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宏伟:辩护人Defender

法律工作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吗?

在司法独立的国家可能是。但在司法威权的国家,法律工作的作用是让社会变得更坏。每当民众指出威权的错误,威权就可以利用手中的立法资源将错误予以合法化,以此堵住民众之口。然而,在野法曹们会利用自身的法律训练指出威权的立法之恶,从而帮助民众逐渐放弃对威权的幻想。

民众指出威权的错误,威权于是立法将错误合法化,在野法曹指出立法的不正当,于是威权再次通过立法完善对恶的合法性论证……这就是威权国家的运作逻辑,威权在不断地立法中越来越流氓化,最终民众的厌恶聚集到极点。社会变革就此发生。

这就是《辩护人》背后的韩国历史。

《辩护人》的精髓,在于它告诉我们,法律人追求法治,就不能自欺欺人地说法庭是律师唯一的战场。法律人要将自己变成一个燃灯者,照亮本质,引领方向,帮助民众了解现实,放弃等待韩国军政府改良的幻想。《辩护人》的原型卢武炫在民商领域有“卢辩”之美誉,近乎每案必胜,但其转为人权律师后,纵然还是那个术业精深的卢辩,却虑辩屡败。卢武铉的辩护在个案中无法解救个体,在整体上也未影响威权司法的运作。你辩你的,我判我的,是那时韩国司法的常态。如果卢武铉只将自己看作一个“法庭上的纯粹技术派”,那么他只能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威权陪衬,卢武铉之所以是卢武铉,根本原因是他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来淋漓尽致地揭露韩国司法的肮脏与黑暗。

韩国1948年建国,建国之初虽然颁布了一个颇有民主与法治内涵的宪法,但正应了一句古谚——“紧急不受法律约束,理由在于紧急使得在其他场合不合法的行为变得合法”,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一再利用苏联、中国的潜在军事威胁而随意改写宪法,设立国安系统,对异议人士实施戒严、抓捕。在这个时期,虽然有知识分子反对李承晚的独裁统治,但在美国的支持下,这些知识分子大多被作为政治犯而长期深陷囹圄。(这里说句题外话,韩国的每一任独裁统治者都得到了美国的强力支持,美国在韩国民主进程中扮演着极端不光彩的角色)

李承晚之后,朴正熙上台,其权力之威,更甚李承晚,其流传至今的名言是“必须把民主运动镇压下去,不管杀死多少人都在所不惜。”而朴正熙手下的内卫部队更是权倾一时,可以任意抓捕除朴正熙之外的任何人,不需任何理由,没有任何程序限制,没有丝毫时间预期,锋芒之盛,不输德国的党卫队、苏联的契卡。

接过朴正熙权柄的是军方头领全斗焕。其上台之初,就制造了著名的“光州事件”。光州事件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春夏之交,一群大学生在广场上绝食,但等来的是军事镇压。军人开着坦克进入市区,尽管有市民卧路阻挡,但坦克仍然肆无忌惮地压过他们的身体。一个青年站在坦克上,挥舞着国旗,高呼“光州万岁”,市民围在一起高唱国歌,可军队马上射杀了这位青年。在镇压了光州起义后,全斗焕进一步“净化社会”,用军事管制的“三清教育队”对4万多人进行“训化教育”,致使许多人死亡或变成终生残废。数以千计参与民主运动的市民遭到逮捕,并以“光州事件的幕后操纵者”的罪名判处金大中死刑。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大量新闻工作者和大学生因政治原因被开除。8月27日,全斗焕利用刺刀威逼一个由5000人组成的所谓“御选团”,使自己如愿以偿登上了总统宝座。

与“光州事件”几乎同时期的是“釜林事件”,也就是《辩护人》的故事原型。国安系统以传阅非法读物、宣传赤色思想、非法集会的名义逮捕了22名学生,卢武铉因缘际会地成了辩护人。正如电影中所展示的,卢武铉在探望学生时发现学生们浑身伤痕累累,满眼惊恐。卢武铉回家对自己的妻子说,我们的儿子即将进入大学,这种社会绝对不应当存在。从此,卢武铉一发而不可收,成了韩国最著名的人权律师之一。只不过,正如前面所说,他的人权案件多数以失败告终,其本人也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是美国的国际政策变化为韩国带来了转变。经过了韩战、越战的美国,国人反战情绪浓厚,美国政府不得不迎合国民的要求,逐渐放弃对南韩军政府的直接武力支持。同时,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通过贸易、贷款、文化渗透等非暴力手段成功促成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脱离苏联,著名的“和平演变”取代军事钳制,成为美国影响世界的主导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几年前还支持全斗焕武装镇压并将韩国光州学生运动斥为“无序、混乱”的美国政府,180度转身,要求全斗焕进行民主改革,全斗焕无奈,黯然下台,韩国从此民主了。

