍然繼續為惡的反革命分子,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同時,「雙十」指示​也明確指出,為了防止「左」的傾向,必須堅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防止逼供信,嚴禁肉​刑。

    在如何開展這樣一場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保證運動健康發展問題上,中央和毛澤東都​沒有提出過操作性很強的有效措施,仍然採用革命戰爭時期打仗的辦法、群眾運動的辦法來​代替運用法律的辦法。中共中央在1949年初,就宣佈廢除「六法全書」,而此後又沒有制定新的法律加以替代,政務院稍後雖然出​台了《懲治反革命條例》,但那都是些實體性的不易掌握的原則規定,沒有任何程式性的規​定,所以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實際上處於無法可依的狀態,完全靠中央文件和最高領導人、主​要是毛澤東的指示辦事。而毛澤東在具體領導鎮反運動上,仍然沿襲革命戰爭年代指揮戰爭​的辦法,在捕、殺人問題上,下指標、定任務、定時間,主觀臆斷,急於求成,不斷地發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時必須逮捕多少人、必須殺多少人。雖然「雙十指示」要求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要「重證據而不輕信口 供」,「判處死刑時,黨內必須經過省委、大市委、區黨委及受委託的地委批准」。但是在​毛澤東指定的時間、任務、指標面前,這些規定都不可能執行,而捕人、 殺人批准許可權也被最高領導毛澤東給下放了。

  3. 匿名
    2016年8月3日11:07 | #3

    毛親自向各地下達殺人指標

    下面讓我們來具體看看中央、主要是毛澤東是如何下命令指導鎮反的:

    1951年一月十七日,毛澤東在接到中南局轉來的駐紮在湘西27軍的鎮反報告,該報告說,在湘西21個縣,僅僅駐軍部隊就已經處決了匪首、惡霸、特務四千六百餘人,並準備由地方政府再殺​一批。毛澤東批示道:「這個處置是很必要的」,並強調「特別是那些土匪猖獗,惡霸甚多,特​務集中的地方,要大殺幾批」,要求「各地務必抓緊照此辦理」。一月二十二日,毛澤東電​告華南分局、廣東省委負責人說:「你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一月二十九日,公安部對中南軍政委員會報告說湖北省​已經逮捕一九八二三人,其中在省級機關內部逮捕了一百六十人。公安部在報告上批注:「如​此內外不分地實施逮捕,容易引起廣大幹部恐慌和思想波動」。毛澤東看了以後,批評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潑冷水」。2月5日,中央西北局報告說:兩個月已經逮捕五千多人,殺了五百多人,雖然總體看殺得不狠,處​理緩慢;但是執行鎮反計畫一定要求穩,批准殺人一律在省上(這是「雙十」指示的要求—筆​者)。毛澤東看後批示道:「對判死刑者,輕則經專署批准執行即可」。上行下效。很多地​方把殺人批准權由專署一級進一步下放到縣一級。

    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對判處死刑的人,不是根據犯罪分子的罪行來定罪量刑,確定該不該殺,而​是根據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須殺多少人,這是最大的荒謬 之處。毛澤東最初要求,殺人比例要達到當地人口總數千分之零點五,嚴重的地方,要達到​當地人口總數千分之一;以後他又說個別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過千分之 一點五,最多不要超過千分之二。 

    毛指示上海南京要多殺大殺

    1951年二月中旬,毛澤東直接電告上海、南京兩市委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六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萬餘人僅殺二百餘人的情況,我認為一九五一年一年之內至少應當殺掉​罪惡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道)會門頭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殺掉一​千五百人左右。這個數字是否妥當,請你們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據2月3日柯慶施同志給饒漱石同志的電報,已殺七十二人,擬再殺一千五百人,這個數目太少。南​京是一個五十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二千餘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1951年二月二日,政務院出台了《懲治反革命條例》,毛澤東立即指示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重慶及各省會城市,說這些地方「是反革命組織的重要巢穴,必須有計劃​地佈置偵察和逮捕。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二月十七日,北京市在羅瑞卿的直接領導、指揮下,一夜之間逮捕六百七十五人,第二天(​18日)公開槍決五十八人;3月7日夜又逮捕一千零五十人,25日公開槍決一百九十九人。毛澤東充分肯定北京的做法。為貫徹毛澤東的指示,3月初天津市委上報說在已經處決了一百五十人的基礎上,擬再處決一千五百人。毛澤東說:​「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的鎮反計畫。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 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上海市委根據毛澤東「大殺幾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向中央報告說:「上海決心在​已經逮捕了一千零六十八人、處死一百多人的基礎上,再放手逮捕一萬人,殺三千人,關四​千人,管(制)三千人。」毛澤東對上海市委糾正在捕、殺人問題上謹小慎微的態度,準備​大捕、大殺的計畫,給予充分肯定。他立即致電上海市委:「如果你們能逮捕萬餘,殺掉三​千,將對各地城市的鎮反工作發生很大的推動作用。你們注意在逮捕後迅速審訊,大約在半​個月內就應該殺掉第一批,然後每隔若干天判處一批。」於是,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八千三百五十九人,僅隔三天,4月30日一天就處決二百八十五人,5月9日再處決二十八人。「決議」發佈後,由於慣性作用,上海大規模捕人、殺人沒有能立即停​止下來,6月15日一天又處決了二百八十四人,以後每隔幾天就槍斃一批人,少則幾十 名,多則一百四五十名。

