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中国经济已悄然越过刘易斯拐点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于判断未来中国经济驱动力异常重要。目前的数据,确认了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
  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越过为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因为正是在生产要素驱动到生产力驱动的转折点上,国家之间出现了分化,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未能实现这一转变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成功摆脱这一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的也仅有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前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完成这一转变,彼时日本和韩国仍在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的好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资本报酬的递减速度,为实现经济腾飞争取了充分时间。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这样的机会显然不存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迫在眉睫。
  2004年以后出现的民工荒是农村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拐点。一些观点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更多的是周期性结构性的调整。但是,通过与日本人口与经济发展规律的演变对照可以看出,中国2004年以来的失业率下降、农村居民工资增幅上升、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速双升与60年代日本刘易斯拐点之后的情况如出一辙。2004年以来的民工荒并非一时之事,而是大拐点即将到来的标志,是趋势性的改变。
  同时,中国进入人口红利窗口关闭期。这次人口调查数据确认,中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预测,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即确认人口红利的消失。探寻日本、韩国规律,高劳动人口占比、低抚养比的人口结构优势都在刘易斯拐点出现后继续支撑经济发展,这一过程大约是30年。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这一期限可能只有10年,即2004年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2015年人口红利窗口就要关闭。
  两大拐点的接踵而至,将直接导致如下后果:一是,劳动者工资上涨将推动价格中枢的上升,劳动力供给充分条件下的低通胀态势将不可持续。二是,越过拐点后经济增长中枢将出现系统性下降。三是,劳动力供给约束将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从而带动消费兴起。四是,消费上升将导致储蓄下降,投资增速将出现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投资转向消费。五是,收入分配将更趋合理,为顺利越过库兹涅茨拐点提供动力。
  库兹涅茨曲线是指在一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上升,收入分配差距将趋于扩大,当经济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时,收入差距将开始缩小。库兹涅茨拐点就是倒U型曲线的顶点。这显示经济发展的关注点从注重效率到注重公平的转化。能否成功改善收入分配差距,越过库兹涅茨拐点,是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的关键。
  由此看来,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驱动力取决于库兹涅茨拐点能否如期到来。如果两大拐点的越过改善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加速了收入分配差距临界点的提前到来,那么在到达这一临界点后,能否成功跨越则不仅取决于市场力量,更取决于政府政策。如果此时中国能够顺利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越过库兹涅茨拐点,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前两大拐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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