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鬼子世界:冰眼看日本

作者:俞天任

日本,对于这个永远不会搬家的邻居,我们到底了解多少,恐怕多数人会是茫然地摇头。的确,当日本人把我们放在手术台上已经开始千万次的解剖时,我们却因为历史原因和民族情感,不敢正视这个昔日曾经欺辱过我们的可怕的坏邻居。

作为一本全方位解读鬼子世界的读物,本书还写了很多普通日本老百姓的故事,比如,色咪咪的日本大叔如何在办公室偷窥女孩子的裙下风光,一向温婉贤淑的日本主妇在婚前又是怎样的疯狂,那些退休的老头如何成了家里的陌生人而不受待见并被太太盼着早入地狱,参加过侵华战争的退役老军人又是如何的执拗与顽固……

冰眼看日本 古怪男女

日本社会认为,日本没有资源,只有人,只有人的打拼才能活下去,所以他们的理想社会是:男人是工作机器,女人是贤妻良母。由女人来支持工作机器的良好运转,以及培养新一代的工作机器和与之配套的贤妻良母。

日本男人的性狂想

日本公司的事务员一般都是小丫头,这些女事务员(日语叫OL,Office lady的意思)的制服一般都是西服背心加裙子。但老冰见过一家不一样的公司,女事务员的背心裙子外面还加了一条围裙,弄得办公室像餐馆似的。老冰觉得奇怪,问他们是怎么一回事?才知道是那些色迷迷的大叔(日语发音是H-NO-O’SAN)给闹腾的。

日本的房租贵,因此,公司办公室都很小,文件资料堆得到处都是,柜子顶上也有,小丫头们有时要站在凳子上去拿柜子顶上的文件,那些色迷迷的日本大叔们就敢公然把头伸过去看小丫头们的裙底风光。小丫头们当然不高兴了,又不敢得罪客户,于是就想出了这个穿围裙的法子,好歹让小丫头们在心理上能觉得安全一点。

意大利男人和法国男人的殷勤是挺有名的,用英语说他们那是fresh,而日本男人就不能用那个词,因为日本男人不是以一种欣赏的眼光来看女人,也不是以一种骑士精神来对待女性,而是纯粹从性的观点在看女人。那么用什么词呢?想了想,没有。还是用日本字吧:H。这个H是从哪儿来的呢?据说是昭和初期一些时髦女性用来代表husband的隐语,那么这个词的意思也就变得赤裸裸了——夫妇嘛,还能干啥!

赤裸裸到了什么地步呢?到了JETRO(日本贸易振兴会)要对各公司下通知,要求各公司对驻外员工加强教育,不准乱说乱动,以免被卷入性骚扰诉讼。因为三菱自动车(北美)几年前曾发生过这类诉讼,结果三菱自动车(北美)败诉,美国的官司一旦打输,随之而来的巨额赔偿可想而知:赔了3 000多万美元!

不教育不行,日本男人在国内是无法无天的,讲几件老冰自己看到的匪夷所思的邪门事吧。

一次客户请老冰去参加他们的慰安旅行。日本人的所谓旅行就是找个温泉泡,泡的时候有人在男池和女池的分隔墙上找到了一个小洞,这时奇观发生了:社长掐着表,大家排好队,轮流凑在那个洞前面看,谁也不准多看一秒。

还有一次访问客户时,听到他们的常务在问一个小丫头:“你的胸脯那么大,是真的还是假的?”

小丫头:“当然是真的了。”

常务:“为什么?”

小丫头:“真的和假的是不一样的。”接着花了30分钟给那位常务先生讲解怎么看胸脯的真假。托福,老冰从此以后也学会了看真假。

还有一个客户,特别喜欢摸小丫头的PP,我只好对他说,如果以后再这样的话就不能做生意了。他很不理解,说小姑娘的PP不就是给人摸的吗?我说我不管,反正你在我的办公室不准摸。他问我为什么,我只好说实话:看到你摸我也想摸。

就连有名的经济学家、早稻田大学教授植草一秀,都在地铁里把镜子伸到女学生的裙子里边去,给警察抓了现形,弄得身败名裂。你说这拨日本男人不教育教育能放他们出国?一个个等着吃官司吧。

日本的男人就是这么肆无忌惮。现在和国外有往来,特别是经常和欧美国家有往来的大公司要好一些,起码不敢赤裸裸地在办公室里调戏女职员或者是侃色情话题,但是一般的中小企业还是没什么大变化。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会以为日本男人都是色情狂了吧?恰恰相反,日本男人在平均意义上可以说还有点性无能。日本人特别喜欢把话题扯到性上面,与其说是性欲过剩,不如说是无意识地想掩盖这一点,表现出点“男子汉”的气概来。事实上有调查表明,日本夫妻之间的性生活频率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过长的劳动时间和精神负担压抑了本来就有神经过敏倾向的日本人的性欲望。

日本人也知道这一点,当然不会公开承认,但是有时也能通过一些怪事反映出来。几年前出过这么一件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事情:日本的议员们大多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有个做过总务厅长官的自民党议员太田诚一,在一次公开演讲时讲到不久前发生的早稻田大学学生的集体强奸案时,居然说:那些强奸犯总算还有性欲,比那些连婚都不想结,小孩也养不出来的人要好些。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其实大家都知道他的本意:这位当过大臣的议员先生不会昏庸到公开鼓励强奸有理,他只是在表示对出生率低下的担忧,而且公开地把出生率低下和性欲减退连到一起去了。不管是否有那种关联,但是场面上的话不能那样讲呀,那在政治上也太不正确了。

我们公司里的几个日本小伙子就看不出他们还有什么欲望,更不要说性欲了。成天除了工作以外就是看漫画书,用手机发伊妹儿,要不然就是琢磨上哪儿整一辆二手车。有时候真不知道他们活着干什么?可能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太大,人的基本欲望反而被压制起来了。为了缓解这种精神压力,日本社会和日本男人选择了一种奇怪的放松方法,就是不断地对女性进行性骚扰。或者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社会也在不断制造大量有性骚扰嫌疑的话题,有一位日本女演员叫藤原纪香的,大家可能都知道,说实话纪香的身材确实不错,但原来也仅仅是身材还不错,并不是超级明星。几年前,一家体育报在老人节时对1 000名75岁以上的老人做了一次很具有日本特色的社会调查,题目是“你最想(被)干的(男)女影视明星是谁?”其中名居女星榜首的就是藤原纪香,这一下,她一夜之间成了超级明星。

日本还有一种让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社会现象,就是娶大娘子。中国虽然有所谓“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但也几乎就到此为止,而且也不多。而日本家庭女大于男的现象十分普遍,特别是名人。原来的田中角荣访华时印发的内部资料中说田中太太比他大8岁,当时中国人吓了一跳,其实这在日本不稀奇。知道宫泽理惠的人很多吧,日荷混血儿,18岁的时候那可真叫漂亮,而就是这位漂亮的小丫头,居然被未婚夫(一位相扑横纲,当时18岁,和她一样大)抛弃,情敌是一位28岁的老阿姨!

28岁的老阿姨河野景子到底是TBS的看板节目主持人,漂亮,这事还说得过去。那享名日美两国的棒球运动员铃木一郎呢?娶了一个电台主持人,比自己大8岁,而且长得特别不利于环境。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社会压力太大,娶大娘子又当妈又当姐又当老婆,男人轻松。在外面那么累,回来还有一个跟你缠不清的嗲妹妹,受得了吗?!

所以说,由于社会分工的畸形,日本男人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不能算真正的“男人”,他们没有照顾女人、孩子的能力,而只能被人照顾,他们属于心理发育未成熟的一群。

日本女孩的婚前疯狂

老冰有一哥儿们,在老冰来日本以后被派驻纽约,可能是因为他老爷子是某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缘故,这小子一下子就是副主任。

临行前,老冰和他在一个酒吧里喝到凌晨3点,他说他一定要在美国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我对他说:“按你的条件没问题,就一条,管好自己就行了。”

那哥儿们一到纽约,就挂电话过来:“喂,纽约的日本人真多。”

老冰“嗯”了一声。

那哥儿们继续兴致勃勃:“都是女孩子诶。”

老冰还是没言语,已经知道这小子下一句话是什么了。

果然,下一句是:“日本女孩子很热情诶。”

完了,这小子算是被糖衣炮弹打中了,等着瞧吧,还打自己的天地呢,等着被遣送回家吧!因为是朋友,就送了一句忠告,“当心一点,好自为之,首先做好工作要紧。”

忠告归忠告,听不听那是人家的事。果然过了一年,那哥儿们因为工作业绩太差,回国重操旧业:当他的工会主席去了。

开玩笑,敢去纽约的日本小姑娘,是能招惹的吗?

欧美有句话:“Ladies First”,这句话要到了日本,应该说成:“Ladies Last”。日本的女人根本就不是人,起码没有被算做人。老冰生了个小子,如果是个闺女的话,早八百年就回国了,还能在日本待下去?

儿子读幼儿园时,有校车来接,小孩子不懂事啊,车子一来一窝蜂地往车上跑。边上的阿姨不乐意了,把孩子们都赶下来,先让男孩子上,坐好了以后,再让女孩子上。也就是说,女人走出家门后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先让男人!

出了幼儿园,想上学,日本的公立中小学特别混蛋,充其量也就是个儿童收容站(日本的公立教育制度以后再谈),想读书只有去私立学校。东京的麻布、开成,神户的滩,京都的洛南,鹿儿岛的拉扎尔,都是名牌中学,可是一条,不收女生。你说调低档次,进二流的吧,像神户白陵这样的男女共校,女孩子的考分要比男孩子高30多分才进得去。这是考中学哦,总共才三门功课,上哪儿去找30分!

有一次电视里面搞智力竞赛,主持人出几个暗示,参赛者猜是哪儿。日本的智力竞赛和中国的不一样,没有不准抢答的规定。主持人的第一个暗示“找女厕所很难”刚说出口,下面的答案已经出来了:“东京大学”。没错,还真是东大。

走上社会找工作吧,一般会社分事务职和一般职,女人就只能从事事务职,不能从事一般职,理由是一般职要加班,而女人要照顾家庭,不能加班,所以就只能从事事务职。日本社会认为:日本没有资源,只有人,只有人的打拼才能活下去,所以他们的理想社会是:男人是工作机器,女人是贤妻良母,来支持工作机器的良好运转,以及培养新一代的工作机器和与之配套的贤妻良母。

日本社会是很保守的,家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细胞,因为家庭是工作机器保养场,家庭出了问题,工作机器就不能高效运转了,所以社会对婚外恋、婚外情(日语叫不伦)的事是很严厉的。为了避嫌,日本的太太们都不和男人们打招呼,但是人总是人吧,在这儿欲望不能表达,肯定会以另外的形式在那儿表现出来。十几年前有一部流行小说叫《失乐园》,就反映了这种社会现状和对这种压抑的反弹。韩国有个电视明星叫裴勇俊,不知怎么搞的,特受日本太太和老太太欢迎。裴勇俊访日,万人空巷前往欢迎,一路陪同,美中不足的是全是老太太,平均年龄有50岁左右吧。这也是长期被压抑的心理的一种折射,只是不免让人要为裴勇俊不平,访问一次日本,人之常情,总想看几个年轻美眉吧,谁知道全是自己妈妈奶奶辈的。裴勇俊肯定在“切”!

那日本男人到底是怎样看女人的呢?有一次听一个很有名的企业管理专家讲课,讲到产品质量管理的重要性时,那位专家举了一个例子,他认为日本输掉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原因就是产品质量控制做得不好。他说,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比美国的P-36性能要好,这是由于日本工人的手艺人素质的原因,喜欢精雕细凿,完成品总可以达到或超过设计构想。而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是大规模机械生产的粗制滥造。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壮丁们都上了战场,情况就不一样了,日本的女人孩子们不会像她们的儿子、老公、父亲一样精雕细凿,而美国的女人孩子们则和她们的儿子、老公、父亲一样可以敷衍了事。所以美国飞机的质量基本没有变化,而日本飞机的质量却大幅度下降,更不要说美国后来开发的P-51野马似的参战,日本空军根本就不是对手,不输才怪呢。由此可见,产品的质量控制有时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话如果仅仅到此为止的话,我承认他的话几乎都正确。但是接下来的话就有意思了:“所以要推广规范化、标准化,这样女人也就能做过去只能由男人做的工作。”

日本女人的社会地位就是这样,苦不苦?很苦是不是?可是一个社会总有它公正的一面,日本社会对女人的公正性就体现在:对婚前女性特别宽容。所谓婚前女性,指的是从高中到大学毕业后刚刚就职的年轻女性,老处女可不算在内哟。一方面是这个年岁的女性特别可爱,还有就是想想她的好日子也没几天了,有什么事就算了吧。

所以这个年龄层的小姑娘处在黄金年龄,滥交、援交、抽烟喝酒,理所当然。社会对这些不良少女及其不良行为只是皱皱眉头,并不做严厉谴责。也难怪,谁来谴责呢?老爹?这不良的资金源不就是这些老爹辈的H大叔吗?那么老妈?用《红楼梦》里老祖宗的话来说是“自小人人打这么过”,只不过30年前你抽的大麻,30年后人家吃的是摇头丸罢了。于是这些不良少女更是有恃无恐,抹得三分像妖、七分像鬼,成群结队在马路上流窜,随时随地就在地上一坐,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说也奇怪,在日本时间长了,看着倒也不觉反感,反而由衷感叹一句:“年轻真好!”

年轻是好,可年轻也有年老的时候,怎么办?不结婚呗。但是社会对这点不宽容,玩玩过了,疯疯过了,该收心过日子了。以管不住嘴著称的前首相森喜朗就说过,“年轻时候不结婚,到年老了要社会照顾,有这么便宜的事吗?”结果遭到女性团体的一致攻击,说他歧视妇女。

但社会就是这么想的,你怎么办?对于家境好点儿的女孩子还有另外一条路:去美国。想疯的去美国继续发疯,想上进的好女孩也只能去美国上学,找个工作,然后“出口转内销”回日本。这样一来,两头冒了尖的全去了美国,剩下些中不溜儿的在日本,正好维持一个安定、平稳的日本。你说社会的这种平衡妙不妙?

至于老冰的那位哥儿们,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碰到的肯定不会是日本的好女孩,只能是那些疯女孩。在纽约打天下的豪情,就只能化作一腔柔情了。

太太最盼丈夫死

如果你问一个日本男人:“你太太最希望的是什么?”如果你和他熟到能开开玩笑,他很可能会对你说:“可能是盼我死吧。”

别笑,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是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关系的话,对于中年以上的日本妇女来说,死老公可真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

好到什么程度?首先,老公的生命保险来了,一般日本人都有一亿日元以上的保险,这就是说老公死了,一百多万美元来了。

一百多万美元归一百多万美元,住房的分期付款怎么办?放心,那也有保险,借款的是老公,老公一死,债权没有了,一幢房子归了老婆。

光有房子有什么用?养育孩子不也要钱吗?没事,有母子家庭津贴,母亲工作不工作不管,按月发,到小孩成人为止。不仅如此,所得税免了,健康保险也免了。

小孩成人了,女人不也要老吗?没关系,有“寡妇年金”,老公年金的70%归老婆拿了,加上自己的那一份国民年金,还怕活不下去?

你说,死老公是不是一件大好事?老公活着,白天不见人,晚上还添乱,每天好吃好喝地伺候着,不高兴了还要吹胡子瞪眼,猫厌狗嫌的是不是?

其实在日本退休后离婚的事很多,退休前老公成天不在家,也不知道到底有多讨厌,忍一下也就过去了。这一退休,搁一个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会的臭老头在眼前,看着堵心,碰着恶心,倒霉的是这臭老头还自以为是地以主人公自居,对什么都要发表意见。得了吧,拜拜了您哪,离婚喽。

日本女人不是社会地位很低吗?不是很苦吗?为什么社会对这些寡妇又如此厚爱呢?其实这不是厚爱女性,而是做给男人看的:拼命去吧,死了也不要紧的,老婆、孩子不会饿死的!

日本社会男尊女卑,女人出去办事,肯定处处受刁难,最常听到的就是:“叫你们家主人来(日语称老公为“主人”,而称老婆为“里面的人”)”。冰太为此受过不少气,老冰就教冰太一个方法:不说日语。冰太的日语其实可以,但现在去办事不说日语,改说英语,东洋鬼子怕西洋鬼子,哪怕只是女西洋鬼子,甚至是假女西洋鬼子,东洋鬼子听见英语绝对不敢再啰嗦,一般情况下不可以的事情这时也全部“哈依”。老冰怎么知道的呢?有一次老冰去淡路岛世界花卉博览会玩时,一时兴起,用英语向小姐问路,结果是不但得到了满意的回答,而且会场派了一个PPMM全程陪同、细心解说,老冰舍不得离开那PPMM,在会场里转了整整一天。

而在日本家庭里则女尊男卑。很简单,“主人”离开了“里面的人”活不下去,家里还有多少钱?儿子读几年级了?“主人”日理万机,管不了。全是“里面的人”在管,和“里面的人”吵翻了,哼,看你明天穿什么内裤?有能耐你光着PP去上班!

那些倒霉男人在家里受了“里面的人”欺负,出去了就更加变本加厉地去欺负别人家的“里面的人”和那些就要成为别人家的“里面的人”的人,同时那些“里面的人”们也把一肚子气撒在自己的“主人”身上,整个一恶性循环。

日本的老两口,女方先走了,男的很快就会跟着而去;而男的先走了的话,你看着吧,女的顿时年轻了起来,精精神神的,准能再活个几十年。老冰有个客户,老爷子有一手绝活:能在金属上开直径细到、深度达20mm的圆孔,而这是精密设备少不了的。养了两个儿子,全是国立大学毕业,一个进了水产公司,一个进了化学公司,嫌老爷子没出息,一辈子就开那么一个小作坊,要进大公司去发展。老爷子火冒三丈:“八格野郎,老子没出息?你们开的奔驰不都是老子给买的!你们就有出息啦?看你们将来有没有出息给你们的儿子买奔驰?”说着老爷子关门歇伙,退休不干了。

退休以后不到两年,老头就得了胃癌。两个儿子一个在泰国当厂长,一个在马达加斯加卖章鱼,老爷子半夜3点钟走的,就老太太一人在身边。老太太也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医院的护士叫她打电话给亲戚朋友。这老太太当时可能真是糊涂了,就记起来老冰的电话号码了,半夜3点钟打电话过来。老冰一听电话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说老冰马上就到,医院离我们住的地方开车也就10分钟吧。老冰一边开车一边想,老太太呀老太太,老爷子兄弟八人你不喊,把老冰个老外喊去有屁用啊?到了医院问她,你的电话号码簿呐?老太太这才明白过来,把电话号码簿给了老冰,又继续哭她的“主人”去了。

说着话,那老爷子也走了三年了,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老太太,整个越活越年轻了。原来成天在家里,人胖得像个桶,现在天天在外面打义工,帮忙护理残疾人、老年人什么的,累得都出腰身了。一次去看爱知万博,没想到在那儿碰到了她,自己掏钱去那儿帮忙捡垃圾。碰见我就告诉我今年又去了那些国家,“印度的咖喱真难吃”什么的。

跑到世界哪个犄角旮旯,都能看到成群的日本老太脖子上挂着护照,在一面三角旗的指引下糊里糊涂地走向什么地方(老头也有,但比起老太来少多了)。原来来中国的不少,现在改去印度了,反正她们也不见得分得清中国和印度在哪儿不一样,是外国就行了。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长,日本老太太就更长了,平均85岁(老头岁)。不知道是不是寿命长了,青春期也跟着长?反正有时候日本老太的举动,怎么看怎么都觉得“变态”,老冰在前面举的老太追星族就是一个例子。有一次老冰在咖啡馆等人,边上一位老太太过来搭讪,拿出一摞照片,说是在韩国拍的,什么《冬季恋歌》的拍摄现场。好在就在此时朋友来了,救了老冰,否则老冰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光是裴勇俊,日本老太说起“贝克汉姆”“姚明”什么的也是情急吼吼,面红耳赤,比18岁的小姑娘有过之而无不及。哦,也不是,有一点肯定不及:18岁小姑娘的机会,怎么说也比60岁的老太要多吧。

2006年日本高中棒球联赛的冠军是早稻田实业高中,最后取胜的小帅哥投手叫斋藤佑树,因为经常用手帕擦汗而被人称为“手帕王子”,人气冲天。斋藤每次出来比赛,前来助威的小姑娘当然是层层叠叠,但让人发晕的是老太太的数量绝对不会比小丫头们少,要是听听她们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话就更有意思了:“斋藤君为什么不早生四十年?”

学完《毛选》学《蒋记》的鬼子

老冰跑图书馆一般是周末,先从终端搜出一大堆似是而非的书目,交给管理员,然后就坐在地板上看杂志,等管理员拿出书来,再找个位置全浏览一遍,决定借哪几本回家。因为能借回家三个星期,所以老冰跑图书馆也不是很勤。

但老冰这段时间几乎每个星期六都去图书馆,说是去图书馆,但还带上全副装备:名片,笔记本,录音机,照相机。冰太在一边疑惑地说,怎么每星期六都要去?

老冰是去守株待兔,不,待鬼子。这次去待的是正宗的“鬼子”,不是老冰平时拿日本人打趣的时候开口就来的“鬼子”。

一天老冰坐在地板上正在研究自卫队的F-2飞机,突然听到有人大声说:“我要找的是ou sei ei的自传,就是那个反对蒋介石,成立南京政权和日本提携的ou sei ei的自传,汉字是这样写的。你们这里会没有?”

嗯?汪精卫?新鲜,日本知道汪精卫的人好像不多诶,怎么会有人来找汪精卫的自传?老冰抬头,见一老头坐在柜台前正和管理员嚷嚷呢,老冰就凑上前去:“对不起,打搅您了,您是不是对战争的历史很熟悉?”

老头的脸上满是老人斑,看上去上了年纪,老冰注意到他脸颊上有一块伤疤——枪伤,这是位军人,老冰顿时觉得今天运气真好,怎么觅来了这么一块宝,伸手就到兜里去掏名片。但是摸了一个空,老天不太照顾众生,怎么让老冰出门没带名片。

老头对老冰说:“你说什么?我耳朵不好,大点声。”

大声没事,但这是图书馆的阅览室诶,老冰只好大起嗓门很尴尬地说:“对不起,今天没带名片,我是记者,您曾经是‘兵队桑’吧?”日语里的“兵队桑”就是“军人”的意思。

“是啊,我是陆士56期的。”

好,天上掉下来了个林妹妹:“陆士56期,昭和17年毕业的,那您今年86岁了。”

“你倒知道的不少啊,有什么事吗?”老头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

“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要找汪精卫回忆录。”

“啊,我在写东西,要找参考资料。”

“能告诉我您在写什么吗?”

“我是‘昭和史研究会’的,在写文章批判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都写到22回了。”

事情好像越来越有趣了:“您写的文章能不能让我看看。”

“能啊,我写的东西都发表在会报上,我们的会报都捐赠给图书馆的。”老头说着,带着老冰又到了柜台,看他走路的样子,还真不像已经86岁了。

到了柜台前,老头对管理人员说:“刚刚拿来的会报呢?”

管理人员拿出了两张A3大小的纸,算是八版。老头很得意地指着第一版对老冰说:“这就是我写的。”

老冰扫了一眼,哦,这位姓长泽,随即脱口问了一句话,把个长泽老头很可能给问成了短泽:“您是第27师团的?”

“诶,你怎么知道?”

“哦,碰巧我知道点日本陆军的事,你这里提到李运昌,当时和李运昌作战的应该就是第27师团,正好我就在找有关第27师团的资料,我想知道第27师团参加攻略武汉作战时期的几件事。您如果是昭和17年才毕业的,当然没参加那次作战,但您总听说过啊,还有您手里应该有第27师团史,能不能借给我看看?”

“我现在在写东西,要作参考用的,不能借给你,你可以去找公刊战史。”

“公刊战史太粗了,我想找写的详细点的。”

“详细到什么程度?”

“武汉作战中第27师团参加救援第101和第106师团的作战情况,那场作战是在我的老家打的,所以我很关心。”

“师团史除了人事记录之外比公刊战史还粗,所以除了本师团出身的人以外不会有人感兴趣的。”长泽说着就往座位上走。

哼哼,老冰不会放过你。俗话说“雁过拔毛,水过地皮湿”,今天不让你开口,就算老冰白看《红灯记》了,今天就算你长泽是李玉和,老冰就是鸠山队长。“歌乐山下黑铁牢,地狱烈火熊熊烧,美式刑法四十八套,渣滓洞白骨比天高”,哦,不对了,这是《江姐》里的沈养斋。

老冰跟着他一起到了他座位上。说实话老冰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号年纪的日本人态度居然这么不友好,估计他对中国人有些什么成见。但老冰知道人到了这个年纪最大的弱点:寂寞,只要你在他边上想法子和他胡说八道,就不怕他不开口。

老冰就问:“您现在在写什么呢?”

果然,长泽开口了:“在写天津军为什么增兵。”

“天津军为什么增兵?”

“你们中国说是日本为了准备侵略中国。”

“不是这个原因吗?”

“不是。”

“知道山西省吗?”

天哪,这也太不把红薯当干粮了,无论老冰如何白痴也不能让个鬼子问这么可爱的问题:“您放心,年纪是小点,但您说出来的县以上的地名,少将以上的人名我基本上都能知道,您尽管说。”

“这么说你也知道中共的‘长征’了。长征就是中共在和蒋介石的内战中失败,从南方的江西省逃往北方的陕西省。”

你别说,到底是陆士毕业的精英军人,学过点东西。这么复杂的中国政治问题,他还弄得挺清楚:“嗯,可是这和天津军有什么关系?”

“中共在陕西站稳脚跟以后,就开始向阎锡山的山西省活动。”

连阎锡山都知道:“嗯,但这是中国的内部事情啊。”

“这就给天津军造成了威胁,所以天津军为了自卫才增强军力,不是为了侵略。”

“天津军是怎么增强的?”老冰在装糊涂。

“具体记不清楚,要查资料。”

“不用查,我记得。编制从2 000人增加到5 000人,司令官改为亲任官,就是说相当于师团长级别了,第一任亲任司令官就是梅津美治郎。这次增兵和中共无关啊,是不是侵略意图我们先不去做争论,但你必须承认增兵以后就出来了卢沟桥事件的扩大化,这说明了什么?”

“天津军是《日清条约》(也就是中国人说的《辛丑条约》)规定的驻兵,不是侵略军。中共进出山西,对天津军造成威胁,天津军增兵没什么奇怪的,当然不是侵略了。”

老冰没打算说服这位86岁的老头,黄土埋到了眉毛上边,怎么可能改变观点呢?同时也还得留神用词,别把这位朝不保夕的给当场气倒或者激动倒了,那样的话老冰可打不起民事官司,老冰就是想尽量引得这位开口说话:“《日清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这点先不说,就是根据《日清条约》日本也没有随便增加驻军的权利对不对?现在根据《日美安全条约》驻扎在日本的美军人数能够随便改变吗?这是一个道理。再说您说的‘中###进出山西,对天津军造成威胁’这句话在时间上也不对,中###的长征确实是失败以后的转移,但是长征的口号是‘北上抗日’,就是说从长征开始时中共已经表明是去威胁日军去的,为什么要到昭和11年4月(1936年4月)才想起来单方面增兵?这实际是天津军的梅津美治郎想学关东军搞满洲国,同时又为了防止关东军南下的措施,和中###的活动毫无关系对不对?中###当时还没有真正进入山西,只是刚刚开始在山西的政治活动,天津军根本不会注意到只有不满3万人,隔了河北、山西两个省的中###队。而且你找不出来任何可以支持你的“防共”的说法的天津军或者参谋本部的文件。”

长泽看着老冰,可能有点郁闷。这不是个历史的白丁,不像一般日本人那么好哄骗。

老冰接着说了下去:“您是陆士56期,36期的辻政信和44期的濑岛龙三总知道吧?”

“那是大先辈,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们说的话,会不会有错?会不会像你所说的是像中国人那样在歪曲事实?”

“他们不会的。”

“那么辻政信的《中立的条件》和濑岛龙三的《几山河》看过没有?”

“《中立的条件》看过,《几山河》没看过。”

“这里就有,您可以找来看看。对于您说的《日清条约》一事,这两位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当时的日本就应该放弃在平津的驻兵权,而天津军不但不放弃驻兵权,还要增兵,这是不是整个十五年战争的祸根?”

长泽没有想到对面的这位中国鬼子没有和他扯什么侵略不侵略的,搬出他大先辈的话来和他扯,想了半天:“辻桑和濑岛桑都是在战败以后才说的话,有可能是对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实现的可能。”

老冰得礼不让人了:“但您现在也是在战后,您却主张天津军的增兵是对的,我想作为过来人的您不应该留给后辈这种结论。天津军的增兵行动就是卢沟桥事变扩大化的直接导火线,这是当时池田纯久在《陆军葬仪委员会》里给出的明确结论。”

长泽有点挠头了:“那个池田桑是谁?”

“当时的天津军作战参谋,后来的关东军参谋副长池田纯久中将啊。”

“噢,池田参谋副长啊,你连他的书都读过?”

“这个图书馆里所有的有关中日战争的回忆录我全读过。”本来想再加一句:“所以您说的不对”,想想算了。

长泽当然不肯退让:“结果是一回事,事实又是另一回事。我要说的就是中国说的天津军增兵从一开始就是在准备侵略不对,不是这么回事。”

“历史就是结果对不对?东条英机也没有准备把日本弄成一片焦土,但事实上日本就是成了一片焦土。”

再一想,老冰又不是找他辩论来了,继续让他说吧:“战争很可怕?”

“可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你说可怕不可怕?”

“您在中国两年吧,都是和中###在作战?”

“嗯,中###是我们日本人的叫法,你可能不知道,他们的正式名称叫八路军。”

得,没治了,这位确实有点老年痴呆了,说着说着又要给老冰上中国ABC课了。上就上,可那耽误时间呀,老冰就提醒一句:“那个,我是中国人。”

“对啊对啊,你是中国人,忘记了。”

“八路很厉害?”

“很厉害。”

“你们打得过八路。”

“参りましたよ,(头疼死了)。他们武器不好,打的是游击战。”

“陆士不教怎么对付游击战?”老冰逮着机会报仇。

“别说傻话,陆士哪有这种课程。”

“那要是八路有了好武器,不和你们打游击战,日本军打得过八路吗?”

老头认真地想了想:“打不过。”

“您别拍马屁,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真的,那是共产主义,精神能力很强大的。”

老冰这时是认真地在问了:“八路的士官知道共产主义,士兵不就是没有训练过的农民吗?八路的士兵也知道共产主义?也有精神力量?”

“知道知道,八路的士兵也知道。你不懂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能力很强的。中共的教育是很彻底的。过去的中国,能够认识自己的名字就是很了不起了。八路军的士兵人人都会写自己的名字,是不是很了不起?”

老冰顺便问了一句:“您是哪个联队?”

“###驻屯军第一联队。”

现在是老冰吃惊了:“牟田口廉也当过你们联队长?就是你们搞了‘###事变’(卢沟桥事变)?牟田口廉也中将后来去了新加坡缅甸,你们没有跟他一起去?”老天很不公道诶,这支联队应该让牟田口带到英帕尔战役去铺“白骨通道”才说得过去。

“没有,我们一直就在北支军,后来归属第11军参加湘桂作战。”

“终战时你们的位置在哪里?”

“江西省的南昌。”

靠,开战时你们也在江西诶,老俵们让你们祸害惨了。

老冰就这样想,但没有表露出来,这时候长泽倒又开始说了:“‘###事变’不是我们联队干的。”

“是谁?你是不是想说是中共干的?”

“是啊,就是中共干的?”

“呵呵,秦邦彦教授有专著研究这种说法的,他否认了这种说法。”

“秦先生不是当事人,他的结论不一定对。”

“您也不是当事人,您是在###事变5年后才到第27师团的,您说的也不一定对。”

一位管理员过来了:“实在对不起,你们能不能到外边去谈,这里是阅览室,你们的声音实在太大,妨碍别人。”

老冰对长泽说:“楼下有咖啡馆,一起去喝一杯?”

“对不起,光和你说话了,连书都还没有看呢!”

老冰这才注意到这长泽老头面前放的书——《毛泽东选集》,全八卷。中国是四卷,到了日本给弄成了八卷。这老头有意思,为了批判中国历史教科书,从汪精卫回忆录看到毛选,也真下本。

“那您能不能给我个电话号码,我有不少东西想请教您。”

“也不是不可以,但现在不是时候。”

“您常来图书馆?一般什么时候来?”