    黃克誠提議收縮鎮反毛不理睬

    由於毛澤東的督促、鼓動,捕、殺人出現失控狀況,有的地方要求突破中央提出的捕人、殺​人控制指標,尤其是殺人指標。貴州省委提出殺人數應達到總人口千分之三才能解決問題。西​南、華南也要求突破指標。到1951年5月初,廣東、廣西兩省已經逮捕十八萬(188679)餘人,處決了五萬七千(57032)餘人,其中廣東4月1個月即處決一萬(10488)餘人。到四月底,華東地區共逮捕了三十五萬(358000)餘人,處決了十萬(108400)餘人,占人口總數千分之零點七八;中南地區到五月上旬,殺人超 過二十萬,接近人口總數千分之一點五。

    這種捕、殺無序的情況,引起一些地方黨委的注意。在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前夕,中共山東​分局即下發通知,規定,「山東無論在農村,無論在城市,鎮反殺的比例數,均應低於千分​之一為妥」。(因為山東已經進行了土地改革,在土改中已經殺了不少地主、惡霸,加起來​早已超過千分之一的指標—筆者)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3月23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說:「目前已個別發生逮捕範圍擴大,處理方式簡單的情況——且​現已開始牽涉內部(地下黨、企業、政府、機關),與隱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更需要精​細」,「我們擬即收縮—捕殺範圍加以限制,更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鬥爭。」他是最早提​出鎮反收縮、限制捕殺範圍的省委領導。

    但是毛澤東沒有理睬。接著,中南局在四月中旬命令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停止大捕、大​殺,並把處決人犯批准權收歸省委。但是,收效甚微。命令下達後, 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從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中南局這四個省又處死了五萬多人,且大多​數沒有經過省委批准。由此看來,解鈴還需系鈴人。要糾正大捕、大殺的 無序狀況,還得毛澤東親自出馬,發指示糾正才能見效。

    殺人失控欲剎車難以執行

    毛澤東對殺人越來越多而且已經失控的狀況開始感到擔憂。4月20日,他致電各中央局書記,要求控制殺人比例:「雖然二月中央會議決定先規定殺人數以人​口千分之零點五為準,但是現在西南已達到千分之一,中南和華東的某些省亦達到千分之一,個​別地方已超過。一般地看來,華東、中南、西南三大區似乎均須超過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決問題。但是,超過太多似乎不妥。柳州專區要殺千分之五,顯然是錯誤的。貴州省委要​求殺千分之三,我也感覺多了。我有這樣一種想法,即可以超過千分之一,但不要超過的太​多,不要規定一般以千分之二為標準。而(應)將許多犯人列為無期徒刑,離開本縣,由國​家分批集中,從事築路、修河、墾荒、造屋等生產事業。例如西南區準備再殺的六萬人,殺​掉三萬左右以平民憤,而將其餘的三萬人左右分批集中生產」,「如果以人口千分之零點五​計算,西南、中南、華東三區就有十五萬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產力」(就是說,如果這​三區按原來計畫殺人比例控制在千分之零點五,就可以少殺十五萬人以上,而實際上都超過​千分之一,如果達到千分之一點五,則多殺三十萬人—筆者)。

    「貴州省委要求再殺二萬二千至二萬五千,我們可以允許他們再殺一萬多一點,留下一萬多​不殺,已經超過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貴州這樣的特殊情況辦事,已經算得準和狠了」​(以特殊情況為由,允許貴州突破千分之二的比例指標,那麼就意味著其他地方突破指標多​殺也沒有關係,糾正錯誤不堅決—筆者)。接著,他電告華南分局領導人:「根據華南已殺​五萬七千多,現押犯人尚有十六萬多的情況,華南兩省一市(廣東、廣西和廣州市—筆者)和​豫、鄂、湘、贛一樣,從六月一日起,停止捕人四個月,集中力量清理積案,總結經驗,教​育幹部」。由於允許貴州突 破指標,他的這一指示,華南兩省一市也不會堅決執行。

    毛澤東這時感到光有他的批示、電報還不足以制止這一股強勁的捕人、殺人風,必須立即開​會,把地方「諸侯」找來,當面親自佈置剎車,否則將會有更多的人頭落地。

    「決議」一出臺,中央立即轉發,電告各地,大規模的捕人、殺人風,才得到初步遏制。但​是,由於慣性作用,會後有些地方仍然捕、殺了一些不應該捕、殺的人。如華東地區1951年5月統計共拘捕人犯三十五萬八千名,殺了十萬(100840)餘名;到了1951年10月份統計數字是:捕了四十六萬(468385)餘名,殺了十三萬餘(139435)名,這就意味著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後幾個月裡又逮捕了十一萬人,處決了四萬人人,所​謂停止捕人、殺人四個月,打了一個大折扣。但是,隨著《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的逐​步貫徹,各地捕、殺人的勢頭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全國實際捕、殺人數字在鎮壓反革命運​動第二、第三階段兩年時間裡 有較大幅度的下降,總數只有1951年初那幾個月捕人、殺人數字的四分之一左右,顯然,「決議」起到的作用是肯定無疑的。​

