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重庆模式”与纳粹“红歌”

以联系群众、唱红打黑为实质和核心,动员群众、全市上下一心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来统筹城乡发展,来鞭策公有经济、民营经济、三资经济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以国有经济“驾辕”,来建设“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等等,这就是“重庆模式”。这一模式,就是具有重庆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而不是不可持续的片面发展模式,就是行之有效的“两手抓,两手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发展模式而不是经济上坡、道德滑坡的发展模式,就是越发展共產黨的执政地位越稳固、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和尊严指数越高而不是越发展黨和国家“为人作嫁”的危险性越高、人民群众的痛苦指数和卑贱指数越高的发展模式。

  根据媒体报道,重庆市委宣传部近日通知强调,将选出的36首初评入围的歌颂中國共產黨的歌曲,作为红歌传唱曲目,要求全市的所有媒体高密度宣传推广、还要通过多种方式,组织老百姓学唱;通知还要求,重庆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发挥重庆群众红歌传唱活动优势和“唱读讲传”活动特色功能,把36首初选入围新歌作为全市社区红歌赛、 “天天红歌会”及重要节目演出等活动,以进一步掀起重庆市红歌传唱热潮。

  据悉,36首初选歌曲的组织者为中宣部,通过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國音乐家协会、中國艺术研究院等共同举办了“唱响中國 —— 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征集评选活动,目的是为庆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

  客观地说,这36首歌并没有包括文革期间“毛澤東时代”的歌,那种个人崇拜甚至是暴力的歌曲。而是被称为时代主旋律的歌唱黨、歌唱祖国的歌曲,但还是带有 “毛文化”时代的传统,没有给公众在音乐、文化方面的自由选择。36首歌还是有共產黨倡导的意识形态,以此来控制公众或青少年,不让他们有更多的选择。这种限制只有在極權社会才有。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極權国家。何谓極權?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力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无所不管,从报纸到杂志,从广播到电影,刊登什么播放什么,什么时间段等,都由宣传部决定。

  纳粹政权指定“政治学习”的“红歌”作品:《不要相信狐狸,不要相信犹太人》和《毒蘑菇》。

  宣传的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手里。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而且,许多广播节目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黨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从这个角度而言,纳粹政权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当时,没有哪个国家有德国那么密集的无线电覆盖度。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堂堂第三帝国的教化和宣传部就如黑帮一样偷偷行事,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黨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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