“常来倒是常来,但没有规律,对不起,我要看书了。”

就这样把老冰给打发了。

老冰成天去图书馆就是待那只“兔子”去的,但最后没有守到。只好向管理人员打听,他们说老头常去,但一般都不是周末,上周六不知怎么的心血来潮去了,被老冰给抓到了。“可能在躲你”,管理员笑了。

后来又见过一次长泽老头。

一般老冰骑摩托的时候多,但前几个月的一个星期六莫名其妙地开了车,到了地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停车场满了,等在外面的还有好几十辆呢。大清早的谁都刚进去,哪儿会有空位。老冰只好冒险把车停在马路牙子上,提着书就直往馆里奔。

干嘛要那么急?不急不行,日本警察现在是像发了疯似的抓违法停车,可能是经济不太好,政府指着那罚款度过经济危机?

进得馆去,老冰三下五去二就办好了手续,该还的还了,该借的早在网上全都预订了,拿过来就行了,正要出门,嗯?

“这本书只有国会图书馆才有。”管理员用破例的大嗓门在解释着什么。

“能不能让他们寄过来?”咦,这声音太熟了,一看,嘿嘿,这不就是长泽老头嘛,活着,还很结实呢。

老冰一边担心外面的车子会不会被警察拖跑了,一面看着长泽老头,一摸裤兜,照相机又没带,但一掏钱包,好,名片带了。

一会老头捧着五六本书过来了,想想五六本书份量也不轻,嗯,这老头身板不错。

不但身板不错,脑子也不糊涂:“你就是那个香港记者。”老头立即认出来了。是不是老冰和他搅过那么一次被他记下来了,按说老冰长得不太好记诶。

“对对对,您记性真好,这是我的名片。”说着话老冰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名片。

嘿,长泽不吃这一套:“跟你说过我现在没有工夫和你聊天。”

老冰也没有工夫啊,一看他的书,《蒋介石日记》《张学良回忆录——满洲事变》等,哦,在研究满洲国啊,不怕你陆士毕业,对满洲的来龙去脉你不见得知道得比老冰多,老冰就套了上去:“我弄不懂日本人为什么对满洲如此着迷?”

“十几万皇军将士的生命牺牲在满洲,所以满洲对日本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这不能作为日本吞并满洲的理由。”老冰又叫上板了。

“这就是理由,至于日本后来失败了那是另一回事。”长泽老头也不含糊。

“所以你们才会失败。”老冰针锋相对。

“日本战败不是因为满洲,而是因为和美国开战。”

和长泽老头从满洲事变扯到珍珠港太费时间,别在这当间警察来上班了,老冰很简单地问了一句:“那美国人怎么把冲绳还给了日本?”

“那是日本领土啊,美国人凭什么不还?”

“如果凭几万美军将士的生命呢?”

长泽不作声了,拿起《蒋介石日记》:“我要看书了,别打搅。”

“不打搅,这是我的名片。”

长泽老头这次收了,还很认真地放进了皮夹。

虽然这次还是不顺利,但起码收了名片,哼哼,只要你活着,老冰总能让你开口。老冰不管他在想什么,想知道的就是他们的作战实况。

日本人眼中的外国人

日本人怎么看美国人?

打个比方您就明白了。殖民地人怎么看宗主国的人,您就清楚了。

日本是美国的殖民地?那位说你胡说八道,您别着急,这可不是我说的,左派的日共这么说,右派的石原慎太郎这么说,中间派的前自民党干事长代理野中广务也是这么说的。

前几年有一艘美军驱逐舰要进大阪港,大阪的反战市民团体反对,要求大阪府不许可,官司打到了外务省,外务省告诉大阪府:根据日美安保协定和在日合众国军队地位条约,日本港口没有拒绝美军舰只入港的权利。就是说,不是你准不准的问题,而是人家来不来的问题。

美军在日本是享有治外法权的,日本警察无权逮捕、扣留美军士兵。

香港过去真的是殖民地,其中一条就是香港政府的钱要存到英国银行去。而日本的对美贸易黑字,也全得买成美国三十年债券,知道吗,这也就是说日本人是在借钱给美国人买日本产品。有一次前面提到过的前自民党干事长代理野中广务被逼急了,就说了一句“再这样我们把债券卖了”,结果被老大一顿口诛笔伐,吓得从此以后人们连想都不敢想这事。

我们公司雇了一个日本小姑娘,她说她一个同学跑到冲绳上大学去了,刚去不知道,在学校周围一个人溜达了一趟。前辈们听到可吓坏了,告诉她以后可千万不能这样了,碰到了美国大兵,给他们玷污了算白给,警察绝对不管。

那么这么说日本人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吗?倒也不是。因为驻日美军的90%以上在冲绳,别的地方几乎没有,受不到骚扰。还有就是到底美国在帮日本看门,日本人省了钱。GDP的百分之一就把安全给打发了,其中还包括驻美军经费。合算!

美国人什么都管,麻烦不麻烦?麻烦,但有时麻烦了也会有想象不到的结果,说两个日本品牌,“尼康”和“佳能”,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吧?哪儿来的?打了败仗的副产品!尼康的汉字准确地写应该是“日光”,日本光学株式会社、三菱集团的。佳能呢,不用讲了,加农炮!原来干嘛的?造炮瞄仪的。美国电子工业棒,二战时就用上了炮瞄雷达。而日本当时就只有光学炮瞄仪,但性能很不错,30公里的距离,误差30厘米,可以和现在的民用GPS相比,想想那个镜头的研磨精度吧。战败了,不准造武器了,把造镜头的技术拿来做照相机,怎么样。尼康的镜头够好了吧?可尼康的老人还是痛心疾首,说现在的人简直不要脸,这样的镜头怎么能拿出来卖?尼康的招牌全毁在他们手里了。原来那才叫镜头呐,现在的只能叫做玻璃片。

这样的东西多着呢。SUBARU汽车的富士重工,原来是中岛飞行机,造轰炸机的。老大不准日本人造飞机,改行造汽车了,飞机的引擎都能做,汽车还不是小菜一碟,这不,SUBARU就是最好的运动型轿子之一。

老大不准日本人造飞机,原来还是从不准日本重整军备出发,到了现在那就是纯粹小算盘。这几年IT闹得挺欢,美国的CPU、OS还能卖卖,以前美国人除了卖电影、音乐、蔬菜、肉类之外就只能卖飞机给日本。弄得美国在日本的印象就是一个农业国。

说了半天,就可以知道日本人对美国人的看法了。

1. 懒惰,美国人不干活,成天就知道吃喝玩乐。除了农民种地以外,城里人就会混吃等死,什么都不会,东西做的哪个差呀,但是电影、音乐真的不错,别人天生了该玩的命嘛。

2. 霸道,力大无穷。说不上话了他还真能开打,你又打不过他,惹不起。

说白了,就是收保护费的黑社会老大。讨厌归讨厌,还得罪不起,也离不开他。

2000年的G7峰会是在日本冲绳开的,开幕宴会上当时的小渊首相祝酒,第一杯酒是给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因为他是“自由世界领袖”,第二杯才是祝在座各位的。你相信不相信?

对不少日本小丫头来说,美国是大国,也就是说美国人大,什么都大,所以喜欢傍老美。老冰日语虽然也还凑合,但单独出外不说日语,说英语,加美国腔,有时可以沾一点光,嘿嘿。

日本人眼中的德国人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让大和民族服气的民族的话,那就是日耳曼民族了。(大和民族也称倭族,顺便说一句,“倭”和“大和”这两个字是一个意思,指现在西日本奈良、和歌山一带的日本古国,到底怎么回事,未解决的考古疑问还很多。在日语中的读音也一样,yamato。倭字并没有贬义,相反,因为是中国人给他的名字,他还挺高兴。你看,给他取名字的是三国时期的魏国,“委”字边上是一个“鬼”,他那边上还是个“人”呐。)

为什么?日本认为自己具有手艺的气质,会做东西。自己做的东西最好,别人都不如他。就一家人做的不比他做得差,或者说做得比他还要好,那就是德国人。而且日本人会做什么,德国人也会做什么。

不相信?日本有尼康,德国有莱卡;(世界杯的时候我注意了一下,日本记者清一色是莱卡,而德国记者则清一色是尼康。看起来崇洋媚外也不是国人独有)。日本有东芝,德国有西门子。日本有丰田,德国有奥迪,还有欧宝,还有宝马,还有奔驰,还有宝时捷呢!你比得了吗?不服不行。

日本人做过研究,最后发现影响因素是血型,日本人里面A型血人的比例高达40%,据说A型血的人做事认真。而德国人的A型血人所占的比例也是40%。所以世界上就他们会做东西,其实是说,就他们做事认真。老冰自我表白一句:我是不同意这个论点的,因为有种族歧视的嫌疑。

日本的医生写病历,用的是德文!那位要说了,难道日本的医生都这么牛?那倒不一定,反正日本的病历不给病人看的,你知道他在上面画的是什么符?但你不用德文人家厚生省(卫生部)不干。那位又要说了,那出了医疗事故怎么办?嗨,一个小诊所,看看伤风感冒、流青鼻涕,治治大便不通、月经不调什么的,有什么医疗事故?真的看大毛病的大医院的大大夫,人家也许就真的会德语呢,这咱可不敢说。

除了佩服,还有就是亲近。哥俩的经历都差不多,都是偷鸡不成蚀过一把米的,有诗云:同是败将不言勇,今朝一起牛哄哄。所以日本人做什么事都想拉德国人一起上,有什么事都喜欢拿德国人做例子。但德国人一般不理日本人的茬,倒不是德国人怎么有正义感,只是高傲的条顿骑士们看不起黄猴子罢了,种族歧视在作怪。

话说回来了,日本人和德国人绝对两样。日本人见人矮三分,德国人见人长一级。这也没办法,历史就是这样的嘛。日本人牛不起来,先学中国,又跟荷兰人学,现在又跟着美国老大转,从来就没有人学过他!可德国人不一样了,撇开宗教革命什么远的不说,20世纪以后,侃什么大山能离开讲德语的人?你要搞共产主义,马克思讲什么语?你要玩精神分析,弗洛伊德讲什么语?你要投原子弹,爱因斯坦讲什么语?(前面三位都是犹太人,倒是德国人不愿意提起的。)投原子弹得用导弹吧,冯布劳恩讲什么语?这一切都要计算机吧,冯诺伊曼又讲什么语?(当然最后的一位,匈牙利人不一定同意,但都是奥匈帝国的后裔嘛)。上学的时候学物理学化学,多少日耳曼人的名字啊,就是干坏事,别人都能拉出希特勒来和你比,服也不服?

说到德国,老冰倒要饶几句舌了。愤青们特别喜欢举德国人来比日本人,其实愤青们根本不知道德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听了几句德国总理的发言,看了一张德国总理的照片,就想当然地瞎哼哼。

实际上是这么一回事吗?由于欧洲各国同属基督教文明圈,是非善恶容易得到共识。再加上老毛子受德国人害实在太深了,干脆把他给分了尸;美国又为了冷战,不想在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出现不和谐音,这才在大框框里面给德国人定下了死条条。不是德国人有多少反省精神,而是外界的压力实在太大。

实际上呢?德国的NEO NAZI(新纳粹)不会不知道吧?日本的右翼只能喊喊,或趁着天黑去砸左派人士、左翼组织的门什么的,基本上属于“动口不动手”类型的,而且不统一,而新纳粹们呢?敢公开烧土耳其移民的商店,敢公开杀害土耳其移民。对NEO NAZI来说,杀人放火算个什么?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大家都知道吧,阿拉法特的卫兵全是德国的金发小伙子,当然阿拉法特的性取向是一方面,但为什么是德国小伙子?为阿拉伯国家服务的有多少德国专家?联合国从伊拉克核查出来的化学武器制造设备都是哪儿来的?不都是德国公司提供的嘛,德国人从来就没有忘记过要把犹太人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除的“神圣使命”。

和愤青们赞美德国不同,我倒记得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德国人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由德国人发动的,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还会是由德国人发动。

他的结论是:德意志民族是个邪恶的民族。

日本人眼中的俄国人

有一次和日本人侃大山,侃到了有没有优秀种族,邪门,大家都同意有。

但谁是优秀种族?争了起来。

日本人说是日耳曼民族,我说是俄罗斯民族。

理由全一样:近代史上这两个民族在几乎所有领域都产生了顶尖人物。

日本列举的德国人,我都知道。我列举的俄国人,日本人几乎都没听说过。

就是这样,日本人对于那个有百年恩怨的邻国,几乎到了无知的地步!

日俄战争,日本赢了,从此日本也就迈进了列强的行列。列强大国沙俄,愣是败给了官民一体的日本。波罗的海舰队一出来,一举一动都在三井物产所有支店的监视之下,当时的电报,比现在的因特网要牛吧?日本人可是用的漂亮,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人的胜利是不是高技术的胜利?回过头来再看看沙俄,整个一个“傻鹅”。

既然是傻鹅,不欺负欺负似乎就吃了亏。苏俄内战,日本人又有了机会了。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朋友,都还记得一个名字“高尔察克匪帮”吧?这位高尔察克上将匪首,可真是位傻鹅,沙俄中央银行的黄金在他手里,他拿着16吨黄金向日本关东军买军火,剩下的请日本人帮忙保管,当时的军部还没有后来那么牛,遇到这么大的事自己不敢做主,这可太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得向政府请示。当时的藏相高桥是清一听到有这么好的事,天上会掉黄金?要,不要对不起天照大神!就这么着,把个黄金运了回来。

刚运回来,那位高尔察克傻鹅匪首就碰到了夏伯阳,没戏了,给抓去枪了毙。这金子,可就算被日本人贪污了。老毛子要过几次,日本人装傻,就是不给,老毛子也就只能忍气吞声。

有了两次甜头,日本人算看好了那只傻肥鹅了,又要在满蒙边界和老毛子干了。这次可没讨着好:老毛子有坦克!那位要说了,日本人不也有吗?不错,日本人也有坦克,但日本人的坦克只能欺负一下张学良那样的二世祖,和老毛子的比起来,可差远了。当时日本人连坦克得用柴油都没弄明白,全是汽油发动机,一打上去就着。碰上质量差的,不用打上去都会着。那时可没有日货质量甲天下这句话哦。不过,挨了打,学了乖,日本总算知道正经坦克该怎么做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的。

没讨着便宜,看来北面没戏,只能看南面,可又怕老毛子在北面搞鬼,签个互不侵犯条约怎么样?

条约是签了,日本人也放了心,可万万没想到,到了最后,老毛子还是给了日本人最后一刀。关于这最后一刀,日本老有人在愤愤不平地嘀嘀咕咕,说那是趁火打劫。可NHK有个主持人说:就冲那笔被日本人私吞的黄金,老毛子都不算趁火打劫,人家那是报仇。

那仇报的叫彻底啊,人,全给我到西伯利亚做苦力去,东西,管是谁的,全搬了走。等日本人醒过神来,嘿,那四个岛也姓了苏啦?这就种下了到今天日苏(俄)还没有和平条约的根子。

从此以后,日本人看老毛子就一个字“怕”,成天求神拜佛的,天照大神开开眼,让老毛子抽抽回去,从“北极熊”抽抽回“傻鹅”去。

也不知道是天照大神真的显灵还是怎么的。西方黑,月亮出,苏联出了个戈尔巴乔夫。真的抽抽回去了。北方四岛也可以谈了。但是只肯还一半,两个。于是乎就到处可见老毛子的依然可恶的形像,“库尔斯克”潜艇事件记者招待会上给遇害者家属打麻醉针;莫斯科剧院事件中的猫和老鼠一起杀;意思是,老毛子还是老毛子,没抽抽回去,起码没全部抽抽回去。

近几年不对了,这老毛子不但不抽抽回去,还大有抽抽回来的势头。看起来得罪不得。这不,光明面也多了:俄罗斯网球美女军团就是漂亮。老冰在上海有位日本朋友,有一次看电视突然大喊了起来“non bra!”(没穿胸罩),手舞足蹈,兴奋无比。从此就迷上了网球,没事老跟我说那个什么什么“娃”,我问他你说的是谁呀?“就是那个non bra!”。人家穿没穿bra,干你鸟事!

那么,北方四岛怎么样了?天知道。前几年田中角荣的女儿田中真纪子和人掐架,结果把个外相给掐没了。和她对掐的那主儿,叫铃木宗男,更没落着好:给掐进了大狱。那主儿是北方四岛归还运动的总舵爷,进了大狱,平时干了些什么邪事,说了些什么怪话,落井下石,全给抖落出来了。据说那哥儿们说过这么一句话:谁那北方四岛啊,还回来了反而麻烦。这下可了不得,举国上下,愤怒莫名。高呼一定得把那家伙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其实铃木同学也冤枉,人家说的不是国益问题。他是总舵爷,发明了经济补偿这一手,也不知道黑了多少钱,反正老毛子远东地方的人一提起日本,就想起铃木同学。你说老毛子真要是犯糊涂了,把四个岛还了回来,那还不断了人家财路,麻烦不麻烦?

大凡场面上叫的欢的人,背后打的小算盘都差不多。

日本人眼中的英国人

日本人看英国人,可以说是整个地在看笑话。

可不是,一百多年,风风雨雨,现在当然地球没有毁灭,还不算最后。可是,现在在笑的是日本人。

110年前,由日英条约的改订,日本真的是“脱亚入欧”了,当时,日本人可真的是举国欢庆。用日本文豪夏目漱石的话来说是“就像穷人家的孩子过继给了个财主”。可抖擞起来了。

这不,一直想的就是“脱亚入欧”,可一直别人也不让进,这一下蒙大英帝国看得起,总算是精神上入了欧洲籍了。要知道,当时的大英帝国可是和现在的老美一个样子的。不,比现在的老美还要牛,现在老有人对老美说什么“不”,那时有人敢对大英帝国说“不”?不想活啦?

但是要说大英帝国那些高贵的绅士们真会看得起这头yellow monkey(黄皮猴子),那也把那些绅士们的阶级觉悟估计得太高了。这不,以后,旧国联派了一个调查团来中国东北,领头的就是英国爵士李顿,那个“李顿调查报告”够混账透顶了,日本人还是看不惯。日本人忘了一点:爵士们早些年也是强盗,老强盗总要防新强盗的:都成强盗了我抢谁去?

日本人总算想明白了,“强盗合作社”不会接受自己入股,要做强盗得单干。干就干个狠的。一个晚上同时上了香港、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对不起,非律宾是美国殖民地来着,反正大叔侄儿一家人)把个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所有殖民地全给干了。虽然后来是输得惨,但大英帝国也没落着好:亚洲的殖民地全完了,加上堂房侄子的美利坚翻了个个儿,他倒成了大叔。这口气可真叫窝囊。

从此以后,日本人看英国人,整个就是妙龄少女看一个过了气的交际花。整天不忘记数人家脸上的皱纹,想起人家当年在社交场的风光又不服气,有时还挺羡慕别人的出客衣裳。

这不,英国的庭院、红茶、温布尔顿网球永远是日本人的心仪。交际花上了年纪,照样会扭屁股,保守的英国人,也会发明最新潮:像超短裙,披头士什么的,更是让日本人发痴发狂。

中国人老要日本人赔罪,日本人觉得特别委屈:英国人也卖鸦片了,你们为什么不要他赔?就冲他脸比我白?你们这是种族歧视。

中国人是中国人,日本人也管不了中国人,没办法,还是回家数数那个老女人脸上的皱纹玩吧。

有人可能看过一张苏格兰军人升旗的照片,一阵清风掠过,卷起那哥儿们的kilt(苏格兰短裙),露出两片大屁股。那可是登在《读卖新闻》头版的照片!那张照片是在香港拍的,里边的阿兵哥是当年的驻港英军。“都来看啰,看英国佬的大屁股啰”,就差没敲锣。

英国皇室丑闻特别多,日本人永远津津乐道:“咱们这儿没有”。戴安娜王妃的葬礼,NHK实况转播。我认识的几个日本哥儿们,人手一张“英格兰的玫瑰”CD。说起查尔斯,整个痛心疾首。

10年前左右在日本有一个词很流行:“英国病”,病状说白了就是人口增长不上去,生产增长不上去,福利又降不下来。其实原因很简单,发育太早了,到更年期了。

可是,一转眼日本人自己也傻了,怎么咱也患上“英国病”了?怎么昨天刚发育,今天就得更年期综合症了?从此之后再不太听见那个幸灾乐祸的词。

话说回来,大英帝国还是大英帝国,不要说别人还是一个团伙呢。在日本人眼里,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就是一个国家。其实倒也真是这样,平时大家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有个什么事了,哥几个抄起家伙就敢明火执仗地一起去砸别人,再顺手捎几件破烂回来。

又是《读卖新闻》说的:英国人打败西班牙人的“无敌舰队”已经有四百多年了,从那以后一直是盎格鲁萨克逊人在统治世界,先是英国,现是美国。在看得见的将来,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地位不会受到挑战。

唉,老大永远是老大,他有家传。

冰眼看日本 社会百态

本人进门得换鞋,为了出门方便,日本人总是把换下来的鞋放成大头对外。而出门时又得把拖鞋放成大头向内,方便以后的人使用。

这就是日语所说的“好鸟飞起不浊水”。不像那些野鸭子,一起飞扑扑腾腾地把池塘里的水给搅得一片混浊。所以日本人到过的地方,垃圾很少,他们离开时都会把地方整理干净,垃圾带走,恢复他们来以前的原样,用中文来说叫做“讲究公共道德”。

军队:连自己都“卫”不了的自卫队

老冰家乡形容一个人不受欢迎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屁股进门”,那意思是被别人轰出去的时候省得再转身了,方便。

可是日本人进门却总是屁股在前。这倒不是日本人到处不受欢迎,而是日本人的拘谨毛病。

日本人进门得换鞋,为了出门方便,日本人总是把换下来的鞋放成大头对外。而出门时又得把拖鞋放成大头向内,方便以后的人使用。

这就是日语所说的“好鸟飞起不浊水”。不像那些野鸭子,一起飞扑扑腾腾地把池塘里的水给搅得一片混浊。所以日本人到过的地方,垃圾很少,他们离开时都会把地方整理干净,垃圾带走,恢复他们来以前的原样,用中文来说叫做“讲究公共道德”。

但老冰在这里可不是表扬日本人富有公共道德。

日本人有一手绝活:不管是悲剧喜剧,到了日本人手里,最后总能成为闹剧。不管是好话坏话,到了日本人手里,最后总能成为笑话。

你要是不相信,老冰这就讲一个新笑话。

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美国带着人打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当时日本出了100多亿美元,和当时的西德联合起来把联军的军费全给包圆了。山姆大叔就用这笔钱赶跑了萨达姆,解放了科威特。

可是战后科威特政府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巨幅广告,感谢为解放科威特做出了贡献的国家时,居然没有日本的名字。

是科威特政府记性不好?还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都不是,人家科威特政府的解释很有说服力:你就是出了钱,没出人。没流汗,没流血,所以科威特人不觉得有什么可感谢的。

科威特政府这样干一下就让日本人想不通了:我不出兵是表示我不主张用战争来解决问题,怎么有人解释为花钱买人命的黑手党了?NND,出兵就出兵,谁还怕了谁不成?当年我们可也有过到处出兵的辉煌历史的。

在那以前半个世纪,有过一场日本人叫“大东亚圣战”,美国人叫“太平洋战争”的战争,一群叫“皇军”的日本人几乎跑遍了半个太平洋,结果有300万人就没回来。从那时候起,日本人对派兵出国就特别敏感,连派人参加柬埔寨的PKO(联合国维和行动)都是好不容易才在国会通过。当时的反对党社会党采取所谓“牛步战术”,就是进一步退三步,喝口水定定神再原地踏步,投票一直投到了半夜。

社会党们倒不指望这种战术能够奏效,因为在票数上他们就已经输了。主要是想告诉选民,他们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了,所谓民主政治的运作过程,其实也就是这样一个各政党为了下次的选举而在玩命推销自己的过程。

所以第二次海湾战争,当时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阿米蒂奇一说“Show your flag”,小泉纯一郎首相立即响应,要把太阳旗插到伊拉克去。

可能小泉的英文不太好(按说不至于,他可是在英国留过学的),他把那句话的意思给解释错了。“Show your flag”是一个海军用语,那意思是请对方表明船籍。阿米蒂奇原来当过海军,用这句话想让日本政府表明立场。而小泉却打狗随棍上,把那句话给解释成要去伊拉克“Show”一下太阳旗,也就是说老大要日本派兵的意思。

派兵可以,但要是派出去的兵像原来的皇军那样回不来了怎么办?小泉政权就指天指地赌咒发誓,说去的人绝不是去打仗的,就是帮伊拉克人重建家园,决不会死。为了证明这一点,当时的防卫厅长官额贺还专门身穿防弹服去伊拉克亲自做了4小时广告:“我这不是全须全尾的回来了吗?大家的须和尾也是不会掉的”。

当时连带不带机枪都成了问题,后来国会闹了好几次,总算认为机枪只是“自卫武器”,还是要带的,不带也确实太危险。

带了机枪也还是没有安全感,还得有人保护这支“不去打仗的准军队”。先是荷兰人帮着当保镖。后来荷兰撤了军,但小泉觉得跟荷兰人一起撤军挺没面子的,就又找澳大利亚人做保镖。

再后来澳大利亚人要撤了。不但澳大利亚人要撤,英国人都要撤了。老大成天忙于扫荡清剿,分不出兵来保护自卫队。所以日本人也只好撤了。

这一撤就撤出了笑话。

日本人不是讲究收拾干净了再走人吗?怎么收拾法就成了问题。有人计算过从日本国内再派400人,有两个月时间就能收拾干净了。

但是,这人还没有撤回来,再增派人?出了人命谁来负责?还有,打扫营地的时候,谁管安全防卫?

有人会说那自卫队和军队又没什么两样,就不能自己卫自己?不错,自卫队和军队没有区别,而且派到伊拉克去的还是最精锐的部分。但问题是说了不是去打仗的,就不能做打仗的准备。

那怎么办?

防卫厅有主意:找雇佣军。就去找了美国副总统切尼的KBR公司。KBR公司于是给了这么一份报价:

高级护卫:60(人)× 25万日元(包含10万日元的战争保险在内)× 90天 = 亿日元

普通护卫:80(人)× 18万日元 × 90天 = 13亿日元

司机:80(人)× 19万日元 × 90天 = 亿日元

欧美工程师:60(人)× 18万日元 × 90天 = 10亿日元

伊拉克工人:240(人)× 6万日元 × 90 天 = 13 亿日元

光工资就是63亿日元了,再加上弹药费、机械租用费、燃料费,给当地伊拉克土豪劣绅的上香费,这费那费,全部是100多亿日元。就是1亿美元。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笑话?

钱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人所共知,营房的建筑方式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机密。可以肯定地说撤除营房使用的这240名伊拉克工人中会混有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就是说日本的军用建筑从此对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再也不是机密了。

这就是日本人做事的方式,为了坚持所谓的原则,不惜失去更重要的东西。

法律一:顾前不顾后的交通法

老冰说过日本人有个天性就是不认真。干事特别顾前不顾后,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

今天讲一个修改法律的事。日本人觉得一个法律不好使,糊里糊涂就修改了,刚修改完的时候大家都挺高兴,可立完了一执行才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刚刚修改完又得改。

一般来说日本人还是比较遵纪守法的。有句笑话说德国人只做法律容许的事,美国人不做法律不容许的事,而意大利人兴高采烈地专做法律禁止的事。这方面日本人和德国人差不多,日本的一般人一般不会去干违法的事,起码不会去有意干违反法律的事情。

但这句话有一个前提:是在没喝酒的情况下。日本人喜欢喝酒,酒量还不大,喝完了就不知道姥姥家在哪儿了,什么事都敢干了。所以在日本社会,酒后驾驶是个大问题,日本交通事故的绝大部分是酒后驾驶引起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警察想了不少办法,经常在路口堵着抄靶子,检查是否饮酒。但是这些措施似乎没用,大家还是照喝照开。

警察也急了,鼓动议员们要搞个“严打”的法律,议员们也觉得警察的想法不错,起码这个出发点不错?一严打,治乱世用重刑,大家一害怕就都不喝酒,起码酒后不开车,交通事故也就随着少多了。这厢大家一起哄,那厢就在2002年6月1日修改了《道路安全法》,加强了对酒后开车的处罚。法律修改以后的处罚对象从驾驶者本人扩大到了其他人。比如同乘的人有驾驶执照的也一起受罚,理由是有驾照的人应该知道酒后驾驶的危险性,没有阻止就是错。另外还要查处是谁给驾驶者喝的酒,如果是在酒馆里喝的,酒馆里是否确认过此人驾车与否,如果明知道此人是驾车而来还要卖给他酒的话酒馆也有罪。

这些措施都不错,把监督酒后驾驶的范围从驾驶者扩大到了其他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酒后驾驶。当然酒店老板有意见,因为大家的意识提高了以后他的生意就少了,据新修改的法律使用一个月后的统计,小酒店晚上的生意少了几乎1/3。一来大家开车回家的时候不喝顺路酒了,二来酒店老板也不能瞎卖了。酒店老板的生意额下降当然不是好事,但从这个数字也可以看出日本原来酒后开车到了多么泛滥的程度。

为了加大“严打”的力度,法律里还新加了一条“危险驾驶致伤致死罪”,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不能酒后驾驶,还要喝了酒去开车,那就已经超出了事故的范围了,属于蓄意伤害,是刑事犯罪,所以得严罚,最高可以判20年有期徒刑。

这看上去不错。但是法律挺有意思,法律的效果和制定或修改与当时的初衷没有什么很大的直接关系。执政党三心二意地提出,反对党半真半假地反对的法律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而有两种法律的效果特别可疑:一种是反对党坚决反对的,一种是反对党坚决不反对的。这次的《道路交通法》修正案正好就落在后面一种,是反对党坚决不反对的。

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从1955年以来,除了很短一个时期以外,都是自民党一党执政。会不会有人以为自民党是不是想干什么都行,反对党反对也好支持也好,反正自民党的票数够了,举手表决不就通过了吗?反对党的态度有什么关系呢?倒也不能那么说,自民党经常是花大力气在国会里做工作,甚至有时采用金钱来收买反对党使其法案在国会通过的。起码要使反对党出席会议来讨论法律的制定或修改,反对党对自民党的最后手段就是“抵制讨论”,让你一家人去玩,咱不奉陪,看你怎么办?

会不会有人觉得奇怪:自民党是执政的多数党,它要通过个什么法案干嘛要给反对党钱?直接表决不就行了吗?