    毛時代的運動都是鎮反運動

    第一次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已經過去六十年,有很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經過多年的戰爭,人​民需要休養生息。新政權建立後,當政者應該採取寬容的政策,儘量彌合社會裂痕,贏得社​會各界的擁護和支持,除非是非殺不可的人,不要輕易殺掉。日本侵華戰爭中遺留下來的一​千一百零七名戰犯,他們每個人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他們在戰犯管理​所,受到良好待遇,幾年後就被特赦回國,而國內那些普通反革命,如果沒有血債,沒有嚴​重現行破壞活動,為什麼就不能給他們一條活路,非要殺掉呢?!如貴州省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八十一個縣的縣長,在人民解放軍解放貴州時,有的起義、有的投誠,有的被捕後釋放,個​別的還給他們安排了工作,大多數人已經做了處理。可是,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一片喊殺聲中,被​全部殺掉。

    難道他們的罪行比日本戰犯罪行還大?對判處死刑的人,為什麼要那麼草率?安徽省桐城縣​擬將十六名反革命處死,報安慶地委審批,地委審查全部否決,退回來。縣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為同意,竟沒有拆開看批文內容,將十六人拉到刑場槍決。這十六人中有五個偽保​長,四個三青團區分部委員,三個憲兵,二個一貫道壇主,六個地主。十六個人沒有一個人​有血債、沒有強姦婦女的行為。事後檢查,有十一個人連逮捕條件都不夠,必須立即釋放。阜​陽專區在槍斃幾個惡霸地主時,把同他們睡過覺的幾個「破鞋」也給槍斃了,其罪行是「不​爭氣,給勞動人民丟了臉」。還有那些被錯殺的無辜的人,如很多從事地下工作的人,提著​腦袋幹革命,躲過國民黨特務無數次追殺倖存下來,卻被自己人給殺了,更是讓人匪夷所思。​

    由於沒有認真總結第一次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經驗教訓,在以後開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一​再重複這些錯誤,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第一次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過後,接著是內​部肅反,農業合作化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反右派鬥爭,大躍進運動,「四清」運動,在​這些政治運動中,公安部門根據中央要求,都要佈置對敵鬥爭的內容,把鎮壓反革命作為推​動這些政治運動順利進行的重要手段,所以一九七六年前,我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一直沒有​真正停止過,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出臺「公安六條」、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專案審查等,還​在繼續鎮壓反革命,同樣,都不按任何法律程式辦事,完全是無法無天,使中國人民一次 又一次受到極大的摧殘與傷害。

    (作者為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

    (責任編輯:黃鐘)

    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片段

    在農村中,一般應不超過人口的千分之一。特殊情況必須超過者,須經中央批准,並報中央​備案,但亦不應超過太多。西北方面根據那裡的情況規定殺人不超過人口千分之零點五,這​是正確的。在城市中殺反革命,一般應低於人口的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點五為適宜。例如​北京二百萬人口,已殺六百多,準備再殺三百多,共殺一千人左右也就夠了。這裡的原則是:對​於有血債或其他最嚴重的罪行非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和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必須堅決地​判處死刑,並迅即執行。對於沒有血債、民憤不大和雖然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但尚未達到最​嚴重的程度、而又罪該處死者,應當採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特別是對於在共產黨內,在人民政府系統內,在人民解放軍系統內,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內清出來的應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處決​十分之一二為原則,其餘十分之八九均應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如此,才​能獲得社會的同情;才能避免我們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才能分化和瓦解敵人,有利於​徹底消滅反革命勢力;又保存了大批的勞動力,有利於國家的生產建設。同時,在處決反革​命問題上,鄉村已達人口千分之一(在西北地方為千分之零點五)、城市已達人口千分之五​者,應即停止大批地殺人。此外還應明確地規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錯誤;凡介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

    附:1951年3月18日毛澤東一份批示的片段

    轉發黃敬關於天津鎮反補充計畫的批語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

    各中央局,並轉分局,大中市委,省委,區黨委:

    各大中城市的鎮反工作,過去幾個月一般勁頭很小,這主要是由於領導機關對反革命的嚴重​性及鎮反工作的極端重要性認識不足而來。從二月起,先有北京市,現在又有天津重慶兩市​動起來了,這是好現象。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領導機關潛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須用很​大的力量去對付,必須認真研究,周密佈置,大殺幾批,才能初步地解決問題。下面是天津的計畫,這個計畫是正確的。天津準備於今年一年內殺一千五百人(已殺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殺五百人。完成這個計畫,我們就有了主動。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的鎮反計畫。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4. 匿名
    2016年8月3日11:09 | #4

    1947年同川土改反思

    吳斌

    《炎黃春秋》雜誌2014年第6期第51~55頁

    一、

    我的家鄉,原山西崞縣同川,抗日戰爭期間始終是牢固的敵後根據地。

    1946年6月晉北戰役後,崞縣全境解放,同川被劃為八區。英勇戰鬥的共產黨人終於迎​來勝利。

    “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人們在唱,人們在跳,人們在笑,人​們在歡慶勝利。勝利帶給他們希望。這希望其實很本份,只是希望分得本屬於他們的一份土​地,生兒育女,安居樂業。然而他們沒有想到,一場災難從天而降。

    1947年9月,晉綏分局以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的名義發佈《告農民書》,內容主要有三​條:“第一,要徹底打垮地主階級,徹底消滅封建!”“第二,要徹底平分土地和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實!”“第三,要徹底發揚民主,並且有權審查一切組織和幹部!”

