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老爷:一场中产阶级注定要回归的集体出走

《水浒传》开篇是一首诗: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
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这首诗,写得一般,可以说是北宋的老干部诗,当然就算是老干部体,也比现在的老干部强多了。作诗的人虽然不是老干部,但却跟老干部关系密切。

此人姓邵名雍,字尧夫,是北宋神宗年间一位极有名望的大儒。说他是大儒其实有些不恰当,邵尧夫创立了象数学派,精通易理与道家学说,不是普通的儒家学者。他隐居在苏门百源山之上,号称“百源先生”,多次蒙当时仁宗皇帝下诏授官,但他终生不仕,大有闲云野鹤之风。

不过其实邵雍这个人并没有远离政治,后来移居在洛阳,与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从游甚密,名动一时。死后,这个一辈子没当过官的邵雍却有了谥号,谥为“康节”,可见,跟老干部混久了,毕竟不是白混的。

所以邵雍其实并不是不喜欢政治,表面是个不问世事的高人,其实却是个牵线搭桥的政治掮客。

这种掮客,通常政治敏感性都特别强,从他这首诗就能看出来。

这首诗是一首颂圣诗,何谓颂圣诗,就是歌颂圣上英明,歌颂太平盛世,所以诗中说,人乐太平无事日。

所以你看,至少在开篇引用这首诗,水浒传写的并不是乱世,反而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时代的盛世。大宋仁宗年间,就算发生了瘟疫,贤臣也在赈灾,皇上也忧心如焚,该减赋税减赋税,该去找张天师攘灾就去,尽管这方法并不唯物主义,但皇帝是好的这点是没错的。

就算洪太尉走失妖魔之后,到了徽宗年间,金人尚未南下,东京城里还是一片祥和,皇帝爱好蹴鞠这种健康运动,苏轼这样的大才子还在歌咏,一切看起来都是很好很好的。

且看《水浒传》一路描绘下去,百姓尚安居乐业,乡村野店尽管偷宰个肥牛,除了这些作恶的天罡地煞,也无大的违法事件,种种迹象表明一个问题,大宋很太平,人民幸福指数很高。

但是为什么就造反了?有人会说,书里说了,是逼上梁山,那么为什么被逼上梁山呢?

如果研究一下梁山好汉的背景,就发现,这些人都不是最底层的民众。

柴进是拿着丹书铁券的前朝皇室,宋江是郓城县公务人员,家里是豪富的大地主,晁盖是村里保正,吴用是乡里的学究,鲁智深是西北军的军官,杨志是杨家将的子弟,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徐宁是随鸾伴驾的御林军都头,李俊是浔阳江的盐枭,张顺是鱼市牙子,武松是清河县的都头,除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石竭村的渔民,石秀疑似流氓无产阶级, 陶宗旺是田户出身的建筑工程师, 你会发现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平民。就算是偶尔几个平民也是平民中的佼佼者。在这个盛世中,他们活的都应该挺滋润,那么怎么就造反了呢?

我们很长时间以为,最先造反的一定是赤贫的无产阶级。其实不是,最先造反的是中产阶级。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他的论文《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假如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通常对食物的需求量是最强烈的,其它需要则显得不那么重要。此时人的意识几乎全被饥饿所占据,所有能量都被用来获取食物。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吃,其它什么都不重要。只有当人从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才可能出现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要如安全的需要。

他们有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梁山好汉是大宋的中产阶级,衣食无忧之外,他们自然对生活有更高的需求。

柴进的丹书铁券是个虚名,正常的官员不会跟他来往,所以他只能结交江湖豪杰,在他们那里他才是个大人物,他有社交和尊重需求;宋江是个县城小吏,这意味着他一辈子只能屈居人下,可是“他自有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如猛虎落荒丘,他有自我实现需求;杨志家道中落,想的是不辱没祖宗,重新光耀门楣;呼延灼、关胜、鲁智深这些军官想的是上沙场杀个痛快,博他个封妻荫子;阮氏三雄想的是大块吃肉,大块喝酒,大秤分金银,任性赌钱;武松想要的是别人尊重他。

这些需求仔细看看都不是劳动人民的需求,都不是生理需求,他们的需求多处于马斯洛第五层次的需求,追求的是自我实现,少部分人要求的是第四层次的需求,但多数能满足的只是第三层次甚至只是第二层次的需求。

一贫到底的人民其实要求特别低,他们处于马斯洛需求的第一层面,只要满足生理需求就行了。只要能吃饱,底层百姓不会去造反。但是中产阶级不同,他们有更高的需求。所以很多人看水浒,觉得这帮人杀人放火,不就是一帮坏人吗?不就是一帮人渣吗?其实不是,是这些好汉属于更高的社会阶层,他们是大宋的中产阶级,他们这些人的现实需求得不到满足,欲望又得不到释放。

为什么得不到满足?

