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荣基1.5万字亲述书店事件: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

端传媒

林榮基見記者。

林榮基見記者。


林榮基見記者。摄:卢翊铭/端传媒

拉开窗帘,日光猛然泻进来。天边的云层卷得低低,将鲤鱼门一带,压成一小块。天海一色,海面没见几艘船只。优美的海岸线,衬上几座墨绿色小山,本来一幅大好风光,让对岸的堆填区破坏了;眼角余光,山坡像扶撕开的伤口,露出片片泥巴。下面十几座货仓、二三幢车厂,将海湾围成避风塘。几支趸船吊臂,各自从防风雨的绿帆布舱口伸向天空。毗连旁边的尽是小船、驳艇。隔著狭窄的水道,泊了几艘拖网,船舷黑白双间,临近黄昏,依然耀眼。

远望海岸天色,想起那段经历,断断续续,不太真实。

韶关

保释候审期间,我被安排到图书馆做义工,工作轻松,按编号上架,比分科容易。由于是儿童部,学生上课,因而没多少事做。时常早下班,到附近的咖啡馆闲坐,或者在江畔散步;每天,总有太多时间。

小城三江六岸。起程之初,问押解我的专案组员,韶关有多大?二人摇头,未去过。我大约三十年前,跟团经过采风楼,再去南华寺,住城外,隔天上丹霞山便回程,等于未住过韶关。

抵步当天,问接管我的劳警官,他开著车子,笑而不答,大有来日方长,不妨慢慢逛。

比起单独囚禁宁波,不准踏出房间半步,只能望天打卦,人在韶关,相对自由得多。在酒店安顿好,当晚看地图,不甚了了。最后用押解我到当地的史先生给我的手机检索,才知大概。

整个韶关市,分成三区:曲江、演江和武江。面积大不过九龙。我住的是滇江区,人口只有31万,不及官塘一半。大抵过去五个月,一直对我提审的专案组,见我表现顺从,不担心我有异动,办完移交手续,陪我重游旧地,去了赵丹霞山,三天后返回宁波。

此后星期日、一放假,到图书馆上班,傍晚去派出所报到,变成日常生活。我后来公开事件,大陆就利用舆论抹黑,明眼人都知道,那是想掩盖事实。除了几个同事和我的女友,让我觉得意外的是,居然有人强迫陈馆长上电视。为甚么说是强迫呢,因为馆长私下跟我说,早知道事情原委。那天看他上电视表情十足,不禁替他难过;一个正直的文化人,被迫公开做违反公义的事,必然内心有愧。但愿他知道我理解他。

由于我这种保释犯,算是小儿科,毋须动用到市级单位,于是把我转到地级派出所,交由周警官看管。韶关地处粤北,也是南方,稍为翻过书的人都知道,中国有南北差异,一般而言北方较南方保守。根据从何而来?看近代史就明白,几次近代革命在哪里发生?不就在广东吗,这是因为广东早已跟外国通商,外国人开明的办事作风,随经商传播到此;而所谓革命,说到底,正是新思潮带动社会改革。这就不难理解,南方一向较北方开明。

周警官何止开明,我有时觉得,他比我更世故。除第一次在派出所办手续,他穿著警服,以后见面,都是普通衣装。如果不知道他的背景,跟他接触,是无法觉察他是当差的。那天他坐在巨大的柚木办公桌后,跟押解我的人互签文件,到我划押时,多次打量我,神色严厉。我不觉暗暗叫苦,眼前分明是个恶吏,不要说平时避之则吉,如果是朋友,也是少交为妙。可我却要留下跟他相处。当我抱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等他们谈完正事,握手送客,关上房门,回头笑了笑,态度却友善起来。

返回桌子,他拿出保释文件,向我重申,必须遵守所有条文,如违反任何一项,会立刻取消。

接著检查手机、看我住的房间。

周警官前后两种态度,让我有点意外。开始是每天到派出所报到,周警官就摘事记下,然后问话。下班有没有遇见甚么人?有没有向人透露住址?接过来历不明的电话吗?有没有向传媒──特别是香港传媒谈过情况?诸如此类。我当然照实回答,如让他发现虚报,等于违反保释承诺,会将我收监。周警官负责社区工作,近似香港警民关系,经常外出,每天回派出所问话,太花时间,于是改在酒店大堂。这样不久,他有时没空,干脆电话联络,做些笔记,如此了事。又不久,他看管我愈来愈松,到后来见我放假,有点无所事事,著我跟他去探访民居,甚至看他的朋友。

由于常常见面,一同外出,周警官跟我无所不谈,惟对的我案件,却鲜有提及。只在语言间听出他非常了解,对我所谓的犯罪行为,看得很轻。又不是杀人放火,不过帮人打工,寄几本书,算得了甚么?他私下表示过。周警官脸肉横生,粗眉角眼,有点哨牙,生就一副恶相。后来看惯了,原来两码事。当他默不作声,若有所思的时候,甚至显得有点笨拙。我开始时给骗过,观察他怎样跟人打交道,才渐渐明白,周警官原来是个随和的人。没几星期,专案组的人又来,约略找我问话,周警官坐在那张柚木桌后,不苟言笑,有时讲几句我的表现。晚上周警官请他们吃饭,我不便在场。至于他们密斟甚么,周警官没说,大约是商量处置一只圈养的羊。

把我圈养在韶关时,他们千不该万不该,居然给我手机,真是一把两刃刀。为了监控,他们交我一部小米,要求待机,随时追踪。这是一个不小疏忽。囚禁宁波时,是十一月份,由于我分居的妻子报案,传媒已查探到一家小书店四人失踪,公开了事件,不独全港哗然,也引起外国传媒关注,连篇累幅报导:大陆政府涉嫌破坏一国两制。为了平息事件,他们漏夜要我报平案。提审我的史先生是宁波人,不会广东话,先把我要说的话,用广东话写在纸上,后来不放心,找个晓广东话的刑警在旁监听,怕我透露关押地点。那时候我处于隔绝状态,对香港发生的事惘然无知。

意外获得手机,我约略浏览韶关地图,就拼命查看相关报导。当我清晨五六点,站在濠景酒店三楼8315房窗口,天色初明,透过那棵巨大的樟树枝叶间,看著疏落的汽车从环形天桥底穿过,开始寻思得到的讯息。尽管那些全是莞报莞媒的报导,但从中国外交部几段简单反驳美国国务院、欧洲议会的外电声明中,我知道事情闹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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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9日,一名药房员工在铜锣湾书店入口旁拜神。摄:林亦非

