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理解框架(7-11完)

国企改革的先声

就在79-81年的陈云经济调整的宏观大背景下,第一轮国企改革的试探开始了。

要说国企改革,先要说改革之前的国企是啥样子的。我们用过“人-钱-物-生产决策-销路”五维来分析,这里修改一下用词,更清晰一点:“人-钱-原料设备- 生产决策-产品销路”。计划经济的核心是后三条,都是关于具体物质生产资料的流动。理论上,计划部门针对每一个国企,都制定了明确的生产任务,你从哪家上游厂进原料设备,进哪种,进多少,什么价(价格其实是无所谓的),然后你要生产什么东西,生产多少,生产出来的产品出货给哪家下游厂家(对于消费品,则是出货给哪家商业企业、供销社),出多少,都是定死了的。全社会所有的企业都服从这一套指令安排,加总起来,就是全社会所有的物质生产的供和需,全都严丝合缝的对接在一起。此为理想的中央指令计划经济。所以,在“原料设备-生产决策-产品销路”这三个维度上,企业是毫无自主权的,厂长乃至以下全部工作人员,都只是命令的执行者,是“管-管-管”模式。

在“人”这个维度上,各前社会主义国家有点不一样。中国把人也管死了,企业用人也毫无自主权,干部由政府里面的人事局管,工人由劳动局管,雇用终身制,铁饭碗。调动个工作,比上天还难。苏联呢,据说比中国要松一点,苏式计划经济下,工人也是可以自由跳槽的。

对比之下,苏联人当年对“物”的计划做得好,中国人“物”方面做得很差劲(比如经常无法完成生产计划、比如频繁的削弱中央计划而支持各地的地方独立计划,等等。其中有老毛的浪漫主义时不时出来“捣乱”的原因。),但是在“人”的计划上做的比苏联要夸张。

最后,“钱”这个环节,严格说来,在计划经济下意义不大——所有的产品物资交易都是上面指令的,一个厂若要扩大生产,所需的额外货币也都是上面拨付的,一个厂有了货币盈余,也要全交给上面来支配。这是从企业角度看。从个人消费上看,钱的意义也被“票证”冲淡。总之,“钱”在那时,在企业层面上,更多是一个算账的工具罢了。

正因为钱没有太实际的意义,所以每样产品的价格的确定也是相当任意的——没有市场供求嘛,就没有所谓的均衡价格。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价格关系扭曲“。

总之,改革前,原则上国企是处在“管-管-管-管-管”模式下。这个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没有自发的动力去提高生产,只有靠计划命令的层层加码,但是加到多少能完成,谁都没谱,计划加多了又完不成,成了大跃进浮夸风,后果是灾难性的;加少了,则下面企业也乐得任务宽松,反正多干活也没自己的好处,乐得歇着。

第一轮国企改革的试探时间是78-80,由zzy于78年中在四川的试验肇端,79年被推广到全国。此轮改革的核心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引入了计划内外双轨制的概念。在“原料设备-生产决策-产品销路”三方面,都规定,只要你完成了计划给你的任务,超出的部分,你自己可以拿去卖钱,得来的钱,上缴一点,大部分自己留用,可以用于内部提高职工收入消费,也可以用于企业自己的扩大再投资。

“钱”的方面,也留更多给企业:利润不再全额上缴,部分可以自己支配;加速折旧;计划外销售收入自己支配。

当时一些改革派的经济学家,比如薛暮桥,就十分支持这样的改革。薛的改革计划走的更远,尤其是在钱的问题上,不仅仅要实现上面三条,而且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和企业的资金关系:如果企业要扩大投资,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拨款,而是要自己出钱,或者借钱(拨改贷)。企业的盈利,也不能说政府拿走就拿走,而是要变成税,按照一个既定的交税的规则来上交政府(利改税)。这样,就把政府和企业从原来的“财务一家人”变成了“两家人”,这才有利于发挥企业的盈利主动性,中国话叫“自负盈亏”,用匈牙利社会主义经济学家Kornai的话说,就叫“harden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s”。(这个思路,和前面第一篇讲过的政府层级之间的财政收入安排,相当类似,也是划清财权,刺激下级政府扩大收入。)

