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中国该怎样办北大?

不久前,我发表了两篇讨论大学和教育问题的文章。对于作为中国一流大学的北京大学表达了浅见。我也收到了无数批评邮件,被提出来的最多问题是:你在文章里批评北大,说它没有激发学生的“公共意识”,但你说中国该怎么教育孩子?你有没有具体的办法让北大成为中国的哈佛?我是有办法的,在这里就向中国读者们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问得不错。我从2003年来到北大之后一直在思考“中国该怎样办大学”,甚至“中国应该怎样办好大学?”对这一问题确实有自己的解答。邮件回复不过来,我愿在这里把自己的思考和答案与读者分享。

作为中国排名第一的人文类学校,北大毕业生在中国政界、商界和军界的地位都很不突出,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远远不如美、日、英等顶级大学,甚至不如多所外地的理工科大学,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北大现象”。这才是当今全国各地家长和孩子仰慕中的“所谓北大”。

对这一现象进行总结的文章已经数不胜数,但我认为都不够到位。真正原因是,中国和北大的招生体制存在严重问题,把研究社会科学的文科生被隔离于社会之外,学术和事业都难以成功。

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一般都是私立大学。他们收费是贵族化的,每人每年至少3万美元,好学校还会收得更多。美国中产阶级往往有多个孩子(或者根本没有孩子),又很少有专门的教育存款,家长很难用自己的钱为所有孩子支付学费,因此往往采取谁也不给的方式。这道门槛的存在,使美国知名大学并不难考,中国“富二代”考到这里远比考入中国的重点大学容易得多,但美国中产学生要想进来圆“美国梦”,必须拿到奖学金才行。

美国所有知名大学都不缺钱,这些钱足够支持所有学生的“美国梦”。 但掌握着奖学金的并不是学校的招生部门,而是学校背后以基金会等形式运行校董会(Council)。这是一个绝对的精英机构,当上大学校董不比当市长容易多少。校董会控制着奖学金这个“一步登天”的途径,实际上就是为上流社会选择新的成员,其选择的标准不仅是考试成绩,更重要的是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认同程度。

申请和批准奖学金的过程不会产生腐败,所以稳定运行了几百年,以流水线式的方式为美国上流社会提供了大量“富一代”、“官一代”,其中有不少本来是中国人。

我认识的美国精英不少,总的感觉是,“富二代”的价值观是多元化的。喜欢用反主流的生活方式与其他人划清界限,比如反战、反核电、反转基因、抽大麻等等,甚至参加共产党。最后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也往往是他们。而拿奖学金进入大学的人,思想比较单纯,对中国的看法都趋于保守,或者负面。而且,越是华裔,越要显示自己与中国完全无关。可见,奖学金制度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它虽然不会直接改变人的思想,但可以保证把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人挡在门外。

在运转良好的体制之下,只要进了美国名校的大门就几乎一定可以成功。上流社会子弟既然凭借家庭力量支付了昂贵的学费,就也能在家庭的支持下继续保持社会地位。更何况,现代美国还有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这样出身上流社会的天才。而中产阶级出身的人在拿到奖学金之前,肯定经过了极其严格的竞争和选拔,在校方面前展示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出色的表达能力。这对学习文科的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总之,美国社会对布什和奥巴马未必完全公平,但大学制度可以支持他们的美国梦。

而中国就完全没有这一套保障校风的招生制度。中国教育体制 是在阶级分化之前形成的,大学录取只看高考成绩。而由于大学的学费只有美国的几十分之一,所以只要考上了大学就没有不去读的道理,没有必要为拿到奖学金而 讨好社会。尽管文科考试中还会考政治,但很少有人认真对待其内容。

其结果就是,北大所有的学生都拿到了国家的资助,却没有被告知这一点。这些王子和公主从北大学到的价值观就是:我就是该向社会索取,而社会无权要求我做什么。可想而知,自由总要以自律为前提,所以北大的校风只能说是崇尚自由,而不是自由本身。