而然有许多细节仍不太明白。怎么张志平、吕波和李波都被关押起来呢?在宁波时,那个姓史的让我看过桂民海的资料,说他十三年前,因为醉驾撞死一个女大学生,后来用假证通过泰缅边境弃保潜逃,目前已关押起来,等著追究判刑。姓史的要求我写一份对桂民海的感受,想看我的取态;如果态度正确,对日后判刑有点帮助。我当然大感意外,原来我的老板在大陆有刑事在身。醉驾撞死人、弃保潜逃,不要说大陆,在世界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也是该谴责的。当我把几百字感想交出,姓史的又给我一篇文章,那是内地一个记者旧文,批判桂民海身为一个中国公民,如何犯了事却不肯承坦责任,最后一走了之。但我细读内文,反而疑窦顿生,里面说桂民海保释被判缓刑,于理不合。一个被判缓刑的人,怎么可能弃保潜逃呢?反正不用坐牢,最多赔偿了事。只有笨蛋才逃跑。该文显然是事后写的。在桂民海出走后,内地法院才宣判他缓刑,好让人觉得,连缓刑都不肯,桂民海应该千刀万剐。姓史的多此一举,让我觉得事件真假难辨,但那篇文章,分明做假。

大有千头万绪,理不出个所以然。在宁波被提审二个月后,即2016年初,他们才出示具文检控我,在香港通过邮寄大量图书,触犯了中国法律,罪名是 《违法经营书籍销售》。先不说我是打工,只属从犯,书籍在香港进行交易,本来就合法,所谓违法经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条罪行缺乏法理依据。何况邮寄的是我,把我捉将审查好了。如果说吕波和李波由于是股东,算是主犯,那张志平呢,他不过是打工,没有理由把他也关押起来的。这不等于有个香港老板,说过反对中国政府的言论,不但把那个老板,甚至连打工,等他们进入中国大陆,一并扣押起来,告以煽动宣传叛乱罪同样荒谬吗?又或日,书店曾经通过网络邮购,在大陆网银进行过交易,等同在内地经营。且不争拗大陆法例有没有这条文判定,即便有,大陆也可以派法人到香港,通过司法程序,进行控告,怎么可以不声不响,像黑社会那样,待书店的打工和股东,先后进入中国境内,突然统统扣上手铐、蒙著眼押解到宁波的呢?

在韶关三个月,我始终搞不清楚大陆关押我们,怎么又会牵涉到破坏一国两制?当时我还不知道李波是在十二月底被胁迫上大陆,不像我们三人过关押走。我 试图从那些莞媒的报导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可始终窥探不出究竟。就在三月底,我被押解到韶关前三天,突然转送到深圳的麒麟山庄,跟他们见面。在丰盛的晚宴上,我们谈及宁波监视居 住的情况。那时我才知道,张志平和吕波关押三个月后,已获保释,二人分别到过东莞和东北。再过几天,他们还可以回香港,办完私事再返大陆。李波当时言笑晏晏,说是自愿回来执手尾,对于发生这样的事,很抱歉。为了表示诚意,他拿给每人十万元作为补偿。到第三天一早,我被关押五个月后,又从深圳押到韶关,开始了保释候审生活。

周警官爱散步行山,我也一样。有一次在他家楼下起步,沿北江去百旺大桥,快到那里的近水楼台,我问他,为甚么寄书这件小事,会搞成国际事件的?周警官像听不见,指著堤外说,你看,昨天江西下大雨,今天北江发大水了。我看著翻滚的浊浪,明白他不想谈。

周警官对我够好的了,没将我当罪犯,像朋友一样看待。他同情我的处境,但他不想牵涉进去。过几年他退休了。他有老婆和待嫁的女儿。他想安享晚年。他生在这种体制下,就要按这种体制生活。勿再说了,好不好?我们保持步速,周警官不发一言。但我听见他的心底话。

四月一天深夜,有人拍门,觉得奇怪,我在韶关没有朋友,除了周警官。要不是劳警官?他偶然来看我,但他跟周警官一样,都住武江。有甚么急事?停下音乐去开门,两个小姐站门外。前面的稍矮,样貌不怎样,另一个有点姿色,跟我差不多高。两人默不作声。目光朝陌生的脸孔上游移,我忽然明白过来。搞错了,我说,要关门。然而门边被人用脚顶住。甚么?前面那个问。原来不晓广东话。搞错了,我再说一遍。她们看著我,没打算离开。我约略看门边,向她示意,最后她明白了,我随即关门。

回到香港后,当我在立法会休息室小憩,陪我的何俊仁收到 whatsapp,打开看,然后说,还没见记者,抹黑先来了。我看看,门外像旧居,里面的女人声,听得出是前妻。我记起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恐怖,假使我当时乱搞,被拍下过程,现在有人拿出来公开,岂不是成了我的人格罪证?这种艳遇看来刻意安排,那些人都防著我,处处留一手。

到了五月,专案组的人又来,这次除了观察、同时通知我,北京批准我回港探亲,但要把书店的电脑取回来。我大惑不解。上面只有读者订书资料。你们不是有软件复印吗?我被囚禁宁波时,专案组的人打开过,要我指认一些人。当时我非常详异,怎么他们都弄到手?是有人偷偷溜进书店盗取,还是找谁帮忙?我后来知道是李波,正是提审我这个史先生说的。接著他跟我解释,用软件复印本做呈堂证物不太可靠,书是你寄的,资料是你打上去的,由你带硬件过来举证,最靠得住。我被囚禁五个多月,又被迫留在韶关两个月,待到六月起程,足足离开香港八个月。我挂念我的亲人,我的老师。老师年老多病,快死了。我非得回去不可。

到了六月,专案组的人又来,这次换了人。原来史先生的副手不见了,来的是更高级别。史先生说是陈处长。他坐在梳化椅上,中间隔著茶几,看了我一眼,没怎样作声。周警官泡完茶。请慢用,陈处长。周警官看看我,离开房间。是这样的,姓史的先开口,坐另一边,带著谨慎。去香港本来两日,我们考虑过,你不宜留得太久,现在改为一日。他停一下,看看处长,那边没指示,于是又说,你看看怎样?当时不是说好两日吗?我问,觉得毫无道理。现在改了,史先生看著我。我看那个处长。你也考虑一下。他说,然后喝茶。

深圳

快到广州站,几个乘客预备下车。我看一下表,大概10点到深圳北,中午可以过关了。隔著走道,他们坐另一边。后面有人站起来,伸手取行李,姓史的稍稍欠身,回头看了看。处长握著椅背,朝车窗外望。我靠回椅子,合上眼,看了一会儿书,有些眼倦。随后高铁缓缓起动。人在黑暗中,跟著轻微摇晃,感觉像上次那样,如果被带上手镑,同样蒙著眼,只是方向相反……。