    《告農民書》似一股颶風,迅速刮遍晉綏大地,它使凍土解凍,但也不管房屋樹木,摧枯拉​朽,一概摧毀。《告農民書》似一場山火,它由康生、陳伯達親自點燃,迅速蔓延。一時間,打​地主與鬥幹部同時並舉,分田地、清浮財與向基層黨組織奪權並駕齊驅。同川得風氣之先,走​在了前面,原因是晉綏分局派了公安總局局長到崞縣搞試點。這位大員到崞縣後就兼任了縣​委書記,而派原縣委書記丁某到同川擔任特派員。丁特派員帶領由分局派下的一百多人組成​的工作團進駐各村。工作方法是已成了經典的三步曲:一宣傳當頭,二試點引路,三全面開​花。頃刻間紅綠標語滿村張貼,捲筒喇叭四野響徹,千言萬語凝成一句話:揭蓋子,搬石頭,​“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蓋子”是指黨支部,“石頭”喻指村幹部。

    試點選在棗坡村片。1947年11月的一個陰雲滲淡的日子,棗坡片六村的群眾和全區各​村的工作隊員及貧農團幹部雲集棗坡村,丁特派員親臨坐陣。會議程式簡單,一切都由工作​隊策劃。會議開始了,主持人號召群眾“有苦的訴苦,有冤的申冤”,於是會前就指派好的​人上臺發言。他們不訴封建剝削之苦,不申地主欺壓之冤,專講黨員幹部的不是。主持人聲​震屋宇,問:“苦不苦?”台下的群眾山呼海嘯,盲目回應:“苦!”問:“冤不冤?”應:​“冤!”主持人當即拍案宣判:“就地處死!”於是,乒乒乓乓,石頭與棍棒齊下,血肉共​衣片齊飛,八個人一瞬間便被打死。就這麼簡單,就這樣利索。被處罰之人尚不明白怎麼一​回事,更來不及申辯一言,群眾同樣在懵懂之中,巨大的驚恐鉗制住所有人的嘴,無一人敢​置一辭。

    這八個人中有六名黨員幹部.兩名非党貧農,沒有一個地方富農,他們是:

    棗坡村支部書記 趙永槐
    棗坡村治安員、黨員 趙開全
    都莊村支部書記 李銀貴
    都莊村支部副書記 李如寬
    老師村村長、黨員 李考紅
    薛家莊村支部書記 張七年
    薛家莊貧農樊鬥奎和他13歲的孫子樊存保

    丁特派員在鬥爭大會結束時總結講話說:這個試點大會開得很好,很成功,大滅了地富和壞​幹部的威風,大長了貧下中農的志氣(這兩句經典語言建國後一直延用了三十年),這一鬥​爭經驗要在全區推廣。

    於是工作團給各片各村佈置任務,分配指標,限期完成(這種經典的工作方法,建國後的歷​次運動都有效使用)。在短短的十幾天內,各片相繼召開了鬥爭會,接著各村也紛紛召開鬥​爭會,一批又一批黨員、幹部、群眾被打死,同川頃刻間籠罩在紅色恐怖之中,並迅速波及​全縣。

    據原平市(即原崞具)檔案館現存不全的資料統計,土改中全縣共死了536人,其中同川(八​區)就有135人。這是一個遠遠小於實際的數字。這有名有姓的135人中,有縣區村黨​員幹部42人(其中村支部書記就有20人),非党村幹部7人,軍屬6人,幹屬8人。其​餘72人也多為無辜的群眾,真正的地主、富農只是極少數。

    至於整死人的方法,群眾有與生俱來的創造性,棍棒打、石頭砸、牲口拖著地上磨、坐老虎​凳、燒紅爐錐燙、指甲縫內釘竹簽、肚上放紅炭燒,還有許多發明,如坐飛機,即把人打到​半死時扔到十幾丈深的崖溝裡摔死。“豐富多彩”的殘忍,因襲了歷史的黑暗,也開創了未​來“文革”的途徑。

    二、

    我翻著檔案館零碎的紙片,偶然發現了糾偏時幾個村的會議記錄,真驚奇這樣一些東西竟然​保存了下來!

    郭大順,貧農,上莊村人。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擔任村支部書記,後到區裡工​作,曾代理區委書記。上莊村,有四個自然村,一條同河將四村隔於兩岸。郭居河東,隔河​不遠的高崖上便是日軍的一個據點。敵人無須用望遠鏡,只要站在炮樓上,四村的活動便可​盡收眼底。而郭長年鬥爭,愈鬥愈勇,村裡一個大菸鬼投靠日寇當了漢奸,帶著敵人到家裡​抓他,沒有抓到就放火燒了他的房子,我抗日政府為此處死了這個漢奸。從此他的家人對郭​懷恨在心,工作隊進村宣傳“有仇的報仇,有冤的申冤”,給他們提供了報仇的機會,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鬥爭會上用棗木棍輕易地就取走了敵人用槍彈沒有取走的性命。