学风方面,常出现的问题就是脱离社会,为自己而学。这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文科生无论写文章还是说话,很少考虑别人能否听懂。他们认为、说话让 人听不懂是自己有文化的表现,所以,总是使用生僻的名词和语法,或者中文里加上英文词,同时还特别啰嗦,形成了一种“北大语”。

不懂这种语言的人有三种选择:一种是集中精力试图听懂,二是不懂装懂,三是干脆不听。这在学术圈子里属于通病。问题是,外国的学者们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简明地表达出来,向研究的资助者汇报,而北大的学生们学不会人家这一点,这是因为缺乏社会经验。

当 然,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而已。真正的问题还是价值观。我在北大的国际关系学院里读了本科和研究生,在这个研究政治的学院里,许多人对政治完全不感兴 趣。我坚决认为,这对中国来说不是好事,因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政治立场是保守还是激进,只要有观点就意味着对社会有责任心。任何人的观点都未必正确, 但未来总有变化,总会变得与公民的身份相符。只有冷漠才真的可怕,因为它既不去保卫社会中那些好的东西,也不去纠正那些坏的东西,这会使社会变得毫无前 途。而这正是北大的真实。

很多人对政治不关心,是因为根本就没想留在中国。在北大,学生可以声称自己要放弃国籍到海外,而没人当面指责他、孤立他,这也是非常不正常的。相比 之下,没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没有美国国籍的美国人,都是不存在的。即使是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知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日本人也把他的名字写成“フ クヤマFukuyama”而不写福山,因为他并不是日本人。对于北大学生来说,道理是很明显的,国家从未上过大学的纳税人手中收了税,将你培养成社会的精 英,你就必须为国家尽义务,至少要先把学费还给中国。然而,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北大竟然是个禁忌,敢于公开对中国人移民梦说“不对”的人只有一个,就 是我本人。

当然,北大的学生毕竟是精英人群,毕业后前景一般不错。但应该认真反思的是,毕业生的成功,究竟是因为北大还是因为毕业生自己?我认为更多的还是靠学生自己。

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就是中国的中学。”

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任过教。深知中国的中学竞争激烈,管理细致,纪律严格,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的残酷环境。北大学生是这种环境中的胜利者,他 们肯定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不过,与其让学生先适应社会,再适应北大,再适应社会,还不如直接适应社会。北大现在的地位是一个世纪里形成的,无论如何办都不 会轻易被别的学校超过,但从满足社会需求的角度来看,无疑应该进行彻底的改革。

中央政府总是期望把北大变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个观念才是最该改革的地方。大学文科存在的意义,并不是研究而是教育人才,从来没听说过有政府 主导办出一流的研究型文科大学的先例,将来也不会有的。此外,招生制度也必须变,要认识到招生制度才是大学的灵魂,也是北大目前诸多问题和核心来源。要学 美国,就必须从根本上学起,把美国的招生制度照搬过来,即提高文科的学费和奖学金,以奖学金为杠杆调整学生的价值观。

这样就一定能把北大变成中国的哈佛,让穷二代、富二代在北大同圆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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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我的北大体验

在邻居清华大学刚刚迎来百年校庆的令人欢喜之际,我趁机对母校北大进行一点回想和反思。在未来的时间里我希望看到的是,清华与北大这两所中国最高学府能够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同舟共济,培养使得中国真正走向世界大国的人才。以人为本,靠人发展。

我在北京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北大。我的在华生活与北大离不开。感恩北大,没有北大,就没有今天的自己。

遇见北大也是一种享受。我已经毕业于北大,却将继续享受作为北大人的幸福感。尽管这种享受也带着压力。既然我是北大人,就要担当北大人的责任。适当的努力是必要的。但愿有一天能有信心地说北大是我的母校。为了那一天,我坚持不懈地前进。

