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农村危机–村委会连“维持会”都谈不上

农业劳动力危机。礼顺兄和家凯兄是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乡工作时的朋友。当时,礼顺兄是砖厂负责人,家凯兄是村长。一晃,他们都已花甲之年了。家凯兄到城里随在县城打工的儿子过生活。礼顺兄孩子在外乡镇工作,他在家种十几亩地。这个村地处丘陵,以种粮为主。虽然国家免了农业税,也不再交集体提留,买种子、卖粮国家也还有些补助,但搁不住种子、农药、化肥什么都涨价。虽然国家有免的、有补的,但实际的收入并不见涨,十几亩地,一年的收入还不到1万元钱。也许是老共产党员的缘故,他现在很担心,担心农村农民这样下去难得搞。一是现在村里的小水利已损毁贻尽,主要靠天收;二是因为收入低,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现在家种地的几乎都是四十五岁以上的,主力军是耳顺花甲之人,再过十年、八年恐怕无人种粮了。没人种粮了,国家吃粮怎么办?对他们的疑问,我无法回答。村里现在虽然还有党支部、村委会,但随着村集体的解体,实质上已然解体,名存实亡,一个牌子而已,基本上丧失了曾经的战斗壁垒作用。礼顺兄戏称:现在支部、村委会挂个牌子,连“维持会”都谈不上。

水危机。一是农业用水危机。很多村子原来的小水利基本损毁,灌溉面积萎缩,基本退回到靠天收的自然经济状态。国家近几年投入巨额资金搞土地平整,以期保持或恢复可灌溉面积,但投入的资金,据业内人士讲,有40%变成了平整土地项目经营者的利润。二是农村水污染危机。回了一趟孩提时代生活的村子,村里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打了水井。开始还很高兴,但问及原因,却立马如掉在冰窑洞里一样。乡亲们告诉我,现在不打井不行啊,因为化肥、农药使用量的大幅度提高,原来赖以灌溉和饮用的堰塘的水,已全都污染得不仅不能吃,连洗衣都不能用了,太脏。记得小时候,全村都是吃堰塘里的水,用堰塘里的水。渴了,在堰塘边捧一口就喝。夏天,放牛、砍柴、打猪菜,累了就跳到堰塘洗个澡。乡亲们说:现在莫说人洗澡,堰塘的水连猪、牛都怕下去饮水了。原来只以为工业污染水源,却不知农业本身对农村水源的污染也如此的严重。不知何时,能还我父老乡亲一片洁净的水土啊。这种污染持续下去,地下水是否还能饮用呢?

生态危机。小时候,村子里到处是鸣鸟,种类还挺多的。对面湾子里的同学家的林子,还是白鹭的繁殖地。这次回来,很少看见鸟类。这是否与农药用量的大幅提高有关呢?记得小时候,各户之间都有可拉板车、走拖拉机的路。这次回去,都不见了,淹没在杂草丛木之间。可见农户之间已少有往来,真正是返朴归真到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无为境界了。乡亲们说:过去烧柴、积农家肥,所以杂草丛木都用起来了,现在不烧柴了,也不积肥了,又没人去管,它就疯长呗。杂草丛木长起来了,除了隔断了农户之间的路,却不见飞禽走兽的回归,连麻雀、兔子都少见,可见生态危机已近在眼前了。改革开放,带给神州思想的多元化,尤其是精英们思想的多元化,却并未带给广大农村物种的多样性。让人不知该喜还是该忧。

土壤危机。七十年代上初中时学过一些农技知识,依稀记得一些土壤的常识。感觉土壤也是有生命的。比如土壤有透气性,太板结了就会破坏土壤的生命力;比如要多使用农家肥,培植地力;比如休耕以让土壤“休养生息”不如改革开放,是否这些土壤学的常识也成为“极左”理论而被抛弃了,或者,这些常识也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过时了。好像,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农村土地是要休耕以让土壤“休养生息”以培植地力的。我国占全球1/7的耕地,据说化肥使用量已近全球的30%,这样靠化肥来保持农作物产量的作法,是否是在过度使用地力?这样的结果,是否会在某个时刻因土壤生命力的严重透支而遭到土壤的报复呢?工业的发展透支环境、透支资源、透支健康和民生、透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期望,农业发展则透支地力、透支物种的多样性、透支水质水利,这种的发展是否科学、是否和谐、是否包容、是否可持续呢?我期待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不止是领袖的战略思考,更是具体的政策措施,不只是文件精神更是财政预算!

基层组织危机。共产党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完善的有强大生命力的乡村基层组织。凡四十年,这个基层组织是有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有旺盛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后来,乡镇撤掉了“七站八所”,村里不再收取作为集体经济象征的“三提五统”,尤其是村“三提五统”的取消,农民收入实质上并未增加,但村级组织却实质上解体了。而乡镇一级的职能弱化萎缩,事实上成了一个“维持会”般的机构。回过头来看,乡镇改革是否有比“撤掉”更科学更好的办法呢?农技站、兽医站、种子站、水利站,都是公益性极强的机构,建起来不容易、科学发展更不容易,而所谓改革则采取了最蠢也最简单的办法:撤掉以丢财政包袱。还有粮管所、供销社、城建所。全国规模的农技站,种子站为什么不能成为“孟山都”?全国规模的粮管所为什么不能成为“四大粮商”?算一算“三公”消费的巨额资金,重组“七站八所”成为全国规模的大集团,能够这么快就丧失75%的产业主导权吗?基层组织的危机表现在组织动员能力的急剧衰减,表现在上访风起云涌、群体性事件波澜壮阔、各种丑恶层出不穷,其根源在于乡、村组织改革自我解除武装。其恶果将在今后十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充分表现出来。

其实,基层组织危机不独反映在农村,也表现在城市。海量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聚集漂泊在大城的大中专毕业生,由于户籍管理的僵化,也都缺乏有效的管理。一句“成本”,将其推之于有效管理的门外,这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以史为鉴,如此海量的人员,在某种特殊的条件下,极易成为“流民”,而且都是有相当文化知识的青年“流民”。一支庞大的有文化的“流民”队伍,其力量是任何政党都不应轻视或漠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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