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民工荒”真相调查

编者按:

民工荒的背后,既是企业与企业的比拼,也是城市与城市的竞争。

十年的人口流向图显示,每当哪个地区焕发活力,劳动力就会加速流向那里。

这个越来越变得有限的劳动力大市场里,流动频繁,而价格信号既灵敏,且丰富——相比此前单一比较工资,经过金融危机教育之后的那些民工,开始更多的考量工厂的规范程度与发展前景;相比父辈们的生存要求,新一代年轻人开始更在意见识与尊严。

无论是地方政府的治理转型,还是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都将在这样的挑战下被逼上征途。

本期专题里,南方周末记者试图对民工荒的真相与假象作出描摹与解释,并且研究了沿海与内陆一些地区人口流向变化数据,发现了十年里的两度内流,发现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人潮已经从单一流向沿海地区,变成了广袤国土上许多个流动的漩涡。

只要有空气和土壤,一小星火种都能点燃一个地方,江苏睢宁东风村的故事便是一例。而农民的创业之火一旦被点燃,连这样一个贫困的村庄都能在短短5年间聚集3000打工者。

更大的漩涡当属重庆。从“农民城”到出现民工荒,显影出这个城市上十年来日渐活跃的经济生机,而制度变革是否会释放出进一步的吸引力,亦值得观察。

当许多企业大喊民工荒时,“十二连跳”事件之后成为血汗工厂代名词的深圳富士康,却依然门庭若市广受工人青睐,最直接的原因是薪水。这个代工巨头的加薪空间从何而来,如何消化?

更有趣的是,即使深圳的富士康已经挤不进去了,许多年轻人却死活不愿意回到自家门口的富士康。

民工荒只是春节荒?

谁在慌张谁不慌?

内迁能解决招工难吗?

目前企业们如何应对涨薪?

南方周末记者连续多年观察民工荒,发现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一场企业竞争力的大洗牌,而中国制造的升级,正酝酿其中。

十年中国民工流向图

2001-2005

十年里,中国人潮已从单向度流往沿海地区,变成许多个
流动的漩涡。图中蓝色曲线为十年间流入当地的人口数量变化图,拐点均在2005-2006年间。
本图珠三角指广东省,长三角指江浙沪三省市,环渤海指京津冀三省市,所有数据均为本报根据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年鉴中的相关数字还原推算。

一个素以劳动力极度过剩闻名的国家,民工荒却连年成为春节后的热点话题。

不仅在传统的民工输入地——珠三角和长三角出现了民工荒,在传统的民工输出地——四川、重庆、河南、湖北、安徽等地也出现了“招工难”。

民工荒,是真“荒”还是假“荒”?是局部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它的背后,中国经济正在悄然发生怎样的深刻变化?

民工荒只是春节荒?

为何媒体上的民工荒却仿佛愈演愈烈?这与观察的时点有关。

通过分析十年来人口输入地和输出地的数据,南方周末记者发现,从2001年至今,中国曾经两度出现人口内流迹象。

第一次人口向内地的回流发生在2002、2003年间。

那时候,河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六个人口输出的传统大省(市),除去自然增长的人口后,几乎全部都在增长,意味着这两年这些地方还吸引了往年流出人口或其他地方人口流入该省市谋生。

与此同时,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外来人口开始明显下降。正是此时开始,“民工荒”这一词语进入国人视野。

第二次的明显回流,发生在2005-2006年间。这一年,四川省一下就增加了800万人口。

自此之后,回流的趋势一直没有改变,但幅度却并不是很大。

但为何媒体上的民工荒却仿佛愈演愈烈?李平发现,这与观察的时点有关。

李平是武汉一家都市类媒体记者,所在的媒体计划年后推出一组有关民工荒的报道。他大年初六就去了浙江义乌,另一个同事则去了东莞——这两地被视为中国两大最典型的民工输入地,分别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

此时,这两个城市里,有的招聘点还没开门,一些开了门的招工的和求职的都很少。在招聘现场见不到人,民工荒的报道就这么诞生了

但过了两天,年初八开始,找工的人和招工的人逐渐增多。到他离开的元宵节前两天,人才市场里已经是人头攒动,招工找工两旺了。但此时,李平所在的媒体已经结束民工荒报道。

他反思道,“时点是一个大问题”。

这个特殊时刻的民工荒现象,也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注意到了。

他最近撰文指出,看起来的民工年年荒,其实也只是“春节才荒”,这个时候的民工荒,是因为农民工在工厂的劳动不能累积(即劳动报酬并不随工龄增加而增长,甚至会随年龄增长下降),农民工换个地方碰运气的成本就极低,他们返乡过春节,之后再到哪里务工,得再想一想。“当农民工还在家乡考虑到哪里务工时,工厂却迫不急待要开工生产,这个时候,‘民工荒’叫得山响,好像到处都缺农民工。”