那么,在这里,我表达三点切身的体会。我明确表态,没有拍马屁,发自内心的。

其一,北大的国际化水平令人诧异。

北大师生很重视国际交流。北大国际化的程度以及北大学子的国际意识远远超出我原来的预期。我当时住的留学生宿舍——勺园无疑可称为“小联合国”。北大拥有来自100个左右国家和地区的大约3万外国留学生,已同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所大学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


园是很多元化的地方,什么样的文化、语言、民族都有,大家都努力和谐相处,中英文交叉是交流常态。在勺园,我们都能感觉到英文多么普及。大家同时努力说中
文,水平虽然五花八门,但提高中文水平无疑是共同的目标和愿望。大家以各自的姿态努力进取。从2004年开始,每年举行的国际文化节是各国学生,包括中国
学生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平台,是中外沟通、相互理解的过程,大家都是一家人。

北大经常迎接外宾。从国家领导到海外教授,在北大负责国际交
流的国际合作部以及各所院系的老师每天都忙于接待外宾。虽然我也知道这是大学行政化的高度表现,但这种繁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给人的感觉是,外国领导人只
要来了中国,就会访问北大——克林顿、普京、希拉克、赖斯、福田康夫、李明博……国家领袖都访问过北大;各国政治家、高官、著名记者、学者、活动家等经常
来到北大。虽然我也知道人家来也是为了拍马屁,为本国谋利。

北大的国际知名度一天比一天提升。老师们过得很充实——毕竟能够直接接触高端
人物,增加了对世界的了解,让世界也了解了自己。更加幸福的是学生,只要是北大学子,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那些海外人物。虽然直接参加与国家领导人的对话的机
会并不均等,你需要刻苦学习,表现得很精彩,但每一个学生都有资格接触到国际上的最先进的思想和理念。对于成长中的大学生来说,这种机会实在太宝贵。在日
本,类似北大的情况绝对不会有的。

在我所归属的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因为专攻国际关系,老师们经常组织国际研讨会,邀请海外各国的著名学者访问、演讲等。我们学生则能够去听讲座,进行交流,大部分情况下都用英文交流。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化环境给我提供了许多知识,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人脉。


大老师和学生也经常出国。访问学者、国际会议、海外实习、交流项目、出国留学等等,我们有各种渠道出国,加深国际理解,接触海外事务。北大与世界各国的著
名大学签订了协议,交换老师和学生、共同主办国际会议等。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跟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等学术机构共
同设立了双学位项目。毕业后主动出国读书的学生也很多,有些学生把北大视为一种跳板,认为“真正的学习”从出国开始。北大在学生心目中已经成为了“接触世
界”的纽带与平台。原来出国的学生,作为“海归派”回到母校、继续教书的也不少。

我在北大读了4年本科,读了2年硕士,这6年正好是中国筹
办北京奥运会、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北大基本上是跟着这一大潮流走的。“走出去—引进来”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一向奉行的国家方略。北大正是中
国改革开放的实验者。北大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作为有责任为国家的发展培养优秀人才的学术场所,能够有今天的局面,即一贯奉行“走出去—引进来”方
针,是比较宝贵的。而对我来说,能够在这一“中外接通”的平台学习、研究,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有意义的。

其二,北大不是民主、自由的地方。

正因为北大是我母校,就自然对此提出一些问题或疑问,目的是为了发展。没有批判精神,不可能有进步,北大就退步了。

2008年是北京大学成立110周年,5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北大访问,我代表外国留学生跟他进行了交流。北大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思想的
进步做出了不少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北大也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等。这些历史、传统、文化、人才等都为北大的民主精神、自由氛围奠定了牢
固的基础。

我在北大走路、上课、研究,确实能感觉到,北大提供的氛围是比较宽松的。但众所周知,最近一段时间,行政上的限制、制约不断增多,已经增加到前所未有、无路可退的地步,包括考试规章、论文要求、与行政需求有关的种种规定等。大部分北大学生对此表示反感和无奈。