不行,那叫强行表决,那不是民主主义,那只是票数暴力,多数票对少数票的暴力,不能说多了一票就能压死人。一个法案得经过审理过程,支持的反对的理由都拿到桌面上,最后大家经过妥协以后再表决,这次才叫做民主程序。这个程序一定得走,反对党抵制讨论,要有能让选民信服的抵制理由,而执政党真要把议案付诸强行表决也要让选民信服。如果选民不服,那现在执政党手里的“多数”,在下次大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变化谁也不知道,这不是可以随便开玩笑的,所以自民党即使采取上不了台面的手段也要想办法使反对党合作,使这个法案“得到了充分的讨论”。

如果真的扯不清楚怎么办?那就拖拖呗,以后再说。真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CASE毕竟是几乎没有的,反之大凡越是急着通过的法案,到后来的副作用就越大。

这次的修订《道路交通法》就是这样,本来的目的是想通过严打来减少酒后驾驶,这大家都不会反对,糊里糊涂都觉得好就通过了,没有仔细审议。反对党没有鸡蛋里面挑骨头,执政党也就不去看它到底弄了个什么玩意出来。结果留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巨大漏洞,后果十分严重。

这条法律有一个被隐蔽起来了的问题是对老冰这号还没有犯法的人有威慑力,但是在已经犯法的情况下,它会诱发更加恶性的犯罪发生。

怎么回事呢?酒后开车撞人了的情况,一旦被抓了现行,最高可能判20年有期徒刑。而这时从现场逃跑(英语叫“HIT AND RUN”,日语叫“轢き逃げ”)的处罚是最高7年有期徒刑。所以一旦酒后开车撞了人,千万不能停,赶快跑,逃离现场以后再去投案自首(这里不包括那种完全的蓄意HIT AND RUN犯罪,只是从一般人的角度说话)。那警察就很难证明肇事者撞人时已经喝了酒。就只能按HIT AND RUN处理。

而撞了人并不是说一定就把人当场撞死了,很可能只是受了伤,这时候停下来报警投案,那被撞的人就可能得救。但肇事者一逃跑就会耽误抢救伤员的时机,使本来不是死亡事故的事故成了死亡事故。

1999年日本全国的HIT AND RUN事件是9 000件。而到了4年以后的2003年,HIT AND RUN事件急剧增加到18 000件,四年工夫翻了一倍。

登峰造极的案例好像是一次发生在大阪的事故,因为撞人的现场就有警察在场,无处可逃,肇事者才不得不停车,但是下车后的肇事者不是去事故现场,而是直冲旁边的便利商店,买了瓶清酒一口就是大半瓶下去掩盖掩盖,完了对警察说是出了交通事故,心情太紧张得喝点什么压压惊。你别看他做的那么拙劣,但是一旦被起诉警察就是不容易证明他确实是酒后驾驶。

调查调查肇事者的行踪足迹,倒是能弄清楚肇事者是否喝了酒,但是这样做的司法开销太大,而且除了很极端的事例以外,警察很难证明肇事者在事发时血液里酒精含量超了标!也就无法以危险驾驶致死致伤罪对肇事者进行起诉。

到这时大家才想起来那个法律本身是不是就有问题了,一时间日本的所有传媒又都开始炒作这个内容,不知道早干嘛去了。

这个“严打”法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好用。想给谁定个“危险驾驶致死致伤罪”不那么容易,所以这个罪名在更大的意义上只是个威慑武器。实际上不那么好用。几年前发生的一件案子最能说明问题。

2006年8月,在福冈市的一座跨海大桥上发生了一件交通事故。一辆坐了一家五口的汽车从背后被一辆酒后驾驶的汽车撞下大桥落入海中,年龄分别为4岁、3岁和1岁的三个孩子身亡,肇事者在继续驾驶300米以后才停车,第二天才去警察署自首。这就是震惊全日本的“福冈海中大桥饮酒驾驶事故”惨剧。

这几乎可以说是典型的事例,肇事车辆上乘坐的另一个人没话说地受罚,事后给肇事者喝水以求减低体内酒精含量的人也受罚。但是对于肇事者本人怎么办?一审时检察方选择了“危险驾驶致死致伤罪”和“肇事后逃跑”这两条罪名,但是福冈地方裁判所(相当于中国的中级法院)没有认定“危险驾驶致死致伤罪”,而是认定为“事故致死”,因为检察方主张“酩酊大醉”是事故的主要原因,而辩护律师主张肇事者本人只是“微醉”,事故的原因是肇事者注意力没集中,结果法院就没有按照“危险驾驶”的罪名定罪,只判了肇事者7年半有期徒刑。

但这件事因为影响实在太大,所以福冈高等裁判所(相当于中国的高级法院)驳回了地裁的判决,改用“危险驾驶致死致伤罪”判了肇事者20年有期徒刑。

凡事急不得,“欲速则不达”用在这里可能正合适。

法律二:捡钱不还要获刑

小时候老被要求写“好人好事”。小老冰虽然不是坏人,可也没法子老做好事啊,再说哪有那么多好事可做呢,于是小老冰经常咬牙切齿地忍痛割肉,把从冰娘兜里偷偷摸摸掏出来的一分两分钱交给老师并说是从马路上捡来的,其实当时真想去买个糖吃,不过却突然想起了三大主义八项纪律还是三大纪律八项主义,“一切缴获要归公”,想起了敬爱的雷锋叔叔,想起了敬爱的罗盛教叔叔,还不知道想起了谁,反正这么着就把好不容易从冰娘那儿“缴获”来的一分两分钱交给了老师。那时候从来没有想过那一分两分钱的下落,现在回头想起来多半是买成糖进了老师家孩子的肚里。

不管是不是有点荒诞,有点“拾金不昧”的觉悟总不是坏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那样想。而且老冰确实拾了“金”从来不“昧”,当然也没有拾到过能称得上是“金”的东西。撑死就脏兮兮的两毛钱什么的,喊一声,往办公室的窗台上一放。有自认苦主的,拿了去,当场没有苦主现形的,过两天哪个睡过头没吃早饭就来上班的MM会拿了溜出去弄根油条垫饥。

就这样一直还自认为是个好人,起码品德好。后来到20世纪80年代公布了《民法通则》,里面有一条“不当得利”,好像才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拾金不昧”的问题。说那本来就是不应当拿的,应该上交。这时候才知道原来“拾金不昧”不是什么好人好事,它本来就不应该“昧”,“昧”不仅仅是不道德,而且是犯法的,小时候常常叨叨的一句话“捡的当买的”,原来不对。

不对归不对,但好像照样有人在昧,没人把“昧”当一回事。就算自己不当心丢了什么,找回来的几率好像不太大,起码老冰没碰到过。

那还是老冰刚到日本不久的时候,一天办公室里一个人迟到。那天也没有交通事故什么的,正当大伙儿分析这主迟到的原因时,正主儿来了。挂着一脸的官司,进门就叫,“倒霉,捡了个‘财布’”。

当时的老冰也知道“财布”就是“钱包”,心想捡了钱包怎么倒霉了?里面有钱“昧”了它,没钱扔了它不就行了吗?那位却一直往下说:“在那儿等了十分钟也没有人来认,到了‘交番’(警察派出所)一个警察也没有,结果给耽误的,这不迟到了!”于是办公室里就开始一起研究那只“财布”起来,一番研究之后发现里面有6万多日元现金,按当时的汇率有700美刀左右吧,还有些信用卡什么的。

顿时大家一起紧张起来,有人就打电话给交番,说捡到了一只这样的“财布”,因为本人要急着上班,所以就带到公司来了,现在应该怎么办?如果警察叔叔不怕累来拿也行,等到下班再送到交番也行。好像当时交番的回答是因为捡到东西需要办的手续不少,所以还是下班后让本人到交番来吧。

当时这件事让老冰挺感动,觉得日本人素质挺好,拾金不昧。扪心自问自答才发现如果是老冰的话,600日元以下“不昧”的可能性还挺大,以上就不好说了。面对这6万日元,老冰几乎不太可能想起雷锋叔叔了。

老冰当时并没有弄明白大家为什么突然慌乱了起来,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日本法律规定捡到东西昧为己有的话视如盗窃罪。就是说不赶快处理掉的话弄得不好会出麻烦。

2007年8月左右出过这么一回事。老冰看电视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条新闻是“海自二等海曹盗窃被捕”,说是海上自卫队一个43岁的二等海曹在便利商店偷了个“财布”,被抓了起来。这绝对吸引眼球。老冰就一边琢磨着这个海曹是怎么个傻瓜,一边等着看详细内容。你想,都已经43岁,准备退休的人了,怎么会为了一个财布把人生全砸了,是不是傻?这下是不是被判刑还不知道,反正开除出自卫队是肯定的,工作没了,退职金也没了。再说了,在日本像掏兜这种高技术含量的小偷不多,就老听说从韩国有成帮结伙的钳工们到日本来捞世界,怎么这位难道是韩国人的徒弟?

后来一看详细新闻才知道是这么回事:这位“盗窃者”名叫吉冈宪一,是海上自卫队舞鹤警备队的二等海曹,自卫队的军曹相当于###的军士。前些时候新泻地震,这位是跟着去新泻县柏崎市帮忙抢险。那天路过便利商店去买饮料喝,看到冰箱顶上有人忘了个财布在那儿,于是一时糊涂,揣进了兜里,结果失主回来找,一放监视录像发现是一个穿自卫队工作服的大叔拿了,这才破案。

后来怎么判决的没怎么注意,因为案子毕竟不是很大,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算是不被判个徒刑什么的,这位二等海曹也肯定会被自卫队开除,所谓“惩戒免职”。丑闻都上了报纸,自卫队会饶了这位往自家脸上抹黑的曹长才怪。这“惩戒免职”非同小可,43岁的曹长,应该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再有个十来年就可以退休了,现在因为一时糊涂,捡了个不属于他的钱包,丢了饭碗不说,这二十几年算是白干了——退职金一个子没有,因为是被处分开除的。

日本民法中早在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就专门制定了《遗失物法》,规定捡到东西据为己有算“遗失物横领罪”,属于盗窃行为,可处以一年以下徒刑及10万日元以下罚款。仔细想想确实有道理,被遗失物件的所有权在失主那儿。比如财布,不管是失主随身带着,还是放在家中,或是遗落在路上,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捡到这个所有权不属于自己的财布而据为己有,和盗窃是应该同等视之。

那看到掉下来的东西怎么办?就不闻不问,万一影响交通呢?法律规定交给警察,2006年新改订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警察在网络上公开失物招领,小件东西像雨伞什么的若无人认领由警察在两星期后拍卖,其余现钞什么的三个月无人认领的扣除所得税以后归拾得人所有。

那三个月之内有了失主认领怎么办?拾得人岂不很郁闷,也不,失主应付于拾得人相当于拾得物品价值1/10的报酬。

这样皆大欢喜。

也有不太皆大欢喜的例子,一哥们在垃圾箱里捡到一笔天文巨款,送到警察署后无人认领,按法律规定,三个月以后拿了自己应该拿的那份,随后欢天喜地准备去过日子的时候,麻烦却也来了。

原来那笔天文巨款是暴力团在非法交接款子,被这位误打误撞捡来交给了警察。暴力团当然不敢出面认领那笔款子,但又绝对忍不下这口气,成天去这位家门口恶心人家,说那笔钱是偷来的,现在要他全部还出来,要不然就怎么怎么样。

那位呢?如果只是赏金,拿出来也没事,问题是还有90%怎么办?后悔得连自杀的心都有,怎么那么贱,见了钱就捡,捡了还交警察,交了警察还被传媒采访了。

所以现在如果一个人发现一些来路不明的巨额款项,干脆打个电话把警察喊来,省得好人做不成还要惹麻烦。

公共事故:是天灾更是人祸

有两家航空公司的飞机老冰不敢坐。

一家是台湾的中华航空,它的安全记录实在太有名,大家肯定可以理解。另一家是全日空,可能就不那么好理解了。

全日空的安全记录并不坏,老冰怕坐全日空是因为全日空的飞机机头上装了摄像机,起飞降落时在客舱的电视屏幕上实况转播,老冰受不了那个。

有一年华航在名古屋机场出了一次空难事故,事后日本传媒整整十天全是那次事故,弄得人人都清楚了飞机的构造,起飞降落的过程,事隔多年,别的全忘了,就“两个恐怖的三分钟”(飞机空难多出在起飞降落的三分钟内,所以有了这个名词)记得特别清楚,每次乘飞机起飞降落时老冰本来就害怕,它还给你来个实况转播,你受得了吗?所以老冰干脆不坐全日空——俗话说“眼不见为净”嘛。

日本的传媒特别喜欢炒作事故,尤其是大事故。老冰一直怀疑那些传媒学过马哲,而且学得很好——老冰还记得当年考马哲时背过一句“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反正那些传媒们能钻天入地,收集各种信息,然后找一大堆自称是“有关方面专家”的人物,找出一大堆联系,提出一大堆见解,抓出一大堆犯人,有时甚至逼政府修改法律。这么说吧,就是专找阴暗面,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味道。

就拿半年前的JR(JAPAN RAILWAY)西日本出的电车出轨事故来说吧。2005年4月25日上午9点18分,兵库县尼崎市一辆快速电车(中国叫轻轨)在转弯时发生事故,七辆车厢中前面五辆出轨,其中最前面两辆撞上铁路旁边的住宅大楼,107人死亡,轻重伤549人,为日本近四十几年来最大的铁路交通事故。

当务之急当然是救人,不过传媒并没有什么“事故无情人有情,救死扶伤奏凯歌”的标题,关心的焦点在“为什么会出事故”上面。

JR的前身是“日本国有铁道株式会社”,由于出现天文赤字,十几年前被分割成几个公司,实行民营化。原来在收支上面有问题,安全面上倒没有什么问题。不仅如此,JR还创造了一种“哟西哟西”的操作方式来确保安全,也就是前面开车的司机和后面押车的车掌对每一个信号、标志都要眼到,手到,嘴到:看见信号、标志,手抬起来指一下,然后嘴里吆喝“哟西”,用这种方法来集中注意力。这种方法现在在日本企业里被广泛应用,以保证安全生产。

那么,这个安全生产的老祖宗,怎么会出了那么大的事故?

其实事故的直接原因很简单:超速。本来那个弯道上速度不能超过70公里,而据事后测算,事故电车以120公里的速度进入了弯道,这样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而造成电车的脱轨。

OK,是不是“司机超速酿成车毁人亡惨剧,有关方面提请注意行车安全”的标题就完了?

完不了,司机为什么要超速?为什么能够超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下次照样有人超速,照样会发生事故。

事故电车在事故前面一站发车时,车掌(日本电车是两个人运行,前面开车的叫“运转手”,后面押车的叫“车掌”)向控制中心报告过发生了停车时超过了停车线8米的事故。电车因此倒了车,耽误了发车时间。那么很可能是运转手为了抢回时间而超了速。

可是事后的调查表明,超线不是8米,而是60米!

车掌说了谎,他为什么要说谎?

车掌交待是帮运转手说谎?运转手为什么要说谎?仅仅是由于个人品质问题?

不是,所有的人都反映运转手人品没问题,工作态度也不错,就是开车时间不长,才十一个月,发生过三次超速事件。

为什么有那么多超速事件?是不是人人都在超速?为什么要超速?

接下来的调查结果就骇人听闻了,JR的内部时间表是精确到秒的!而那个时间表则完全是闭门造车的产物——不可能做到,要做到只有超速。否则肯定会晚点。

晚了点会发生什么事?要知道上下班高峰时间电车间隔是三分钟,有一班车晚了点,势必像雪崩似的全线乱套,所以,点是万万不可晚的。

晚了点怎么办?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怎么样的处罚?轻则停岗“再教育”,屡犯者调岗。

怎么个“再教育”法?写检查加上扫厕所之类的变相人格侮辱。

到这时候,运转手为什么撒谎,为什么超速的答案就全出来了:他害怕,他不想承担晚点的责任。

那么,是不是运转手想提速就能提速,有没有限制速度的硬件设施?回答是有的,可以在铁轨下面埋设速度监视器,在列车超速的情况下强行降低列车的速度。那为什么不用呢?答案很简单,采用最新型的速度监视器需要几十亿日元的投资。JR好不容易在民营化以后扭亏为盈,还没有那个资金余力。

到这时候,事故的原因就很清楚了。这不是一起偶然的事故,而是一起迟早会发生的事故。JR也不得不承认,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企业的经营方针,管理方法引起的。民营化以后,公司的全部目标就是扭亏为盈。把营业额、利润率放在了最前面,忽视了安全,以至酿成了如此大的惨剧。就是说,列车出轨事故,并非“天灾”,而是“人祸”。

防灾:从日常做起

几乎每户日本人家都有一张各个区役所发放的地区《灾害时避难场所》地图,里面标明了这个地区一旦发生洪水、台风、山崩、海啸时的避难场所。

日本人的住家家具也很有特色。卧室里几乎没有家具,被褥等都放在壁橱里,壁橱都是横拉门。横拉门除了能够节省空间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会在地震时由于晃动而自动开启,从而造成里面存放的东西滑出来造成人员伤害。

日本家庭里比较沉重的家具一般都尽量支到天花板,实在支不到的在上面加上一个可伸缩的撑脚,尽量和天花板成为一体,避免地震时倒塌。

日本人的汽车行李箱里一般有一个“防灾箱”,里面是一些干粮、饮用水、手电筒、急救包什么的。

日本的防灾意识确实很强,这是因为日本的灾害实在太多了的缘故。

日本政府有一个以内阁总理大臣为会长的常设组织叫“中央防灾会议”,简称“中防会议”,委员包括全体内阁大臣加上日本银行总裁,日本红十字会社长,日本放送协会(NHK)会长,日本电报电话株式会社(NTT)社长还有四名灾害学方面的学术权威。这个会议是专门负责制定全国防灾基本计划,和审议有关防灾的重要事项。

“中防会议”下设一个“专门调查会”为会议提供各种资料。

2008年 5月14日,这个专门调查会公布了一份最新的资料,对日本可能发生的大型地震造成的危害进行了估算。正好公布的前两天中国四川省发生了级特大地震,据中国官方当时统计,死亡3万余人。这份估算报告更加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

这份报告估算了在南北纵贯大阪府长达42公里的上町断层和在爱知县西部长达51公里的猿投—高浜断层在冬季的正午发生级地震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后果。报告显示在大阪发生“近畿地震”的情况下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万余人,倒塌房屋97万栋,占建筑物总数的82%,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74万亿日元(约合7 400亿美元),而日本政府的年间预算不到90万亿日元。在爱知县发生“中部地震”的直接被害人中死亡者可达3万,倒塌房屋占建筑物总数的76%,经济损失33万亿日元(约合3 300亿美元)。

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损失以外,由于交通网被破坏,物流不通而引起的经济损失分别是万亿日元和万亿日元。分别有550万人和250万人的难民出现,光是近畿一带水电气生活线的复原就要花费万亿日元。

这次的估算报告没有包括预计发生在关东地区的“东海地震”,但前几年对首都圈地震的估算是死亡人数万,直接经济损失106万亿日元(约合1万亿美元)。

这个估算报告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直接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的数字。东京发生地震的经济损失虽然最大,但死亡人数反而最低。这是因为东京地区集中了全部的中央部门,和绝大多数大企业的总部,从而是全日本防震对策执行的最好的地方的缘故。这一点就充分说明了防灾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这是因为有四个板块,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北美板块和菲律宾板块在这个占地面积仅有地球总面积的弹丸之地交汇,板块间的运动,使得日本列岛就像在摇篮上一样不断晃动。日本民间有句俗话说四件最可怕的东西是“地震、火灾、打雷、老爹”,其中地震放在首位。光20世纪袭击日本列岛,造成死亡人数在1 000人以上的地震就有10次,其中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和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就分别造成了10万人和6 400人死亡。

除了地震之外,台风、海啸、暴雨、火山爆发等经常使日本大规模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像1959年的伊势湾台风就造成了5 000人的死亡。所以日本人的防灾意识很强。

日本在1947年制定了第一部有关灾害的《灾害救助法》,规定了发生自然灾害时如何协调中央政府和各地方自治体之间在救护灾民,安置灾民方面的劳务、设施、设备、物资和资金的运作。1950年,又将1920年制定的有关城市规划的《市街地建筑物法》修改为《建筑基准法》,将其重点放到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和健康,使之成为建筑用地、构造、设备和用途必须满足的“最低基准”。

伊势湾台风灾害使日本人更加认识了“防灾”比“救灾”更为重要。1961年制定了《灾害对策基本法》,确立了中央和地方的防灾体制,明确了责任。从法律的地位规定了各地必须制定防灾计划、救灾计划和确认有关防灾的财政金融措施,从此开始了有计划地整备和推进所谓“防灾行政”。

从研究历史数据中发现大地震一般有一个所谓“七十年周期”,这样在1923年袭击了东京,夺去了10万人生命的“关东大地震”会不会卷土重来就成了日本全国担心的对象,于是在1978年出台了一部地震专门法律《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置法》,规定了指定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地震的地区为“地震防灾对策强化区域”,规定了医院、百货店、旅馆和剧场这类人员进出较多的地方,从事石油、高压气、火药等行业的公司,铁道等旅客运输业务必须制定各自的《地震防灾应急计划》,各地必须确保地震时的避难通道和避难所。

自然灾害避难所不是简单地随意指定一个地方就行了,而是地方行政当局根据防灾会议所制定的防灾计划设置,由地方行政当局联合红十字会一起运营,管理的平时储备有一定防灾物资(所谓“防灾仓库”)的场所,一般各地都是公立中小学兼作发生自然灾害时的避难所。这是因为中小学都拥有体育馆等设施,能够容纳较多难民;学校和周围建筑物都有隔离带,这样可以防止发生自然灾害时火灾的延烧;更重要的是公立中小学的建筑费用出自政府预算,比较宽裕,而且平时就在地方政府的管理之下。

指定避难所的门口有一块铭牌,上面用日文、韩文和中文写明了用途和联络电话。

这种“避难所”制度,在1995年级的阪神大震灾中得到了证明。阪神大震灾时,神户市内共有各类中小学、幼儿园等共计345所,其中受灾学校总数为195所。没有建筑物倒毁的事例发生。发生天花板塌下,墙壁开裂等事故的教室总数507间,约占全部教室总数的6%。这些公立中小学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为地震产生的几十万难民提供了安身之地。

所以在阪神大震灾之后根据大地震得的经验教训,日本又制定了《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置法》,对避难所、防灾仓库、防灾食粮和财政金融支持等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从这些政府的法律规定就可以看出日本人的防灾意识。每年在关东大震灾的纪念日9月1日时都会举行大规模的慰灵祭活动,1960年开始成为了正式的“防灾日”。这一天除了祭祀活动之外,各地都会举行各种规模的防灾训练,阪神大地震以后基本上都是针对地震的防灾演习。

演习当然包括专业救援队的救援演习,但是范围更广。其中包括大规模的避难演习,中小学生的集团上下学演习,甚至还有一种上班族的回家演习。日本人一般在离家较远的地方上班,一旦白天遭遇大规模地震会遇到交通中断,怎么回家和家人团聚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才有这种演习。预先想定可能发生的桥梁、隧道中断,实地测试能否绕道回到几十公里之外的住家。这种演习对于一旦发生大规模灾害时需要确保那些重要救援通道和受灾人流的移动对于救援工作会造成什么影响是极为重要的。

日本从小学开始就有防灾教育,这种防灾教育不仅仅是在教室里遭遇灾害时的对应,而是包括一切其他想定的场合。比如在家庭里遭遇地震时应该首先切断煤气和电气,然后经过安全通路避难,不要使用电梯。在公共场合则如何遵从避难指示去往安全方向等内容。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经济的增长,防灾的手段也在变化,防灾的标准也在变化。阪神大地震时倒塌的房屋绝大部分是1982年《建筑基准法》修改以前建造的房屋。传统的日本式木造住宅建筑方法被称做“木造轴框架法”,这种方法是在屋基上用石条做柱子,然后放上木造框架,房顶使用瓦片。这种建筑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起被认为不符合抗震要求,本来就不稳定的平行四边形框架结构加上沉重的瓦块屋顶对地震的摇晃毫无抵抗能力,沉重的屋顶一旦塌落还会使人体造成伤害。从1974年起日本从欧美引进了一种被称为“木造框架组合墙壁构造法”(two-by-four method)的木造建筑法。这种方法是全部使用2英寸 × 4英寸的基础尺寸把木材建筑材料直接用螺钉固定在基础上。1982年修改的《建筑基准法》支持了这种新的施工方法。阪神地震证明了那次修改是正确的,根据新方法建造的住房没有一间倒塌,倒塌的住宅几乎全部是用旧建筑方法建造的房屋。

每一次地震以后,国土交通省都会组织力量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提出对《建筑基准法》的修改意见,阪神大地震以后这部法律已经在1992、2000、2006年三次修改。

除了建筑方法以外,各建筑公司和材料厂家还在不断开发新的建筑材料。在欧洲和中国常常被作为主要建筑材料的砖在日本基本上是不被使用的。日本从英国引进制砖和砖建筑还是在19世纪末期才刚刚开始,但是关东大震灾证明了砖结构房屋的不抗震性。从那以后砖结构建筑在日本几乎不再被使用,取而代之的是辅以轻型墙面材料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既安全抗震,又节省能源。

在积极的防灾之外,根据多次灾难的经验特别是阪神大震灾的经验教训。日本在1996年制定了一部《被灾者生活支援法》,规定了国家和地方在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后对受灾者在医疗费、住宅转移、租借、重建等方面应该如何支援。因为从经验中知道,与发生灾害时的抢救人命相比,灾后的灾民生活安排和重建家园更加长期和艰巨。阪神大震灾已经过去14年了,但是被称为“关西地方”的大阪神户一带的经济仍然不如被称为“关东地方”的东京和“中部地方”的名古屋活跃,很多原因得从那次大地震里面去找。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自然灾害繁多的国家。各种自然灾害每年带来的生命和物质财产损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何防止自然灾害,减小自然灾害造成的危害。在发生灾害时如何救灾,如何安置灾民,如何帮助灾民重建家园,灾害大国日本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教训。研究日本在防灾救灾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防灾救灾将会有很大帮助。

驾照:买车容易,驾照难办

老冰玩车应该是从插队落户的时候开始,不过那时开的不是汽车,而是拖拉机。后来工作以后处里有一辆面包车,老冰和司机关系不错,遇到那司机大人也懒点,于是老冰经常开着车出去办点公事私事的。

但老冰没有驾驶执照,那都是无照驾驶,犯法行为。

后来呢?后来就到日本来了。到了日本以后才知道无照驾驶是犯法的,一定要那张执照。看着满街的车,老冰的瘾又上来了,可是到哪里去找执照呢?

在日本你可以直接去考执照,叫做“飞入”,可是有人警告老冰,不是绝对的高手不要去打那种主意。老老实实去读个驾驶学校是正经。驾驶学校都是那些退休警察经营的,大家都去“飞入”,岂不是在警察们的钱包上开口子?能让你通过吗?再者说了,像老冰这种连倒车都不会的超级低手,在开左道的日本“飞入”来了一张执照,除了考官们集体磕药,出现幻觉之外,如何可能?

去驾驶学校吧,一打听价格就泄了气了。18岁开始学驾照,一岁一万日元!(先交18万,完了找碴给你补课,补课另交钱,大约交满了你的年龄乘以一万日元才让你毕业)老冰当时年正三十,工资才300人民币。30万日元?这不砸明火吗。行不通。

又有人给老冰出主意,中国的驾照在日本也能用,只要通过简单的笔试就行。就十道题,只要你不是太呆太傻,准能通过。可老冰没有中国驾照,于是就打主意回国去弄一张。

还真弄来了一张,而且还按老冰的要求,把填发日期提前了两年。于是兴冲冲地就到免许(日本人管执照叫免许)更新中心去了。排了一个小时的队,终于轮到了老冰。那个警官把老冰的执照和护照仔仔细细看了几分钟以后说:“对不起,你的免许是假的,不能给你换。”

老冰一下子急了:“怎么是假的?明明就是真的,你凭什么说是假的?”

“驾驶执照本身是真的,但你肯定是通过不正当途径拿到的,日本警方不能承认这本免许的合法性,所以不能给你换发日本免许。”

老冰还在最后挣扎:“为什么说是通过非法途径拿到的?”

“首先,你的外国人登陆证上说明你住在上海,怎么由 × × 省给你发免许?根据你的护照上的出入境记录,这个年检印的当天你在日本,而中国免许年检必须本人到场。还有……”就这样十分钟左右,那位胖胖的日本警官很认真地给脸上挂着一副虔诚神态的中国人老冰普及了一下中国的交通法律法规。最后说:“这种行为是触犯日本法律的。但由于行为本身不发生在日本国内,没有中国警方的主动请求,日本警方不予追究。请回去吧,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真想在日本开车,还是应该采用合法手段取得一张真的免许。”

还能怎么样?别人够宽大了,咱得知趣,走吧。灰溜溜地老冰就出了免许更新中心。

看来只好去驾驶学校交钱了,可哪来的钱呢?没关系,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年底分了一笔奖金,老冰就开始打这笔奖金的主意了,正好冰太也在琢磨着要辆车,这一下行了,总理兼财政部长已经作了批示了,下一步就是我等小民去具体落实了。

找了一家有校车到我们公司门口的驾驶学校,这样一下班就可以去学校上课了。放了学再坐校车到电车站就能回家了。老冰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那怕是早一天毕业。

可是这可由不得老冰,人家学校还看着老冰的钱包呢。鬼子爱财,取之也有名目。教官们都是职业的,抓人的弱点一抓一个准。三分钟以后,你的交钱原因也就基本定下来了。

老冰有一个大毛病:分不清左右。不管是中文、日文、英文,说什么老冰也反应不过来。对老冰说左转右转,十有###会转错。教官绝对敏锐地迅速找到了老冰的致命点,以后没事就让老冰转弯玩。老冰心里紧张,刚主意了方向,一不小心又跑到习惯了的右行车道上去了。好吧,跑反道,引起车毁人亡的重大交通事故,这堂课不算,下次重来!(有一本手册,每堂驾驶课通过了教官给你盖章,要不然你就不能上下一堂课。章盖满了,你就毕业了;盖不满,请您补课,一堂课5 000日元。)

老冰倒也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了,你不就是要老冰钱吗?教官在这边声嘶力竭地指责老冰,老冰在那边心里暗算你们这些混蛋还要留我几堂课。到了上路前的最后校内路考时,老冰很痛苦地发现交的学费已经所剩无几了。

眼看着就要被驾校痛宰的时候,老冰认识了一个校友,这位是校长的千金,外语大学的学生。于是以帮那校友做作业讲功课为条件,换得那位美眉答应帮忙预约教师,帮老冰过关。于是在钱包破口比较小的时候就拿到了那张驾驶执照。

其实后来才知道,老冰学驾照的时候是全日本驾照最贵的时候。那时候日本年轻人口下降,驾照市场刚刚开始明显萧条,各驾校首先是加大力度收钱企图渡过难关。再往后的情况又不一样了,既然市场已经缩小,而且加大力度收钱的效果限度也就那么大,各驾校就改弦更张,变为降价而吸引更多的学生,用销售额来填补利润率上的亏损,这样驾驶执照的价格反而下来了。

日本的这些驾驶学校,都是经受公安委员会指定的,开驾校的或者是驾校的后台都是警察。通过了驾校的考试,就只要到警察那儿去笔试一下就能够拿到驾照了。一般说来这些驾校还比较本分守法,听不到什么公开作弊的事情,所谓开后门,也就是碍于情面本来该宰你一刀的时候高抬了一下贵手而已。一来哪个驾校出来的执照事故率高是有统计的,太不像话了警察会来调查,二来还有一门笔试在后面,驾校本身并不颁发驾驶执照。

但也不是说日本的驾驶执照就真的那么干干净净。

日本有一种排气量在50cc以下的小摩托,不需要考实际驾驶,只要笔试通过了就行,而且笔试比汽车执照也要简单得多,题目也就只有50道,只有汽车驾照的一半。

持照年龄从16岁开始,比汽车驾照小两岁,因此这种驾照在高中生、家庭主妇中挺有人气。

喜欢这类小摩托的还有另外一类人,就是留学生。留学生一般经济上都不宽裕,还要打工,于是很需要一个方便又便宜的交通工具,这种小摩托就是最好的选择。售价很便宜,税金保险燃料费之类的维护费用也花不了多少,逮着警察看不到的地方跑个50公里的时速没问题,而且因为既小又灵,还不受交通堵塞的影响,到处都可以停,基本上是刚来的留学生交通工具的首选。

但是正因为是刚来的留学生,就有一个笔试的问题,不管笔试多么简单,总是日语的,要通过考试起码得懂点最基本的日语,这恐怕是最普通的常识了。

但这种常识就是会被打破,老冰起码看到过四五个一点儿不懂日语的人照样能通过这种笔试。

在考场周围有一种特别的买卖,就是驾照笔试补习班。

考场周末休息它也休息,一般人请了假来考试,差了几分不及格,就顺便在考场周围找个地方补习一下,再接着考,没准就能考取,这是一般的想法。但是仔细看这些补习班的广告词就会觉得这里面似乎有点猫腻:“保证考上,考不上退款”。

不管什么人它都敢收。连日语都不懂的人它也照样很认真地帮你讲解,这边听讲的人当然是一头浆糊,但还是很认真地听,很害怕地进入考场,很期待地看发榜,很沮丧地再来找那位负责补习的。

补习班当然不会退钱,也不需要退钱。你猜它知道对面是个棒槌以后,帮他补习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下场要考的内容,不管顾客是什么水平,它肯定能帮他考出来。

老冰就知道一位回日本的战争孤儿,甭说日语,就是中文都基本上是文盲的大爷,现在照样骑了小摩托满街跑,问他考了几次,回答是17次:“到后来只要看到图就知道答案是A还是C”。

至于那些开补习班的哪来的考卷,就只有天知道了。可能是这些执照实在来的不容易(补习一次就是5 000日元),持照者还特别小心翼翼,不会违反交通规则,所以好像也没有人来取缔这种买卖。

漫画:全民连环画

叨公司的光,老冰坐飞机也混过几次商务舱。商务舱除了座位略微宽敞一些之外,在跑大阪到上海这种短途时其实和经济舱没什么大区别。但是商务舱能进贵宾室休息一下,趁登机前的几分钟在网上找人打个招呼,胡说八道几句比经济舱候机楼方便些,所以只要能够,老冰还是捣腾商务舱坐。日本机场贵宾室常能看到一幅很有趣的图画。身穿名牌高级西服,从里到外一丝不苟,一看胸前别的徽章就知道是日本一流商社的社员,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再挑剔的礼仪专家来也很难挑出毛病来。可是这些人庄严肃穆地坐在沙发上,确是很认真地看漫画。

这种景象在其他国家人哪儿都不太看得到,只有在号称动漫王国的日本才有。据说现在不少企业有内部指示,禁止员工,尤其是高级白领在涉外场合下公开看漫画。

这种规定也很正常,一般说来在社会常识中,漫画只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借以得到信息的手段,文字阅读上没有困难的成年人不应该看漫画。

但这种普世常识在日本不通用。不但成年人几乎人人在看,作为一国政府首脑的麻生太郎首相就公开宣称他是重度漫画爱好者。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麻生宣称喜欢看漫画这件事不仅仅是一个公开的个人爱好,而是作为赚取人气的一个手段,就是说和更加多的选民起码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能够说明热爱漫画在日本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了。

漫画别的国家也有,欧美的讽刺漫画就极其有名,但欧美人是用一种夸张的手法来提出一个问题,让读者自己去想象。而日本漫画则不同,更多的日本漫画是用一种绘画的手段将作者的思考和认识写实出来拷贝给读者。

日本怎么会搞出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艺术形式?而日本人又怎么会超越一般社会常识去接受这种艺术形式?更为莫名其妙的是,看起来现在不仅仅是日本人被漫画所萦绕,全世界似乎都在逐步接受这种不可思议的漫画。

提到日本的漫画,很容易联想到中国的连环画,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小人书。叫小人书的原因应该是这类图书的读者群都是孩子,据说是小孩子还没有能力阅读过多的文字,所以大人们就以直观的图画形式给孩子们提供信息,可是日本的漫画怎么以成人作为对象了?