    張斌,貧農,石匠,1939年入黨.1940年調縣工會工作,一年多後回峪裏村任支部​書記,發展黨組織,創辦村工會,工作進行得紅紅火火。長年的石匠生涯煉就了堅強的個性,沒​有任何困難能擋住他,但也因剛硬得罪了一些人。一個嚴寒的冬天,天降大雪,由於敵人的​封鎖,我河北區隊斷了糧,是他帶領村民頂風冒雪,繞開封鎖錢,連夜往返百里路送去了糧​食,解了部隊之急。漫天大雪掩埋了他們的蹤跡,敵人做夢也想不到,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有這樣一支神速的夜行軍。群眾說,他是有功之人啊!但工作團卻說:“他媽的,什麼共產​黨員,和地主一樣,沒有一個好東西,都把狗日的扣起來.有苦訴出來。”於是,他被莫名​處死,死後衣服竟被人剝光。工作團清理村裡的賬目,小蔥拌豆腐,一清二楚。他的廉潔讓​工作隊員不很相信,不斷地拭目、看賬。村民們不停地唏噓,不住地慨歎。

    李考紅,老師村人,貧農.1938年入黨,任村支部書記,後任西頭行政村村長。土改工​作隊號召訴千年苦,申萬年冤,於是千年萬年的貧窮落後愚昧野蠻的苦水頃刻間淹沒了這個​三代放羊漢。糾偏中查清他的死因竟是因為他積極動員人參軍,不願讓子弟參軍的父母就訴​了這思兒之苦,失兒之恨。他死了還不算完,又把他懷有五六個月身孕的妻子任命根拴住頭​髮吊在樹上進行抽打,致使頭髮與頭皮拉脫,摔在地上摔死,方才甘休。這是比野獸都兇殘​的行徑,但卻是以“革命”的名義在進行。

    李銀貴,貧農,石匠,都莊村人.1940年入黨,任武委會主任.1943年任支部書記。為​人膽大機靈,曾多次冒著生命危險掩護我方幹部,也曾多次親赴敵人炮樓與敵談判,解救我​被捕幹部與群眾。一次,駐南莊炮樓的敵人扣走都莊村9名兒童作為人質,要我方交出兩名​抗日幹部,而這兩名幹部早已安全轉移。李銀貴要去南莊保回兒童,人們說,你去了怕難活​著回來。他說:“我去,死我一人;我不去,將死9人。我必須去。”他去了,脫了一層皮,爛​了一身肉,但9個孩子獲救了。他沒有被日本人打死,卻在鬥爭會上被自己的階級兄弟要了​命。風暴平息後,群眾清醒過來,痛悔不已地說:咱們村再也選不出這樣的好幹部了。

    王育堂,中原崗村人,中共黨員,縣政府秘書。其父王章福,也是黨員,在村任工會幹部,因​翻身團私分地主的浮財,被他反映到縣裡,翻身團認為他倚仗兒子的勢力欺壓群眾,便把他​父子倆一起拉來打得半死,然後扔到崖下“坐了飛機”。王育堂臨上“飛機”拼命地掙扎,呻​吟著呼喊:“共產黨萬歲!”

    李四成,前堡村支部書記,兒子李清懷任七區區長,侄兒李潤懷任村武委會主任,都是中共​黨員。正直的李四成實在看不慣貧農團頭子聶登科這個流氓無賴的行徑,聶便唆使一些人將​李家父子三人一起送上“飛機”,摔死在溝底。聶還要斬草除根,將李的二兒了李官懷及李​清懷的年僅三個月的兒子一起打死,是一位好心的貧農團員報了信,李官懷才抱著侄子攜帶​全家雪夜逃命。

    趙穩良,貧農.1939年入黨,立即接任溝裏村支部書記,張存福任村長。二人配合默契,工​作有聲有色。溝裏村距敵人炮樓僅二里路,但我河北區隊幾十人能在村裡一住半月進行休整,消​息紋絲不漏,足見趙、張二人的領導藝術及黨支部這個戰鬥堡壘的堅強有力。但工作團挑撥​原任支書的不滿情緒,激發他的私欲惡念,利用他的一點墨水,編秧歌詞在大會上控訴趙、張​二人。市檔案館保存有完整的歌詞,抄錄如下,示真實于後人:

    土地改革大翻身,封建勢力要肅清。
    奸頑惡霸壞分子,堅決鎮壓不留情。
    咱們住在溝裏村,親眼見過這事情。
    惡霸壞人共兩人,欺負咱們活不成。
    第一個惡霸趙穩良,狼心狗肺不算人,
    竊取幹部八九年,壞事做的數不清。
    貪污了小米和糧布,交待不了老百姓。
    偷把賬簿燒他娘,推了一個乾乾淨。
    第二個惡霸張存福,封建地主二流子,
    吃人的肉來喝人的血,遊手好閒過生活。
    勾結惡霸趙穩良,溝裏村裡當村長。
    捆人打人經常的事,一說話就是瞪眼晴。
    日本人住在上莊村,存福就把壞心生。
    投機又當了偽村長,貪污一千二百元整,
    起上茭子(高粱)支敵人,臨完剩下幾千斤。
    老百姓拿錢買不上,盡數拿回他家中。
    八路軍的軍衣放在村,老百姓們保守得緊。
    召開大會下命令,誰要暴露頭來頂。
    當了漢奸壞了心,秘密報告給日本人,
    軍衣丟了個乾乾淨,日本人面前登了個紅。
    溝裏來了一些工作團,土地改革辦得緊。
    存福聽見受了驚,趕快逃跑一溜風。
    一跑跑到岱岱鎮,基幹民兵追得緊。
    把他狗日的帶回村,交與群眾大眾審。
    聯合大會審惡霸,徹底清算不留情。
    老百姓決定該剷除,二位惡霸命歸陰。

