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岩:住宅小区分区的“窘三角”

西宸原著与玉璞家园之间的围墙纷争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8月底,北京市住建委要求开发商必须在9月1日之前拆除。然而,时至今日围墙仍然伫立,双方业主之间的争竞则悄然升级。在“北京的无奈”系列文章中,我们继续关注这一典型案例的发展,并试图探究围墙之争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事实上,如果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阶层差异,甚至试图去抹平它,那么分区隔墙只是开始,类似的管理窘境还会在其他领域不断浮现。
9月6日,西宸原著和玉璞家园之间的小区围栏仍在原处,只是被一层蓝色的施工围布包裹。限价房业主从市住建委获得的“9月1日之前必须拆除”的阶段性胜利并没有变成现实,而商品房业主的反击已经开始。(前情详见《“北京的无奈”系列之一:“均贫卡”空降北京小区?》)
西宸原著业主向丰台区政府提出了行政复议,并通过多种渠道向市长陈吉宁递交了联合申请,多管齐下地延迟了围栏的拆除。
同时,西宸原著的业主更展开了对邻居们起居出入的监督——有辆豪华轿车停在限价房的车位上;有个限价房业主出入时穿着奢侈品牌burberry的衣服……这样的照片一边被发到网上,一边被汇总起来,通过公开检举信、拉横幅的方式,直接要求主管部门对限价房业主的购买资格重新严格审核。
按照北京市出台的规定,购买玉璞家园限价房的业主必须满足三人家庭年收入少于8.8万元、四人家庭年收入少于11.6万元的限购条件,年收入超标的业主将被视为骗补,不但要收回限价房,更会被列入黑名单,此后再无购房资格。
两方的投诉都汇集到了政策的执行和管理部门。而根据现下对公务人员的要求,他们对双方的诉求都无法置之不理。
当住建部门工作人员收到玉璞家园业主举报“围栏妨害消防安全”时,这一事实真实存在。如果迟迟不解决,就足以触发问责机制,导致主管官员被问责甚至下台。
因而,北京市住保办把“小区围墙分隔”列为政府重点督办问题,要求存在分隔措施的项目于8月31日前自行拆除。9月1日仍未拆除的将进行强制拆除,不予拆除的开发商将受到在资质、网签等方面的处罚。而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更严格的处罚信息:开发商在小区违法设置隔离,将不被获批预售,暂停网签。已经拿到预售证再增设隔离的开发商,必须限期整改拆除。
而当西宸原著业主要求查对限价房业主收入,并提出行政复议时,相关部门同样无法拒绝。围栏的拆除被顺理成章地搁浅。而对于每一个关于核查限价房业主收入的举报,也都势必受到接待和处理。
整件事情已经变成一个尴尬的三角迷局。事实上,它所折射的也是在这个城市中日益频发的一个窘境:当制度设计左右互搏,甚至根本没有完善制度的时候,每一方都有软肋。如果各方始终坚持己见,事件就会变得拖沓而无解。
但是,在这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争斗中,主管部门也并非像外界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具备强大的力量。这也形成了窘局的第二环:基层公务部门经常因为对政策的解释和修补而处于被公众认为很颟顸无理的刻板印象中,虽然这些政策执行和修补中的出现问题都是由于当初制定不当造成的。
事实上,以“小区围墙分隔”为例,作为管理部门的住建委和住保办工作人员甚至不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住建部门的很多人与社会上一样,认为限价房和商品房不应该享受均等的权益,但是站在政策执行者的层面上,他们无法按照这一意愿去主导自己的行为,反而是被两方业主相互投诉的行为弄得疲于奔命——有墙妨碍消防安全,合理,所以要拆墙;申请行政复议,合理,所以先搁置。在这样拉锯扯皮的过程中,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但是管理者的公信力已经被折损殆尽。
类似的状况,在顶层设计阶段就不合理的政策中屡屡出现。而多发的就是户籍、社保、医疗、教育等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领域。最初政策的制定与现实并不接榫,而此后按照原政策执行的话,不合常理。再修订政策,法律法规公信力无存。
而这件事有着继续被关注的价值,核心就在于,类似事件会在未来的北京乃至其他一线大城市频繁发生。根本原因在于:当事实上已经存在的阶层差距越来越巨大时,当政者不但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更希望能够用行政力量去强制抹平它。
此前,很多声音认为争端的根本在于北京市出台了一个事先没有周全考虑的政策,迫使商品房和限价房这两个收入完全不同的群体同处一个小区。然而,很多迹象都表明,北京出台“限地价、竞房价”的措施,并非考虑不周,而是一直就希望造就出贫富共处的局面。
