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湘人共同体与东亚格局

【阿姨2016年3月25日在湖南湘潭的讲演。木注释之孤独讲演版】

所谓共同体,就是人类契合的一种形式,存在着边界和核心之间的疏密关系。也就是说,假如你能在人群之间,把他们的不同的关系网绘制出一个大体上的疏密倾向,而且能够确定,某一个团体内部之间的关系网的密度,高于他们和外部之间的关系网的密度,而且这两个密度不同的区域之间能够划出一条隐约的边界,那你就可以断定共同体存在了。人类历史主要就是共同体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而不是单纯的个人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原子化的个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在自然环境中还是社会环境中,都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发挥的作用更接近于物质背景,而不是历史的主导者。能够创造历史的人,必然会有共同体的支持。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是由共同体创造,或者是在各个共同体的相互作用之下产生的。

但是共同体不是从来都有的,也不是简单的居民的结合。血缘的近似性、地缘的近似性、信仰和价值观的近似性、历史习惯的交错[与自我认同的选择],这四大因素是生成和为继共同体的主要正面因素,但不是绝对因素。通常这四项因素中间,至少会有一项或者几项存在,共同体才能建立。我们今天所谓的湘人共同体,并不是指在今天湘水流域的居民,因为这些地方数千年来一直有着不同的居民存在,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一个湘人共同体这样的东西。事实上他们可能是,在同一个地理区域存在着几个不同的共同体,或者跟其他不同的地域一起形成共同体。这里面部分的因素取决于我刚才所说的四项理由,但在四项理由中间,地理和血缘都不是最重要的,最后一项,就是通过习惯和选择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联系和自我意识,是构成国民共同体的主要原因。

国民共同体是一个现代比较晚近的词。尽管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共同体,但是近代的共同体和以前的共同体有一个性质上的不同:近代的共同体通常自认为和被认为是国民共同体。国民共同体和以前的共同体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建构共同体的四大因素当中,最后一项因素压倒了前面三项因素,而且在最后一项因素中间,出于自决选择的因素,比出于单纯的习惯的因素又处在更加明显的地位。可以说,古代罗马人也是一个共同体,但它的共同体性质主要依靠习惯和宗教这两个因素形成,同时也得到了血缘和地缘的主要帮助。但是近代的所谓国民共同体,在除了习惯的因素压倒其他几项因素以外,还必须加上其共同体成员——至少是主要精英阶级的主动选择和自我认同。直截了当地说,近代的国民共同体和以往的其他并不能称为“国民共同体”的共同体的区别,就有点像是现代婚姻和包办婚姻或其他婚姻形式的区别。它们都是婚姻,都具有习惯性的联结,都用习惯来加强利益和其他同质性的成分。但是现代婚姻有一个重大特点:它的最核心因素是基于自愿选择和认同。有认同就有婚姻和小共同体,有认同就有国民共同体。如果没有认同,其他几项因素即使存在,也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有认同,其他几项因素即使不是十分强大,但是也可以在认同的基础上加以强大和弥补,最终形成真正的国民认同。

史前史

从这种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追溯一下湘人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起源。可以说,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前,我们很难认为湘人共同体是存在的,只能说在湘水流域存在着多个不同的共同体。把它视为湘人共同体的史前史而不是历史本身[更为合理]。这个时间阶段跨时很长,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细节都叙述,但是可以大体上把它描绘为这样的状态,就是湘水流域在文明起源的地区,它并不是连结西亚和东亚的主要交通线,而是一开始就具有边缘过渡地带的性质。可以说在湘水流域地区,南北存在着两条主要交通线:北方的交通线通过两河平原,通过内亚地区,通过天山和昆仑山,伸向关中,然后从江汉平原,江汉走廊地带,跟长江流域扬越地区发生连结,这是远东地区连结西亚文明核心地区的主要干道;同时南方还有一条次要干道,它也是由两河流域出发,但是经过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然后经过今天的缅甸,然后经过巴蜀滇黔地区,伸向后来的安南或者是越南,然后从海路伸向南洋群岛,这是西亚的文明核心区连结远东地区的第二条或者是比较次要的通道。这两条通道都没有从湘水流域经过,而湘水流域是两者之间的过渡地带,因此它不处在文明传播的核心地带。

造成的一个附带效果就是,从史前时代到文字记载开始出现的初期,湘水流域的政治和共同体结构,基本上是破碎性的过渡地带。在它接近西南部的地方,受到滇蜀和大印度文化的影响比较密切;而在它靠近北方、接近长江一线的地方,又通过江汉,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比较大;中间地区则是一连串破碎的小的共同体。同时由于湘水流域和周围山里地形复杂而且破碎,有利于小的孤立的文化区的存在,有利于化石式的遗存文化继续存在,因此这个地区长期以来,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前,不是存在着一个国民共同体,而是存在着数千种不同的共同体。其中绝大部分共同体居住在山地或者破碎的小地带,它们有各式各样独特的语言和文化生境。而湘江流域直到洞庭湖这一带,它构成了湘水流域的开放地带,对北方开放,因此构成了中原文化从北方不断入侵、建立人口密集的拓殖区、但是一次又一次遭到大洪水洗荡的一个特殊地区。尽管山地的共同体为数甚多而且同质性甚少,但它的人口结构比较稳定,比较少受战乱的波及。尽管各个部族和小共同体之间的冲突是连续不断的,但它们的破坏性和强度都不大,不大会影响种群本身的生存,因此他们的社会反倒相对稳定,具有不断的向山下平原地区输出移民的能力。而洞庭湖地区直到湘水,甚至包括沅水沿岸的一个细长的平原地带,因为地形是开放的,容易受北方阑入,因此在历史上很早的时期就殖民化了。

最早的殖民化,我们知道,就是来自于首先以今天长江中游为中心、后来以江淮之间为中心的楚文化的入侵。对于楚人来说的话,长江是一条边界,江南是他们的殖民地和流放地。楚人和江南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很像古典埃及和努比亚的关系。可以说是,努比亚是埃及文化的一个辐射区,同时是埃及进口黄金、香料、武器、奴隶和其他重要物资的一个区域。江南地区,特别是春秋时代楚国所谓的江南地区,主要就是指的湘水流域,对于楚人来说,它是一个政治上失意者流放的地方,叛徒、失败者逃亡的地方,同时也是犀角、香料和其他来自于印度和南洋的珍贵货物和贡品来源的地方。楚人对这个地方不负明确的政治责任,但是经常会发生开拓性的远征。它对这个地方的统治,很接近于欧洲殖民者对刚果河地区的统治。从理论上讲,设置少量的官吏,在要害的交通枢纽设置官吏,这些官吏主要的任务与其说是统治土族,不如说是从土族手中取得珍贵的各种贸易物品和贡品,以及同时负责监视从楚国核心地区被放逐者在这些地区的活动。例如屈原之所以会被流放到江南,就是处在这种情况。楚人在江南的主要官员,除了征贡的官员以外,主要就是一种军事监视性的官员。监视的对象与其说是对待那些并不怎么经常下山的土族,不如说是对待从自己本土被驱逐出来的这些危险的放逐者,以免他们在获得南方的资源以后发动危险的政变。

战国中期,楚人的势力中心向东迁移,移到现在的江淮之间,因此湘江流域逐渐落入了秦人手里面。对于楚人来说,江南的主要意义是获取各种战略物资和经济物品。经济物品是次要的,犀角和香料尽管很值钱,但是对楚人来说不是至关紧要的。真正至关紧要的战略物资在当时就是青铜,在今天湖南省和江西省的边界地带有一系列重要的铜矿,它是楚王国重要的军事物资,是楚人绝对不愿意丢失的。随着鄢陵的失陷,白起控制了楚国过去的核心地带,就是今天江陵到武昌之间那块核心的平原地带,导致楚人的新都——陈和寿春,也就是新郢都,这块江淮核心地区——和江南地区的主要交通线中断,因此湘水东岸的铜矿产区岌岌可危。这时楚顷襄王和秦国达成了一个政治交易,把仍然掌握在楚国手里面的黔中部分地区和湘水流域的十五个郡割让给秦国,换取秦国归还或者承认楚国对铜矿产区的领有。后来秦国认为这是他们一项重大的外交失败,但当时他们似乎不是这么以为的,他们因为得到了青阳以西十五郡而感到欢欣鼓舞。青阳以西十五郡就是指的以长沙为中心,从湘水到洞庭湖这一带的平原地带。青阳的地理位置非常接近于今天的长沙,虽然不是同一个地方。

秦人对楚人的征服,导致了湘水洞庭湖平原地带的第一次人口替换,替换的结果就是,原先受楚文化影响的殖民主义者基本上被受秦文化影响的新殖民者取代了。这次人口替代预示了以后的多次替代。因为这个地方从此以后基本上是被北方殖民者的势力控制了,而北方殖民者在秦汉统一以后,基本上实行了郡县制度。我们可以看到,楚王国在战国初期就已经开始实行郡县制度,所以秦王国接管楚王国领地的时候,也是以接管十五郡的形式接管的。这意味着它并不能够自动控制山地的各部落区,而是能够有效的控制平原的粮食和物资产区。而在郡县制控制下的居民,因为丧失了政治主体性,被变成一种消极管理的对象,因此他在帝国崩溃的时候特别容易成为受害者,因此特别容易遭到洗荡。

在秦汉之间的战争中间,在西汉和东汉交接的战争中间,在唐末之间的战争、元末明初之间的战争中间,这块平原地区的居民一次又一次的更换。具体的经历我就不详细叙述了,因为这些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很容易想象而且不难判断的。大体上来讲,在郡县的核心区的居民是第一批受害者,但是在新的王朝巩固以后,重新迁移移民或者是由山地居民来填补,他们速度也是最快的。在和平时期,王朝中期、太平盛世的时期,他们的人口繁衍得最快,成为重要的粮食基地,通常都能够占据人口的多数。因为山地区的面积虽然广,但是人口密度不太高;平原区的面积虽然小,但是人口密度非常高。在这个周期性的太平盛世期,平原、湖泊区的人口,可能要占到湘水流域整个地区的绝大部分人口;但是在动乱时期,这批人口又会基本上损失殆尽。

最近的两次动乱值得详细叙述。[第一次]就是元朝征服南宋时期的动乱,这一次动乱导致长沙城整个被夷平,长沙的全部居民,可以说是殉国。他们在元明两朝长期被新崛起的新儒家视为忠义之士的典范,但实际效果来讲,就是人口灭绝。所谓“只缘西楚无坚壁,致使南州总战场”,“南州”大概就是指的长沙。一直到明朝末年,明朝士大夫阶级崇拜的重要对象之一就是长沙。长沙在宋代的居民,在后代基本上没有留下来。而相反,浙西浙东两道的居民,从钱镠的吴越时期,到南宋一直到元明,始终完整的保留下来了,他们没有发生人口更替。而宋元之际,荆湖路是主要的战场,经过反复拉锯战和大屠杀以后,这些地区的居民基本上损失殆尽。但在元朝的一百年太平盛世之际,这些地区又有人满之患。元代的湖广行省,包括现在的两湖,长沙和湘江流域的人口又一次相当众多,又一次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区。在汉口这个新兴的码头中间,湖南生产的粮食是一个重要的输出物资,充分说明了洞庭湖湘江地区更替的新人口又已经相当充足了。

但是在陈友谅和朱元璋的战争中,这批人口再次损失殆尽。这次事件中双方都有责任,因为双方其实都是白莲教或者当时的邪教组织的分支,都采取了比蒙古征服者更加残酷的彻底动员体制。陈友谅在对朱元璋的战争最初失败以后,就采取了极其残酷的总体战。这种总体战在欧洲历史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从来没有过。它把所有成年男性全部编入军队,强征入他的舰队,组成了远东中古历史上最庞大的一支舰队。据文人夸张的记载来说,据说他有五十万军队,这个可能也是有夸张的,但是《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作者就认为,他确实已经把两湖地区的男性人口搜罗殆尽。这支庞大的舰队在鄱阳湖和随后的一系列战争当中被朱元璋的军队歼灭殆尽,很少有生还者。陈友谅本人也在战役中间身负重伤,率领少数亲兵逃出。这场战役对宋元湖湘人口的影响,差不多像是长平战役对赵国人口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法国人口的影响,基本上这个地区就只剩下老弱残兵妇女儿童了。然后朱元璋的军队打过来的时候,武昌的继承政权基本上没有办法做有效动员和抵抗。而朱元璋怀有强烈的报复心理,又对湖湘人口进行了灭绝性的屠杀。

后来流传下来的许多传说就是,好像是朱元璋除了他一时仁慈之心发作,特别下令保护极少数妇女儿童以外,他派出的军队是见人就杀,不分军人和平民,所有可以杀的人都全部杀光了。这个传说不仅是湖湘地区有,例如在河北的中部也有类似的传说。据说是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在洗荡这些地区的人口的时候,下令他的士兵见人就杀,等到他的士兵执行他的命令的时候,他又觉得恻隐之心发作,感到后悔,又派出一个传令兵去制止他们,但是传令兵已经到得太晚了,最后只留下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村庄。据说后来明代的河北居民,除了从山西洪洞来的移民以外,都是他最后这一次大发慈悲派传令兵救下的少数几个村落的后代。这些传说在技术上讲不是真实的,但它们无疑具有诗意的真实,这就可以看出明朝最初作为邪教组织和军事集团,像现在的伊斯兰国一样横扫之后,对很多地方都造成了人口替代效果。

从另外一些侧面效果也可以看出,明朝初年湖湘平原地区基本上是无人区,跟河北平原差不多,就是说它们是被移民的地区。江西填湖广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明朝政府用强制动员的办法把许多江西的居民捆送到湖广。因为江西在南宋以来已经是一个人满为患的地方,抚州、饶州的户口在唐代末期就增长得很快了。在南宋末期,这个地区科举是非常发达的,说明它的社会已经非常成熟了。明代派来很多强制移民从江西进入湖广,从王保保控制的山西征发了很多山西移民进入河北,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在元末的战争中间,江西和山西的人口保全得比较多;而湖南和河北的人口,至少是平原地区的人口,基本上被洗荡殆尽了。

这就是为什么湘人共同体的历史不可能追溯到明朝中叶以前的缘故:在明朝中叶以前,第一,湖湘地区是一个破碎的社会,山地区是成千种语言文化不同的部族,而平原区、湖泊区的人口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大洪水洗荡,他们的后裔绝大多数都没有留下来;从社会和人口的角度来看,永乐以后的将近一百多年,是湖湘共同体开始形成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组成湖湘共同体的两个分支的人口大体上维持了稳定,不仅维持了稳定,而且还进行了融合,为以后的共同体认同打下了基础。这两支:一支就是由江西乃至于吴越各地,由明朝政府强制移居的人口,移居这些人口主要是为了新成立的湖南布政使提供税收支援;另一部分呢是填补真空,自然而然的从山地进入平原的蛮族,这也是湖湘、巴蜀和滇黔各地的惯例,平原区的人口不断被洗荡以后,每一次都是山地人口补充的。

在明朝以前,上一次五代时期的混战,导致了边区军阀对潭州——也就是后来的长沙人口的灭绝性屠杀。长沙不知道多少次沦为空城,变成空城以后的结果,还是从朗州,也就是说西南现在所谓的苗瑶边区,蛮族血统很浓重的居民,从边区移居核心地带来填补空白。这样的过程每到改朝换代的时候都要上演一次,因此已经不值得具体详述了。但是从近代湘人共同体的角度来看,明初这次大屠杀和移居,是我们所知的人口灭绝的最后一次。以后,湖湘地区虽然还有,经历过很多次严重的暴正和人口损失,但是整个地区的居民遭到种族灭绝式的消灭,这种事情不再有了。这种事情的最后一次就是明初的这次大屠杀,明朝初年朱元璋和陈友谅时代的这次大屠杀。

湘人和经世之学

以后的一百多年,来自于山地移民和江西吴越移民所构成的这些居民,在明朝的王朝和士大夫连续统治之下逐步融合,逐步形成了一种官方儒学和地方信仰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围绕着这个意识形态,他们在历史上第一次把自己认为是湘人。在以前,我们可以说,湘水也好湖南也好,都是地理名词和行政名词,它们没有共同体意味;在此以后,在明朝中叶以后,在冒充汉族居民的蛮族家族皈依儒学、并且运用儒学来为自己的合法性作解释以后,形成的这个新的社会中间阶层开始有意识的把自己称之为湘人。他们接受儒学以后,对儒学做了有地方特色的发挥,包括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层的民间共同体层次,就是所谓的淫祠问题。明朝的湖南行省,尤其是西部沅水流域和湘江上游地区,是淫祠众多的地区。所谓的“淫”,不是指淫荡的淫,而是指的不合正统的意思。不合正统的意思就是说,它包含了各部落的地方文化和地方崇拜的许多因素。因此在中原地区,乃至于吴越核心地区的儒者看来,他们不大像是真正的儒家,而像是在儒家的孔庙保护之下的地方神信仰。这是民间小传统的成分。

大传统的成分就是皈依儒家的这些世家大族,像是明代时期著名的是项姓,后来又产生了其他产生出曾国藩那个社会的先祖。他们大体上讲,论出身,在明朝初年以前,其实是尚未归化的蛮夷;在明朝中叶以后,科举制度普及以后,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渐渐的也学会了科举的游戏,也掌握了一定的儒家经典,也在朝廷上有了发言权,然后他们开始冒充唐宋以前著名的文人和士大夫的后裔,自称自己和华夏的世家是平起平坐的。但是从血统上和家谱的编造方式来看,他们无疑在明朝以前其实还是蛮族。这方面谭其骧做过专门的考证,所以我也就不详细讲他的考证的过程了。只需要强调一点,明朝的科举制度和唐宋的科举制度不一样:唐宋的科举制度精英性还比较强,取仕的比例也比较低;明朝的科举特点是,平民化色彩很强,深入了社会的更加基层,同时取仕名额也更为普遍,深入到县一级的层次。