2015年10月24日我被十几个人从关口押走,带到深圳一个派出所,待到夜晚,两个人进来盘问。你就是林荣基?隔著犯人栏,一个坐下来问。另一个很面善,我忘记在哪里见过。他就是那个姓林的,面善的说,没坐下。你知道你犯了甚么事吗?坐著的问。我摇头,只能坐著,因为被锁在犯人椅。是他了,那个面善的笑著,有点兴奋,像捕获了猎物。然后我认出他。几年前我带书过关,打算帮读者寄,结果被发现了。那次扣留了六个多小时。诘问的是个北方人,五十出头,广东话说得地道,表示是国安局,说自己姓李。这个面 善的后生,当时也自称姓李,是当记录的。问话三小时后,北方人查出我确实是小书商,不过帮人代寄书,没别的企图,于是离开房间,安排放人。两个人待著,然后谈起话来。没想几年后又踫面。

你升官了,我以为他认得我,可以证明我不过是卖书的,有点高兴,觉得很快会离开。原来不然。我的话惹恼了他。他猛然拍枱就骂,你知道你现在是甚么身份吗?你搞寄书这种事,意图推翻中国政府,我们是中央专案组的,我们就是向你这种香港人专政。我大为诧异,有些不大相信。我知道中央专案组是文革工具,用来对付阶级敌人,好多人就是被它整死的。

我觉察事态严重,但同时有点糊涂,想他再说一遍,以确定一下。可是他似乎意识到漏了口风,余怒未消,只是瞪著我。旁边那个打开笔记本,年纪也不大,三十出头,示意同僚坐下,开始审问。

人力請願要求中聯辨交代五港人被失蹤事件。攝:羅國輝/端傳媒

人力請願要求中聯辨交代五港人被失蹤事件。攝:羅國輝/端傳媒


有团体到中联辨请愿要求交代五港人被失踪事件。摄:罗国辉/端传媒

宁波

2015年10月25日夜晚,被扣手铐蒙眼戴上鸭舌帽,坐十多小时动车后,我被带离车站,转移到一架七人车,大概也坐后座。这之前在深圳关口,以至监视居住期间,多次被带到另一个地点拍视频,就是坐这种车子,夹在二人之间。经过约45分钟车程,路有些颠簸,我被扶上一幢建筑物二楼,进入房间。有人解开手铐眼罩除帽。我还没看清楚环境,押解的人先要我去角落,那里有块六呎高半透明屏风,用作蹲厕间隔,然后脱光衣服,大字蹲下接受检查。跟著换上橙色囚衣、水泥色绵布运动裤。我犯了甚么事?蒙眼上动车之前,我的眼镜被取走,猛然的灯光让我只能瞇著眼,我再一次问,依然没回答。

早上七点半被叫醒,梳洗完待到八点,然后吃早餐。那是碎成芝麻状的粟米粥、一个馒头和煎蛋酸菜等。当我预备吃时,站在屏风下的看守走近,生怕我有别的动作。我一边吃,一边仔细观察四周。前晚我在深圳被锁在铁椅上,审问完无法睡;在动车上虽然被蒙眼,但我一直强起精神,留意停站。我全程焦虑不安,迫切想知道押到哪里去。昨晚我太累了,当他们指著一张床,示意我可以躺下,我倒头便睡去。一挨我吃完,看守立即把塑胶餐盒和胶匙取走,交给门口另一个看守;那个坐门口的,抱著双臂始终盯著我。 我知道稍后有人问话,趁这段空档,我尝试理清思路,搞清楚状况。不过一天时间,我就被人押到千里之外。我拿起给我穿的塑胶拖鞋,看看鞋底,上面印著生产地:宁波。我确信是被关到这个地方,因为昨晚下动车的时候,我偷偷地抬头从眼罩边看,瞥见亮著的宁波站牌,而前一个是雁荡山。这里是宁波吗?我拿著拖鞋让看守看,两个人还年轻,看起来稚气未消,还没有被训练成愤青。然而就像我多次追问,究竟犯了甚么事,同样无回答。我回头看,后面那个也光盯著我。 这时,有两个人进来。

我站起来,隔著两张并起来的格子距离,他们先是站著,等后面的看守离开,让前面那个取来椅子,才先后坐下。那个高个子审视我一会儿,回头确定看守走了,才坐下,打开带来的手提电脑,另一个打开笔记本。也是先问姓名、香港住址、工作、职位、书店为甚么顶让给巨流等等,跟深圳审问的差不多。然后就问寄书的事,从甚么时开始寄,寄的是甚么书,寄了多少,通过何种方法寄,等等。我如实作答,他就用电脑记绿下来,一直脸无表情。那时我又试著问,我犯了甚么罪行?高个子打字,没表示。我看另一个,他靠著椅背,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仿佛我大难临头,居然还不知道。然后那个高个子交我一张纸,要求签字。上面列了两个条款:一是答允自愿放弃通知家人,另外就是自愿放弃聘请律师。

这样持续问话,从十一月每星期四五次,到年底变成二三次,他们问起书店的同事来。吕波、李波和张志平,你们是怎样认识的?我一五一十回答,高个子又问我有没有吕波的手机号。三人中我跟吕波比较熟稳,我们不但先后在田园书屋工作过,我还跟吕波的妈妈在田园共事过。我离开田园不久,他的妈妈有一天在睡眠中遽然去逝,作为同事,我当然要去送行。可以说我跟吕波交谊比较深。我记得被没收的银包中,有一张名片上记下他的手机号。他这样一问,我倒以为吕波没事,仍然在香港,我反而有些担心起他仍在东北的太太来。我当时确实很天真,只要我诈作不知,名片上的手机号并没写上他的名字,吕波会没事的。

真的不知道?我摇头。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故弄玄虚,吕波其实比我更早关押起来。他们不过试探我是否老实。高个子最后对我笑了笑,我一直不解其意。

看守我的年轻人,每天二人一组,分六组每次两小时,全日轮流监视。由于天天见面,有两三个还不怎样,愿意跟我谈些话。其中一个后生是当地人,生得相貌堂堂。有一次趁我梳洗,他拿著绑住绳子的牙刷,蹲下来悄声说,隔壁有个人很高大,好像是你的同事。这之前我请他帮我留意过,他当时轻轻点头,没敢多说,因为不足三百呎房间,布置了三个监视器。我停下漱口,才开始明白,那个提审员离开时,对我笑了笑,原来吕波也关押了,他知道我说谎。后来也是这个后生,帮我一个大忙。你的女朋友是不是湖南人,很喜欢吃干妈酱(辣椒酱)?她有没有哭?我立刻问,她非常胆小,这次累她受苦了。他约略点头。再帮我一个忙我小声求他,叫她不要哭,我就在她附近。然而他这次向我使眼色,有人在视频看著呢,他帮不了这个忙。