2011,北京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划分各国贫富程度的标准已经达到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此后,每年的人均GDP都保持7.3%以上的增长速度。根据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规则,这个时候正是一个城市出现分层、而且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的阶段。
而行政命令所希望做到的恰恰是要阻拦这一趋势。理论上,城市中有一片区域由低收入者共居,这是所有大都市中常见的画面。然而政策制定者不接受在北京有“贫民区”的出现,拆除“蚁族”聚集的唐家岭、构造限价房和商品房共住的小区,就都是针对于此的专项措施。
再如,在大都市中,一个高端收入的人,平均要有四个低端服务业的人员围绕他提供生活服务。而这一点也在行政命令的控制之下难以发展。好的家政服务、保洁、衣物洗理、厨师、司机……都需要经年累月的培训,而在国内绝大多数大城市中,都没有给这些人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和上升空间。他们多是年纪轻轻地来到北京等大城市淘金,辛苦几年攒够了足够的费用再回老家谋生。一拨拨新人换旧人,不要说服务上的升级,就算是基本的熟练工种都难以找到。
这直接造成了大城市的服务业后续增长乏力。从规律上说,服务业的增长应该能够抵消一产和二产的减少,逐渐成为城市的直接经济动力。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都在十年前就达到了三产占比超过75%,而在此后却发展缓慢,每年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的攀升。服务业在多年累积下并没有实现升级,一拨新人替旧人,浙江绿城纵火案就是一个极端化的典型事例——虽然财富的积累已经将业主推上了一个新的阶层,但是他并不能享受到这一阶层理论上所应有的服务。
更值得警惕的是,所有起初就有问题的政策在执行中发生的问题都无法彻底化解。最终只能靠绥靖或妥协,使得明火变成暗火。让争执双方不断去寻找政策的边缘线。例如,建起区隔会不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但是种上加密的带刺灌木、铺设带石台的步道、改造成环绕小区的景观水系……这些做法都不背离于现行政策,也同样能起到区隔两个小区的作用。而一旦这些做法被付诸实施,就会又是一轮新的争执,以及新争执下政策执行者的无所适从。
根据以往的经验,当事态已经进入搁浅状态中,只能从第三方身上寻求解决。在这一次的迷局中,能够进行斡旋的就是开发商。
一家2016年开盘的混住小区,开发商为了节省费用,把限价房的绿地面积大部分都设在屋顶,限价房业主向外看去,是一片密集的水泥森林,而他们楼顶上的葱葱绿植平时被一圈大锁牢牢锁住,根本上不去,只能起到在竣工验收时计算为绿化面积的作用。随着玉璞家园业主的纷争,这个小区也有零星上访投诉的事件发生,开发商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严重,主动贴出了公开信,提出要改善限价房业主的居住条件,并最终取得了限价房业主的同意。
而在纠纷最严重的玉璞家园,开发商龙湖又投入了一笔不小的资金,用来改善限价房的绿化条件,并自愿出资修建市政道路后免费捐给政府。这条道路修通后,限价房业主将能够从为他们开辟的小门直接到达三环主路。这本是限价房业主诟病的最核心问题——西宸原著的业主一出大门就能上三环,交通便利。但是玉璞家园的业主从小区门出来后却是一条路况复杂的小路,遇到高峰时段铁定拥堵。
不过,龙湖的境遇不一定能有上面提到的这家开发商那样顺利了。现在双方业主已经把小区围墙作为极端化的眼中钉,些微变通和改善并不足以使得双方得到平复。
这也是窘局中最艰难的一类——当某处已经成为了同一类问题中的代表者,就等于失去了妥协的机会,剩下的只有双方间非此即彼的角力。而最终也并不能有任何一方从中获胜,自带冲突体质的政策天花板注定了各方决斗到底的结果只能是同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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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经济 标签: ,
  1. nmp
    2017年9月13日11:31 | #1

    再次发生全国性的阶级斗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2. mego
    2017年9月13日13:21 | #2

    一样的产品服务卖不一样的价格,市场经济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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