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沈志华——“游击队员”收编“正规军”

作者:徐庆全

1977年9月27日《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刘传新受张春桥等人旨意,抓捕了一名石景山发电厂的青年工人,想从他身上整叶剑英的黑材料。这名“青年工人”就是沈志华,他的母亲与叶剑英的秘书关系密切。

学界有些学者,你是可以给他打上标签的,譬如高华,因一本书成名,可以说是“一本书的高华”,而如果要给沈志华下个准确的定义,这个,有点难。

难在何处?难在此人太过复杂。从经历来说,蹲过两次牢,后当商人,没有学历却成为现今著名学人——“唧唧复唧唧”得都有些过了;本来,从1993年他正式做学问开始,一直游离于体制之外,到2005年却突然宣布进入体制之内——“老大嫁作商人妇”。我知道用“琵琶女”来类比这个七尺须眉不合适,但我还真找不到什么更合适的说法来表达。

从学术研究领域来说,沈志华的面拉得很广,从苏联现当代的历史,到中国现当代的历史,大都很通;现在又热衷于搞边疆地理历史。他出版的书也是多种多样,你也不好用他的研究领域给他下个适合的定义。

可是,再难,也要给他贴上一个标签,哪怕生猛一点呢!于是,思维“生猛”之时,陡然想到了一个词:“游击队员”。豁然开朗。

“游击队员”一词,是别的朋友加在我身上的。前不久我应邀到一所著名高校作学术讲座,在该校工作的一位朋友宴请我。酒酣耳热之际,朋友告诫说:“你好好做你的编辑多好,干吗非要往学术堆里混。再混,你也是游击队员,我们才是正规军。”我恍然大悟:原来学界还有这样的划分。

到2005年进入所谓的“正规军”体制之前,志华做了13年学问,一直是三无——“无学历、无职称、无工作单位”,相对于“正规军”的学界来说,用“游击队员”来称呼他比我更具有典型性。以志华的研究领域尤其是中苏关系史看,他这个“游击队员”的学术成果,不但使“正规军”不太好意思继续云山雾罩下去,而且大量被他“收编”与他一道进行研究。这与历史上“正规军”与“游击队”较量的结果相吻合——1949年中共立国,恰恰是“游击队”打败“正规军”的结果。

由此说来,给沈志华贴上“游击队员”这个标签,岂止不生猛,简直十分贴切。

“革命家史”

1993年5月,我与志华初次相识,在当时和现在的绝大多数北京人都只能望而却步的“大三元酒家”。那时,我还在一所高校不潜心地研究着吐鲁番出土文书,也算是在“正规军”的古史圈内混日子。而志华呢,已经不再倒腾黄金,开始在出版业倒腾。

那一年3月,志华主持的“华夏文化研究所”组织学者推出了20卷本的《白话资治通鉴》,这大概是将古代名著予以普及的开始。尽管以当时的生活水平看,这套书价格不菲,但销路很好,颇有洛阳纸贵的势头。受志华启发,或者说像现在出版界的跟风,我和社科院历史所的朋友想把《通鉴纪事本末》照此办理,继续“白话”下去。因此,得以到“大三元酒家”“共商国是”——蹭志华的饭拜他这个“码头”。

志华身材魁梧,豪气干云,酒风尤其浩荡。这副“大佬”的派头,若再黑一点,倒像“这厮”李逵。不过,当他高谈阔论时,浩荡之风退隐,倒透着儒雅,那种读书人的儒雅。他说,他无意再接着“白话”下去,而是想做学问了,要做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他说,1991年苏联解体,我们便以苏联为镜子,开始了“反和平演变”。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反和平演变”鼓噪减弱,检讨苏联不再有那么多的禁忌了。其实,中国的历史大致是苏联历史的影子;而目前,苏联档案开始解禁了,若能利用这些档案来研究中苏关系,这肯定是未来史学研究的一个增长点。

我对中苏关系史不懂,但对志华的气魄倒至今留有印象:说到豪情处,他大有李逵“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气概。后来才知道,那时他已经冒出到苏联去搜集档案的念头了。

那次聚会后,我和志华一直保持着联系。也就是那一年,他开始筹建“东方历史研究中心”这个学术机构,将自己经商和“白话”得来的钱用于学术研究。

按照规定,任何民间机构都必须有上级主管单位。沈志华的研究所先是挂靠在文化部下属单位下面,后来挂靠在中国史学会下面。“挂靠”意味着要给“挂靠”单位交纳管理费,每年几万或者十几万,这对挂靠单位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正因为如此,当他要改换门庭时,可能是原挂靠单位不愿意放手,也可能是原来的合作者不屑于他的价值取向,还引起了一场关于“国有资产”是否流失的一场争论。

我拿着报道这场争论的《北京青年报》给志华,他倒不在意:我的这个机构已经成立,我还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专门用来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组织学术专题研究以及召开学术会议。他踌躇满志地说,老院长胡绳还专门给我题了字,从此可以在学术界大显身手了。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看重这个机构:你回到体制内不一样可以做你的学术研究吗?不一样可以去俄罗斯查阅档案吗?志华这才说:我大致回不去体制内了。他斟着小酒,酌着词汇,向我痛说了一回“革命家史”。

关于这段“革命家史”,在后来对志华的报道中,不免有些演义。我看写得最贴切的是李大同兄,我就直接引用一下:

作为19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中的一员,他甚至没有受过多少正统的高等教育。至今,他还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他就读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生时的一次学术会议,宣读过论文后,与会的著名学者陈翰笙说:我打赌你没上过大学。沈志华不好意思地承认了。陈先生颇为赞赏地说:好,你就照这条路子走,将来肯定有出息。

