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写点,献给自由的波兰和欧洲

随便写点,献给自由的波兰和欧洲。

Détente(缓和)始自尼克松的越战越南化与基辛格外交革命。勃列日涅夫主义在布拉格之春后设立有限主权的先例,但是在欧洲战线上,两国首脑都开始尽力避免将冷战升级为热战。是以,冷战的欧洲中心最为冷静,越是向亚非拉边缘拓展,热度就逐渐升级。从超级大国之间的克制转为代理人战争之间的无节制屠戮。大义名分之间的道德界限愈发模糊。肯尼迪的发展主义和苏联的第三世界建设论尽管意识形态上看似针锋相对,但为新兴国家开启的药方都大同小异。无非是高援助、高投资、高集权、重视教育文化。亚洲的发展主义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催生一批出口导向的威权市场国家,非洲和拉美尽是不尽如人意的失败记录:但苏联意识形态贯彻地最为彻底的那些国家,往往从失败走向人道灾难。中国(也许还有美国)支持红色高棉,越南和苏联反对;美国和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印度和苏联支持孟加拉独立。这两个例子是边缘利益的地缘政治算计超过意识形态理想的体现,但波兰与此不同。

1976年卡特的选举胜利标志着所谓人权外交的门面开始发挥更大作用,波兰裔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的好战姿势更是意味着欧洲冷战进入全新的阶段。在里根上台之前的十年间。欧洲冷战发生了以下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为1981-1989年的波兰反对运动铺垫了基础条件。 首先,由于缓和的进展,东方集团和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建立了更大的联系。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试图纠正斯大林体系过于僵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体系,开始将国民基金向消费品生产/进口倾斜。第二赫鲁晓夫“解冻”之后(Thaw),引发了波兹南事件和1956年匈牙利革命。虽然明目张胆的独立倾向被镇压,但是拉克西(匈牙利)、贝鲁特(波兰)这样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和苏联走狗也下台了(贝鲁特本人是克格勃特务)。接替上台的卡达尔和哥穆尔卡实际上都是有“民族倾向”而不讨莫斯科欢心的角色。只是因为绥靖东欧,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才容忍了他们存在。民族特殊道路的暗潮结合缓和的后果是东欧国家和西欧的联系更加紧密,廉价的西方信用被引入东欧国家。由于经济改革的不彻底和失败,这些贷款并没有成为有效的投资基金,而几乎全部投入消费品生产和进口。因此到1970年代晚期,东欧国家往往负债累累,需要不断的债务重组和宽限来避免主权债务违约。同样是由于缓和以及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的东方策略(Ostpolitik),1975年苏联和东欧接受了赫尔辛基最后法案(Helsinki Final Act)的法理约束,从此之后为西方和东方阵营内部的公民社会打开了口子。在其影响下诞生了77宪章等运动。最后,如前所述,1968年布拉格之春在华约军队的联合镇压下失败,表明莫斯科对离心倾向有着底线,超过底线,就会面临苏联老大哥慈爱地训导;但这也同样表明,为了保证欧洲战线的冷战均衡和非升级,西方不会考虑军事措施维护脱离东方阵营的国家。这两个条件分别设定了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政策边界。1980年代围绕波兰的博弈将在这个界限内展开。

从1970年代末开始,以瓦文萨和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为中心的自由工会组织逐渐成形。这一事件的经济起源就是外债累累的波兰政府寻求提高消费品价格,削减定量配给。后来被称作“独立自治工会‘团结’”(Niezależny Samorządny Związek Zawodowy “Solidarność”)的团结工会发轫于此。他有着一个全国的领导层,但是本质上是各地自由工会形成的联合组织。全国领导层主要负责制定总体纲领和协调活动,并不能自上而下控制各地自由工会运动的运作。团结工会的最大武器就是罢工。他们和遍布全国的天主教会也有着良好的关系。波兰裔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祖国的自由和信仰都有着格外的关切。在近乎同质化的天主教波兰,即便是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也不能在不寻求教会合作的同时在经济危机和罢工的威胁下维持稳定。

由于团结工会的去中心化结构,从1980年开始全国形势的急剧发展实际上也不在其领导层的控制中。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一开始采取了迟疑和对话的态度。1980年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上台,他被国内外普遍认为是改革派人物。新当选上台的里根内阁有着和苏联进行斗争的意识形态热情。他们同样将波兰当作重大战场。但是到1981年上半年为止,波兰国内局势已经一发不可收拾。莫斯科暗示雅鲁泽尔斯基,如果再不能平静局势,将会引起华约国家的军事干涉。等待波兰的可能将是内战。

于是1981年12月13日,波兰救国委员会(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为首脑)一声令下:戒严了。