短短三个多月,孤立无援,我不晓得是在这种了无终止的审问下,还是在没有罪名的、遥遥无期的关押中,开始想到了自杀。每当我仔细察看,四面墙壁都用软垫包住,试图撞断颈骨显然不行。上吊呢,楼底有近二十呎高,根本没法把裤子扭成绳子挂上去。而那幅伸手不及的偌大的玻璃窗,本来有道铁栏栅,却被铁丝网封掉,徒手掰不开。至于那个装得高高的花洒头,呈弧形状,挂不上任何东西。整个房间布置,让人越看越恐惧。因为很明显,过去有人被单独囚禁,长期隔绝,最后精神崩溃,曾经了断过。这种种措拖,正是防止人自杀。我那时大概就处于这种状态,萌生了死念。对于死本身,我自觉不太害怕,反正人不免一死,我怕的是对死亡的恐惧。我忽然好像体会到,一个人寻死的内心感觉。

无法自杀,只好继续承受失去自由的痛苦。然后又是不断提审,直到2015年底,有一天,高个子打开电脑,让我看上面的邮寄记录。我暗吃一惊,但还是装作镇定,按他提出的问题,逐一解答。

这个人住新疆,为甚么寄过几包书又找广东人转寄?那是先前邮寄被当地海关没收了。我教他如果广东有朋友,先寄那里再转寄,大多收到。 为甚么要先寄广东呢?

因为广东易寄,可能是进出口迭繁,只是几包小书,海关忙不过来,不太为意。 全国各省各市,怎样寄书容易收到你都清楚?

我点头。

你为甚么这样清楚?

寄多了,自然有经验。

上边这些摘要,就是要注意的事项?我更靠近看,没有眼镜,屏幕上的字比纸字更难看。那是某些省份平邮和快递的邮寄方法。其中一项注明,如寄杭州,平邮挂号多数没收,因为平邮书籍会转到上海,几乎所书籍到上海关口多数充公。如通过邮局快递,会转到温州海关抽查。而温州就像广东一样,进出口繁忙,快递更易收到。我再次点头。看著屏幕,同时暗付,读者的订书资料,他们是怎样得到的?莫非是拿了我的锁匙,派人到书店盗取──他们不是胆大妄为到跨境执法吧?

大约接触多了,高个子晓得我寄书似乎没别的企图,而他也喜欢看书,有时当著副手,仍不嫌避忌。港台有哪本书最值看?他问。《黄祸》吧,我不加思索,也是禁书。书说甚么?他有点兴趣。我约略介绍,那是一本中国政治预言小说,写得很有味道,也是目前中文世界预言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本。即是非看不可?他笑著问,旁边副手陪笑。然后他就关了电脑,预备离开。可不可以帮我换些书,我问。他看看旁边几本书,那是之前借我的。他知道我闷得发慌,尤其一个人处于了无期限的审问、了无期限的囚禁中,没有别的寄托,是会胡思乱想,甚至会发疯的。

过几天吧,他看看我,拿起电脑,转身离开。

平心而论,提审我的高个子──他后来自称姓史──对我不算严厉,不像在深圳拍枱骂的愤青。那时我仍搞不清楚,到底姓史的是不是宁波刑警,抑或是中央专案组。对于自己的身份,他始终讳莫如深。过了几天,姓史的又走来。我以为有书看,有些高兴。然而他只带著手提电脑,脸色有点阴沉,同他的副手一样。像惯常等看守离开后,他打开电脑,副手拿出一份文件要我看。那是控告我《违法经营书籍销售》的认罪书。抬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下项列了些年月日。我抬起头,副手要我签名,就像被囚禁宁波当日,被要求签放弃条款。我想,既然上次签了,这次不能不签。尽管我知道这也是违法办案。

很好,姓史的见我签了,脸色稍稍宽容。接著他就把电脑打开,让我指认一些人。我俯身看屏幕,是读者邮寄资料。有些是通过电邮下单,未见过,有些是到店购书代寄。这个是甚么人,你知道吗?我看著游标上的名字,跟他说,都是些普通读者,我不晓得他们的背景。然后又掠几个,看我是否熟识。我一直摇头,他知道我配合,我唯一说过的谎话,是吕波的手机号,这个他分明理解。

没过几天,要我写悔过书,我本来没犯罪,不知道怎样写。唯有这样开头:因为我犯了罪,现向中国政府诚心悔过……。好不易东拉西址,填满一张 A4 纸。隔天副手来取,大约交给姓史的过目。我以为敷衍过去,走到窗下,又去望天。从这一边,可以看见对面大楼。有时我借故解手,走上蹲厕台阶,跪脚察看外面。我数过大楼有二十面大窗,五层高,很可能跟这幢一样。右边还有几幢。如果没有雾,可以望见几个山头。后来我被安排拍视频,移到走道另一间房,看到背面的大楼旁边也是小山。估算我关押的地方,三面环山,早晚有雾,该是个地盆。加上那段时期,我被滕眼坐车出去拍视频,都是从右后边来回,等于只有一个出入口,因而更加肯定。后来香港新闻报导,说关押我们的是宁波慈溪看守所,从照片上看,似乎搞错了,至少那地方不像地盆。再加上我曾偷看过大门口,只有一个电动大闸,完全没有标示的。

一天姓史的进来,把悔过书放柏上,叠住几张A4纸。他要求我重写。我觉得很困惑,不知怎样写才能使他满意。隔著两张柏,他又打量起我来;每次提审,我有时答复得可疑,就会用这种神情看我。他身材高大,如果稍为健硕,可能比吕波更魁梧。每次面对他,我不得不抬著头。他的样貌极容易辨认,尤其是鼻子,跟香港的陶杰有点似。观骨不算大,因而显得脸颊有点瘦。一头短发下,眼睛很善观察人。我无法捉摸他的要求,到底他想我怎样忏悔呢?强迫一个无罪的人写悔过书,等于叫一个清白的人虚构案情同样可笑。我跟他对看。后来也许理解我,也许想把事情早早办妥,他收回视线,想了想,最终坐下来,拿过纸,写下五六个要点,算是教我写,表示明天要交。

一到二月间,我签了认罪书和悔过书。当时以为案件差不多,所有程序都办完,只等上法院判刑。姓史的交我一件案例,好让我参考。2011年有个东北人,亦是犯了《违法经营书籍销售》罪,金额三十多万元,最后获刑五年。他跟我说,如果中国政府追究我从2014年顶让后的刑责,由于邮寄书款不大,只有十几万,很可能判刑两年。我当时已经认命,知道上法院是走过场,大陆所谓法院只负责判刑,因为所有疑犯提审完,已定为罪犯,请律师不过是求情。没料到事情原来不简单。