其实日本的漫画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日本在20世纪初的时候漫画也是儿童读物。漫画成为成人读物还是战后的事情,一般的说法是以《铁臂阿童木》的作者手塚治虫在1947年和酒井七马一起创作了漫画《新宝岛》,之后在50年代形成了一种“故事性漫画”的风格,所谓故事性漫画不像以前的儿童读物是将成年人的读物简略以后配上图画介绍给儿童,而是一个原创的故事,没有什么很多的文字解说,只是偶然用发言气球(Speech balloon)的形式表示人物说话,而且这种“故事性漫画”和原来的连环画最不同的是一般都是一个系列,有一个主人公,整个故事围绕着这个主人公展开。

这种形式就为成年人接受漫画创造了条件。如果仅仅是成年人读物简略而成的连环画的话,成年人起码在公开场合阅读还是很难为人接受的,但这是原创的东西,并不存在什么有文字不读来看图画是不是有点丢人的踌躇。再有一个就是这种围绕一个主人公转的故事形式能够创造出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反映社会上最吸引人的主题,从而得到读者的共鸣,所以虽然看上去是小人书的形式,其实反映的是成年人的主题,成年人自然能够接受。

联想到漫画在日本开始风行的年代,就更加能够理解这个艺术形式了。漫画在日本真正风行起来是在1960年代,那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使人们物质生活变得富裕的同时也剥夺了人们精神生活的空间和时间,繁忙的工作和紧张的节奏使得人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悠悠地去欣赏自己所喜欢的东西。读书成了一种奢侈,而漫画则不需要花费什么脑力,也不需要思考,就能够适应社会现实,这可能是日式漫画不但在日本受到欢迎,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流行起来的最大理由,实际上全世界都生了病。

一般说来,日本人手都比较巧,多少都有点手艺人的气质。有过和日本人交往经验的人都会发现日本人很擅长用图画来表明自己的意见,这种特长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说不清楚,但起码可以说,是日本教育中的图工课起了很大的作用。画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反正日本人知道如何用图画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反过来日本人也就更加容易接受图解了的意见,这也是漫画能够流行的原因之一。

在日本,漫画的存在形式不仅仅是故事漫画,不少很严肃的题材照样用漫画形式来表现,历史题材不用说,甚至连计算机教材都能看到漫画版的。可能是长期接受漫画熏陶以后对文字的接受能力下降所引起的,有些过激的漫画作家甚至把漫画文化作为和“活字文化”对立的表现形式,有意煽动对“活字文化”的敌视。日本电视台曾经播过一个节目,就是在日本的外国人一起讨论在日本生活学习工作中受到的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其中有一集就是日本的漫画。几乎所有出席的外国人都对日本人如此热衷于漫画,如此滥用漫画这种表现形式表示不解,认为滥用漫画这种过于直观的表现形式会阻碍想象力的发展。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可以讨论,可是当时在场的日本漫画家的反应特有意思。

那位漫画家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你们这是在主张活字文化!”老冰看得目瞪口呆,从什么时候开始活字文化成了罪过了?

这种排斥活字文化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日本文部科学省已经从宽松式教育的误区中走了出来,最近为了提高中小学生学力而进行了一连串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很令人吃惊:日本儿童对文字应用题的理解和解答已经低到了使人无法接受的地步了。

比如有这么一道题目:“长度为240厘米的红色带子是绿色带子的6倍,绿色带子的长度是多少?”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正答率居然只有30%。老师为了讲解这道题,只好在黑板上把红绿带子之间的关系用图画出来讲给学生听。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老师在苦苦思索用怎样的图画才能让学生们理解三位数的除法,因为居然没有几个学生能够理解除法式子。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泛滥的漫画阻碍了学生的理解力,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又需要更多的漫画,到了最后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世界谁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例子就是那位号称超级漫画爱好者的内阁总理大臣麻生太郎在国会的演讲和答辩中再三出现错别字,成了笑柄,传媒界对这个是毫不客气的。日本的政治家喜欢在讲话时引用从中国古籍学来的文绉绉的词,弄得电视里还要打上字幕,有时甚至加上解说,这样显得他们有知识有教养,而麻生却反其道而行之,连常用的汉字都读不出来,媒体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看多了漫画的结果。

看多了漫画不但认字少了,连说话也会变少。对于小学生解答文字应用题能力下降的一种解释就是过度沉溺于漫画和电子游戏所造成的人际交往的减少,而漫画和电子游戏里面的主人公几乎都是不说话的,最多只发几个单音节声音,有人担心,将来的孩子们会不会像漫画上那样只会出声了。

没有身份证的国度:怎样证明自己是自己

在谈香烟自动贩卖机的时候说到日本人为了限制未成年人抽烟而导入了年龄识别卡片“TASPO”。但这个卡片人气很低,因为不能当场发证,大家都嫌烦,因此有这张卡片的人很少,引起的问题就是香烟自动贩卖机的销售量剧减,看样子这样下去还不是办法。其实这个问题其他国家也有,像德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使用身份证里面的IC片来读取年龄信息。但日本人用不了这个方法。

因为日本人没有身份证。

在日本有其他地方都有的各种证件,员工证、学生证、保险证、驾驶执照,等等等等,就是没有全国统一的有法律意义的身份证。

日本人没有身份证的最大原因可能在于日本人很少移动这个特性上。绝大多数日本人一辈子在一家公司工作,住在同一个地方。日语中表示认真的字眼是“一生悬命”,直接意思就是一辈子拼命干。其实这个字原来的写法是“一所悬命”,在一个地方拼命干。这样在其周围有数不清的人认识他,知道他的底细,不需要他用什么证件来证明自己。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直到现在日本社会相对来说治安情况不错。这样日本警察就没有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警察都有的那种职业病,把在大街上看到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是可能的犯罪分子而加以戒备,没事就让人出示身份证。

还有一个理由就很有点日本特色了。实行身份证制度需要一个基础条件,就是每人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号码。日本人对身份证本身并没有什么反感,但对于这个人手一号的身份证号码则无法接受。也不知道是谁,给这种制度起了个绰号叫“国民全员总番号制”。这个制度到底为什么不好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但据说是军国主义的东西,起码会引起军国主义,于是大家一起反对。全体番号会和军国主义挂起钩来的原因可能是来自战时的记忆。那是全部日本人,不管男女老少在胸前全要缝上一块写明姓名年龄住址血型什么的布条,一来是“防谍”,二来是万一遇上了美军轰炸,受了伤便于抢救,就是死了也好收尸,所以日本在统计美军空袭造成的死伤人数时能做到很精确。

战争的惨痛回忆使日本人对这种被迫全部公开自己隐私信息的东西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反感,所以不少人接受这种反对的声音。虽然一码是一码,实行身份证制度,每人有一个一生不变的身份证号码和军国主义八杆子打不着,但一朝被蛇咬,从此怕了草绳的日本人就是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了一起,所以在日本就是实现不了身份证制度。

那么日本人在某些必须要证明身份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可以用驾驶执照,现在的日本几乎全体成年人都有驾驶执照,所以没有太大问题。但驾驶执照的普及也就是这三十几年的事情,而且“几乎都有”毕竟不是“大家都有”,再说驾驶执照遇到违章什么的还会被吊销,没有驾驶执照怎么办?日本人有办法来解决。

日本人有一种人人都有的东西可以用来证明身份,那就是健康保险证。日本的健康保险制度现在发生了不少问题,老有人在怀疑是不是能够坚持得下去,但到现在为止人人都加入了健康保险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健康保险证可以用来证明身份。

但是使用健康保险证来证明身份是有不少问题,首先是携带问题。现在的健康保险证已经为了便于携带做成为一人一枚的卡片式的了,前几年是一张B5大小的纸,对折起来。一般一家人是一个保险,不管这家人口多少就那张纸。这家人如果要同时使用怎么办呢?用复印件也行,因为“人人都有医疗保险”本身就排除了有人冒用健康保险的可能性,保险证的作用就是让医生记下名字以便向国家要保险费罢了。

健康保险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面没有照片。没有照片怎么能证明本人?奇怪的是日本人就信任这种仔细看起来什么都不能证明的东西。比如在世界各国都使用签名来证明本人的时代,日本人还就是相信图章。人没有身份证,图章倒有身份证,日本人的图章分“认印”和“实印”两种,认印是一般用的,重要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场合一定要用“实印”。这枚“实印”还要先到政府机关去办理“印鉴登录”,使用时要出示“印鉴登录证明书”。如果没有这枚“实印”加上“印鉴登录证”,就是本人的本人也办不了任何事,日本就是这么奇怪。

有人就利用这点做文章了。

日本是发达国家,工资水平高,不少人偷渡到日本来打工,打上几年黑工挣上一点钱再回去。来的时候偷渡,但回去的时候不少人能够大模大样地手持一本护照回去你相信不相信?不可思议的还是日本护照,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是真的日本护照。

日本人的这种奇怪行事方式给人开了一个骗取日本护照的方便大门。

日本人申请护照的手续是这样的:申请人先到区役所(相当于区政府的政府机构)去开一张“住民票”,就是证明这人的出生年月日,姓名读法什么的户籍文件(日本的户籍管理是政府的工作,与警察无关),再凭这张住民票到各都道府县的护照中心事务所去填申请表,交照片,交钱,就可以拿护照了。

区役所开住民票时需要本人证明,但原来就只需要一张医疗保险的纸片,根本就不能保证保险证上的人名就是那个人,所以很容易开得出来,而当时的护照中心事务所也没有想到需要对来人进行身份确认,而且为了改善服务态度,甚至可以在本人不到场的情况下,通过邮寄的方式将申请表格、照片、费用寄到护照中心事务所,最后本人去拿一下就行了。拿护照的时候倒要检查是不是本人,但是护照上的照片肯定是去取护照的人的照片,这种检查的手续其实毫无意义。实际上那个检查只是一种防止错拿护照的核对手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检查。这样只要有了一张健康保险证就可以很简单地弄到一本护照,除了名字和照片对不上号以外其余全部是真的,偷渡客可以拿着它大摇大摆地离开日本,还可以周游世界。因为日本能够享受免签待遇的国家是最多的。

这种方法一直到很晚才被发觉。

所以现在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在申请护照时能够使用的像驾驶执照之类的几种证件,除此之外的证件即使有照片也还需要加上纳税证明什么的才可以使用,至于如果没有带照片的证件的人就干脆不能办理护照了。

在对身份证明重视起来了的同时,对“国民总番号制度”的过敏也在逐步消失。一方面是悲惨的战争记忆已经成为了过去,另一方面也因为经济的无国界化和雇佣形式的多样化,特别是这十几年来计算机管理系统的发展也让人们认识到没有一个主关键字确实很不方便。

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年金问题了。

日本的年金制度由厚生省属下的社会保险厅管理执行。绝大多数日本工薪阶层的年金是由所在公司按月在工资内扣除,再加上公司出的那部分上缴各地的社会保险事务所,少数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则是自己去缴纳。缴纳了的年金按缴纳记录做成台账管理起来,到退休时计算出领取金额。

从大约20年前,这种纸质台账全部输入计算机进行联网管理。本来那个纸质台账就不能保证没有错误,姓名、读法、住址、出生年月日、所在公司等信息中所有地方都可能出错,再来上一次从纸面到计算机的转换,加上政府衙门职员所特有的马虎了事,到最后出来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因为没有独一无二的主关键字,出现了错误也不容易纠正。就这样积少成多,到2007年东窗事发时据统计有5 000万条年金交付记录找不到当事人。这5 000万笔年金缴纳金是谁缴的都不知道。

所谓年金缴纳记录是一个真正的一一对应关系,缴了一笔年金就只有一笔记录。多出来了5 000万笔无主记录的意思就是说有5 000万次不知道是谁白白缴纳了年金却没有被记载,算捐给国库了,只有到最后领取年金时才会被反映出来。更要命的是这种反映除了少数错得实在太邪门的之外,绝大多数人意识不到他们的年金其实少拿了。因为年金金额的计算公式除了社会保险事务所的人之外没人弄得明白,一般日本人也不是确切地能够知道旁人的工资和年金,连个比较的对象都没有。

这件事其实很早就被发现了,但事件的规模是如此之大却被政府自民党隐藏了起来没有公布。不但不公布真实情况,政府反而利用这件事在1996年推出了一个叫做“基础年金番号”的东西,理由就是为什么会出点小错是因为没有个发现纠正错误的主关键字,你看人家美国都人人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保险号码,人家可是自由世界的领袖,你不能说美国人也在搞军国主义吧?就这样不但撇清了自己,还趁机贩卖私货,又堵上了几个反对这种“国民总番号制度”的左翼政党的嘴。

年金记录出错的规模是如此之大这个问题直到2007年才被在野党闹上了国会,顿时群情激愤,这也是安倍晋三在2007年7月份的参议院选举中惨遭失败的一个重大原因。但一直到现在政府除了当然不得不认错之外,对错误产生的根源的解释是除了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不强,再就是把没有统一的年金缴纳番号作为出错的最根本原因。日本政府自民党在这种推卸责任的手法上是很有独到之处的。一般在推卸责任之外还可以乘机再贩卖点私货。

比如前几天在野党在国会里追究中央政府机关公务员搞腐败的事。政府机关特别是财务省的人晚上下班都很晚,午夜以后,公共交通已经没有了,得坐出租汽车回家,而坐出租汽车的时候接受了司机的回扣,甚至有拿现金的,多的时候一个月有十多万日元。

官房长官町村信孝是这么回答这个问题的:“这是盗窃税金的恶劣行为,一定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但是这些人为什么深更半夜不回家呢?不就是因为你们在野党成天提些没营养的问题,还专门半夜提问,弄得大家不熬到两三点回不了家”。嘿嘿,要想反腐败?你们在野党先把嘴巴闭上就天下太平了。

原来在日本有这么一句话:“空气和安全是免费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经济无边界时代的到来,日本已经不是那么安全了,几乎每天都能在传媒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凶恶犯罪。安全已经成为需要花费的,并且肯定会越来越昂贵。为了便于警察执行任务,日本人人手一张由法律规定出门必须携带的身份证的日子看来也为时不远了。按照日本人的办事方法,甚至可以想象日本人会推出一种制作精良、功能齐备的身份证来。但是一个从来没有身份证概念的国家也开始使用身份证这件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却是社会学家去争论的话题了。

“分裂”的日本:关东人靠左,关西人靠右

世界上为国内的分裂主义思潮而苦恼的国家不少,俄国人为车臣,西班牙人为巴斯克,加拿大人为魁北克,除了北爱尔兰之外,苏格兰的独立思潮也是时时牵动大英帝国神经的。本来日本人有个脾气就是“赶潮流”,世界上流行什么都落不下日本——日本也有“独立运动”,有人就在成天鼓吹冲绳应该独立。你看大山朝常和上野健一这两个作家还一人写一本《冲绳独立宣言》,放在书店里像打擂台似的堂而皇之地对着卖,2007年9月29日,为了抗议文部省的教科书检定同意了删去中学历史教材中有关“日本军强迫冲绳居民自杀”的字样,冲绳人召开了11万人的大会,会场上写着“琉球独立”大字的彩旗就到处迎风飘扬。

说那是“运动”未免有点夸大其词,谁都知道那只是冲绳人对历史和现实生气之极而在发牢骚,并没有谁认真地想过所谓“冲绳独立”的问题,起码在现在还威胁不到“领土完整”。而且日本是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还比任何其他的国家都彻底——连“国家叛逆罪”都没有,你可以随便胡说八道。前几年有一次抓到了防卫厅的一个官员向外国卖情报,却无法以间谍罪起诉:因为日本没有“间谍罪”这么一说。最后以“违反公务员守秘义务”罪起诉了事,违反了一项义务能有多大事呀?所以,“分裂日本”,不是一件什么能炒作的事情。

但是“分裂的日本”,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日本是个“已经分裂开来了”的国家,有两个日本:东日本和西日本,在更多场合分别被叫做关东和关西。日本有“三大城市圈”这种说法,就是首都圈、中京圈和近畿圈,首都圈指的是东京都23区和周围的神奈川、琦玉、千叶等好几个县的一部分,中京圈指的是名古屋及其周围,近畿圈则指京阪神(京都、大阪、神户)及周围地区,这三大城市圈包括了日本一亿几千万总人口的60%。“关东”主要指的就是首都圈,而关西其实就仅仅是指近畿的京阪神地区。

日本人口,三大城市圈就占了一半多,剩下的广岛一直接到福冈长崎还有一个人口稠密的圈,其他地方基本上就没有人了。小泉纯一郎当上内阁总理,说要改革。第一个改成了的就是把一个专修高速公路的特别行政法人“道路公团”给民营化了。那个道路公团没事到处修高速公路,一开始说全国所有地方都要做到十公里之内有高速道路的入口,后来又说要五公里之内。方便倒是方便,可是谁来买单呢?拉下了一大堆亏空的道路公团顿时就为千夫所指,接下来就是国会里为了谁来负责的问题吵架。听了半天也听不出要领来,就知道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北海道的高速公路上跑的尽是狗熊”。这意思就是说日本除了关东关西以外也就没什么了。

那么这个“关”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要说清楚还挺繁,得关东关西分开了说。原来的日本分成好些个小国,国境上有检查所,称为“关所”,最有名的一个在现在的箱根地方的足柄,出了那儿再往东就是蛮荒之地了,就得把中国唐诗改了唱:“东出阳关无故人”了。可是谁能想到500年以后东边如此成了气候呢?

那便是关东,是不是关东以西就是关西了?也不是。比如名古屋就在箱根以西,但名古屋可不是关西,关西原来是指京都和滋贺的交界线上的一个名叫“逢坂”的关所以西的地方。那么中间怎么办?算哪边的?哪边都不算。广岛还在关西的西面呢,也不算关西。所以说关东关西其实并不是个地理概念,而是个文化概念。

“文化概念”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

真还没有夸大,有哪位听说过一个国家的电网分两个周波数的?日本就有两个周波数,关东是50赫兹,关西是60赫兹!怎么会有这种匪夷所思的邪门事?原因很简单,当年日本人刚开始向外国人学发电时,发电机得到外国去买。1894年关东的“东京电灯”公司(现在叫“东京电力”)跟欧洲人学,从德国的AEG公司买了50赫兹的发电机,而第二年关西的“大阪电灯”公司(现在叫“大阪电力”)则从美国的GE公司买了60赫兹的发电机。那为什么不买一样的?理由就更简单了,那边它买这种了,这边我就得买那种!

方便不方便,当时不知道不方便。那时也没有几个人在用电,就一个小发电机拖几盏电灯,多少赫兹也没关系。到了后来电力普及了,发电机要并成电网了,这事就出麻烦了。电厂和电厂无法并网不说,用户跟着一起倒霉:你把家从大阪给搬到东京去了,这家用电器可得全换新的了。

这件事就一直扯了一百多年皮也没解决,到现在形成了一个奇观:从新泻县的系鱼川到静冈县的富士川连一条直线,线的东边是50赫兹,线的西边是60赫兹。

那用电设备器具怎么办?日本人倒也能想出办法来,电网是没办法了,可电器有办法。现在买了日本电器,看到背面注明的性能参数可能会纳闷,110V和220V兼用的不多,但是50/60赫兹肯定兼用。这时可千万别为日本人照顾全球用户的热心而感动,那是他们那些莫名其妙的老祖宗折腾出来的副产品。

关东关西就是这么折腾。

到现在还是这样,比如索尼和松下就永远尿不到一个壶里去,索尼弄一个东西出来,松下就非得把它给灭了,索尼弄了β制式来录像,松下就得推VHS制式。索尼有了一个8mm,松下就有C-VHS,现在索尼是MEMERY STICK,松下还是SD CARD,表面上的理由多的很,真的说穿了,就一个是关东的,而另一个是关西的。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多了,说句怪话,一个人就站着不动你都知道他是关西人还是关东人。会不会有人认为这句话说得太夸张?不夸张。乘自动扶梯自动步道不走的话就得靠边站,给人家让道。就这“靠边站”,关东人靠左,关西人靠右!

这又是从哪儿来的怪毛病呢?按道理来说是关东人的做法对,因为日本是左道通行,行人应该靠左。可是关西人说:“左道通行才给你让出靠左边的通道啊”,谁有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现在的东京原来叫江户,武士多,成天挂着刀瞎晃悠,他得把左边让出空来好拔刀,而大阪是个商人的地盘,商人成天夹着个包袱跑来跑去,他得保护好了那个值钱的包袱,所以才有关西人靠右站这个习惯。所以谁要靠边站的时候先得想好了现在是在哪儿,要不然阻碍交通不说还被人笑话。

但是关西人有钱这句话也已经是过去时态了。

一直到大战结束,大阪虽然不是日本的政治中心,但在经济上始终压东京一头。战败了,大阪的“日本经济第一”的桂冠也就给B-29超级空中堡垒的凝固汽油弹给烧没了。战后物资紧缺,从生活物资到生产物资全部由政府统制,配给供应。这一来凡能搬家的大公司全把总部搬到东京去了:和政府衙门靠得近点,拉拉关系什么的走动起来方便。总部都搬过去了,经济重心也就变地方了,不说别的,就那些大公司每年向所在地上缴的地方税就是个天文数目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东京不仅在政治上是日本的中心,经济上也成为了日本第一。到现在日本的所谓一流企业,也就是“一部上场企业”(不要看成是“一部分上了场的企业”,而是“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上场的企业”)不管是在哪里起的家,几乎总部都在东京。有人统计过,全日本资本金10亿日元以上的公司总部,60%在东京。不在东京的大公司扳着手指都数得过来,全是关西的老顽固,像松下电器,神户制钢所什么的。

船破还偏遇连天雨,本来处境艰难的关西经济,十来年前还遭遇了一次重大打击:级的“阪神大地震”把神户最大的企业“神户制钢所”的几座高炉给震成了生铁疙瘩。吞吐量日本最大的神户港全毁,惨不忍睹。地震的物理灾害早就平复了,但是深层打击再也痊愈不了了。那次地震的震中在神户附近,几乎是日本的肚脐,把物流渠道给震断了,日本给震成了两截,各自谋生。西面到广岛为止自成了系统,东面到大阪为止又成了一段,中间的神户就荒掉了。现在物流渠道是早就通了,但那运行起来了的经济模式可不是那么简单地跟着变化,所以现在关西经济上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追根到十几年前的那场地震上去。现在关西人就只能看着关东地区的景气流口水。

就这样关西人还是很不服关东人,不就是个暴发户吗?首都有什么了不起的?奈良、大阪、京都、神户,哪儿没做过首都?俺们做首都那会儿,你那还是化外呢。东京作为所谓“首都”其实很可怜,是从明治元年(1868年)才刚刚开始。就一百多年。原来你是什么?不就是个“江户城”吗?什么都没有,就一个幕府。幕府是什么?“征夷大将军府”,怎么说你也就是个军队的前方指挥部的设营地罢了,不就一顶帐篷吗?没什么牛的。

关西人一直很顽固地认为当年天皇去江户城是被骗过去的。确实当年明治天皇从京都出发去江户时政府还专门发了文告说东边是几千年“王化不到”的地方,天皇只是去“巡幸”,京都是“千年帝城”,天皇陛下看的最重了,怎么会扔下你们不管呢?可是话音未落,天皇到江户的当天就把江户的名称给改成了“东京”,结结实实地把关西的土老冒们给涮了一次。

你说关西人看到关东人岂能顺吗?

每个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方言,为了互相交流就得有标准语,一般也就是那个国家首都的语言。一般日本人出了本地,就得规规矩矩说标准话。政治家有意说谁也听不懂的方言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说给他那选区的选民听的:你看我多么热爱家乡,在国会干架都用家乡话,下次选举再来一票,拜托了。但是关西人就敢到处大声说方言,在东京也一样。就是,当年俺们这土话就是国语!就现在咱们这儿也还有“京都”呢,京城加首都,城里照样还有归“皇宫警察”守备的“御所”。除了天皇不来,照样是首都。

关东人呢?看关西人整个一土老冒,一天到晚抱着“咱们先前阔”的老黄历不放,也不看看现在自己成了什么模样。有能耐先把经济搞搞好。

关西人的解释就不是这样了:关东人傻,一条粗腿抱到底,只投自民党的票,关西人不同,反对一党执政,投反对党的票。当然自民党要打击报复了。这种说法其实挺有意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自民党在东日本狠是事实,在野党在西日本狠也是事实,京都市,东大阪市都曾经出过共产党市长。这次刚刚结束的大阪市长选举又是在野党民主党的候选人弄走了市长的宝座。但自民党打击报复关西应该不是事实。起码没有证据。

没证据的话不能说,说话就得有证据。营业地盘主要是关西的樱花银行(さくら银行,原三井银行)摇摇欲坠,最后给住友银行合并了去,成了三井住友银行,而关东的三菱银行却长势喜人;国会在吵架,要不要救关西的大荣超市,结果还没出来呢,大荣卖掉的产业全被关东的JUSCO收购去了。

最有意思的是,不但关西的经济在恶化,连关西的人都好像在变傻。

再好的朋友,一听这句话也要跳了:“岂有此理,你也太看不起关西人了,拿关西人这么开涮?”

连忙解释吧,说不是胡说,这句话还是有根据的。关西的名牌中学在全国排行榜上全面下降,取而代之的全是关东的。这不就说明关西人开始比关东人傻了吗?

朋友一听,更是气的浑身发抖,大喝一声:“你是关东人啊?怎么也那样傻。关西受自民党迫害,弄得经济不行,关西人穷了,读不起东京大学了,就在家门口读京都大学,读大阪大学。那些排行榜全是关东人搞得,他们只计算东大的升学率,当然关西得掉下来了”。

原来如此,也有道理,但好像没自民党什么事吧?

冰眼看日本 非常教育

日本各地有不少所谓名牌小学,但大多数是“自动扶梯式”的,也就是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直升,但那都是有名的私立学校,像庆应、早稻田,还有什么“MARCH”(明治、青山、立教、中央、法政)什么的,不是普通人去的地方,学费太贵。普通家庭还是想上公立大学,但要命的是,公立中小学却似乎并没有要把你的孩子培养进大学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普通公立小学居然反对学生学习!

学校就是养鸡场

受儒教文化影响的国家都重视教育,像东亚的日本、韩国、北朝鲜莫不如此,当然就更不要说儒教的发源地中国了。海峡两岸都奉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宗旨,连香港、新加坡那些做了一些年殖民地的地方,只要是有中国人在,就能把教育弄得轰轰烈烈。

有人可能不同意,说那没有儒教精神影响的地方也照样重视教育。不是那个意思,不管你怎样重视教育,没有像东亚,特别是东北亚这哥儿几个那样全民上阵玩教育的。

日本政府把教育看得很重。什么叫“很重”?举一个例子:日本是一个自然灾害很多的国家,什么地震、台风、海啸、滑坡、洪水,等等等等,一应俱全。为了便于发生灾害时有处可逃,全国各地都有避难所,这些避难所一般都是该学区的中小学校,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个地区最坚固的建筑物是中小学校。

这次日本文科省搞了一个有关中小学校舍抗震强度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一半以上的校舍抗震强度还不够,但是有一个事实是1995年1月17日震级的阪神大震灾中,包括部分损坏在内的灾区房屋受害损失总数达到30万栋,虽然中小学校舍也受到很大损害,但是没有一栋校舍倒塌。有人可能会问:这些中小学就坚固得能抵御得了那么大的自然灾害?那没关系,到发生连中小学校舍都抵御不了的自然灾害时,您也不用费心找避难所了,反正什么都没有了。

日本全国没有文盲。当然这点除了反映日本政府在抓教育上确实花了力气之外,他们老祖宗从中国的汉字里面又创造了一个“假名”这件事功不可没。日语音素本来就少,又没有汉语的“四声”,所以他们用汉字的偏旁创造出这种叫做“假名”的注音符号,使得读音特别容易。注上了假名,智障者都能读简单的文章。

现在日本的大学招生能力已经超过考生人数,只要你想上大学,就肯定能找到一个大学去上,当然上完了以后会怎么样没人知道。日本私立大学的学费是很贵的,但是你可以找银行去申请几乎是无息的教育贷款,还款条件也十分优厚;有些专业(比如师范)可以申请奖学金;各个地方自治体也有奖学金(日本的奖学金有要还的有不要还的,不要还的不多,大部分要还,和银行的无息贷款差不多);几大大众传媒像《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什么的也提供半工半读的奖学金,每天帮他们发4、5小时的报纸,他们给你提供食宿,交学费,每月还有9万日元的零花钱,当然你得是日本人。换句话说,你如果上不了大学,那可能原因很多,但一般不是单纯钱的原因。

照这么说来,日本教育岂不是完美无缺了?

正好相反,日本教育是各行业中受批判最多的,最混账的,也是让人想不通的事情最多的。所以后来安倍晋三上台以后,首先打的旗号就是教育改革,要整顿教育。当然他那个整顿教育里面夹带了不少所谓爱国主义的私货,有点可疑,但是大家都承认日本的教育确实到了不整顿不行了的地步。

从幼儿园、托儿所说起吧,日本的幼儿园是私立的多,公立的是托儿所,当然收费便宜,但是少,得到区役所(区政府)去排队,说出你要上托儿所的理由,比如太太要工作什么的,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安排。进私立幼儿园吧,学制只有两年不说,而且每天只管半天,吃完了中饭,妈妈们就得去把宝宝们接回来。这就是日本教育第一个混蛋的地方:建立在妈妈们不工作的基础上。学校没事就传妈妈们到学校里去帮忙,为了节约经费,学校的很多工作由妈妈们来承包,比如打扫卫生什么的。

那有工作的妈妈们怎么办?不去也行,这些学校的活动都是自愿的。但要注意一点,日本人是喜欢“抱团欺负人”的(日语叫“いじめ”,这个“いじめ”没有相应的中文字,英文里面也没有这个字的准确对应。只能解释成“抱团欺负人”,就是大家一起欺负某特定的对象。这种欺负并不是小孩打架,当然严重的时候也有暴力行为),欺负谁呢?欺负那些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人,所以,工作妈妈的孩子很可能成为被欺负的对象。老冰公司有一个小伙子,长的一表人才,但据说从小就受人欺负,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长的漂亮,一直到上高中了,女孩子们开始护着他这才翻过身来,翻过身来了这位反而开始欺负女孩子,男人就是没良心。

反正在日本你得注意一条:不能和别人不一样。

幼儿园出来了,上小学了。小学开始就是真正的“教育”了。日本教育区分的十分清楚:精英(elite)教育和工具(tool)教育,将来管理工具们的精英和受精英管理的工具们,可以说从三年级起就让你自己选择,机会均等,不欺负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问你想上什么大学?老冰说过,日本政府掌握在一小撮东大毕业的精英官僚手里,想成为精英官僚吗?那就上东大吧。怎么上东大?有的是各种名牌高中,所谓名牌高中,就是每年有多少人能考上东大。怎么上名牌高中?先上名牌初中(日本叫初中为中学,高中为高校),一般名牌高中有75%是由名牌中学直升而来。那么,怎么上名牌初中?

这就是日本教育最邪门的地方。怎么上名牌初中,居然与小学校无关!

日本各地有不少所谓名牌小学,但大多数是“自动扶梯式”的,也就是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直升,但那都是有名的私立学校,像庆应、早稻田,还有什么“MARCH”(明治、青山、立教、中央、法政)什么的,不是普通人去的地方,学费太贵。普通家庭还是想上公立大学,但要命的是,公立中小学却似乎并没有要把你的孩子培养进大学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普通公立小学居然反对学生学习!