北大留学生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提出,为了办好奥运会,对乒乓球馆以及马拉松路线附近,进行一些管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行政部门为什么没有提前与生
活在校园的学生们商量呢?管制这一措施对北大学生的正常生活、学习来说,无疑造成负面后果。那么,为什么连打招呼、商量的过程都没有?如果是我们的国
家……

行政部门不提前跟民众打招呼,按照中国的逻辑,是天经地义的。一旦采取民主的沟通过程,就要走许多过程和环节,进展就变得极为缓慢,而且商量不商量,结果都是一样的。既然如此,时间也很紧张,就单方面地进行管制,这是最有效率的。这是北大校方的思维。

我理解领导面临的压力和无奈。他们也没办法,只好这样做,国家要你这么做,否则没饭吃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有理由提出应有的、合理的疑问和要
求。北大“决策过程”显然是高度不民主的,“不民主造成的不自由”,你能轻易接受吗?至少我是不接受的,也必须得提出意见。我再声明一次,为的是北大的进
步。难道这不是渴望进步的北大人应有的态度吗?

民主的成本很高昂,也需要时间。然而,行政部门必须提前把这样那样的无数管制措施通知给老师和学生,至少让他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同时让他们对此措
施提出问题和疑问,释放一下对管制措施的不满和意见。无论如何,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即使只是一天、两天或者是一周,做比不做好。虽
然我知道结果不可能改变,但我们更应该关注“过程的力量”。过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难道不是北大民主的象征,今后应该必须坚持的目标吗?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不安因素、变数
的增加,利益、价值的多元化,政府对有影响力的机构的要求和管制必然会增加的。就研究机构而言,从目前中国国内状况看,学术只好服从政治。在政治需求和国
家利益面前,学术只能是次要的。不过,我们要记住政治的开放与学术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的。

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词是“规范”。如何规范人民?如何规范单位?如何规范社会?如何规范精神?这些都与国家社会的未来发展和稳定有密不可分
的联系。因此,合理制度的增加是受欢迎的。但另一方面,就北大而言,历史传统上所具有的自由、民主的校风,就是能够让校内的老师和学生自由、灵活、公开地
展开学习、研究、讨论,这种氛围绝不应该消失。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北大学子们“解放思想”。国家的发展需要思想开放的人民。北大是需要提供这样人才的。那
么,同时做好制定合理的制度与重新培养民主、自由的校风,这是北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需要认真落实的目标。

北大人此刻务必自问自答: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我们的灵魂在哪里?

其三,北大大多数学子不是精英。

“精英”(elite)是褒义词。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社会还是哪一种行业,都有所谓精英,也需要精英。精英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必不可少。

“精英”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素质。

第一,潜能。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你是精英,没有潜能行吗?我说的潜能包括基本素质、理解能力、知识面、思考力、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创新精神、沟通能力、语言水平等等方方面面,这些与所谓“文凭”没有直接联系或因果关系。

潜能是一个人能够主动判断形势、理解现状、积累知识与经验、寻找机会、调节自己、摸索可能性、改变现状等的能力。我不觉得对潜能的含义需要更多解释。读者朋友们这里也可以理解为“能力”、“本事”。除非有这些能力,否则一个人很难成为精英。

第二,公共意识。一个人生下来,为自己所在的、所生活的国家、社会做点事,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除了这件事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利益外,同时想着对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利益,从人类社会进化,甚至生存的角度看,只有如此,才有价值。

这是不分国籍、不分民族、不分行业、不分性别的。当然,让幼儿园的小孩儿抱着公共意识是苛刻的,也不现实。我主要指的对象是所谓“成年人”,无论是
博士后、大学毕业的、高中毕业的,甚至初中毕业的,都是一个道理。只要初中毕业,你就完成了义务教育,等于满足了你作为一名某国公民的义务,接下来读不读
高中完全是你个人的事,原则上是没问题的。这和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教育程度是两码回事,两者属于两个问题。总之,所有成年人都应该有公共意识,社会更希
望大家都有公共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大多数北大学子不是精英。这里说的精英是上述兼备“潜能”与“公共意识”的人。有本领的人是有的,而且不少。北大学子都很勤奋,积极。我坚信,北大是“出精英”的地方。