戒严令引发在克拉科夫,华沙,什切青,格但斯克等工业城市的罢工,军警驱散了罢工群众,造成六人死亡。团结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部分人潜入地下活动。戒严引起里根内阁的愤怒,这是因为,尽管在戒严前叛逃的波兰军官已经泄露了戒严计划,里根内阁主要应对的仍然是莫斯科干预,并没把这一可能性太当真。因此在1981年的外交表态中,美国表示支持“波兰人民自己解决内部问题”。对于里根和他的国安会来说,这指的是“美国反对莫斯科的干预”,但是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把这一表态视作里根对戒严令的默许。所以波兰方面对里根的震怒同样表示震怒。认为美国人简直在无理取闹。有点情绪化的的里根纠集欧共体和日本对波兰施加了严厉的制裁,包括但不限于:无限期停止预定的4370万美元农业援助,暂停一切科技文化交流,不讨论波兰的债务重组与展期,终止最惠国待遇,停止波兰航空往来美国航班,阻止波兰加入IMF,不保证波兰渔民在北大西洋的捕鱼权,终止技术输出等等。愤怒的雅鲁泽尔斯基拒绝批准新任美国大使的就任国书,随着波兰驻美国大使流亡美国,两国之间有长达四年(1983-1987)时间没有正式的大使。

制裁措施在短期内看似有着适得其反的效果:1)由于切断了和波兰的经济合作关系,波兰大大加强了和苏东阵营的联系 2)给了波兰政府进行反西方宣传的口实 3)对波兰进行诱导缺乏leverage 4)在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制造了嫌隙。因为长期的制裁不符合西欧国家,尤其是西德的外交策略。5)在波兰当局和里根之间严重破坏互信 这些问题在未来几年内将会影响美-波关系的进展。各当事方都有着应对策略。里根内阁内也有着两派不同意见,以国务卿黑格为代表的国务院,主张更为温和和“务实”的外交路径,以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艾伦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鹰派要利用波兰打经济战。对他们来说封锁波兰是对苏经济战的一部分,随着波兰被封锁而向东方阵营索取更多资源,苏联将会被“吃穷”。 里根总统尽管调门很高,但是却能同时听取两方意见。但是他和黑格之间的持续不和让政策的制定和运行都不太顺利。

简而言之,在军事行动不可能,而经济制裁已经很严厉的现实下,里根政权推出了以下长期战略。

美国联合西方盟国对团结工会表示无保留的支持。1983年建立了全国民主基金会,通过这一渠道网络,国会的资金可以通过遍布美国的波兰裔美国公民与欧洲的波兰流亡者辗转到民主反对派手中。其中,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里根这个死硬的右派分子和AFL-CIO的主席Kirkland在波兰问题上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Kirdland是坚定的anti-comist,非常拥护制裁措施,并且发动全美国工会成员给波兰反对派捐款。反对派和同情者通过自由欧洲电台的波兰语频道进行广播,宣扬民主的理念,揭露统一工人党的文宣技巧。世界各地的组织资助团结工会地下组织和所谓的非法周刊以及手抄本。美国也发动project CARE CRS等人道组织,通过教会的网络直接进行人道援助,缓解制裁对波兰普通人生活的影响。 由于波兰天主教会的教区和社区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通过教会网络的资助一方面避免被波兰官方雁过拔毛,也非常准确的到达了需要帮助的人手中。最后,里根内阁提出了“小步走战略”,运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分别设定了从停止戒严法、释放政治犯、合法化独立工会、进行全国和解对话不同的步骤,相应的承诺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奖励和制裁解除。

欧洲盟国对于长期进行制裁表示不满。他们有意抛开美国和波兰独自讨论解除制裁和债务重组问题。不过这种主动性让经济濒临崩溃的波兰反而愿意屈服于欧洲的条件。只有当创造了改变行动就会带来收益的期望之后,行为者才可能有动机去改变行动。波兰天主教会充当了反对派和政府之间对话人的身份,但是毫无疑问这不能掩盖教会同情民主反对派的鲜明立场。以1983年约翰 保罗二世访问波兰以及莫斯科开明派领导人安德罗波夫上台为契机,雅鲁泽尔斯基结束了戒严法,进行了第一次大赦。作为回报,美国不再veto波兰参加IMF,恢复一定程度的科学合作,促成波兰1981-1982年的债务重组。