    秧歌聲中,趙、張二人在乒乒乓乓聲中被棒棍打死。臨上會前,一位看守趙穩良的貧農團員​對他說:“你跑吧,躲幾天就沒事了。”他卻很自信地說:“我相信共產黨,保險屈不了人。​”他沒想到,有人已為他排練了葬歌。

    樊存保.13歲,薛家莊人,頑皮好玩,也愛打架,吃了虧的孩子家長找來時,常受其祖父​樊鬥奎的庇護。在鬥爭會上,有人訴苦說:“人家小孩揀了羊糞,小惡霸推倒撒了,你們說​苦不苦?”台下便有人應聲:“苦啊!”問:“怎麼辦?”答:“打!”於是爺孫倆就以大​小惡霸的罪名被打死。

    劉光峰,西平村支部書記……

    續二醜,和圍村支部書記……

    一串長長的名字,限於筆墨,我只得打住。

  5. 匿名
    2016年8月3日11:09 | #5

    三、

    同川的慘劇令我聯想起文革。

    有人認為:就文革本身來反思文革是沒有任何意義和作用的。文革僅僅是歷史鏈條上的一環。文​革是風暴,而風暴的前夜、醞釀的過程比風暴本身更加重要。同川土改中被殺死的人,他們​全身心地投入革命,籌糧、籌款、籌人,支援前線,堅持鬥爭,如果活下來,也多是些只會​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絕對的忠順良民,殺死他們,究竟算是怎麼一回事呢?!走​出文革的煉獄,回頭看看這條歷史鏈條,就會發現,同川土改原來是一場文革小規模的演習,已​經是文革的一個近於成熟的雛形。

    比較一下這兩場運動,看看他們的進化演變,便知端倪。

    都有成文的指導綱領。同川土改有《告農民書》,文革有《五•一六通知》和《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前者文粗詞糙,但主旨突出明瞭,確是胚胎之象;後​者言詞精煉,已是成熟之形。且看文字:

    《告農民書》說:“黨、政、軍、民和其他一切機關都混進了少數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新​惡霸、奸偽人員,共產黨已經宣佈,這些壞蛋絕不能算是我們的幹部。”《五•一六通知》中​說:“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文​字未出半轍,內容一脈相承,都是在同志中尋找敵人,並把他們消滅。限於局勢的不同,前​者重點在農村、在基層幹部,後者重點在上層、在高級幹部。運動指向的鬥爭目標完全一致。​

    《告農民書》從始至終反復強調:“大家要拿去怎樣鬥,就可以怎樣鬥;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該批評的、該鬥爭的、該處分的、該撤職的,大家都可以批評,可以鬥爭,可​以撤職。如果是共產黨員,大家認為可以開除黨籍的,也可以由大家提出意見開除,告訴當​地共產黨的負責人或當地黨支部批准。”以上這些話,運動中工作團將其簡化為一句:“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文革《決定》說“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而​在運動中將這歸納成一句叫得震天響的口號:“造反有理”。如果順著歷史的鏈條再往上尋,不​難發現,這兩場運動的急先鋒們,血管裡流動的都是20年代湖南農民運動的血。

    據一位有歧見的時任分局的領導同志回憶,《告農民書》發佈以後,中央大員康生、陳伯達​和分局的主要領導率先垂范,親自在駐地興縣組織鬥爭會,鬥爭為革命做出過很大貢獻的邊​區參議會副參議長、開明士紳劉少白、牛友蘭,邊區高等法院院長、民主人士孫良誠。孫在​鬥爭會上被打死,牛被貫穿鼻子,強迫他的兒子牛萌冠(解放後任山西省副省長)牽著走,說​是“鬥牛”,鬥爭後死於監獄。沒有人敢反對,誰若反對,“一經查處,加重處分”。然後​派出工作隊分赴各縣開展運動。文革也是如此:首先在北京打垮北京市委,然後貼出《我的​一張大字報》。派紅衛兵四處煽風點火。運動一起,不管青紅皂白,先批鬥當權派。首先是​踢開黨組織,接著是一切權力歸農會(造反派).前者由工作團領導,成立農會(在基層則​是貧農團).把黨員和幹部作為土改對象,後者由造反派組織奪權,成立革委會。所有的人,都​身不由己。不願做階下囚,就必須參與鬥爭;不願出賣靈魂,就必須付出肉體;逍遙於運動​之外,絕無安全保證,人人都在恐怖中被人“運動”。