然而,“人才”和“精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人才只不
过是为自己归属的公司、单位、机构所付出、贡献。精英则超越自己归属的单位,即使没有归属单位,也会为整个社会所付出、贡献。我说的是行为过程,而不是结
果。可想而知,过程是自己的,结果是社会的。哪怕是精英,也不见得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结果,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人是社会的动物”,有些事情没法由一个
人的力量或本事改变。不过,假设有潜能与公共意识的人不断为社会付出,这一社会总有一天会好起来,我坚信这一点。

北大培养精英的现状令人担忧。如何使得大学生具有良好的能力和公共意识,并将两者结合运用于社会,对中国未来来说正是“大事”。北大学生很有能力,
远远超出我预期。但许多优秀学生都严重缺乏公共意识,只是为自己着想,只考虑能赚多少钱,能确保多大地位,为未来走向有多大好处。毫无疑问,这些意识很纯
然,一个年轻人不可能没有。但真正做事的精英不仅如此,还要会替社会思考,并且尽力去把自己的事业、思想与社会的动态、发展结合在一起,追求共同的发展。

对于一名精英来说,自我和社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谋求的则是相辅相成。如果北大学子做不到一点,中国的未来将走向令人可怕的方向。我不知道邻居清华的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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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五四感言

今天是2011年5月4日,祝愿中国青年以及青年教育的所有利益攸关者们快乐,但愿你们的过去是辉煌的,今天是幸福的,未来是光明的。

在上一篇“我的北大体验”中,我提到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北大不是自由、民主的地方。后来,我收到了不少来自北大人的抗议信。预料之内,情理之中,说明他们是认同我观点的。若他们真正反对我观点,就不可能那样赤裸裸给我发出抗议信,恰恰表明了他们缺乏自信心。

在这里,请允许我特别说明一下那样写北大的背景。

我深知,那样写至少会间接得罪北大,这样以后许多事情恐怕会不好办了。中国是讲究面子的社会。北大也不例外。得罪似乎是最不应该犯的,低级的错误。但既然我要对北大说点什么,就不可能只是赞扬,势必会涉及到它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陷入的困境,如果不涉及这些,就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了。它就不是理性的声音与行为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要写,我绝对不会写那种拍马屁的官腔文字。既然要写,我就写我该写的,写我想写的。一个知识分子无法去追求真理,甚至害怕表现真实,那在我看来是莫大的耻辱。

我深知,在中国社会里生存,必须要说服自己向上级机构和领导靠拢,这也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明规则或潜规则。不过,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谋生的知识分子,很需要也有责任向全社会发出独立的、理性的声音。我宁愿冒一个险,写出我对北大的真实想法,因为我爱北大,因为爱,才会求全责备,才会希望它越走越好。我自认我的批评是出自善意,从内心深处,我是期待北大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发展的。

我也提出了另外一个明确的观点:北大大多数学子不是精英。围绕什么是精英,我提供了两个指标:一个是“潜能”;另一个是“公共意识”。

北大学生都很聪明、优秀,与他们没完没了的政治、学术讨论深化了我的思考,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结识北大师生是我的最大幸运,但愿我们能够持续性地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在我上学期间,时时刻刻发现,我周围的所有学生很有能力,他们的聪明远远超过我这个小人物。

问题是,他们能称为精英吗?