这一个格局,通过科举和儒学文化的熏陶,造就了一个湘人的新士大夫阶级。他们对儒学做了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理解。就像伊朗人、波斯人在被迫接受伊斯兰教以后,通过信仰什叶派而不是信仰主流的逊尼派来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一样,湘人也对儒学做了一个特殊的理解。他们为后来的经世之学做出了准备。尽管明代的官方学说是朱子学,民间的,可以说是在野党,主要的在野性质的学说是佛教和王学,但是湘籍的士大夫逐步开发出了一套既不同于朱子学也不同于王学的一种新的东西,这就是后来的王夫之、曾国藩、魏源他们提倡的经世之学的起源。经世之学之所以强调经世,从吴越那些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士大夫阶级的角度来看,有一部分是因为,你们这些出身蛮族的冒牌士大夫,对儒学的领会还比较浅,所以比较玄学的部分、比较精深的部分你们玩儿不来,你们只讲经世之学。经世之学讲究的是什么?就是俗学,讲究的是兵农钱谷之类的,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跟地方事务和民生息息相关的具体事务。湘人多多少少被吴越和其他地方的士大夫看成是大老粗,因为他们不大喜欢搞那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活动,而是比较喜欢从事地方社区的共同体事务。

但是湘儒对此并不感到自卑,他们理直气壮地说,经世之学才是孔子时代儒学的本意,宋明以后流行的儒学实际上是走歪了,受到佛学和其他异端分子玷污,逐步离开了实际的、关系到君国政事和民生实际事务的真正重要的东西,反而去关心什么心性、礼、义之类的非常抽象的东西。这些抽象的东西对知识分子的智力游戏来说也许有很大帮助,但是无论是对于朝廷还是对于民间来说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及汉代的儒家真正关系的,毫无疑问都是经世之学。如果说是经世之学是粗人的学问的话,那么孔子和他的主要弟子以及汉代的儒家毫无疑问都是粗人。湘人不搞那些玄虚的东西,这恰好说明他们比其他人更加接近于三代上古,更加接近于周公孔子,这正是他们自豪感的来源。这个自豪感构成了湘籍士大夫特殊文化的产物和湘人共同体名誉的基础。

这个基础内部,其实确实是跟他的蛮族[身份]有关系的。蛮族在皈依儒学以后,就要经历一次社会组织上的变形。他们原有的组织基本上是以血缘为单位的小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的好处在于,在血缘的支持下,他们的团结性是特别强的;坏处在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显得不够高档,在朝廷和知识分子面前都说不上话。在他们皈依儒学以后,后面这一方面的缺陷得到了很大的弥补,因此儒学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对湖湘社会输入组织度的重要因素。他们掌握了这个重要因素以后,就把原先的本来是信奉地方神的蛮族部落组织,改组为类似儒学宗族的组织。但是[这只是]形式上的改动,他们原有的蛮族的战斗性和团结性仍然遗存着。儒学本身具有人文组织性质,在和佛学结合以后,又增加了很多谈空说玄的性质,因此它太多的把共同体的资源用于文字和抽象思辨方面,容易忽略团结地方共同体的建设。因此儒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蛮族一旦皈依儒家以后,他们的战斗力和团结力都要大大打折扣。而湘人,正是因为他们是蛮族,皈依儒家不久,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都有浓厚的蛮族痕迹:在文化方面体现为重经世不重义理;在组织方面倾向于强调宗祠和地方共同体的团结性。由于这两种特点,所以他们的动员力和组织力比其他地区,特别是比吴越地区的儒家社会要强得多。

因此在明末的动乱之中,在从倭寇以来开始的一系列动乱之中,明朝政府首先采取的做法就是,从湘西和桂北的土司当中,征发土族部队,千里迢迢的到浙东,或者是到长城一线,或者到辽东去打仗,也就是看清了这些蛮族色彩很强的土司还有残存战斗力。到明朝末期,流寇横行、明朝政府必须高度依赖各地民兵的时候,能够真正组织起来民兵的地方是很少的,而湖湘是其中之一。因此在清兵南下的过程当中,湖南一带的抵抗是特别坚强、拉锯战特别惨烈的地方。但是即使如此,它也跟五代时期或者是明朝初年的人口替换性战争不同。尽管史家留下了人口减半之类的粗略的说法,但是我们可以很有理由的说,叫得响的人不是损失最大的人,因为你叫得响说明你人还活着,只是受了很重的伤,如果你真的被杀绝了,你不会那么叫的。湖南在清朝初年居然留下了这么多的记录,抱怨清兵或者是南明或者是南明招安的流寇部队对他们的虐待和残杀,这恰好就证明他们当地的士大夫阶级没有被斩尽杀绝,他们当地的社会没有被替代。

这一点从宗谱就可以看出,湖湘地区的宗谱在明清易代的阶段中间基本上没有中断。在明朝末年,科举产生的世家大族大部分在清朝初年仍然存在,他们的姓氏和血缘都没有中断,虽然他们都通常被抢劫得很惨。基本上所有的世家大族都留下了一大批值得自豪的烈士,这些烈士构成了他们以后形成共同体、制造神话的一个重要根源。可以说清朝初年一直到曾国藩时代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说,湖湘地区的士大夫阶级的世家子弟,在自己家族中间如果举不出几个在明清易代之际壮烈殉国的烈士性人物的话,就有一点儿面子上不好过去。但是他们之间的妇女和儿童基本上没有殉国,很明显他们死的都是极少数的精选出来的那些男人。可以刻薄的说一句,这些男人是代表他们的家族,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和以后的历史地位而壮烈牺牲的,他们的牺牲的结果是保护了家族的妇女儿童,基本上没有影响家族的繁衍,等于是他们好像是现代国家派到奥运会去争夺锦标的运动员一样,以他个人的牺牲,为他所在的宗族共同体争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而明朝初年和以前那种流寇战争的屠杀则是,不要说是整个宗族了,当地的居民都被洗荡殆尽了。

湖湘地区的人口损失虽然大于吴越,但是无疑少于巴蜀。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我们都知道张献忠是首先席卷湖湘然后再进入四川的。他基本上把成都平原的人口灭绝殆尽了,以后清代巴蜀的人口都是后来移民进去的,其中包括大量的湖南移民;但是湖湘地区没有这样的现象,清朝历届湖南的地方官和绅士都没有为湖南地区招募移民,相反的,湖湘地区,特别是洞庭湖地区人口密集区的移民,还大量的,一面进入四川和汉中填补张献忠造成的真空,一面向山地移居,跟苗民和其他的山地居民发生严重的冲突,一而再再而三引起了很接近于美国印第安战争时期的土客冲突,这个冲突贯穿了整个清朝和民国。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清初一旦社会安定下来,湖湘就是一个人口过剩区,这从反面证明了明清易代的战争对他们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害。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害,就从反面证明了湖湘地区以新型士大夫阶级为核心的宗族组织有足够的组织度。这个组织度比起巴蜀地区的组织度要强得多,足以抵挡住张献忠这样的流寇的侵袭,迫使他在湖南立不住脚;后来又足以抵挡改编成南明军队的,像李锦之类的忠贞营这些军队的掳掠,能够有效的保卫湖南地区的社会。这种有效的保卫能力就是共同体存在的基础。

然后清代的湘籍士大夫为自己的经世之学非常自豪,而他们正好就赶上了以顾炎武等人为代表,明清易代的士大夫阶级反思明代空疏之学的这个浪潮,使他们变成了可以说是政治正确的先进模范。当时北方的傅青主、南方的顾炎武这些人,都有过非常沉痛的反思,认为大明朝之所以灭亡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宋明以来儒者养成的妇女态,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无论社会如何混乱,他们只管自己办讲座,有人听他们的讲座,满足了他们伟大的虚荣心以后,他就感到陶醉自豪,然后等到真到天下大乱的时候,其中比较贤能的人,为了对得起皇帝,自己上吊自杀了,大家就要说他是好人了,不堪的人就索性去投降了。但是即使是最贤能的人,你自杀了以后,你就是死了,也就会留一个好名声,实际上对百姓和皇帝都没有任何帮助,要这样的儒家有什么用?孔子教导你们,难道就是为了让你们做这样毫无用处的人吗?这难道真的符合孔子和孟子的本意吗?显然这是不符合孔孟之道的本意的,孔孟之道把你教育成儒者是让你做事的,让你能够承担社会精英的职能,让你在和平时期能够引领风气,能够激浊扬清,在战乱时期能够身先士卒,能够保护人民,因此你必须得掌握实学才行,不能说是专谈义理,不讲实学。

因此经世之学在清代初年有一个短暂的回潮,因此湘籍的士大夫强调经世之学一度变成了政治正确的典范。这一点,连同王夫之这样的隐士留下来的遗书,对湘人的精神底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后来罗泽南和曾国藩的湘军是不可能产生的。湘军是一个有主义的军队,它不是临时召集起来的雇佣兵。它能够产生,就说明湘籍的士大夫、士绅地主阶级在此之前都长期受到经世之学的熏陶,平时在乡里,宗族组织有良好的训练,所以在战乱时期才能够有效的组织起来。

我们注意到清朝中期,就是乾嘉之学兴起的时期,这时经世之学再一次沉寂了。这时,湘籍士大夫在朝廷和民间都没有什么名誉。乾嘉之学的主力是徽派和吴派,“徽”就是指的是安徽、徽州那一带,“吴”当然是指的是以苏州为中心的吴越。尽管这两派的风格有一定的差别,但他们无疑都是吴越一带、东南一带的。湘籍士大夫再一次表现出他们参加精英文化的能力或者意愿很低,但是呢,他们自己的解释来说的话,他们仍然是坚持了经世之学的传统,不去弄这些玄虚。因为宋儒讲的是义理之学,是玄虚的东西,不务实的东西;但是清人调整义理之学,他搞的是什么呢?他搞的是考据之学。所谓的汉学,实际上指的是文字考据、音韵考据。它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这是实实在在的学术,不是义理这样的空虚的意识形态,但是它还是跟民生,跟实务没有一点点联系。

所以从经世之学的角度来看,汉学取代宋学,仍然是一种逃避主义的体现。乾嘉之学虽然以实学自居,其实根本就是一种伪实学,它还是搞的一种不讲社会责任、只讲独善其身的东西。它有效的逃避了清朝中叶的文字狱。你搞起乾嘉之学来说,你既能赢得一定的学术名誉,又不会有遭到朝廷迫害的危险,这是一种取巧的办法;而你搞经世之学,一方面你是很累,要负责地方共同体的实际事务,另一方面还有招祸的危险。所以一个是取巧,一个是务实,两者是不一样的。湖南人以蛮子自居,所以他们不干取巧的事情,而只干务实的。吴越人当然有理由嘲笑他们,你们不是不想干,而是你们根本没有这个水平。当然任何事情都是可以从正反两面来说的。湘人视为自豪的东西,恰好就是苏州士大夫阶级瞧不起的东西。

湘军

但是他们的经世之学是播下了种子的,就是产生罗泽南、曾国藩那个土壤。罗泽南和曾国藩在学术上讲,也并不怎么出色。虽然曾国藩讲理学,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后来人如果还要看曾国藩或者罗泽南的理论著作的话,那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湘军领袖的缘故。如果他们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文人,那他们的诗歌也好,理学著作也好,还是其他什么著作也好,都是不值一读的,顶多在《皇清经解》这一类的百科全书中间留一点位置。基本上他们是凭着事功使他们的理论受到推重了。

我们后来所知道的湘军,它实际上是湘人共同体长期积累的组织资源和理论资源在太平军战争中的一个体现。太平军本身就有浓厚的族群冲突的色彩,太平军之所以能够起家,就是利用了广西的土客矛盾。太平军依靠客家和当地土人的矛盾,用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教派来武装客家,加强他们的组织度,然后依靠客家蛮族的力量横扫大江南北,在他们所经过的郡县,清朝的官兵基本上是不堪一击,在他们横扫苏州扬州的时候,极其富裕的吴越士大夫也是不堪一击。只有蛮族才能抵抗蛮族,能够抵抗客家山地人的,也只有湘军这样的另一种性质的蛮族。他们跟广西的客家人其实同样都是刚刚皈依的蛮族,也只有蛮族才能对抗蛮族。

他们在经过长沙和武昌平原地带的时候,当地的官绅基本上被他洗荡殆尽;然而曾国藩、罗泽南这些人组织的土鳖民兵,本来是打算做正规军的辅助部队的,一个自费出征的辅助部队,最后就变成了主力。这不是他们设计的结果,而是自然淘汰的结果。在正规军被打烂打散以后,军饷也筹不出以后,这些只有政策没有收入、自负盈亏的湘军团体反而成了作战的主力。湘军本身,它很像是一个武装的共和国。朝廷承认湘军是自己的一部分,但是筹不出饷来,只能给政策,就是说是,只要你名义上忠于朝廷,哪儿能搞到钱,你们自己去搞钱,搞到钱怎么搞的我也不问你,只要你不问朝廷要钱就能打仗就谢天谢地了。在这种情况下,湘军变成了一个武装的共和国。它与其说是正面战争中的战斗力特别强,倒不如说是它组织筹款和军事训练的能力比较强。

曾国藩本人就坦然的承认,他本人是打败仗多打胜仗少,但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部队打了败仗以后不会垮台。别的部队是招募来的雇佣兵,有钱的时候才来打仗,一旦打败了,领不到钱了,或者是要命比要钱更重要的时候,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而曾国藩的部队一败再败,每一次都能够团结起来。这就是一方面他有宗族作为依据,湘军是依靠宗族组织形成的部队,可以说他把湘人的共同体移动到了外省,但是基本结构没有变。这个共同体是什么?地主或乡绅,同时也是当地的儒家学者,既是经济方面的组织者,又是政治方面的保护人,同时又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者,以他为中心,依靠血缘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把士兵们组织起来。比如说是,刘松山担任老湘营的主管军官,那么他的侄子、堂兄弟、堂侄表侄诸如此类的,就是这个营的中级军官,而那些表侄的邻居或者是佃农,就是这支军队的士兵。

这个结构很像是苏格兰高地兵团。麦考莱总结说,苏格兰高地兵团的战斗力在哪儿呢?别的士兵如果面临到危险的时候,他首先想的就是回家,回家是最安全的,军队是不安全的,他有家可回;但是苏格兰高地兵团无家可回。他们团的团长不是别人,就是他们部落的酋长,也就是他同一血缘的家族的家长。麦克唐纳团的团长就是麦克唐纳家族的长老,麦克唐纳团的军官和旗手就是他们家族的长辈和长老,麦克唐纳团的士兵就是麦克唐纳家族的佃农和小辈。他们既有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又有血缘上的依附关系。他们不可能逃回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家长在他们的军旗之下,守护军旗的就是他们的大家长。法国士兵如果从奥弗涅郡来的,他离开弗兰德前线,他就一溜烟跑回奥弗涅郡去了,他的老婆孩子都在奥弗涅郡。但是麦克唐纳家族,他们的家族就是他们的团,他往哪儿跑?他打了败仗以后,他只能向着军旗逃跑,他的族长拿着军旗,军旗周围就是他的叔伯兄弟。如果军旗周围都不安全的话,他在哪儿都不安全,没有比在家族当中更安全的了。在别的地方受到危险,他只能够逃到家族身边。如果离开了家族,那么他的仇人杀了他,是没有人替他报仇的。别人碰上危险就会逃散,而麦克唐纳团受到了危险,只会团结得更紧密。这是由它的宗族结构和社会结构决定的。

湘军就很像是麦克唐纳团,它就是这样一个流动的共和国,它没有地方可以逃跑。刘锦棠能跑到哪儿去呢?他如果跑到别的地方去,他就什么也不是了,只有向刘松山身边靠,刘松山是他的叔叔,刘锦棠如果打了败仗以后,他只有往他叔叔身边跑。老湘营的士兵如果打了败仗以后,只能往他们的大营跑,这个大营是打不散的,虽然他们可以不断打败仗。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组织度,同时朝廷又不给饷,那么他们必须用各种方法去筹集他的物资,比如说征厘金,劝各地的商人捐款,自己搞点各式各样的土特产,包括鸦片贸易诸如此类的东西,同时搞一套战利品分配制度诸如此类的东西。

这个共同体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对内是团结的。湘军抢到的战利品是不能独吞的,多多少少要经过二次分配,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湘军的士兵的话,即使你在打仗的时候没有去抢,别人抢到了也要分给你。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人人都去抢的话,军队在进攻之中纪律就瓦解了,这个时候别人给你杀一个回马枪,你会全军溃散。曾国藩编的练兵歌就特别强调这一点,大家不能去乱抢战利品,因为敌人会杀回马枪,大家不要担心,只要是湘军,就是一家人,再坏,大锅饭有你吃的,你不去抢也不要担心饿着,不会让你吃亏的,大家都有这样的相互信任,湘军这个团体才能够站得住脚。湘军这个流动的共和国就是依靠这样的相互保障,内部可以说它有一套再分配的社会主义体系。但在外部,它对外部的社会,是采取占领者或者征服者那种[方式]的。一般人说曾国藩或者清军的暴行,就是说他是在打败太平军以后把南京城给抢了,恭亲王还指望把这些战利品拿来归公,但是实际上是湘军曾国荃交上去的只有太平天国那两个玉印,金银财宝,号称天王府金银如海,都不知道给谁私吞了。大家只看到湘军的各将领退役以后跑到湖南老家,一个个都盖起了大宅,合理的推想,这些钱大概是落在他们手里面了。

但是可想而知,湘军内部是有再分配体系的,这个再分配体系还一直延伸为湘军的继承者哥老会这样的组织。哥老会是什么呢?就是湘军的退休服务组织。因为老战士退休了,他们的福利怎么解决呢?老战士在打仗的时候,往往打伤打残了,不能从事正常劳动了,这个怎么办?你不要指望朝廷救济你,朝廷连在打仗的时候军饷都筹不出来,哪儿去给你搞退休金或者是抚恤金。这个问题就要由军队内部解决了。我们都是湘人,我们都是一个营的人,张三打残了,李四要负责养他。军队本身解散以后,原有的在打仗时期形成的组织不会因此解散。我们过去一面做生意,把做生意赚来的钱充当军饷去打仗;现在不打仗了,生意我们照做,做生意赚来的钱,照样要养我们的老弱病残。只要是我们的一家兄弟,我们肯定要养他。我们知道,共同体的主要功能就是抗风险,单独的原子化个人没有办法抵御风险,是很快会被消灭的。哥老会这样的组织之所以能够存在下去,就是因为它继承了湘军以前的士绅组织和湘军本身的组织,它可以说是[那些]离开农村打了仗、解散以后又不愿意重新回农村过农民生活的湘军老战士的[组织]。