他并非没有努力过。但历史的车轮总是阴差阳错。1966年,他是北京市四中惟一一名体检合格的空军学员,结果因为文革爆发,他没有当成飞行员。1968年他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海军航空兵地勤机械员。在众多的农村兵当中,这个来自北京名校的士兵很快便出类拔箤,19岁成为代理机械师。坐在北京大兴李家场村的住处里,沈志华的目光穿过北京盛暑迷雾般的阳光,“我还记得,师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沈啊,就这样好好干下去,你们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他回忆说。然而,1971年,由于被人诬告他当红卫兵时打死过人,虽然始终查无实据,军队依然让他复原了。

“航空兵的未来”成为了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一名锅炉工,沈志华一直处于苦闷之中。他后来回忆说,是父亲的一番话救了他。“他说,孩子,现在这个社会不正常。你还是要读书,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怀才不遇,而是当社会给你提供了条件和机会的时候,你却没有本事来为国家服务。”沈志华一向对数理化情有独钟,于是开始自已复习初中课程,坚持每天学习四个小时,甚至自学了高中数学课程。终于,他等到了机会。1973年全国招考工农兵大学生,他报考清华大学热力学系:“航空兵的未来”作不成,还可以成为“中国热力学的未来”。在华北电力网的所有考生中,沈志华四科成绩均是第一。但历史就是如此吊诡,“白卷先生”张铁生恰在那次考试中出了名,并导致录取规则大变,成绩优异的沈志华没能上大学,取代他的是厂里一名四科一共只考15分的起重工。一气之下沈志华烧掉了所有数理化教科书,他开始思考社会问题了。

阅读已成为他的习惯。他开始研读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地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在大量阅读西方的史学著作和著名领导人的传记后,沈志华产生了疑问:“怎么和我原来知道的不一样呢?”他奇怪,“原来都说是他们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可我看他们也是人家的爱国英雄啊!”这种反差和随之而来的探索使沈志华开始对历史产生了兴趣。1979年,沈志华考入了中国社科院,攻读世界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在导师的建议下,他将精力集中于苏联史,并由此决定了自己后来的学术方向。

他却没能够如愿毕业。就是毕业论文答辩前十几天,因为又一起政治冤案,他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他下海经商,在北京街头卖过水果,在天津大邱庄办过农场,去深圳搞进出口贸易,又在广州帮人开过工厂,还在海南做过黄金生意。十年之后,“小沈”成了“老沈”时,他终于下定决心:赚钱永远没有尽头,该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了。于是,中国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商人,多了一个颇为另类的史学家。

大同没有写到是,志华还有一次入狱。那是在1976年。

对于走过“文革”的人来说,记忆中都有这样深深的烙印:毛泽东逝世前后是“谣言四起”的年份。大的是伪造“毛主席指示”还是“中央文件”、“中央首长讲话”,小的是传播有关政局的“小道消息”,尤其在周总理去世后更加满天飞。当时社会上纷纷传言,说张春桥争着要当总理,中央政治局吵翻天了,最后决定不让张当总理。关注时局的志华也兴致勃勃地议论,并加以点评,传播消息。这年3月初,在广州出差的他就被召回北京,以“传播分裂党中央的重大政治谣言”为由,收进监狱。

不过,让他想不通的是,这个传言很多人说过,为什么单单抓他呢?而且还被关了小号,说明案情重大。谜底直到1977年9月27日才由《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揭开。报道说: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刘传新秉承张春桥等人的旨意,抓捕了一名石景山发电厂的青年工人,想从他身上整叶帅的黑材料。

志华就是这名“青年工人”。后来,在刘传新的私人档案柜里发现了“沈志华卷宗”,是张春桥亲自批的,“逮捕沈志华”。而且还被内定为当时全国16个重点案件之一。张春桥他们当时的推测是这样:因为沈志华的母亲跟叶剑英的秘书很熟,所以他们想顺着这条线整叶帅,就拿沈志华当突破口。1977年底,志华获得了平反,但却错过了这一年的高考。

这一次入狱,是志华的政治资本;而1982年那次入狱,则成为他无法进入体制的“政治污点”。“最痛苦的就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你找工作没人要你,楼道里的人见了你都斜眼看你。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一旦进了监狱,这一辈子就沦落了。因为你出来以后,完全是一个社会最下层的人。没人关注你,没人信任你,也不给你工作。”回忆这段历史,志华痛苦地说。而那时,正是我们的社会高喊“挽救失足青年”的时候,但对于志华这样的根本不属于失足的人都依然拒之门外。他自成机构,透着一份无奈,当然也是一份执着。

志华是说干就干。从1994年起,他以这个机构的名义,组织了《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在社会上公开征集高水平的史学专著,每年进行一次评选活动,并聘请周一良、戴逸、齐世荣、金冲及等学术前辈及专家进行无记名投票评审,入选者由“基金”给以资助,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后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995年,第一批“文库”8本面世,志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礼堂举行了规模很大的首发仪式。记得有好几位学界和政界的领导都参加了。会后,他招待我们吃饭,说出了他宏大的设想:自出资金,到俄罗斯复制前苏联档案!

我为志华所感动,就想想写写他,在我工作的《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为此,我还专门正儿八经地采访过他一次。但后来因种种原因,采访的录音带一直放在箱子里。这次写他,也算是还多年前的债了。

档案要查,更要用

1995年“文库”首发式后,志华就把去俄罗斯复制档案就提上议事日程。可对于一个“游击队员”来说,别说去俄罗斯,就是在国内乘坐飞机还要单位开介绍信;更何况到俄罗斯去那些繁琐的手续。

志华没有主意,但他有号召力。他邀请了几个中苏关系史方面的专家,就去俄罗斯收集档案的事项进行论证。专家一致赞成他的主张,但对于诸如他目前“三无”的现状也难以改变。因此,大家认为,以他个人之力去做这样一件大事,困难实在难以估量。

志华首先解决的是一个“单位身份”。他去找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王忍之。王很支持他。两人商定,以社科院出名义,由志华出钱,成立俄国档案收集整理课题组。志华所有的对外活动,就有了“单位身份”。