统一工人党政权的屈服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他们需要钱,不服软就没有钱。欧洲盟国掌握波兰的债务和信贷约束,并且表现出合作的意愿。 2.波兰是天主教社会,他们需要教会、教宗的合作维持社会稳定,但是教会和教宗同情反对派。约翰保罗二世又是个很擅长运用自己影响力的伟大“演员” 3.美国资助的反动宣传不断损害波兰的国际国内形象,制造国际压力。 4.莫斯科新领导人思路更加灵活。这些因素将会不断在未来几年积蓄发挥作用。不过到1984年,良好的和解势头没有继续。美国对制裁的解除步骤不让波兰满意,而大赦后的不少政治犯又被抓了回去,两国之间的互信仍然没有恢复。安德罗波夫的肾衰竭过早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接替他上台的契尔年科是个顽固的保守派,抓紧了对东欧的限制。冷战进入最后的高潮。在阿富汗等地美国和苏联针尖对麦芒,大环境趋于紧张。

到了1985年,齿轮逐渐转动到正确的位置,演员们各就各位,时间开始了。

契尔年科的肝也不太好。接替他上台的是安德罗波夫的门徒戈尔巴乔夫。这位新总书记对于东欧国家坚持自己的道路十分同情。黑格滚蛋了,新国务卿舒尔茨是里根亲自挑选的人。尽管舒尔茨的政策取向也偏向务实派。但是他和里根的良好关系使得务实派思想可以直接、准确的传达到里根耳朵里,国安会的配合更加顺畅。1984年后团结工会的一些领导人获得释放。他们和国内外的政要接触,参与美国大使馆的晚餐会等等——事实上的美国大使约翰/海伦 戴维斯夫妇举办的餐会 成了反对派人士交流信息,提振士气的重要机制。以至于当副总统布什访问波兰时,雅鲁泽尔斯基对老布什说:团结工会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有的只是一些总是和戴维斯吃晚餐的人。(It was just a bunch of people that John Davis was always having to dinner.)戴维斯夫妇 尽一切可能帮助反对派的活动,但避免参与过多。一个生动的例子是美使馆的低级参赞会在上级的暗示和默许下运用使馆车辆运输团结工会的地下出版物。但是这些人员不会得到戴维斯的直接指令。这样,一旦他们的行径穿帮,政治责任止于己身,被波兰政府驱逐了事。

当然,波兰政府也并非等闲之辈。美国外交官遭到持续不断的跟踪,骚扰,使馆设施经常遭受莫名其妙的障碍。正如里根出身演艺界,所以看重广播的作用;以宣传兵出身的雅鲁泽尔斯基大将对RFU同样深恶痛绝。波兰官方加大了对来自西方的电波干扰。为了克服干扰,里根内阁从国会申请到了经费对RFU的设备进行了升级。不管波兰官方怎么向美国抗议,美国政府全部回以“内容不归政府管”。

美国的波兰政策在这段时间内找到了良好的感觉,在这里简单说一下。首先,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代表的美国公开资金,不具体指导金钱用途。其运作和分发基本上全部由波兰裔负责。无论是刘易斯还是美国国会、行政机关,不试图指导团结工会的做法,而是询问他们的需求,尽量予以满足。由于团结工会拒绝直接拿CIA的黑钱,避免被当局当成外国代理人。CIA通过壳公司和NGO等渠道,把资金“洗白”之后再支援团结工会,对此反对派并不知情。许多资金除了用在出版宣传上,也用来资助因为投身反对事业而丢掉工作的人士及其家属。约翰戴维斯在华沙以美国使馆为基地,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主要倾听他们的要求和希望,并不试图对他们进行“指导”。此外,一些基金也用来资助不被官方鼓励的文化事业,例如对还属禁忌的卡廷森林事件的研究。第二,资金的使用由于涉及秘密的地下活动,不可能完全精确地得到监督审计。通常,现金、油墨、打印机、收音机等设备会混在人道物资里偷偷走私到波兰。反对派也会通过一些密码暗号,刊登在自己的出版物上,确认自己收到了某笔特定的物资和现金。但是无论如何,由于特殊的斗争环境,具体的资金用途和受益人不太可能公开。对此美国政府、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劳联-产联等NGO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理解和信任。第三,美国不断帮助团结工会巩固他们的立场和形象:波兰经济要好转,需要西方援助和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和国家和解需要与团结工会对话,西方支持团结工会,只有团结工会可以在权力分享中有一席之地,才能从西方要来钱。比如,当制裁已经不能够对改变波兰政府的行为产生激励的时候,瓦文萨号召解除制裁。美国政府在权衡利弊后,解除了大部分制裁,帮助瓦文萨提高自己的力量和威望。