哥老会后来控制了长江南北的许多大码头,很多重要的贸易,例如药材、鸦片贸易和许多赚钱的重要贸易被哥老会控制了,因为他们的组织度高。涉及贸易的时候,如果我占住这个码头的话,弄不好是要打一架的,如果你打不过我,这个码头就只有归我了。而他们的团结度和组织度比较高,所以从曾国藩解散湘军一直到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那个时代,哥老会一直控制着湘江和长江很多重要码头的贸易。他们的势力到不了上海和扬州,但是长江中游一带基本上是他们的天下。我们可以说湖北省就没有产生出什么像样的黑帮,来自于湘军老战士苗裔的哥老会完全控制了武昌、汉口这些重大码头,这就是湘人共同体具有高度组织性的一个铁证。

同时同盟会和国民党开始搞革命的时候,也大大的借用了哥老会的势力。像黄兴这种人,他们推翻清朝利用的是什么?就是哥老会的势力。这个就不用详细解释了。这些事情你可以从正面评价也可以从反面评价,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评价,都说明了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存在,湘人社会在近代东亚构成一个组织度特别高的特殊共同体。这是离他们很相近的楚人或者湖北人完全不具备的。我之所以主张把湘人共同体称为“湘人共同体”而不是称为“楚人共同体”,就是因为这一点。湘人共同体的黄金时代是在近代,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中后期,但它的黄金时代无疑是在清代中后期和民国初期。在这个时期,他们一般是以湘人自称。称楚军的也有,但是比较少。而且楚这个称呼还经常被湖北人所利用,而湖北人的猜忌心比较强,同时湖北的过渡性比较强,团结力明显的不如湘人。所以湘人为了区别自己的话,最好还是称为湘人共同体比较好。

湖湘特殊主义

湘军既然是一个流动的共和国,它必然的给湘人社会造成了众多的特殊性,例如它在湘人的士大夫阶级中间,造成了一种特殊的自豪感。从围绕着《湘军志》和《湘军记》的冲突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著名的才子王闿运写的那本《湘军志》,对湘军的各大佬用很不恭维的名词来形容他们,引起了他们的公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共同体意识。爱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谁也不能攻击我们的祖国,我们自己人可以说自己人坏话,但是如果有人吃里扒外,勾结外人来说我们的坏话的话,我们就感到难以忍受。

湘人在太平军战争结束以后跟吴越人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因为吴越士大夫既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又通过科举在朝廷占据了主要职位。像翁同龢他们家族,可以说是吴越士大夫阶级的一个典型。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太平军打来的时候迅速的当了逃兵,按照清朝当时杀何桂清和其他大臣的规矩来说,这种人就应该砍掉示众。但是因为他们的科举能力过于出色,而翁同龢又当了皇帝的老师的缘故,所以别人打了败仗都要杀,也只有他哥哥打了败仗弃城而逃以后可以不杀。这严格来说是破坏纲纪的。这在那些拼死打仗的湘军将领看来,这就是软俗、不负责任的吴越士大夫阶级,凭自己弄笔杆子的能力来侵夺汗马功劳形成的湘军共同体的政治地位的一个体现。

所以清末的几个政治集团当中,湘军集团、淮军集团和吴越士大夫集团始终不合。李鸿章和曾国荃都认为是吴越士大夫有忘恩负义之嫌,他们的逻辑是,没有我们,你们还在长毛的压迫之下,长毛那些大脚蛮婆和广西的蛮子骑在你们头上,把你们虐待成什么样子,你们一声都不敢出,是我们把你们救出来,结果我们把你们救出来以后,你们不但不骂长毛,反而骂我们如何如何对你不好,如何如何没文化,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对虐待自己的人没有能力报复,对帮你们自己的人还意见这么大,你们算什么乱七八糟的角色?就凭你们会写点儿文章?写文章算个屁啊。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湘军志》其实与其说是一部历史著作,我们当然可以说它有历史价值,有史料价值,但一方面作者是文学知识和帝王学的开拓者,另一方面,对于清末民初的湖湘社会来说,它主要是一个凝聚国民自豪感的一种工具。因为湘军既然打出了名声、扬名立万以后,就构成了一种瑞士雇佣兵团在欧洲的那种地位。以后无论发生任何战争,大家都想到,首先到湖南来招兵,只有湖南兵可靠。这种做法就相当于是欧洲,无论是路易十六还是教皇,如果他需要有人保卫的话,他首先到瑞士去招兵,瑞士的步兵是以善战甲于天下。意大利的城邦虽然有钱,但是政治品德非常腐败,像吴越士大夫一样,很不擅长保护自己,很善于相互出卖和陷害。所以一旦别人打来的时候,他们都要用雇佣兵,而最忠诚最可靠的雇佣兵就是瑞士雇佣兵。

瑞士雇佣兵以忠诚和团结著称,这从路易十六的下场就可以看得出来。路易十六本人已经投降,准备把权力交给国民议会,但是唯有他的瑞士卫队坚持不肯投降,因为他们在招募的时候就已经发下誓言,一定要守卫王宫,哪怕是他们的雇主已经投降,他们也不能投降。最后他们战斗到底,被法国国民自卫军杀得一个都不剩。这个事件也是瑞士的立国神话之一,就像是澳新军团在加里波利和土耳其人打仗的经历构成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立国神话的一部分。我们要知道,民族神话或者国民神话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武德,国民共同体是依靠烈士的鲜血和围绕着烈士的鲜血发明的神话凝聚起来的。没有烈士的鲜血,就没有民族神话;没有民族神话,就没有共同体。所以澳新军团的立国神话,它不在澳新军团的本土,而是在遥远的土耳其海峡、黑海海峡那儿;瑞士人的立国神话,它不是在瑞士本国,而是在遥远的巴黎和佛罗伦萨。瑞士的儿郎在巴黎和佛罗伦萨的战场上,证明了他们的政治品格比腐化堕落的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都要强得多。他们的英雄事迹使瑞士人感到,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是跟你们不一样的团体。因此瑞士民族能够从欧洲的各民族中间脱颖而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都知道,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描写瑞士士兵的诗歌是相当多的。海涅曾经引用过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大体内容是描写一个不幸的瑞士卫兵。他加入了瑞士兵团,在遥远的地方戍守,忽然思乡之情难以遏制,忽然有一天听到对岸传来一支家乡的歌曲——就像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江东子弟一样,一旦听到楚歌的声音,思乡之情顿起,于是就逃散了——他忍受不住思乡之情的诱惑,放下长矛,游过了莱茵河。于是他的同伴把他抓了回来,把他当作逃兵绞死了。尽管他情有可原,但是瑞士卫兵的荣誉就在于永不背叛,永不逃避,虽然你不是出于怯懦而逃避的,而是出于思乡之情而逃避的,尽管审判你的人都是你的同志,他们跟你一样怀念家乡,但是他们为了维持瑞士兵团的荣誉和信用,他们必须判处你死刑。这就是瑞士人的民族悲剧。这个悲剧对于瑞士人的意义来说,差不多像麦克白这个悲剧对于苏格兰民族的意义一样。民族悲剧对民族性格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瑞士人的荣誉就是,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的信任和勇武都比你们高一筹。

清末民初的湘人社会,对自身的信任和勇武也有类似的看法,因此他们必须通过《湘军志》的争议,来维护湘人共同体的名誉。名誉和利益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湘军的信用、团结和勇武不如其他人好,那么出了事情的时候,朝廷为什么要到湖湘来招兵呢?它为什么不到四川去招兵?为什么不到河北去招兵?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让僧格林沁去招外蒙古的部落、让胜保到满洲去召集满洲的各部落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满蒙的各部落在这个时候,它们的组织度和团结力已经大大衰退了,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战争了;而吴越人、闽粤人,过去和现在一样,都厌恶战争。我们都知道,北洋水师的英国顾问有一个重要的看法,就是说,北洋水师绝大部分是由闽粤的水手组成的,而闽粤的水手天生就是商人,他们认为北洋舰队最正当的用处就是用来搞作走私贸易,很乐意去做生意而很不乐意去打仗,他们平时考试成绩也不错,但是真要打仗的时候一定是毫无勇气的。后来就发生了方伯谦事件,我们可以夸大的说,方伯谦可能是个例,但是他确实是证实了英国顾问对于北洋舰队的基本看法。

各地的民风民德不一样,这是负责管理实务的人都明白的。你唱高调可以说是,大清帝国统治下的臣民一律平等,但是讲实际的话,你就会心里面是完全清楚:你把苏州士大夫的子弟召集起来当兵的话,基本上是让他们白白送死;但是你如果从广西的客家人或者从湖南的士绅子弟中间招兵的话,招出来的士兵就有强大的战斗力。你从成都平原招兵,招出来的士兵基本上是吃鸦片的时间比较多,打仗的时间比较少;但是你从凉山地区的土族部落里面招来的兵,他就能够实实在在打仗。这个差别就是组织度和德性的差别。你不唱高调办理实务的话,你就必须清楚,哪儿的兵可以招,哪儿的兵不能招。能够招兵的地方就是组织度和团结度高的地方,这是没有问题的。

而清朝末年的湖湘社会,等于是有意识的维护自己的组织度和团结度,因为这直接涉及他们的利益问题。湘人在清朝末年占据了督抚的半壁江山。我们都知道,清朝中叶,大部分的高级官员,也就是总督和巡抚这一级的高级官员,大部分是由满蒙八旗担任的,汉官很少很少;洪杨之乱以后,这些官员绝大部分,八九成都变成了汉官,基本上这些汉官中间,出身于湘军系和淮军系的人又占了半壁江山,另外一部分呢,就由吴越士大夫占据了。可以说是,做大官的资格不外乎两种,要么你有文的,要么你有武的。文的你就要科举来的,在这方面,湖湘社会是不可能跟苏州绅士竞争的,如果大家全靠科举的话,那么像翁同龢那种人不可避免的要占据政治核心,根本就没有你的份儿。如果说湖南人在清朝末年还有很大的势力的话,那么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能读书,而是因为他们能打。他们搞经世之学比别人要强,而搞理论研究的话仍然不如别人。因此他们出于自身的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出发,都必须维持湘人特殊性的神话。围绕着《湘军志》的一系列争论,你对照一下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就可以看出,实际上是湘人共同体自决意识萌发,试图通过几场斗争来维护湖湘社会特殊性,强调湖湘社会高信用度的一种措施。这种措施建立起来的神话是可以变现的,可以兑换成为在朝廷的政治势力,可以兑换为大笔的军饷,可以兑换为为组建部队而经手的大笔银两和大笔回扣。所以理论上的事情和实际上的事情是不能够截然区别开来的。

理论建构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湘军神话的建构,另一方面是湖南经世之学的建构。太平军战争以后,依靠湘军起家的满清大吏,特别是包括曾国藩和左宗棠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开始大肆的鼓吹湖湘之学、经世之学的重要性,开始翻译出版王船山的著作。出版王船山的著作是有政治敏感性的,因为他是坚持忠于大明的人,在清朝前期的政治气氛中是根本不能出版的。但是曾国藩等人凭着他们拯救了大清朝的功劳,就可以把这个纪律打破,把王船山和他的学说塑造成为湖湘共同体的又一个图腾。塑造王船山其实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工程建构的一部分,因为湘人是比较蛮族化的团体,因此他们在理论方面是始终不如吴越的,所以要弥补这个缺陷,就是要塑造本土的英雄人物。我们要扬长避短,讲理论是我们的弱项,但是讲实务是我们的强项,湘军就已经充分证明了我们讲实务的强项,因此我们就要进一步强调经世之学。

经世之学在明末清初就有很具体的含义,指的是兵农钱谷这些,在清末以后又增添了新的意义,就是说格致之学、声光化电之学诸如此类的东西。魏源的研究其实就是清末经世之学的一个典范,他的特点就是,他不按照理论体系,他按照实际体系,把西洋的报纸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文章统统收集起来编书。对于大清、日本、越南的儒家社会来说,这部书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能在日本比在大清还重要一些。日本在明治前后开港的时候,魏源出版的那些书,对他们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因为这是他们了解西洋社会的一个重大途径。对于魏源来说的话,这都是经世之学,经世之学就是实务之学,尽管在传统的儒家学问体系当中,根本就没有西洋的位置,但是只要这些东西是有用的,只要船坚炮利是有用的,这些东西都有收集和整理的价值。这些学问中间包含的各式各样的东西,例如包括西洋传教士对于基督教的学说,包括西洋地理学家对于绘制地图的学说,包括西洋商馆对西洋、非洲和全世界各地物产的介绍,报纸新闻对西洋公侯、社会新闻之类的报道,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都算是经世之学的一部分。经过了魏源和林则徐,经过了曾国藩和左宗棠,一度变成湖湘学说的主流。清末的湘学是极为繁盛的,出现了可以说是出版业大爆炸的局面。

但他们没有产生出朱一新或者廖季平这样最知名的经师,而是产生出了许多可以说是像黄遵宪这样的人,讲实学、讲实用、讲具体政治事务的改革派。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无湘不成军,除了湘军以外,帝国就找不出有效的战斗资源;另一方面是没有湘人的思想界,基本上思想史是没法写的,无论是在大清、韩国还是日本。湘籍思想家把西学和经世之学结合的努力,都构成了后世变法维新、共同体建构和政治建构的重要资源。他播下的种子可以说是遍布了整个东亚,超出了湘人一隅。因此这些做法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就形成了新一波的共同体塑造运动。1910年的战争以后,大清的传统体制不能维持下去已经是很明显了,于是整个东亚都出现了一个意识形态真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出现了国族构建的高潮。东亚大陆在继承大清这种旧式帝国的真空当中应该建立怎样的共同体,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学说,像杨度、蔡锷之类的人都是共同体构建学说的主要的急先锋。在这个时期有各式各样的学说,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章太炎的小华夏主义,有梁启超的大中华主义,还有各省士绅提出的各种满洲特殊主义、南粤特殊主义。

湖湘特殊主义在其中是占有特殊地位的。像杨度和蔡锷这种人,他们提出的湖湘特殊精神,我们都很清楚杨度是怎么描绘湖湘的,他说如果中国相当于是德意志的话,那么湖湘就相当于是普鲁士,如果中国相当于是希腊的话,那么湖湘就相当于是斯巴达。这种情况,我把它称之为二元爱国主义。因为普鲁士是一个具有国际化主体地位的国家,雅典城邦在古代希腊也是一个国家实体;但是在近代的民族建构当中,他又可以以自身为核心,重新发明德意志民族和现代希腊民族这样的实体。按照杨度的意思来说是,他心目中的那个未来的新中国,是在湖南人这个共同体建立健全组织以后,然后把自己的组织以模范身份对外输出的一个产物。后者是抽象的,前者是具体的。

军国民主义

这时候我们就要涉及一个近代史上的重大公案,就是军国民主义的问题。因为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军国民主义跟社会主义的总体战结合在一起,变得名声很坏。但我们要注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军国民主义的意义不是这样的,它无论在远东、日本还是在欧洲,它的意义都是非常正面的。军国民主义的核心就是这样的,什么叫做共和制度?如果我们实行君主制度和贵族制度,那么国家跟普通的平民没有直接关系,国王或者贵族负政治责任、负军事责任就行了。平民没有必要特别关心这个国家。但是共和国,无论雅典式的共和国还是近代的共和国、美国那样的共和国,它就要涉及到一个保卫自己的问题。

原先贵族政治的基本前提是,什么是平民呢?平民就是不用打仗的人。什么是贵族呢?贵族就是必须打仗的人。贵族的特权是什么呢?就是军人特权。他们之所以需要有特权,是因为只有他们才需要打仗。如果你们反对贵族特权,那么请问,今后你们要依靠谁来保卫自己呢?你们要打倒贵族,要求大家一律平等,这是可以的,但是平等以后,贵族既然已经没有特殊待遇了,那你就没有理由让他们单方面去保卫国家,那你们怎么样呢?共和制度的正常情况就是军国民主义。军国民主义是贵族主义的对立物,意思就是,所有公民都要尽保卫国家的职能。最初的军国民主义的典范就是华盛顿将军的民兵,它跟英法的贵族军队形成鲜明对比:英法的贵族军队,贵族就是天然的领导,贵族子弟就是天然的军官;而华盛顿的民兵当中,每一个公民都有站起来保卫自己家乡的义务。南北战争当中,李将军的弗吉尼亚兵团跟弗吉尼亚社会是同构的,这就是军国民主义的典范。

而西方文化东渐以后,远东各国开始感受到自己的差距,觉得自己要组建现代国家的话,原有的顺民社会是不行的。顺民社会的特点是什么呢?征服者来来去去,无论是朱元璋也好大清皇帝也好,无论你是蒙古人也好满洲人也好,只要你能征服,我们就交税给你,交了税以后什么都不干我们的事情了,政治事务军事事务你们满蒙八旗去管,你负责保护我负责出钱就行了。如果你要搞现代国家,这样的顺民社会是搞不起来的。你怎样才能使这样的顺民负起国家的责任呢?答案就是通过军国民主义。你必须教育顺民做公民,公民是国家的主人,顺民只是国家的过客。公民要像皇帝一样为国家的所有事务操心,而所有事务当中,最困难的就是军事事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其他的事务你只要出钱就行了,军事事务,你非要出自己的老命不可。如果一个地方的居民没有能力和意愿保卫自己,那么他们就只配做臣民不配做公民;只有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居民才有资格做公民,才有资格跟华盛顿将军和李将军的民兵相提并论,这样的人民才能够建立现代的政治体制。所以在梁启超的时代,绝大部分思想家和实务家都认为,要建立共和,捷径和必经之路就是通过军国民主义。

军国民主义在当时不是好战的意思,而是说地方的凝结核不能再是过去那种只讲文不讲武的士大夫阶级,他们必须是能文能武,在家乡父老面前担当预备役军官等职责。就像华盛顿这样的大地主,在和平时期,在他的乡邻面前,他就是一个民兵团的首领。英国的军事制度本质上就是,不要常备军,要民兵。各地的士绅阶级,就是英国所谓的绅士,就是民兵团体的天然领袖。平时的时候,在农闲季节,当地的士绅会召集左近的农民出来,集合起来进行军事训练。如果法国人的舰队在海峡出现,本地士绅就要把他平时的民兵召集起来,赶到伦敦或者是金斯布里奇或者是肯特郡的海岸上去勤王。