1996年5月,沈志华率课题组一行4人来到了莫斯科。

然而,到了莫斯科之后,他们发现,尽管苏联变成了俄罗斯,但既往的官僚行政体制并没有多大改变,他们遭遇了如同国内一样的低下工作效率。志华后来回忆说:“档案馆的人员一天也就是两三个小时上班,9点上班,11点才开门。1时就要午休;下午2时才上班,4时就要关门。按照这样的速度,要完成查档的使命,半年、一年的时间都不够。”时间成了问题,而时间的问题最后还会再变成金钱的问题。

而且,俄罗斯好像要靠这些东西赚钱,档案复印费价格高得出奇。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一页一个美金;而在苏共中央档案馆,一页则需2.8美金。而同样的复印,俄罗斯学者则便宜许多。

如何解决时间和节省金钱。“我灵机一动想个招,咱们雇俄国学者干。他们国内学者收费便宜。我们买了几本档案指南,复印了大量的目录,挑出我们需要的。然后走访各研究所,找人,找愿意干的。那时候带了好多二锅头和茅台。酒过三巡,俄国人兴奋起来,喝完酒,非常活跃,大家谈得非常诚心。每人我先发300美金,大家很高兴。”

付出了复印费和每人数百美元的劳务费,但却省去了许多时间和意想不到的麻烦。每每谈起自己“抖机灵”的功效,志华都眉飞色舞。

这次莫斯科查档,收获巨大,但也留下了不少遗憾。俄罗斯档案的全面开放始于苏联解体前后,由于档案开放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纠纷,志华查档的时候,俄罗斯的档案开放政策已经开始收缩,他希望搞到的一些档案没有搞到。

对于这些遗憾,志华没有灰心。听说美国的不少档案馆和学术机构,在俄罗斯档案全面开放的时候已经抢了先机,复制了不少档案。1997、1998年,志华又和社科院学者两次赴美,收集美国早期获得的苏联档案,两次下来,一共带回十几箱。几年下来,1.5万余件俄国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翻译,耗资140余万元人民币,全是志华一人负担。志华和夫人李丹慧还曾自费沿中苏、中蒙边界各省区走了一圈,去了所有的省级档案馆和重要市县档案馆,搜集研究所需的资料。

从俄罗斯回来后,志华在大兴自己家中组织一个翻译班子,进行翻译。偶尔同他见面的时候,这些档案就成为他津津乐道的话题,还邀请我到他家里看一些翻译出来的档案;甚至有一次还提出,希望我能够帮他做做档案翻译的管理工作。我因那时《百年潮》初创伊始,抽不出时间给他帮忙。不过,当时任《百年潮》副主编的杨奎松兄,则利用一些翻译出来的档案,写出《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和《张学良的“不归路”》等系列文章,在《百年潮》连载,反响极大,甚至惊动了上层,使初创的杂志很快影响极大。可以说,有志华的大功劳。

当时,我对志华特别赞赏。在历史圈里混的人都知道,掌握新材料,就意味着掌握了发言权,也意味着你有了一个研究的地盘。一般说来,很少有人将自己的材料提供他人进行研究。而志华竟然这样地无私。他说:“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档案就是要让人利用,这样学术研究才能更好的发展。”为此,翻译出来的档案材料,志华分门别类地汇成专题,自费印刷成大16开本,每本编号,送给进行这方面的学者进行研究。我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喜欢而已,他每次都送我一本。

经过数年的奋斗,由志华总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面世。尽管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购买这套书有所限制,但还是不胫而走——不仅是学者需要,那些经历过中苏关系的老干部也同样想看。志华豪爽,有求必应。为了满足一些朋友的需要,他无法送纸版本,就送电子本。这有点“监守自盗”。不过,对志华来说,还是那个观念:档案材料是学术共器。只要有人研究,就应当让他们看到。“如果所有人都在一个起跑线上,而你做的研究又高于别人,那才叫真本事。”他说,“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学术才能发展。”

2009年,志华在北京“三味书屋”做学术讲座。我去见他。他又兴趣盎然地谈起东欧的档案:“你知道吗?现在俄罗斯档案馆关了,但是东欧档案又开放了,匈牙利和波兰的档案还大量译成英文,让外国学者利用呢!我现在的心愿就是培养我的学生,去东欧搜集档案。”

看着他那一头华发,不禁又想起27年前见他时的情形,心里暗叹道:“那厮”还是“这厮”。

承续“二重证据法”

2010年12月16日,我应邀参加华东师大“1950——1960年代中国当代社会史史料研讨会”,这是志华和杨奎松兄操办的。会议结束后,志华作为东道主,和一干学者及我把酒推盏,借着酒兴我说:“我是看着志华兄一步步在学界茁壮成长的。”

志华岁数比我大得多,我敢这样调侃,一,他本身就是个幽默之人,不以为杵;二,也是事实——前边说过,当他开始做学问的1993年,我就认识他了。

1995年,《世界历史》第3期发表了志华的《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那时,即使像我这样历史专业出身的人,一提起朝鲜战争,脑子里仍然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概念。可是,志华这篇文章所论述的美国卷入朝鲜战争的种种则将这种概念打破了。我读了非常震撼!征得他同意,我将文章略作改动,换了一个《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背后》这样一个非学术性的标题,在《炎黄春秋》发表了。

此后,我一直关注志华的研究,但在他的研究领域内,我至今也是十足的外行。不过,十几年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他的名字在学术期刊出现的概率越来越高,他专著也越来越多;而让我这样的外行也越来越眼花缭乱。

既然是外行,我也就无法评论志华的著作,更无法把他的研究成果放在专业领域来看。但是,关于他的研究方法,则不揣冒昧,略说几句。

在志华的著述中,就研究方法而言,他承续的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演讲时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简单地说,“二重证据法”是指“纸上之材料”(古代文献)与“地下之材料”(考古发现)互相印证,以还原历史真相。