他们中大多数人包括最优秀的学生普遍缺乏公共意识,他们只为自己着想,只考虑将来能赚多少钱,能谋取什么职位,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工作中能得到多大好处。当然,这些意识都有合理性,在一个物质时代,生存和发展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一个年轻人不可能完全不考虑这些。精英们也会考虑这些,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这些,他们还会替社会思考,并且尽可能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和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需求结合起来,把个人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结合起来。很不幸,在我眼里,北大大多数学子并非如此。

这个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借助5月4日的历史时刻,继续写下去。

就北大学子而言,99%以上人的“潜能”不成问题。当今,北大清华无疑是全世界最难进的大学。也许有人会说,哈佛更难上,但在我看来,上北大比上哈佛难多了。北大不该变成哈佛的预科,能考入北大的,一定是人中精华,中国青年不要盲目自卑。

平心而论,我的天资绝对不如北大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他们的
聪明和优秀时常让我感到压力,不管是记忆力还是计算能力,辩论能力还是逻辑思维能力,演讲水平还是学习语言的能力,我都自愧不如。坦白地说,我在北大国关
学院读本科的四年和读硕士的两年期间,很多的痛苦和焦虑都源自周围同学所形成的无形压力。但也正是这种压力,激发了我的危机感,使我加倍努力,广泛阅读,
培育自己的潜能。否则,我也许连毕业都很困难。

北大学子身上所缺乏的不是潜能,而是成为精英的第二个必备条件——公共意识。问题出在哪里呢?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出在教育。

在中国的大学生,当然也包括北大在内,政治课的课时是得到充分保证的。这是所有中国大学的必修课,不修这些课就不能毕业。我属于国际关系学院,对“国关”的
学生来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专业必修课。除此之外,还要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政治课。这些课程之所以还在设置完全是基于国家
政治体制的需求,这些课程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非常低,经常是要靠点名来维持上课人数。问题就出在这些课程的授课内容和现实需求之间存在极大的脱节,这就
造成了青年学生的疏离。

而现实迫切需要的公共意识的培养,却没有相应的课程来担当。老师也知道学生对政治课没兴趣,来到课堂也只是应付点
名,心在别处,考试时突击一下,考完试就全都还给了老师。政治课上的情景可以拍一部情景喜剧:睡觉,聊天,上网,玩手机,看英文“红宝书”(GRE)等。
上课难得认真的,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同学,他们不光老实听话,而且对什么都好奇,什么知识都希望抓住。这么好的学习时间,就这样被蹉跎,真的令人感慨。

和天下所有女孩子一样,北大女生也迷恋打扮,在生活方式上,逛街、谈恋爱一样都不少。我所观察到的女生,从大一到大四期间形象的改变是令人吃惊的。相比之下,北大男生并不十分注意外在形象,大大咧咧的才子型男生占绝大多数。他们进入北大后,改变更多的是思想。

令人可惜的是,没有人在公共意识上对他们多加提醒。这是北大政治课最失败的一个地方。它没能很好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使命。在北大的氛围里,在各种知识交汇的
背景下,学生们很容易接触到各种中外思潮,那种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等思潮,很有市场。但他们的问题是,思想归思想,行为归行为。知
识、专业、能力都没有问题,观念也没有问题,但涉及到可以转化为行为的公共意识,始终是他们综合素质中的弱项,这影响了北大学子成大器。

根我观察,北大学子的价值观念有两个极端(当然也不排除中间地带,北大也有许许多多“沉默的大多数”),一个是所谓“崇洋媚外”,越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
观念,越喜欢它们,就越排斥本国文化中那种落后的东西,进而彻底排斥本国文化,这批人绝大多数都渴望出国留学,留学不仅是为了求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尽早离开祖国,去他们所向往的自由、民主的“天堂”,比如美国、欧洲,至少也要到澳洲、新加坡,即使是香港,也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即使留在国内,他们也
更青睐高盛、摩根斯坦利、麦肯锡等外资企业。

另一个是“遵从体制”型,这类人越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
观念,就越觉得“中国模式”靠得住,有生命力,尤其当金融危机爆发,放任式的资本主义遭到怀疑之后。这批人希望能缘着国内体制的阶梯往上走,其中的一些人
毕业后,有留校在共青团等工作岗位上落脚,寻找机会徐图发展的,有考国家或地方公务员的。