民兵是英格兰自由的保障。因为欧洲大陆的国家之所以实行专制主义,就是因为国王掌握了常备军,国王掌握了常备军,臣民没有常备军,政权自然归于国王;而英国国王之所以不能行使专制权力,就是因为他只有海军没有陆军,他的陆军就是民兵,民兵掌握在各郡的士绅手里面。各郡的民兵团首领,平时就是国会的议员,因为平时国会选举出来的也是当地的大地主。德文郡的地主就是德文郡的国会议员,在战争时期德文郡的地主就是德文郡民兵团的首领。克伦威尔就是这样的,他在和平时期是本郡的国会议员,在战争时期是东北部民兵团联盟的将领。就是靠这样的民兵团的部队,英国国会才能够打败国王。而法国国会之所以控制不了拿破仑,就是因为法国没有民兵,只有常备军。所以常备军将领拿破仑一来了以后,法国国会就只有拱手投降了。而英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自由,就是因为它讲民兵不讲常备军。华盛顿将军之所以能够保持美洲的自由,关键也就是由于美国军队是依靠民兵而来的,跟欧洲的常备军不同。

所以这个理论无论从政治上讲还是从历史上来讲,都是颠扑不破的。日本的思想家和梁启超这种思想家,以及像阎锡山、蔡锷这种办理实务的人,他们都坚信,军国民教育是建立现代共和制度的必由之路。它的意思不是像后来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理解的那样要将一切格式化什么的,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第一,你要建立现代教育体制,具体的说就是中小学。以前的教育要么是非正规的,要么是私塾先生或者佛教的僧侣举办的,基本上是没有武德的教育的,他们可以教你识字,可以教你念些儒家的经典或者佛教的经典,但是这样教出来的学生是没有战斗力的,对乡里也没有特殊的责任感。他们设想的新式学校,那就是欧洲式的学校,不仅要教知识而且要教军事的学校。当时的高等教育是很少的,只有极少数极少数的精英才会受高等教育,即使在欧洲也是这样,在东方就更是这样了。一般的设想是,绝大多数国民是只接受中小学教育,而中学生就是本乡的最大的知识分子。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的中学生基本上是一文不值的角色,但在当时,大家设想,一个乡的精英就是中学生了。中学生平时在学校里,除了学知识以外,还要学军事训练技术。他们平时就负有教导家乡父老的责任。如果发生危险的时候,这个中学毕业生天然就是民兵团的军官。

这个设想实现得最好的地方其实是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韩国或者台湾。我们可以从一些侧面的证据来看这些事情,就是民进党经常为了二二八事变去谴责国民党屠杀台湾本土的父老,其中他们举出了一个例子,在现在的人看来就是证明国民党无比残忍,他们说,国军来到了台湾以后,不但残杀了台湾的精英人物,他们居然……禽兽不如啊,他们居然连中学生都要杀!为什么呢?因为国军居然派了整整一支部队去包围高雄的中学,跟高雄的中学生打了很长时间的仗,最后像是围攻一支敌军那样把中学给打散了,看看你们是多么残忍,你们禽兽不如,你们连小孩子都不放过,像这样禽兽不如的人,怎么能当台湾人民的代表?!这话在现在的人听来,的确,一听到连中学生都杀的话,那跟强女干幺力女实在是没有明显区别,你确实是禽兽不如,简直没有必要辩论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日本统治时期,中学生不是这个概念,当时的中学生不仅是年龄更大一些,中学生同时就是当时民兵团的领袖。

日本是实行军国民教育最彻底的国家,韩国或者台湾的中学生都是受过完整军事训练的。这个你可以从日本电影,比如说《啊!海军》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啊!海军》上面描写的一个主人公,就是当时学校里的一个班长,你可以看出他们的中学生是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的。那个主人公班长因为在军训的时候有自由思想,跟教官顶嘴,受到教官的严格训斥,以至于他毕业以后想要报考军校的伟大理想都受到了挫折。这就是当时的日本军训,它的军训不是儿戏的,训练出来的人就是真的是直接可以当预备役军官的。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人快要打来了,日本的最后一位总督就对台湾进行全民动员,台湾所有的中学的中学生,自动就成为本乡民兵团的军官。这些民兵团在美国飞机来轰炸的时候,他组织家乡父老疏散进防空洞,把重要物资藏匿起来搞军事训练,准备在美国人登陆的时候对美国人进行迎头痛击。

要知道当时的中学生是有战斗力的,不但有战斗力,而且他们的战斗力比大日本皇军就差那么一点点,比蒋介石的军队要强得多。这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因为有很多台湾人参加义勇军,尽管日本人没有要求台湾人参军,有很多台湾中学生作为义勇军去参加了日本军队,当时是踊跃参军,大批中学生要求参加日本军队,基本上是六个人报名只有一个人能够录取,大多数人都是很失望,想要参加日本军队而不可得,这样搞出来的台湾义勇军,在大陆战场和东南亚战场都有很好的成绩,比蒋介石那些抓壮丁抓出来的军队要强得多。所以你不要说是国军特别残忍了,你应该感到很奇怪,就是说,那一支国军包围了高雄市中学以后居然没有打败仗,居然还最终把那个中学给攻陷了,应该说可以合理地推测,这支国军应该还是国军中间比较善战的军队,如果是比较烂的军队的话,他们可能真让那支中学生部队给打垮那也说不定了。

另一个事情就是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金日成部队南下的时候,李承晚的政府迅速撤出了汉城,金日成部队在汉城遇到的最大抵抗是什么?答案是中学生。后来《光荣与梦想》的作者威廉•曼彻斯特用他那种左派喜欢的讽刺性的口吻描写这个现象,说是韩国当局多么的不中用呀,等到共产党打来的时候,他们居然会让中学生去抵抗,而且他们还讽刺说,中学生拿什么抵抗?难道拿教室的扫把去抵抗吗~~~然后读者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肯定就会愉快地笑了起来。其实不是这样。当时的中学生可不是我们现在的中学生,那是日本人军国主义训练出来的中学生,这里面训练出来的中学生,除了运气不好没有当上总统以外,一个一个的,他们的军事素质,就相当于参军以前的朴正熙。

我们知道朴正熙在满洲国,在华北作战的时候,战绩是相当不凡的,可以说他就是属于我们现在宣传中“双手沾满了抗日军民鲜血的刽子手与日本暴徒”中的一员,他杀人的能力至少是相当出色吧。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尽管那些汉城的中学生后来没有当上总统,但是日本人训练他们的方式跟训练朴正熙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他们的本领比朴正熙差不到哪儿去。他们抵抗金日成的能力也绝对不是像现在的人想象的那样,召集一帮中学生去拿着扫帚去搞儿戏,他们是真正能够抵抗的。他们可能就是汉城社会中间组织度最强的角色,是当地社会天然的凝结核。

所以☭要杀中学教师,那是非常有道理的事情;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要围攻中学,这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事情。这些事情都从反面证明了真正的军国民教育是什么东西:它就是要培养能够对地方社会负责的新的自治共同体的凝结核。旧的凝结核,士大夫阶级能够维持儒家的传统社会,但是已经不能维持近代社会了。他们希望通过文武兼备的新式学校训练,训练出来的新式精英或者中学生,既懂文的又懂武的,不仅在教育上能够为乡里表率,在道德上为乡里表率,而且在军事上也能够把乡里的人民组织成为华盛顿式的民兵。这就是军国民教育的一个出发点。

军国民教育的提倡者当中,湖南人又占了绝对多数,以至于在民国时期的军界中间,中级军官当中湖南人长期占了三分之一。这个数字是直到1946年国共战争爆发的时候,基本比例仍然是这个样子的。尽管高级将领当中他们没有占到这个比例,但是湘人出中级军官的传统是格外的坚强,不仅限于湘军,而是体现于全国所有的军队。后来沈从文曾经说过,抗战当中牺牲最大的就是湘人。当然这个说法可能对蜀人不太公平,论死人多的话,可能四川人死得更多,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四川人很少出合格的中级军官,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武德比起湘人来说是差了很多。出中级军官出得最多的确实无疑就是湘人,他们在抗战中的牺牲是格外的重。这也是从侧面表现他们共同体完善程度的一个指标。

从这个出发点你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民国初年,湖南会产生出像蔡锷、杨度这样的重要人物;为什么在联省自治运动开始的时候,湖南的省宪法是最完善的、维持时间又是最久的。

从技术上讲,浙江的三色宪法可能是最精密的,但是真正能够实现的时间很短。而且浙军有一个很糟糕的特点就是,浙江士绅没有自己的军队。湘军是存在的,我们知道谭延闿率领的就是湘军,直到北伐,甚至在北伐以后的一段时间,统治湖南本地的就是湘军自己,以至于像张敬尧这样的人率领少数北军进入湖南的时候,很容易就被驱逐了。但是浙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浙江的士绅尽管制定了很漂亮的三色宪法,但是他们的浙军本身能够统治的时间却非常短,也就是在蒋尊簋和朱瑞当都督那个非常短的时期里面继任都督,也就是一、两年的事情,然后段祺瑞从上海江南制造局调了一支北军过来以后,统治浙江的一直就是北洋军了。这一个致命弱点就注定了浙江自治不能成功。在这方面,吴越士绅暴露了自己传统的弱点,就是说,只能说不能做,而在说的过程中间,搞内斗的本领又实在是太大了一点,大家都是太善于去勾引外人来对付自己人了,而要涉及到打仗的问题上,除了借助客军以外没有别的办法,然而客军是不可能真正为吴越本土事业服务的。

而湘军是始终存在的,而且它经常是出省作战。民国以来,湘军是长期控制自己本省。段祺瑞企图,先派傅良佐,后派张敬尧进驻湖南,造成的结果就是,每一次都只待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就被装备极其低劣的湘军赶走了。张敬尧和湘军的战争其实是民国战争史上的一次真正的护国战争,它跟华盛顿的民兵战争是极其相似的。其实论数量上的军力的话,张敬尧并不弱,但是他自己的军队基本上都是雇佣军,没有认真作战的能力。少数愿意保护他的北军,也是急于撤回自己保定的老家,并不愿意在湖南客地久留。而湘军呢,其实是人比枪多,枪比子弹多。谭延闿在驱逐张敬尧那次战役中间,基本上是湘军连买一套整齐的军服的钱都没有,他们为了区别自己和敌人,只有在胳膊上扎一个白布条,上面写着“救国救乡,在此一举;勇往直前,拼命杀贼”,这几个字用血写,表示众志成城的决心。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支军队居然只付了很小的代价就把张敬尧和张敬汤给赶出了湖南。

当时张敬尧派张敬汤率领他的军队驻扎在,就在我们现在的地方,就在湘潭,湘潭是北军的总司令部。北军的军队表面上看是正规军,湘军看上去穿得像一帮叫花子,但是湘军从四野逼近湘潭的时候,北军竟然不发一枪就狼狈逃回长沙了,而且一旦逃回长沙了,张敬尧连抵抗的欲望都没有,立刻就召集长沙的总商会,向他们最后刮了一次地皮,预支长沙全城三个月的房租,然后带着这笔钱,在镇湘楼放了一把火,以最快速度逃出了湖南。然后第二天,进驻湘潭的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就接到长沙父老报告,说北军已经滚蛋了,你们赶紧来吧。湖南人的战争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

这种战争可以说是近代东亚史战争当中最接近于华盛顿民兵战争的一次。我们要明白,美国独立战争其实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就是当地的大地主率领当地的普通农民去驱逐客军,把政权恢复到本地的精英手里面的一种行动。照英国人在光荣革命时期的说法就是,什么叫做革命,什么叫做自由?就是把政权从朝廷手里面夺回来,交给天然共同体的领袖,天然统治者是当时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史上一个关键。什么叫天然统治者?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像谭延闿这种人,他们在家乡是当地的地主,是曾国藩的继承人,附近的佃农平时是依靠他的,他在关键时刻能把这些佃农组织成民兵来,去保卫湘人的地方的特殊权利,这种人就叫做天然统治者。什么叫自由政体呢?就是这种天然共同体的首脑在和平时期当国会议员,在战争时期当民兵团首领,他们就是华盛顿和杰斐逊在东亚的真正的对应物。这个对应物没有像华盛顿和玻利瓦尔一样,建立良好的共和体制,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在于湖湘本身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它的地缘政治的原因。我们可以说是,东亚社会在近代来说是天不从人愿,各种因素没有配合好。美国之所以如此特殊,如此得天独厚,因为它的政治德性、地缘优势和历史结点恰到好处地重合在一起。地缘上,它是一个孤立的岛,华盛顿和他的乡绅组织很容易控制这个孤岛,隔绝外界的影响,外界很难入侵;同时他又抓住了良好的时间节点,在英法争夺海外的关键时刻,实行了巧妙的外交,通过英法之间的斗争保护了自己的安全。而南美各共和国能够建立自己的共同体,主要出于美国的缘故。美国通过门罗主义,禁止欧洲列强来入侵美洲,而英国的乔治•坎宁暗中支持门罗主义,禁止大陆君主国染指美洲,因此保护了美洲安全,使美洲的共同体演化能够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顺利进行。我们可以设想,在墨西哥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如果来一次共产国际在印第安人聚居的地区打游击战,墨西哥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些事情之所以没有可能,是因为墨西哥北边不是苏联而是美国。

各省共同体的命运

但是二十世纪的远东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在大清帝国解体以后,建立了维持会性质的中华民国。可以说这个中华民国是大清帝国各族群和各政治主体,为了解决未来的宪法问题而设置的一个缓冲性的临时委员会。它对外要维持列强的平衡和条约体系;对内要维持有产阶级的权利和原有的社会秩序,不侵犯大清原来设计的族群结构。但这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粗枝大叶的安排,留下了很多具体事务留给以后人解决。而以后人解决的结果就是,内外因素相互勾连,破坏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在袁世凯以后,北京政府的原有的组织力量基本上消失了,北京政府依靠越来越少的外国贷款支持,几乎连公教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对各省完全丧失了号召力。同时辛亥以后,各省的财政资源基本上已经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它们已经具备建立独立共和国的所有资源。中华民国政府也由一个名义上的联邦政府,渐渐退化到邦联甚至连国家联盟都不如的地位。

开始的时候,1911年以后的几年,到第二次黎元洪政府的时候,列强还愿意跟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打交道,希望中华民国政府继承大清的条约体系,节省列强在远东进行交涉的交易成本。但是黎元洪政府倒台以后,特别是曹锟政府倒台以后,北京政府实际上已经处在瘫痪状态。这时列强必须由抽象的跟北京政府打交道,变成具体的跟各省的实力派人物打交道,他们必须跟张作霖这种人物签署条约。尽管张作霖,理论上讲,他还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领袖,他宣布东三省独立,那还是后来的事情,但是早在那以前,列强已经跟他签署像奉俄协定、奉日协定、五路协定这样的条约了,而这些条约也像真正的国际条约一样能够得到执行。同时英国人负责主管的中国海关必须跟广东政府、福建政府、江苏政府和北京政府打交道,根据各省交纳关税的比例分配关税的具体用途。

在以前,大清帝国时期和中华民国初期,关税,根据原有的条约,是由英国人征收好了,整体性地交给北京政府的。关税和盐税构成了北京政府的主要收入。但是在民国逐渐瓦解以后,关余问题就变成了主要政治问题。关余就是,关税,一方面是北京政府的主要收入,另一方面就是北京政府偿还债务和赔款的主要担保。北京政府在缺钱的时候就要借钱,借钱不能没有担保品,而海关是主要担保品,以未来的海关收入作为担保,就可以借到更多的钱。当然这样,未来海关就要拨出一部分海关收入去偿债。关余就是海关的收入在每年偿还原有债务以后,剩下来可以供北京政府使用的部分。

对这部分的处理,最后在二十年代初期变成这个样子了,根据孙中山提出的建议,变成一个按省分配的做法:英国人收到关税以后,根据关税征收的来源,把关税分成不同的比例,返还给各省。因为孙中山的理由是这样的:我们广东交纳了很多关税,但是这笔关税经过你们英国人的手交给了北京政府,北京政府拿了这笔关税以后用来购买武器,反过来打我们广东,这是我们广东人绝对不能容忍的,而且也是极其不公平的,如果英国人不肯交出关税的话,我们就要打你。经过了围绕着广州海关的两次武装冲突以后,英国人最后决定采取妥协政策,按照各省交纳关税的比例把关税返还给各省。

这是中华民国解体的第一波信号。这样搞下去的话,因为关税是政府的主要收入,盐税本来就是地方性的,土地税早就被各省接管了,可以说中央政府也只剩下关税和贷款这两项资金来源了。而贷款要能够贷得动的话,又需要关税作担保,没有关税以后,你借钱都没地方借的。事实上情况也就是这样。后来的北京政府就有了三位太上总统,就是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传芳三位太上总统,对北京政府发号施令,因为北京政府一点收入都没有了,只有靠着几位大帅用各种方法给他们借钱,让他们勉强维持。钱到哪儿去了呢?土地税和地方税早就被各省截留了,关税再分配以后的话,各省实际上已经完全具备了独立建国条件了。