对于志华而言,“二重证据法”则指中文文献材料和苏联档案材料(除此之外,他偶或还加上口述材料)。在他的研究成果中,“二重证据法”痕迹非常明显。

1996年,志华在《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发表了题为《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关于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的争论》的论文,后来又以英文发表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学术杂志《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这篇论文对毛泽东有关出兵朝鲜的电报进行了考证,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是“二重证据法”最为典型的运用。

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就中国向朝鲜派出志愿军的问题给斯大林发了电报。这个电报被收录在1987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在这个电报里,毛泽东表示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同意立即派出中国志愿军援助朝鲜。俄罗斯档案开放后,1995年12月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登了一篇报道说,中国公布的这个电报是假的,中国根本就不准备出兵朝鲜。证据是俄罗斯公布的档案中有一份毛泽东在10月2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说,中国暂时不准备出兵朝鲜,毛泽东还为此提出了众多理由。

同样的事情,中苏两种文献材料记载不同。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争论不可避免。志华运用“二重证据法”认真的调查和分析后指出:这两封电报都是真实的,只是中国档案馆中保存的是毛泽东本人起草但一直未发出的电报,而俄国保存的则是苏联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会谈后向莫斯科发回的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经过这种对比和鉴别,才反映出中国出兵朝鲜这一重大事件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中苏两国之间的微妙关系。

此论一出,国际学术界的争论顿时平息。

在志华所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中,你看到的是中俄两国最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是翔实、客观的史实陈述,以及由此做出的推论——这场战争的爆发,是由于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阻隔了大国之间的对话和沟通,使各方陷入了理解的盲点,在处理国际事务和相互关系时根据直观的错误判断采取了错误的决策和行动。

在论及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时,志华通过对中苏两国文献的相互比证指出,如果在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入朝不到3个月、取得第三次战役胜利后,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提案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但是,因为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错过了这个机会,而导致中国从人员伤亡到政治、外交、经济等各方面,都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

“二重证据法”在志华的学术论著中,常常成为颠覆既往说法的有利工具。比如,人们通常认为,中苏关系破裂始于苏共二十大,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以“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为导火索等等。但志华通过比照中苏两国的档案,发现其实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关系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相反,毛泽东此后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许多观点与苏共二十大报告几乎一致,而“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也并不存在侵害中国主权的问题,因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主张是苏联鉴于中方要求援助而提出的,目标是针对中苏的共同敌人美国的,其根据恰恰是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从现象上看,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理解: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动,而毛泽东此时需要的只是单向援助。无论如何,会谈的结果是妥协而不是分裂——苏联做出让步,基本上按照中国的条件达成了协议。而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极其复杂,从中苏两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分歧、到领导人的性格、及至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等,都注定了中苏关系破裂、甚至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结局。

志华对“二重证据法”的广泛运用,开拓了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新局面;反过来,随着他研究的深入,也会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二重证据法”重要价值和运用方法。

需要说到的是,促使志华把“二重证据法”发挥到极致,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他“游击队员”的身份。

作为“游击队员”,志华游离于体制之外,因而也少了许多体制上的束缚。现时的“正规军”学术体制的弊病,想必在这个圈内外的人都有感受,不消多说。志华作为“三无人员”所做的研究,不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层层审批,不必遵守每年发几篇论文的考核标准,这倒使他少了诸多的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的束缚。

志华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书生”。西方有个名词——独立学者(independentscholar),说的大概就是这种人。做一个书生,就是凭学术规范做事,凭学术良心说话。因此,他眼里只有“二重证据法”所比照出来的历史事实。

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沈志华以“三无人员”受聘担当主任之职,并成为该校终身教授。“游击队员”被“正规军”“招安”,一时成为学术圈内的一条新闻。

“其实,哪里是被正规军招安?要说招安,这么多年来,你招安了多少体制内的学者?”与志华谈起这个问题,我说。志华解释接受这个职务的初衷:“体制外的学术研究固然自由,依我所掌握的材料,我的能力,我也还可以写出不少东西来,但我总觉得这还不够。我已经60多岁了,还能干几年?为私,我希望能培养出自己的学生;为公,我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资料,希望能为更多的人所使用,这都要依赖体制内的教育来完成。”他又开玩笑说,“当然,我赚的钱也快花完了。”

说白了,他还是想占领“正规军”的地盘,并且希望能在这块地盘上有更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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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我们的时代真相太少 —— 一个历史学家经历的历史

作者:刘晋锋

沈志华再没有打算为儿子的前途做一点管理。他的独子,已经30岁了,卖“兵器”——在网上玩游戏挣来的武器装备——为生。虚拟世界里的武装与虚荣,基本上能为他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生计问题。他精于数字江湖的搏杀,那里面同样有政治和人性的博弈,利益的纠葛与制衡,但他从不与父亲交流有关战争的问题。

关于战争,沈志华其实有很多可以跟儿子交流的知识,他已经对冷战时期的国家关系做了14年的研究:中国和苏联之间,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中国和朝鲜之间……他飙出“朝鲜战争是毛泽东最大的败笔”这种言论,被一些人骂为“中国汉奸教授”。

“他其实是一个很好很聪明的孩子,对人很仗义!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是我拖累了他。”沈志华突然有些慨叹,他进监狱,离婚,发大财……等等事情无一不在扭转儿子的人生轨迹。

磨难本身之于人,绝不可能是愉快的。即便多年之后回头,称赞它让人生厚重,但大部分时候,你不得不用“倒霉”和“莫名其妙”来解释它。沈志华的倒霉经历或可看作那个时期若干案例中有特色的一笔。

沈志华的父亲在1937年投身延安参加革命的时候,高中还未毕业,他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好好学习,但沈志华,以及沈志华的儿子都没有超过他的这个学历。