往后他拿了些书问我,第一次约八九本,全是巨流出版物。你为甚么向人推荐这本书?在过道另一间房,当天预备拍视频。那是《习近平内部讲话》。我跟他解释,因为这本比较可靠。

为甚么?那这些都不可靠吗?他拿起其他书。我说这本书主要转载习近平提出怎样以意识形态管治,七不讲内容有关普世价值、三权分立等,史先生你没看过吗?我随便问,觉得有些奇怪,这书在大陆不易看到,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往往比一般人好奇,何况是禁书。姓史的看著我,没说话。他大抵认为这类政治八卦书,全都做假,即大陆所说不“靠谱”,不值一瞻态。我见他没表示,于是接著话,七不讲的内容其实两年前网上疯传过,北京有个前女记者叫高瑜,当时转发给《明镜杂志》刊登,后来作为罪证,被控告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北京法院判刑六年。这就证明是里面说的是真的?他这时问,还是不相信。当然不能简单证明是真的,但中国官方却从未否认一这时我看见后面的摄影师向我打手势,要坐好,他预备拍了。

那时候已拍过些视频,前几次所谓的认罪,都是根据他们给我的剧本照本宣科。姓史的兼作导演。最奇特的有一次,当我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车程大概半小时,在停车场下车,因为要上落楼梯,他们可能嫌麻烦,过早地帮我解开眼罩,让我可以自己行。就在落到底层时,经过通道,一个女警迎面走过,肩上的警徽是宁波公安局。当我像上次那样,走进同一间房,坐上犯人椅,预备拍摄的时候,那女警换了便服,也进来坐在墙边。方小姐吗?姓史的坐在状似法庭的审问座,女警点头,他打开案头文件,约略核对一下,就又说,方女士坐著就好,对方点头。他的副手打开背后的摄影机,然后二人并排而坐。随后一问一答,就按照事先排练好,依次进行。录影完后,我有些好奇,问姓史的,刚才那位女士坐著做甚么?他一边忙著收拾摄影器材,一边说,那是证人。我不禁托异,刚才那个分明是女警,跟我的案件毫不相涉,而所谓的证人,就这样随便找?他们一直违法办案不说,居然儿戏到这个地步,真叫人难以置信。

后来发生的事,却不禁让我担心。为了申请保释,后来拍了一个视频,连同那篇悔过书一并交给北京,我当时正等消息,不想姓史的一天说,上面不满意。那怎么办?我忧心忡忡,如果不批准,我可能过年要入狱。没几天听到另一个消息,北京会派人来,说是观察我。我当下觉得不妙。一下午,两个人进来,我正在蹲厕旁边洗衣,只好急急出来,返回坐位。等他们坐下,我正预备坐,其中一个突然拍枱,表示不许坐。我吃了一惊,只好立著。另一个开口说,你知道我们是甚么人吗?我摇摇头,惊惶未定。接著另一个又拍枱,我们是北京专案组的,你出这种书,诬毁我们国家领导人,你这种人十恶不赦,我们可以把你专政十年二十年,甚至专政到死,香港是无人知道的,甚至像虫子一样把你掐死。这种突然其来的漫骂,我被闹惧了,不知如何事好。我只好眼光光地任由他们轮番咒骂。这样漫骂了不知多久,我一直立著,后来两个看守走进来,我才发现他们离开了;很明显,保释无望。

再拍过吧,悔过书亦要重写,姓史的后来说。重新拍了,悔过书又重写,再交上去。那时候快过年,姓史的知道我担忧到夜不成眠,大概想帮我,释出了善意。我搞不清是因为意气相投,还是别的原因,我明白他提审我,是按上级命令,而他有点同情我,想我得到保释。甚至后来跟我表示,可以为我写求情信,做担保人,只要我日后必须配合。那时我只好相信,因为我确实别无选择。很奇怪,几天后姓史的走来说,上面批准了。现在我们是捆绑一起了,倘若保释后,你弃保潜逃,我会被你害死的。我放下心来,松了一口气。对于史先生的帮助,我当然衷心感激,并且答应他,以后必定跟他配合。但现在回想起来,事情有点跷蹊,以我对史先生的观察,我仍然相信他,只是作为一枚棋子,做成他跟我捆绑起来的事情,看来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我这样说并非毫无根据,为甚么北京突然派人对我漫骂一通?眼看保释无期,有人知道史先生会仗义出手,那个人很可能是他的上司。他了解史先生,而史先生作为既是刑警也是个读书人,读书人有头巾气也就同时有同情心,甚至比一般人更富同情心,如果史先生跟我捆绑一起,对我弃保潜逃的风险就少一分,因为我不能对帮助我的人不顾而去。比较其余三人就更加明显。他们都有亲人在大陆,而我只有一个女朋友。我当时这样看姓史的。除此以外,根据我后来看到的事实,整件事情还更有可怕的严密部署。

农历年初,下了一场早雪。看著窗外时而绵密、飘飞的雪,让人心情稍为开朗。史先生过年前,交我一份批准保释通知书,不久可以出去了,但附带条件是,不许离开中国。我当然高兴,可以外面四处走,比终日囚禁好得多。下午医生量血压,我问宁波是不是每年都下雪,他摇头,帮我扎手臂。我说从未见过,可惜又不能触摸。我又说原来这么好看,确实比下雨好看多。有甚么好看的,医生微笑看著压力计,一边按橡皮球。我说两只会直线下,而雪花会飞舞,如果凝视片刻,还会有种奇幻感。他大约觉得我少见多怪、童心未泯,朝外面看了看。这时雪下得更大,一片白濠濠。接著他解下扎带,手臂的压力消失了。女人你摸过吧,还未摸过雪?他笑著说,把器材收好,然后离去。

傍晚史先生过来,副手捧住些书。看封面颜色,我晓得是巨流出版物。桂先生对灰黑色似乎情有独钟,多数将封面设计成这种色,因而很易辨认。两人坐下来,副手把书交给我。这些编者,你认识吗?史先生问。我看看名字,不认识。另外这些呢?我接过来看,摇头,不晓得,更不晓得他想知道些甚么。我以为事情告一段落了,既然可以保释,还有甚么好调查的呢?他盯著我,有些疑心。我只好再说,事实上过去提审时,我已经表示过,我只是卖书的,出版是桂先生经手,撰稿人我不熟识。这些人当中,哪一个比较出名?这时副手问。我想了想,觉得把书排列起来,更容易解释。我说这些编者都不同,因为全是杜撰的,巨流这些出版物,多数是拼凑,不好当真。我抽出《中央军之变》和《中共高官色情报告》,这个李明编了前一本,不知销情如何,为了保证销量,后一本改为张三,很可能出自同一人。那内容呢,你看过吧?史先生又问。我根本不会看,我说,你明知不可靠,肯花时间看吗?

