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锐:特供是特权,须彻底摒弃

公众的食品安全,除了从明天起,各自肩负“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的自救使命之外,还能指望什么?现在看来,确保公共食品安全的首要前提,便是尽快摒弃这种“让一部分人的食品先安全起来”的短视作法,要通过制度来强迫公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民众安危与共,这或许是破解食品监管难题最起码的底线诉求。

不知从何时开始,有关食品安全的话题讨论,借由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词、一次又一次人为事件而接连发生。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悬在民众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危险时时存在,只是无法预知下一次到来的时间和领域。在民众对食品安全的种种担忧之外,竟然存在一片不被侵染的领域:据5月6日《南方周末》报道,包括众多国家部委、省级政府在内的国家机关单位,均通过各种形式长期进行“特供食品”的生产、拣选和享用,多年来俨然自成体系、潜行其道。

特供,这一名词对于国人而言并不陌生,在计划经济时代它曾经是让很多人羡慕的待遇,随着体制改革,经济充分发展之后,人们不再为食品供应不足而担心。但特供作为一项待遇,似乎并没销声匿迹——在不再“缺吃少穿”的同时,应运而生的,便是食用安全日益成为一种奢侈。挥之不去的三聚氰胺和瘦肉精梦魇,以及不断被更新着的个案,让人们忧心忡忡。但在此之外,在某些特定的机关和区域,却是另一番“祥和”景象,而这一切则均要拜“特供”所赐。

据媒体调查,在北京周边农村,高墙、铁栅栏、保安环绕的某些区域,有北京海关等机关不少特供食品基地,此类基地所出产的果蔬均严格确保“安全”,杜绝化学污染,无毒无害,而且是专人照料和看管,所产果蔬直接进入特定的机关食堂。该报道还透露,广东省某厅在十多年前就雇佣村民专门为其种植蔬菜、饲养家禽。而即便是没有条件专辟农场进行生产的要职机关,也有一套自己的特供食品采购程序以保证安全,曾在网上长期流传、并遭到非议的某国家机关关于特供食品的文件,在此次报道中亦被证实。而所谓“特供”要解决的,除了安全,可能还有价格。另有媒体报道,很多由财政拨款的国家机关食堂,在物价飞涨时代,让公职人员“在稳定低廉的餐饮享受中,过着某种程度上与社会相隔的生活”。真正的物美价廉,此其谓也。而这一切的一切,所耗费的却皆为公弩!

从特供食品的生产要求和检测程序可看出,令公众长期担忧并不断吁请的食品安全监管与检测难题并非不可解决,在特供食品的生产和质检过程中有诸如“交叉互检”、“蔬菜档案”等常规设置,而且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程序都得到了严格甚至苛刻地执行,因为“任何一个关键控制点不合格都将被取消特供资格”。反观无法消受此等特供的平民庶辈,却要每天面对各种不明成分的食品惶惶不可终日。媒体多次聚焦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呼吁建立严格而牢固的监管链条,九部委联合担责的食品安全问题,居然最终还是让分管副总理“抱愧民众”。现在倒是有必要问一句,这些职责所在的各部委及其下辖机构,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特供基地?如果有,那么公众还有什么理由对餐桌上的这点起码安全寄托丝毫希望?吃不到一个锅里,劲便注定无法往一处使。

在这类特供食品基地所秉承的原则中,除了“保安全、保质量”等对食品本身的质量要求外,特别有一项保密条款,亦显得颇为诡异。究竟是什么让“保密”成为特供食品的必备要件,是否在决策者和执行者眼中,这项已经推而广之、甚至连最基层权力机关都开始自己种菜的配享待遇,也是长期处于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境地?想来是的。因为特供的本质便是特权,而特权丛生所给予人们的不平等感受,是注定无法用宣示性的口号、替罪羊式的问责所能消弭的。历史的教训已昭示人们,特权与腐败所危及的,一定是这个国家最本源的根基。

日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天津考察期间曾表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大事。诚哉斯言!公众的食品安全,除了从明天起,各自肩负“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的自救使命之外,还能指望什么?现在看来,确保公共食品安全的首要前提,便是尽快摒弃这种“让一部分人的食品先安全起来”的短视作法,要通过制度来强迫公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民众安危与共,这或许是破解食品监管难题最起码的底线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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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特供”的纵横和利害

关于这种特供即特权制度有很多政治笑话,最有讽刺意味的段子,是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妈担忧地说,你这么搞特权要是共产党来了怎么办? 毫无疑问,这种财富分配和生活方式上的一国两制,最大的社会危害,一是使统治者脱离人民群众,二是使官民离心离德