沈志华可算作是高干子弟,父亲在革命成功之后,官至公安部劳改局副局长,母亲也曾是公安部的处长,后来在反“右倾”的时候被调到中央工艺美院当系总支部书记。父亲因为书法与文章均好,被看作是公安部的文笔师爷。沈志华则因年年满分,小学、中学都考上北京最好的学校,上学期间不离不弃的评语是“骄傲自满”和“不守纪律”,颇有一点“命运的宠儿”的意思。还有一条不能忽略的优势,“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年轻的时候长得可帅了,好多姑娘说我是他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18岁是人生的转折点,果然如此。“幸运”从那一年开始弃他于不顾,尽管他从不气馁,凭着所谓“顽强拼搏”的劲头,接二连三的挫折还是跌得他鼻青脸肿,人生经历忽明忽暗如同一场追求强烈戏剧性效果的演出。

起先还是很自豪的,“一颗红星头上戴,鲜红的旗帜挂两边”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年轻人最高的人生梦想,尽管在报名的时候,母亲因为她弟弟的政治问题被关了起来,沈志华还是考上了海军航空兵。刚入伍两个月,哥哥打电话给他:“父亲被抓起来了,既不告诉家属是什么罪名,也不准探望。”

从此,沈志华只有低着头拼命学技术,不久便被任命为机械员,负责轰炸机的维护保养工作。他维护的飞机安全性强,经常受到部队首长的光顾。有一次,师长走下飞机之后满意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就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这么一来,他当上了代理机械师。三年之后,领导找他单独谈话,一是准备发展他入党,二是准备提拔他当干部。美好前途就在不远处招手,突然有一天,中队宣布复员战士名单,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指导员对他说:“我不能告诉你原因,但是你记住一条,复员对你有好处,你在部队没有前途了……”

那几天他天天喝酒,喝醉了一个人到机场去扑在飞机上痛哭,他不能理解的是,那么多人留在部队不过是为了脱离农村艰苦的环境,而自己这么追求进步,刻苦学习技术,怎么就没有前途了?但他不敢追问。离开部队的时候,他把自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记下的两本技术笔记送给了他的继任者。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遭受这么重大的打击,其实现在想想,不过就是让你复员而已。”现在的沈志华说。

几年之后,原先部队的领导出差到北京才告诉他,让他复员是因为他的档案里存进了一份致命的文件,说他是“联动分子”,还打死过人。

“文革”中的“联动分子”,都是高中级干部子女。沈志华哥哥的同学被抓进监狱之后,为求立功,便向上级举报了他。沈志华听此一言,怒不可遏地冲到那个人的家里:“你认识我吗?”那人对他端详半天:“不认识。”“不认识我你说我杀人?你这家伙,害死我了!”

从部队复员回京之后,沈志华通过武装部分配工作,成了石景山发电锅炉车间的检修钳工,情绪十分低沉。父亲见此,便关照儿子:“人不能受一点儿挫折就这样灰心丧气。现在这个社会不正常,但将来会走上正轨。人生最大的遗憾不在于你有了本事没有地方去施展,而在于社会为你提供这个条件的时候,你拿不出本事来。”

1973年,沈志华报考清华大学,在京津唐电力系统各门功课都考了第一名,却在厂里挨批:“你考得这么好,就是‘白专’道路。”“听说你还学英语?崇洋媚外!”结果,沈志华没能跨进大学校门,厂里送了一位四门功课总共考了15分(是百分制的考卷)的人去上大学。

沈志华气得一把火把数理化课本和做过的习题选烧了,他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相信,千百万个父辈们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今天,让一个四门功课总共才考15分的人上大学?这是一个什么社会?这个社会将来怎么发展啊?”他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在这之前,他对政治生活并没有多少感兴趣。父亲自从“三反五反”被误抓进监狱之后,变成了一个连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的谨慎的人。从小,父亲就向他们灌输这样的观点——“真正救国靠的是科技,踏踏实实作出一份成绩对国家就是一份贡献。如果是搞政治,你以为你做的事是对的,很有可能历史证明你走的是错误的路线。”所以多年之后,沈志华的两个哥哥都是搞物理研究的科学家。

带着“国家早晚需要科学技术”的心态,有两年多的时间,沈志华每天坚持学习4个小时——这是在结束白天八个小时的工作以及一个多小时的政治学习之后,“我的工作是修理磨煤机,非常累,非常脏。煤粉是88微米一个颗粒,88微米什么概念?比白面还要细,所以每天你不管穿几层衣裳,它都能渗到皮肤里去,就跟水一样。每天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一口一口吐黑痰。都到这份上了……”

所以,不能上大学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也使他更加想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

1978年,中央机关及直属单位公开招考,沈志华同时考上了新华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日报》把他当作自学成才的典型,在头版进行了报道。父亲说:“志华,新华社你就别去了,还是去社科院老老实实做点儿学问吧。”

过了几个月,他又考上了社科院的研究生,但不发录取通知书给他,原来是因为他写了一篇《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概论及其他》被到处转载,文章提出:中国当时搞的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但是中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使用的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建国这么多年来的政策一贯左倾。

当时的副院长邓力群在会上说:我看这个沈志华就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我们社会科学院培养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沈志华急了,直接上门去找他,邓力群说:“我倒要问你了,我们辛辛苦苦地搞了四十多年,不是搞的社会主义,那我们搞的是什么呢?按照你这个结论,那中国要不是社会主义,朝鲜、越南、古巴就全都不是啦?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有多恶劣啊,你知道吗?”

聊着聊着,聊到了沈志华的家庭背景,邓力群脸色一下子缓和下来:“自家的娃嘛。”第二天,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就到了沈志华手里。

读研究生期间,沈志华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发表了七八篇论文,都是关于现代史和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人民日报》也转载过他的文章。不久,当时的财政部长看中了他,准备把他调到自己的秘书班子里去。沈志华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可是父亲和导师都一致反对他从政。

1982年初,沈志华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离研究生论文答辩还有16天的时候,一拨儿警察突然涌进家门,把他给铐走了。等到审讯时他才明白自己犯了啥罪,罪名耸人听闻——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

原来,1981年底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在纽约逮捕了一名中国人,说是窃取美国机密文件。为了外交斗争,中国也要尽快抓到一名美国间谍。沈志华交往过几次的一个在中国外语学院教书的美国博士生被认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就抓了7、8个跟他有交往的中国人。后来弄清楚这个美国人不是特务,被限令48小时离境,沈志华他们照说也该被放出来了。不想,美国当局抓住此事不放,攻击中国政府恶意破坏中美关系,中国自然不会让步。

因为向美国学者提供了十几本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的不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沈志华被审讯了整整10个月,最后确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重大机密”,判刑两年。宣判后,法官对沈志华说的一句话道出了实情:“为了国家的利益,你就牺牲一下吧!”