我当时还不清楚,他们到底想查探甚么,后来看新闻分析,有说因为桂先生预备出习近平情史,有人想阻止;有说某书泄露了军方机密,想问出消息来源,于是把我们扣查。这些我不想推测,我眼见的是,大陆政府通过暴力手段,把香港一间小书店摧毁了。

真是度日如年,等过一星期又一星期,仍然没有放人消息。一天下大雪,吃过早餐,医生走进来,带来一块雪,我喜出望外,顿觉人情温暖。第一次触摸,原来又冷又硬又粗糙,跟女人肌肤差太远。是车道旁捡来的,医生说。守门过来看,本来不准带硬物,由于医生有特权,不好干涉,只得退回去。医生叫我坐下来,帮我按脉,大概正常,没说甚么,接著就离去。我把雪放到淋浴地,返回座位,稍稍掀开胶垫,取出几条线,又数起日子来。那是我被囚禁宁波第三日,从囚衣拆下的线。上面的橙色小结,共124个,即是四个多月。

下午史先生过来,说是要拍半身照,同来的不是副手,却是个深圳旧相识。当我站起来,他拿著相机,另一只手推我去墙壁,叫我站好,举起相机就拍。每拍一次,闪灯就亮起来,而对著闪光,我就贬眼。他立即检视映像,大约不行,因为每闪一下,我就眨眼,照片里的我,全是闭著眼睛。史先生见他不行,接过相机,稍为调校,把闪光灯关掉,接连拍几张,再查看,点点头,表示拍好了。我返回座位,史先生走到门口,回头跟我说,过几天可以出去了,但要先留在韶关。我看著史先生消失后,才知道原来他亦是中央专案组。

HONG KONG - FEBRUARY 01:  Journalists wait outside the Causeway Bay Bookstore on February 1, 2016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bookshop co-owned by missing bookseller Lee Po reopened on Monday after being closed for more than a month. Chinese police officials acknowledged Lee's presence in China on Friday, stating that he was in the mainland of his own free will, but offered no new information about his situation.  (Photo by Lam Yik Fei/Getty Images)

HONG KONG – FEBRUARY 01: Journalists wait outside the Causeway Bay Bookstore on February 1, 2016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bookshop co-owned by missing bookseller Lee Po reopened on Monday after being closed for more than a month. Chinese police officials acknowledged Lee’s presence in China on Friday, stating that he was in the mainland of his own free will, but offered no new information about his situation. (Photo by Lam Yik Fei/Getty Images)


香港铜锣湾书店外张贴了失踪书店员工的海报。摄:Lam Yik Fei/GETTY

香港

到了深圳北,打的落罗湖,刚好11点,当时可以过关,但陈处长说先吃饭,我不太为意。他们对深圳不熟悉,于是在侨社大院下车,掠了间小巷食肆。我吃得不多,走出门外抽烟,那时候透过玻璃门,警见陈处长迭迭看表,我意识到他们已约好,有人在关口,过关后会派人监视我。那时我仍一心一意,不当一回事,依照他们按排办事;下午跟姐姐吃饭,傍晚找李波取电脑,明早返深圳。起程之前,姓史的跟我说,大约九到十二月,桂民海会判刑,我们可以放回香港,只要保持沉默,事情就告一段落。过了罗湖桥,当我被入境处职员截住,带进小房间,受警方查问。同他们三人一样,我按先前的晚咐:我来销案。我现在很安全。我不需要帮助。

在便利店买了份《苹果日报》,等待片刻,没见姓史的和陈处长。拖著预备装电脑的行李箧,走去另一间,依然没见。过关前我们约好,如在第一间没见,就在第二间,但到底是见面接触还是装作不认识?姓史的语焉不详。我后来才明白他们担心,怕被人拍照证明过境执法,会惹起悍然大波的。往后我见了传媒,公开了事件,在湾仔警署落口供,翻看当时入境视频,我是11点25分过罗湖桥,他们是11点55分出现,12时15分30秒现身入境出口。我以为他们已入境,就坐地铁去白英奇宾馆落脚。我晓得沿途有人监视,好几次回头,但似乎没见。我后来索性不理,看见又怎样?我无法证明,反正回去再待几个月,人人都可以回香港,像过去那样平静生活。

然而当我在白英奇1207房,打开手机看新闻,已经有报导我入境,并且像他们三人接受警方问话后,不知去向。这引起我的好奇,虽说我早知事情闹大,成了国际新闻,但我仍不清来龙去脉,不了解它的严重性。我急著办的是见我的亲人、我的老师。但宾馆的电话不能用,手机也是。因为我问过管房,房间的电话有记录,会出现账单上,当我回去凭单报销、或是证明我住的地方,确实是按他们要求,否则是会严惩的,而且我怀疑那部小米有追踪。我不能冒这个险。我去油麻地地铁想打电话,但不见。问职员,原来电讯公司取消了,现在人人有手机,哪个用?我到街外到处找,写打老道有两个街亭,但电话都坏了。附近有家小书店,是同行,认识快三十年,我知道他会借我。跟姐姐约了时间吃饭,再给老师电话,接电话是他的女儿。问情况,没事,身体还好。我稍为放下心来。我本打算饭后立即探望,但时间不够,去屯门来回至少三个小时。

饭后去北角取电脑,站在地铁车厢内,几个学生谈话,展露笑容;有些人低头看手机;一个孕妇上车,有人让座;一个快递员放下袋子,蹲在一旁将包里分类。人人都无拘无束,不像我被人跟踪、被人操控。我到底怎样啦?人在香港,依然失去自由。他们欺人太甚了,我被单独囚禁五个月,又被限制在韶关,我多留一天探望老师都不允许,我要求打电话给女朋友都不可以。我完全不知道她的状况,我还预备跟她一起生活呢。我用姐姐的电话打给她,原来号码被注销了。他们一直欺瞒我。他们要我跟别人隔绝开来。他们的确欺人太甚了。他们凭甚么跟踪我、凭甚么让我失去自由?更不要说他们的办案方式十足黑帮。我开始感到气愤。我不是香港人了。而日后更可怕的是,姓史的在韶关跟我说,将来回港后,仍在书店工作,他还会跟我联络,向他报告这里的情况,通过文字或照相,他们要了解香港,特别是来买政论书的人,以后要做他的耳目。天啊,我今后不止失去自由,我甚至会变成出卖别人的人;我今天屈服,我将来只会做帮凶,令更多人屈服;我今天出卖灵魂,我日后也会迫别人出卖良知;我今天变成他们一伙人,日后只会令更多人入伙。

怎么办?