更重要的是,薛知道,“钱”上最大的问题在于价格体系。计划经济下,有些产品价格畸高,则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天生利润就多。反之,有些企业天生就因为产品价格的原因而亏损。从前企业盈亏其实都是无所谓的,政府拨款给调剂平衡就完了,但是现在,你在“钱”上给企业放开了自主的一个口子,那么就不公平了,会刺激高价品的生产企业盲目扩大生产,底价品的生产企业则缩小生产,这样会造成不正确的激励,和“扩大企业自主权以激励企业增产”的目标不符。

但是此时“钱”上的改革仅限于前面提到的三项,后面这些“拨改贷”“利改税”,仅在少数地方试点,并未推广;“价格改革”,则是一个政治上很有风险的事情,因为涉及到大量直接消费品的价格调整,弄不好会社会动荡。79年的时候,仅仅是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这一项,为了不导致城市粮价的上升,政府就不得不花很多钱来补贴这个粮食差价,实际上就是政府出了一部分钱帮城里人买粮。如果搞全面的价格改革,需要补贴的品类还不知道要多到哪里去,政府根本受不了。(价格改革之后多次尝试,都失败了,尤其88年价格闯关,还间接造就了89的风波。可见人们对价格改革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直到90年代初期,价格改革才算完成—— 至于为什么,往后看。。。)

至于“人”的方面,这一时间内,则毫无改革动作。铁饭碗依旧。

总之,79-80年的第一轮国企改革,改完之后,在“人-钱-原料设备-生产决策-产品销路”维度上,是这么个状况:

人:管得死,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下,人力的雇佣和岗位分配是党说了算的,不能自由雇佣、自由解雇;
钱:多留一部分给企业自己支配,但是距离“价格理顺”“自负盈亏”,还很遥远;
原料设备-生产决策-产品销路:在完成计划任务的前提下,可在计划外市场上自由扩大投资购进原料设备、自由增加产量、自由销售。

这段时期的改革带来了以下结果:

1. 国企职工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企业获得了大量利润的支配权,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要么盖了房子给大家住,要么给大家发奖金。奖金这事儿,名义上是鼓励先进,但实际上,往往就是平均分配了。

别忘了,此时也是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农民收入大增的时间。所以,无论城乡,消费资金一下膨胀了。

2. 企业的市场化行为增多。虽然制度上允许企业可以做市场交易,但是是有条件的,就是你的先完成了计划。如果计划指令把你的产能占满了,那也无从进行市场交易。但是,别忘了,上篇我们讲到,这段时间是陈云经济调整的时间,就是压缩重工业计划、增加轻工业计划的时期。那么,对于被压缩的重工业、尤其是机械工业来说,计划任务就减小了,而闲置的产能不用白不用,政策又允许自己找销路了,那太好了,我自己找市场自己卖去。。。

结果是啥呢,就是机械工业当时算是全国最先大规模投入市场交易行为的行业之一——当然,多余机械产品的买家,除了想要在计划外扩大生产设备的国企之外,还有大量刚刚兴办的乡镇集体企业——这就对接上了我们前面讲过的乡镇企业的兴起。

(Naughton 有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就是市场化的动力恰恰来源于计划的波动。哪个产业的产出被计划压制了、进入产能过剩、供过于求的状态了,该产业就不得不转向市场寻找销路,因此也就越变得市场化。市场是占剧了计划一涨一缩之后留下的空间,而计划的一涨一缩,本来是出于经济结构健康的考虑,出于过冷过热之间宏观调控的考虑,却意外的为市场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一旦你政策上允许企业在计划之外的市场行为,又想搞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调控,那么,市场的比例越来越大,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改革初期政策制定者主动追求市场化的结果,而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3. 陈云的经济结构调整效果不明显。由于给了企业太多的自主权,中央计划调整的威力打了折扣。陈云通过计划指标来压缩重工业投资,结果重工业企业通过市场的渠道来抵消计划的压缩,导致轻重结构的调整并不那么给力。而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又赶不上城乡人民手中钞票的增长速度,结果就是,结构没调整好,通货膨胀就先来了。