在狱中,沈志华写完了《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出狱之后,因为蹲过监狱而连图书馆都不能进去,只能找朋友帮忙去核实引用材料。他找到一家出版社,即将要出版书稿的时候,责任编辑带着稿子回家去编,她的家人无意中看到了,问:“这是公安部大院里的沈志华吗?他坐过牢的,你还是别惹麻烦了。”

这本书直到1994年才出版。出狱之后,沈志华受邀到一家报社工作,没多久又因蹲过监狱这一“不光彩”的历史而失业,被介绍投奔禹作敏,协助他开发生态农场,又因禹作敏出事而以失败告终。他还在大街上卖过水果,又拉不下面子,听说深圳刚开放,去那儿的什么人都有,就直奔深圳赚钱去了。

从南方回来,沈志华发现儿子成绩差,也不愿意读书,便遂了他的心愿,送他去五台山写武侠小说。沈渊待了8个月,天天在那儿采访老和尚,写出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回北京被出版社看中并出版了,一时间小有名气,更得了全家人的宠溺,他再也不想上学了。

从1994年起,沈志华开始了他“有钱又有病”的生活,至今不休。

“我的一个朋友章百家说,在中国做学问有两种人:要不有钱:做学问既花时间收入又少,没钱不行;要不就有病,脑门子里一天到晚就想弄这个,喝糠吃菜他愿意。他说,老沈,你又有钱又有病,天生就是弄历史的料。”

沈志华在深圳赚了钱之后回北京,受朋友邀请投资出版文白对照全译系列的《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没想到“赚了大钱了”。这骤然的致富遭小人嫉妒,告他贪污2000万,尽管后来被证明是诬陷,但原本在部队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儿子沈渊便因此不能再留在部队了。

接着,沈志华碰上了他后半辈子人生的机会——俄罗斯解密了前苏联的档案。回忆史料的可信度远远比不上档案,为什么中苏关系破裂?为什么苏联解体?若无档案做依据,如何能还原历史真相?

社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说:“中国急需苏联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但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沈志华说:“社科院拿不出钱我有钱啊!我只是来向你求个名分,一切费用由我出。”

在莫斯科,事情远非意料中那么顺利。俄罗斯开放档案最繁荣的时间是1992年到1993年,等沈志华去时已经开始收紧,价格比过去贵了许多,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金,去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2.8美金,人民币不行,给卢布朝你翻白眼。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每天只工作三个小时。说是10点上班,但是11点才开门,中午休息,下午3点还要喝茶,4点下班。照这样的进度,每天只能工作3个小时,开销可承受不起。

沈志华从商的时候,从来都羞于“灵活变动”,还被禹作敏说成是目中无人的年轻人。但为了做学问,他又显出商人似的精明。大家在莫斯科发愁的时候,他了解到莫斯科城区与郊区的物价差异很大,于是让一名学者和翻译坐地铁去郊区乡下,到大卖场买面包、黄油、香肠、各种汤料、咸菜,再到农户家地里买蔬菜和家禽,然后背回宾馆自己动手,准备了一桌盛宴。

他自己则到处公关,到处拜访,盯准有利用价值的人便生拉活扯地拽来赴宴,不仅打开从北京带来的二锅头,茅台,席间还掏出美金,塞给每个人800元的劳务费,这顿饭吃得皆大欢喜。俄国学者积极建议:“今后你们中国人就只管去档案馆抄目录,复印内容的事,交给我们俄国人办,我们出面复印,便宜多了。”

此行总共花费了沈志华140多万元。沈志华大为庆幸的是,就在这之后没多久,结束了混乱状态的俄罗斯重新下令封存所有档案。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水到渠成的“坐冷板凳”,出书,成名,被大学聘任为博导,继续出书,开研讨会,做课题。与其他学者不太一样的是,他为做学术掏出了若干私人财产。比如他从1994年就开始资助青年学者出版专著,花了2、300万,迄今已经出了80多本书。他还在自己的别墅里腾出两个房间,存放他们夫妇从俄罗斯、美国等地花了许多钱查来的2万多件档案,免费提供给世界各地的学者或者学生使用,给他们提供食住,还购来复印机,方便他们复印。后来因为来查档案的人太多,他干脆把档案复印了两份,一份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份放在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他把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原文制作成光盘提供给香港大学,要求只有一个:必须供人自由查阅。

沈志华的人生再不需要其它的乐趣,他说以前上厕所时还看看闲书,现在看的都是回忆录,与同样做冷战研究的妻子之间的对话,也有70%是在聊他们研究的内容。

访谈:我们的时代真相太少

问:中国传统里,文人历来有当谏臣的心理,希望参与制度改革,实现人生的抱负。您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

沈志华: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在传承文化,什么叫文化?文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历史的积淀,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概有将近半个多世纪,中国学术界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有一次听人说,翦伯赞解放前写的版本比解放后修改的那个要好,这就很说明问题。大家都曾经被要求一个腔调,一个立场,一个观点,很少有能提出什么疑义或见解的地方。那么,你要从根本上推翻它,不是说你改变了政治观点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从根儿上做起,弄明白到底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问:研究大历史的黄仁宇批评中国学者,越研究越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沈志华:国外的学者,跟中国的处境不一样。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刻,还不具备那个条件,为什么呢?现在首先是要颠覆过去的历史,很多基本史实都还没搞清楚,你搞什么大历史啊?

问:按照你的本性,你自觉是适合搞思辨型的历史研究,还是探寻基础史实?