    同一種子利用同樣的種植方法,必然結出同樣的苦果。同川土改錯打死了一大批黨員、幹部、群​眾,使經過抗戰鬥爭建立起來的農村黨支部和村政權全部癱瘓,而工作團扶持起的貧農團隨​著工作團的撤走自動退出了歷史舞臺,停止了活動。後來的糾偏工作隊在一份給縣委的報告​中說,現在的八區是“雞不叫,狗不咬,麻雀也不飛了”。群眾說:“黨組織塌了,倖存者​倒了,革命生產癱了。”《崞縣縣委會給六地委的報告》中說:“現在的八區是‘三不了’​,有許多人發誓再也不入黨了,再也不當幹部了,再也不敢工作了。”

    文革的結果是“我們黨、國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人民生活極其艱難,這已寫入黨的決定,毋庸贅言。

    整個晉綏邊區土改中死了多少人,我不知道;文革十年中死了多少人,也沒有公佈。其實知​道了又能怎樣?不會有任何人來承擔這責任。晉綏土改中,極左錯誤的罪魁禍首康生、陳伯​達沒事人一樣拍拍屁股走了,走不了的領導者說一聲“我們犯了左的錯誤”,也便一了百了。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講,“在過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鬥爭中,晉綏的黨​組織沒有能夠明確地堅持我黨嚴禁亂打濫殺的方針,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處死了一些地主富農份子,並給農村中的壞份子以乘機報復的可能,由他們罪惡地殺死了若​干勞動人民。”講得很清楚:領導只是沒有堅持正確的方針(而不是制定了錯誤的方針),殺​人是壞份子的事。對文革的否定也是如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陰謀利用……”領導者有錯誤,但罪​惡是反革命集團的。

    那麼對反革命和壞份子又如何處理呢?同川土改糾偏中只懲處了聶登科等兩個罪大惡極之人。文​革中這個縣也不落後,批、鬥、打、砸、搶、抄、奪權,應有盡有,但否定文革時沒有一個“三​種人”。

    四、

    走出文革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革命試驗場三十年後,我尋找五十多年的小規模文革演習殘留的​碎片。一些當年的當事人問我:你想為他們平反嗎?我反問:當時不是已經平過反了嗎?他​們說,不,那算不得數,他們是壞幹部!因此,有幾個幹部的死,限於我的條件,無能力弄​清所定罪行的真偽,不敢去提及他們。自古以來,哪個獄裡沒有屈死鬼呢?也有不少人勸我,何​必要惹是生非,事情已經過去多少年了。更有同志一臉嚴肅地說:“不可寫那些處死人的細​節,那是給黨抹黑。”我不禁悲從中來,仰天長問:今夕究竟是何年?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們人民的精神依然顫抖,還沒有多少人敢問一聲:我們一切為了革命,而革命為了什麼?

    更讓人悲憤的是,就在我調查瞭解這段歷史的時候,又發生了兩件事情:一件是張斌的孫女​找來,要求出一份證明,證明其祖父不是被共產黨鎮壓的壞人,而是被錯殺的幹部。原因是​這件事至今影響著她在單位的待遇。另一件是,一位男性青年找來提出同樣的要求,原因是​其祖父之死影響到他的參軍。

    這真是咄咄怪事,但這卻千真萬確。難怪巴金老人千呼萬喚建造“文革”紀念館,其道理原​來在於斯。

    國人只知鴉片戰爭是國恥,甲午戰爭是國恥,“九一八”事變是國恥,卻從不把1966年​的“五一六”看作國恥。被人打了,打不過人,是軟弱無能,是恥辱。但自己打自己,比別​人打得更慘,竟不覺羞恥,家醜不可外揚,家醜也不可內講,既不敢去正視,又不願進行反​思,只祈盼讓時間慢慢去掩埋。

    為了永遠結束我們慘痛醜惡的自辱歷史,使其今後不再重演,我們必須有勇氣虔誠地進行懺​悔與反思。由文革而上溯,大躍進、反右派、搶救運動、肅清AB團……清除這一路上的屍​骨和血污,剷除幾十年來一貫暴殄生靈的極左妖孽,只有這樣,我們活著的人才能前進,死​去的人才能安息。■

    (作者為山西省原平市政協原主席)

    (責任編輯 洪振快)

  6. 匿名
    2016年8月3日11:10 | #6

    洗脑文化使支那人脑残

    洗脑的含义:使用一切手段将符合自己利益的错误思想强制性反复地灌输给他人,使他人脑残成为螺丝钉,从而达到操纵者的意愿。曾经流行这样的话:“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所以,专制国家可以培养火箭专家、导弹专家等,但永远不会培养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这与极权国家的性质不相容。极权国家需要的是工具,工具可被任意操纵、控制和丢弃。所以,专制主义者都热衷于把人变成工具,而把人变成工具的利器便是马列主义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

    马列主义在支那就是洗脑的工具。首先,马列主义是一种错误思想。共党否认人是自由平等的,当然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就是自欺欺人的骗局。其次,共党强制性地反复灌输,从幼儿园到博士教育都灌输马列教条,不牢记就不给及格,就拿不到毕业证,就找不到工作。第三,马列主义只对土共的统治有利。官方宣传的支那“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强调一党独裁(党的领导),经济上实行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文化上坚持马列毛加上邓江胡习的“理论创新”(党文化),都是是为土共特权阶级服务的。