日本在战后受美国的影响很深,包括教育,日本最大的教员工会的日教组在思想意识上非常反美,但在教育方法上很推崇美国式的自由发展,主张要给学生以自由的时间,不要负担太重,日本叫“ゆとり教育”,就是轻松式教育的意思。这本来也没有错,但在日本行来就挺幽默了:“轻松式教育”成了“不教育”了。

怎么个不教育法?比如,不准说圆周率是,那对小孩太难,圆周率是3!英语的Sunday、 Monday什么的全部背下来对学生太惨无人道,背三个就行了,至于星期四怎么办?那就祈祷天照大神保佑和老外打交道时没星期四什么事吧!谁要是敢说一句“学生应该以学为主”的话,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侵犯儿童人权,为人类公敌!

夸张了?没有,这是直到2006年为止的日本绝大多数公立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现实!

本来义务教育就没有留级这么一说,因为一留了级就不是九年了,这样一来连小测验都没有了,布置作业的老师是老顽固,鼓励竞争是大逆不道,是对平等的反动。反正不能提“名次”这个字,登峰造极的学校连运动会跑步冲线时都要大家一字排好了,一起“冲”过去,以免被人指责为“鼓励竞争”。

日本的老爸们工作忙,不太管孩子的学习。日本男人不知道自己孩子上几年级的没什么稀罕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每年6月份父亲节的时候,幼儿园和小学都会安排一个“老爸参观日”,把老爸们拘到学校去看看自己孩子在学校里是怎么回事。老冰在小冰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是每年都去,开过不少眼界。

你说都三年级了还在奋战20以内的乘法这都不算稀罕的,稀罕的是那教室就是个大排挡。这不是说孩子想坐哪儿就坐哪儿的意思,而是孩子们想在哪儿就能在哪儿,老师在讲台上说着,一傻小子跑来让老师帮忙挠挠痒,另一小子干脆就抱了个球大摇大摆地跑操场上玩去了。不是幼儿园,小学三年级了,你敢想象?

那老师不管?

有管的老师,但更多的老师是想管管不了。社会舆论就搁在那儿了:“应该让孩子玩,玩是孩子的天性,应该让孩子们自由发展”。老冰就纳闷说那话的人怎么就忘了玩也是大人的天性啊,那不是孩子的专利,那属于全人类!可人类之所以是人类不就是因为人类能够克服天性吗?

牢骚归牢骚,牢骚是上不了台面的。所以学校里基本上是老师怕学生。

但是,老师也有老师的杀手锏,那就是所谓“内审书”。 这“内审书”是怎么回事呢?日本从小学开始每个学生都有一张叫做“内审书”的表格,由担任老师也就是中国说的班主任填写。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学力”,就是成绩。前几年公立学校不管成绩,这部分主要就是平时迟到旷课的记录。第二部分叫做“生活态度”就厉害了,有点像“政治表现”的意思了,是不是学生干部什么的还能数码化,这“责任感”、“公共心”什么的就只能看担任老师是不是待见你了。

而且这张“内审书”对本人保密。前几年有人把官司打上了法庭,要求对本人公开“内审书”的内容,但法庭的判决是不能公开。理由是如果公开的话,老师就不能实事求是地写,所以一定得对本人保密。

为什么这个“实事求是地写”这么重要?因为这张“内审书”跟你一辈子,升学就职,人家都要看这张“内审书”,就是你的“操行评定”。如果老师和你过不去,给了你一个“C”的话,几乎你就完了,没人要了。

这个“内审书”制度的荒谬之处在于:对这张“内审书”看重的孩子的“内审书”往往都不会差。但是并不怎么看重“内审书”的孩子们,对其所具有威慑力则根本不予理会——那就是些准备好了将来做“工具”的,那张“内审书”写得怎样才不会影响到他们呢。

日本的公立中小学教育和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不管你如何攻击日本的公立中小学怎样放弃自己的责任,怎样地退化成了“孩子收容所”,但由于国家权力的保障,公立中小学毕竟是日本的主流教育,大多数孩子还都是上的公立制中小学。一到年纪,区政府就会给你家来信,通知你们家孩子该上学了,哪一天到什么小学去报到。如果不去,你得和区政府说明理由:你去上什么私立小学。但不能不去,否则是犯法的。奥姆真理教事件时有一位坂本律师因反对奥姆真理教而被其灭门,同时惨遭毒手的还有一岁的儿子龙彦。因为当时没有找到尸首,所以被列为失踪,到入学年龄了,学区的小学为小龙彦一直保留着学籍,教室里有他的桌椅,到7年后破了案,学校在为小龙彦开过追悼仪式以后才注销小龙彦的学籍。这才是义务教育制。

不管老冰怎么从在“文革”中已经被批得一无是处的“智育第一”的观点来批评日本的公立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日本的公立学校有两点是老冰很欣赏的,也是中国教育体系中最缺乏的:首先是体能教育,其次是团队精神,公立中小学是进行“工具”教育的,作为工具,坚固性必不可少,所以日本学校很强调学生的体能活动。有些人所不理解的日本中小学生的短裤短裙实际上是从这个考虑出发的。小学还只是玩,不强调竞技体育,只要在地上摸爬滚打就行了,所以日本中小学生回家的时候,一个个都是脏兮兮的。老冰一次听过一位母亲在说笑话,说她从小姑娘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想象着那样一幅很浪漫的图画:有人敲门,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怯生生地叫她“妈妈”。“现在是每天回来一个叫花子大模大样地叫我妈妈,比我当年想象中的脏孩子还要脏上十倍!”那位母亲很为浪漫的想象和严酷的现实间差距而忿忿不平。

老冰有个客户是经营磨具公司的,生了仨丫头,一年一个,刚到日本时去他们家玩过一次,那时候那仨丫头刚在读小学初中,一进门,院子里仨黑炭头一字排开跟老冰鞠躬,把老冰弄得一愣:怎么了,这哥儿们白白净净的呀,难不成他太太……!老冰不由得有了“灵魂深处一闪念”,很为那哥儿们抱委屈。去年又去了一次,仨丫头全上大学了,一进门还是一字排开给老冰鞠躬,只不过黑炭头变成了漂亮的白净丫头,老冰这次对那太太心里那个惭愧哟,原来那时候的黑炭头是叫太阳给晒的,不是老冰瞎想的什么原因。

小学生也有玩竞技体育的,主要是棒球。(日本人特别喜欢在老冰看来特别枯燥无味的棒球,可能与日本人枯燥无味的民族性有关系,但老冰解释不了为什么美国人也喜欢棒球。)因为有附近的大爷大叔们休息天来学校当业余教练。现在也有玩足球的,但不多,原因和玩棒球的学校多是一样的:不太有像样的业余教练。日本法律规定学校必须有游泳池和体育馆,除进行日常体能训练外,体育馆的另一个用途就是灾害时作为居民的避难所使用。

上中学以后就更加变本加厉了,全体都必须参加一个体育俱乐部,下午3:30~6:00为俱乐部活动时间,日语简称为“部活”,也就是说每天必须运动两个半小时!星期六还有,有的学校星期天还有半天!中国学校里有一个“校队”的名词,这其实搞的是精英体育,日本没有什么“校队”,有比赛俱乐部,所有人大家一起去,也就是说每一名学生都是属于某一个“校队”的,当然比赛时有“regular member”和“bench”的说法的。

可这种“部活”还有着别的更重要的意义。大家都公认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强,其实这种“部活”在培养团队精神上功不可没。说是说体育俱乐部,其实大多数体育俱乐部也不是在搞什么竞技体育,就是在健健身,但在健身的同时这种体育俱乐部还提供更多无形的东西。

体育俱乐部有老师带,但大多数时间是一种自律的活动,就是高年级带低年级玩。大家都知道日本人的先辈后辈等级森严,就从这里面来的。低年级伺候高年级,高年级照顾低年级,以后几乎终身不变。所以日本人特喜欢扎堆,一个公司、一个部门弄着弄着就成了全一个学校出来的了。有谁混出头了,老想着要弄两个后辈来照顾一下;后辈找工作时也尽量要找有先辈已经混出来了的地方。没先辈的地方尽可能地不去,因为基本上就没了混出头的指望,去也是白去。

这种俱乐部活动的另一种功能就是培养了“团体比家庭更重要”的潜意识。成天在学校,星期天都要去。久而久之,孩子们就形成了家是第二位的意识,什么事都是团体优先。这样在走上社会以后晚上加个班,节假日让你去公司什么的时候不会有抵触情绪。

俱乐部活动对于增强团队精神有很大作用,但是副作用也是很大的。其中之一就是前面说过的日本学校最严重的“抱团欺负人”问题。

这种欺负很常见。你要是看见孩子们去上学,有个孩子背着几个书包的,那就是在被欺负。是不是受欺负的孩子一定就是小个?倒也不见得。往往受欺负的都是气力弱的,人高马大受欺负的也不在少数。怎么回事呢?别人看你不舒服了,不带你玩,大家不理你。这在其他个人主义的文化里面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可在日本就是个大问题。你总得归到个什么团伙里去啊,就这么舅舅不要姥姥不爱的怎么活呢?肯低头的帮团伙老大们干干活,弄点钱来孝敬孝敬老大们,实在要是想不通呢,还有一条路——自杀。日本时不时有中小学生自杀的新闻,就是这么回事。

“抱团欺负人”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真要扯到社会文化论的高度的话,它也有保持团体凝聚力的好处。你不见黑手党玩的不也就是放大了的“抱团欺负人”吗?你要想抽身洗手,哼哼,死拉死拉地干活。

老冰并不是在说俱乐部活动引起了抱团欺负人,只是说那也是一个原因。体育俱乐部就其本质来说还是加强学生的体能锻炼,为社会准备能干活的人。

这里要说明的是,不仅是“工具”教育这样重视体能,“精英”教育也是一样的。小老板和小冰就读的是日本数一数二的“进学校”(以升学为目的的学校),出过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每年1/3的学生能上东大,够牛吧,在运动方面和其他学校一样。小冰参加了一个土头土脑的俱乐部:篮球,去年还是全区第一名,全市也进入了八强,在市里比赛的时候,同场子的队就惨了: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不相信“白猪”也会打球(日本人叫进学校的学生为“白猪”,意思是只管学习不运动,晒不到太阳所以白白胖胖,这点和中国人的想法一样),全涌到这边来看来了,那边的比赛根本就没有人看,有趣的是那边学校的丫头片子们也不管她们的傻小子了,和这边的白猪们来交换手机号的伊妹儿了。

其次就是日本学校的技能教育,生活技能和工作技能教育。学校是培养社会接班人的,接班人首先得有存活下来的能力,然后就是工作能力。

日本小学有一门课叫“家庭”,里面包括做饭、缝纫、打扫卫生、小手工等等,最有趣的课可能是“购物课”了吧?头天向老爸老妈要多少钱,第二天几个人一组,先开一个单子,中午准备吃什么,然后上街去买,买回来了一起做,做好了大家吃,不准剩,吃不饱算你自己倒霉,用这种方法来培养计划性和可行性。

老冰现在喝茶用的茶杯是小冰在四年级陶艺课时为老冰做的,样子有点怪(主要是不圆),但这是小冰第一次亲手为老冰做的玩艺,老冰一直用着它,有客人来了就要对客人炫耀炫耀,其实真的挺好的,像汝窑瓷样的颜色,甚至上面都有冰纹,当然老冰从来没有忘记拿去蒙人,说是汝窑瓷,但从来就没有蒙成功过,郁闷中。

小冰还在木工课时为冰娘做过一个八音盒,当冰娘打开那八音盒的盖子,听到那“叮咚当叮”的音乐时,眼泪“涮”地就下来了:孙子给奶奶做东西了!激动不已。老冰给冰娘解释:其实不全是小冰做的,那机芯是买的,小冰也就做了个盒子。冰娘一听不乐意了,贬低她老人家的大头孙子那不是大不敬吗?“就做个盒子,你倒做一个来孝敬娘啊,活的成天往回抽抽,你有小冰一半能耐吗?还敢褒贬小冰”,老冰也不敢回嘴,只敢瞪一眼在边上作欢乐状的小冰。

小冰小学毕业时有一个纪念册,小朋友们在册子上写自己的将来志向。60个毕业生,29名男孩子,31名女孩子。31名女孩是清一色:将来要开面包房,可能是那种香味的吸引吧?29名男孩中,想当医生的两名,因为他们老爸是医生;25名想当木匠,因为“看上去挺好玩”;剩下两个想当律师,这俩哥儿们不用说也能猜到是谁——俩中国孩子:小冰,还有一位是小老板——老冰老板的儿子。

按照中国的标准,日本孩子都没有什么“远大理想”,但是那些“理想”都很踏实,很容易实现,所以他们很容易热爱将来的工作,把活干得很好;而中国孩子们的“理想”都太伟大,不容易实现,一旦理想破灭,被迫从事自己所不乐意的工作时,对工作的态度也就可以推想出来了。“Made in Japan”和“Made in China”的不同,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始表现出来的吧。

只重团体不重个人的校运会

日本的中小学每年都要开一次“运动会”。这个“运动会”和中国学校里也是每年开的运动会不同,基本上没有奥运会的竞技项目,全是一些集体游戏项目。很轻松有趣,但认真考察这些项目也可以知道日本中小学的一些目标。

这种运动会的传统来自战前的海军兵学校,是由当时日本海军省请来帮忙办学的英国人道格拉斯少校带来的。海军兵学校1874年首次召开了运动会,当时叫做“竞斗游戏会”,后来由于其简单易行,对场地和道具没有什么很高要求,又能够潜移默化地推行举办者的理念,所以立即被日本社会接受推广。现在除了中小学之外,不少企业也开运动会,以图谋润滑团体内的人际关系,增强团体精神。

日本学校运动会的位置很高,甚至在中国的学校运动会之上。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高中,各个学校在秋季开始的学期工作重点首先就是运动会。日本学校的运动会现在一般在10月初的“体育の日”(体育节)前后举行。这个体育节原来是在10月10日,以纪念东京奥运会的开幕。现在为了简单,已经移到每年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每年秋季一开学,孩子们肯定每天满身尘土,有时还伤痕累累地回来——那是训练练的。

没有竞技项目的运动会为什么还要如此训练,都在练些什么?其实这才是日本运动会的精髓所在。不管是小学还是高中,日本学校运动会的特点首先是全体参加,一个不漏,每个人要参加好几个项目。其次是没有个人竞技项目,全都是吃大锅饭的,大家一齐上。所谓训练就是训练配合和协调,而不是训练如何提高运动成绩。

全校按人数不等分成几个组,人少的就分成红白两个大组。人再多点就加几种颜色,分成三个大组四个大组的,到最后只有集体的胜负,没有个人名次这一说。这就是在潜移默化地进行集体主义和团体配合的洗脑工作。

最基本的集体游戏项目就是拔河了,但是拔河在日本学校运动会一般还都属于助兴项目,逗大家乐的。什么老师和学生拔,什么家长和孩子拔的,一般不记入总分。

记入总分的比较基本的集体项目是接力。奥运会有接力项目,但没有像日本学校运动会这样接力的。首先是人数多,以年级为单位分组进行,每个队都有几十个人,而且带负载、带障碍进行。比如背一个大包,里面随着距离的增加不断往里面加两公升的饮料水瓶什么的,一直到几乎把人压趴下为止。当然你要是背不动了,放下来分几趟慢慢搬也行,甚至全部喝了都行——如果有那么大肚子的话。

当然也不光是负重,也见过搬空纸板箱的。可是当纸盒子超过了三个以上,困难度和搬饮料水就没什么区别了,甚至可能更加大,因为那不是光有力气就能够干的,甭说抱着几个大纸盒子跑不了路,就是吹来一阵风就能让你满操场去捡纸盒子了。

所以接力也是助助兴,取个乐,并不是认真意义上的集体项目,因为接力只是参加人数多,成绩和所有参加人员有关。但接力的成绩只是个人成绩的简单相加,并没有反映团体协力以后的成绩,所以从严格意义来说接力并不是团体项目。

比如有一个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名字的运动,姑且叫做“走长板”吧。反正就是六个人同时穿两块大木板,看谁能最快走到终点,一般是低年级学生参加这种项目。这种比赛中一个人再能走也没有用,得六个人真正齐心合力。慢点没关系,但不要有人摔跤,一旦摔了跤可不容易重新爬起来。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光自己一个六人小组走快没用,成绩是一个大组的所有小组一起算。

日本学校运动会有很多比较激烈的集体身体对抗项目。按年级不同激烈程度也有所不同,比如说一般低年级参加的“抢木桩”虽然有身体接触,但还不是很激烈。

“抢木桩”是双方各出几班人马,在场地中央抱好几根木桩,哨音一落就各显神通,互相争夺,到比赛结束时清点双方保有的木桩数,多者算赢。至于怎么抢,是拽还是推或是使对方有生力量失去战斗力,只要不是蓄意杀人(初一的孩子也不会蓄意杀人),什么招全认。这还一般是低年级干的。据说是人小,没有防护能力,所以不放手让他们打架。

高年级真能在操场上大打出手,那就是“扳木桩”和“骑马战”。

日本学校运动会上历史最悠久的集体项目就是“扳木桩”。这是从海军兵学校开始就有的项目,看过日本电影《啊,海军》的人就知道这个项目。参加人员分成两队,各自防守自己的木桩,同时进攻对方的木桩。没什么规则,只要先把对方木桩按倒就算赢。所以每一方要分成两伙。一伙进攻,去扳倒对方的木桩,一伙防守,不让对方把自己的木桩给扳倒了。现在学校里的这种比赛还有高年级学生和老师看守,防止发生人身事故。而原来的海军兵学校则是没有任何规则,怎么干都行,一场比赛下来总有几个断骨头的。现在比较讲究安全,学校运动会上发生受伤事故不多,但要是发生,多数还是在这个比赛项目上。

日本学校运动会开着开着来了救护车不算稀罕事。除了这种受伤事故以外,因为日本学校运动会在9月末10月初天气正热的期间,不仅在开大会时会发生中暑,即便是平常的训练也经常有倒下送进医院里去的事情。但日本人,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一般都认为这不算什么大事,只要不出大型伤亡事故就行。

日本学校运动会的最高潮、最惊心动魄的当属“骑马战”了。

“骑马战”的规则是这样的:四个人一组,三人是“马”,排成三角队形,后面两个人(“马身”)的一只手搭住前面那个人(“马头”)的肩膀,另一只手和马头的手结成“马镫”。第四个人骑在这两条手臂上,脚踩在马镫上算“骑手”。这四个人就打马向前,想法子把对方骑手打下马来,最后到结束时计算双方成活率,活得多的算赢。规矩还是打法不限,只要你能用得上。

哨声一响,顿时整个操场尘土飞扬,呐喊声、叫好声、怒骂声和哀号声响成一片,开始了一场混战。混战是混战,但不一定混乱。骑马战的作战方法是很复杂的,真的牵涉到用兵的学问。如何进攻,如何想法集中兵力,在局部地区形成以多打少都要认真考虑,反复演练。还有些骑马组是不参加实际战斗的专业逃跑户,因为最后计算的是自己一方的生存率,并不是给予对方的杀伤率,所以在保证有足够的使用兵力的前提下再尽可能掩护这些专业逃跑户逃跑时不受对方攻击,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因此除了打击对方以外,还要掩护自己,除了体能练习以外,学生们还经常要开作战会议,练习战术,搞实战演习,以至于每天回家时都已经半死不活了。

除了这些实际的比赛之外,从中学开始运动会本身的运营就全部由学生自主进行,和校方老师没有关系。项目的决定,场地的设置,时间表的安排,宣传资料的作成和印刷,包括遮阳棚的搭建都是生徒会(学生会)体育部的工作。学校里如果没有常备的器材和作业工具的话,由生徒会联系社会上的工厂公司报价,决定由哪家公司承包,经费从体育部活动经费开支,而体育部活动经费则是在学费中明文规定了的数额。每年由高年级带领低年级这么干,而低年级在升到高年级以后再根据从高年级哪儿学来的东西去指导低年级。

日本的学校运动会就是这样,自始至终没有个人表演的任何舞台,全部项目强调的就只有一点:团体,你所在的团体。日本学校运动会从表面上看来就是找个乐子,大家轻松轻松,但其实通过大量的训练和最后的比赛,对孩子们潜意识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日本孩子从小就从这些训练中知道:只有抱成了团才能战胜对手。这才是真正的教育,潜移默化的教育。不讲大道理,没有空话,但是通过实实在在的事实让孩子们自己明白这些道理。

日本的教育有很多问题,但也有很多长处,尤其是日本的中小学教育。笔者认为日本教育最重要的长处就是教育目的十分简单明确:“为社会再生产的继续而制造工具”,制造实用和坚固的工具。这种工具必须熟知社会的基本运作规范,必须坚固而能够满足社会再生产的需要。这种学校运动会就是一个相当好的教育环节,它不仅仅是一些有体育运动才能的学生的表现舞台,而是半强制地在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内使全体学生在进行体能锻炼的同时接受团体协作精神的熏陶。

富孩子的穷生活

老冰见识有限,没见过什么有钱人,见过最有钱的就是老冰现在的老板,证明就是和老冰一起去吃饭时,点的牛排是两万日元(约合200美元)一百克的高档货,老冰见到过的有钱人也就仅此而已。

倒是原来小冰他们学校很有些有钱人。日本有两个超高级住宅区,一个是东京的田园调布,一个是神户附近的芦屋。一般只要听说此人家住这两个地方,意思也就是家境起码不会太坏了。说小冰他们学校很有些有钱人就是因为他们学校家住芦屋的学生不少,但是到底有钱到什么地步也不知道。

同学时间长了,特别是高中以后慢慢地就知道了所谓有钱人能有钱到什么地步。一次几个小孩子突然想起来还没有去过一个同学的家里,就对他说要去他家玩。这位同学很为难,千方百计找了种种理由来推脱,但是推脱不过去,这帮坏小子是铁了心要去他家,龙潭虎穴也要闯一下。

这位同学咬了咬牙:“去俺家可以,但要先讲好,去了之后咱们还是好朋友,不准看不起俺、不带俺一块玩。”

大伙一听乐了。你谁啊?不就住在芦屋嘛,哥儿几个虽然家境一般,有钱人还见过几个,这学校家住芦屋的有一大把,别废话,咱哥们几个这周末就去,快说你家住哪儿?

这位同学下面说出来的话把在场的号称见多识广的几位小哥们吓得愣在那儿了:“在芦屋下了车,对出租司机说一声去‘× × 宅’,司机准能把你送到俺家”。

芦屋不小,是个市,而这位同学的姓是一个很普通的日本姓氏。天哪,在日本首屈一指的高级住宅区居然只要说一声“ × × 宅”就能到,这位该是什么家庭出来的,怎么平时一点都看不出来呢。

老冰老板也讲过一件类似的事情。“日本生命”的公子是老冰老板的大学同学,曾经告诉老冰老板说他小时候根本不知道家里很牛,只是隐约知道自己家境比其他人可能好些,上了高中以后家里帮他找了社交礼仪方面的家庭教师来教他怎么见人怎么待客时才告诉他家里的情况,告诉他将来是要接管这么大一个保险公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自己家这么牛。

政治上日本属于西方国家,但文化上日本还是东方文化。一般来说家教比较严格。东方文化中的家教都差不多,家长在家庭里都有绝对的权威,而家长对孩子所进行的基本上都是一种望子成龙的教育,希望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打人不骂人,听老师话,跟爹妈走,并没有什么更加奇特之处。

但日本式的望子成龙教育和中国的又有些很微妙的区别。日本从有天皇制以后就没有过改朝换代,讲究“万世一系”,在日本人心目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样一种循规守矩的思想就更加根深蒂固,用日语来说就是“青蛙的孩子是蛤蟆”。这样在望子成的“龙”上,日本人和中国人不同。中国人更加无视社会阶层,会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响亮口号,而日本人则更加讲究子承父业,所谓“龙”,也就是老爹从事的那个行业的一把好手。

一般来说,日本人家教比较严,不太宠孩子,前面举的两个例子就说明一般日本有钱人家都知道让孩子从小就因为家境富裕而产生优越感对孩子不是一件好事,这是因为日本有钱人家对“钱”是从何而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比现有的钱更为重要的是来钱的渠道,或者是公司,或者是医院,或者是一个什么别的组织,只有维持好这条来钱渠道才能保证有钱,所以对于有钱人来说,比让孩子们享福更加重要的是培养孩子以便将来能够接班。

同为有钱人家出身,同样的严格,家庭教养也各种各样。在一开始举的那个例子中,那位公子所用的东西和穿着不凡,全是高档名牌,但手头没有现钱,一个月的零用钱只有10 000日元(700人民币左右,有关的参照数字是到便利商店买一个饭团子是135日元,喝一杯饮料是120日元),和其他同学一样。他们家的哲学十分明快:钱是老爹老妈的,和你无关,要用钱自己挣去。

也有不抠门放手让孩子花钱的,小冰有这么一位同学,只要一起出去,所有的花费全是这位开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据这位说将来家里的买卖是他来继承的,所以从小就要知道作为老板的花钱方法。虽然本人花钱如流水,但每一笔账都要回家报销,经过父母核对,确认是否应该花,如果被父母认为有花错钱的地方将会受到严厉惩罚。

一般来说,日本人的家教比较注重简朴,普通人家是这样,有钱人家也是这样。像现在的平成天皇家的二皇子亲王上幼儿园时,戴的帽子就是他哥哥皇太子德仁亲王戴下来的旧帽子。小孩子的帽子不那么容易破,当时还是皇太子妃的现今皇后就这么着用老大穿剩下来的东西打发了老二,而一般国民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日本父母对孩子也不太采取高压手段,首先表示出自己的态度,然后基本上还是尊重孩子的选择,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孩子的例子不多见。老冰一个朋友有两个儿子,老大很会读书,但老二怎么看怎么不是这块料,那朋友也没有逼着孩子读书,而是对孩子说明了读书的重要性以后看看小儿子没什么起色就找了家直通大学的私立中学把小儿子给打发了。儿子铁了心不干老爹行当的也有,这时候也不太硬往上架。

有钱人如此,工薪阶层就更是这样了。高级公务员是工薪阶层,体力劳动者也是工薪阶层,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对比较小,再加上战后的快速经济发展带来的富裕,使得不满于现有职业而想依靠更换职业的手段提高生活水平的人不多,这样就使得在家教中产生了差别。结果是一般说来在日本收入较高的人群中更加重视孩子的文化教育,而收入偏低的社会层次则对文化教育比较轻视,这是因为一般蓝领阶层并没有希望孩子通过接受教育而改变社会阶层的计划。在他们看来好好做一个蓝领也能过上像样的生活,没有必要强迫孩子向自己根本就一无所知的领域去挑战,那样做的风险太大。

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家庭在孩子们之间能够做到比较公正,不太有偏爱行为,起码不明显。日本文化虽然很讲究长幼次序,家业一般都由长子继承。现在在民法上当然是一律平等,但实际上在遗产分配时长子也还是拿得较多,一般这没什么奇怪。但是在平时长子除了对兄弟们有一定的领导权之外却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好处,小到父母分配食物玩具这些东西,大到上中学以后的零用钱,上大学以后父母的财政负担都非常公平,有时甚至能看到这样很极端的例子。长子在外地上大学,花钱较多,而下面的兄弟在本地上学花钱较少,父母会给下面的兄弟以长子同样的财政资助,这是因为要公平。

在兄弟之间的这种公平在男孩女孩之间则不容易看到,一般来讲日本家庭重男轻女的倾向很重。女孩子天生就应该帮助母亲料理家务,而对男孩子则根本没有这种要求。出于社会道德规范,一般家庭对女孩子的限制也严于男孩,比如说“门限”,就是晚上回家的最迟时间,女孩子的门限不仅早于男孩,而且父母执行起来也更加认真。

日本社会对早恋基本上持容忍态度,但是一般家庭都有底线,男女之间的交往不能超过普通朋友程度,适当的亲昵父母不会干涉,但是过分的亲热肯定会被禁止。至于这个“适当”如何定义,则看所在地而定。一般来说,在东京、大阪这些大城市,父母只能更加宽容一些,而中小城市和农村的道德规范就比较严格,甚至可以说非常严格。比如30%的东京小学女生有了性经验的时候,信奉“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地方照样有。

家教家教,教育在于家庭,近年来由于日本家庭状态的变化,家教也有所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是青少年不良率增加,增加的基本上都是低收入家庭。这是因为低收入家庭受经济不景气的打击最大,父亲的劳动时间加长以及母亲不得不出去打工来贴补家用这一点使得不少低收入家庭子女在课余成了无人照看的自由人,从而染上坏习惯而变成不良少年,已经有人在惊呼,不景气不但在破坏日本经济,也在破坏日本社会。

鸡同鸭讲的爱国教育

整个来说,日本的中小学教育是两极分化得很厉害的:绝大多数公立中小学所进行的是工具教育,名门私立中小学所进行的是精英教育。两者又互相补充为社会提供了所需的劳动力,看起来挺不错的。但是社会平均度很高的日本,为什么教育上如此两极分化?

可以解释为,正因为社会平均度高才导致教育的两极分化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但是,日本社会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社会平均度也在不断降低,那么,这种教育体系还能维持下去吗?

回答是,基本上维持不下去了,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原来景气,干什么买卖都能活下去。毕了业不愁找不到工作,你学习好,从好学校毕业,进了一流企业,我学习不好,从野鸡学校毕业,进了个小作坊,可你也不比我多拿多少。日语管刚参加工作的工资叫“初任给”,大家的初任给都差不多,也就那么两三万的。到了后来就算有点差距也吓不死人,就算你工作轻松点,但干苦活累活在日本文化中并没有什么贬义,所以大家都能活得心安理得。

现在呢?老冰有个朋友,两儿子同时毕业。老大爱学习,大阪大学毕业后又去横滨国立大学弄了个经济学硕士,读硕士期间一直在一家美资证券行里帮操盘手打下手。研究生毕业后就顺理成章地进了那家证券行,而且就干操盘。第一年的“初任给”是一千多万日元(十万美元左右)。而从小就吊儿郎当的老二,好不容易从某私立野鸡大学毕业后赶上了就职的“超级冰河期”,找不到工作。在家闲呆了几个月以后没办法只好自己出钱去加拿大读了一年英语再回日本,现在找了个旅行社做导游。

这就是现实,那种“一亿国民全中产”的时代过去了。战后的日本以制造业立国,但是这种制造业在冷战结束后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烈挑战:中国对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挑战和韩国对日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挑战使得日本产业只能朝更加高精尖的方向发展,这样对于工具的要求也从只要求体力改变到同时要求智力和能力。

这就是安倍晋三新政权上台伊始就把教育改革放在最重要位置的社会背景。

教育改革的中心就是修改《教育基本法》,自民党踅摸那个教育改革其实是从建党那天就开始了。他们总觉得现在日本的教育方针被美国佬的刺刀强加下来的,于是在1984年中曾根内阁的时代就开始喊“教育改革”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时机不对还是怎么回事,真正有所动作是在2000年左右的小渊惠三内阁时代。那时的改革主要目的是想为“爱国主义”平一下反,战后自从麦克阿瑟来了以后,“爱国主义”这个词在日语中就一直是犯忌的。因为当年军国主义的口号之一就是“爱国”,所以“爱国主义”不说全等于“军国主义”也有点约等于“军国主义”的意思。自民党就想来一下“拨乱反正”。但是在野党不干,不能容许政府和执政党贩卖私货,结果从森喜朗内阁开始就慢慢地从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口号改革转到了捎带着进行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改革的具体讨论。这样在野党也不是十分反对,就连当初反对的急先锋日共和属下的教育工会“日教组”也不得不接受这种改革,同意某种程度上的精英教育。

时代会变化的。

具体起草的是文部省下面的一个“中央教育审议会”。搞了几年,几经折腾,终于好像结了稿,起码执政党内好像意见统一了。

这件事本身倒没引起什么很大反应,经过这十五年的经济不景气,日本人也知道了光唱高调搞不了经济,也做不出东西。天照大神保佑不了日本人永远走在制造业的最前端,要想保证日本制造业的霸主地位,首先要保障人才,教育不能搞“宽松式”,棒头底下才能出“孝子”嘛。所以就连最左翼的几乎由日共所控制的教员工会“日教组”也不反对了。

引起了反应的是文部省想夹带的私货:“爱国主义”。

一个国家要求自己的国民要爱自己的国家,本来应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对不对?怎么叫“夹带私货”了呢?

日本和一般的国家有点不同。“爱国主义”这个词在日本犯忌,不能说。这个“国”字,老让人想起原来那个“皇国”。也就是在战后一直到现在,“爱国主义”就等于“军国主义”,不是全等起码也是约等于,反正正经人不用那词。

不用那词用什么词?根本就不用,为什么要爱?这是不是个“国”?你说它是老大管的一个州也有人信,爱不爱的就这么过了。

那怎么又要爱了呢?

