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学徒:慈禧时期的言论自由状况

中国人在境内办的第一份民间报纸是在慈禧太后执政期间创办的。那是1873年,一个叫艾小梅的人在汉口创办了《昭文新报》。

虽然北京从明朝起就一直有民办的《京报》,但那是政府机关报“邸报”的翻印板,是原腔原调一个音符都不走板的主旋律的扬声器。而《昭文新报》却不传播主旋律,不登载大清朝的中央文件和干部讲话,而是刊登些轶闻趣事诗词小品之类的文章。在中国新闻史上,艾小梅是第一个吃螃蟹自办媒体的。尽管《昭文新报》因销路不畅办了不到一年就停刊了。但它的历史意义还是非同寻常的。慈禧政府也算开明,没有设置报禁,允许艾小梅吃第一个民间办报的螃蟹。

中国民间大量办报是在戊戌变法时期,那时形成了办报高潮,一共办了大约100多份报纸,其中有70多家是改良派或改革派的报纸。

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些报纸被查封,但没过几年,进入20世纪,中国又掀起了一个民间办报高潮,从1901年到1908年,全国各地创办的各类报刊达302种。1906年,仅上海就有66家报刊,出版刊物达239种。

那时候政府对民间办报纸没有限制,一个人出资几个人凑钱或什么会社办都行,康有为的强学社就先后办了两份机关报。政府更没有主管部门对媒体进行全面的控制和管理。

中国第一家通讯社《中兴通讯社》也是在慈禧时期创办的,也是民办。那是1904年在广州由一个名叫骆侠挺的人办的。

当时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自由办报,西藏文和蒙古文的第一份报纸都是在慈禧时期诞生的。蒙古文的第一份报纸是《婴报》,1905年在昭乌达盟创办。藏汉两种文字的第一份报纸是《西藏白话报》,1907在拉萨创办。新疆的第一家报纸《伊犁白话报》是1910年慈禧死后出版的,用维蒙满汉4种文字出版。

慈禧时期毕竟是皇权专制统治时期,当然不可能实行民主制度下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但政府也没有去控制媒体,没有要求媒体按照皇家的统一要求发声,对报道也没有什么限制,正面消息负面消息都可以报道,也不会要求媒体歌颂爱新觉罗家族和老佛爷。

1904年11月,在慈禧70大寿期间,有个叫林白水的记者写了一幅对联刊登在《警钟日报》上,公开讥讽慈禧太后穷奢极欲丧权辱国,全国报纸竟然争相转载。我们来看看对联的内容: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在报纸上对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此大胆地讥讽,而且是在君主至上的皇权制度下,真是胆大包天呀。

慈禧时期民间办的的媒体也分派别,有保守派,改良派,还有革命派。其中改良派是主体。无论哪一派,都不会按朝廷旨意和指示办报。报纸不是奉旨而办,遵旨宣传。自主办报是那个时代报纸的特征。

慈禧时期的媒体可以表达不同政见和批评意见。

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时务报》上的一段话,原文是文言文,我整理成白话文。这是一段警告以慈禧为首的朝廷必须变法的话:国家必须变法,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与其被别人强迫变,不如自己变。自己变可以操纵局势,别人变就由不得你了。只有主动变法,才能挽救国家危亡。至于如何改变,根本在于要变教育,关键在于要改变干部制度。

《时务报》是改良变法派的喉舌,1896年创刊于上海,由梁启超主笔。这家报纸系统全面地宣传变法维新的主张和要求。公开谴责政府压制民权,主张报纸的作用就是要监督政府。梁启超认为,报纸有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

长沙的《湘学报》和《湘报》有吃辣椒人的冲劲,公然大胆抨击君主专制,鼓吹民权思想,提倡民权平等。它们还大量报道负面新闻,反映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贪官污吏都极为害怕。在天高皇帝远的专制社会,地方官吏为所欲为,有了可以报道负面消息的报纸,他们必然顾忌。

翻译《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严复更是个说话大胆的人,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封建君主是大盗窃国,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国家真正的主人不是皇帝而是人民。统治者害怕国家的真正的主人,必然使之弱而愚,使人民无所知觉,以便自己得以长期窃国。严复的言论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可见那时候政府对舆论宣传阵地的控制软弱无力。