挽著大而笨重的电脑迫地铁,不能转身。但我高兴,身边都是香港人。自由自在的香港人。尽管我丧失不少自由,我将来依然被操控,甚至被监视。但我还是很高兴,毕竟我身处香港,我喜欢被自由自在的香港人挤推,因为他们都有尊严。人有自由就会有尊严。我知道我的自由和尊严,正被那些人一片片剥落,但我感觉到,这些有自由有尊严的香港人,会伸出援手,当他们知道我的自由和尊严,正被人逐片剥落。他们是会制止的。然后,他们会帮我寻找我失去的自由和尊严,最后归还我,让我跟他们一样,做个香港人。

我检视用胶袋和报纸包著的电脑,发觉李波拿错了。或者说,是别人拿错给李波。我那台电脑没这么笨重,我大概心事重重,沿途没觉察到。如果我诈作不知,把这台没有读者的订书资料拿回去,他们会追究的。我上次说谎,被姓史的知道了。但倘若我把电脑换回来,给他们带去,我就成了出卖人的人。诈作不知不成,换回电脑带回去又不行,我不知如何是好。事缓则圆。我想如果拖延一下,只要深夜才通知他们,今天来不及换,就可以多留一天,让我有时间决定。

于是我发短讯,说现在去吃晚饭。(这之前我发过短讯,说已经拿了电脑)。姓史的回讯,说可以,后来又发了一句话,表示第一次来香港,没觉怎样兴奋。我回讯跟他打趣:老兄又不是来出巡,是来出差的。我当时已起疑心,姓史的并非将我当朋友,他帮我求情的目的,不过做成捆绑的错觉;如果我弃保潜逃,就会害死他,好让我加重负担。我到底不能出卖朋友。但如果是真正朋友,是不会要求朋友出卖人的。

我太爱香港了,我吃了碗面就去过庙街,我好多年没去过庙街,我困守书店足足二十年,我喜欢看那些小摊贩,尽管有些会骗游客,我喜欢看那些算命先生装模作样,替迷网的人指点迷津,虽然不太可靠,我甚至去骑楼底看那些企街,我喜欢看路边的小食肆,尤其是食肆摆通街,喜欢看几千个食客的吃相,我喜欢到处香港人,我喜欢香港人的质素,我喜欢看香港人在路边帮助人,我喜欢看香港人冲红灯,我爱香港人效率快。

我举起手机,喜欢就拍,我不担心被跟踪,我知道此刻毋须顾忌,我今晚还是个香港人。

凌晨姓史的接到电话,有些慌张。究竟书店有几部电脑?我说三部。有资料的是哪部?我用开那部。你用开的放哪里?放枱头。书店有两张枱,是哪个枱头? 就是收银的枱头。书店两张怡都可以收银,是左边还是右边?右边。即是去洗手间那个?不,是墙边那个。你又说是右边?我是站在收银后说,你是从门口望,左右当然不同。清楚了,等短讯吧。后来接到讯息,多留一天,明天下午换。

我忘记第一次取电脑,是不是李波开门。应该是吧?但记忆中又不像,我跟李波谈话,他太太后来才出现。我搜索记忆,想起第起二次去取电脑,李太一直在场。是了,第一次是李波开门,李太后来才出现,当李波说到被人带上去,李太从玻璃房走出来,插话说,她发觉他失踪了,那一夜她很恐慌。然后第二次谈话,她一直在场。有些奇怪的是,第一次谈话时间比较长,足足个半钟,好像谈得不多,往往说到书店的时候,我们就沉默。第二次时间更短,只有一个钟,但谈话内容却更多。我们约略谈过吕波和张志平。吕波目前在香港,帮他埋尾;张志平来过一次,返回东莞,没有再回来。我们三人当中,张志平年纪最轻,我知道他当时吓坏了,曾经哭泣。我在宁波听到时,非常难过。于是又沉默。李波说书店被人收购了,昭作晚看手机,我都知道。然后李波说那些书,已经送过深圳,全部销毁了。这个我没留意到,报导好像没有提。李波又谈到跟人上去的事,李太又插话,那一晚他跟了几个人,她后来发觉他失踪了,当她打开抽屉,看见他的回乡证(当晚我再看手机报导,她略过不提锁匙不见,最后找人打开,心更慌。我看著李太的表情,犹有余悸。李波后来又表示,事情很快过去的,只要按他们的意思做,大家会没事的。

我当时心不在焉,没记住李波原话,究竟是被带上去、跟人上去、抑或被胁迫上去。似乎不太重要,因为意思差不多,都是在不情愿下上深圳的(他的不愿意,只要翻看他11月的端传媒访谈,那是很清楚的,他明白表示不会返大陆)。我有时看那个手拉篮,我一进门就立刻换掉,把我的电脑放进去,我怕忘记。那部电脑现在成为负担。我不晓得该如何做。我记挂住这事,忘记问李波,里面的读者资料软件是谁交给他们的?我当时还没注意到,他是12月30日被失踪,我后来根据传媒报导,11月12日书店已易手,顶让与姓陈的。当时我还在宁波单独囚禁,约莫是11月底,姓史的打开读者资料给我看。这样对照来看,当时书店己转手,把软件交上去的,该是那个姓陈的。后来我见传媒,有记者问那份软件是谁交的,我说应该是李波,我根据的是姓史的说话,后来有人指责李波出卖读者。我现在查证起来,实在太轻率了,我没有查证就按照姓史的说法,表示是李波。我被姓史的误导,让李波蒙受不白之冤。我想那怕我是在被误导的情况下,也要向李波道歉。尽管我当时来不及、也确实没有时间查证。

我心烦意乱,面对李波和李太,只想到把资料交上去的,是第一个出卖读者的人;而明天, 我就是第二个。

我尽量表现轻松,姐姐叫我多吃些。晚上太子酒楼座无虚席,门外有人等位。人声喷啤。邻桌特别高兴,有人起身敬酒,受敬的不好怠慢,立即回礼。听得出是同学聚旧,说些中学时的趣闻。背后有小孩玩手机游戏,不知是赛车还是过山车,听著似引擎又像铁轨磨擦声。姐姐问我这次回韶关是不是还住酒店,我点头,说过来时,没有退房,有些衣服书籍仍留那里。然后姐夫打开手机让我看,有时是些圣经章节,或者格言。我不知道姐姐一家何时入了教,这几年时常跟我讲耶稣。要信教呼,人信教就会向善。姐姐语重心长。我当然认同。但人不信教也会向善,我笑了笑。姐姐摇头,帮我挟。我看姐夫的手机,屏幕一张小相,一只精致蓝茶杯,杯沿搁朵白菊花。上面说:态度对了,幸福就来了。