陈云很生气。从前的陈云有两个经济主张,一方面主张经济结构的优化、农轻重比例的协调(陈云不喜欢超速增长),另一方面他也主张给予企业适当的自主权,以增加主动性。但是到了80年底,陈云很生气,因为这些有了自主权的企业不听调遣了,它们为了自己牟利而各自都盲目增产,牺牲了宏观经济结构的健康,它们滥发奖金导致消费层面的通胀。

从这时候起,陈云开始对“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改革方向产生怀疑。如果企业自主权换来的那点生产积极性的改善需要以整个宏观经济的失控作为代价,那么,这是不合算的。79年的这轮改革,正是在他“计划市场相结合”的号召下开启的,而到了80年底,他开始保守了,开始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也正是在此时,75岁的陈云退休了,日常的经济管理责任交给了61岁的zzy。但是陈云依然把握着大方向。从此,他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保守派的代表,开启了他和邓胡赵改革派的长达十年的路线斗争。

81年,鼓吹扩大改革的薛暮桥受到批判。企业的自主权改革停滞了,财权上收了,投资愈加削减了,滥发奖金被禁止了,经济进入更深的调整。

国企改革82-83

 

上回讲到,81年初开始了为了对抗通胀而进行的经济紧缩,投资削减,工资增长受到控制,整个经济一下子硬着陆了。

紧缩政策施行几个月之后,总得重启经济吧,所以还是得调动企业积极性啊。而且,经过前两年的轻工业投入,现在新一轮的刺激政策,重点轮回到能源原材料交通等上游重工业了。上回讲到的那些企业自主经营的手段,比如利润留成,比如计划外销售,慢慢又回来了。不仅如此,82-83年间,还有了很多更激进的刺激方式,比如有的地方开始搞企业的利润包干,就是指上交一个固定基数,余下的全归企业。这也有点象前面讲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税收分配的激进模式,能够更加刺激企业的生产主动性。

但是这些都是在给企业让利的方向上进行的改革。上回讲过,完整的“自负盈亏”模式,还得包括企业不能从政府自由获得好处,必须建立“拨改贷”之类的制度。但是这些损伤企业利益的制度却得不到企业的支持,进展缓慢。结果就是,企业从政府获得资源依然容易,分给政府的利润却越来越少。对于政府而言,就是散财容易收财难。这也和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的尴尬处境是一致的。

此期间,改革者还心存着在计划内搞价格改革的幻想。81年,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建立了253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希望能够通过数学优化的方式,找到用计划手段达到“最优价格”的方法。结果很不幸,算不出来,失败了。到了84年,zzy基本上死了在计划范围内搞价格改革的心,意识到必须依靠市场来优化价格。

另外,又一个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害怕又出现通胀,81-84年间,严控居民收入增加,使得终端消费品的需求增幅受到限制,那么,79-80年大力扶持的轻工业所造成的巨大产能,尤其是纺织行业,一下子就变得供过于求了。到了83年,由于布匹衣服供给的宽松,布票这种东西甚至都渐渐没有必要了。广大纺织企业不得不下力气“开拓市场”,寻找销路。这又一次重现了我们上一回讲到的Naughton论断:中国的改革是从一个供给短缺的经济过渡到一个供给过剩的经济,在供给短缺紧俏的时候,企业不需要市场,执政者也害怕市场,因为此时的市场会价格高涨,造成社会不和谐。只有当供给进入相对过剩的时候,企业才有寻找市场销路的压力,才会学习怎么在市场里面做生意,学习怎么迎合消费者的口味来改进产品,增加自己的竞争力。也只有在供给相对过剩的时候,执政者才不担心放开市场交易带来的社会动荡。

联系起上回讲到的内容来看,79年的经济整顿,削减了重工业(尤其是机械工业)的需求计划,使重工业供过于求,从而迫使重工业开始学习在市场中游泳;81年的经济进一步整顿,连轻工业的需求计划(就是消费)也削减了,使轻工业供过于求,轻工业也开始学习在市场中游泳。在这过程中,以及之后的多轮刺激和紧缩的轮回中,整体上看,中国工业的产能在不停地增大,短缺的情形越来越少,供过于求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学会了如何按照市场的规则来获得销路,而最核心的价格改革问题,甚至也在90-91年那轮大紧缩大萧条之中,无声无息的解决了。