    所以,洗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洗脑=虚假+强制灌输+为洗脑者的利益。譬如:共产党灌输马克思主义的“人是由猿进化来的”是虚假思想。共产党通过电视电台报纸杂志教科书文艺等一切手段向大众灌输,反对这一思想的言论一律封杀,同时限制宗教活动。这一思想蕴含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利于共产党打击异议者,异议者被视为劣者而淘汰进监狱或坟墓。

    共产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叫党化教育,就是洗脑的意思。共党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人民,同时屏蔽所有的非党媒的信息,光一年封锁网络的花费就几百亿。作家张抗抗说“你似乎看到了许多报纸,其实你只看见了一种报纸;你似乎听到了无数声音,其实你只听到了一种声音,你似乎想到了无数答案,其实他们只给你一个答案。……他们就是一部高效的机器,几十年如一日地制造一种叫作奴隶的产品!”

    共产党宣传的洗脑就是通过降低你思考能力而让你相信连洗脑者自己都不相信的信息(如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洗脑是通过一系列的手段,降低你的判断能力,把你变成白痴来实现的。在一党专制的极权社会,党是所有人心中的神,它独一无二、永远正确,值得所有的人为之牺牲。似乎所有人都牺牲了,党依然存在。“党”就是这样一个不依赖于个体而独立存在的怪物。共产党灌输“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反对这一说法的人一律受到领导批判和大会批判,甚至被杀头。譬如遇罗克反对共产党的“血统论”,林昭揭露共产党饿死人,都是被视为“忘恩负义”而遭枪毙。共产党可以随意杀人,文革时期开大会要人人表态,谁敢说共产党不好?敢说者都要进监狱或者被枪毙!这样的强制灌输,当然是为洗脑者的利益,使国人彻底脑残化。

    宣传、鼓励、组织、训练、强迫、诱惑儿童从事非常危险的敌对活动,是恐怖组织和法西斯政党的一大特征,纳粹、苏俄、土共都长于此道。土共硬树给少年儿童学习的反人性少年英雄可多了。什么小兵张嘎、潘东子、刘文学、小铁锤、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土共十分重视对未成年人的宣传教育,从1949年前的所谓儿童团,到49年后的少先队,文革时期的红小兵、红卫兵,再到如今的少先队,其实质都是在培养一个又一个刘胡兰、潘东子似的冷血杀手。土共之所以要立刘胡兰这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忠义牌坊,就是要自己地盘上千千万万个人像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那样,为共产党献头颅,当人肉炸弹、塞枪眼。众所周知,工厂、作坊使用童工都是违法的,土共却使用政治童工,并导致其悲惨死亡。不仅如此,毛共登基后,竟残忍地让刘胡兰的二妹刘爱兰在戏剧《刘胡兰》中扮演其姐,刘胡兰的继母胡文秀,在文革中竟被怀疑为出卖刘胡兰的凶手而受到摧残。土共之险恶用心,不外乎是对处于成长中的少年儿童施行偷心换脑术,让他们永远失去独立思考能力,失去是非判断能力,成为唯党首是瞻、无条件恪守“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的冷血动物。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使人民愚昧化,土共采取系列新手段。土共鼓吹孔孟之道要孝敬父母官孝敬土共。同时土共鼓吹人的“特异功能”,幻想有一天,少数精英能进化成超人的神。因为土共就成天地吹嘘自己是世界最先进的组织——这是典型的脑残!科学家钱学森鼓吹极少数人有“特异功能”,因此,绝大多数愚民要相信极少数人的愚弄和专制。土共极力扶持中医等巫术迷信,宣称一分为二的“阴阳”是宇宙真理,导致算命、风水、星象、看相、中医等迷信泛滥。最后,为了麻醉普通人尤其是麻醉青少年的需要,土共在市场上推出各种游戏类、色情类视频、游戏类电脑软件不少,一些青少年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这样就消磨了部分青少年最宝贵的时间,让他们对社会严肃问题也就不屑一顾。包括一些大学生、农民工,在课业、就业的压力下,为了得到精神放松,沉迷电子游戏是一个有效手段,很少有人对支那社会的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

    各种洗脑文化各有其愚民作用,其目的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文化和民主宪政文化。满大街张贴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民主、法治、平等的解释也是和普世价值风马牛不相及。例如官方媒体把所谓的“协商民主”当做支那特色的民主来大肆宣扬,成为世界笑谈。也有人论证一党独裁的体制如何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贡献。吴思以“暴力元规则” “血酬”等奇谈把“打江山坐江山”又论证一遍。其实,“江山”自古以来就在那里摆着,不需要谁来打。没有哪座山哪条河是共党打下来的,自从盘古开天地,就有了长江黄河昆仑泰山。共党只是占山为王的强盗:打天下,坐金銮,睡女人,抢财产。这种“打江山坐江山”的谬论,还被许多人叫好。可见,洗脑文化使支那人脑残。

  7. 匿名
    2016年8月3日19:21 | #7

    杀人比赛不稀奇,生嚼人鞭也照干。只要看到赤柬,就知道赤柬的爹干了什么更恐怖的事。

  8. 匿名
    2016年8月3日19:22 | #8

    看到现在总把问题往共匪身上推,从来不反省自己的所谓中国人,就真觉得中国人其实灭了最好。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 trackbacks 和 pingb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