沈志华:照我四十岁之前,我就是想搞那种思辨型的大历史。但是现在我觉得搞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也是靠环境,靠积累的,如果原来就顺着那个路走下去,就会是研究大历史那么一种思路。但是现在我已经走到基础史实这条路上了,我的功底就是要把1940—1960年代这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搞清楚。我现在做的每一篇论文都是别人没有搞清楚的事情。

问:我注意到你的经历里有好几次进入权力机构的机会,你为什么放弃?

沈志华:我年轻的时候很积极,尤其是我从1973年转向文科学习以后,就一直有一股劲,老想为国为民,精忠报国,投身那种火热的政治斗争当中去,但后来一个又一个的人生挫折,让我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不喜欢官场,并非因为人生中遭受了太多打击。被打击有两种,一种是你自己失败,你做错事情了,所以遭到打击,你吸取教训就完了,还有一种我认为根本就是你命中注定的。另外,现在95%的老师都浮在表面,真正对学术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想把自己的一生的经历投入到里面有多少人?我愿意做最基础的工作,了解历史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把自己搞清楚的事实转化成一种大众能接受的东西。

问:研究历史不是为了以史为鉴吗?

沈志华:这是历史的功能,历史学的功能,而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因为以史为鉴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史,这“史”究竟是什么,你要是弄错了,那历史你以什么为鉴,你不越弄越糊涂吗?所以这是一部分,这部分的责任主要由历史学家去承担。鉴,什么叫鉴?资治通鉴,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怎么搞政治,怎么去治理国家。这靠政治家自己,我把历史经验教训都摆在这儿,至于它怎么指导你,我不能替你想,是你自己去想。假如一个政治家如果没有文化,不懂历史,你搞什么社会问题,你搞什么政治?所以你本身就应该具备这个素质,你应该到真实的历史中去寻找你所需要的那种资源,丰富你的头脑,来开创你的自己的政绩。

问:你通过研究这段历史,个人怎么评价毛泽东?

沈志华:我觉得毛泽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就他的才智,真是几百年中国才出那么一个,不得了。但是他生不逢时,能够施展他才华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如果时间倒退五十年,恐怕他要比蒋介石干得漂亮的多。那个时候军阀混战,要推翻清朝,推翻封建社会,重新进入一个新社会,革命是很吃得开的,毛泽东赶了个尾巴,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赶上个尾巴。但是你成功以后,你还要用革命那套方法来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就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相背离了。时代不同了,你越聪明你犯的错误就越大,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的错误到了极端。所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其实应该站在历史环境当中来看,不能说谁好谁坏。

问:您现在最想解开的历史谜团是什么?

沈志华:我现在最想解决的事,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公约组织,同样是两个同盟,但西方阵营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内部从来发生过战争,而且冷战都结束了,到现在美韩同盟,美日同盟,美英同盟依然这么稳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一致,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从同盟结成的第一天起,苏联和南斯拉夫就分裂,跟着是苏联打匈牙利,然后中苏之间又打仗。曾经多好的兄弟关系,好到不分你我,到最后还是刀兵相见。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不稳定性的根源哪儿?

问:我觉得从哲学上面来解释,能够解释清楚吧。

沈志华:当然最后可能会归结到哲学,但是你不能先用哲学的一个定理来说,就是这么回事。你要分析、探讨,拿出一个定理来,它能解释每一个现象,这才能成为定理,只要有一个现象解释不了,那就不能成为定理,科学上是这样的。

问:你初步的推断是什么?

沈志华:我现在初步的一个判断是它的结构问题,就是形成这种关系的结构,和它内部运行的规则有冲突、有矛盾。我还没有想得非常透彻,这就是我现在最关心的,也是我下一步想要组织一个课题组进行讨论的问题。现在的同盟理论都是解释西方现代国家的关系,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同盟的理论还没有。

问:您觉得现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作用是什么?

沈志华:总的来讲,一个国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还是靠知识分子,这个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同样的。现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功能或者贡献就是探索真相,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赋予的。为什么呢?是因为真相太少了。

问:不见得与当代的政策发生关系?

沈志华:最好还是脱离。

问:现在大部分人关心的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你研究中苏,不会觉得冷门吗?

沈志华:任何一个关系都不可能是单边关系,都是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别是在冷战的背景下。

问:你认为现在世界格局还是在冷战思维的延续之下吗?

沈志华:看你在什么意义上运用这个概念,每个人脑子里的冷战概念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冷战指的是两个国家之间以意识形态为动力那种对抗。我是这么理解——其实冷战时代还是结束了,它有些因素延伸到现在,冷战时代人们的一些思维习惯延续到现在。

问:你现在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沈志华:差不多三、四钟点起床,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八点。所以一般人到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了8个小时,干完了别人一天要干的活。为什么?就觉得责任重大,还有那么多东西要去写,要去研究。我现在设计了很多课题,我想带着这些学生,年轻学者一起做。这些东西靠一、两个人是不行的。

问:你说责任重大,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还是觉得现在没有人愿意坐冷板凳?

沈志华:首先是我自己有兴趣,如果自己没兴趣那就太苦了,什么叫人生的幸福?人生的幸福就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就是把你的工作和你的兴趣能够比较圆满地融合在一块。我天天坐这儿写东西,腰酸背疼的,肌肉都劳损了,不但不觉得苦,反而很有满足感。我现在创作激情极其旺盛,一会儿就写一篇论文出来了。现在半成品,未完成品很多,都在那儿堆着。只要我有时间,抓一个我就写一篇。

问:为什么不专注做一个或几个呢?

沈志华:历史学有个特点,它不像哲学或者经济学,有时候一个扣解开,整个就可以写了,不行。你想通了一些事情,只是在很多无穷的史实当中很小的一部分,你要想把一个问题搞清楚,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的东西,这些材料你都得看,你不看你就找不到中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所以是非常需要下工夫的,有想法你要赶紧记录下来,然后做充分的准备才能完成。越下工夫,越让我很有满足感,很有成就感。其实搞历史研究,有点像……

问:破案?