回到82-83年,这两年发生的事情不多,除了上述几条之外,就是银行的改革。如果有机会专门写金融机构改革史的话,再细说之。关于国企,这两年给84年的大改革做了铺垫,使得当政者意识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做法,有着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计划和市场是必然要打架的,完美的协调两者的方案是不存在的。这成为84年改革的大背景。

国企改革84-88

 

偏向市场的双轨制

到了84年,zzy心里面基本已经打定主意,放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保守双轨制”,而要走向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这里面有三个原因:

1. 上篇提到过,通过数学计算来优化计划价格的努力失败了;

2. 在农业(包产到户)、能源(比如集体和私人的小煤矿的大发展)产量大发展的前提下,意识到,这些非国有、非计划的经济事实上增长动力很大,比计划内的国企强;

3. 从前农业和能源是国民经济的瓶颈,造成普遍短缺,而短缺使得计划分配成为必要。现在,这两样不短缺了,计划配给的必要性也就大大下降了。

84年开始,在取得党的高层的同意的前提下,zzy开始了两方面的改革。第一方面,是继续搞国企“自负盈亏”改革,主要就是“利改税”。但是一直搞到87年,效果都不好。利改税的出发点是划清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分配界限,激发企业盈利的积极性,但是在价格体系没有改革的前提下,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行业间(还有地区间)的利润率差别太大了,基本不可能划定一个一刀切的税率。利改税好歹名义上是实施了,但是为了应对这种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在统一税率的产品税和所得税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可以人为调控的“调节税”。这么一来,利改税就失去了意义,盖的结果依然是大家每年都要谈判“调节税”怎么收,和之前谈判上缴多少利润,没有本质区别。

但是第二个方面的改革则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那就是,决定冻结并且缩小计划经济的部分,鼓励市场经济部分增长,最终使得计划的比例越来越小,整体经济实质上慢慢地市场化。这个思路,在84年之前,是模糊的,有争议的,不敢提的。在84年,正式成为改革的明确大方向。Naughton书名为《growing out of the plan》,就是指这种市场依靠增长来盖过计划的过程。

具体说来,这个改革思路体现在84年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俗称扩权十条),明确了“厂长负责制”。按照五个维度来说:

1.人的方面,企业领导者可以自主的组织管理团队、雇佣技术工人、设定工人升职。86年,终身雇佣制的大锅饭被打破了,“新人新政策”,老工人还是“正式工”,新工人则成为“合同工”,还有“临时工”,成为用人上的“双轨制”。88年,开始搞“优化组合”,企业可以变相的清退冗员,相应的,政府也建立了更换岗位、失业基金等方式,来解决被清退人员的生计问题。

2. 钱的方面,企业获得了更大的资金自主权,奖金总额的上限宽松了,工资总额也不再限定,而是随着利润的增速,有一个工资总额的增速系数。企业还可以拿余钱来投资其他企业。

3.物的方面,原料设备-生产决策-产品销路,这本来是计划的核心内容,现在计划的范围冻结甚至缩小了,计划仅仅限于重大项目、大企业、重要的基础物资,而且计划管理的品类在不停地缩小。产品的产量上,延续了之前的双轨制,计划内的任务要完成,根据计划指令来调拨,计划外的产量,自由在市场上销售。产品的价格上,84年也正式承认了“市场价”的合法性,高于“计划价格”的“市场价格”,从此不再偷偷摸摸,只要比计划价格高出20%-30%以内,完全没问题。

厂长负责制,也经历了越来越宽松的演变。最初,关于计划任务和利税分配,需要政府和企业每年谈判。后来,推广了长年承包,就是定下一个任务就5年不变,这样就给了企业更大的增收动力。承包有多种形式,各地也有不少公开竞标承包工厂的例子。后来,一些厂子干脆被变相的转让给地方、集体,甚至私人,开了“卖”的先河。股份制也是一个选项,比较普遍的是职工内部持股。这时候的股份制实际意义还不大,往往是一种变相的债券的概念,或者企业以分红的方式分配收入,逃避政府对工资总额的限制。