事情的发端可能是1998年的长野冬季奥运会,22岁的小丫头里谷多英拿了MOGUL(雪上技巧)冠军,本来一件好事,愣给那傻丫头弄得议论纷纷。

颁奖仪式时得升国旗、奏国歌对不对,可那位里谷多英冠军就戴着帽子(冬奥会天冷,几乎所有项目都得戴帽子,没光脑袋的),抄着双手,一副受了气的小媳妇似的缩在那里等旗歌鼓捣完才精神起来。说实话日本人见怪不怪,比这还怪的都见过,这算什么?

在场的老外整不明白了。不是说那面旗是你们的国旗嘛?怎么你也不表示一点敬意?这位里谷MM的回答就更让人昏厥了:“原来对国旗就要表示敬意?俺不知道哇,不能怪俺。”

这一下文部省才下了通知,各学校起码毕业仪式上要升国旗、奏国歌。这一下又是一场争斗,受日教组影响的校长们坚决反对,有的学校甚至都起了暴力冲突。不过那一般在东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喜欢那玩意,其他地方倒无所谓。老冰一次问小冰会唱日本国歌吗?小冰想了半天很有把握地回答老冰,说听到了肯定知道那是日本国歌。

小冰那个学校自由主义的风气很浓,一次电视里有一位名人出来做广告,说让大家捐款给联合国儿童基金。小冰从嘴里嘟哝出一句:“不就是你这样的人太富了,非洲儿童才会那样穷吗”,嘿,把边上的老冰听得直纳闷:好像老冰读初中时也是这么说的。

再说一句那位里谷吧,那也是一位没事就惹事生非的妞儿。一次在卡拉OK里居然和一老外当众表演活人秀,让警察叔叔给抓了起来,受了停赛处分。老冰的一客户是她的SPONSOR(赞助商),因为这件事,投下去的钱打了水漂,气得半死不活。

话说回来了,这次要在《教育基本法》里加上“爱国主义”的内容,顿时就是一片大乱,乱的特别日本。“爱国”,大家还没多大意见,总不能“恨国”,但是既然是《教育基本法》,就还有一个“怎么爱”的问题,这就大家开始鸡同鸭讲了。

反对党当然反对,那理由不说也知道,就是你政府在挂羊头卖狗肉,以“爱国主义”为名,想卖“皇国主义”那一套。

有趣的是执政党里面也不统一,也跟着一起闹。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片山虎之助就问了,你那个“爱国”的“国”是什么字啊?是COUNTRY还是STATE?要是STATE我可不干啊,现在哥儿们掌政,我爱这个STATE,明儿个选举输了,让日共掌了政,我凭什么去爱那个STATE?这一说大家都赞成,可能想想要去爱日共都有点不乐意吧。

后来大家就都同意了,那是COUNTRY。大家爱家乡、爱传统、爱日本文化,就是爱国,这回行了吧?

不行。这回是公明党说话了。

怎么呢?公明党说了,你就爱自己的国?就爱自己的家乡,传统和文化?那么别人的呢?就该去恨?你要是这样爱下去,不又爱回原来那个“皇国”去了?闹来闹去,还是要搞军国主义。

一挠头,好吧,咱再改。

这回的成文案是:“尊敬传统和文化,爱培育了传统和文化的我国和乡土,尊重他国,培养参与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发展的态度”。

好像公明党还有意见,说是没有明确写明“我国”这个字不指执政当局。

现在基本上理顺了思路,除了怎么爱那个国之外,主要的就是这几个改革:

废除教员执照的终身制。现在的日本教师是只要考到了执照就终身有效,公立学校混吃等死,成天不知所云,买春嫖娼,甚至和女学生搞“援助交际”的大有人在。根据文部省公布的数据,2005年全日本被各地教育委员会认定为“不合格教员”的有503人。但是现在的现状是如果那些大爷们不是犯法被警察叔叔抓起来的话,光是抱怨水平太低则对那些大爷们没治。

再有就是给家长和孩子选择学校的权利。现在的公立学校是分学区的,义务教育的小学、初中就只能上指定的学校。教育改革的一个内容就是你可以跳出学区去上你认为好的学校,这样在预算的分配时考虑这个人气因素,有人气的学校增加预算,没有人气的学校则削减预算,用这个方法来促进公立学校间的竞争。

还有就是老师有从教室驱逐破坏教学秩序的学生,收缴在上课时正在玩的手机,学校应该有对屡教不改的捣蛋学生停学的权力。

听起来似乎理所当然的方法,估计最后不一定行得通。废除教员执照的终身制还可能问题不大,因为大道理上讲得过去。再说教员合格不合格是个极为模糊的问题,不好判定,正式实行起来估计到最后也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只要不是实在不像话,这执照还都能更新。就是说大家不麻烦。但是自由选择学校马上就牵涉到预算分配,而且这个指标特别容易数码化,有多少学生是硬数字。家长、孩子和无关紧要的人是拍手叫好,可是各级主管衙门就要了命了:被砍了预算的学校,老师怎么安排法?哪儿的衙门全一个德性,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估计这一条在文部省就不容易通过。

最后一条是不是特别有意思?“收缴手机”,那别的玩具比如游戏机什么的能不能收缴?不知道,现在明文提出来讨论的就是手机。

日本人的性格里有个特点就是能立即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种特性有好的时候有坏的时候,在战争年代这是军国主义猖獗一时的一个原因。但在现在的和平年代解决一些问题时则省了不少扯皮的时间。这不一说“宽松式教育法”不好,就大家都说不好了。连原来最提倡“宽松式教育”的日教组都跟着一起攻击“宽松式教育”了。

反应最灵敏的就是各大传媒。原来学习仿佛是件有罪的事,新闻里从来没有私立中学校考试的新闻,但2009年不一样了。元旦那天的新闻节目就让老冰瞠口结舌:居然出来了补习班的孩子们为了备考不休息,大年初一一大清早到神社去开迎考誓师大会的镜头,嗯,世道好像真的变了。当年为了求小冰老师开那张“内审书”,低三下四地去点头哈腰,而老师还很不开心地开给老冰那张“内审书”的情形好像就在眼前。

到了1月底2月初的私立初高中招生考试季节,各大传媒网络更是纷纷报道考试的新闻。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说日本人这种一根筋的脾气用在了提高学力这件事上,“三年初见成效,五年大见成效”倒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倒贴钱也不去上的日本军校

从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内容来看,日本是放弃了交战权和陆海空军等战斗力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是没有军队的国家,没有军队当然就不应该有军校。但是实际上日本却保持了一支陆海空三军俱全、成员20余万的“自卫队”,年间预算高达4万亿日元,约合400多亿美元。单纯从军费角度考虑,日本不仅有军队,而且还是一支颇具规模的军队。事实上,特别是欧美传媒在谈到日本自卫队的时候,除了用“Self Defense Force”这个词以外,经常还直接使用“Japanese Army, Japanese Navy, Japanese Air Force”来直接表示日本陆海空自卫队,这其实也说明欧美国家不像日本那样玩弄文字游戏,而是直接点出了问题的本质。

既然日本实际上有军队,所以也就应该有军校了。日本的军校很有传统,直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解散陆海军之前,日本军队拥有过两个很有名的军校: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不仅在日本国内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在中国、韩国、泰国等亚洲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也有过很重要的位置,比如中国有第5期的陈仪,第21期的蒋介石(录取后未到校)和第22期的何应钦等人。韩国总统朴正熙也是陆士第57期的,韩国国军一直到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切断了血缘上的联系。至于在中国经常被人称为“江田岛海军学校”的海军兵学校,更是和达特茅斯的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安纳波里斯的美国海军学院一起被人称为“世界三大海军学院”的有名海军学校。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在麦克阿瑟的命令下1950年组织起来了“警察预备队”和“海上警备队”,经过“保安队”的称呼以后在1954年7月1日正式采用了一直使用到现在的“自卫队”这个名称。

军事教育也是这样一个过程,1953年成立了“保安大学校”,一年后随着保安队的改名,这个学校也改名为“防卫大学校”一直到现在。

因为在提起这个学校时一般是使用“防大”这个简称,所以注意到它的全名其实不是“防卫大学”的人可能不多。为什么一定要用“大学校”这个词的理由是这个学校是属于防卫省所管,而只有文部省所管学校才能是“大学”,其他的各省厅所属高校只能是“大学校”,类似的还有防卫医科大学校、海上保安大学校、警察大学校、气象大学校、国力看护大学校、水产大学校等。这些学校除了比文部省所管学校多了一个汉字之外,其余全一样,学生毕业时能得到学士学位,不少大学校还有研究生院,像防卫大学校甚至能授予博士学位。

陆海空三个自卫队怎么会只有一个学校呢?这是因为日本人总结出来的太平洋战争失败的教训里有一条就是“海军和陆军在进行战争,再用剩下来的精力和美国作战”,所以采取了这么一个陆海空三军共用一个初级指挥学校,从二年级开始再分军种,这样可以深化感情,不至于以后再闹出你死我活的笑话。

战前的陆士和海兵是和“第一高等学校”(现在的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并列的精英学校,十分难考,现在怎样了呢?

原来难考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当时弥漫日本的军国主义情绪使得军人的社会地位极高,其次是军校的免费教育对于当时贫穷的日本人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战后日本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军国主义不见了,军队成了一个禁忌词汇,自卫队有关人员不要说社会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甚至是社会歧视的对象,像东京都立川市在1973年就曾经发生过拒绝接收自卫队员的户籍的事件,最后发展到了打官司的地步。其次就是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消灭了贫穷,教育费用成为了在教育上很少需要考虑的因素,这样现在防卫大学校的地位和战前的陆士或者海兵就天差地别了。

其实防大本身的教学质量没有下降,它拥有极强的教授阵容,向学员提供优越的经济条件(衣食住全部免费之外,每月还有1 100美元左右的津贴,每年还有大约4 000美元的奖金),这样防大学生没有其他学校学生要面对的那个费用问题,不存在打工的问题,这样就能够保证教学时间,而且学生的就业是得到保证的,不像其他学校的学生有一个找工作,所谓“就职活动”的问题,所以单纯的统计数字就表明防大学生的授课时间比其他学校要多出一成。但是由于前面讲过的两个因素,防大的地位已经无法和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这些超一流旧帝国大学相比,基本上相当于一般一流国立大学的水平。入学竞争虽然看上去很激烈,竞争倍率有20多倍,但是相对于每年实际入校的三百多名学生,学校要发出近两千张录取通知书,这是因为大多数考生把报考防卫大学校作为一种保险手段。

相对于其他国立大学是每年1月底报名,2月考试,3月张榜,防卫大学校则是前一年的9月报名,11月初试,12月初试发榜,再对合格者进行复试,最后在2月份国立大学考试之前发榜。这个时间差正好被用来买保险。而且防卫大学校提供了几条便民措施来吸引考生报考,日本大学的考试报名费是很贵的,一般要几百美元,而报考防卫大学校则没有什么考试报名费这一说,连报名表格都不需要花钱买,自己到网上下载PDF文件打印出来就行。报考大学除了报考费之外,还需要去考场的交通费和旅店住宿费,如果冲绳的考生报考北海道大学的话,这笔交通费加上住宿费也要超出1000美元,而防卫大学校的考场设在布满全国各地的自卫队驻屯地和“地方协力本部”(有点像中国的省军区,但它们不管军事,只管自卫队的后勤支援和负责与地方政府间的联络),除了住在海岛上之外,考生肯定能住在家里出发去考场。

除了在考试时提供便利之外,考上以后入学的交通费用都是国家付,因为考生从到校报到的那时开始就已经成为了特别国家公务员。录取通知书上只标明了一条:“坐飞机来校者请不要使用航空公司的积点制度”,因为支付这笔交通费用的是税金,用税金给自己积点已经成为了公务员反腐败的一个内容,所以防大起码在字面上也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即使是这样,考生如果考上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其他一流国立大学,还是很可能就不去防大了,这就是防大每年会发出4倍于实际入学人数的通知书的原因。为了吸引更多的优质考生,防大的姿态很低,世界各国的军校大概就只有日本的防卫大学校可以毕业只有不在军队效力而没有任何惩罚。但相当于军医大学的防卫医科大学校则明文规定毕业后一定要在自卫队服务9年以上,否则学生得赔出最高额度达6 000万日元(60余万美元)的培养费用,这是因为医科大学的学费昂贵,不这样规定一下同样持用医生执照的防医毕业生到底能有几个人在自卫队效力就很值得怀疑了。

但是时代在变化,日本社会也在变化。没有什么价值观念会永久不变,“不保持战力”到底是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法这几年经常在扯皮,而“防卫厅”则已经升格为了“防卫省”,自卫队改名为“自卫军”看来也就是时间的问题,这样军人的社会地位可能会有大幅度提高。

而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再加上这次金融危机的打击,使得就业市场和工资收入形势变得十分严峻,这时候由国家做保证的自卫队的工作和收入就变得很有吸引力了。防卫大学校毕业生毕业以后再经过一年前后的自卫队干部候补生学校就成为三尉(少尉),然后只要不出大问题,仅仅是随着大流混,两年以后升二尉(中尉),再过两年以后升一尉(大尉)。从一尉晋升三佐(少佐)需要六年,但从三佐晋升二佐(中佐)只需两年。

如果没有“指挥幕僚学校”(相当于战前的陆军大学校和海军大学校)的学历,二佐就是一般防大毕业生的终点,但是三个月加一次工资,虽然不像将军那样一次加个几万日元,即便是一两千的加,加到退休之前每月也能有47万日元的基本工资。一般来说防大毕业生在45岁左右年收都能超过1000万日元(约合10万多美元)。在现在这种甚至无法看到这次经济危机最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时候,这种安定的高收入就很为人注意了。

可以猜测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防卫大学校和防卫职业在日本被人重新评价的时候也会到来的。

战前日本的军事教育体系

阅读二战中有关日军的文章,特别是日本人写的东西时,在介绍某人时经常能看到在后面打上括号,里面是“陆士 × × 期”或者“海兵 × × 期”的注解,这在其他国家似乎是不多见的。其实这种注解在某种程度上解说了日本陆海军的一种特性。

“陆士”的全名为“陆军士官学校”,“海兵”的全名为“海军兵学校”。这两个名字就有点费解,首先为什么叫“士官学校”呢?中文中“士官”的意思是“军士”,也就是英语里的那个“sergeant”。而日语里的“士官”却是“士兵”的反义词,就是“军官”的意思。Sergeant在日本军制中叫“军曹”。

中文资料里一般把“海军兵学校”翻译成“江田岛海军学校”,这是因为海军兵学校在广岛县的江田岛的缘故。但这种翻译方法有时会给人一个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什么海军学校的错觉。“兵学校”并不是“培养士兵的学校”,而是学“兵学”的学校。兵学指的是“用兵之学”,就是“军事学”的意思,所以“陆军士官学校”意译成中文就是“陆军军官学校”,而“海军兵学校”就是“海军军事学校”。

日本军队的军事教育体系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光陆军就有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校、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宪兵学校、航空士官学校、陆军经理学校等不下十几所,海军也不比陆军少。但实际上认真考察一下,日本军队的教育体系其实是很简单的,下面介绍一下日本军队的军事教育体系。

日本陆军教育的中心是“陆军士官学校”(以下简称“陆士”), 海军教育的中心是“海军兵学校”(以下简称“海兵”),这是日本陆海军培养各自军事主官的唯一学校。说是唯一,是因为几乎所有其他的日本军事学校都只是陆士海兵的补充和延长,要当陆海军军事主官的唯一渠道就是从陆士或海兵毕业。

陆军士官学校的起源是明治元年(1868年)在京都设立的“兵学校”,这个“兵学校”第二年迁到大阪,改名为“大阪兵学寮”,1871年又搬到了东京。1874年明治政府正式制定了《陆军士官学校条例》,在市谷台以兵学寮为基础组建了陆军士官学校。翌年2月首期学生入学,这个时候的学生后来被称作“旧 × 期”。这时候采用的是法国式教育制度,学生被称为“士官生”,来自军队。学制按兵科不同而大有区别,步兵和骑兵是两年,炮兵、工兵一开始为三年,第二年改为四年,到1881年居然改到了五年。因此在晋升为少尉以后还在学校里,也被人称为少尉学生。

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以后,日本人把军事学习的对象改到了普鲁士。从1887年开始陆军士官学校正式采用普鲁士方式,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废除了士官生制度而代之以“士官候补生”制度,这个制度从1889年开始,那年入学的学生重新从第一期开始计算,在这以前的毕业生就被称为“旧 × 期”。

“士官候补生”制度是普通中学毕业生(日本的旧制中学相当于现在的高中)进校后首先作为一等兵到基层部队当兵,半年后升为上等兵,而陆军幼年学校毕业生则在这个时候直接作为上等兵到部队,三个月后升为伍长,再过三个月晋升军曹后进入学校正式开始学习。按兵科不同学制略有不同,一般在一年半左右毕业。毕业后军衔升为曹长回原部队,一般半年后正式被任命为少尉军官。

海兵的由来是从1870年明治政府模仿幕府的“长崎海军教习所”在东京筑地开设的“海军操练所”开始,第二年操练所改名为“海军兵学寮”,到1876年改名为“海军兵学校”。1888年搬到了广岛县的江田岛,在东京的海军兵学校原址上办了海军大学校。

陆海军的“兵学寮”几乎同时设立,但海军改名字比陆军晚了两年,这么一来“士官”这个词已经被陆军用了去,只好凑合着用“兵学”这个学究气十足的词了。其实陆军有点怪,除了“陆军士官学校”这个校名之外再也不用“士官”这个词,用“将校”这个词。可是海军除了学校名用不了“士官”以外在其他场合则是大量使用这个词。海军少尉是“士官”,海军大将也是“士官”。

和陆军一样,日本海军在一开始也是采用的法国式教育,但海军的转型比陆军更早,从海军操练所设立开始就从原来的法国式教育转到了英国式。1873年开始英国派出以后来一直做到北美舰队上将司令官的道格拉斯(Douglas,Sir Archibald Lucius)少校为首的34名教官来日本,英国人在日本一呆就是17年,合计69人次,而道格拉斯本人就在日本呆了两年。

日本人办这个海兵学校是很认真的,认真到了什么程度呢?为什么海军兵学校会搬到江田岛区就能够说明问题了。随着经济的逐步繁荣,海军省认为学校办在繁华的东京会引起学生们思想堕落,所以才找了这个当时是鸟都不来做巢的广岛荒岛,迁校之前还和当地豪绅签订了一个名为《江田岛取缔方始末书》的合同,里面规定在江田岛指定范围内不得有“猥艺丑行”,就是说不能开娼馆妓院,以保持教育环境。而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的57年间江田岛还确实是做到了这一点。至于到后来设施被美军接收,飞燕流莺从全日本和全世界各地云集江田岛,繁荣娼盛则是以后的事情了

和陆士不同,海兵的学生没有先到部队的做法,而且进校就是海军一等军曹。学制一开始是三年,从1927年开始延长到四年,然而随着战争的扩大又逐渐减短,最后减到了两年零四个月。毕业后的身份是少尉候补生分配到专门的练习舰队,经过半年左右的远洋航海和训练以后任命为少尉军官。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军事学院都是训练艰苦和管理严格的,对学生的要求都相当高。但陆士和海兵则严格得有点出奇,军事院校喜欢给学生的在校成绩排上名次来刺激学生的上进心,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就曾经以所有功课ALL A的成绩在西点军校首席毕业。日本的陆士和海兵也是这样,不同的是陆士和海兵的毕业成绩基本上能左右毕业生们一辈子。

日本军事院校对毕业生毕业成绩的这种几乎近似于变态的重视来源于明治初期日本军队组建时的实力构成。当时有“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这一说法,就是出兵支援朝廷倒幕的两大主要力量长州藩(现在的山口县一带)和萨摩藩(现在的鹿儿岛县一带)在明治年间掌握了陆军和海军。参加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主要陆军军人全部出身于长州,而海军军人则全是鹿儿岛的。为了打破这种门阀制度,在陆士和海兵实行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方针,目的是不拘一格选人才,消灭地方出身的山头。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后来被列为日本军事失败原因之一的军队人事僵化,论资排辈,学历至上这个缺点。

陆士毕业生只有成绩在前面20%的才有报考陆军大学校的资格,也就是说位置在下面80%的毕业生不管他们今后的表现如何,一般也就只能停留在中佐上,极少数幸运儿能够升上大佐,而将军除了战死以后的“特进”晋衔以外,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海军就更加变本加厉了。

陆士的毕业名次是不公布的,只有陆军省人事局和参本总务部才知道。当然大家基本上都知道自己大概在什么位置,但除了拿到天皇御赐怀表的前五名之外,其他人对自己到底是第几名并不确切知道,所以陆军可以利用这一点作弊,像挑起事变的石原莞尔就先后在陆士和陆大两次被学校人为拉下名次,所以日本陆军有不少位像挑起卢沟桥事变,最后在英帕尔战役中一败涂地的牟田口廉中将那样到了战后大家都奇怪这种人怎么爬上了将军的位置。但评论起日本海军将军时除了这人是用非所长或者所长已经落后于时代之外,对其作为将军的素质本身提出疑问的还不多,这是因为日本海军的这种名次排定更加严格,更加透明,一般在名次上作不了弊,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更加僵化了。

海军首先从海兵的入学考试成绩开始发榜公布。海兵的每个学生都随时随地知道自己的名次变动。日本海军有个叫做hammock number的东西,也就是吊床号。海兵学生是一个分队睡一个大房间,谁睡在什么位置全有规定,根据名次来。其实海兵不睡吊床睡的是床铺,但是根据海军习惯,还是称hammock number,吊床号。

这个毕业时的吊床号将跟人一辈子,很黄很暴力。要摆脱这个倒霉的吊床号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想办法在海军大学校弄个好成绩提高吊床号,还有就是平时在研究、训练上做点成绩出来立功受奖。但是这两种方法几乎都不可行,首先海大的录取顺序就是根据海兵毕业的吊床号来,只有吊床号在前的考砸了才有吊床号在后面的入学机会,而后一个方法由于平时大家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就是卖力点也看不出来。所以到后来整个日本海军就成了一个先以毕业的“先任”顺序来论资排辈,海兵的校歌也正好叫《同期之樱》(同期のさくら),这个同期里面孰优孰劣就看这个跟你一辈子的吊床号了,特别邪门。

比如1930年伦敦军备会议以后日本海军大裁军,炒了不少大佐级军官的鱿鱼。你要是吊床号在前面呢,先晋升你为少将以后再炒鱿鱼,叫作“名誉晋升”,你要是吊床号靠后呢?对不起,你就只是个大佐。将级军官和佐级军官的退职金可差老鼻子了,这也算公平合理,谁让你当年不用功来着?

再比如说偷袭珍珠港时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没有进行第三波轰炸从而造成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修船厂和400万吨油料未受损失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全给炸平了,美国就只能后撤3 000公里回加州的圣迭戈去。从那儿出发和小日本战斗就不是那么随心所欲了。所以说让鱼雷战专家南云出任一航舰长官是人事上的失败,这点联合舰队长官山本五十六比谁都清楚,在猜测南云会不会第三次出击的时候,山本说了一句名言:“做贼的时候最害怕,南云肯定能逃赶快逃”。既然知道南云是这号角色,为什么还派南云?没有其他人能当一航舰司令长官了?

有,就是联合舰队最后的司令长官小泽治三郎中将,不过当时是少将。小泽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时候人们感慨:“联合舰队总算找到自己的长官了”,那意思是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前三位长官山本五十六、古贺峰一和丰田副武全部不合格。这四个人中就小泽是干舰长出身的,其他人全是搞军政的,指挥舰队全是半吊子,其实不适合当舰队司令。集中航空母舰组成航空舰队这个主意就是小泽治三郎提出来的,但一开始海军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听得进去,后来总算山本要偷袭珍珠港,才采取了这个主意。一航舰的长官本来应该由一直在舰上又长期指挥海军航空兵的小泽来担任,但因为小泽是海兵37期的,而第一舰队长官高须四郎中将和第二舰队长官近藤信竹中将全是海兵35期的,要是37期的当了一航舰长官,那一航舰就是孙子。第一舰队或者第二舰队长官一声传唤就一定要去,别想平起平坐,这还打个鸟仗。万不得已这才找了海兵36期的南云忠一,而南云忠一根本就不懂什么航空战,所以先在珍珠港坐失良机,后在中途岛把四艘航母全交了出去。

小泽治三郎在1945年5月19日当上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刚刚就任大本营就发表了一道古怪的命令,说是因为离本土太远,所以南西方面舰队和南东方面舰队改由大本营直辖,退出联合舰队序列,但是处于同样情况的第四舰队和第十方面舰队又没有这种调动。原因何在?小泽治三郎的吊床号是45号,而南西方面舰队长官大川内传七中将是41号,南东方面舰队长官草鹿任一中将是21号——小泽指挥不了他们!联合舰队长官应该是大将,小泽中将为什么没晋升?——也是不能晋升,小泽晋升了,那两位就只能退出现役。不能同时晋升?没那么多大将的位置,只能去当军事参议官,反正就是不能留在现役当指挥官了。

这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同为37期第二号的井上成美两个星期前的5月15日刚刚升了大将,同时吊床号26的海兵校长小松辉久中将和大凑警备府长官,37号的后藤英次中将被编入了预备役。这两位和井上成美不挨着,而且是在用人之际——这是在为小泽治三郎打扫卫生。小泽治三郎若要升大将,所有吊床号在他前面的都不能在海军里待了。吓得小泽坚决不同意自己的晋升,要成光杆司令了。

原来的出发点是为了公平竞争的吊床号制度到后来就是这样把日本海军给弄成了个极其死板僵硬的组织。

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中国和韩国也很有过影响,良弼、蒋百里、蔡锷、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李烈钧、李根源、唐继尧、阎锡山、徐树铮、杨宇霆、贾德耀、何应钦、孙传芳、陈仪这些在中国近代史留下名字的人全是陆士留学生,甚至蒋介石都是陆士21期的,只是按士官候补生的规定在第19联队服役期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所以没有在当时位于东京市谷台的陆士校园里上过课。

战后的韩国国军总共36任总参谋长中前16任均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或“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或者在日本军队中服过役。韩国陆军首任和第二任总参谋长李应俊和蔡秉德在日本殖民地时期的名字是香山武俊和大岛秉德,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战败时的军衔分别是日本陆军大佐和中佐。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72年卢载铉就任第20任总参谋长开始才切断了总参谋长职位和旧日军陆军的血统联系。1963年到1979年担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就是陆士57期的第三名,当时叫高木正雄。

和陆士不一样的是海兵没有什么国外留学生,这是因为建立海军耗资巨大,自从中国在甲午战败以后,亚洲国家除了日本之外就几乎没有了海军的缘故。

陆士和海兵是日本陆海军最骨干的军事主官培养学校。再往上就是陆军大学校和海军大学校了。陆军大学校是1883年在德国教官支援下开办的原来目标为培养专职参谋人才的学校,学制两年到三年,学生来源是陆士毕业、年龄30岁以下在基层部队工作两年以上由联队长推荐的大尉或中尉军官。但是实际上在陆大60年历史、3000名毕业生中却有过两名,也仅仅是两名的例外,首期的东条英教(后来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之父)和第二期的谷田文卫不是陆士毕业生。从第三期以后就全部是陆士毕业了。到了后来还形成了一个陆士毕业成绩不在前20%之内的人没有报考资格的规矩。

海军大学校则是在1888年海兵校从东京搬到广岛以后在原海兵的校址上办的。也是招收海兵毕业生,不过军衔得是大尉或少佐,比陆大高了一级。海大从一开始的培养目标就是海军高级将领,不像陆大那么定位在一个怪怪的“参谋”上。这是因为参谋在日本海军没有像陆军那么占了一个特殊的位置,海军的指挥权在舰队司令长官手里,参谋只是出谋划策,没有什么非要海军大学校学历的规定,当然其实到最后担任各舰队参谋的也都是海大毕业生。

本来的培养目标是参谋人才的陆军大学校毕业生到后来垄断了所有陆军核心位置,无将不是陆大出。海军还能找出几个不是海大毕业的将军,比如海兵四十期,吊床号20,最后担任军令部次长,发明了“神风特攻”的大西泷治郎中将就两次(也有说三次的)报考海大失败,但因为接触航空较早,在霞浦航空队担任教官时受到队长山本五十六的青睐,也混了出来,再有就是日本海军的名参谋、协助东乡平八郎在日俄战争中全歼沙俄海军的秋山真之。秋山真之的情况又有点不同,海军大学校校长坂本俊笃出访美国时遇到正在美国留学的秋山真之少佐,劝他回国参加海大的考试,秋山真之的回答是:“谁来当我的教官?”——秋山真之当时的导师是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阿尔弗雷德?马汉。所以秋山回国以后不是当学生而是直接担任海大教官。

和陆士海兵主要进行的军官素质教育不同,陆大海大应该进行的将帅教育有很大问题。陆大从一开始就只重视战术战略,而海大则过分重视兵器的技术问题,两者都没有进行战争学的研究和教育,这种重大缺陷在1931年以后的事态发展中逐步表现出来,在给亚洲和环太平洋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最后也造成了日本帝国的覆灭。

现在网上经常能看到某某人为“日本陆大毕业生”的说法,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日本陆大的入学资格首先就要是日本陆军现役中尉或大尉军官加上联队长推荐,陆大没有外国留学生。外国军人有可能作为旁听生听过课,但没有成为正式学员的例子。

陆军在陆士之前还有个“陆军幼年学校”,也很有历史。在大阪兵学寮时代就有一个叫做“幼年学舍”的附属机构,兵学寮改称陆军士官学校以后幼年学舍也改称“陆军幼年学校”,除了东京的陆军中央幼年学校以外,在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这五个原镇台所在地还有陆军地方幼年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在地方幼年学校学习三年后集中到中央幼年学校再学习两年以后免试直升陆军士官学校。

1928年以后中央陆军幼年学校改名为陆军士官学校预科,而陆军士官学校也改名为陆军士官学校本科。陆军幼年学校是研究日本军国主义化过程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被送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陆军甲级战犯们几乎全部是从幼年学校出来的。陆幼→陆士→陆大,就构成了日本陆军出人头地的一条标准通道,而经过这条通道出来的所谓精英将领们则除了军事知识以外对社会一无所知,除了蠢动之外不会做其他动作。

而日本海军没有这种贻害无穷的幼年学校。

像陆士、海兵这种直接培养军官的学校在日本军制中被称为“补充学校”,因为是直接对军官人员补充。这种主要的补充学校陆军除陆士以外还有培养军需后勤军官的陆军经理学校和培养宪兵的陆军宪兵学校以及培养军医和兽医的陆军军医学校和陆军兽医学校等,海军则有是海军经理学校和培养轮机部门军官的海军机关学校以及海军军医学校等等。

除了陆士和海兵之外,这些补充学校中没有作战学校,而海军的轮机部门在日本海军也是不算作战部门的,这是日本军队教育机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军事一元化,除了陆士和海兵以外都不培养作战军官。作战军官全部由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集中统一培养,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在军种内部能够统一处理上下级关系,不同兵种之间较为容易沟通,因为有一层同学关系在。

但是学制有限,光靠陆士和海兵怎么可能培养如此多兵种的军官呢?特别20世纪上半页几乎是军事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骑兵逐渐淡出战场,而装甲兵、航空兵、防化兵和潜艇兵等则从初露头角到领衔主演,令人眼花缭乱。

日本军队解决这个问题是采用一个对作战军官实施再教育的方法,于是除了“补充学校”之外日本还存在一类被称为“实施学校”的机构,名称的来由是学校的机能是对现役军官实施技能再教育。各技术兵种的军官学校像陆军的骑兵学校、步兵学校、战车学校、野炮兵学校、重炮兵学校、高射学校、工兵学校、通信学校、自动车学校、辎重兵学校、飞行学校、海军的气象学校、潜水学校、机雷学校、对潜学校、通信学校、电测学校、炮术学校、航海学校这些在苏联式军事教育体系中似乎理所当然地应该是“补充学校”的专业技术兵种学校居然全部是“实施学校”。学员全部是陆士或者海兵毕业后再经选拔入学深造的。

这样的做法当然有好有坏。好处是很显而易见的:能够保证各技术兵种主官的一般军事素养,能够保证专业兵种主官的高质量和自负,能够便于各兵种间的互相沟通和配合,减少摩擦。然而坏处也同样显而易见:专业兵种主官耗费太多时间,造成能够胜任专业兵种主官的人才极度缺乏,在准备进入或已经进入了太平洋战争那种超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完全不能满足作战的需要。可以作为旁证的结果就是在从中国大陆战场到太平洋战场中日军的表现,扣去战略的失误和国力上的差异,日军各军种兵种在一开始的进攻作战中以及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中小规模作战(联队单位以下)中均表现不错,但在相持阶段以后师团以上单位的作战中无论军种兵种均有严重失误。这种失误的原因除了陆军大学校和海军大学校的将帅教育问题之外,用兵上的蛮干造成本来就来之不易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少佐级以下军官的大量损失也是一个重大原因。