对此,政府部门正在变得更为谨慎。

今年2月11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外发布,深圳缺工20万人左右。2月25日,该局宣传处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那只是当时的情况,元宵节后,这种情形即开始缓解,目前正在做新的统计,会在近期再次向媒体公布。

一些企业并不慌张

这一天,适逢富士康最新一期内部报纸出街,头版标题即是:《春寒料峭,大江南北用工荒;风景独好,人潮汹涌富士康》

元宵节后一周,南方周末记者调查珠三角、长三角企业发现,一些此前喊缺工的企业,的确已经招到了工人。

总部位于东莞的世界最大女鞋代工企业——华坚集团目前总用工规模为21000人,2月25日(阴历正月二十三),董事长张华荣告诉记者,老员工已经回来了95%,“元宵节前,只回来不到90%,那时我们的确很着急。但现在基本没问题了。”张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轻松。

同一天,新明珠陶瓷集团副总经理李重光告诉记者,他们的用工问题也已“基本解决”。这家总部位于佛山,在江西、肇庆等均建有工厂的行业龙头企业,总用工规模亦超过两万人。

在长三角,情形同样如此。江苏斯可馨家具董事长胡卫东告诉记者,元宵节后不到一周,他们位于江苏、河北和佛山的三个制造基地就已全部招满。他也并没有听说,身边有企业因为招不到工人而停工的。

而深圳富士康的招工情况则更让人意外。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介绍,深圳富士康每日平均招募人数约为4000人,但应聘者却在8000-10000人。

2月24日,记者在其位于南大门的招募点看到,应聘的人排成一个个方阵,蜿蜒曲折望不见尽头。这一天,适逢富士康最新一期内部报纸《富士康人》出街,头版标题即是:《春寒料峭,大江南北用工荒;风景独好,人潮汹涌富士康》。

谁在慌?

据她观察,最近两年,招聘规模在200人以下的小企业越来越少了——这些企业规模小,没法开出高工资,招不到人,生存越来越难,有的直接倒闭了。

慌张者也并不少。

在深圳龙华富士康清湖招聘中心附近,一家来自观澜的电子企业搭起凉棚在招聘,并派了3名员工坐镇现场。相比于富士康的火爆气氛,这里显得颇为冷清,只有寥寥数十人在咨询。

负责招聘的林小姐介绍,他们到这里摆摊,目标指向的是那些进不了富士康的人。公司为此还派了三辆车停在附近,专门接送有应聘意向的人到公司了解情况。

这家电子企业缺工一千多人,在这里摆了三天,也只招到一百多人。

一些在富士康接连排了三天队的求职者告诉记者,他们不愿意去这家企业,是因为与富士康相比待遇太低——经过调薪后的富士康,目前新员工入职基本薪资不低于 1550元/月,综合收入可达2100-2800元/月;新员工试用期满六个月起,若考核合格,基本薪资不低于2000元每月,综合收入甚至可达2700-3600元/月。而在这家企业,只能拿到1300-2000元/月。

但也有打了多年工的求职者告诉记者,即使小厂开出比富士康更高的工资,他也愿意选择大厂,因为“名气大,比较规范,承诺的工资一般能拿到,而小厂最后能拿到多少不知道”。

在离富士康不远的当地最大的人才市场——三和人才市场,民工同样“荒”。三和人才市场总经理许琴介绍,去年春节,前来求职的人同比下降了近20%,今年春节,这一势头在延续,同比又下降了15%,但进场招聘的企业却在增加。

据她观察,这些企业80%-90%都处于缺工状态。这些招不到人的企业被迫提高招聘频率,“以前一周来一两次,现在则要来三次、四次。”

为了吸引更多求职者,作为中间人的人才市场也不得不做出调整。许琴说,2009年以前,他们主要收求职者的钱;但是从2009年之后,则倒了过来,企业需要交更多钱才能进场,而求职者,则只象征性地收点费用,比如以前是10元一次,现在则是10元包一个星期。今年春节,他们甚至举行了80场免费招聘活动——所有进场找工作的人,不需要交一分钱。