到了88年,通过了《企业法》和《破产法》,这些企业自主权的内容,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了。

而那个被“冻结”的计划本身,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改革目标是从指令性强制计划变成指导性的计划,就是说,要慢慢变成通过财税政策等手段间接的对企业的生产进行控制,而不是直接用行政命令控制。这其实就和今天的“宏观调控”是一样的了。

87年,zzy甚至在讲话里说,不仅仅要搞产品的市场化,还要搞要素的市场化,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地产等等。

对于企业来说,因为“计划”被冻结,那么,计划强迫生产并以计划低价上缴的那部分产品,实际上变成了政府收取的一个固定的“税”,类似于农民面对“征粮”的那种意思,所以,计划已经不再是企业决策和行为的核心,企业的行为,已经是在围绕着市场来转了。

 

价格改革vs企业改革

这里需要区分一下84年之前的双轨制和84年之后的双轨制。84年之前的双轨制是“保守双轨制”,市场那个轨只是计划那个轨的补充。而84年之后,有意的偏向了市场那个轨,最终目的是市场那个轨把计划那个轨给吃掉。

具体怎么吃,当时很有争议,经济学家分成两派,一派较为激进,以吴敬琏周小川为代表,主张尽快“二轨合一”,也就是尽快进行全面彻底的价格改革和税收改革,把计划的部分彻底端掉。所谓“吴市场”的名声,就是这么来的。但是,我们之前说过,价格改革是很有风险的事情,弄不好就会物价飞涨。为了创造良好的价格改革的环境,就需要首先进行一轮经济紧缩,缩小投资,压缩消费,造成暂时的供过于求的局面,然后趁这个机会来搞价格改革,才不至于有太大的通胀压力。总之,宏观紧缩,是价格改革的前提。

另一派经济学家,以华生为代表,则可以容忍双轨制的长期存在,他们认为核心的问题是要让企业先学会怎么面向市场进行生产,而双轨制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既允许企业下水游泳,又有计划的游泳圈保证基本的安全。他们主张逐步冻结计划,缩小计划,通过市场比例的扩大,迫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面向市场,提高积极主动性。与之配套的,自然是要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改革,通过承包、股份等手段,刺激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我们把前一派称为“价格改革派”,后一派称为“企业改革派”。

从事后回顾,84-91这些年,基本上是按照企业改革派的路数在走的,就是比较保守。甚至到今天,某些重要的基础物资,价格都没有完全放开,依然是发改委来定的(最典型的是石油和电力,呵呵)。这就是当初企业改革派的遗产。

但是并不是说价格改革派从来没有得势过。事实上,86年的时候,激进派组成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俗称“方案办”,当时zzy对他们的主张很感兴趣。但是后来财政部测算了一下,要是实行激进的价格改革,政府需要支出的价格补贴太多了,搞不定,zzy这才放弃。

到了88年的时候,又有一轮激进价格改革的高潮,从邓倒赵都主张价格闯关,但当时宏观上并不是一个紧缩的环境,此时高价格闯关是不合适的,结果造成强烈的通胀预期,抢购成风,社会乱了,不得不罢休。

直到92年,价格改革才最终得以基本实现。

因此,84-91这些年,主要是双轨制+企业改革为主。92年之后,双轨制才淡出人们的视线。

 

双轨制期间的成就

此期间的成就大家都有目共睹。整体经济增长迅速,虽然84年之后农业陷入停滞(84-88年农业产量呈下降趋势),但是工业的突飞猛进令人瞠目结舌。这里面不仅仅是乡镇企业和私有经济的贡献,大中型国企作为一个整体,在迅速增长的工业总产值中保持了已有的份额(40%左右),也就是说达到了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率。此时间段内,乡镇企业和私有经济等非国有的比例在迅速增大,从85年的不到20%增长到91年的30%左右,但是他们所替代的,主要是城市中小型国企的份额,这些小国器,大多是上的轻工企业,比如每个城市必有的纺织厂、鞋厂、食品厂之类,他们在市场环境下,干不过机智灵活的珠三角长三角和浙江小厂,市场被侵占殆尽,陷入亏损状态,有的在80年代末就被变相转让,有的进入90年代以后被正式破产或者卖掉。到99年,此类城市小型国企的产值份额已经下降到5%左右了。(参见