1987年,波兰进行了“最后一次政治大赦”,所有政治犯都被释放,并且之后也没有人因为政治活动被逮捕。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希望进行“改革”与“和解”,瓦文萨(以美国、教会、工人、波兰群众为后台),坚持“先政治、后经济”,先把团结工会合法化,承认其地位,否则一切免谈。波兰的经济状况已经十分糟糕,急需资金,戈尔巴乔夫同志对波兰走自己的道路放了绿灯,教宗和时任副总统的老布什在1987年前后访问了波兰。老布什访问的时候,波兰当局曾说“瓦文萨在格但斯克,没时间来见你”,老布什当即表示,“如果我见不到瓦文萨,我就不见雅鲁泽尔斯基”,最后他如愿以偿。不管他是真心还是在给1988年选举造势,都大大增加了瓦文萨的声望。雅鲁泽尔斯基顶住了保守派的不信任投票,合法化了团结工会。并且决定和全国各界力量展开“圆桌”谈话。

之后的历史大家都很熟悉了。我只补充几个感人的细节。

1.从圆桌协议敲定到议会选举只有很短一段时间。团结工会必须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从一个地下的松散抵抗组织转变为选举机器。执政的统一工人党掌握了一切组织资源和宣传机器。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和候选人没什么钱。也没什么经验。所以对选举结果不是很有信心。约翰戴维斯(现在他是正式的美国驻波兰大使)说,没关系你们优势很大,统一工人党已经完全不知道怎么竞选和拉选票了。选举结果是团结工会候选人赢了99%开放选举的议会席位。按理说在第一轮选举之后,有些席位还会进入第二轮选举(即便是保留席位也没有人获得50%以上得票率)。有些统一工人党候选人干脆不参加了,说“丢不起这个人”

2.团结工会赢得很多也造成了问题。因为……很多改革派工人党候选人落选了。圆桌协议新创建了波兰总统职位,并且保送雅鲁泽尔斯基当选。现在,如果团结工会议员遵守竞选承诺,不给雅鲁泽尔斯基投票,而统一工人党的保守派趁机造反,就会造成雅鲁泽尔斯基落选。那么局势就可能混乱,造成雪崩也是很可能的。更倒霉的是雅鲁泽尔斯基突然撩挑子不干了,表示自己不想选总统,你们谁爱来谁来吧。这个时候美国介入了。约翰戴维斯唯一一次“指导”了波兰民主运动。他暗示团结工会领导人说,在美国我们有一些议会上的投票把戏。你们可以计算好了之后让你们的人不出席议会投票,但保证出席人数仍然维持法定。这样就可以既不投票赞同雅鲁泽尔斯基,又能保证他获得出席投票的多数。1989年,就任总统的老布什访问波兰,和雅鲁泽尔斯基“促膝长谈”,说服他继续去选总统。总而言之在各方努力之下,雅鲁泽尔斯基涉险过关。当然,如我们所知,他干了没多久就交给瓦文萨了。

3.由于议会选举的出奇顺利,瓦文萨“狮子大开口”,得寸进尺。想要在圆桌协议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组织一个完全团结工会的政府。所以团结工会提出了“你们出总统、我们出总理”的口号。最开始雅鲁泽尔斯基还不肯就范,不过在现实面前,还是提名了团结工会的人出任总理(但是统一工人党仍然把持国防部等强力部门)。这样,在团结工会不懈地努力之下,波兰在战后有了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

如果嫌太长,可以直接看结论。

我们从波兰的例子可以得出以下经验教训。fir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要推进一个道义目标,美国的力量可以make a difference. 但是: 2)美国的力量必须结合盟友在一个广泛的联盟框架内协调行动,单边主义经常造成问题,比如缺乏长期承诺以及内耗;3)美国的力量并不局限于政府的力量,民间的道义支援也是非常重要的战线。4)“鹰”和“鸽”,“妥协”和“强硬”不是完全对立的,妥协是应用交换的筹码达成自己的目的,强硬创造妥协的条件;5)大多数时候美国的作用是辅助性和引导性的,用一句烂大街的话,“每个国家有适合自己的民主道路”,如果挑选了一个靠谱的培养对象,就不要过于指手画脚,别人问帮助,再提供支援,所做多于所言; 6)关键时刻要果断施加影响,决断时刻容不得迟疑 ;7)美国的力量的“直接干预”终究是有限的,像是波兰这种中等体量的国家,决定其演变的仍然是国外的“气候”和国内的“局势”。这就是说,波兰的“成功经验”,即便完全正确地实施在别的场合,也很可能没有预期效果。对此不用过于沮丧。美国可以做一点微小的工作,但国家的命运还是取决于历史的行程——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就先讲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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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obile Guest
    2016年8月18日05:05 | #1

    公知汉奸作者想多了,到底是你想利用美爹的力量还是美爹利用你,你就打打嘴炮,挣点美分

  2. Mobile Guest
    2016年8月18日05:09 | #2

    美爹利用你还是你利用美爹,公知汉奸作者你想多了,继续意淫别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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