送姐姐上巴士,随后转入砵兰街,经过朗豪坊。那天是闲日,如果是假日,晚上八点多,该是人头拥拥。向油麻地方向行,有时转进上海街,又走砵兰街,我想尽量多看,不舍得离开香港。

随著人流向右走・上扶手电梯到地面・如果恰好车到,45分钟可以过罗湖桥・我忽然想抽口烟。把行李倭推向前,摸索银包。四处是人流。出了闸口,不知往哪方向走。我记得左边是又一城,穿过通道后,才发觉走错路,尽头两边只有楼梯。往右面看,几个人坐梯级口,大概正小休,不想返转头,于是搬起行李往上走。抽了第一口,觉得时间不太够,接著第二口。我看看表,12点45分。最好把手机关掉。右边是又一城大门口,人来人往。左边稍远,有几个地铁闸口,旁边有些小卖店。有人过来抽烟。垃圾桶上的烟灰兜,积满烟蒂头。我再看表。那人抽几口,抛下半截控,转身就走。罗湖桥那边,有人正等。如果我迟到,史先生不会斥责我,这我知道。陈处长大概也不说话,但会记住。

陈处长说你不太合作,李太说。怎样不合作?没有回答。田作天跟李波谈话,才知道陈处长是他的提审人。我搞不清楚他们何时见过面,听李太的语气,当时也在场。我在韶关时,见过处长两三次,然后他同姓史的押解我到深圳,分开过关。李波三月份已回香港,不太可能最近见过他,但李太不会突然无缘无故旧事重提,而且只有一句话。莫非他们刚刚见过面?我想起手拉篮的电脑,我拖延时间这件事,可能让他觉察了,他很可能唯天亲自去书店取,并且大模斯样,因为书店已易手,再不是李波的。他们很可能早上才交收,谈过话。李太不好直说,于是暗中提醒我。站在和煦的阳光下,我打了个冷颤。这次回去死得了。

然后我又想起通宵看手机新闻。那六千个示威游行、为我们叫呐喊的不认识的香港人,让我非常感动。还有那些立法会议员,多数没交往。他们走出来,纯粹是伸张正义,不值大陆所为。那些人太嚣张了,目无法纪,超越了香港人底线。那些勇敢走出来的人,实际上彰显了人类的良知:人权不容侵犯,我们要维护香港人的自由和尊严,我们不会向强权屈服,我们绝不向强权低头。他们是榜样。他们是香港人的榜样。我觉得应该要站出来,公开整件事,不但让香港人知道,也让全世界知道,大陆政府违反承诺,正在破坏一国两制。

然而不行。我的女朋友在大陆,像吕波和张志平一样,被保释候审,尚若我见传媒,公开事件,他们很可能加重刑罚。还有李波呢。他们恼羞成怒,很可能也将李波检控,甚至加上莫须有罪名。姚文田就是这样。我熟识他,一个和气的文化人,仅仅出了几本他们不高兴的书,就栽赃嫁祸,判了重刑。不能这样。我不能不顾他们。我这样做好像是太自私了。我不能不顾及他们。李波说得有些道理,事情很快过去的,只要按他们的意思做,大家会没事的。我只需保持沉默,回去韶关待几个月,就像姓史说的,等到九至十二月,桂民海判刑后,我们放回香港,事情就结束了。

但不能这样,这不仅仅是书店的事,也不仅仅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我拖著行李箧,走到闸口,开始跟自己说。我要抽一口烟。抽半口就够了。我不再看表。我知道足足迟了半个钟。有人可能白等。我下不了决定。我返回刚才的地点。一个拖行李的人在抽烟。我不能这样做。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对错。我下不了决定。然后我记起一首诗,那首舒巷城的诗。我年轻时读过,那首屈膝的书枱。我还记得在《海洋文艺》读到的。我翻书不比别人少,我这样做岂不白翻了?

我抛下半截烟,改变行程。

銅鑼灣書店

銅鑼灣書店


2016年1月2日,李波失踪后,铜锣湾书店停止营业。摄:Anthony Kwan/端传媒

补充

后来有些传媒问我,想了解细节,他们几乎甚么都问到了,但疏忽了一件事。为甚么那些人顶让了书店,又让它空置?铜锣湾书店月租4万,我知道签了两年约,两年共96万,加上找人代办费,应该超过100万。人人都知道那些人很有钱,但总不会白花吧?我引用前文:“姓史的在韶关跟我说,将来回港后,仍在书店工作,他还会跟我联络,向他报告这里的情况,通过文字或照相,他们要了解香港,特别是来买政论书的人,以后要做他的耳目。”明白吗?那些人买下书店的目的,显然易见,就是作为一个监视点,将来监视香港人。够可怕吧?这种严密部署。我想未算可怕,尚使大多数香港人,面对大陆强权侵犯,我们仍然不声不响,默默承受,甚至事不关己,冷眼旁观,恐怕更严重的事还会发生;他们既然可以用暴力摧毁一家书店,也就可以用暴力摧毁我们每一个家庭。

多余的话

写完最后一段,快深夜了。走到窗前,避风塘倒映的路灯,浮游不定。右边的民居,万家灯火。不远的天桥上,两列地铁透著灯光交错驶过。下面疏落的汽车,沿弯形的高速公路,像田径奔跑的运动员,绕出优美的弧形。

《老人与海》一句话: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

写于安全屋2016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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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自由民
    2016年8月7日10:46 | #1

    与共产党政权的较量就是一场意志比拼,也是抵抗诱惑,巧妙利用人性弱点和反利用的激烈对抗,祝贺你,林荣基先生你完胜共产党。

  2. 匿名
    2016年8月7日13:31 | #2

    對抗共產黨只一樣方式合適———–武力!

  3. 匿名
    2016年8月7日13:58 | #3

  4. 匿名
    2016年8月7日14:17 | #4

    A real hero!

  5. 汤润芝
    2016年8月7日16:55 | #5

    如果说出书的造谣,可以去法庭起诉,而不是这样用下三滥手段。

  6. 匿名
    2016年8月7日16:57 | #6

    支持

  7. 匿名
    2016年8月7日18:17 | #7

    猪头包派手下去香港绑架香港居民,建国以来头一回!这猪头的脑袋估计被猪给啃了!

  8. 匿名
    2016年8月7日19:53 | #8

    写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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