从消费水平看,80年代后半期,家电三大件等耐用消费品开始进入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人们的衣食住行也全都上了档次。这一切,均拜迅速发展的经济——尤其是工业——所赐。

 

双轨制期间的问题

问题自然也不少。有些问题,比如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控制的财力下降,比如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地区差异扩大,这些主要是经济权力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的结果,我们之前已经探讨过。政府收入的下降导致很多大项目的下马,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科技投入下降,军费支出下降。当时说“脑体倒挂”“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运十下马”之类,都和中央财力吃紧有关。

有些问题则与双轨制息息相关,比如“官倒”之类的腐败问题,这成为89年人民不满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一个问题则来源于通胀。85-89年,经济上为了鼓励增长,采取了宽松的政策,CPI、PPI增长大都是两位数的,低的也在7%以上,比80年惹怒陈云的通胀要严重多了。尤其是85年和88年,尤为严重。但是赵和陈不同,陈舍得下狠手搞紧缩,哪怕硬着陆,而赵舍不得看着增长的数字掉下来。85年底,87年底,两次出台紧缩政策,中途都被zzy叫停,最终积累起了88-89的恐怖的通胀。当然,88年的问题也和邓不合时宜的讲话有关,他竟然公开宣布我们要搞价格改革了,造成了全社会的恐慌和通胀预期,结果还没来得及价格改革呢,抢购就出现了。通胀是有其自我实现性的一面的。(参见

大通胀的局面下,粮食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有政府的价格补贴,政府也在忙不迭的为城市职工同步涨工资,但是某些品类的产品,比如蔬菜等副食品,还有基于棉纺的服装,其飞涨还是让人受不了。

从具体的居民收入的变化来看,对于农民而言,78-85年时收入增加的年份,86-89年,收入增加基本停滞。对于城市职工,76-80年收入增加的快(我们前几篇解释过),80-83年,由于调整经济压缩消费,城市收入停滞;84-86年,紧缩政策结束,宽松政策主导,居民收入又增加;87-89年,由于物价上升的原因,城里人实际收入则下降了。与此同时,企业经理、能够倒卖批文的倒爷等等,则成了飞速发财的夫人。社会收入的不公平在这时已经开始体现出来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银行坏账问题。中国人民有了余钱喜欢存起来,储蓄率高,那么,既然政府缺钱,有的国有企业为了扩大生产也缺钱,或者没有盈利但是要发工资,那么,这一时期,银行贷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这里面有相当比例的贷款最后变成了坏账。这和当时的银行体制是有关系的。如果有空写金融体制改革的话,再细说之。

国企改革89-94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89年是一个改革的重大转折点。从政治改革的角度看,89年以后政治改革基本停滞。而在经济上,则其实没那么严重,89年以后,zzy下台,lp yyl等经济保守派上台,开始针对88年的恶性通胀进行治理整顿。

治理整顿的最重要一招就是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当时紧缩到啥程度呢?某些贷款利息竟然高到了19%!这样的紧缩政策是之前zzy根本舍不得下的狠手。果然,过热一下子就被打下去了,生产萎缩,失业上升。

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政府开始开改革的倒车,重新干预企业的管理,命令企业吸收失业工人——哪怕啥都不做,也得养着。为此,政府实际上已经违反了88年《企业法》给予企业的自主权。法律规定“厂长中心制”,而这时政府出了一个新说法,叫做“厂长是中心,党委是核心”。

除此之外,中央政府还着手搞财政的再中心化,要从地方政府那里多拿钱。这引发了地方大员比如广东叶选平、上海朱镕基的强烈反对(呵呵,4年后,朱镕基到了北京,反过头来也开始搞再中心化。4年河东,4年河西。。。)。