纵览韩国的民主进化历史,几乎完全受控于美国的意志。美国支持军政府的时候,血流成河依旧洗不清独裁的罪恶,军政府政权就像一块巨大的岩石,把一切敢于挑战的力量压得粉碎。而一旦美国政策改变,恐怖的力量瞬间土崩瓦解。这就是政治,这就是大国游戏。法律人首先要明白这一点,法律从来不单纯是法律,法律内生在政治之中。法律的斗争就是政治的斗争,民主、正义、法治,都不是单纯的辩护就能争取到的。

如果非要在国际政治之外再找一些促进韩国民主的力量,那要说基督教和暗杀运动。韩国民主运动先驱金大中曾经说过:“没有基督教就没有韩国的民主。”基督教在韩国信者众多,卢武铉之所以从一个商业律师变成人权律师,也在于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一直将为权利而斗争视为履行自己对上帝的义务。在历次抗争事件中,组织者也常有基督徒的身影。基督教的组织性和“因信称义”理念让韩国的抗争运动一直绵延不绝,而不像其他没有信仰的东亚国家,打鸡血一样地抗争一下,一遇挫折便萎靡不振。更重要的是,基督教徒同为主内兄弟姐妹,一人事即众人事,而那些没有信仰的东亚国家,别人抗争的时候,更多人还在等着吃人血馒头。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种有效的推动力量,在于它具有普世主义的基督教精神。这种精神要求努力将自身融入到人性之中,并要奋力去改变世界。基督教反对把个人溶入集体,它认为上帝与每个人同在,因此主张人人平等,主张不能把个人撇开,而个人则应当为整体的幸福做出贡献,基督教在现代的目标有了双重重点,即解救个人和集体。正如金大中所言“信仰基督教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意味着自救,而意味着献身救世,救所有的人,决不仅仅是自己。”

再有就是暗杀运动。韩国在历史上长期受到辽东女真文化的影响,其民族性中流淌着武力决绝的基因。在韩国的抗争历史中,暗杀行动一直像个幽灵一样的紧紧贴在独裁者的身边,让独裁者寝食难安。在韩国军政府统治时代,时常出现政府官员被刺杀的情况。最著名的暗杀者是金载圭,朴正熙的情报部长,他在同朴正熙共进晚餐时枪杀了朴正熙。后来,金载圭被全斗焕绞死,金载圭在临刑前写道:“我为恢复民主主义而进行的革命已成功。从此有可能清除维新体制,恢复民主主义。遗憾的是我未能完成革命后的任务——清除推行6年之久的维新体制而积压下来的很多垃圾,确立民主主义制度。我向政府请求给我自杀的权利,这样,政府可避免因我的死遭到国民的谴责,也可拿我一个人的生命来承担全部责任,以救助部下的生命,最后,我衷心希望自由民主主义在我国开花结果……历史将会永远记住为民主自由而流血牺牲的人们,同样,历史决不会忘记实行专制、践踏人权的独裁者。”可以说,金载圭极大地影响了全斗焕。全斗焕在失去美国支持之后,如果一意孤行,继续维持独裁统治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但全斗焕忘不了金载圭这样的人,外失强援,内有杀手,腹背失据,全斗焕为自身计,不得不做出改革。

话说了这么多,重新回到“辩护”这个主题。辩护在韩国的民主进程中有什么直接作用吗?在国际政治、基督教、暗杀运动等因素面前,辩护对韩国民主的促进作用可以说微乎其微。但如果换一个视角,虽然辩护不能直接影响司法的运作,但辩护能够通过一个个的个案来反复揭露威权司法的罪恶本质,唤醒更多的人投身到斗争之中,就像《辩护人》片尾,众多律师纷纷不惧威权,挺身为宋律师辩护一样。真正的法律人要做光、要做盗火者,燃尽自己,唤醒他人。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法律人才能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继续勇敢而坚韧地斗争下去。否则,误以为宋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就能换来法治,简直是白日做梦。德国法学家耶林说:“法律的目的是和平,实现和平的手段是斗争。法律不是纸上的条文,而是含有生命的力量。正义之神,一手执衡器以权正义,一手执宝剑,以实现正义,有宝剑而无衡器,不过暴力。有衡器而无宝剑,只是有名无实的正义。二者相依相辅,运用宝剑的威力与运用衡器的技巧才能够协调,而后法律才完全见诸实行。”《辩护人》,或者说卢武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耶林的观点,斗争不仅仅是辩护,还有更广泛的抗争。

这就是韩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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