但是具备了独立建国条件不一定能够建国成功。真正能够搞建国成功、制定宪法成功的,也就是我刚才描绘的几省。而湖南的省宪法是特别成功的,这跟谭延闿、赵恒惕两人的功劳特别有关。这个我不去详细介绍了,因为作为湘人来说的话,如果连自己伟大的民族英雄谭赵两人都记不住的话,那就太可笑了。他们制定的省宪法,无疑是近代东亚历史上的光荣。如果湖南的地理位置也像北美一样好,哪怕说像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一样好的话,很难想象他们的共同体会崩溃。但是湖南的地理位置天然就不好,这是一开始就决定的。我最开始就讲过,即使是史前时代,湘水流域都是南北两条主要的通道的过渡地带。近代它也是一个过渡地带,它是西南势力和北洋势力的一个通道:西南势力以滇桂为核心,以广东为财源,不断企图染指长江流域;北方的北洋势力,以保定的北洋军为中心,不断的南下控制长江流域的财源。对于这两方面的势力来说的话,湖南都是必争之地。可以说如果湘人的战斗力不是特别强的话,这块地方早就被打得稀烂了。但是即使是湘人的战斗力特别强的话,民国初年的湖南仍然是兵家必争之地,仍然是四战之地,经过了多次冲突。最后省宪法的垮台,也不是因为它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北伐军要想北伐就非要从湖南过境;而吴佩孚为了保护他在保定和武昌的基地,也非要染指湖南不可。南北两军都要进入湖南,那就没有办法了。在这种情况下,湖南处境就更接近于比利时。我们可以说,比利时论宪法来说不比英国差劲,它倒霉的地方就是,英国在海上,比利时在陆上,法国人、德国人和西班牙人必然要争取比利时这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你的宪法制定得再好也没有用。近代的湖南共同体就处在这种地位。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张作霖的满洲或者是陈炯明的南粤能够有湖南湘军共同体同样美好的宪法的话,它们很可能就会搞成功了。它们的地缘处在安全得多的位置上,基本上是只在一个方向有敌人。它们内部的共同体如果能像湖南一样稳定的话,基本上是立于不败之地的。但是恰好是,地缘上有利的共同体,它在宪法上不够稳定;宪法上足够稳定的共同体,在地缘上又处在极度危险的处境。

这样阴差阳错之下,几个最有希望的共同体,满洲、浙江、闽粤、南粤、湖南、滇黔都在二十年代末期的动荡中一个一个地垮台了。有生命力的自治共同体垮台,就意味着整个东亚大陆就要变成像伊斯兰国一样,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客军的一个战场了。这些客军,他们跟任何一省、任何一个地方社会都没有特殊的关系。我们要注意,陈炯明是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广东地方利益的,但是蒋介石却代表不了浙江的地方利益,他对浙江士绅和浙江的银行家是极其残酷的。这些银行家和士绅在同样是外来人的北洋军阀统治下,受到的待遇还好些。而蒋介石无论是要钱的胃口还是镇压的力度,都比他们大大升级了。虽然没有赶上后来的共产党,但是无疑他已经是通向共产党的一个过渡了。就是因为后期建立的新国民党,它在根本性质上就是敌视地方共同体的,有它存在,湖南或者是广东就不可能变成远东的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只能够变成远东的莫斯科和阿尔汉格尔斯克。

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说各省的自治共同体都已经处在注定崩溃的局面,但是从崩溃的方式和时间还是很能看出组织度的强弱的。可以说,江浙的士绅和工业家尽管拥有全国甚至是整个东亚最多的钱——我想上海的资本家,毫无疑问,不仅比中华民国各省要有钱,而且比日本人和韩国人都要有钱得多,这一点你从韩国流亡者的记录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在韩国和东京都混过的,等他们跑到上海和苏州来,他们的感觉就是,上海和江浙一带比起韩国和日本大多数地方更富裕,直到四十年代,情况都还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他们不能有效利用自己的财富。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他们最先崩溃了。接下来崩溃的就是闽粤和江西两省。这两省有一定的地方势力,但在客军的压力下,也是基本上没有做出任何抵抗。作为过渡地带的江汉平原,抵抗也是很少的,无论对蒋军还是桂军还是冯军,还是张作霖张学良的部队,都没有做任何抵抗。

湘军的抵抗,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好的。像何键这种,可以说是虽然是已经归附了国民政府、但是还留有北洋时代一系列地方性质的军阀,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维持湖南的完整性。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红军长征的时候,在渡湘江的时候损失最大的原因。红军是在哪个地方损失最大,就说明当地的土豪的共同体组织度最强,抵抗意志最坚决;在红军比较如入无人之境的地方,就说明当地,要么是在故意放水,要么呢就是抵抗力很微弱。红军长征的过程给我们留下的记录是什么?两个地方的抵抗是最坚决的,一个是云南,一个是湖南。滇军和湘军给红军造成了最大的人口损失,而湘军造成的损失是最大的。湘江之役,红军折损过半。没有被打死的,在指挥系统瓦解的情况下,成群结队跑回赣南去领救济去了。红军经此一战以后,基本上是溃不成军了。这个事实就充分表明了,湘军的组织度直到当时还是高于赣军,高于鄂军,高于大多数地方军,甚至不一定比中央军差劲到哪里去。中央军对红军基本上是采取了追而不打的政策,尽可能把它赶进西南各军阀的势力范围去,以剿共为借口,接管西南各军阀的地盘。所以它没有真打,以追为主。真正抵抗的还真是湘军、滇军和川军。但是川军的战斗力明显不行,在没有滇军的情况下,它的战绩是很糟糕的。滇军和湘军的战绩都非常出色。这种战绩就说明了地方共同体的潜力。

而蒋介石的抗战呢,它与其说是针对日本的,不如说是针对各地方共同体的。这种行为很像是诸葛亮的隆中对,你如果注意看诸葛亮的隆中对,就可以发现,他打出来的大义名分是什么呢?消灭曹操,兴复汉室。但他开出的具体方案是什么呢?曹操太强大了,我们要打倒曹操,是一个理论上的远期目标,但在近期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赶紧把刘表和刘璋的势力消灭掉,把他们的地盘抢过来。刘表和刘璋都是汉室的本家,他们是汉室传统的最后残余者,刘备集团名义上要兴复汉室打倒曹操,但是我不去碰曹操的一根汗毛,我首先打的就是我们刘家最后剩下的两块苗裔。这就是诸葛亮建议刘备干的事情。蒋介石的抗战也就是这样的,他的大义名分是,为了中华民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他没有碰日本帝国主义一根汗毛,他的做法是以抗日为借口去打倒阎锡山,打倒刘湘,打倒何键,打倒龙云,把你们这些根深蒂固的地方势力统统打倒,把你们的人力、财力和兵源都调出来为我蒋介石所用。这一步不成功,抗战是不可能产生的。如果他不能够把刘湘的川军调出来的话,陪都重庆建立不起来,资源委员会进不了重庆,一切都要免谈。滇军、晋军情况也都是这样。

为此,他甚至对阎锡山说,如果阎锡山不帮他抗日的话,他宁可跟共产党联合,派共产党去进攻阎锡山。阎锡山其实是非常亲日的人,他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是日本式军国民主义的主要引进者,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清醒的现实政治家。他多次觉得,与其联合共产党打日本人,还不如联合日本人打共产党比较好。但是要干这件事情非要蒋介石配合不可。而蒋介石既然铁了心要联合共产党,那他也就没有办法了。他明明知道,只要把国军和共军的任何一支放进了山西,那么他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山西模范省就要彻底完蛋了。这种事情果然发生了。他明知这种事情会发生,但是还是无法阻止。这就是东亚地缘政治的悲剧之处。

在这方面,蒋介石其实扮演的是一个非常破坏性的角色,本来各地方共同体是很难打进去的。后来李宗仁回忆说,共产党在哪些地方能够搞游击队呢?就是中央军控制的地方。中央军把地方土豪打光了,红军就可以控制了。湖北的红军之所以多,就是因为蒋介石和李宗仁在这里不断争夺,谁都没有能够建立稳定控制的结果。江西的红军为什么多?因为江西没有强有力的地方势力。从朱培德开始,江西的地方势力就被客军所占据。中央军打倒了各种客军,又压制了江西的地方势力,但是自己又不能实施有效统治,留下的政治真空给红军构成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像何键,李宗仁是特别瞧不起何键的,认为何键是一个土老帽,一点现代思想都都没有,但是他先说了何键二十分钟不是以后,说他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但是他接着说,湖南尽管是M的老家,是GF最先起来搞暴动的地方,是共产国际派来发卢布发得最多的地方,又是江湖会党最多的地方,但是在何键的治理之下,GF居然站不住脚。何键没有中央政府给的钱,湖南就是个穷省,就凭他闭关自守的本领,居然能使红军站不住脚。而中央军直接管制又非常有钱的武昌汉口一带,出了城门就是洪湖游击区。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黑蒋介石多么的无能。其实呢,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中央集权政府破坏了地方原有的管理体系,留下了政治真空的缘故。

我们都知道法国人有一个说法叫做法兰西荒漠,就是说法兰西中央集权的结果是把外省的精英都给搞到巴黎来了,把外省的政治生态环境给破坏了。其实任何中央集权都是这样的。蒋介石能够有效统治吴越和湖北,因此吴越和湖北的地方精英就站不住脚,当地就留下了重大的政治真空。而湖南的地方精英能够站得住脚,当地就没有政治真空。而红军能够渗透进去的地方就是政治真空比较大的地方。在这方面李宗仁、张GT和M都是看准了:湖北是适当的游击区,而湖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湖北原有的共同体是支离破碎,而中央军又在里面进行了有效破坏,所以给再多钱,他都镇压不了红军;而湖南呢,尽管自己没有多少钱,中央又不给钱,但它的地方共同体的残余势力仍然足以一方面镇压本地的红军,一方面能够对过路的中央红军进行迎头痛击。

湘军的尾声和组织资源的毁灭

共同体的强大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蛮族的强大。我们都知道民国时期,针对湘桂两省蛮族的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这可以说是明清以来长期战争的结果。明代有两个长城,一个长城是北方我们都熟悉的那个万里长城,另外一个长城就是南长城。南长城就在湖南境内,是用来对付谁呢?就是用来对付山地的各部落的。这些部落彪悍善战的程度,不比蒙古人和满洲人差到哪里去。湘军的战斗力有一部分是从他们来的。一方面湘军的战士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刚刚归化的前蛮族,他们跟那些蛮族之间的差别很小。就像是台湾的山地人当中,高山族和平埔族的差别一样。平埔族其实也是当地的土著,只不过是住在比较接近于汉区的地方。他们的战斗力还没有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就是,任何军队的战斗力都是取决于你的敌人的。如果一支军队以警察行动为主要任务,对付的就是上访群众的话,它的战斗力比上访群众强不了多少;如果它是日本军队的敌人,那么它的战斗力跟日本军队差不多;如果它是蒙古人的敌人,那么它的战斗力跟蒙古人差不多。以此类推。湘军的战斗力强,部分原因就在于,它平时是经常跟那些山地部落作战的,所以它的战斗力至少要跟山地部落差不多才能维持得住。而吴越人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作战机会,没有什么训练机会,他们跟这种比较长期打印第安人战争的湘军或者桂军比起来,战斗力就明显弱一些。湘军和桂军的战斗力都是依靠平时打这种山地战争来维持的。

而对山地部落破坏得最彻底的就是国民党。国民党通过抗日战争,对湘省的共同体和其他共同体都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因为它使用了大义名分,如果你不跟着我抗战的话,就算是你对中华民族不忠,如何如何,迫使你消耗你的实力去抗战。抗战一旦开始的话,各省的军队要出省作战,出省作战不仅仅是一个地理调动的问题,而且涉及到给养的问题。例如川军为什么会在抗战中损失如此之大呢?就是因为战争性质不一样了,它原有的后勤补给体系垮台了。原有的四川是实行防区制,各路军阀有自己的固定的防区。我的防区,比如说在绵阳,绵阳的地主士绅就要筹当地的粮饷来养我这支军队,我一般不会离开防区太远。我跟其他军阀打仗也是费厄泼赖的战争。

当时打仗的情况其实是表演性很强的,两支军队约期打仗,从早上打到晚上,天一黑大家就说不打了。打仗的过程中间,当地父老还会出来看,都知道双方的军队都是本乡本土的,不会向观战的老百姓开战。天黑了老百姓不愿意看了,大家也就回军了。照民国初年留下的回忆录,当时四川各路军阀的战争就是以这种方式打的。后来国共两党的历史学家把这种战争描写成为暗无天日的军阀战争,其实这种战争哪里算是暗无天日?除了欧洲中世纪战争以外,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像这样文明的战争。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把破坏性很强的野蛮战争给引进来了,破坏了这种非常文明的战争。

而川军一旦出省作战,原有的补给体系和文明战争的游戏规则就结束了。川军到上海作战,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在送死。因为国军没有足够的钱给他们供应给养,而且恐怕是根本不愿意给他们给养。送到这里来,就是让你填到前线上。你的炮火没有日本人的炮火射程远,你打不到日本人,而日本的炮火会立刻打到你。你的用处就是当人肉盾牌,消耗一个团,补上一个团,消耗一个师,补上一个师,反正四川人多,几百万几百万人向上补,打光算完。打光了以后,四川的地方势力就不复存在了。能打仗的年轻人死光了以后,四川的地方势力就不足为患了。

湘军也是这个样子的。就像沈从文说的那样,湘军绝大部分都离开了湖南省,到各个战场,从越南一直到华北的所有战场,到处都布满了湘籍军官,他们大多数都在失去原有的补给系统和信任习惯的情况下被消耗殆尽。经过抗战以后,湖湘的共同体再也没办法有效地组织起来了。1947年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程潜、陈明仁这样的湘军将领,他们被派到哪儿去了?被派到长春、四平这样的地区。这些地方不是他的本乡本土,他跟满洲那些原有的居民没有血肉与共的关系,因此他不可能发挥华盛顿那种民兵优势。当地的人觉得他们是外来人,他们也不信任当地人。从四平围城就可以看得出来,四平的居民很抱怨陈明仁那些人,为了守城,把他们的最后一点大豆和油都拿出来用掉了。如果是本乡本土的军队的话,这样的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

而陈明仁在能够打仗的时候打得很勇敢,一度击退了林彪;但在不能打仗的时候,他叛变得比谁都快。这也就说明他保卫的不是自己的土地,他是在为别人打仗,因此湘军原来在乡作战的那种顽强性就表现不出来了。地方军在乡作战的顽强性不是表现为特别强的远征战斗力。这种地方性很强的军队,无论是湘军、晋军还是川军,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省外作战的时候好像是很不禁打,动不动就想逃回去;但在靠近自己家乡的地方就非常勇敢,因为他们已经没地方可逃了。

蒋介石拆散湘军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损失了他最重要的军事精华。最后等到林彪的军队在武汉附近渡过长江南下的时候,湖南已经没有本省军队可以作战了。而湖南的大批军官,其实是湖南长期实行军国民教育给民国贡献的最主要政治资源,早已经在抗战和内战中,在山战区、在关外的战场、在越南、在浙东各个地方消耗殆尽。他们在那些地方极其不利,最终消耗殆尽。结果等到保卫本乡,最适合发挥战斗力的地方,本乡的军队反倒没有了。所以林彪的军队南下的时候,反而只有桂军在湘西进行了保卫,而湘军本身的势力已经微不足道了。

最后等到林彪的军队南下的时候,湖南进行有效抵抗的势力,也就只有湘西的各少数民族,就是我们所谓的《湘西剿匪记》。其实这个“匪”是应该颠倒过来,因为那些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他们的地方,在楚国的时代就居住在他们的地方,在汉朝的时代就居住在他们的地方,在唐朝、宋朝、明朝和清朝的时候都居住在他们的山地,国民党企图把他们赶出去也没有成功,他们只是在保卫自己祖传的家园。如果有谁是匪的话,那毫无疑问共产党才是匪。共产党的话都必须从反面理解,这一点也并不例外。共产党在平原地区搞土改,这跟其他地区搞土改和镇反一样,也就是为了摧毁当地的社会精英,使他们不可能再重新组织起来。在平原地区他们遇到的抵抗力是很小的;也只有在山地,遇见汉化不久的半蛮族和尚未汉化的真正蛮族,他们遇见了强有力的抵抗,遭遇了长达十几年的游击战争。

这些游击战争的历史,至今仍然留在各省的公安志诸如此类的文献中。只要你把它编出来,那保证是比波兰抵抗力量和爱沙尼亚森林兄弟更加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事迹本身就可以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一个组织度高低的比例。在南京、苏州这些地方,基本上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成都平原这些地方基本上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山地的各部族或者没有部族但还有家族的地方,仍然保留了组织度的种子,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能够维持自己的利益。

但是总的说来,尽管他们抵抗的时间比较长,共产主义的来临,对于整个东亚社会来说,都意味着组织资源的彻底毁灭。至少到人民公社的时代,所有残存的居民,如果没有被枪毙或者是饿死或者是其他,都已经变成赤裸裸的生物资源,要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你顶多是饿极了以后,像饿极了的动物一样,有点抢粮的冲动。其实这样的生物基本上已经不能算人了,失去了一切社会联络的纽带以后,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政治行动以后,与其说是算人,还不如说算是资源。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整个共产主义的统治世界都陷入了这种状态。

但是即使是在共产主义这种极度高压的状态之中,多多少少仍然会有点种子,而且种子的情况,仍然跟各地共同体的强弱有很大的关系。例如西南地区的山地仍然是保存种子最多的地方,近代的传教士留下的种子也只有在这个地方才存留着,也只有在湘西、桂北、滇黔一带这些地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最暴烈的时期,这个地方教会的祈祷和敬拜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GD轻易地毁灭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毁灭了资本家,毁灭了有钱的绅士,他唯一无法毁灭的力量就是教会和蛮族这两种力量。

在1978年以后,极权主义进入后极权主义阶段,统治成本渐渐上升,基层的组织逐步瓦解。在这个情况下,有种子的地方恢复的程度和没有种子的地方恢复的程度就立刻表现出很明显的差别。组织度比较高的地方,像是广东,和组织度比较低的地方,四川,它们死人的差别就非常大。凡是在大饥荒时代死人特别多的地方,肯定就是组织度比较低的地方。像四川、河南这些地方,之所以死人特别多,从侧面上就反映了它的居民的散沙化特别强,原有的社会组织解体得特别彻底。而湖南呢,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呢?它尽管在极左路线方面也受到了不亚于四川和南方各省的重要压力,而且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产粮区,按说的话,重要的产粮区是容易散沙的地区、容易遭到重大人口损失的地区,而湖南和四川两地的文化结构和人口结构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它的人口损失量要少得多。这就是一个暗示,预示着它后来保存种子的可能性,至少比起成都平原那些地区要大得多。