考公务员或保研的学生里,有相当多的人是为了“保
身”,即就业形势不好,未来走向不明朗,所以暂时搁置就业或依靠铁饭碗把日子过下去,当然这些学生也不排除出国留学的机会,要看他们在国内能不能找到发展
机会,他们愿意在国内谋求发展希望依托现有体制发展自己,但一旦希望落空,他们一样会观念大转向,转而向国外寻找发展机会。

北大并无多少真
正的精英,但几乎每个北大人都自认属于精英。那些应试教育的优胜者们进入到北大这样相对自由的环境后,加上了解了西方的东西后,心理所承受的冲击可想而
知,许多人都经历了一个迷失方向的阶段。到了大三,面临选择毕业之后的出路,他们加速向现实低头,当然理想的选择也有两条,一个是靠体制吃饭,一是出国留
学,再图长远发展或暂时委身外资企业赚几个钱。

从这个角度看,被认为个人主义的北大学子实际上是最典型的从众主义者。他们很害怕与众不同,
担心只有自己跟不上其他学生的成绩、就业、工资、地位等。学子们自以为是的精英意识不支持他们选择那种无足轻重的、非常不稳定的、普普通通的单位,他们还
是尽可能谋求走高端的、非凡的,无愧于北京大学这一招牌的人生之路。


题在于,从政的也好,赚钱的也好,绝大多数学生只是从谋生、私利、地位等角度去看待社会和自己。从小被舆论、教师、家长压抑,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的孩子们已
经无法或无力真正开放心态和姿态,深思那种攸关国家与人民的大问题,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与制度的关系、世界与中国的关系等深层问题,并没有多少人有
兴趣去研究和关心。“为这个社会,我能做点什么”;“从我个人的优势看,从事什么行业最有利于社会进步”,这种深层而本质性的思考,在今天北大学子,甚至
老师中已很少能看到,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我看到的则是师生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地位、名声而不遗余力,乐此不疲。

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国关
学院的老师曾对我说,他们上学的1980年代,北大真的是充满着朝气,在开放和自由的氛围中,师生们碰撞思想,指点天下大事,当时著名的“三角地”,成为
当时校园各种思潮的集散地,也是各种创意、思想火花、生活时尚的集散地。大家都有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奋斗。

我深知,虽然那一年代的青年有些
简单或极端,但他们的心中有燃烧,那燃烧绝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不仅仅为了功名利禄、锅碗瓢盆,迄今为止,令人钦佩。相比之下,今天的学生已变得
很现实,很实用,很功利,缺乏思想,缺乏理念,只关心个人利益、个人出路,才华都耗费在了这些被技术化了的方面。可能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有关,生存变得严峻了,但不管怎样,这不是真正精英分子的思维状态。这是真相。

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北大“三角地”被改造,学校给的
原因是为了把它电子化,让校园设施更加先进,环境更加优美。学校有学校的政治正确,其他人也许改变不了。但令人沉思的是,当对北大来说具有标志意义、催生
过一代代北大人思想的著名场所被改造、拆除的时候,学子们是漠然的,打开北大BBS,也有人发出几声唉声叹气,如此而已。我不是鼓励谁去做出过激的反应,
我只是有感于一种对自己历史、对思想的冷漠,凸现出当今北大学子身上一种严重的精神缺失。时光已过,仍有余香。

说了这么些,有些悲伤、抑郁
了。今天学生的各种行为也都是由多种力量所决定的。学生“被学习”、“被上进”、“被出国”、“被就业”;老师也“被上课”、“被教育”、“被考试”、
“被老师”。在国家处于这样特殊的时期,生存问题是任何人都不能不面对的,任何学生都想找个能说服自己的去处,却很难。因为难,所以大家都提早上心,考证
书,做兼职,一切为了将来发展。热情、精力甚至体力都已被耗尽,哪里还有多余的时间和热情去过问其他和个人生存无关的事呢。

北大精神,已经深深打上了实用主义的烙印。

我深信,绝不仅仅只有一所北大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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