这一时期,以市场为导向的双轨制受到质疑,计划的份额开始增长,国企受到额外优待,私企政治前途不稳定,于是纷纷倒闭或者挂靠官方婆婆带红帽子。

这一切开倒车的行为,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此时恰放85年开始的5年长期承包制到期了,要重新签承包合同,国企的经理们很多都不愿意再干了,无论生产还是经营,都陷入低迷。总之一句话,紧缩很给力,通胀和混乱有效控制住了,但是紧缩的过头了。用俗话来讲,就是“硬着陆”,摔得很疼。一切的迹象,都像是要否定84年以来zzy的改革思路,要退回到陈云时代计划为主的方向上去。

正当人们对高层的改革前途表示忧虑只是,苏东剧变发生了。我猜测,苏东巨变对中共高层领导人一定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冲击。哪怕当初的保守派,也慢慢意识到,如果不提高生产、不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政权的风险是很大的。而提高生产则必然啊要求继续改革。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些原先保守的官员的陆续转向。1990年初,lp总理已经不再反对沿海开放策略和乡镇企业发展。91年初,计委主任邹家华甚至提出了比zzy更激进的市场化方案,不仅仅要继续冻结计划,而且主动提出要缩减以至于消灭计划。92年,邓南巡。到了92年10月,十四大的时候,整个高层的思路,已经全面回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上来,这个词也是这时候第一次明确提出的。之前,只是模糊的叫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出生于80年前后的同学们一定还记得,这时的初中高中政治课本,每年都得有巨大的变化,那时候还有很多无聊的考题,比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啊”之类的。

于是,92-93年,风水倒转,成了市场化改革突飞猛进的年份。到了94年初,一系列全新的法律出台,《公司法》《劳动法》,以及分税制和汇率调整,加上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的去管制化,当初86年“价格改革派”的激进主张,终于实现了。

在“人”的方面,明确了目标,将来要所有国企工人统统“合同工”化。91-92年,削减冗员、换岗、内退,成为风潮。92-93年,更激进的破产和下岗开始引人注目。“下海”也在93年成为众多体制内人员的自愿选择。根据《劳动法》,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再是“大锅饭”了。今天的中国人,对这一状态已经习以为常。(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事和劳动关系改革,则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今天。)

在“钱”的方面,根据《公司法》,国企和其他种类的企业基本上一视同仁了,统一在新的分税制和新的会计准则下面计算利润和税收。92年还有一个变化是两个股市的崛起,虽然混乱,却成为无数人的财富梦想。

在“物”的方面,计划份额很快就被减少到几乎没有,所有的原料采购、生产决策、市场销路,都已经从原来的双规,并到了市场这条单一的轨道。至于原来的价格双轨,经过91-94年悄无声息的价格改革,“平价”和“议价”的区别也渐渐消失了。哪怕是重要的基础物资也是如此,比如93年,各省自主放开了粮价;94年开始,煤炭价格也开始逐步放开。到今天,依然施行政府管制价格的商品,除了油、水、电、盐,几乎已经没什么了。

为什么在80年代那么艰难的价格闯关,到了这时候就这么容易了呢?我们上篇提到过,价格改革最理想的宏观环境就是紧缩萧条的环境,这个环境下,消费低迷,重大商品基本上是买方市场为主,这时候搞价格放开,就不会出现猛然涨价的情况。但是80年代zzy舍不得搞紧缩,所以一直没有这样的环境。89-90年保守派上台,大搞紧缩,导致经济一下子掉下来了,但是有意思的是,这反而正好为全面的价格改革提供了条件。结合80年代初的紧缩,我们看到了这样吊诡的局面: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交替执政的局面下,保守派的每一次调整紧缩,反而为后续的市场化改革做了良好的铺垫。

当然,这是从市场改革的具体时机上讲。从宏观上讲,放开以后的价格要能长期保持稳定,不飞涨,最终还是需要充足的供给产能才可以支持。从这个角度上看,80年代以来渐进的“放权让利”的企业改革,以及乡镇企业和私有经济的发展,使得整个经济体都有充足的动力去自我增值,扩大生产,形成了整个中国不断迅速增长的物质财富的绝对生产能力。80年代的改革使得中国彻底走出了短缺经济,这是价格改革能够在90年代初最终成功的一个大背景。

 

改革的终结

 

92-93年的国企改革的“最终完成”是如此的迅速,除了上文提到了两个宏观条件外,当然还有个人原因。91年朱镕基就任副总理,实际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推手。在他手上完成了三样最艰难、政治上最有风险的改革——税制改革,过期抓大放小,和价格改革。我觉得,若换一人,改革的进程也许不会有这么快。