1978年到现在,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成都平原地区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涸泽而渔的开发型经济增长地区。这个经济增长,数据上讲,比起周围的山地要快得多,但是这不是好事。这种GDP的高速增长恰好说明当地政府对当地进行公司化治理的能力比较强,而能够公司化治理,恰好就是说明当地居民的组织度比较差,比较符合托克维尔说的统治者能够像工厂老板管理工人一样管理他所有臣民那种情况。如果当地的居民组织度比较强,你把他组织起来,就会困难得多;同时,组织困难得多,那么把他们的劳动力以廉价方式接入国际贸易的可能性也要低得多。你从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成都的经济发展显然是远远超过川西、川南的民族地区,也远远超过湘西。

而在各省省会当中,长沙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从这点你就可以看出,从共同体的角度来讲,湘人这个共同体还不是毫无希望的。它在极左时期至少表现了一些实质运动进展迹象;在破坏性经济开发的时期,用摧毁共同体的方式为代价来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的欲望,也比成都或者是上海附近一带要低得多。这些事情,在经济学家看来可能是负面因素,但从组织的角度来看,恰好是正面因素。再加上它本身还留有很多蛮族的种子和教会的种子,像湘雅就可以成为教会的种子,教会在湖南经营多年。

湖南在清末的时候,既是儒家极端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大本营,同时又是传教士和改革派的大本营;在现在,它既是M派和极左派的大本营,同时又是汉奸和思想解放的大本营。这种矛盾的现象,恰好说明它的共同体还不是毫无生命力。真正毫无生命力的地方,不是说是害怕它有冲突,而是害怕它激不起冲突,无论如何都是一派死气沉沉的样子。能够出现极端的甚至是带有暴力色彩的各种思想势力激烈交锋,恰好就说明本地的野蛮的血液和组织的生机还没有完全灭绝。

所以认真说来,我有的时候对于M派并不是极端的厌恶:如果是一个纯粹领工资的五毛的话,那没有什么意思,这种人多了是堕落的象征,毫无疑问;但是如果是民间自发的狂热分子的话,那么无论是M派的狂热分子还是伊斯兰国的狂热分子会出现,那么能出现这种狂热分子的社会土壤,还不是完全绝望的。一个地方能够同时出极端的皇汉分子和基督教徒,又同时能出极端的自由思想家和毛派分子,这样的地方,它的土壤还没有完全枯竭,它还有一定的组织生长的余地。

但是任何机会窗口都是短暂而宝贵的,再好的土壤也不可能经得住一而再再而三的糟蹋。我说它保存得比较好,只是说相对于共产主义的长期破坏、长期沙漠化以后,它在沙漠化运动的过程中间,多多少少没有像最严重的灾区损失那么惨重,绝不是意味着它像韩国和台湾这样没有经历过共产主义的地区一样的美好。如果不能抓住机会来保存蚊革都没有能够破坏彻底的最后这一点水土的话,也许后列宁主义时期保留下来的这个缓冲期,就是暴风骤雨以后、森林砍光以后,水土还没有冲刷完的那个时期。森林砍光以后,原有的水土不会马上消失,但是如果你不立刻保存的话,裸露的水土会很快冲刷殆尽。列宁主义就是一个砍伐森林的运动,它砍伐森林以后,有些地方就只剩下沙漠了;有些地方呢,像湖南这些地方,虽然还剩下一些水土,但这些水土已经没有大树的保护了。

你现在保护它,很可能就是最后的机会了。也可能再过二、三十年,顶多两、三代的时间,如果没有新的树木保护的话,凡是被砍伐过树木的地方,即使现在不是沙漠,将来早晚也是沙漠。这个机会窗口也许就是上帝留给你的最后一点点机会了。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也许未来的湖南将永远变成一个地理名词,不再会是曾国藩、罗泽南,不再会是杨度和蔡锷曾经为之自豪的那个共同体了。谢谢。

问答

问:刘坤一在甲午战争时组织湘军拱卫京师,结果在辽东半岛全军覆没。湘军当年镇压太平军时那么凶悍,但是后来对外却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您如何解释这个历史事实?

阿姨:首先我们要明白,甲午战争并不是像法国和德国战争那样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日本勉强可以算是一个民族国家,但是大清根本不是民族国家。所以大家才会说,甲午战争不是大清帝国和日本人的战争,而是李鸿章跟日本人的战争。因为广东不是北洋的一部分,所以才会要求日本人把广东的军舰退回来。即使是北京的朝廷也是这样理解问题的,他们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淮军不行,淮军不行那就应该是湘军行了。甲午战争造成的第一个政治后果就是,淮系势力的崩溃和湘系势力短暂的再起。刘坤一的出兵不是没有收获的,他无论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反正他向朝廷证明了,在朝廷危难的时候,我们有实力而且有意愿来援助朝廷,因此他巩固了湘系人马的政治地位,在大清帝国的政治构架之内为湘系人马争取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这就是他的收获。可以说天下既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白干的活,当然更没有白打的败仗。
如果你把湘军系、淮军系、太平军的客家人马和日本人看成各自不同的政治势力,你就能够更好地认识这段历史。如果你一定要把前三个看成一个国家,就会像杂文家一样产生很多很无聊的祥林嫂式的抱怨,哎呀为什么日本这样团结,为什么我们不团结,你们湘军怎么就不能跟淮军好好团结起来打日本人呢。请问人家凭什么要跟你团结起来打日本人?湘军和淮军之间相互猜忌,一点儿也不比日本人和韩国人之间相互猜忌少。而太平军的客家人和湘军之间那个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那绝对比大清和日本之间的仇恨要大得多:大清和日本人在相互打了仗以后,彼此之间还可以以礼相待,还可以团结起来;湘军的地主阶级和客家的无产阶级流民之间的战争那是你死我活的,不杀到对方死掉最后一个人是绝对不能放手的,绝对不能留下一点种子给你日后搞阶级报复和民族报复的依据。
所以你要理解东亚的政治结构,就不能用后来的民族国家观念去套以前发生的事情。大清帝国不是民族国家,湘军和淮军当时主要考虑的都不是要作为一个国家的将领来打败日本人,他们考虑的是另外一些概念。李鸿章考虑的是什么概念?第一他要使北洋军和淮军系变成朝廷和西洋打交道的主要中间代理人,以此为借口,他就可以弄到朝廷绝大部分的海关收入,而且使朝廷拿他没有办法,但他一点儿也没想到那个战争能打起来,他跟日本人无冤无仇,也不想打日本人,战争不是他想要打起来的,他也始终不想打日本人。
而湘军系也是不考虑打日本人的,他们考虑的是:向朝廷证明,淮军其实是不行的,以海关为中心这个新的巨大的利源最好还是给湘军;同时江南财富之区的督抚,最好要由湘军系的人来担任。对于湘军,你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你要把它看成一个强大的殖民主义势力。这个殖民主义势力在打败了太平军以后,在南粤和吴越已经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尝到了甜头,很不愿意撤退。在他们看来,吴越人和南粤人抵抗力都不够,真正能跟他们竞争的也只有李鸿章的淮军势力。淮军势力,对内有他们一定的自组织,对外又有列强一定的支持,如果不通过列强势力的话,很难打败这个联盟。为了打败这个联盟,湘军牺牲一些人,让日本人打胜,其实是个很低廉的代价。
甲午战争,日本人固然是胜利者,其实韩国的开化党人和大清帝国内部的湘军势力同样是胜利者。与其说是大清帝国和韩国被日本人打败了,不如说是新兴的日本民族国家、韩国的开化党人、湘军势力和吴越清流党士大夫势力联合起来,打败了李鸿章集团、满蒙亲贵集团和朝鲜的闵妃后党集团的联盟。你如果按照我刚才的这种描绘去理解这个格局的话,就能够非常有效地解释所在各方的行动了。
你刚才提出的问题之所以不大恰当,就是因为你把共同体边界给弄错了。共同体边界弄错了,你就无法解释他们的行为了。照你说的那种解释方法和我们教科书的解释方法,好像是许多人都在按照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行事。其实这完全不对,大家还是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行事,只不过你把利益边界给搞错了。就像是,你如果指责我没有把钱放到你的口袋里面,我会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我本来就不认识你,你又不是我的老婆,如果你再来问我,为什么我会把钱放在女朋友的账户里面,我更会觉得你莫名其妙,我本来就该把钱放在她的账户里面,因为我跟她是一个共同体,我跟你不是一个共同体。像你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搞错了共同体边界。如果你能准确地划定共同体边界,就能够准确地解释所有人的行为模式了。
刘坤一并不是不知道湘军不能打败日本人,他完全清楚。但是湘军的出关,第一,巩固了他在两江的势力范围,第二,他通过朝廷的战争授权,获得了整理盐务的巨大权力。通过整理盐务,他收编了私盐贩子徐宝山的部队,跟列强达成了新的盐务协定,给他自己所在的政治势力捞到了大笔的财力和兵力,使曾国藩、曾国荃去世以后湘军衰落的趋势得到了扭转。等于说湘军既增添了很多的新鲜血液,又增添了极大的利源,同时在朝廷和列强面前都变成了不可缺少的。这样巨大的利益,当然是值得为此牺牲山海关那一点点部队的。所以湘军与其说是要为大清向日本人作战,不如说是利用了李鸿章集团被迫和日本人作战的机会,来扩张自身政治集团的势力。谢谢。

问:您认为应该从哪里寻找产生湖湘共同体的凝结核?我觉得中国传统理论中缺少逻辑性和概念性,像熊十力融合佛学和儒学、牟宗三融合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就是在试图做出弥补,您认为这是否能提供凝结核?

阿姨:经世之学强调的是实用,不是理论,不是像新康德主义的新儒家所强调的,我们怎样把儒学和西学融合起来,就像以前的儒学曾经跟佛学融合起来那样,只要在理论上解释得通。这个解释得通还是解释不通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是比较高层面的事情。经世之学的特点恰好是,歧视或者是忽视纯理论性质的建构,而强调具体事务的建构。他们要的是什么呢?能对地方共同体负实际责任的人。哪怕这种人在学术上基本上是白痴,在著作方面基本上是默默无闻,但他能够把乡村共同体或者他们的左邻右舍组织起来,能够像罗泽南和曾国藩一样,平时我哪怕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私塾先生,但是我的道德感召力很大,组织能力很强,能够让我左右的乡亲都信任我,就像华盛顿将军和李将军的乡亲信任华盛顿和李将军那样信任我。一旦有事儿的时候,他们不找别人,都来找我,自然而然的我们之间能够形成坚强而有效的团体。而这个团体,多多少少,仍然具备或者至少是符合儒家的基本价值观。经世之学要的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从经世之学的角度来看,熊十力这种人存在不存在是无关紧要的,那种高级的学问无助于他们共同体的组成。而他自己呢,像熊十力这样的人,凡是成就太大的知识分子,都是不适合于做凝结核的,因为太大的成就要求他做高度专业化的研究,基本上他除了读书写作以外就不能干别的事情了。擅长于读书写作的人,很少有同时还能有能力组织共同体的。华盛顿和杰斐逊都不是以大作家而著名的,大作家很少有几个能够组织民兵的。对于地方共同体来说,就是组织民兵的人最重要。经世之学明确强调的就是兵农钱谷,就是说,能够组织民兵,能够筹款,能够组织生产,能够干这三项具体业务的地方精英,才是经世之学的主导载体。湖湘经世之学跟其他地方的儒学的风格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歧视链不同:它认为干这些事情的凝结核才是最宝贵、最值得尊重的人;讲学问的人,有没有无关紧要,有了也好,没有也不是什么很大的损失。湖南人跟其他各省,特别是跟吴越人的不同在于,就是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人,能够把这些实务做好,能够懂得尊重和培养这些做实务的人。

问:第一,您如何评价“王氏青箱学”?第二,城市化是否就是荒漠化?

阿姨:青箱学,照儒家的概念来书,它是礼学的一个分支。而礼学呢,也可以说是共同体之学,但它指的是家族共同体。礼主要就是为了以一种经过修改后的宗法概念,维持比如说家中长辈和晚辈的关系、长房和次房的关系。如果你把大型的宗族看成是一个共同体的话,那么礼学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宪法,青箱学就是礼学的宪法研究。能够把这门学问搞好的人,那就不是靠单纯的理论上建树,而是说它有一个明确的标志:能够搞好这门学问的人,他所在的家族一定是欣欣向荣的,一定是家族繁衍,在外面的社会上混得很好,在遇见危难和打击的情况下,能够比其他的家族有更好的应对能力。符合这些条件,那么就可以证明这门学问发挥了作用;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那就说明其实是银样蜡枪头,并不管用了。

城市化本身并不是必然带来组织化的衰退,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城镇。例如像埃及式的吏治国家建立的行政管理城市,这样的城市的组织度一定比农村更低。打比方说是,大清朝的北京城的组织度,一定比曾国藩的湘乡要低。曾国藩能够在湘乡组织民兵,但是北京城的居民在任何一支军队打进来的时候,除了山呼万岁出去迎降以外是做不了别的事情的。天子脚下是管制最严密、居民散沙化最彻底的地方,它的组织度一定是不如地方上,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士绅自治的残余。但是反过来,在没有吏治国家的情况下,能够形成城邦的地区,它的自治度肯定比普通农村要高。雅典城邦和罗马城邦的自治能力,毫无疑问比不能形成城邦的地方要大得多。中世纪汉萨同盟那些自由城市,无疑是代表了当时最高的组织度,比起周围的乡村的组织度要高得多。他们有自己的公民大会,或者是有自己的议会,有自己的行会,能够在极高的程度上管理自己的事务;而周围的农村呢,也许还要依赖酋长或者领主来管理。所以这种有自治能力的城邦,它们的组织度无疑是高于周围的农村的。所以城市化本身是一个错误的指标。城市有各式各样的城市:有东方这种围绕军事要塞和跟军队做生意买卖建立起来的城市,有行政管理的城市,这样的城市的组织度是很低的;但是自治城邦和自由城市的组织度是很高的。要看是哪一种城市。近代城市化的形成,你也要看它的形成路径和形成方式。
最早形成的城市化,像英国那些地方,那么就确实出现了严重的共同体问题。英国原先的地方共同体是什么呢?是乡绅和牧师组成的地方共同体。大部分居民是农村教区的居民,他们世俗方面的领袖就是当地的乡绅,宗教方面的领袖和道德方面的领袖就是当地的牧师。大批工人进城以后,就产生了一个共同体解体必然会产生的效果,就是他们原有的共同体解散了,新的工人和资本家没有乡绅和牧师那种精英和共同体关系。乡绅牧师和他们之间的教民居民是有一种宪法性质的有机联系的,但是工厂的老板和工人之间,他们只是个合同的关系。我们说好了,我愿意出多少钱,你愿意拿多少钱,双方讨价还价,讨价还价到合适的时候,那么合约就可以签订了。除了给钱以外,双方没有什么道义上的和法律上的联系,因此他们之间是纯粹的原子化关系,没有共同体关系。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就造成了社区荒漠问题。同样的居民,在农村可以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行为良好,在城市里面就可能是整天喝得烂醉、整天嫖娼、不能组织正常的家庭和正常的社区。伦敦市一度变成犯罪分子和黑帮横行的地方,而德文郡的农村不会。为什么呢?就是伦敦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间,原有的基础共同体跟不上,出现了社会组织的真空。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发生了十八世纪的宗教复兴运动。我们不能把这个运动看成是单纯的宗教运动,而要看成是城市化背景之下,基督教会的新型教派通过宗教复兴来重建共同体的一种运动。它们跟以前的教派不一样,因为基督教是不断产生新的教派的。宗教改革时期产生的教派是像加尔文和路德那种人,他们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对原有的罗马教皇的专权提出反对,对原有的国王企图专权提出反对,但是他们没有对城市化或者工业化提出反对,因为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现象。而十八世纪的新兴教派,像卫斯理派诸如此类的教派,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有浓厚的社会改革家的性质,他们针对的对象是各种罪恶。其实这些口号在二十世纪的基督教青年会和救世军当中还有一部分残余。他们反对的是什么呢?他们反对的不是神学上的敌人,而是政治上的敌人。他们在神学上强调,我们没有特殊的神学见解,对一切基督教派都是朋友,愿意做一切教派的仆人,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诉求,除了要求废除奴隶制和不道德现象以外,他们没有什么政治要求。他们要求的就是社会改革,要求打倒卖烈酒的酒馆,打倒卖鸦片的烟馆,打倒妓女和妓院老板,打倒各种伤风败俗的现象,要求他们要过有道德的生活,要他们互相友爱,建立起能够互助的团结组织。由于英美大体上是一个宗教自由市场,他们等于说是极大地接管了国教会遗弃的大批教民,因此十八世纪在英国是一个新兴教派大量涌现的时期。
而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美国,出于非常类似的原因,产生了好几拨宗教复兴。其背景也就是,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方面是跟美国从农村变成城市有关,一方面是跟美国的人口从东部海岸向中西部移动有关。每一次人口移动都伴随着社会结构的移动,每一次社会结构的移动,都淘汰了旧有的不能适应这个变化的基督教派,产生了新的更加草根的基督教派。而新教派之所以能产生,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新型的居民——西部的居民和城市的居民。在英美,大体上这个过程以教派之间的交替为结果。但在欧洲大陆,受国家控制的教派基本上没有反应过来,进入城市的新型居民就参加了我们所熟知的社会主义运动。我们要明白,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包括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那些,是什么意思?它们就是一些世俗的教会,它们填补了教会遗弃的真空。
十月革命以前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以德国和奥地利社会党组织得最好,他们是怎样的呢?比如说,一个大钢厂的很多工人,这些工人的人口可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他们的人口比传统的汉萨同盟的一个城市还要多,汉萨同盟有很多自由城市只有几万人,而一个工会的工会人员可以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这些工会成员,他们不再相信传统的基督教会;传统的路德教会或者是罗马教会依附于国家,也不再管他们。他们要谁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呢?那就不再是他们的牧师了,而是他们的支部书记。他们参加什么呢?他们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给他们每一个工会的分支机构安排一个支部书记,支部书记会每到礼拜天就把工人召集起来,要求他们读马克思的经。周围农村的教民,牧师星期天把他们召集起来读圣经;城市里面的产业工人,支部书记把他们召集起来读马克思的著作。牧师会维护农村教民的利益,而支部书记会维护产业工人的利益。这个利益可以转化为巨大的战斗力,也就是说,具体的说就可以转化为打砸抢的力量。
例如十月革命以后,我在前几次演讲中曾经说过,中欧和北欧普遍出现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党争夺工人的斗争。这时候大家就去找各自的动员力量了。我是社会民主党的支部书记,我就要在我的支部会议上告诉他们,这些新来的布尔什维克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危险的外国颠覆者,他们是来抢我们的饭碗砸我们的码头的,我们这个支部的人要武装起来,我们是工人,我们每个工人从工厂里面带一个钢板回家,带着这个钢板到我们的聚会场所来,今天我不给你们带马克思著作和工人日报来,我给你们一人带一瓶酒来,喝了这瓶酒,拿着这些钢板去,我们冲到附近布尔什维克党的支部去把它砸得粉碎。这就是一九二零年代欧洲普遍发生的事情。这其实就是一种世俗版的宗教战争。
我们知道在加尔文和路德那个时代,如果你的牧师是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的牧师,那么他可能星期天布道的时候告诉教民说,罗马教会太邪恶了,卖赎罪券,他们是只要钱不救灵魂的,耶稣基督是要救你们灵魂的,而现在敌基督占领了教皇的宝座,他们不但不关心你们的灵魂,不关心你们的肉体,还只关心从你们身上刮钱,大家不要相信他们,他们这个邪恶势力派了很多雇佣军来镇压我们,我们要跟他们斗。然后他们就唱起路德派的圣歌:基督是我坚强的堡垒。海涅有一句话说,“基督是我坚强的堡垒”这句话,就是宗教改革战争的马赛曲。新教徒唱着这首宗教改革战争的马赛曲,武装起来,像后来的法国革命军和红军一样冲向战场,跟天主教会的军队作战。当然天主教会的神父也不是吃素的,他在自己的教堂内做布道的时候,也会跟天主教民说是,啊,那些野蛮的胡萨特,他们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耶稣基督传下来的那个统一的教会被他们撕裂得一塌糊涂,历代的圣徒都告诉我们教会要团结,要和谐友爱,都是因为有这些万恶的分裂分子,基督徒居然在残杀基督徒,你们不赶紧消灭他们,还配做基督徒吗?然后他们就开始行动了。这是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宗教战争。
这个宗教战争在二十世纪变成社会民主党和共产D之间的世俗宗教战争,但是你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社会团体和生态位是多么相似。这就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间,由于共同体转移产生的一系列现象,因为共同体真空注定是不能长期维持的。黄金荣和杜月笙这种人为什么能够出现呢?就是因为大批外省人进入上海滩以后,失去了他们原有的共同体,他们迫切需要新的共同体,于是青帮填补了这个空缺,承担了保卫他们的职责。为什么坦慕尼俱乐部能够在纽约存在呢?就是大批爱尔兰人从欧洲来到美国,举目无亲,他们需要有人为他们在陌生的美国社会带路,有人在美国的政治机构中保护他们,他们不熟悉美国的政治机构,不知道怎样能保护自己。坦慕尼俱乐部能够保护他们,收买他们的选票,使他们变成纽约的一个重要政治势力。他们在社会生态位中的作用,就相当于是卫斯理派在十八世纪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德国。过去的宗教战争,在二十世纪就要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D的斗争形式出现;过去农村各宗族之间的斗争,在上海滩就要变成青帮和工会之间的打砸抢活动。这就是共同体转移的附带现象。如果人口发生转移,那么肯定会制造新共同体产生的必要性。新共同体没有产生的地方就是一个真空,谁先进来,谁就能产生。
我们知道欧洲大多数国家,共产D的势力是微不足道的,但意大利是个例外。意大利共产D为什么能够长盛不衰,长期占据三分之一选票?因为它有一个重大的社会功能,例如博洛尼亚共产D是干什么的?农村居民进城的时候,他自动地会去找共产D在当地的党支部,当地的党支部书记会为他介绍工作,他跟老板发生纠纷的时候,党支部会站出来替他说话,替他打官司,干各种各样的活动。因为它承担了这个社会活动,就使意大利在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进行工业化的整个阶段,博洛尼亚这个选区始终牢牢地掌握在共产D的手里面。这就是共同体真空制造共同体入侵。但在英美的话,尽管同样发生了工业化,但是在工业化的类似时期,承担意大利共产D博洛尼亚支部这个职能的,很可能就是卫斯理派在格洛斯特或者曼彻斯特的支部了。虽然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无神论者,但是英格兰北部的新进城的农民工会去找他们的牧师,而意大利北部新进城的农民工就会去找他们的党支部书记。
所以转型时期是一个真空期。用基督教会的话就是说,麦子成熟了有待于收割,你不收割,别人来收割。也许基督教会建立教会,那么它会赢得大批的教民,很可能像韩国一样,韩国就是在工业化的关键时刻,一下子几乎变成了基督教国家,也就是因为抓住了这个社会关系真空的阶段。也许他们会变成伊斯兰教徒,也许他们会变成杜月笙或者其他类似的黑社会大哥大的手下,或者变成其他组织的手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必然会建立自己的组织。这种组织是属于哪一类的,谁会抓住这个历史窗口期,那就要看是谁眼明手快能掌握机会,能准确判断形势了。