沈志华:像公安局破案一样。有些事你就感觉从逻辑上认为原来那结论不对,所以展开调查……我很多研究都是从感觉出发的,比如说朝鲜战争,我们从小就受的教育是,因为美国侵略所以朝鲜展开反击。可是我就觉得这一个很没有逻辑的情况,如果人家进攻你,怎么三天就把人家打败了。按说你是被进攻的一方,你应该是首先败退才对,这肯定有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你要自己真的下去看当时的那些材料,这些看书上是没有的。

问:你破案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很多事情长远看来都是有逻辑性的,但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看过去是有很多偶发性?

沈志华:这就涉及到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就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其实,在我们真正搞历史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差不多每一个环节都是偶然的,但它有一个必然的大趋势。

问:但是看你把哪几个细节串联在一起,又是不同的解读了。

沈志华:这个取决于两点,一是自己在当中的体会,一是你掌握尽量多的材料。然后你才能决定取舍,哪些是关键的环节,哪些是次要的、没用的。

问:如果材料不全,很容易被引入歧途?

沈志华:真的是很容易引入歧途。我给你举我深有体会的一个例子,我原来研究中国出兵朝鲜战争的问题,我在1997年、1998年、1999年写了很多文章,后来我在国际上出名也是因为发表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弄得很清楚,但有些史料没有披露出来。起先我看到的是,毛泽东很早就想出兵朝鲜,但金日成不同意,我分析他是担心中国派驻几十万大军来不走了怎么办?眼看就要遭到灭顶之灾了,他请苏联来,苏联不愿意帮它,或者不愿意自己出面,所以让中国出兵,这么一个过程。

问:这在逻辑上很合乎情理。

沈志华:直到最近我看了俄罗斯新披露的档案,才知道7月份美国轰炸得很厉害的时候,金日成已经很动摇了,希望毛泽东派兵来,但斯大林不同意,这让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你就得找材料,找证据了。斯大林没有说不允许,但是他不答复金日成,这就说明了一个什么呢?他要给自己保留一个回旋的余地。他很担心,中国替换了苏联控制朝鲜。所以,历史研究有这么一个档案公开早晚的问题。

问: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

沈志华:历史研究为什么要有很多人不断地做,其实人的一生,你说你真正能做的也就那么二、三十年,我觉得我现在处在最黄金的时候,因为你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足够的经验积累,特别是是历史学是靠积累,积累的材料越多、知识越多,你对事物的判断就越接近于真实。但是你太老了,精力又不行了,你只能做自己的一小块领域,能研究多少东西?

问:您的研究范畴是?

沈志华:我基本上做的是40年代到60年代这段历史,就这样我还觉得做不过来。为什么?因为当代历史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基本上材料都是现成的了,反正越往古的就越不会出太多的新东西,除非地下又挖出点竹简了什么的。但是当代的不一样,当代的很多材料都不解密,只能是大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去突破,把这段历史大白于天下。我做这个工作十来年,应该是取得成果了,现在谁还敢说,朝鲜战争是美国先打过来的。现在除了朝鲜人这么说,没人再这么说了,因为这个事实都摆这儿了,其实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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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资料, 历史 标签:
  1. 匿名
    2017年3月20日11:11 | #1

    知道沈志华对朝鲜战争的研究,还真不知道他的过去。运气不错,也很努力。

  2. 匿名
    2017年3月20日15:01 | #2

    匿名 :
    知道沈志华对朝鲜战争的研究,还真不知道他的过去。运气不错,也很努力。

    除了赚了钱这点,他的过去简直是所谓“政策”的反面历史,也说明了权利保障是如何重要的

  3. 匿名
    2017年3月20日19:08 | #3

    关于沈志华式的学院派历史学家,还是刘仲敬说得好:
    “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证明,只要你把历史的格局没有理解正确的话,即使具体问题是正确的,也无济于事。格局理念正确,最重要的地方不是你在具体问题上对不对,而是你有没有能力提出正确的问题。而你的格局感错误,最主要的一个证据就是,你在提出问题的时候是错误的。一个错误的问题得不到正确的回答。能够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半。如果你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是错误的,那么就像是谚语上说的那样:傻瓜提出的傻问题,聪明人是回答不了的,而且[也没有意义]。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像沈志华对于朝鲜战争做的这些工作,它实际上,可以简单粗暴的说,他实际上是在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和美国会在朝鲜爆发战争?这场战争是不是能够避免的?那么他做了很多解释,认为这场战争也许是能够避免的。因为如果没有避免会对中国产生很多恶果,因此只能[避免]。这就是他那些工作的本意。从这些事情上你就可以看出,他要么是没有用良好的格局看,要么是故意没有用良好的格局。因为这个问题是错误的。

    [00:04:19]中美两国有没有可能性在朝鲜不发生战争或者发生战争,这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朝鲜战争从本质上来讲,它根本不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战争。他根本上就是日本失败以后远东格局重组过程中间,两种秩序的冲突。这场冲突中间,中国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主体。像毛泽东,或执政以后的中国人,他没有独立决定能不能参加朝鲜战争的自由。他不可能不参加朝鲜战争。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在东北和蒋介石争夺东北的时候,事先就已经得到了朝鲜、苏联和蒙古的协助。因为朝鲜,蒙古,苏联和中共是冷战阵营的一部分。而中国内战就是通向冷战道路的一部分。朝鲜已经协助中国共产党夺取东北,所以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根本没有机会不援助朝鲜。他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位置,他在这个团体内部的位置,比他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要重要得多。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沈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伪问题,所以他所做的考据是不是正确,或者他引用的那些档案有什么意义就不是很重要了。我们要知道,档案不一定代表当事人真正的目的,即使代表了当事人的真正的目的,这个目的的意义也要放在当时的整个格局中间去考虑。否则单纯从档案的文字上判断,往往是[会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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