在她看来,能否招到人的关键,仍然在于待遇——虽然与去年相比,今年这些制造类企业工资普遍提高了近20%,早已高出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1100元/月,但与富士康比,依然“差一截”。

事实上,上文提到的“不缺工”企业,其之所以不缺工,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他们开出的工资基本都是同行业内的较高水平。

据深圳三和人才市场总经理许琴观察,最近两年,进入该人才市场招聘的规模在200人以下的小企业越来越少了——这些企业没办法开出高工资,招不到人,生存越来越难,有的直接倒闭了。

内迁的困惑

“年轻人,依然一大巴一大巴地往外走。”周营说,家门口的工作,只对那些不愿出门的人有吸引力——他们招到的员工中,以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居多。

将企业搬迁到内地,能否解决用工问题?并不一定。

去年春节期间,本报曾报道台湾宝成集团进驻湖北打工大县遭遇招工难的故事(参见报道《打工县的“民工荒”——当世界最大鞋企进驻国家级贫困县》)。今年这一情形并未改观。

根据规划,宝成集团投资的这个鞋厂将分四期建设,全部建成之后,总用工规模将达到5万余人——这相当于这个内地县城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2009年,已经建好一期工程的宝加鞋厂对外招工。原计划对外招工16000多人,但最终却只招到不到一万人。

今年春节后,二期工程也已建好。据阳新县人力资源市场主任周营介绍,招工需求为28000人,但是,截至2月22日(阴历正月二十),尚只招到零头。

这个打工大县,劳动力资源不可谓不丰富——全县人口98.3万,每年外出打工的就有20多万;政府下的功夫可不可谓不足——为了保证这个大项目如期投产,县里成立了专门的招工领导小组,县长直接挂帅,招工任务被层层分解到组,并成为考核干部的标准之一;如果考虑到当地的消费成本,宝成开出的工资也并不算低——最初开出的月工资是800-1000元,2009年春节,涨了200,招不到人;今年又涨了两百,但还是招不到人。“年轻人,依然一大巴一大巴地往外走。”周营说,家门口的工作,只对那些不愿出门的人有吸引力——他们招到的员工中,以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居多。

同样的难题,并不只有宝成才遇到。即便是在制造业内颇具名气的富士康,也遭遇了类似困惑。

据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介绍,早在几天前,深圳富士康就已经招满了,此后便代一些内地厂区招工。但那些已经到了深圳的求职者却并不都愿意去。一些人甚至表示,非深圳不进。

“这一代打工者与上一代已经有很大区别,上一代是求生存,这一代是为长见识。”刘坤分析,“他们有的就认深圳,就是想出来看看,你把厂开到他家门口,他还不一定愿意留下来。”

机器换人

不只是在制鞋业,在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自2009年以来,均出现了一波明显的“机器换人潮”。

早在几年前,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就提出: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的“人口红利期”,2015年前后,将宣告结束。

尽管这个拐点究竟在哪年出现尚在争议之中,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共识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再也不是想象中的源源不断取之不尽。

企业们感到了压力。

华坚集团总裁张华荣甚至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节点”,“以前招工难,但经过一段时间能招满;现在招工难,是过了一段时间还招不满”。

作为应对之策,去年下半年,他投资300万欧元,进口了一批自动化设备,用以代替人工。

他算过一笔账,这笔投资下去,将会减少人工15%。以华坚21000人的用工规模,大约在3000人左右,以每人每年开支2万元计算,一年下来,就能省下6000万,不到一年时间就收回了成本。

而且,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产品的不良率也会大大降低。“这在无形中会增强我们的竞争力。”张华荣说。

在他看来,“以前有便宜的劳动力可以用,企业当然要用,现在用机器更划算,企业自然会去投机器。”张注意到,不只是在制鞋业,在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自2009年以来,均出现了一波明显的“机器换人潮”。

在中国的毛纺织重镇——东莞大朗镇,目前数控织机(一种通过电脑编程语言对整个织衣系统实行智能控制的机器,每台织机大概能代替8个人工)生产企业已经达到45家,其中,三分之一是2009年后才开业的。该镇招商办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2005年,大朗镇毛织服装生产企业使用的数控织机仅有2000台,到2008年就增长到了4000台,2009年就达到了6000台之多。“民工荒肯定会加速中国的机器化进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永宏分析,1950年代,日本的战后经济起飞同样主要靠的是廉价、肯干、守纪律的劳动力。但1960年代初,日本主动放弃这一优势,寻求高工资、高福利和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战略。结果,日本的机器人使用率为全世界之最。“在中国,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他说。

(李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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