早年的《大公报》是以敢骂敢言而著称于世的。1902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敢于揭露问题,抨击政府,揭发贪官污吏,敢于替穷苦大众说话,甚至敢点名批评父母官。

皇城根下的北京也有仗义执言的报纸,即《京话日报》。这家报纸1904创刊,它敢于公开揭露王公贵族暴行和官僚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丑闻。敢于揭露黑暗,反映下层人民的疾苦,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例如,那王府的王爷指使管家活埋了侍妾,就被《京话日报》曝光;宛平县令受贿,也被《京话日报》公之于众。对于这样一家在皇宫眼皮子低下为大清盛世抹黑的报纸,慈禧太后不仅不禁止,还传旨要送来报纸给她和光绪皇帝看。这样一份报纸居然办了2年后才被封,当时清政府封报的借口是报纸的主编结交改良派人士,属于“附和匪党”。

慈禧时期新闻采访不受限制。没有这个可以采访,那个不可以采访的规定或指令,重大事件会有多家媒体去采访报道,人们可以从不同报纸不同角度的报道中更多地了解事情的真相。不会有什么事情统一以朝廷撰写的稿件为准进行报道的指令。那时的报社不仅靠自己的记者采访,还会聘请特约记者。有的报纸还向社会征集新闻。对重大政治事件往往要派“机动”记者现场采访。

慈禧时期允许民间办报,让你说话,但如果你的言论超出政府忍耐的限度了,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了,就会封你或者制裁你。任何专制统治者对于动摇自己执政地位的言论都要追究,慈禧也不例外。下面几件事是慈禧打压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例子。

1、康有为在1896年1月北京办了宣传改良的《中外纪闻》,才4个月,就因为政治见解与当时的政府不同而被封了。由于办报没有什么限制,你朝廷在北京把报纸封了,我到上海再办。康有为又到上海办了《强学报》,过了1个月又被封了。几个月后,康有为又办了前面提到的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时务报言词激烈,许多爱朝廷人士上书慈禧,要求查禁该报,不知道慈禧这次为什么没有下令查封,直到直到两年后戊戌变法失败后才查封。

2、“《苏报》案”是慈禧时期轰动新闻界的大案,也是慈禧压制言论自由的重要事件。《苏报》由一个下台的县团级干部陈范创办的。陈老板请了当时的知名人士章士钊担任主笔,蔡元培和章太炎是主要撰稿人。1903年6月29日,《苏报》发表了章太炎写的《驳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文章尖锐地指出,光绪皇帝连性命都操纵在慈禧手里,不过是个小丑,连麦子豆子都不分,还指望他改革立宪,简直是白日做梦。要立宪,必须革命。“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这篇文章立即被其他报纸转载,广为传诵。《苏报》还介绍了邹容写的《革命军》一书。书中号召人民以华盛顿为榜样,推翻清政府统治。章太炎说《革命军》是全国人民的必读书。这样公开号召推翻清朝的文章惹怒了当局,《苏报》被封,章太炎和邹容也分别被判处3年和2年徒刑,邹容病死在了监狱里。

按照大清朝的规矩,章太炎和邹容是犯了死罪的,但由于《苏报》是在上海的租界里办的,租界享有治外法权,也就是案子要在租界里审判,虽然也是大清的官员审,但判决要受租界法官的制约,所以章太炎邹容没有被斩首。在近代史上,租界是革命的策源地和革命者的安全岛。

3、沈荩案。1905年,慈禧政府与俄罗斯秘密谈判,准备签署会导致帝俄继续控制东北和蒙古的条约。当时以日本报纸探访员身份活动的革命党人沈荩获知了密约,把它披漏给英文媒体。密约被媒体刊出后,舆论哗然,引发了抗议浪潮,结果条约没有签成。后来沈荩被政府逮捕,慈禧下令将他“杖毙”,即用棍子活活打死。所以,沈荩案被看作是慈禧在扼杀新闻自由方面所犯下的暴行。但最近也有学者考证,沈荩被杀是由于他的革命党的起义活动,与披漏密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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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
    2016年8月8日09:14 | #1

    臭包子连慈禧都不如

  2. ,
    2016年8月8日12:12 | #2

    保江山心切胜慈禧.

  3. 匿名
    2016年8月9日14:41 | #3

    猪头包确实不如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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