问:清末能形成军阀势力,我认为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各地士兵都在本省当兵,包括淮军和湘军。但是现在都是跨省当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下的体系崩溃,现有的军队会原子化还是会像民国初年那样形成各地的军阀?

阿姨:首先我们要注意,湘军和淮军在性质上讲,它不是常备军而是民兵。不仅因为它最开始的时候是作为辅助部队而征召的,而且因为它是在朝廷财政破产的时候,由地方士绅自己筹款征召的部队。也就是说它是一支编外军队,从法律上讲是临时工。朝廷不给它拨款,也拨不出钱来,他自己筹款,自己打仗,所以它是一支体制外军队。因此它的共同体结构,一开始就跟常备军不同。常备军本身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唯才是举,是年资制度和工绩制度,两者都是高度非人格化的科层制度,因此它本身是反共同体的。但是民兵不一样,民兵恰好相反,民兵如果没有乡土的纽带和私人的纽带,是根本无法集结的。
湘军和淮军之所以能够发挥共同体作用,关键不在于它是不是出省,而是在于它本身是一支民兵,它是以民兵的方式产生的。它跟绿营和朝廷的正规军差别之大,就像是华盛顿将军的部队和法兰西国王的近卫军差别那么大。出省不出省不是重要问题,而且湘军和淮军也经常出省作战,它出省作战的时间比其在本省作战的时间其实还要更多一些。它的共同体性质体现在哪里呢?无论它在哪儿作战,它招兵都是回老家招兵的。军队出了缺的话,它是回湘乡老家招兵的。它不会说是,湘军大营设在安庆,它就在安庆就地招安徽本地的兵了,它认为那些安徽本地的兵是根本不能打仗的,而且连口音都不懂,跟原来的湘军士兵没法合作的。它有缺了的时候是回老家去招兵的。它的共同体性质是体现在这一方面。
列宁主义的常备军是不可能变成民兵的,这一点可以肯定。它要变成民兵,除非是在原有的财政体系完全崩溃,自己已经得不到军饷、不得不依赖地方势力的情况下,才可能地方化,否则它不可能具备有民兵的任何特质。列宁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割草机,它把超过一定长度的草和树木都砍倒了。所以在列宁主义统治下,太复杂的共同体成长不起来,这是肯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割草机解体之前一定不会有任何共同体。实际上即使天花板很低,你也只是长不起大树,不会是一点儿草都长不起。长不起草,至少也可以长起苔藓。原则上来讲,完全没有共同体的居民已经处在肉体死亡的边缘了。如果你还活着,那你肯定有一些关系可以利用,否则你不可能活到现在的。你活到现在,在日常生活中,你肯定有一些私人关系可以利用,否则你日常怎么生活呢?这些私人关系跟美国那种非常完善的社区组织比起来,那就是苔藓和大树相比。但是苔藓也是生命,你还活着,你至少不是小草也是苔藓。
同时在割草机瓦解的时候,就是限制突然消失的时候,那就看谁能抓住机会窗口了。割草机没有瓦解的时候,大家都是小草,都只能长到这个高度;如果天花板突然不存在,大家都可以任意生长,那就是,做好了准备的人能够突然由小草变成大树,能够鲤鱼跳龙门,没有做好准备的人失去了机会以后永远都是小草,差别就在这一点。

问:我觉得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大大摧垮了传统文化,资本主义是否对社会解体起到促进作用?

阿姨:现在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是完全混乱的。什么是资本主义,要看你产生资本主义背后依托的规则是什么。一般经典的所谓欧洲资本主义,它就是指的是一套保护私有财产的法权体系,这套法权体系会自然而然地延伸出一套市场规则。如果你指的是这种资本主义的话,那么这种资本主义本身就是有利于共同体培养和发展的一个苗圃。
但是另外有一种往往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所谓的桑弘羊或者是托勒密王朝搞的那种由政府经商、政府公司化和商业化的行动。这种行动,虽然它名义上是经商,但是只要经商的资格和权力来自于政治或者是暴力垄断,那么它无论做什么经营,它实质上的效果都是征收间接税。它搞盐铁专卖,那就是对吃盐的人和用铁器的人征税;如果它搞房地产专卖,那就是对住房子的人征税。无论它专卖的是什么,只要它按照这种方式,运用武断权力,用政府来经商,那么它实际上的作用是征税。
这种行为,有些人也把它叫做资本主义,例如杨小凯就把它叫坏资本主义。但我不喜欢这种分类法,因为这种分类法容易引起误解。我想,这种东西,你应该直截了当地把它称之为武断权力征收间接税的行为。它不是一种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含有自发秩序和民间经济的含义在内。而它是政府行为,它是在征收直接税成本太高或者政治上不方便的情况下,通过巧妙的方式征收间接税。但间接税在政治上的害处比直接税更大,因为它模糊了征税和用税之间的直接关系,使权利和责任变得更加混乱,因此是不利于共同体形成的。

问:您刚才讲到湘人共同体在近代才产生,那么湖南考古发掘的材料和神话传说在发明民族时有没有用?

阿姨:这个肯定是有用的。大多数神话追溯的都是跟自己毫无关系的祖先。所谓中华民族,它追溯的祖先,其实是孔子时代的居民,而这些居民基本上已经被灭绝了,今天我们更有可能是灭绝他们的人的后代,甚至可能是灭绝了灭绝了灭绝了灭绝他们的人的后代,像阿凡提的汤的汤的汤,经过N多次灭绝以后的,中亚人的后代。而孔子时代的居民,我们现在从在齐国或者是关中挖出来的骨骸来看,他们头颅的形状都跟后来的居民不一样,他们应该是在汉魏帝国灭亡的那场大动乱中间,基本上消失了。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华民族的发明家把他们称之为自己的祖先。
而欧洲各民族的情况也是完全相同的。意大利人把罗马人称之为他们的祖先,但是伦巴第人明显是入侵的日耳曼人的后代。而英国的史学家也经常把罗马时代的不列颠放在他们历史的最前面。通常他们民族主义的编史方法是:最先是考古学时代,其实那些远古的居民是不是任何人的祖先是没法确定的;然后是特洛伊或者是罗马之类的古代文明,这些古代文明跟他们后来的基督教文明也是没什么关系的;最后才是真正的英格兰王国或者苏格兰王国的历史,这一段历史才是跟他们有实质性关系的部分。但是前面的部分也要加进去,目的就是因为,历史本身不是真实,真实是不可能重现的,而是以真实为材料来重新建构认知结构的一种企图。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为了塑造一个认同的象征,就像基督教有必要用十字架或圣像作为象征,来吸引自己的居民。
极端的清教派有一种理论就是,一切符号都是不必要的,因为人和上帝应该是直接交流的;但是国教派就认为,因为人是软弱的,如果不是特别有害的话,这些标志完全可以保留着;而天主教会则进一步认为,这些标志不但没有害,而且是体现了历代圣徒对教会的重大贡献,像是在功德箱中捐款一样,对后来的教徒是很有好处的。民族发明所需要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增强凝聚力的象征,有利于增强凝聚力的象征就可以利用。是不是真实的,那是非常次要的东西。任何真实不真实,都是根据重新解释来树立的。所以只要是在后来实质存在共同体的地方,在地理上讲以前存在的一些史前文化,照例,它们都被各民族的国史发明家列举,纳入了自己的民族发明范围。经常同一个遗址被纳入两个或者更多民族共同体的认知范围,被认为是他们自己的祖先,但这也没有引起任何矛盾,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通过象征和解释来发挥作用的。

问:下次东亚有机会建立共同体时,有哪些种子可能有希望?

阿姨:现在就等于是,列宁主义,可以说是已经发挥了洪水作用,因为它所到之处,把原有的共同体给清扫了一遍,等于是留下了一片真空地带,真空地带总会有人收割的。所以对于潜在的收割者来说,现在应该就是最好的机会。你到其他共同体已经确定的地方去,你要从原来已经根深蒂固的共同体中间抢位置,那是千辛万苦而且收获极微的。但是恐怕全世界也只有在现在的东亚这块地区,存在着大批墙头草一样的居民,他们随时可能倒向任何一方,最有可能倒向最先向他们伸出手的一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是不可能判断的。你只能说,因为人的天性是需要共同体的,孤立的人是站不住脚的,散沙化的状态只能维持极短一段时间,他们很快就会倒向某个方向,但是你不可能预测他们倒向哪一个方向。但有一点你可以合理预测,就是说,因为伸来的手、潜在的收割者是如此之多,所以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只有很小的可能会倒向同一个方向。他们多半会是,一部分居民倒向某一个方向,另外一部分居民倒向其他的方向。最后的结果,较大的可能性是,他们会发育出很多个不同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在价值观上有较大的甚至是敌对的差异,而不大可能维持一个完整的共同体,他们之间的价值观能够基本一致。

问:有很多人对社会转型比较乐观,认为转型能够成功。但是我觉得您好像是对列宁主义的终结比较乐观,而对终结之后的社会比较悲观。您能否解释一下。

阿姨:社会永远都在转变之中,所以转型成功,这基本上是废话了。就像是你永远在长大和变老一样,它不可能不成功,因为变化就是自然规律。维持现状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你能让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物体维持现状吗?不可能的。在我们所在的世界中,一切都在运动之中。问题在于转型能不能转向你所希望的那个方向,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通常所谓的转型成功不成功是有预设假定的,他们预设的那个假定,就是假定中国能够完整地转变成为一个民族民主国家。这件事情基本不可能,可能性小到微不足道、可以排除的地步。当然转型还是会转的,只不过会转出完全不同的东西,仅此而已。但你要说这是悲观那也不见得,那完全看你的价值观了:你如果一定要坚持这个价值观,你才可以说你是悲观的;如果你根本就不认为这种状况是理想的话,你恐怕也不会认为是悲观了。至少我对这种可能的前景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欲望,所以我就不觉得我自己是很悲观的。
列宁主义的自我毁灭是很明显的,因为它只能消耗秩序,自己不能生产秩序。所以它基本上是,在经过第一波以后,它实际上的核心资源已经消耗殆尽了。现在的列宁主义政权等于说是一个有拐杖的政权,它一部分是原有的列宁主义残余,另一部分呢,是一个企图借尸还魂的大清帝国。如果没有后一种元素的支持的话,恐怕它早已经在九十年代的风暴中和苏联一起倒台了。我有一次曾经说过,现在的体系是一个失去了心脏和大脑的体系:它一半是列宁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的大脑是在莫斯科,而莫斯科这个大脑已经被砍下,而且不可能复原的;它另一半是大清帝国这样的内亚大一统帝国,而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在蒙古高原上,也已经被砍掉了。你想想,一个既没有大脑又没有心脏的体系能够维持多久呢?它现在之所以如此富裕而如此软弱,就是因为它既没有大脑又没有心脏,动力没有了,只剩下肢体在颤抖。这个肢体里面到底还能有多少脂肪,那是无关紧要的。
一个人是否存活,跟他到底有多少肌肉和脂肪是关系较小的:只要有大脑和心脏,即使肌肉不够强,脂肪不够多,仍然是一个人;如果大脑和心脏都已经被挖掉了,无论你的肌肉多么的硬,脂肪多么的多,你都是一具等待倒地的尸体。只不过是,一个人倒地,大脑和心脏死亡以后,几十秒钟之后全身都死透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超级巨人,有十几亿人口的超级巨人呢,这个几十秒钟时间,放大到历史时间中就是几十年时间。在心脏和大脑死去以后,几十秒钟,也就是几十年时间,死亡才能够传达到指甲上。在心脏和大脑死去的最初几十秒钟,你的指甲还在继续生长,所以你暂时还感觉不到死亡来临。现在我们就处在这种状态。
你用什么方式才能够使共产主义活过来呢?不可能的事情。你用什么方式才能使大清帝国活过来呢?不可能的事情。既然地理和人口仍然存在,那么共产主义留下的人口和大清帝国留下的人口必须有一个出路,这个出路是什么样?你想要把它凑到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那么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这些条件具备么?显然不具备。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正常而合理的发展就是,各种不同的群体会根据自己千差万别的初始条件和选择,产生出众多复杂的路径。在历史上讲,就是说,单纯的列宁主义政权倒台,一般造成的是一场土崩瓦解的混乱,像苏联解体曾经出现的那种社会性解体的状态;大清这样的内亚多元帝国解体造成的结果,一般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建立一系列割据政权或者是流民活动。两种道路指向的最大概率事件就是:解体后的废墟之上,至少在短时间——所谓历史上的短时间也就是至少是几十年时间,会出现很多种不同的政权,以不同的方式统治不同的地方。也许在某些社会沙漠化极其严重的地方,会出现像黄巾军那样的邪教组织——这样的邪教组织现在已经非常丰富了;也许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强大,而且跟海外势力有比较密切关系的地方,可以建立像香港那样的城市共和国。一切都有可能。在关键性的节点中,极少数人的选择或者站队就可以极大影响以后的走向。
只有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这所有的地方能够奇迹一样地、以相同的节奏走向相同的道路,这是办不到的。要走向相同的道路,你必须是水平和各方面条件都相同。而各方面条件都相同,必须以最低标准为标志,不能以最高标准为标志。我要是要求李嘉诚的老婆跟他丈夫离婚嫁给我,这事可能么?因为双方的层次相差太远了。但是如果有朝一日他们破产了,变得跟我一样穷,我们倒是真有可能结婚。结婚这件事情必须是以夫妻双方的最低标准为衡量的,最好双方条件相同,要么就是要条件较高的一方能够勉强接受条件较差的一方。如果双方的地板和天花板差得如此之大,一部分基本上接近于新加坡和韩国的水平,另一部分连伊斯兰国和巴格达迪的水平都赶不上,那你要把它们捆在一起,除了依靠强制手段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强制手段的成本一定比自愿手段要高,这就好像你弓虽女干一个女人的成本会比结婚要高得多一样,这个大家都能理解。成本太高的东西本身就是容易崩溃的,要么它暂时撑住不崩溃,要么崩溃以后,捆绑在一起的东西就会自然解体,这是最合理的、最符合世界和人类本性的前途。我看不出有任何可能的证据能够否定这种可能的前途,所有的历史先例和人类的本性都支持这种前途。你能够做出的合理安排就是在这种可能的假定之上,给自己寻找一个最适当的选择位置。

问:现在湘人共同体是否还存在?