“特供”的纵横和利害

鄢烈山

5月5日《南方周末》“绿色”版块有篇《“低调”种菜》,报道了北京海关等国家机关自办蔬菜水果等食品供应基地的事例。我读了并不感到意外。我相信,不止省部级机关有这种“特供”基地,但也不是中高级别的党政军机关都有这种特供基地。推理的逻辑思路很简单:既然我们的农副产品有生产基地,可以对内确保“奥运食品”的安全,对外确保通过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检测,那么权力部门“近水楼台先得月”,让自己也先群众而“安全”起来,就不是什么难事,在当下简直是顺理成章的;同时,既然不像奥运特供有“为国争光”的光彩值得宣传,而是只做不说很“低调”,那么,可知特供至少在部司局和省厅局一级不是制度化的安排,而是自显神通,视各机关的能力有差别。

并不需要多么有文史知识,就可以知道“特供”在中国是古已有之,那就是呈纳宫廷的贡品,专供皇室亲贵享用,也就是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御用”。解放以后,新中国也有一套特供制度,它的形成有两个原因。一是因袭“打江山”年代的做法。这套做法的理论基础很简单:“千军一得,一将难求”,“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所以,在井冈山时代,毛委员就提出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长官骑马也确是战场指挥的需要。想那张国焘回忆他进鄂豫皖根据地,是被抬着进山的,虽然必要性比不上周恩来长征途中生重病睡担架,但一个根据地的政权群龙无首时,要确保一号首长行军不误事,这样做也可以理解吧。或曰解放后,和平建设年代还有必要这样优待官长吗?这只是我们今天的想法。那时候并不认为战争已经结束,而是随时“要准备打仗”,解放全人类。

第二个原因是,那时候不仅是因袭供给制年代做法的惯性力量在起作用,更是物资匮乏年代统战的需要。《南方周末》这篇报道回溯特供一词的产生时,提到1960年7月(即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间),中共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特供照顾的报告。也就是说,特供是对知识精英统战的必要内容。其实,我们现在知道,比起河南信阳等地大量饿死人来说,全北京的市民都享受了有差别的特供,首都人民状况关系国家的“形象”呀!

以上是纵向略看“特供”史。横向地看,早先的特供,当然不止于食品。比如,现仍时常可见广告的所谓“主席用瓷”,还有什么主席抽的雪茄;还有,众所周知的,专供老年领导人读的“大字本”,只准群众看革命样板戏的江青常年看进口的电影特别是好莱坞影片;还有,由官级决定有无权利阅读的“灰皮书”等……总之,无论吃喝玩乐的物资,还是精神文化的享用,改革开放前的“特供”比今天名堂更多。如今,电话(除了保密专用机)不是特供种类了,这是拜科技进步所赐;坐火车软卧、坐飞机,住单人病房,也不受身份限制,一般情况下有钱就行,这是市场取向带来的平等。现在有些无形的“特供”,只叫一部分恼火。比如,有老干部争的“看文件”的政治待遇,我就觉得挺无聊;我强烈不满的动辄因“要客”出行而遇到航空管制延误起飞时间,农民工兄弟不会有感觉。而同处房价高企、白领成蚁族的社会环境,同龄人由于是公务员而享受购房“特供”(远低于市价的“公务员小区”等);同样每天要一日三餐,大多数人为食品不安全惶惶然,而有人安享特供,这两条是最令人“羡慕嫉妒恨”的。

至于说到“特供”的利害,如今可以说是只见其害,不见其利——准确地说,只见利于有权者自己,不见利国利民。

搞特供最臭名昭著的是杨贵妃吃荔枝。《新唐书》说 :“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 ”。可是就像国破山河在,改朝换代之后,特权者的本性不改,同样要搞特供,只是偏好有殊、花样有别而已,所以才有生活于玄宗朝之后的诗人白居易,痛写《新乐府》和《秦中吟》的素材。

前苏联(此语有病,难道还有“后苏联”不成?)的特供是一种制度安排。苏联未崩盘之时的小说《滨河街公寓》,就是以实有的地名、虚构的故事,表现这种特权制度下生活场景的。关于这种特供即特权制度有很多政治笑话,最有讽刺意味的段子,是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妈担忧地说,你这么搞特权要是共产党来了怎么办?

毫无疑问,这种财富分配和生活方式上的一国两制,最大的社会危害,一是使统治者脱离人民群众,二是使官民离心离德。关于第一点,假如百年前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吃的是特供,他读到厄普顿·辛克莱揭露食品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屠场》,还会大叫着“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到窗外”吗?现在我们的领导也意识到了官民风雨同舟对于加强管理的重要性,比如要求矿山必须有负责人下井带班。食品监管当然也是一样的道理。

关于第二点,我就不必多说了,有关负责人近日说食品安全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和国家形象,可不是吗?不下力管好,民众没有食品安全,官员唇红齿白在上面说得再动听,谁信你是执政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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