我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从一开始就分成了官与民,朝与野两种模式。这两个模块几乎是不交流的,前者是统治阶级,后者是被统治阶级。

这些梁山好汉呢,处于中产阶级,实际上,他们是上层阶级的帮忙和帮闲,属于体制内的边缘人。双枪将董平,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大刀关胜,包括呼延灼、鲁智深这些军官,杨雄,戴宗宋江这些小吏,他们都是给体制帮忙的,体制没有他们不行,但是体制又不给他们出路,有宋一代,重文轻武,武官的出路不好,小吏也没什么前途。

那么离开这个体制行不行,也不行,外面还有很多想挤进去这个体制的,比如卢俊义这些人还会花钱捐个员外郎,弄个给体制帮闲的身份,因为只有披着这么一个体制的身份,你才能获取对其他人的一个伤害权,或者至少,你获得一个免于伤害权,这是集权体制下一个老百姓的悲哀。

古代把地方官叫牧,牧羊的牧,这个词非常形象,老百姓就是羊,官员就是牧羊人,老百姓始终处于一个被剪羊毛的地位,你要想改变这个地位,就只能当牧,当官,当不了官,那么就当牧羊犬,帮着牧人管这些老百姓。这些梁山好汉们大部分也都是这么一个牧羊犬的角色。

对于这个国家的管理体制来说,一方面非常需要这些人,因为官员的数量实际是非常少的,我们知道,官员主要都是靠科举上来的,三年一次,数量非常有限。科举考试,唐代考诗文,宋代考策论,明清考八股,但不管考什么,都与实际的处理事务没有关系,官员都是理论家,哲学家,教育家,学者,但是具体事务需要的是干练的行政人员,所以就非常需要这些人,需要这些下级军官,下级文法小吏。

这些人非常有用,这些人掌握了一点小权力,但这些人没有上升台阶。

体制就是体制,要想当官员,就只有一条路径,参加科举。科举的本意,就是把优秀的人才选出来,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所有的人才都进入体制。

这也是唐太宗的理想,他曾经在目睹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彀是圈套的意思,唐太宗兴奋地搓手,高兴什么呢?天下英雄都到老子的圈套里来了。

南宋奸相秦桧当国,有个骗子用他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书信拜见扬州太守。谁知被扬州太守识破,连书信带人扣了起来,转交给秦桧处置。谁知秦桧不但不责罚这个骗子,还给了他一个官做。有人问他,秦桧却有他的一番道理:“此人胆敢假冒宰相的书信,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把他困住,他郁郁不得志,必然北走胡、南走越矣!”

唐太宗为什么这么说?秦桧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都很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最先造反的不是老百姓,老百姓的生活底线很低,不到吃不饱饭不会反抗。他们主要防的是什么呢 ?防止这些有聪明才智,有智商有野心的中产阶级精英,防止他们搞事情,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们吸收到体制内来,让他们在体制内慢慢消磨时光。

这是最好的策略。万一吸收不进来怎么办?吸收不进来就杀掉他们。

西周的时候,周朝的两个开国元勋周公和姜太公有个讨论,有个贤人躲入深山不受齐国征召,三次请他出山不出,姜太公就把他杀了。周公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姜太公说,愿意为我所用,才叫贤人,三次征召你还不来,你是想与君父为敌。这样的人不杀还留他过年吗?

所以一个集权社会是拒绝任何竞争的,要么为我所用,要么为我所敌。体制内不需要人才,体制内需要的是把人才都笼络起来,纳入这么一个体系,即使不是所有人。

读书人只要愿意“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愿意皓首穷经,钻进纸堆里穷其一生为功名折腰,国家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才是“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英雄白头了,也就造不了反了,英雄浪费青春固然可惜,但也总好过英雄总是思考社会变革。

英雄好汉们都在这个体系里慢慢衰老,慢慢消耗自己的雄心壮志是最好的。

国家的算盘打得好啊,但实际执行起来总是要出偏差。为什么呢?一是因为朝廷里有坏人啊 ,用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就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水浒里的四大奸臣,把国家这套体系搞坏了。二是因为这些人既然都是才能超绝之辈,他们也不会总是安于自己的位置。

好汉们不甘心啊。老版央视水浒有个细节,李雪健老师演的特别好,就是宋江剖黄文炳心肝那场戏。李雪健老师把宋江的愤懑不平演得丝丝入扣,实际上宋江为什么恨黄文炳?仔细看,黄文炳做的事并没有错啊,他是江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一个副市长发现有人题反诗,找出来这个人是职责所在,黄副市长不但政治敏感性强,而且业务很精,面对梁山贼寇的计策,都一一识破。宋江恨黄文炳,并不只是说黄文炳害了他。而是因为,黄文炳是他理想中的样子。

黄文炳是所有读书人理想中的样子啊,这里说的读书人,包括白衣秀士王伦,包括宋江,包括吴用,甚至可能包括柴进,同样是十年寒窗同样是踌躇满志,但有的人就是金榜题名,有的人就是名落孙山,宋江在蹉跎岁月,黄副市长在平步青云,恨呐,怎么会不恨,所以宋江吃黄文炳的心,吃他肉,是把自己前半生所有的愤怒不平都发泄出去了。