甚至连航空兵这个专门中的专门兵种上,日本陆海军也还是抱着那种军事主官教育一元化的做法不放。

进入20世纪以后,军事学上的一个革命性变化就是空军作为一支崭新的军事力量出现,1910年法国组建了第一支航空部队,1911年英国也编制了航空师。日本则是1919年陆军组建了陆军航空部,1925年改称陆军航空本部,海军则是从1927年才组建海军航空本部。

陆军一直没有独立的航空士官学校,一直到1937年底才在陆军士官学校内设置专门的陆军航空士官学校分校,再过了一年,1938年12月才正式搬出去独立为陆军航空士官学校,不过招生计划还是统一在陆士一起,而且毕业生仍然计算为陆军士官学校学历,这是因为日本民族的保守性,不这么计算学历的话就无法吸引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来报考。而海军根本就没有专门的海军航空士官学校,只有培养飞行员的各种飞行队。“文革”期间在中国内部放映的一部日本电影《啊,海军》就描写了海军的这种奇怪现象,一边是已经知道了航空母舰的重要性,另一边又只是选拔一些优秀毕业生去航空队学习飞行。因此日本海军航空部队飞行员中大尉军衔极少,而一般少佐以上就不执行飞行任务了。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丧失西太平洋的制空权除了在航空母舰以及作战飞机生产上美日两国工业能力的巨大差异之外,日本缺乏一个大量快速培养一定水平的飞行员和飞行指挥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国家的一般教育体系也决定了军队的教育体系。到麦克阿瑟进驻日本开始教育改革为止的战前,日本的一般教育体系也是这么一个封闭、少数精英式的贵族化教育体系。采用这种军事教育体系能够保证培养出有质量的优秀中下级军职主官,但不能对长期大规模战争所带来的大量中下级军官损失进行及时补充。如果说日本的失败在军事教育这个层次就已经开始了,也不算为过。

冰眼看日本 花样政治

一个没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受民选制度制约的由众多派阀组成的自民党,独裁得起来吗?它只能就是忙于选举,为选举聚钱,为了聚钱而制定各项法律法令来使各利益团体满意从而乐于为其提供政治活动资金。这样一来,立法权倒是用得很好。道理很简单,总得使各利益团体有钱赚才行。

倔里倔气的共产党

日本的政党林林总总,数不胜数。除了执政的自民党、公明党和主要的反对党民主党、共产党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日本人似乎很像是孔子之徒,凡事喜欢来个“必也先正名”,得从法律上来规定一下“什么是政党”的问题,省得人人都跑出来号称一下自己代表一个什么“政党”。

根据日本的《政治资金规正法》和《政党助成法》,政党的定义是:在议会有5个以上的议席或者是在最近的国会选举中全国共计的得票率超过2%的政治团体,这样日本现在就只有8个政党。那么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政治团体呢?就是“政治团体”而已。

这8个政党中历史最悠久的是日本共产党。别看人家历史悠久,但最清白,绝对贞节烈女,绝对没有偷过人或包过二奶。在政治也一贯正确,起码没有干过任何祸国殃民的勾当,日本国出什么乱子也怪不到日共身上,只有它揭别人老底,别人没法给它扣什么大帽子。

但日共还是赢不了选举。现在在众参两院加起来16个议席,不到3%,只是个小党,说话没什么份量。

原因是日共在历史上再三地折腾过。

日共是在中共成立一年以后的1922年7月15日作为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成立的。但日共的运气没有比它大一岁的中共好。两次国共合作,让中共在自身发展最重要的两个关头得到了休生养息的机会。而日共成立的开始就正好是昭和军阀开始抬头、整个日本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候,因此在1945年以前一直是处于非法状态之中。

共产党要掌权,一定要有个对外战争作前奏,而且还得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不算东欧那些苏联扶植起来的共产党政权,在进入20世纪以后掌握了政权的共产党人都是最积极的民族主义者。

可日共当不了民族主义者。日本是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所以反对日本帝国战争政策的日共虽然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在老百姓们看来,那可都是一帮“日奸”,就该被治安警察和特高警察抓去才解恨。

再加上还有个关东军宪兵司令出身的东条英机当了首相,实行的是其最拿手的“宪兵政治”,所以日共的遭遇也就悲惨的可想而知了。到最后除了远走延安坚持反战的野坂参三等几个人之外,要不然像作家小林多喜二那样惨遭杀害,要不然就像德田球一、宫本显治那样一坐就是十几年的牢。

战后前期的日本政治家有个特点:坐过牢的特别多。坐牢也分两类,一类是战前战中坐特高警察的牢,像吉田茂首相,另一类是战后坐美国人的牢,像岸信介首相。

比如日共的总书记,1922年建党时的元勋德田球一就从1928年开始坐了18年牢,是条硬汉子。连吉田茂都不得不服,那位吉田茂也被特高警察请去喝过茶的,但就只有40天左右,麦克阿瑟来得快,把吉田茂救了出来。但就这40天已经让吉田茂觉得好生难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天哪,这位德田球一居然坐过18年牢,本老爷的150倍,绝对是条好汉。所以尽管吉田茂在###这点上是人所共知的铁杆派,但是他对德田球一的评价却很不差:“和对其他共产主义者不一样,我对他(德田球一)不知怎么没有憎恶感。”估计是德田球一的坐牢记录让吉田茂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麦克阿瑟来了,把德田球一从牢里给放了出来。不仅放了出来,麦克阿瑟还搞“民主化”,共产党可以合法存在。

一般都认为麦克阿瑟是极端###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麦克阿瑟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位职业军人,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一开始的时候虽然不喜欢共产党,但一定要说和共产党有仇倒也不一定。再加上法国的戴高乐有句话对他特有启发:“消除共产党的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使共产党合法化”。戴高乐就是那么做的,所以共产国际被打开的第一道缺口就是法共。

这德田球一就和从延安回来的野坂参三一起又把日共给重建了起来。1946年战后首次选举,日共首次参选就得到了5个席位,德田一开心,就又规定了一条,以后不准叫“美军”或者“占领军”,得叫“世界人民解放军”。

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日共还自己制定了一个《日本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想废除天皇制,虽然后来“世界人民解放军”反对,结果不了了之,可也是了不起的一步哇。到1949年的大选时,日共的议席增加到了35席。两年翻了7倍!

但是好景不长,正当德田没事在算离那个“日本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几天的时候,接连出了几件大事。

1950年1月6日,共产国际情报局突然发表了一篇论文《有关日本的形势》,开始了批判日共领导人的“右倾投降主义”和“议会斗争”路线,指责日共“容忍美帝发动战争”,证据就是那个“世界人民解放军”的提法。

这就是当时日共最可悲的地方,它还不是个独立的政党,一举一动都得听共产国际情报局的。所以德田球一就不买账,以日共政治局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读〈有关日本的形势〉有感》,和共产国际情报局对着干。德田是日共的大英雄,所以他这边也人多势众,大家给他们起个诨名叫“所感派”。另一派就是宫本显治等主张接受“国际批判”的所谓“国际派”了。

但是祸不单行,6月25日,韩战爆发。麦克阿瑟可不管共产国际情报局和日共在吵架,反正你们都姓“共”,那就是一伙的,那边在打韩战,你日共就肯定是第五纵队。日本作为美军的韩战后勤兵站基地,不搞好安定团结不行,俗话说攘外必须安内嘛。

麦克阿瑟这就和日共翻了脸,把日共领导人都剥夺了公职,实行预防式逮捕。就是说虽然还没有抓到你犯罪的真凭实据,但是为了预防你的犯罪,先把你抓起来再说。到了1952年还干脆就制定了一个《破坏活动防治法》来专门对付日共。这下野坂参三又只能远走中国了,德田球一呢,当然也不愿再坐18年牢,跟着野坂参三一起去了北京。

到了北京,那二位也牛不起来了(中共也已经正式开始批判日共了),那个所谓“有感”也就收了起来。积极检讨,立功赎罪。第二年1951年召开的日共第五届全国协议会(简称“五全协”)上,采纳通过了德田球一起草的《日本共产党当面的要求》,采取了军事方针,走中国老大哥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虽然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那也分时间场合。当时的日本是怎么回事呢?韩战一开,日本作为了美军的后勤兵站基地,光修那些在朝鲜半岛上被志愿军打散了架的坦克大炮就忙不过来了。这一下子经济景气起来了,经济一景气再要搞武装暴动就不容易了。日共组织的“山村工作队”、“中核自卫队”除了扔个把燃烧瓶,乘没人的时候跑到派出所去打个上年纪的片警大叔之外什么都干不了,反而还搞坏了形象。1952年的选举中原来的35个议席给全弄没了。

结果德田于1953年10月14日客死北京。两年之后的1955年9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有三万人参加的大型追悼会,主祭的是刘少奇,毛泽东亲自题字“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但是没人知道为什么追悼会迟了两年才开。

德田球一现在还有继承者,叫“日本共产党(行动派)”,他们的口号是:“我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德田球一的正统继承人”。

德田球一死后,野坂参三于1955年回了日本。1953年《旧金山和约》签定以后,日本重新成为了独立国家,原来对日共的限制措施作为占领军的东西就自然失效。趁这机会,野坂参三和宫本显治也和解了。1955年7月又开了个第六届全国协议会来清算以前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按说这也没什么错,但是问题是那些“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怎么办呢?当初说要搞武装斗争也是中央指示,人家可是提着脑袋出生入死的。现在不搞了,还要说上一句那是错误路线,当年被杀被捕的哥儿们就只能怨运气太差了。

这样一来,一直是绝对地被信任着的党的权威就垮了。日共这种像风车一样骨碌碌转的政策变化,一下子就使其丧失了最基本的支持群体:青年学生。青年学生大多转向了托洛茨基派。

1956年对于国际共运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年,这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赫鲁晓夫的斯大林批判;第二件是匈牙利事件。这两件事对日共的发展都很不利。

现在的人可能不容易理解这两件事的重要性。

除了在晚清老佛爷的时代有过要杀革命党的事以外,“革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个非常酷、非常进步的字眼。在1950年代的世界上,“共产党”和“革命党”就是同义词,不存在共产党之外的什么革命党。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联共是世界革命的最高司令部,联共总书记的斯大林则无可争辩的是所有革命运动的最高领袖,是和马克思、列宁并列的人。啊,应该说是并列的神。全世界的革命思想家们都在拼命读《斯大林全集》,拼命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斯大林说过的话。

这时候世界革命大本营的总扛把子赫鲁晓夫却跑出来批判斯大林,你说大家震惊不震惊?这件事和当年天皇的“人间宣言”有得一比,不,比天皇的“人间宣言”尤为震惊:天皇的“人间宣言”是从神降到了人。而斯大林则是从神降到了恶魔。

苏联是工人阶级的乐园,社会主义国家全是工人阶级的天下对不对?可怎么工人阶级在自己的乐园内闹起暴动起来了?这些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怎么就一起开着坦克去打那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去了?

日共无法解释这些问题,只是说明自己的观点:日本虽然名义上是独立国家,但实质上是受美帝国主义占领的殖民地,因此首先必须把日本从美帝国主义手里解放出来,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所谓“两阶段革命论”。

因此首先必须搞“反美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力量。至于现在就要搞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托洛茨基主义。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日本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运动中,日共先是没有积极行动,从而失去了领导权,失去领导权之后又开始攻击领导运动的学生领袖们是托洛茨基派。这就得罪了一代学生,而这些学生无论左右,现在都是各媒体的主要喉舌,控制了语言权,遇到事情就要攻击一番日共来报当年的仇,这就使得日共的形象更加糟糕。

后来的中苏分裂,又使得日共左右为难。既不能得罪国际共运老大的苏联,也不愿意和一直亲近的中共翻脸。一直到“文革”开始以后才和中共闹翻,而当时的日本左翼人士对中国的文革大多持支持立场。

所以现在日共再三标榜的既没有和苏联走得怎么近,而且就只有它一家反对中国“文革”这一事实有意无意地就是被人刻意忘记。

因为日共真正认识到它是一个日本的政党,凡事只能从日本的实际出发这一点已经太晚了,其实日共现在已经正式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日共所主张的和一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没什么区别,但日共就是不肯放弃“共产党”这个名字,而这个名字老给人一个共产国际日本支部的印象,现在很不容易消去。

日共的支持层很有趣,是知识分子群体,而且是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教师和律师。都很有钱,所以日共不接受企业的“政治献金”,因为日共认为企业向政党提供政治资金就是日本政治腐败的温床,也拒绝接受政府的“政党助成金”,因为日共认为这种制度违宪。

日共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党费,个人捐助和机关报收入。订阅日共机关报《赤旗》的读者有200多万,这两年来经济不景气,人们又想起了过去的日共,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在出版80年后又重新登上排行榜,2008年上半年就发行了40万册,2008年一年中日共新入党人数达13 000人。

土头土脑的自民党

这个题目有点奇怪,不是说日本是发达国家吗?“发达”好像就有点意味着“洋气”,怎么会跑出来一个“土头土脑”的自民党呢?你还真别说,日本就是土!在日本生活过的中国人都会这么说,不但从大陆来的,连台湾人、香港人在这点上都会这么认为,甚至韩国人都会同意。如果推而广之,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点土头土脑,起码照中国的对“土头土脑”的定义来说是这样的。

有个朋友问过老冰一个问题:怎么能够最简单地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老冰想了好一会儿,回答他说:有一个很方便而且有效的方法,到乡下去一趟,乡下人日子过的比城里人好的,那就是发达国家,反之就是发展中国家。老冰去过的意大利、德国、日本全是这样。

别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老冰不敢说。但是日本则全是因为有了一个自民党,其实老冰看自民党改名农民党更合适。为什么?很简单:乡下出身的人当权。他们只代表农民的利益。

为什么会这样?理由也很简单。日本人讲究论资排辈,总理、各省的大臣都是由政治家也就是议员出任(大臣有时候由民间人士出任的,但很少)当大臣,当总理得讲究你当选了几回?你有没有把握下次再当选?总不能出现大臣、总理选不上的笑话吧。其实这种笑话也有,不过真是凤毛麟角罢了,起码作为执政党得防止这种事的发生,你说是吧?那可是形象问题。

这样一来,乡下人的优势就出来了。城里人脑子灵活,喜新厌旧。今儿个喜欢张三,明儿个保不准就觉得李四长的更秀气。如果看谁都不顺眼的话,那这次选举就不去了,您的选区如果是在城里的话,下次您还能不能选上,说实话把握不大。而乡下人呢?村长一声令下,全村的选民冲着管他是乌龟还是王八蛋的人物就去了,老婆的话不听可以,村长的话也能不听?这样一来那个管他是乌龟还是王八蛋的人物也就当选了。那位一当选,就得想方设法地为他的选区弄项目来,大家有钱挣。下次再选,自然还是他,就这样,四五期一来,就有资格当大臣了。所以查一下日本的大臣,总理的出身,几乎全是哪个犄角旮旯的。田中角荣是新泻的,中曾根康宏是群马的,竹下登是岛根的,全是些个兔子不拉屎的山沟沟,可现在就不一样了,别提多漂亮了。哪怕是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这些二世祖三世祖,生活在大城市,还是要经常回去看看,那是他的地盘,将来是指着那儿吃饭的。

受了农民兄弟香火,就该保佑农民兄弟是不是?所以日本的国策之一就是“不准一粒大米进口”,哪怕是老大的大米也不行,和老大闹起贸易摩擦起来,其他地方有商量,牵涉到农产品就没有商量。2005年开始的因为疯牛病而禁止美国牛肉进口就是最新的例子了。除去战后最初那么几年,就一年从国外进口了大米。政府从农民手里高价买进大米,平价在市场上销售。然后从国际市场上平价买进小麦和其他农产品,高价在市场上出售,用来补贴大米的亏损。可是在1993年行不通了,那年遇到冷害,大米收获量不足,只好从泰国、中国、澳大利亚、美国进口大米。托冷害的福,那年老冰算是把全世界的大米给吃了个全。

还有就是大兴土木,在日本乡下常常可以看到莫名其妙的体育馆、博物馆什么的。300人的村庄,平均年龄70岁,嗨,建了一座可以进行世界级比赛的体育馆。干嘛要建?建馆能有钱,建好了还可以向政府要维持费,日本农民的收入中,土木费用和务农费用差不多,有些地方土木所占比重还要高一些。经常听得到人在抱怨说北海道的高速道路上除狗熊以外没活物在跑什么的。

所以有时候看自民党干事真是土得有趣。最有趣的是十来年前的一件事,山东人往日本卖大蒜头,价钱太便宜,弄得日本农民活不下去了,就有议员建议政府要采取措施,政府也真傻乎乎地对山东大蒜头进行制裁。中国就来了一个反制裁,反制裁品目中有一项是手机。当时手机在日本也还没有普及,通产省宣称手机出口只占对华出口的,所以无所谓。话音刚落,手机在中国开始普及了,这一下是那个痛哟,眼睁睁只能看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在中国卖手机。后来制裁是取消了,但是中国人记了仇,日本手机在中国审批起来特别严,NEC有一款手机光审批就花了一年,过了一年的手机你卖给谁去?就为了几颗大蒜头,丢了几百亿美元的生意。后来大阪又有人要制裁中国毛巾,一来城里人说话没人听,二来刚吃过亏,通产省对大阪人说,该动什么脑筋动什么脑筋去,就别动制裁中国毛巾这个脑筋。

再讲一件事,北朝鲜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日本人和北朝鲜的狗肉账不少,首先是北朝鲜绑架日本公民的事,加上北朝鲜发导弹又正好从日本人头上飞了过去,所以日本人就一口咬定北朝鲜搞原子弹是冲着他们去的。

那怎么办?自民党有人出主意了,说制裁北朝鲜。这制裁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美国人不就成天制裁这个制裁那个吗?这日本人对于制裁的理解邪门。有个自民党的议员就出主意了,说咱们只要搞制裁,北朝鲜肯定乖乖地听话。为什么呢?听说金正日特别喜欢吃东京一家糕团店的“大福”(一种日本的糯米团子),咱们一制裁他就吃不到了,这样他肯定得坐下来跟咱们谈判。您说这号也是议员。

这么个土头土脑的自民党是从哪儿来的呢?说来有趣,这是同一个人建了两个党然后再并到一起而弄出来的。1945年10月,有个叫鸠山一郎的(就是现在日本最大的在野政党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的爷爷)成立了一个“日本自由党”,在1946年的战后第一次大选中获胜。但当这位鸠山一郎正要出任战后日本首届总理大臣的时候,麦克阿瑟的占领军总部GHQ发布了一道命令,规定战前战中和军国主义政治有关的政治家、政府官员不得担任公职。鸠山一郎战前出任过文部大臣,所以也在被禁止之列,这才连忙把当时是贵族院议员的吉田茂请过来当头,这样就从天上掉了一顶“战后第一任日本首相”的高帽子到了吉田茂头上。

过了几年,麦克阿瑟的这道命令撤销了,鸠山一郎想重返政界。但那时的自由党已经成了吉田茂的了,鸠山回不去了。这样1954年鸠山一郎就又拉着被放出巢鸭监狱没多久的岸信介一起成立了一个“日本民主党”。第五次吉田茂内阁辞职以后,鸠山一郎就组了阁。但是组成的内阁是少数内阁,不稳定。所以鸠山一郎上台第一件事就是解散议会重选,但是重选了以后还是少数,这下一来鸠山就和吉田茂商量两个党合并的问题了。本来就是同一个人弄出来的,“小异”当然是不少,但是“大同”不是完全没有。

最大的大同就是自由党和民主党都想修改宪法。

现在的日本宪法是当年麦克阿瑟在的时候让几个当时全不到30岁的原来学政治学法律的美军下级军官们订出来的,这些军官中军衔最高的是中尉。那些出学校门没几天的年轻人把自己对国家的理想全写进日本宪法里去了,所以您要看日本宪法肯定觉得那特棒。

但是鸠山一郎、吉田茂、岸信介这些保守派可不会觉得那倒霉宪法棒。总认为是占领军用刺刀强加给他们的,要改。但美国人坏,当然不能说我给你的宪法你就得世世代代用下去,但偷偷地在第九章第96条里塞了点私货:要改宪法可以,但要2/3以上的议员和一半以上的选民同意。说实话忽悠过半数选民来同意改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这“2/3以上的议员”就不容易纠集了。所以为了“修改宪法”这一共同目标,这就走到一起来了。于是在1955年这个日本自由党和日本民主党就合并了起来,改名为自由民主党,首届总裁是鸠山一郎。

本来就是为了凑票数去修改宪法而出来的保守派政党,虽然一直没有改成那个宪法,但是票数倒却是实实在在地凑了出来。从1955年以后开始的半个多世纪,除了从1993年8月到1994年6月这十个月之外,自民党一直是执政党;除了唯一没有当过内阁总理的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在任的两年半之外,自民党总裁就是日本政府内阁总理。这在西方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自民党原来也没什么党纲,大家凑在一起就是为了下次的选举。到了2003年11月在准备参议院选举的时候,为了对抗民主党,总算弄了个六条“信念”,也就是些什么重人权爱和平搞好环境努力改革之类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废话真理,说了和没说也没有多大区别。真要说自民党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修改宪法。本来就是为了修改宪法出来的党嘛,不改还不如解散了呢。

但要完成这个任务也实在太艰难,那美国鬼畜弄的那个“2/3”问题实在是厉害,良心大大地坏了坏了。不知大家知不知道,当年美国阻扰中国重返联合国,玩的也是这一招。说中国重返联合国是“重要问题”,一定要全体成员国的2/3以上同意才行。就靠着这个2/3,美国把中国拦在联合国外边二十几年。后来在中国重返联合国时,首先否决的是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以后才进行投票表决接纳不接纳中国。

而现在自民党绕不过去,这2/3就写在了宪法里面。所以自民党就只有想法子弄出来2/3多数票一条路走。2005年小泉纯一郎解散众议院重选获得特胜,什么叫“特胜”?就是不能再胜了,已经溢出来了。胜到了在东京比例区居然候选人全体当选还多了一个名额的选票出来,因为没有了候选人,只好把那多余的名额让给民主党。这次命运之神是真好像在向自民党微笑了——光自民党自己就有了296票,加上联合执政的公明党31票以后就超过了众议院480议席中的2/3,修宪有望。被炒作的甚嚣尘上的修宪也就在那个时候。

可是回头一想,还是修改不了。众议院是过了2/3,可是参议院总共242个议席里面自民党只有114席,不到半数!这就是自民党为什么到了现在还是得拉着公明党一起鼓捣的原因,只有加上公明党的议席才能过半数。

那为什么就不能乘着“小泉人气”如日中天的时候,把那起哄架秧子的参议院也解散了重选,不就有参众两院同时过半数的希望了吗?不行,法律上已经把这个漏洞补上了。参议院没有解散一说,参议员一任就是六年,只要不死不被抓进监狱,他就能安安稳稳地坐在那儿。就算是小泉也没治。

不仅如此,还有条更缺德的规定,参议员选举是一半一半选的。每次选一半,三年后选剩下来的一半。干嘛弄得这么复杂?这就是为了防止全民发疯的一种机制,比如有哪个牛人当总理,还挺有人气。他会不会瞅上参议院选举的日子解散众议院来个全民大发疯,那同时在众参两院得到2/3多数也不是不可能。那不成了独大,随心所欲,想干嘛就干得成了吗?所以就用这种方式来制衡。因为人气是最靠不住的玩意,几个月一过,谁还记得谁是谁啊,别说三年了。

没头没脑的民主党

讲自民党的由来就啰嗦了半天,这要讲起现在日本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来就更不容易说清楚了,得从战后的社会党开始说起。因为经常有人把现在的民主党和过去的社会党混为一谈。除了在“最大的反对党”这点上两者确实一样之外,其余就没什么血统上的联系。战后日本除了日共以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势力联合起来成立了与保守势力抗争的党,这就是社会党,社会党的英文党名才有意思呢,是Social Democratic Party Japan(日本社会民主党),但很讽刺的是,当这个英文名字和日本名字真的正式统一起来了的时候,还就是这个党正式消亡的时候。

事实上有关社会主义的定义可能是最为宽广的一类思想意识形态,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往里面装,没有什么主义不能宣称自己不是社会主义,比如苏联的斯大林当然是在搞社会主义,可德国的希特勒也是在搞社会主义。

所以既然是“所有社会主义势力”,那就什么五花八门的派别都有了。于是几乎从社会党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天天吵得不可开交,不是和别人吵,而是自己和自己吵,吵着吵着就分裂,分裂成“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分裂了又觉得太寂寞,再重新联合起来,就这么分来合去从1950年到1955年这短短的5年里就玩过两回。结果到了1959年,社会党里的右派终于分裂了出去。这次是彻底分裂,再也不叫什么“右派社会党”了,连名字都跟你们左派对着干。你不是叫“社会民主党”吗?咱们叫“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上年纪的中国人都应该记得这个名字。

怎么这次就分得这么彻底,再也没有复婚的可能了呢?这里面有个原因,那次的民社党分裂事件有美国人的阴影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从1950年开始就一直在向自民党提供选举资金,同时向日本反对党里的右派提供选举资金以保证日本不会左倾。这件事一直到1994年才被原美国外交官暴露出来,真正得到证明还是2007年7月份美国解禁的外交文书才被证明。

也别说,这么一分倒也干脆,从此以后社会党就真成了左翼政党。原来有句挺流行的话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美帝国主义是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句话的知识产权就归当年日本社会党的书记长浅沼稻次郎。

日本社会党当然是要搞社会主义,它基本上是采用了“左派社会党”的党纲,就是说要通过社会变革从资本家手里接管权力,改变日本的美国属国地位,粉碎垄断金融资本的社会支配而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么一个反美亲苏亲华追求社会主义、自命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的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有什么区别呢?有,而且很大。正统共产党,或者是原教旨共产党是参加了共产国际的那些政党,而日本社会党参加的则是继承了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国际。首先日本社会党保持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距离,其次日本社会党反对暴力革命,最后日本社会党也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

日本社会党的主张看起来有点脱离实际,不具备可操作性。但是作为一个万年反对党,社会党的存在很有意义,有了社会党,就能够抑制自民党的过度右倾,保证了日本没有在美国的压力下搞重武装,现在自卫队的轻武装就能混过去了,这是连自民党都不得不承认的。而且社会党所提出来的提高雇员待遇和社会福利的方针方法中不少也被执政的自民党盗版并付诸了实施,弄到后来在经济政策上社会党和自民党没有什么很大区别。

这样日本社会党就只能作为反对党而存在,但1994年自民党由于小泽一郎的叛乱而失去了执政党地位,急于重新执政的自民党提出了和社会党联合,而社会党也忘记了自己的党纲,真的就和自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还当了一任首相。

那时候日本最畅销的小说是渡边淳的描写通奸的《失乐园》,有些评论家在评论那本书小说时说:“内阁都是一个通奸内阁,写通奸的小说成为最畅销书不是很正常的吗?”。

社会党一直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坚持认为自卫队违反宪法。可是一旦当上总理大臣,安保也不反对了,自卫队也合宪了,村山富市还手按着胸脯去检阅自卫队。虽说是“屁股决定脑袋”,坐到了那把椅子上不那么说不行,但是为什么要坐到那把椅子上去就是你自己的责任了。而且社会党不是共产党,没有民主集中制这么一说,不是上面几个人说了下面就必须服从的那种组织体制,于是就卷堂大散,寿终正寝,一些原教旨的社会党人分裂出去成立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但是面临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冷战后局面,这个社会民主党搞不出名堂是肯定的,到现在在参众两院只有12个议席,和当年在众参两院拥有近200议席的社会党是不可比拟的。

那些社会党议员们都去哪儿了呢?正好在1996年鸠山由纪夫和菅直人两人又成立了一次民主党,于是大多数民主党议员就去那儿混去了。

这个民主党是个怪里怪气的党,首先就是来历不明。日本现存的几个政党中,最古老的日共的经历是清楚的,绝对贞节烈女,绝对没有偷过人包过二奶;公明党也历史清白,最多能被人说有点出身不好,因为公明党的支持团体是宗教团体的创价学会;自民党最多就是二婚头罢了——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来的一个党;社会民主党虽是原来社会党的旁支,但也是明媒正娶,说的清楚。

但就这个民主党几乎验不出来DNA——无数次的结婚、离婚、私通、偷情,弄得混血混得实在太复杂。建议哪个学校研究现代日本的专业如果要招研究生,就出一道题目——让考生说清楚这个民主党是怎么回事就行了,这道考题绝对能挂掉不少人。

民主党的这两个亲手缔造人,鸠山由纪夫是从自民党造反出来的,而菅直人是社会民主联合的,两人到底主张些什么连自己也弄不清楚,更不要说别人了。当时日本著名节目主持人田原总一郎在电视节目中追问那些跳槽的社会党议员们:“民主党和社会党到底有什么不同?”没有一个人回答得上来。

民主党不但来历不明,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民主党打开始就从来没有过像样的老板。

一开始民主党弄了党代表叫菅直人,这人当时在日本是人气绝顶。怎么呢?当时在桥本龙太郎内阁任厚生相的他在日本开创了“官”向“民”谢罪的先河,那时日本有个医药公司叫“绿十字”,这是个十恶不赦的公司,创业者是原来在中国干尽坏事的“731”部队的那帮家伙。那帮家伙回了日本被麦克阿瑟赦免以后也还是不干好事,他们公司从美国进口的血液制品中混有艾滋病病毒,在美国被禁止使用以后他们还是串通厚生省继续使用,制造出了“药害艾滋病”事件。在患者状告厚生省时,菅直人没有像通常的“官”那样文过饰非,到处找理由,而是没怎么抗告,主动向原告和法庭提供他的先任们一直胡说是已经弄没了的文件资料,帮助法庭定罪。在法庭判决下来之后,他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受害者们低头谢罪。人气的理由就在这儿。

老冰原来插队在劳改农场边上,听说过这么件事。有个强奸犯刑满留场就业,一天听说老娘病重想请假回家探望,结果没准假。这位回到寝室,对着自己小弟弟说:“兄弟啊兄弟,千争气万争气,就是你不争气,结果不能为老娘送终”,言罢拿了一把菜刀,手起刀落——改练葵花宝典去了。

这位菅直人和那位有点像——千争气万争气那玩意不争气,倒霉的还被人抖搂出来了。本身政治家的男女问题就十分有趣,加上这位还是挪用党费包的二奶,您想想,他还能活吗?只能辞职。把个党代表让给了鸠山由纪夫。

这个鸠山由纪夫的爷爷鸠山一郎就是那个缔造了一个“自由党”,然后再缔造一个“民主党”,接着再捏到一起整出个“自民党”的牛人。自己也很牛:东京大学工学部毕业,斯坦福大学的博士,鸠山年轻时访华,对先总理周公恩来提出《红灯记》里面的日本鬼子要改名,说是不能叫鸠山:“日本姓鸠山的人不多,没有一个人在战争时到过中国,更不要说当宪兵队长杀中国人了”,这份认真劲把周公弄得哭笑不得。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牛应该牛在学术上,而他的家庭出身又不能容许他去玩学术,只能从政。所以鸠山由纪夫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个政治家,之所以在民主党内总有他的地位是因为他们家有钱,这个民主党都是他自掏腰包搞出来的。

不行就换,这次换了一个叫冈田克也的人,也有钱,而且很有钱。有钱到了什么地步?不照顾他们家生意的日本人可以说几乎没有。他们家是日本最大的超市AEON集团的老板,如果说AEON集团中国人不熟悉的话,JUSCO连锁超市不知道听说过没有,记得10年前上海新客站一出来就是JUSCO,这个JUSCO就是AEON下面的一个品牌。

但是这位冈田也还不是从政的人,政治家必须有流氓习气才行,决不能是谦谦君子。而且好人家出不了政治家——首先不会放赖玩泼皮大声骂娘,从小没练过那玩意。于是对自民党的质问老让人觉得有气无力。

那就再换。不是说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没有魄力吗?这次换个苦出身的,家境极为贫穷的前原成司,这位出身苦到什么程度?前原成司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老爹因为欠了高利贷还不出而卧轨自杀,靠奖学金读完了高中最后毕业于京都大学。

这位倒是能吵架,但就是不知道该和谁吵。2005年12月访华时在外交学会发表演说时居然和中国人吵了起来——他在那儿鼓吹“###”!消息传回日本国内,人人纳闷:你不是在野党吗?小泉为了靖国神社和中国人闹的正欢,你不去趁机挑拨离间怎么也跟着凑热闹?用上海话说就是:脑子是不是被枪打过了?最纳闷的可能还是自民党:他倒是真想说,可是碍着外交问题,也没有哪个重要政治家敢说,这位倒好,赶到人家家里去说。

大家得出结论,这民主党新找的党代表是个二百五。

既然被人们称作了二百五,这个二百五就要做好,要不然也对不起这党代表的位子,这位前原同学又接着发扬日本人特有的敬业精神,把二百五做到了一个前人未到的境界。

2006年2月,有人去忽悠民主党一个叫永田寿康的无脑议员,说小泉解散众议院搞邮政选举的时候,小泉找来准备对付龟井静香的“刺客”堀江贵文给了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3 000万日元。还拍着胸脯说送钱的电子邮件都弄到手了,钱是汇到武部勤儿子的银行账号上去的,银行账号也已经知道了。

永田兴冲冲地来向前原报功,前原也没和党内的老同志们商量一下就在国会上捅出去了。

这是一枚重磅炸弹!现职的执政党干事长收受贿赂被人当场拿获,武部勤当时也没啃声,说他还要查一查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一下似乎民主党胜利在望,可以出一下选举惨败的窝囊气了,无脑议员和二百五党代表更是得意洋洋。

可是有一个问题,那封电子邮件上的时间显示堀江贵文当时正在竞选,一举一动都在电视台镜头的监督下,还正好就那个时刻堀江贵文进汽车喝了一口水,有四分钟不在镜头中。媒体就打起了鼓:喝水加发电子邮件就花了四分钟?什么重要的钱还非得在选举的正当中送?有点可疑。

第二天武部勤像换了个人似的反击了:“你把那个账号公开出来!你小子不但造我的谣,连我儿子都不放过?你破坏他们公司的名誉,影响了他们的业务,告诉你,这件事你不说清楚的话,首先我儿子公司就会控告你,向你索赔他们的业务损失。”

这时候那哼哈二将才觉得是被人忽悠了。一个已经退休了的自民党议员特能理解这哥儿俩:“年轻,没经验,又在在野党,没拿过贿赂——有从银行走钱拿贿赂的吗?等着警察上门还是怎么着?”