当然,快不等于好。94年之后的国企故事,或者说中国经济故事,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很熟悉了,不必过多重复。其中出过不少问题,有相当部分都是和朱本人的执政性格有关的。如果说80年代改革的主要问题在于过于担心社会承受能力、该改不改、优柔寡断、拖拖拉拉,90年代改革的主要问题则相反,是过于急进、过于坚决、过于一刀切、过于忽视社会承受能力。我们都知道,在没有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补偿制度的前提下,匆忙进行的国企改革,造成了无数下岗悲剧。我们也知道,为了应对97金融危机,搞了教育医疗和住房的产业化改革,形成了新三座大山。分税制以后对三农问题的忽视,也造成了95-04年间中国广大农村的凋敝。

而03年以来的新政府,执政性格则又和朱相反了,考虑周到,却行动犹豫。在某些方面,这种稳妥的行事风格使得朱遗留的很多问题逐步得以重视和解决,比如社会保障,比如三农。但是在另一些方面,应对新出现的危机,处理则往往慢半拍,甚至慢很多拍,比如应对房地产的新情况、应对08金融危机,做的都不够好。

可是,我们的确也不能要求“雷厉风行”和“仁德和蔼”能够真正的共存于一届政府身上。。。。世间万无两全之策啊。

 

总结一下:

Naughton说,94-95年是中国改革的终结。我很同意这句话。从79-94年之间,中国面临的是一个真正的改革问题:如何从一个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过渡到一个市场经济为主的体制。最初的几年,人们甚至不知道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只知道传统的经济管制不应该继续搞下去,但是不知道应该改成什么样儿。79年和81年两次不同工业部门的轮番紧缩调整,为生产相对过剩部门的“准市场”的行为开辟出了必要的空间,由此中国开始了对“市场化”的试探。直到84年,大家有了市场化的共识,但是出于避免经济剧烈震荡的考虑,中国采取了“双轨制”这一独一无二的手段,来实现计划向市场的过渡。计划被冻结,增量都是市场的,并且有配套的放权让利措施来保证企业的积极性。由此,在没有彻底的价格改革和企业所有制改革的前提下,市场竟然慢慢吃掉了计划,同时竟然保持经济总量的超高速增长。
89-90年,又一次大规模的经济紧缩,为市场经济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基础。92-95年,计划的部分被消灭了,绝大部分的价格管制都取消了,企业也全都自由了。此后,中国已经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改革,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此后的中国经济,无论是保增长还是调结构还是应对历次外来危机,都已经基本属于一个正常市场经济国家的正常经济操作,而和从前的计划遗产无关了。计划时代的遗产,仅仅体现在为数不多的价格管制和私有企业运营禁区上,而这两条,你既然可以认为是计划经济的“遗祸”,也可以看做是新时代“国家资本主义”的“理性选择”。无论如何,这,已经不再是当初的计划-市场之争,而是成为一个“国家宏观调控”的策略、手段和水平问题——如果不是“利益”问题的话。

国外学者考察中国的改革史,主要的兴趣点在于理解为何中国的改革路径和苏联东欧不同,为什么中国有条件搞这种渐进改革,而其他前计划经济国家则都选择了激进的休克疗法。抱有学派偏见的学者也许会对这两种改革路径各有褒贬,左一点的人觉得中国78-94年之间的路径好,没有大动荡大衰退,人民也得到了好处;右一点的人则批评中国遗留问题太多,没有后劲,不像苏东那样“后劲无穷,前途无量”。这种争论往往落于意识形态纷争,我无意参与,实际上我也对其他国家的改革得失并无多大兴趣。对于我自己来说,重要的不是评价每个环节的得失,而是理解每个环节的机制,由此可以知道,今天我们面临的诸多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有着怎样的背景,前人都做过哪些努力,总结出了哪些规律。很多人阅读这类回顾改革史的文章,总觉得作者有“借古讽今”的嫌疑,实际上,您多虑了。学历史,就是为了明事理涨经验,而不是为了褒贬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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