好汉们开始都是认同这个体系的,林冲没做错任何事,可惜老婆漂亮,被高衙内看上了,老婆被调戏,林冲忍,但是他想忍,高衙内却不想忍,把林冲刺配了,林冲休了妻,到了沧州当了贼配军还是想忍,还想靠着个人奋斗,说不定有什么出头机会。但是不行,高衙内还是要害他。

杨志也想过忍,只要逮住机会,就往上爬,你看看杨志,为了能爬上去他没有节操,他不管花石纲是不是祸国殃民,他也不管梁中书是不是贪污腐败,他只要向上爬,向上爬就行了,但就是不给他机会。

表面上是这些人运气差,被一个小人所害,慢慢逼上梁山,实际上为什么有小人?

因为这些好汉们所拥有的,可能他们尚有不满,但别人已经很不顺眼了。这是一个互害型社会,林冲老婆漂亮,可能他的好同事陆谦就不满了;杨志有口宝刀,牛二就不满了;杨志得了梁中书宠信,一个老奶公就不满了;柴进的叔父柴皇城有个好花园,高唐州知州高濂的小舅子殷天锡就不满了。

看起来都是无妄之灾飞来横祸。这是偶然吗?不。

实际是因为这个社会资源太少了,往上攀登一步太难了,任何试图超越本阶层的攀登都被视为僭越。你只要有任何一点出格都想把你拉下来,拉到你走投无路。

即使你没有任何出格的想法,也可能“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因为这个资源匮乏的社会,有的是人嫉妒你的漂亮老婆,惦记你的姘头,惦记你的几亩良田,羡慕你的一点儿小特权。

这是不可抗力啊,在这些面前,宋江的一肚子权谋没用,柴进的丹书铁券没用,林冲的武艺高强没用。

那么何以解忧呢?唯有造反。

《水浒传》第一个故事不是108位好汉,他写的是王进,王进没有造反,王进爸爸打了高俅,高俅发迹要整王进,王进挨了一顿打,带着老母跑了,好好的家不能回,好好的八十万禁军教头不能当,还连累老母,但是王进没有造反,他说要去投军,从后来史进去找他的迹象来看,估计投军也没有投成,可能发生了什么不测。

这是一个标本的贪官作恶的故事,施耐庵手笔很大,一开始就把一个具体的恶人抬出来了,高俅。高俅这样的无耻小人,居然青云直上,一路到了太尉,这说明国家的这套笼络英雄的体系出了问题。

至死王进没有造反,水浒传一开始写王进是有深意的,他是想树立一个良民的典范,王进的武功高到令人发指,他这么大本事,受了这么大委屈,他都没造反,是想说这么个意思,但是,一个良性的社会,不能要求人人都是王进啊,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圣人啊。

所以造反不可避免。

知道了为什么造反,就该知道为什么招安了。

天下虽然四大寇横行,但其实并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朝廷也依然有足够的力量对付梁山。梁山好汉一开始的目的也并不是要与朝廷分庭抗礼,梁山好汉的目标其实简单“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前面说了,梁山好汉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精英,还是有野心的精英,他们的目标最初是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通俗点说,就是阮小七的那句话,“一腔热血,卖给一个识货的。”

当初是晁天王晁盖哥哥义薄云天,及时雨宋公明宋哥哥慧眼识英雄,所以投了梁山,而当梁山逐渐做大的时候,当朝廷也伸过来橄榄枝的时候这些人的想法会不会变呢?毕竟谁也不知道梁山的红旗还能打多久?
当然会变啊 。

想当初白衣秀士王伦王哥哥不是因为挡了好汉们的道,就被捅成了筛子,晁盖晁盖晁哥哥给不了大家出路,莫名其妙的死在了曾头市,宋江宋哥哥给不了大家出路,会不会莫名其妙的死在聚义厅,将来出来个李俊李哥哥,柴进柴哥哥呢?

当然会的,好汉们虽然拜了把子,名字刻在一块石碑上,喝了鸡血,但是挡了别人的道,该捅刀子还是要捅刀子的。

那么一身权谋的宋江当然会指出招安的明路,这不是他个人的选择,这
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这个阶层的共同选择。

英雄好汉,天天打熬身体,不近女色,所为何事?不就是为了有条上升出路吗?所以,他们的逼上梁山,本来就是一场大宋中产阶级注定要回归的集体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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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不民主不統一
    2017年3月18日12:24 | #1

    美帝的中產也會造反,闖王川普一舉成功成為總統。

  2. 匿名
    2017年3月18日20:34 | #2

    猪国5万年特色保持不变

  3. 不知道
    2017年3月19日03:12 | #3

    很多文章很好,请问文章能不能表明出处?比如这一篇其实是知乎回答。

  4. 匿名
    2017年3月19日09:00 | #4

    可系,血性的基因已经被清洗完了,现在剩下的,是伪中产,是一群有了点钱的贱民而已。和以上中产还差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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