这一下,无脑辞议员,二百五辞党代表。民主党又没党代表了。

小泽一郎就是在这当口给请出来的。

原来当过自民党干事长的小泽一郎可以说是原教旨自民党的最后传人了,在小泽一郎的带领下的民主党和自民党来了个大换位。原来是农民党的自民党近来由于农村人口不断下降而产生危机感,将工作重点逐渐转向了城市,其实这就是从桥本龙太郎开始到小泉纯一郎达到高潮的所谓改革的内容。

自民党要扔掉的,民主党去捡回来。小泽一郎到农村去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转,骂完了自民党的背叛以后再答应把自民党的光荣传统继承下来,自民党原来给农民的全部好处一点不改由民主党出面给,这一下自民党就在2007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大败。

正当民主党要趁胜前进,以自民党的政策彻底灭了自民党,而自民党却又不敢随便说改革暂停的时候,小泽一郎出事了,出的还是自民党式的事:出了金钱问题。这一下小泽一郎被迫辞职,可怜的民主党又闹起了缺头危机,这次的众议院选举能不能从自民党手里抢来政权现在又成了问题,而在几天之前没有任何人怀疑民主党的胜利,只是在偷偷怀疑民主党在这么严峻的经济环境中是不是真的想执政,是不是想让自民党先替自己熬过这段时间再说?要不然为什么从金融风暴以后就不太听到几乎必胜了的民主党在吵吵要麻生太郎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了呢?

但现在鹿死谁手又不知道了,这就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不是天算而是自民党在算计民主党,反正不管怎么说,民主党没有了头这是千真万确的。

古里古怪的公明党

一次老冰公司里一同事家办丧事,老冰和老板代表公司去参列葬礼。临走之前公司的同事们一起凑了些份子让老冰们带去表表心意,这点人情上日本和中国一样。

本来是到了地方就应该先对遗族说些表示哀悼的套话,然后就掏钱给遗族,可是社长揣着钱到走也没拿出来,老冰也不好意思问,到了回去的路上听到社长在嘟哝什么晚上还要再跑一次送钱的时候才问:“可是刚刚干嘛不给呢?”

“这是大家的一点心意,得给到他们手里,刚刚拿出来会被不相干的人拿去。”

老冰听不明白:“有什么不相干的人能拿走咱们给的丧仪?”

“唉,那家人加入了创价学会,办丧事的时候学会的人肯定在场看着,有什么现金的全部拿走充公”,社长无可奈何地解释了为什么要趁晚上特夜深人静了以后再去一趟的原因。

这个“创价学会”对于中国人,特别是50多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不陌生。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国报纸上经常能看见“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这个名字。这位曾经十次访华的池田大作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过很大贡献。

但是知道“创价学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的人可能不多,它不是一个学术学会,而是一个宗教团体,类似于韩国统一教会似的新兴宗教组织。1930年左右,牧口常三郎和户田城圣两个人基于日本佛教的“日莲宗”的流派创建了一个宗教组织——“创价教育学会”。牧口常三郎和户田城圣就分别是第一代和第二代会长。因为其信仰崇拜和当时的日本国家神道发生了冲突,牧口和户田被戴上了顶“大不敬”的红帽子被宪兵抓进了大狱,牧口死于狱中,户田到日本战败前的1945年7月才被释放出狱。托麦克阿瑟民主改革的福,创价教育学会蓬勃生长。估计后来的奥姆真理教肯定很懊恼怎么没有赶上那个好时候。

户田把教会的名字改成了“创价学会”,教徒发展到了75户以上。这位池田大作是第三代会长,创价学会在池田大作手里据说发展到了800万户以上,在全世界51个国家地区拥有支部,组成了一个“创价学会Internationgal(SGI)”的国际性组织。

创价学会除了传教,还有不少业余爱好,除了有小学、中学、大学之外还有政党,公明党就是创价学会的政党。公明党本身的历史并不长,是从1962年才组成的“公明政治联盟”改名为“公明党”而来的,中途有一段时间并入过新进党,新进党分裂以后又恢复了原名,现在和自民党联合执政。

但是创价学会进军政界要早得多,1955年的地方议会选举,创价学会就有53个人当选地方议会议员,1956年又有3人当选参议员,1959年6人,到了1962年这个数目到了15人了,成为参议院内仅次于自民党、社会党的第三党,1967年一下子在众议院选举中得到了25个议席,在众参两院拥有这么多议席,公明党立即成为了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但那时候的公明党是一个纯粹的宗教政党,本来当初结党的基本理念就是第二代创价学会会长户田城圣所提出来的“王佛冥合”、“佛法民主主义”那些外人根本弄不清楚的东西,他们从不否认自己的宗教目的。

宗教政党是违反现代国家有关政教分离的原则的。但是一般也没有人敢说,谁敢说砸谁,不但一般人不敢说,就连长期执政的自民党看到公明党都绕道走。当时有一个大学教授写了一本评论公明党的书,公明党看了不高兴,去找自民党帮忙解决。自民党干事长田中角荣亲自出马去找那个大学教授请人家修改,但那位也是软硬不吃的主,坚决不改。田中角荣又提出一个方案,说是初版按十万本算,全部买断,再不出第二版。那位教授还是不干。

这田中角荣怎么对公明党这么好呢?公明党当时的委员长,后来和公明党翻了脸的竹入义胜后来回忆说是田中角荣在外面包了个二奶,怕公明党来追究,所以主动卖个面子给公明党,谁知道遇上了敬酒不吃喜欢吃罚酒的倔教授。

于是公明党就自己上阵战斗,书店不准卖,广告不准做,非得把这本书弄黄不可。别人吓得只当不知道,但有不怕邪的,就是那个比公明党也不少的日共。日共在电视节目上直截了当地追问公明党这种干涉言论自由的行为是算怎么回事,又在《赤旗报》上发表那个教授告发田中角荣想收买他的事,当然公明党出面否认,田中角荣则说那事与公明党无关,就他自己一时糊涂鬼迷心窍。

凡事都是只要有人开了口就收不住了,顿时舆论汹汹,不管你公明党有多少党员家庭也没用。自民党干事长卷入了妨碍言论自由的丑闻,所以自民党的佐藤荣作也装聋作哑,只当不知道在野党议员要拘池田大作到国会来作证的要求。但是人家在野党也有办法,人家把受害者的大学教授找到国会来作证,有能耐你再把人家嘴堵起来。

全日本出版界都行动起来了,这就是1970年有名的“言论出版妨害事件”。最后创价学会只能认输,池田大作发表声明,答应政教分离,从制度上把创价学会和公明党分开,绝不会追求“日莲正宗国教化”,从此之后再不使用“国立戒坛”这种容易引起误会的词句,从公明党党纲里把“王佛冥合”,“佛法民主主义”之类的语句全部删除,这样虽然现在公明党的支援团体仍然是创价学会,公明党的创价学会背景依然经常被人们拿来说事,但是已经没有人能说公明党是宗教政党了,起码人家政教分离。

公明党现在是和自民党联合执政,但以前一直是在野党。所以其党纲在删除了一开始那些十三不靠的宗教用语之后也没有什么更加特别的地方,无非是一些增加福利的要求。但是公明党和其他不管外交的在野党不一样,在外交政策上有一个闪光点。就是第一个正式提出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党。而且是在1968年,那时候的中国还处在“文革”的混乱之中。

直到在现在创价学会的刊物上还经常能看到池田大作和先总理周公恩来的合影,对华关系一直是公明党最重视的方面,现在公明党正在国会中为做到为所有中国公民来日观光免除签证而努力。

鼓吹和平的公明党和鹰派议员不少的自民党能弄到一起也是日本政治的一个奇观,一个议会政治的双赢关系。自民党需要公明党,小渊惠三内阁时众议院的票数不够半数,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个能够联合起来可以过半数的局面,即便后来在众议院过了半数,在参议院都还是过不了半数,照样少不了公明党。而在公明党这边参与执政能够实现一些做野党时过过嘴巴瘾的想法,反正各有所值,所以到现在这种联合关系也还在继续。

公明党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它不认为日本在国际上有什么敌人,所以这样一来和谁都能够合得来,如果自民党实在无法执政,而民主党又离过半数还差几票的话,它和民主党照样能够合作而不会出现大家都尴尬的问题。只要日本不出现大的政界演变,现行的自民党对民主党的政治势力地图依然有效,公明党在什么内阁中都会有一席之地。

靖国神社就是这么个东西

在这几年的中日关系中,靖国神社好像是个特别重要的存在,特别是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从而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反正中国人就没有不知道这个“靖国神社”的。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是不是像传说的那样供了一座座侵华战犯的牌位,是个阴气沉沉的地方?

虽然一直在日本,但老冰也从来不去关心这个东西。因为老有朋友来问,也回答不出个道道,所以老冰自己去那儿看了看究竟。

这个靖国神社的历史其实也简单,1869年当时的兵部大辅(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大村益次郎提出来建个名叫“东京招魂社”的军部神社来祭奠戊辰战争以后战死的军人,到现在这位大村的铜像还在靖国神社门外的广场上立着呢。

10年后,“东京招魂社”改称“靖国神社”。神社是日本神道的一种祭祀场所,称呼各异,有神宫、大社和神社什么的,全国到处都有。神社也分三六九等,最大的大哥大是“伊势神宫”,其他的神社分为“官社”和“诸社”,前者与天皇有关或者是由国家出钱,叫“官币”和“国币”,再分大中小。这样除“伊势神宫”以外,神社里面最大的是“官币大社”,最小的就是“国币小社”,至于后者的“诸社”,那就是野鸡,瞎混着活。二次大战以后麦克阿瑟来了,搞政教分离,把那一套全给废除了。但现在大家还是喜欢扯那个蛋以表示“咱们先前酷”。

这个“靖国神社”在所谓官社里面没有归到那几类,而是一种特别的“勅祭社”,就是说别的不管只管办丧事。但那年月没有什么福禄寿升官发财,就成天死人了,办丧事的发财。日本从1869年戊辰战争结束以后几乎就一直在打仗,从来没断过死人,所以这个靖国神社倒是呼风唤雨,要什么有什么了,在寸土寸金的东京也能弄到那么大一块地皮。

日本的治安挺好,平时看不到警察。可是一走进靖国神社,看到有大量的警车,到处都是全身戒备的警察。因为右翼组织的街头宣传车,简称“右街宣”成天在那儿闹腾,警察就是来防止有人闹事的。

所谓参拜靖国神社,就是从位于神殿右面的一个叫做“参集殿”的进口进去,里面有上白下绿的神官来收“玉签料”,就是香火钱,一般是1 000~10 000日元(打零工的工资基本上是800日元左右),再记上账,这里“记账”的意思就是签名。

一会有神官来带路从参集殿的出口沿着大殿右面的边廊入大殿,出参集殿之前先要净手,边廊的尽头站着一位全白的神官,神官手里拿了一根棍子,前面贴了不少白纸条,挥几下算是驱邪,然后就左转弯上正殿。

上了正殿以后,参拜客人在门槛外面面向里面跪好(盘腿坐着也行),那位神官跪在门坎里面,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拖着长腔朗朗念,不知道念的是什么。应该是祭文,想来总是一些“死了就算死了,没死就算还活着”之类的废话真理,也没空看身后,你就是伸个中指出来也没人知道。

靖国神社的正殿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大梁上挂着一面镜子。日本神道不是偶像崇拜,这点挺邪门的,它供的神明无影无踪,不知道什么模样,就一面镜子。你要看看镜子里面有什么,那就是你自己,所以弄到最后大家都是神了。

神官念完了祭文,从刚才的来路再折回去,刚才驱邪的地方,现在有一位神官给你一小杯日本清酒,喝完了整个仪式也就结束了,移动的距离不超过50米,时间大约5分钟。

这里要纠正一个概念错误,有人老是以为靖国神社供奉着什么牌位什么的,那是一个误解。日本神道的神社本身就没有什么牌位的概念,不能拿佛教的规矩去套。但靖国神社确实有一个战死者的名单,战前是从陆军省、海军省来,战后从厚生省来。用毛笔誊写在纸上,叫做“灵玺簿”,平时存放在一个叫做“灵玺簿奉安殿”的仓库里,就在正殿的后头,所谓“进了靖国神社”的意思就是上了那本名单,而“移出靖国神社”的意思也就是从那本名单上把名字抹了。

那么死者怎么进靖国神社呢?

首先靖国神社自己无权决定谁有资格来谁没有资格来,它是接受政府衙门的名单,就是说政府衙门开出名单给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再到那个“灵玺簿奉安殿”把名单誊到那个“灵玺簿”上去,就算是“合祀”了。战前和战时主管的政府衙门是陆军省和海军省,基层部队打完一仗一点人头,啊,缺了某某某某某某,大概已经死了,就层层上报,一直报到陆海军省,陆海军省汇总核准后再把名单交给靖国神社。

战败了,陆军省和海军省被解散了,这送名单的活就归了厚生省。陆军省和海军省成了厚生省的第一复员局和第二复员局,人还是原来那帮人。哪儿又发现了死人,经他们确认以后发名单给靖国神社。

这个靖国神社就这么回事,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问题是那个灵玺簿上记着14名甲级战犯的名字。但那玩意一般谁都看不到,也没有人愿意去翻那个名单,总共二百几十万人呢。靖国神社的真正问题其实不在这个神社,而在它的资料展览设施,一个叫做“游就馆”的地方。

老冰一直有点看不起日本的媒体,认为它们有点傻乎乎的。但这次看了游就馆以后发现不能那么说,日本人有时候也会耍点小聪明的。

游就馆是不是特别公开宣传军国主义呢?老冰可以负责任地向各位说,游就馆里没有一张照片和一句解说词可以简单地让你捏住把柄,人家玩的是一种“春秋笔法”。这么说吧,那个展览对知道那段历史的人没用,洗不了脑,反而可以看到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但要是不知道那段历史的小孩或老外,真能被它忽悠得晕乎起来。它自始至终就不说这些战争(仅比较大的就有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者就是极为“简明扼要”,举个例子:

有一块展览板的题目是:“从日俄战争到满洲事变”,二十几年的历史就只有几行字。为了公正,老冰在此将其全部译出:

日俄战争的胜利和之后的韩国合并,虽然解决了(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但国际形势并没有停止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本着日英同盟的情谊,我国向德国宣战,在攻占青岛和南洋诸岛的同时协力向地中海派遣舰队以及出兵西伯利亚。大战后,没有批准国联条约的美国想通过华盛顿会议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引进新秩序,但是中国从辛亥革命开始的民族意识和排外感情朝向了打破既有条约。在满洲发生的排日运动和在满日本人的危机感成为了关东军主导发动满洲事变,建设满洲国的契机。

它又是怎么来叙述“南京事件(NANJING INCIDENT)”的呢:

昭和12年12月,攻略了南京的松井司令官对麾下部队散发了关于保护难民区和外国使领馆的命令,承诺了“严肃军纪,取缔不法行为”。失败了的中国军队纷纷涌到下关周围,城里的败兵则脱下军装成为便衣队进行抢掠。

在说到台儿庄时又不一样了,你看到的只是“包围中国大部队”的字样;在介绍所谓“满洲国”时,你能看到溥仪的大幅照片,看到伪满旗,看到大量脸上乐呵呵的不知道是谁的照片,如果不知道历史,大概真会以为那是个“皇道乐土”了。

这就是游就馆的手法:用真实的照片,真实的文物来指东言西,偷换概念。不提战争的起因,不提日军的残虐。世间公认日军在亚太地区制造的万人以上的屠杀案: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马尼拉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和泰缅铁道全是这样既不是完全不提,也不是完全否认,而是不知所云地在胡扯。

日本有个名词叫做“游就馆历史观”,与之相对应的是“东京审判历史观”。游就馆煞费苦心就是要推翻东京审判的结果,就是想说那场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不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而是强加给日本的自卫战争。

老冰看了以后倒也没怎么生气,战胜国国民看这些东西没什么生气的,就觉得日本人其实挺可怜的:只能这样靠意淫过日子了。但老冰不同情日本人,因为这怪不了别人,当年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不少日本人说过的一句话怎么这里没有了呢?“赌上皇国百年国运”,日本人赌了,而且是自愿赌的,但是赌输了,那就得认赌服输。现在离一百年还有三十几年呢,加上利息,看起来一百年也好像还不过来。

是20世纪80年代末吧,周而复先生访日时去看了看靖国神社就被开除党籍,罢免作协副主席的职位。不知道该如何来评论这件事,这么往轻里说罢——还缺少战胜国的自豪和荣耀。英美人就幽默得多,他们对靖国神社和游就馆不太发牢骚,不但不太发牢骚,英美外交官和军人去过的不少,甚至包括驻日武官和驻日美军司令官:你愿意胡扯就胡扯,你能否认历史但无法否认现实,现实就是你是战败国。

那么看了这个“游就馆”以后的反应怎么样呢,从游就馆的留言簿上最能反映问题。这是一些留言,有日本人的,也有外国人的。

当然有看完了热血沸腾乱喊万岁的,但是更多的不是这样。

有日本人就尖锐地指出:“害怕欧美的侵略,是不是(自己)侵略亚洲国家就可以?”最后这位还添加了一句:“请去一次广岛的原爆资料馆,会对战争的看法有个180度的转弯”。

还有几段留言是这样的:

“展览内容是美化战争,歪曲事实,不过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学习。”

“有40年没来了,人到了这个年纪更想知道真正的事实。

“到底是因为这座建筑物的所属原因,还是丢掉了不战的誓言?看起来总好像是在正当化从明治以来的日本立场。日本是战败国,为了不再出现这些英灵,日本更应该强烈主张不战。

“反对战争!”

“从山口到东京来出差,以前就一直想来,这次总算参观了游就馆。我的工作是教历史,为了担负将来的孩子们,感到之所以有今天的生活,是因为有许多人献上了尊贵的生命。关系到日本、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能够互相理解彼此的历史和文化,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今后也要努力。”

其实令人吃惊的是大量日本人的批判,你看:“国家不能面对日本对亚洲的战争加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这个展示太糟糕了”。

一位来自爱知县的53岁的会社员留言的第一句就是:“一定要承认对中国的侵略。”结尾是“英灵们所希望的肯定是世界和平,而决不会是亚洲国家的互相敌视”。

一位19岁的女大学生写的是:“(我)认为肯定战争和日本干过的事情是对战没者死于原子弹的人们的失礼,对自己国家干过的事情进行肯定的心情虽然能够理解,但决不能忘记日本也死了那么多人,该反省的地方就要反省,再也不能发生战争。”

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写的是:“希望再也不要有战争”。

在同一页上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上面在说:“战争是不好,但在当时就是时代的潮流,没办法。如果没有那时日本的不战也就没有现在的日本。”

下面这位38岁才第一次来靖国神社的人在留言中却在发问:“为什么不对十五年战争的立案和指示者不更加冷静地批判和验证?”

同样的疑问还有:

“太平洋战争开战时的近卫文麿、松冈洋右们在外交上的失态太大,关于这个是不是应该更加介绍?”

有一位新加坡人是这样写的:

“在我一生中学过所有的(知识)都是日本对东南亚进行的侵略和占领。可在这儿看起来像一次伟大的实验。要知道这场‘试验’完全无视我祖辈的感受。当然如果只从你们日本人的视角看起来也许是合理的,但是不管你们起什么名字或怎么看,战争总对所有人造成伤害。和平应该成为人类的终极目标。”

外国人的留言不少,留言最多的还是中国人,用汉语、英语或者日语:

“不错,历史是人写的,但有人用血写,有人用枪写,我是个中国女孩,我对这里的所有解说感到失望和愤怒,有些真实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这里是英语。

“第一次来靖国神社,感想很多,但这不是战争的全部,这里看不到更为残酷的场面,祈祷日本人更加知道些这场战争”。这是日语,但是最多的还是汉语。一位台湾同学甚至在留言簿上发牢骚,好像是相机被人偷了,该同学绝对怀疑与靖国神社有关。

大家都在写,写着写着就吵了起来,这是中国对日本:

上面一个日本人写的是:“日本人,不要屈服于中国和韩国的压力”,下面一个中国人写的是却是,“你们自己找的压力”。

这是日本对中国的:

一个自称来自“唐?长安城”的中国人写道:“这帮畜生杂种,死得好,FUCK”。一个日本人在下面跟了一句:“那就不要来”。

和网上一样,写着写着就成了口水仗。

这个所谓的靖国神社就是这么个东西,很简单,一点也不复杂。但为什么会老有日本政治家不顾中国和韩国的反对,非得去那儿不可呢?

政治家政治家,政治家的一切是没有政治目的的,政治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继续当选,继续当他的政治家。只要能继续当选,他什么都肯干,别说什么神社,鬼社都照样去,你信不信?小泉纯一郎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从不去靖国神社的小泉为了当自民党总裁,愣是主动向“日本遗族会”请缨承包了这个工程,弄得现在不当首相了还得去,大热天的,也不怕中了暑。

那么为什么去了靖国神社就能弄到选票呢?这是因为靖国神社后面有个“日本遗族会”。那是个当初以遗族的互助共济为宗旨的团体,现在没有了什么遗族要支援,成了个专门支援靖国神社的政治团体。其实这两者之间一开始时是没有关系的,1962年甲级战犯贺屋兴宣(就那位坐牢还老操心吃的)当了遗族会会长以后开始走得特别近。

讲起靖国神社,一定要讲一下铃木孝雄。这个人是个军人,陆军大将,但中国人不太知道,因为他在1933年就退出了现役。在日本现在都很少有人提起。但要是没有他,靖国神社也不至于会成为这么严重的问题。

铃木孝雄的经历在日本陆军里也是很不寻常的。他没有上过陆军大学校,却升上了大将,当然他那时候陆军大学校毕业生还不多,没学历的也能混。但更主要的是他的华族家庭出身的缘故,日本投降时的内阁总理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就是他亲哥哥。

铃木孝雄退出现役以后从1938年4月到1946年1月担任第四任靖国神社的“宫司”,也就是靖国神社的头。这段时间正是靖国神社空前生意兴隆的时候,那时要数清楚到底靖国神社挤进来了多少“皇军英灵”,还真非要日本人的严谨认真劲儿不行。但铃木孝雄还不是一个简单的守成者,他很有“进取精神”,不断开拓新领域,终于把靖国神社从个“神社”弄成了个“神”的社。

原来把死人弄到靖国神社合祀,也就是陆军省海军省给了名单,靖国神社就照抄,日本人喜欢管闲事的知道有个靖国神社祭祀的是战争亡灵,不喜欢管闲事的都不知道这靖国神社是什么东东。东京的人没事可能还会去看看,可那时候没有###,东京以外的人就不可能去参拜靖国神社,因此靖国神社在铃木孝雄以前其实就仅仅是个吃神道饭,没事搞封建迷信活动的官府衙门而已。

铃木来了以后用他的影响把那个“合祀仪式”不仅从意识形态上,而且从物理上弄得神乎其神。首先国家出钱把死人遗属全弄到东京来,管吃管喝管住,然后每次合祀仪式时一老早就让遗属们跪在神社前面的大路两侧(现在该知道这个级别这么低的神社怎么会有那么宽敞的门脸了吧?那玩意有用,地方小了跪不下那么多人)。一边就是神官在不断地念念有词,这些遗属就跪在那儿又饥又渴又累夏天又热冬天又冷,本来家里死了人就够伤心的了,这样一来就几乎已经处于虚脱状态了。

就这样还要等下去,到天黑以后突然熄灭全部灯光,用探照灯打出身穿白衣白袍的神官们护送的马车的轮廓,再伴以军歌音乐,弄得现场诡秘重重。这一来本来就身心疲惫的遗族们绝对相信他们的家人真的成了什么“军神”,还就住在这儿的什么犄角旮旯里。

为什么要搞得如此邪门?这里面有个安抚人心的问题。铃木孝雄当宫司正好是侵华战争的时候,人越死越多。最初还能把尸首运回日本来火化,到后来就只能就地火化后把骨灰运回日本。那些骨灰能回日本的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再到后来连骨灰都没法运了,因为实在太多。至于太平洋战场更是从物理上都不可能,首先制海权制空权在美国人那儿,不让你运。再一个原因就是碰上了老美就连收尸的都没有了,从新几内亚到冲绳,美军打到的地方全都是“全歼”,如有收尸队也在歼灭之列。

所以,死在海外的二百几十万日本兵绝大多数没尸首。为了不让这个“死不见尸”影响士气,就想了这个利用靖国神社搞封建迷信活动的招数,这一手挺奏效。无处寄托的遗族们很自然地或者无可奈何地就认可了靖国神社。神社不搞政治活动,但挺怕政府什么时候真弄一个别的纪念设施,那么一来就没了香火钱,要影响政府就得借用日本遗族会的集票能力,而日本遗族会也正好有一个靖国神社在做文章,省得遗族们散了心。两者就是这么个狼和狈的关系。

当然并不是所有战死者遗族都进了日本遗族会,进去的大多是那些死不见尸的遗族。二百多万人死不见尸,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子女儿会成为一个多大的数字想想就能明白,为什么日本政治家要拍他们的马屁了。

但情况也在变,日本遗族会的力量也在年年变小——人活不过自然规律,遗族都会死的。而中国的政治份量又在年年上升。这个问题到底会怎样变没人知道,但2008年8月15日安倍内阁就只有一名阁僚去参拜靖国神社似乎也说明了问题。

对于除了右翼政治家和右翼团体的一般老百姓来说,靖国神社仅仅是一种寄托。他们到底是抱着一种什么心情去的呢?有一个例子似乎可以说明一点问题。

80年前,有个开业牙医在中国东北长春一带行医。当时中国东北这号在本国混不下去,抱着一获千金的梦想来满洲的日本人很多。这些人一般被叫做“满洲浪人”,更加鄙视点的叫法是“满ゴロ”,读作“满硌痨”,意思是像小石子一样到处滚来滚去硌人。

这位“满硌痨”的医术怎样没人知道,就知道此人极端热衷于政治,串通一帮人成立了一个“满洲青年同盟”,成天念叨的就是什么“满蒙权益”。到后来连“满蒙权益”都不念叨了。好像觉得那个“满蒙权益”比较刺耳,因为这个名词的本身就在提醒人们这里不是日本。于是一肚子气都撒到了关东军头上:关东军有刀有枪,怎么这满洲居然还不是日本领土。于是成天骂关东军:“关东军的军刀是竹子做的”,“关东军已经忘记了怎么拔军刀了”,看到关东军没理会,又纠集了一帮人跑回日本走州窜县,游说###找议员要求对关东军施加压力。最后把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给逼急了,心里话都漏了出来:“对付张学良就只要竹刀,告诉你,不要看关东军只有一万人,一旦有事,只要两天我就能占领奉天长春”。这位才算安静了下来,但是嘴还不肯闲着:“参谋殿,这话可记下来了,就等参谋殿哪天动手了,可是不要让等得太久了”。

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总算没有负这些满硌痨的重望,发动了事变。此人又自备干粮,鞍前马后地忙个不停。满铁是国营企业,得听政府的,因为外务省反对扩大事态,所以满铁医院拒绝接受关东军伤员,这位就带了人把满铁医院给砸了,然后通过“满洲医师会”把在满洲的全部日本人医生不管内科外科妇产科还是花柳科全部带到战场上去。但是那位张爱国将军学良讲文明懂礼貌,考虑到人家日本人是外宾,和外宾没有开打的道理,就干脆扔下老爷子张作霖的尸首又和赵四小姐去鬼混去了,所以关东军倒也没有什么伤亡,那些乌合起来的蒙古大夫也没怎么累着。

张爱国将军学良发现关东军没有飞机,发扬“是朋友就有福同享”的胡子精神,送给了关东军好几十架飞机。可是长春没有飞机场,那位满硌痨又把在长春的日本人老老少少全部集中了以来,再找关东军抓了大批中国劳工,在他看中的那片土地上不由分说就赶走住在那儿的中国人,拔掉九月里眼看就要收割了的大豆,只花三天时间就修起了长春飞机场。这件事连不少日本人都看不过去,说这太过分了,怎么着也要给中国人一点补偿吧。可这位的回答是:“关东军将士们在拼死拼活,###人凭什么不做点牺牲?”

看过老冰在《世界军事》上连载介绍的石原莞尔的文章的朋友也许已经猜出来了这人是谁,对,这个人就是世界著名的指挥家小泽征尔的父亲小泽开作。

“军国主义”是别人称呼日本,而且那时也还不大有军国主义者的说法。日本人自己一开口是“皇国皇国”的,都自称是皇国主义者。这位小泽开作确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皇国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对中国人民犯下过深重罪行。

而事变四年后的1935年9月出生于沈阳的小泽征尔呢?这位历任纽约爱乐乐团、伦敦交响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和维也纳歌剧院首席指挥的天才指挥家除了在音乐上的才华和造诣是无可争议的之外,小泽征尔先生对中国、对中国人民的友好肯定也是不容置疑的。

早在1976年12月,中国刚刚开始走出“文革”噩梦的时候他就来到了中国。不是仅仅为了扩大影响,要知道那时他已经是著名的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了。1978年6月,小泽征尔第二次到中国访问,在北京,他在首都体育馆成功地指挥了中央乐团的演出,由于小泽征尔先生,世界知道了刘德海老师、韩中杰老师、中国音乐、中国乐器和中国音乐家。邓公和国母孙夫人都去观看了演出。小泽征尔曾经六次访华,著名华人大提琴家马友友的成长离不开小泽征尔。可以说,是小泽征尔让中国人知道了世界音乐,也让世界知道了中国音乐——《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二泉映月》《白毛女》,等等等等。小泽征尔写的所有文章里都把访华作为重要事件来谈。

那么小泽征尔对他父亲小泽开作是怎么看的呢?当然小泽开作是他父亲,曾经在战后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支持他走上音乐之路,小泽征尔应该感谢他父亲。但是名字里就有着板垣征四郎的“征”和石原莞尔的“尔”的小泽征尔对他父亲那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又是怎么看的呢?可能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小泽征尔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一切。小泽征尔在谈到他父亲的时候说:“他是一个医生,但很热衷于政治活动”,小泽征尔还出资找来他父亲当年的朋友编写了一本名为《我的父亲》的文集来纪念小泽开作。小泽征尔访华之时小泽开作已经去世,小泽征尔和他母亲抱着小泽开作的遗像一处一处地寻找小泽开作曾经住过的地方。

老冰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这件事,也许有人会认为小泽征尔在中国只是在骗人,实际上是人还在心不死,随时准备再像他老爹那样干一次——要不然他为什么不替他老爹赔罪,还抱着他老爹的照片满世界晃悠?这满世界晃悠是不是在捣弄中国情报也没准,下次再来国安部应该把小泽征尔抓起来。

但对于小泽征尔来说,他父亲就是小泽开作。对也罢,错也罢,都已经成为了无可挽回的历史,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没有西方文明那么功利,人们能够做到的应该是在未来不犯错或者少犯错,而不是仅仅为了错误的过去而追悔莫及。

隔壁家的好儿子不一定就是坏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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