阿姨:首先,共产主义本质上就是收割者,它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造成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它就是要去共同体化,通过毁灭凝结核而打破整个体系。土改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就是要摧毁儒家社会的核心凝结核——乡绅,也就是地主。三反五反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摧毁近代工商业社会的凝结核,也就是资本家。反右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摧毁可能吸引社会威望的知识分子。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共产主义理论上的结果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人类社会的解体,甚至还可能说是哺乳动物的解体,因为它连家庭结构也要最后解散。共产主义的理想如果实现的话,就是人类连家庭都没有,没有任何社会关系,随便乱交,生出来的孩子由大家统一供养,这种情况毫无疑问会导致全人类的迅速和密集的灭亡。所以共产主义本质上就是一个毁灭人类的巨大计划,而且它甚至连阴谋都不是,因为它已经把它的目的全都说出来了。这个计划执行到一半儿的时候,等到七十年代的时候,社会确实已经基本毁灭,原有的各共同体都已经处在即使不是完全死亡,但是已经处在假死状态。但是在那以后,列宁主义无法推进到它逻辑上的极端,基本上它的组织力量和思想力量一直在不断衰退之中。
这就好像是卡夫卡那篇小说《在流放地》描写的那个杀人机器一样,那个杀人机器在它的全盛时期,要在它要杀的犯人背上刻几个字,比如说“尊重长官”或者“遵守纪律”,让他明白他是犯了什么罪名。但是等到游客来看的时候,这台机器已经瓦解了,它还能杀人,但是已经扎不成字了,它只是用它的针在囚犯身上不断的扎,扎出无数的血来,照样能把囚犯搞死,从这一点上,它杀人的效率一点儿也不比过去低,但是它杀人的规范已经没有了,它扎出来的只是一连串一塌糊涂的伤口,任何人都看不出它原先打算刻出的字迹。78年以后的共产主义就处在这种状态,它是一个正在锈死、正在坏掉的一个机器。因此在它乱扎的过程中,跟过去有次序的破坏不一样了。
有次序的破坏是精准的打击,谁是凝结核就打击谁,谁是精英就打击谁。我到了农村,首先要杀地主,为什么呢?一方面他的钱比较多,一方面名声比较大,一方面他们一般是受过儒家教育的人,而一般老百姓总觉得,读过孔孟圣贤书的人是应该尊重的,我们应该听那些读过圣贤书的人说的话,这个威望对于党建立统治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把这些人打掉了,穷人反抗能力基本没有,没有读过书的人找不出什么理由来把自己的活动正当化,也就不容易做出重大的抵抗了。为什么后来陈云说,中国老百姓这么好,饿死了都不会去造反,为什么呢?如果以前是大清朝发生这种事情,即使不造反也会逃荒。为什么?因为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孤立的散沙化的原子只能等死,连逃荒的勇气都没有。如果他们有自己的社区和领袖的话,即使打败了,他至少还可以抵抗一下。这就是党去组织化的核心。
在它邪恶的最高峰,在波尔布特那个时代,它甚至想要把家庭、把母子这种最核心的关系都要打破。但是在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再前进了。因为人的本性是如此强大,即使是D人,像M他都还要偏爱江和玉凤,像金正日他都还要偏爱金正恩,如果他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话,他应该对他的老婆孩子也跟对其他人的老婆孩子一样完全不在乎才对,只有做到这一点,他才能够实现马克思提出的那种终极的伟大理想。当然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连他自己的设想都没办法实现了,所以它的最高峰已经过去了。
在过去以后,它仍然在胡乱打击,抓这个抓那个,搞这个搞那个,但是它打击的精准程度严重下降了。它原先打击的都是真正的凝结核:打掉了地主,一乡就瓦解了;打掉了资本家,城市就瓦解了;打掉了知识分子,社会就瓦解了。现在它胡乱抓,有很多被打掉的人,一点儿威胁都没有,其实只是得罪了派出所所长,说不定是忠党爱国比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厉害,但是就因为你得罪了派出所所长,而且你喊出了忠党爱国的口号,那么派出所所长正确地理解到,你居然会傻到喊出这种口号,说明你背后没有靠山,给你加一个罪名整死你那是活该。同时又有另外一些人,其实他本身是很有威胁的,例如什么地下教会的领袖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又有海外关系,又深得周围社区的信任,应该说是很可能变成未来的凝结核的,但是这种人,或者是惹不起,或者是没有必要惹。
如果我是地方官吏的话,比如说,我看出一个阿訇是深得当地教民拥护的,而且他传播的教义对我是很有威胁的,但我会去打掉他吗?如果打掉他,他的信众很可能要杀我全家,而D会不会追认我为烈士都很成问题,我对D的腐败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知道好多领导暴死在小秘的床上都被报成烈士了,有好多人真正牺牲在前线了以后,不但没有变成烈士,而且家属还因为上访变成了维稳对象,我这么牺牲了对我自己有利么?我就要让那个阿訇去到处传教去,将来他带着伊斯兰国来杀也不一定杀到我头上呀,说不定更进一步,我还可以跟他打打交道,看你这么有能力,这么多人都听你话,我们合作一下,给我分点钱是不是更好~~~这种事情难道不是每天都在发生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说共同体一定不会产生了。

问:当列宁主义未来在中国大陆终结以后,日本人作为一个很强大的共同体,对重返中国大陆或者满洲有多大信心?

阿姨:因为现在的游戏规则是二战和冷战构建的,因为中国的事情、东亚的事情并不仅仅是一隅的事情,它始终是跟全世界息息相通的。我们说蚊革很荒谬,但是我们也看到蚊革的时候,巴黎的学生也在游行,它是全世界左倾化浪潮的一部分。远东二十世纪的现象,是十九世纪晚期以来欧洲首先推行世俗化,其次走向社会主义化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个结果首先是在欧洲核心区发生作用,远东发生的事情只是欧洲核心区发生的变化的一个辐射。冷战结束发生的波动同样也是美国核心区向全世界波动的结果。可以说,里根和撒切尔的执政,和苏联的解体和南斯拉夫的解体是有逻辑连带关系的。社会主义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兴起,跟苏联的存在和越南战争都是有连带关系的。
现在,不仅是我们所在的社会,而且全世界后冷战时代形成的共识政治的游戏规则都在迅速崩坏之中,像布鲁塞尔的爆炸案和特朗普的竞选就已经说明问题了。人民,特别是世界秩序核心区的人民,已经厌倦了旧的共识政治。他们将会产生出什么新的游戏规则,现在还在未定之中。所以未来的日本人性格,不一定跟我们现在想象的日本人性格是一样的。将来的规则是怎样,是由各方博弈形成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你参加博弈,你的行为模式和基因就会烙在未来的游戏规则当中;如果你不参加,你就会作为被别人利用的资本。但是博弈的参加者如此之多,你不可能在博弈之前就预见到博弈的结果的。谁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预见到德国是一定会失败,或者十月革命一定会发生呢?这里面可能性太多了。预测这样的东西,从原则上讲是不可能的,比三体问题还更加不可能,这不仅是三体问题,而是三千体甚至三百万体的问题了。

问:高铁对弱化共同体有没有影响?

阿姨:你知道奥斯曼男爵在修整巴黎街道的时候怀有这样一个动机,除了美化环境和加强交通效率以外,他的意思是,巴黎居民经常筑起街垒反抗他们的政府,以发动暴动而闻名,所以修了这个街道以后,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开起炮来就容易多了,这是他修这个东西的主要用意。高铁是有军事动机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它有很多设计都是为了迅速调动军队而准备的,所以它肯定有这方面的效果。但是军队能不能调得动,这主要是取决于财政方面能不能支持得上。

问:希拉里想延续的传统外交政策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特朗普提出的是更加明确和坚定的路线,为何您反而说希拉里的外交政策具有确定性而特朗普会带来不确定性?

阿姨:你刚才已经说明了,希拉里的政策基本上是民主党的传统政策,她是想把集体安全体系在远东的漏洞补起来,仅此而已。这个做法基本上是可预测性的。而特朗普就是要打破这个政策,他所提出的是具有戏剧性的强硬政策,这样的强硬政策在美国,从一九二零年代开始推集体安全体系的外交史上不大有先例的。
希拉里那个政策其实就是威尔逊在1920年提出的那个在欧洲失败的政策,一九五零年代美国在北约建立的过程中终于把它成功地实施,克林顿政府在九十年代对东欧的政策中,继续延续了这种政策。这个政策可以说是已经有百年历史,是一个久经考验的稳妥政策。它的本质是防御性的,对于已经失去的东西不再追求,只是把现有的美国盟国重新整合起来,防止进一步的危险。因此,用中医的说法来说,它是一个极其王道的政策,不会造成任何明显的损害,只会对原有已经存在的东西增加更多的安全保障,因此它没有什么不确定性。如果苏联垮台的话,那不是美国把它打垮的,是你自己把自己玩儿垮的,美国只是守在自己的堡垒后面保卫了自己。希拉里的政策也就是这个样子的,她并不想要把任何人怎么样,她只是想要保住她自己原有的同盟的安全,仅此而已,保证你原有的结构不受到危险因素的干扰,仅此而已。这是一个高度防御性、高度保守性的政策,其结果应该是可以预料到的。冷战引起的后果是什么样的,现在希拉里的政策将来引起的后果也就是这种后果的减弱版。所以一般人就把这种政策称之为凉战,意思是,冷战只是热战的降级,而凉战则是冷战的降级。一切都在可以预料之中。
特朗普要采取什么政策就不好说了,因为他身边的谋士都不是美国传统政治圈的人,他们的名字非常生疏,美国老牌的智库,哪怕是保守派的智库,不知道他们是谁,正如美国传统的政治家不知道特朗普是谁一样。对于你不知道的人,你很难预测他的行动。言论对行动不是一个有效的约束,因为一个人的行动如何,主要不是出于他主观上有什么看法,而是取决于他身边的社会关系。你听一个人给你讲,他读什么样的爱情小说,喜欢在看A片的时候看什么样的女人,你对他的行为不能做出有效的预测;你看他实际上的老婆或者女朋友长什么样子,平时做人的作风怎样,就能有效地预测出他的行动。就是这个样子的。特朗普的问题是在于哪儿呢?他是一个新人,照台湾的说法,他是一个政治素人,他在原有的政界里没有关系网,他的所有谋士在原有的智库系统当中也没有关系网,他带来的是全新的因素。

问:欧洲现在穆斯林化非常严重,您如何评价?

阿姨:这其实就是一个真空现象。如果你的基层居民不是那种有教养的人和富裕人士认为的那种土鳖保守愚昧的基督教徒,那你就只能接受同样土鳖保守愚昧的伊斯兰教徒了。如果按照知识分子和富有阶级的人士的想法,最好全社会都变得跟他们一模一样,但是这样的社会是根本没办法自我维持的。社会必须有一个基础,而且在古今中外的所有社会中,这个社会基础必须是比较虔诚、比较保守、生育率比较高的劳动人民组成的,没有这个基础,社会就不能存在。而虔诚、保守和高生育率正是底层阶级自我保护的必要手段,如果他们也像是比较富有和有文化的阶级那样,相信自己的理性,用少生孩子的方式来提高生活质量的话,那么他们在他们所处的恶劣得多的环境中间,基本上是很快就会灭绝的。
我们不能把上层社会所处的那个非常特殊,等于是温室里的安乐窝当成是整个社会,要看到共同体,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两者:为个体提供安全,为群体提供延续。能够完成这两种职能的共同体,即使在其他方面,按照知识分子的概念来看逼格非常之低,也丝毫不会妨碍它自己的繁衍和扩张。如果它不能完成这两项基本职责,无论它在其他方面显得格调多么高,你都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待在病床上的要死的人,而且可能在他还没有来得及断气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强盗开始着手争他的遗产了。无论如何,你只要选择了这条断子绝孙的道路的话,那么你实际上只能选择是体面下台,在一个比较孝顺的义子的照顾下度过养老院的晚年,或者是选择还没有断气就被穷凶极恶的强盗抢得一干二净。
我想,1949年的世界就是儒家的士绅阶级遭到了后面一种命运;而欧洲的福利国家,则是旧欧洲的统治阶级为自己设计了前一种道路。罗马帝国的衰亡也是罗马元老贵族阶级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养老院的道路,他们收养蛮族作为义子,让这些义子替他们承担建立家庭和社区的繁重责任,提高了自己的生活质量,同时也把帝国留给了这些义子。但是从足够长远和粗线条、粗粒化的分析来看,你到底是在养老院里面被满口逢迎的义子取代,还是在还没有断气的时候就被穷凶极恶的入侵者撕得粉碎,差别不是很大。选择了这条道路,就是已经下定决心把世界留给其他人了。
所以享乐主义者是不可能继承这个世界的,世界的继承者必然是那种虔诚勇武,愿意承受生活苦难,愿意接受某种信仰的人。他们即使现在还卑贱,将来必定会强大,他们的子孙将会吞噬你们的子孙。如果你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职责,鄙视跟自己血缘关系或者文化关系比较接近的下层阶级,你必然会迎来跟自己血缘和文化关系都更加疏远的新的下层阶级,而这些人将像汤因比描写的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一样,吞噬你的子孙。当然你通过福利国家和养老院式的共识政治,实际上已经决定,自己宁愿选择此时此刻的享乐,而牺牲自己本来可能有的子孙后代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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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资料, 历史 标签:
  1. 匿名
    2016年12月22日15:23 | #1

    信仰、价值、共同体、文化……全都是人的创造,但文明的衰落非个人可以改变,即使文明灭亡,剩下来的人也还是要努力求活。从最最达尔文主义的角度说,无论做什么,只要是出于自己的真心选择,那么就没有后悔的理由,不同的选择通向不同的结果,自然淘汰就是这么个过程。

    但若只把这个当成最高意义,那么人和蚂蚁的区别也就消失了,对人类这个种族或许事实如此,但对个体而言,假装关怀的虚幻意义,也比冷漠的真理要好那么一点点。

    抵抗也好、挣扎也罢、出逃也行。从文明将要有的结果上讲:高唱末日与默默消失并没有什么区别,一心出逃的人,一心追求麻醉药的人,不见得就不如知天命不可违而为之的人差多少。

    某位最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理直气壮地表示:人生就是逃亡。个人觉得那丝毫没有错,孤独流亡寻求庇护,求一己之安宁心境,与加入某个共同体寄希望于后代繁荣,赶时代之潮流相比,人恐怕没法真的从全面的角度去论其中高低。

  2. 匿名
    2016年12月22日15:28 | #2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武德是立国神话的必需品,那么从医院骑士团到今天的马耳他骑士团这个典型的不靠武德立国的例子该如何解释?

  3. 幽默了
    2016年12月22日19:48 | #3

    湖南人十里不同音,特别是湘中那一块,湘乡,娄底,邵阳,新化,你不是本地人,基本上说十句你能听懂一句就是牛掰了,怎么能不回去招兵。我家对门是湘乡的,乖乖,那个痛苦哦。

  4. mego
    2016年12月22日21:27 | #4

    在没有信仰的地主,利益一致时就共同体,利益不一致时互相捅刀子。

  5. 匿名
    2016年12月22日22:41 | #5

    刘仲敬的主张是:本土人应该歧视中国这个概念,中国本就是共产党这个国际恐怖组织的白手套,或者共党这僵尸用的面具。发动本土民族主义,集体反“共产党的中国”,由此开启通往诸省,或者如他所说的诸夏的独立自治之门。

    我个人的评价:构想宏大,思虑长远,看似荒诞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一旦命运之轮开始转动,不管有没有兑现构想中的结果,也肯定会通向循环之外的新未来。可惜仍是想得急了点,那可能性仅限于理论,中国人(指肉猪们,非共产党定义的装饰)给自己犯的罪,远远还没偿够。

    那条路仍然有可能走回去,原因还是生存的冲动。面对外来的新侵略者,或是得到外力所助的张献忠们、毛泽东们,回到畜生的笼子里,对肉猪群体来说,永远是最快捷最轻松的安全之路。

  6. 匿名
    2016年12月23日07:32 | #6

    贩卖新名词。现在一看“阿姨”这个词就恶心。一个男人,喜欢自己的粉丝叫自己阿姨,这是同性恋的心理吗?

  7. 匿名
    2016年12月23日08:33 | #7

    我只奇怪,这么垃圾的“学问”,居然有一大票粉丝,不怪他恶心人,只怪粉丝没脑筋。

  8. 匿名
    2016年12月23日08:59 | #8

    原来阿姨是指刘仲敬啊,果然中国最好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

  9. 匿名
    2016年12月23日10:03 | #9

    基督教距离太远,佛教对外太弱。诸夏的梦要实现,不得不用伊斯兰教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10. 匿名
    2016年12月23日10:08 | #10

    然而伊斯兰教和讲汉文的民族文化间的亲和力太低,效仿法国是个更有可能的方向,共有的对共产党的仇恨可以作为初期的纽带,之后诸夏各民族要竖起敌人的靶子才能保持凝聚力,还是中原这个无产流氓原产地最合适。

  11. 汤润芝
    2016年12月24日17:44 | #11

    我就是湖南的,狗屁共同体,大部分人是痞气小聪明罢了,曾国藩这样的精英不管在哪里都是极少数。
    熟人社会意义不大,包庇熟人,坑外人。还是要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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